【大紀元3月9日訊】(大紀元記者辛菲采訪報導) 受理多宗异議人士和法輪功學員案子的中國維權律師高智晟、郭國汀等接連受到當局打壓和恐嚇，引起海內外人士和國際輿論的強烈關注，在律師界也引起一定的反響。大紀元記者辛菲近日采訪了現居西安的著名人權律師張鑒康先生。
*聲援高、郭律師及孫文廣教授
張鑒康律師表示，他完全讚同和支持高智晟律師為法輪功上書﹑辯護﹐郭國汀律師為法輪功學員辯護﹐以及山東大學孫文廣教授為法輪功學員給人大﹑政協上書的行為﹐他表示應該對他們的行為給予大大地肯定﹐他願意在他們的簽名網站上都簽上他的名字。
*願意繼續為法輪功學員辯護
張鑒康律師表示，法輪功學員應該有信仰的自由﹐他曾為當地的法輪功學員代理案件﹐他說﹐如果還有法輪功學員找他﹐他還願意繼續為法輪功學員辯護。他表示他本人雖然不煉法輪功﹐但週圍接觸過不少法輪功學員﹐覺得他們都是好人﹐煉功身心健康﹐挺好的。
張鑒康律師表示，法輪功到底是什麼﹐應該讓大家去做判斷﹐而不應該用所謂的某一個政治領袖﹐就那麼一點淺薄的學識﹐從他那麼一點自私狹隘的觀念出發﹐給法輪功下個定義﹐他無權那麼做﹐雖然他有政治權力﹐但在歷史的層面上﹐他是無權的﹐是小丑一個。
*中國律師界需要國際聲援和發揮整體力量
張鑒康律師指出﹐現在中國律師界整體上還是萎靡不振﹐絕大部份都沒有想到自己的使命和責任﹐在中國律師職業環境非常惡劣的情況下﹐在共產黨的政治暴力﹑司法強權高壓下﹐中國律師的道德在潰敗。他希望國際社會能夠提供更多的幫助。
他認為﹐在中國的律師裡面﹐有象高智晟﹑郭國汀這樣的人物﹐能夠挺身而出﹐發出良心的呼喚﹐是很好的事情﹐可惜﹐還缺少橫向聯合的效應。如果中國律師這種良心的呼喚能夠走向共鳴﹑整體的力量﹐那就很好了。他希望通過法輪功學員﹐能夠形成這種合力﹐不管是對於中國大陸來說﹐還是對於世界人權國家來說﹐都是很有益的。
*人權事業艱難 但正義必勝
張鑒康律師表示，從事人權事業的人在中國現在很艱難﹐在法律界也是如此。他認為法制敗壞的最終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政治腐敗﹐法律臣服于政治之下﹐共產黨有一切資源。就法律領域來說﹐案子首先都很難立﹐共產黨會找各種理由不予立案。
張鑒康律師指出﹐共產黨做壞事時自己也是很恐懼的﹐他們一面在黑暗中製造黑暗﹐在罪惡中製造罪惡的時候﹐他們的手在發抖。張鑒康律師認為國際﹑國內的聲援非常重要﹐大家聲援的義舉對於本身就在發抖的施暴者打擊很大。共產黨不怕孤膽勇士﹐但如果一個人一旦遇事﹐別人能為之呼籲﹐共產黨就害怕。張鑒康律師認為正義必勝﹐要堅定這一點。
下面是大紀元記者辛菲與張鑒康律師的訪談實錄。
記者﹕最近高智晟律師為法輪功上書﹑辯護﹐郭國汀律師也為法輪功學員辯護﹐山東大學孫文廣教授為法輪功學員給人大﹑政協上書﹐不知您怎麼看近期這些公開為法輪功聲援的行為﹖
張鑒康律師﹕這是好事。我是完全讚同﹐也完全支持。我願意在高智晟和孫文廣教授的兩個簽名網站上都簽上我的名字。
