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小女儿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說，當鄧小平听到四人幫被捕的消息后，他所說的第一句話是：“呵，這樣一來，我就可以安度晚年了。”就最淺顯的層次而言，那當然是說，在那几個必欲置他于死地的文革激進派被鏟除之后，他的生命將不再受到嚴重威脅。但是此話絕非僅在說出這一簡單的事實。鄧小平不會不知道，四人幫一除，他的再度复出就只是時間問題了，收拾殘局，重建未來的重責將自然落到他的肩上，即使鄧小平本人不作“舍我其誰”之想，眾多聲望与魄力遠遠及不上他的元老也會將他推上主帥之位的。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國，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共，面臨著重大的歷史性抉擇，鄧小平也包括在內，只是他所作出的抉擇比任何其他人更為舉足輕重而已。抉擇是多种多樣的，同一句“解放思想”，就有解放到何种程度之別；同一句“改革開放”，就有不同的主攻點，不同的力度，不同的藍圖和內涵之差。本書前面已經說過，對毛澤東如何批判是個至關重大的標志性抉擇，可以肯定地說，按照鄧小平的背景和個性，他內心里對毛的批判要遠比正式公開的批判深入，他是估量了共產党的整體水平之后才作出現有抉擇的，也即是說，作為個人他是有所妥協的。鄧小平的有些抉擇比較容易作出，比如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等等；而有些抉擇則難于下手，比如政治體制改革。他多次強烈提到過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但他自己沒有在這方面采取任何強有力的實際步驟。他自己退出領導一線，把工作讓給其他較有識見、較有激情、較為年富力強的領導人來做（如胡耀邦），表面上可以冠冕堂皇地說，這是為廢除領導干部終身制率先垂范，但不能不說暗中含有讓別人試一下之意。想做，而又不敢貿然行事，到遭到党內保守勢力強烈反對時，不惜讓胡耀邦做犧牲，這里面的隱情無法盡言。鄧小平有句名言，叫做“摸著石頭過河”，鄧小平在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性抉擇中，何尚不是在“摸著石頭過河”呢！（當然，他的政治改革決非徹底的改革，只是革弊而已）。他重在維持穩定，當改革危及穩定時，他宁可從改革目標上后退。除去种种其它原因，這与他希望安度晚年有關，他其時畢竟已是一個年過八旬的老人了。他不想畢其功于一役，他想把事情留給后人。是复雜的事態和他的自身條件決定了他的抉擇。
他的這种抉擇當然不會使具有民主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滿意。
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以及反對自由化運動的開展，即是對這部分知識分子的壓制。但是，舊政治體制之弊是無情的現實存在，它甚至因為持不同政見知識分子的遭壓制而變本加厲，胡耀邦他們的焦急是可以理解的。党內保守勢力對胡都不能容忍，他們對知識分子的民主要求能抱什么態度就可以想見了。中國迫切需要政治體制改革的現實，与党內那些自身利益与舊體制緊密聯接在一起的保守勢力的強大，形成了不可避免的沖突之源。
沈天心与他的朋友們屬于埋沒于民間的民主主義知識分子，他們處于社會底層，必須為謀生付出大部分時間和精力，在現實政治生活中毫無發言權。但是如果有人問他：他心里有著一幅怎樣的政治體制改革藍圖？那他就會回答：中國必須實行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廢除一党制，實行多党制，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進行真正意義上的普選等等。也即是說，在中國實行西方現代民主政治制度，還尊嚴于個人。當然，在現實生活中，除了在几個知友之間談談之外，絕不會有人正儿八經問他這個問題。不過，他對此可是認真的，他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夠看到這個理想在中國實現，如若不然，他將始終堅持這一理想，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在他眼里，鄧小平并不享有無比崇高的地位，盡管在鄧小平主政以來，他自己以及他們一家是發生了很大的積極變化的，這种變化包括：華靜文上大學并成為高校教師；侄儿小易与侄女小晶由于學習成績优秀，一個被保送复旦大學物理系；一個考進了复旦大學遺傳工程系。更為可喜的是，小易于88年下半年考取由李政道博士安排的留美物理研究生，將赴美國深造。但是政治思想不是可以交易的，而且獲得机會是人的固有權利，并不是出于某人的恩賜！為沈天心時時深刻意識到的，被無情剝奪的基本權利還多著呢！与此相比，与整個國家的急切需要相比，已經發生的變化就顯得渺小了。
89年春夏的學潮使沈天心大受鼓舞，以民主主義思想為指導，以反腐敗為口號，以大學生為主體，有工人和其他各階層人士參加，以北京為中心的席卷全國的抗議浪潮，強有力地向世界表明：中國人民的民主覺悟已經達到了空前高漲的程度。各种大眾傳媒一向是受控制最嚴的部門，但在這場運動中卻有惊人的良好表現，成了學生運動的有力支持者。這除了表明共產党內部分知識分子改革派所具有的良知之外，也最清楚不過地表明，中國的廣大新聞界從業人
員已經具有敢于捍衛新聞自由的可貴素質。誰說中國尚不具備實行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條件？請看64前那一段時間！完全可以斷言，假如鄧小平能夠抓住這一契机，組織民主力量，重創党內保守勢力，把中國較為迅速地引向民主政治軌道，那可并不是天方夜譚式的奇談！當然，歷史不接受“假如”二字。鄧小平的改革家形象毀于一旦，那是注定了的悲劇！他只是個老態龍鐘、迷信武力，對現代世界深感恐懼的共產党人啊！
在共產党中央政治局官員中，沈天心看到胡啟立急切俯下身子，甚至跪著一條腿向躺著絕食的大學生表示慰問的鏡頭；他也看到趙紫陽含淚勸說學生回校，說“我老了，已經無所謂了，你們還年輕，需要好好保護自己。”的場景。他也看到李鵬那虛偽的臉，喬石那陰冷的目光。
關城師專學生為聲援北京組織了盛大的游行，沈天心始終站在店門口觀看，心里升起澎湃的巨潮。在解放后這么多游行之中，唯有這次才是人民力量的真正體現，使人鼓舞，使人看到中國的希望，使人感到無比庄嚴、神圣。面對揮動紙旗，高呼口號的游行學生，沈天心的胸膛在不知不覺間直挺起來了，他覺得渾身充滿了力量。那年上半年，學校派華靜文到上海外貿學院進修外貿英語，此時正在上海，沈天心看了游行后當即給她寫了封信，告訴她自已的感受。那天，她們班正好舉行聲援會，華靜文在會上說：“我剛才接到我先生的信，他告訴我，我們學校的同學昨天舉行了盛大的游行。我先生和我都熱切希望中國實現政治民主化，我先生說，學生的游行使他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我在這儿進修，不能和我的學生們一起參加游行，但我的心是和他們緊緊貼在一起的。看了我先生的信，我覺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愛我的學生。對他們表示聲援，這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她的講話贏得了熱烈的掌聲。
天安門廣場上的靜坐絕食斗爭已經到了使空气點得著火的緊張程度，采取何种解決辦法就看共產党權力中樞作出怎樣的決定。沈天心原認為，頑固的保守勢力即使采取殘酷的軍事鎮壓手段，也不可能平息這場已經使全國沸騰的偉大愛國運動。即使鎮壓得了北京，難道還能鎮壓得了上海、南京、武漢、廣州、沈陽所有這些大城市嗎？當慘烈的大規模流血事件在北京發生之后，沈天心是極為震惊和悲憤的。6月5日下午，他斷然決定租一輛小車，連夜駛往上海，去接上海外貿學院的華靜文和在复旦大學的小易和小晶。已定小易于8月底赴美，他此時在校等待辦理出國手續。在沈天心看來，保護小易比什么都重要。
車子進入上海市區已近深夜，只見馬路中間橫著作為路障的一輛輛又長又大的公交車，小車必須駛上狹窄的人行道才能前進，但在暗淡的街燈光里，街道上闃無人跡，一片空蕩，滿目凄涼。寒意襲上沈天心的心頭，他知道，一場在中國現代史上比五四運動更加聲勢浩大，意義更加重大的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已淹沒在血泊之中了。
兩天后，吳府城在關城市文聯一個小車司机陪同下，來到沈天心店里，剛到里面辦公室沙發上坐好，吳府城就對沈天心放聲大哭。
“天心啊，我是特為到你這儿來哭的，我別處不好哭，只好到你這儿來哭。我只想痛痛快快大哭一場！中國的政權竟然掌握在這么一批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手里！竟然用坦克和机槍對付學生！比以前的軍閥更加凶殘！中國還有什么希望？中國要黑暗到何年何月？我們苟活于此還有什么意義？還不如跟遇難學生一起飲彈而亡！天心啊，…”他邊哭邊訴。
沈天心用力捏著他的手，不吭一聲。