我設法跟高律師聯繫﹐一直還沒聯繫上。最近聽說為了林牧老先生的事﹐高律師要來西安﹐我本來想正好碰碰面﹐就有關問題交換一下意見﹐可是聽說他被滯留在北京了。很令人遺憾。
記者﹕您和高智晟﹑郭國汀律師以前有過接觸嗎﹖
張鑒康律師﹕沒有﹐我現在沒有他們的電話。如果有他們的電話﹐我會給他們打電話﹐表示問候和敬意。
記者﹕您對孫文廣教授上書的事怎麼看呢﹖
張鑒康律師﹕我是完全讚同﹐也完全支持的。我也樂意聯署我的名字。
原來每一年在兩會期間我們都搞過上書﹐連續有好多年了﹐89年以後﹐尤其是從93年開始﹐幾乎每年都有。但是後來我們上書以後﹐人大的信訪部門從來沒有跟我們接受過﹐沒有任何答復﹐就是公安部門來過問一下﹐就是過問一下﹐但是他也不說你上書的事兒﹐只是來擾動一下﹐說跟你談談話﹐問問情況﹐問我最近干啥了。
應該很明確地指出﹐這種情況絕對是非法的。按照共產黨自己的信訪制度﹐這都是不對的。人民群眾的來信﹑來訪﹐不能用公安警察的力量來對待。所以﹐現在就我個人來講﹐我確實對向人大上書有一種疲憊的感覺。
雖然我剛纔說到疲憊﹐覺得上書是絕望的表現﹐對共產黨完全絕望了﹐但是我永遠不氣餒。我只是在考慮是不是有其它的更好的行動﹑手段﹐更有效一點。
記者﹕以前好象還沒有人為法輪功公開上書﹖
張鑒康律師﹕對﹐為法輪功向人大上書這還是首次﹐應該給予大大地肯定。如果他們允許我聯署名字的話﹐我會很樂意的。
民間社會有這樣的呼聲是很重要的。這樣非常有助于共產黨內部的開明派或者民主派為中國人權民主事業做一些貢獻﹐能夠促進朝野互動。
記者﹕那好﹐我就幫您在他們的簽名網站上簽上您的名字。
張鑒康律師﹕可以﹐可以加上﹐完全可以。因為我跟高律師沒有辦法聯係上﹐我也想通過您轉達我對他們的敬意。
記者﹕法輪功的話題在國內還是很敏感。最近有這些正義的人士勇敢地站出來為法輪功說話﹐不知您有何感想﹖
張鑒康律師﹕我想這是個好事。很久以來﹐我也和高智晟律師一樣﹐有一種很孤獨的感覺﹐在律師界裡面。
我本人雖然不煉法輪功﹐但週圍接觸過不少法輪功學員﹐我覺得他們都是好人﹐煉功身心健康﹐挺好的。最近我為其中的一位法輪功學員做代理。這位法輪功學員﹐霍女士﹐曾經是解放軍系統的幹部﹐後來轉業到西安體育學院圖書館。2004年上半年﹐她被送到洗腦班關了3個月﹐沒有任何手續﹑證件﹐被剝奪了人身自由3個月。
她出來後﹐就請我為她代理此案。2004年11月25日前後﹐我們要求西安市公安局確認把霍女士強行送進洗腦班是非法的﹐但是石沉大海。我還幫她向西安市公安局外事處申請“因私護照”﹐他們在電腦中搜索﹐發現她煉法輪功﹐就不給辦﹐不予理睬。
後來﹐我幫霍女士寫了一份訴狀﹐起訴西安市公安局行政違法的行為﹐寄到西安市中院以後﹐西安市中院立案廳借故不予立案﹐借口說被告是屬於另外一個區的﹐應該在那個區的法院去立案﹐結果霍女士跑到區裡﹐區法院說﹐你沒有證據啊﹐你怎麼能證明西安市公安局辦學習班﹐把你關了三個月呢﹖