那位司机惊駭地哆嗦說：“老吳，別……別……”
88年下半年，新建立的關城市殘疾人聯合會了解到，在關城，一個名叫沈天心的肢殘人不僅能夠自強自立，而且与一位大學本科畢業的高校教師建立了美滿的家庭，并在擔任复印机經營部經理的同時，已發表了相當數量的翻譯作品，具有作為典型的价值，所以找上門來。89年4月份助殘日那天，關城電視台還播放了一個介紹沈天心的專題節目。沒過多少天，關城二中一位初二年級班主任慕名而至，請沈天心于6月10日給她班上的學生作一個如何刻苦自學成才的講話，以鼓勵學生努力學習。到6月10日，沈天心心里反复在想，自己應該如何面對這些純洁的初中生？盡管當權者已對64事件定了性，但在64事件的血腥味尚在空气中不絕如縷之時，對此默不作聲，只當沒有這回事，那可不是正直有節之人所應為。孩子們需要懂點事，需要有點心靈的沉重！
那天，二中的校長、團委書記等好几個領導和老師都在教室后面坐著听講。沈天心在講台上坐好之后，就凝神正色地說：“各位同學：几天前，北京發生了嚴重的流血事件，我心里非常悲痛。所以，在我与同學們相處的這段時間里，如果同學們發現我心情不是很好，就請大家原諒。”沈天心講了這段話之后才開始轉入正題。沈天心知道，坐在教室后面的某些共產党干部由此可以明了自己的政治態度（中央的定性可是反革命暴亂啊！），但是，他覺得自己非這么點一下不可！否則就太不象人了。
不能公開體面地表明自己對重大問題的觀點，反對當權者就是犯罪，當權者犯錯誤，甚至是犯下滔天大罪，你還得被迫違心表態，為他叫好，這是中國人民在共產党統治下所受到的基本侮辱之一。沈天心是因為具備某些特殊條件，所以他才能堂而皇之說出這么几句雖然明顯是反調，但分量畢竟還不算重的話，說了也沒有造成什么難堪的后果。首先，他是自謀生路的，他吃的不是國家的飯，比較不那么受制于人；其次，他的人品与作為已經得到社會的首肯，他處于一個比較有利的地位；第三，他那話只是一個開場白，緊接著就轉入另題了。
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不可能是一個正直的社會，虛偽盛行，奸邪得勢，道德淪喪可以說皆由此起。而且，維護一家之言也即贊賞淺薄偏狹，倡導無知，鼓勵不動腦筋，形成整個社會万馬齊喑、毫無生气与探索力。對于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而言，這樣一個社會是具有窒息性的。對于整個民族，當然會由于民智得不到啟迪而始終在低素質的泥潭里摸爬滾打。
中國在辛亥革命之后是有過一定的言論自由的，盡管在不同階段，言論自由的法律保障可靠程度不一，但總沒有達到言論自由被徹底封殺的地步。徹底封殺是共產党完成的，這顯然是可悲的歷史倒退。文化大革命和64慘劇只有在言論自由可以被徹底封殺的社會里出現，剝奪言論自由對社會的危害就有這么大！共產党不把言論自由還給人民，它所進行的一切所謂改革就都是建筑在沙灘上的。高懸于中國人民頭上的那把專制暴虐的克利達莫斯之劍隨時都有可能下落。
華靜文待秩序恢复后又去上海外貿學院進修，省去了不少在自己學校開會表態之苦；小易赴美之事并未受到事件的影響，于8月底按預定時間成行。小易是個一心埋頭于學習的專業人才，由于一向順利，對國家政治狀況并不關心，也無痛切之感。赴美只是他生活道路上自然跨出的一步，所以他自己對此倒沒有家人們那么高興。他的父母親感到揚眉吐气，而沈天心賦予此舉以救國救民的大意義，在他看來，中國需要向西方國家學習的東西太多了，他希望中國有越來越多的优秀大學畢業生到西方深造，然后再回過頭來，用他們的所學來改造和建設中國。那可不單是科學技術，而是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
“我一向家庭觀念很重，我是一定要回來的。”小非對沈天心說。“我并不覺得我非要到美國去讀書，或非要在美國工作不可，在國內也是一樣的。”
“我并不是說你非留在美國不可，但是，你在作任何選擇時，都必須首先确保自己的自由，不要讓自己落入他人的控制之中，一受人控制，你的事業就無法得到充分發展了。上一輩知識分子在這方面的教訓太多了。”沈天心說。
小易還是很天真的，但不管他如何天真，他要到美國深造畢竟已是現實，這總歸是件大好事。他的生活和思想還要發展，到那時候又是那時候的樣子了，并不需要為他現在的想法太擔心，所以在這方面沈天心并不想和他談得太多。小易跨出了這么一大步，這就夠沈天心高興的了。
關城地方小，但這些年已時有消息流傳，某家的孩子到美國留學去了，某學校的青年教師先是考取了研究生，后來出國去攻讀博士學位了；沈天心家所在居民會一對做裁縫的夫婦，儿子學習成績出色，比小易早一年去了美國。在复旦大學那樣的名牌大學，出國深造已成為优秀學生追求的最大目標。小晶比她哥哥急切，小易出去之后，她就覺得自己出去的條件也已經具備了。她一面請小易為她落實經濟擔保与物色合适學校，一面以閃電式的速度，准備并以优异成績通過了托福和GRE英語考試，在小易去國僅一年時間之后，就成功轉學，到美國羅契斯特大學上四年級。
在中國政治制度沒有發生根本改變的背景下，所發生的這些較小的局部性積極變化（表現于各個領域），使沈天心意識到，中國即使處在流血和痛苦之中，但它還是在為未來的進步默默創造著條件，積蓄著力量。沈天心是希望中國發生突變的，先解決根本問題，然后再從事發展。作為生命有限的個人，他不愿意看到給中國人民帶來無盡的深重災難，極大地阻礙中國走上現代化之路的封建性政治制度曠日持久地保持下去。但是，他也意識到，中國問題是要在一個歷史進程中來加以解決的，這個進程的長短是由許許多多复雜的歷史和現實因素決定的，絕不以個人生命的時限為期。因此，在對突變可能進行估量的同時，他也看到了一個已在進行的漸變過程，而且，在尼克松總統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之后，可以說，西方世界已經參与到中國的漸變中來了。突變的最后到來，應該說正是漸變積累的結果。
64事件是在中國人民的親西方傾向已經完全形成的情況下發生的，美國和所有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共野蠻暴行的強烈譴責，使處于高壓下透不過气來的中國人民心中明白，這個世界絕不是中共所能一手遮天的。布什總統展示一位北京大學生阻攔一輛坦克的照片﹐對中國的愛國青年面對強暴的大無畏精神表示高度贊揚和由衷敬佩的情景，使多少具有良知的中國人為此感慨下淚！美國政府對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聲望卓著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以及在64運動中涌現出來的多位學生領袖的營救，使中國人民意識到，這場可歌可泣的壯烈的民主運動并沒有真正結束。
90年下半年，小易寫信給沈天心說，布什總統下令，對在90年4月前來美的中國大陸留學生，一律給予政治庇護，發放綠卡。小易說他覺得自己并不需要政治庇護，所以他還不想辦理此項申請。當時，在美留學生聲援國內學生運動的活動有很多人參加，甚至包括駐美使館的年輕工作人員，小易大概不甚了解這方面的情況。沈天心寫信給小易說，綠卡最終總要申請的，持有綠卡就是持有自由，即使今后回國服務，身上有綠卡也對保護自己有利。所以，与其今后申請，還不如乘此机會把綠卡拿到手，免去今后必辦的一件事。
有次，沈天心在報上看到一篇報道，介紹某某留學生在硅谷創辦了一個自己的小公司，賺了几百万美元后，又回國內辦了一個公司，發展迅速，為中國經濟建設作出了可貴的貢獻。沈天心給小易寫信時，將這篇剪報也寄了去。他對小易說，留學生回國服務，當以不受制于人為先決條件。不受制于人需具備兩個要素：一是技術，二是資金，缺一不可。報道中那位留學生的做法，值得參考。他不是一得到博士學位就回來，而是到擁有一定資金實力后再回來。這樣，他就獲得了徹底的自主權，沒人能夠擺布他了。他既可遂為國家作貢獻之愿，又可确保自己的充分發展不受任何影響与干擾。沈天心是在給小易打預防針，他确實擔心小易到時候會由于缺乏政治敏感性而作出于已不利的選擇，盡管這一天一時還不至到來。
89年發生于中國的64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慘遭血腥鎮壓，在全世界激起了超出人們預想的強烈沖擊，因為它徹底暴露了共產党政權的專橫殘暴，使共產党尚在台上，但國家已處于正向縱深發展的民主化進程之中的蘇聯和東歐各國人民受到了猛烈的震蕩。尼克松總統曾作過“1999，不戰而胜”的預言，但遠見如他，也不曾料到，共產党政權在世界范圍內的大崩潰竟會來得如此迅猛！64運動簡直就象是一次大地震，它沒有把處于震中的中共政權震塌，但它的余波卻在蘇聯和東歐激起了新的連鎖性巨震，使蘇聯和東歐在一夜之間改天換地！就世界政治形勢有利于民主的激劇改觀而言，64英雄們的鮮血絕沒有白流，俄羅斯和東歐一批新的民主國家在共產党政權的虛墟上崛起，即是從他們的血泊之中所開放出來的奇葩！
或許有人會說，這一論定未免有點武斷，但沈天心沒有一天怀疑過在中國的64運動和蘇聯、東歐的巨變之間所存在的這种關系。世界范圍民主与獨裁兩大營壘的長期斗爭從來都是互動的。只是中國的封建歷史特別久遠，傳統民族文化中的民主元素特別缺乏，民眾的經濟和文化生活水平特別低下，西方影響對中國社會的滲透特別不容易，所以，中共政權還能在64之后的世界上碩果僅存。但是，那只是僅存而已。(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