按照國內行政訴訟法的規定﹐被告是負有舉證責任的﹐也就是說西安市公安局在這個案子中是有舉證責任的。原告說﹐你辦學習班﹐侵犯了我的人身權利﹐被告如果認為自己沒有侵犯﹐應該拿出證據來﹐證明自己沒有侵犯他人的權利。規定應該是這樣的。但是區縣法院認為原告沒有證據﹐就把霍女士的案子退回去了﹐不予立案。其實這和我當初的預計也是一樣的。
記者﹕在國內﹐為良心犯﹑法輪功學員等辯護是不是很艱難﹖
張鑒康律師﹕很艱難﹑很艱難。法律臣服于政治之下﹐共產黨有一切資源。案子首先都很難立﹐他們給你找各種理由不予立案。象有些法輪功學員﹐沒有任何手續﹐人身自由被剝奪了﹑被侵犯了﹐可是監察機關硬是說你沒證據。按道理﹐這種行政違法案件﹐被告人應該有舉證責任的。要舉證﹐他沒有任何手續﹐就把人關起來了﹐秘密的﹐或者誘騙去的。在這種情況下﹐你讓人怎麼舉證﹖
人身深受其辱是真實發生的﹐家人去探望開介紹信﹐都是這樣的﹐沒有其它的文字上的材料﹐如﹕“拘留決定”﹑“勞教決定書”之類的﹐如果有的話﹐那這個證據當然很充份了。如果有的話﹐告他行政違法﹐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就是從實例上告了。原告告你首先就是程序違法。
現在中國的律師裡面﹐有象高智晟﹑郭國汀這樣的人物﹐能夠挺身而出﹐發出良心的呼喚﹐是很好的事情﹐可惜﹐我們還是缺少橫向聯合的效應。如果中國律師這種良心的呼喚能夠走向共鳴﹑整體的力量﹐那就很好了。但願通過法輪功學員﹐能夠形成這種合力。不管是對於中國大陸來說﹐還是對於世界人權國家來說﹐都是很有益的。
中國律師界這塊太弱了﹐完全是偏離了世界律師在人權事業上的那種突進的力度和方向﹐完全偏離了﹐都是在所謂的務實。好多人不接政治案件﹐連刑事案件都不接﹐因為共產黨會去刑法裡的有關條文﹐說律師代理人偽證罪之類的﹐第306條﹐過去我們寫過文章﹐也探討過這個問題﹐強烈要求修改。但是在立法層次上﹐中國律師是一個弱勢群體﹐即使可能個別人掙了不少錢﹐但是他基本上不發出什麼作用﹐基本上都是用在揮霍上了﹐用在優化自己的生活方面了。中國律師在立法環節裡面和薄弱﹐象在全國人大裡面﹐律師很少﹐法律草案都是有關部門弄出來的。
我記得前幾年﹐99年的時候﹐我曾經為中國的律師界人權屢屢為司法當局侵犯﹐寫過一篇文章﹐在中國律師雜誌上刊登了﹐當時律師在合法的執行律師公務的過程中﹐經常被無端地拘禁﹑甚至毆打﹐曾經有一個法院在審判案件的過程中﹐律師的意見和法官相左﹐結果法官就惱羞成怒﹐命令法警把律師扣在藤條椅上﹐毆打了40多分鐘﹐非常嚴重的。後來那個案件不了了之﹐我們就沒有再看到下文。
在我們西安也曾經發生過類似事情﹐當一位律師提出案件在審判過程中程序有違法的現象時﹐一位姓趙的女法官就在律師的臉上打了好幾個耳光。後來那位女法官從西安市法院系統調到外地去了﹐仍然做她的法官。
另外還有我們所的一位律師﹐他們母子倆都是律師﹐正好前幾天我還見到過那位女律師﹐快70歲了。她和她的兒子都在我們西安的碑林區法院工作﹐為一個案件中的不同的當事人做代理的時候﹐因為座位的問題﹐當時也不是在正兒八經的審判庭開庭﹐而是在法官的辦公室裡面﹐為座位問題﹐為律師帶沒帶律師證的問題﹐發生口角衝突﹐撕打起來。當一些法警打兒子的時候﹐那位女律師就高喊著“打人了﹐打人了﹗”﹐結果有人過來朝著這位不到80斤重的女律師身上﹑腰上亂踹﹐踹得她大小便失禁。
這類事情非常多﹐特別多。
後來﹐很有諷刺意味的是﹐西安市的司法局﹑碑林局的政法委員會﹐還有碑林法院幾家組成了一個聯合調查組﹐得出的結論是﹕法官是為了維護法庭秩序﹐但是言語方面不文明﹐可是不承認有毆打的行為﹐說查無實據。
後來﹐那位女律師的住院費用說是讓司法局承擔﹐當時我們所在的陝西第一律師事務所﹐是一個獨立核算﹑自輸自支的律師事務所﹐最後這個醫療費用由我們所自己承擔了。我們的人被打﹐醫療費還由我們自己承擔。
曾經有一次那位老律師很生氣﹐在人大開會的時候﹐她說﹕我很想到北京去﹐我去伸冤去。我說﹕我跟你一塊去。這位老律師的丈夫本身還是一個檢察院的檢查官。
所以我想在中國律師這個職業環境非常惡劣的情況下﹐在黨文化的高壓下﹐黨的政治暴力﹑司法強權高壓下﹐律師這種道德素質﹐有時不得不這樣﹐為了生存﹐委曲求全﹐為了當事人的利益﹐因為如果老打敗官司﹐就沒人請你了。有時法官就是在弄權﹐有時律師不好駁法官的面子﹐就越來越助長了法官的威勢﹐法官就不可一世了。
長期以來﹐就慢慢形成了奴化的現象。在奴化的過程中﹐中國律師的道德就全線潰敗了。很多比我年輕很多的人經常跟我說“你太幼稚了”﹐說我很幼稚。我只能苦笑。
記者﹕象法輪功這個問題﹐涉及全國性的範圍﹐而且對法輪功學員的關押行為基本上都是非法操作。中國律師界對此的反應如何呢﹖
張鑒康律師﹕很麻木。我不說現在。根據我的觀察﹐西安市這地方法輪功學員應該說很多的﹐但是有很多律師就是隨風倒﹐反正上面批判﹐我就跟著批判吧。曾經有一個人跟我聊。我說﹐我認識好幾個法輪功學員。他就說﹐那你趕快挽救他們一下。竟然說這種很可笑的話語。
記者﹕聽起來好象跟中共官方的腔調一樣。
張鑒康律師﹕一模一樣的。那是一個共產黨員律師。還有一位在律師界頗負盛名的律師﹐一個副會長﹐私下裡跟我聊起來﹐很神秘地問我﹕你說政府打擊法輪功﹐你說到底是法輪功錯了﹐還是政府錯了﹖他問我的意見﹐我給他表明我的意見﹐我從一開始就表明我的意見﹐我說﹐法輪功學員應該有信仰自由。
記者﹕他們通常是對法輪功真相還不太了解﹐還是即使了解了﹐也畏于壓力不敢做辯護呢﹖
張鑒康律師﹕應該說﹐大部份是不了解﹐都沒看過法輪功的書。我想。既然沒有看過﹐就不應該批判人家。批判總得有前提條件啊。
記者﹕其實中共就是怕人看法輪功的書﹐所以就禁書﹑燒書﹐因為他知道人們一看法輪功的書﹐就知道好﹐共產黨自己的謊言就不攻自破了。
張鑒康律師﹕是的。文革時﹐好象還做摘錄什麼的。共產黨要是覺得法輪功有問題﹐可以把法輪功的書摘錄摘錄嘛。摘錄都做不到﹐還別說是印刷了。法輪功到底是什麼﹐應該讓人民去做判斷嘛﹐而不應該用所謂的某一個政治領袖﹐就那麼一點淺薄的學識﹐從他那麼一點自私狹隘的觀念出發﹐給法輪功下個定義﹐他無權那麼做。雖然他有政治權力﹐但在歷史的層面上﹐他是無權的﹐是小丑一個。我在任何地方﹐都敢下這個結論﹕小丑一個。
我的一些朋友﹐尤其在北京的朋友﹐都在說﹕某人下這麼一個指令﹐打壓法輪功﹐是最愚蠢的。
還有一次﹐我在北京參加一個聚餐會﹐一位老人﹐74﹑75歲的老人﹐他聯想到焦國標先生寫的文章《討伐中宣部》﹐他說﹐這樣的好文字能出來﹐是因為焦國標先生是做新聞媒體工作的﹐教新聞學的﹐他對這種黨文化施加在新聞上的暴虐感同身受﹐所以他能寫出這樣的文字來。
說到那兒﹐老先生話鋒一轉﹐說﹕那麼現在誰給法輪功說話呢﹖法輪功是中國當今最大的弱勢群體之一。誰為他們說話呢﹖
記者﹕您說的那位老先生是誰呢﹖
張鑒康律師﹕這是我親耳聽見的﹐但現在還不便公開他的姓名﹐出於對他安危的考慮吧。對不起啊。
記者﹕沒關係﹐我能理解。是不是有些人覺得法輪功學員搞政治﹐在這上面有障礙。
張鑒康律師﹕在共產黨看來﹐說真話就是搞政治﹐一切集權政權都是這麼看的。就是修條馬路之類的公益性活動﹐也算是政治﹐他認為你跟我交往就是搞政治。
記者﹕對於法輪功學員的上訪請願等活動﹐全都扣上“搞政治”的帽子。要是按共產黨的概念﹐吃飯﹑生活﹑生存﹐都是搞政治。
張鑒康律師﹕法輪功學員的這些行為都是正常的﹐人民嘛﹐是一個群體嘛。想這樣去表達自己的訴求﹐這種和平的請願﹐何罪之有啊﹖﹗共產黨已經被嚇得寢不安寐了。
最可氣的是﹐他認為你搞政治不行﹐我可以搞政治。政治是我們家的﹐任何其他人不能進來。
記者﹕您覺得現在對於高智晟、郭國汀律師正義的行為﹐國內律師界的反響如何呢﹖
張鑒康律師﹕因為好多人可能沒有看到﹐反正在我的週圍﹐前兩天﹐我在網上點了高智晟律師的名字﹐看到了高智晟律師寫的東西﹐還有袁紅冰先生寫的《俠之大者》的文章﹐也很有感觸。律師的評論文章﹐好象還沒有看到﹐我是指在論壇上的帖子。
記者﹕也有可能﹐有人寫了﹐但很快就被刪掉了。
張鑒康律師﹕也有可能。我還特別注意看律師界怎麼評論。我只是從高律師寫的那篇文章裡看到﹐很多和他相熟的人勸他﹕說那樣做不好﹐自討苦吃。
那麼從這裡可以看出﹐中國律師現在的精神狀態﹐應該說整體上還是萎靡不振的﹐絕大部份都沒有想到自己的使命和責任。
都是在為吃飯而發愁。實際上﹐很多律師吃飯問題是不存在的﹐是借口。還是一個怕。象高律師﹐還有我﹐應該說經濟條件比其他律師更差一些。
中國許多律師和法官﹐你搞司法腐敗﹐我搞律師腐敗﹐叫“腐敗合流”。整體上道德的自覺要走的路還是很長的。
記者﹕其實跟整個中共對各個領域的高壓控制有關。
張鑒康律師﹕是的﹐跟整個高壓控制有關。為了自己的飯碗﹐正象哈維爾所講的﹐這些無權者﹐生怕自己職業有問題﹐孩子就學有問題﹐方方面面的就是為了這些東西。所以我們的中國律師和我們中國的普通公民一樣﹐慢慢地都弱化了﹑奴化了﹑卑微化了。
記者﹕象您如果有這樣的機會﹐是否還會為法輪功學員辯護呢﹖
張鑒康律師﹕只要他們願意請我﹐那我就願意為他們辯護。
記者﹕您不怕受到威脅嗎﹖
張鑒康律師﹕我好象已經習慣了。我記得93年的時候﹐我曾經怕過﹐這個我老老實實承認。當時﹐我剛拿上正式的律師職業證﹐我就簽名了。當時是為了一個集體拆遷案件﹐就發個倡議書﹐希望公民們團結起來﹐保衛人權。
當時考慮在1989年大鎮壓之後﹐我們中國公民的活動空間很小﹐人們都把自己封鎖起來﹐不敢跟別人交換意見﹐不敢跟別人談話﹐不敢流露自己的心聲﹐不敢哭泣。在那個時候﹐我拿到律師證﹐我沒有想到先用這個謀求財富﹐別人認為我有種英雄衝動﹐想當英雄了。
但是我當時就這樣想的﹐用我的律師身份來簽名。結果這一簽﹐就不可收拾﹐公安局的人來了﹐查我家﹐搜了我好多材料。強迫我交待“團結保衛人權”這麼個倡議書﹐是不是要倡導搞成一個組織。我還給別人辯護呢﹐我們是倡導保衛人權﹐是倡導團結保衛人權這麼一種行為﹐並沒有說我們要成立一個組織。我說我們成立一個組織﹐那不就是反革命集團了嗎﹖因為93年的時候﹐中國的刑法裡面還有“反革命罪”。97年才修改的。
那是12年以前的事兒﹐那次僅僅是因為一個倡議書﹐當時那種緊張我現在還覺得好象是昨天發生的一樣。那警車呼嘯而去﹐好傢伙﹐就好象出現了大搜捕一樣。當時我也猶豫﹐我是走﹐還是不走。後來還是決定不走﹐看他怎麼辦。
從那以後﹐就習慣了。
記者﹕後來您就經常做這種正義的為人權呼籲的事情﹐是嗎﹖
是的。一直在做﹐但就是長期以來沒什麼進展。總覺得﹐有一種疲憊的感覺。包括給全國人大上書﹐給政協的呼籲﹐以前是主動地用用這種方式﹐現在覺得這種方式一直在用﹐很單調﹐好象也沒有太大的效應。
記者﹕但其實這種正義的聲音是很有意義的﹐不一定能夠及時或者在短期內達到預期的效果﹐但是這種聲音在傳播﹐在喚醒更多的人覺醒﹐尤其是當大多數人還在麻木的時候﹐這為數不多的先行者﹐也是需要極大的道德勇氣和正義感的。
張鑒康律師﹕對﹐對﹐對﹐是這樣的。有一段時間﹐我沒有聯署名字﹐是因為我在一家律師事務所也是合伙人之一﹐我覺得可能不太方便﹐但如果有這種辯護的需要﹐我一定會樂意接受的。可惜一直沒有﹐沒有法輪功學員來找我。
記者﹕這次您說出來了﹐可能大家就知道了。可能是因為互相之間沒有橋樑﹐沒有溝通的渠道。幾年前﹐據說中共下指令說律師不能給法輪功學員做辯護。不知您聽說此事了嗎﹖
張鑒康律師﹕我聽到過﹐但沒見到文字。他們如果這樣做的話﹐那就貽笑天下了。因為即使是殺人犯﹐都要辯護﹐甚至還指定辯護。如果這樣做的話﹐那就實在是難以理喻了。
記者﹕因為中共知道對法輪功的所有行為都是非法的﹐都未經過合法的審判程序﹐而且是全國性的大規模的違法行為﹐他們自己應該也是非常恐懼和心虛的。
張鑒康律師﹕是的﹐他們很恐懼﹐很恐懼。他們一面在黑暗中製造黑暗﹐在罪惡中製造罪惡的時候﹐他們的手在發抖。我想﹐他們如果還有一點良知的話﹐晚上也會寢不安寐的。(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