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8日訊】(芝加哥新世紀電視臺專訪)
親歷“四二五”和沒有想到的“七二０”大鎮壓
楊曉玫﹕各位觀眾大家好﹐今天我們向大家介紹一位特別的來賓。他就是《大紀元時報》前駐北京記者王斌先生。王斌先生是《大紀元時報》創辦初期最早的一批記者之一。他也因為參與這一工作而被中共判處了三年的有期徒刑。最後幾經週折來到美國﹐同時王斌先生也是一位法輪功學員。曾參加過“四二五”上訪等法輪功的重大事件。今天也是恰逢“四二五”六周年﹐我們今天有幸請到王斌先生來為我們再介紹一下這個重大事件的過程。因為至今“四二五”事件還被一些人士和媒體形容為“圍攻或包圍中南海”。當時在中國科學院化工冶金研究所做博士生的王斌先生親歷了這起事件的全過程﹐下面就請王斌先生談談當時的情況。
王斌﹕到現在還有許多的人認為﹐法輪功什麼都好﹐就是“四二五圍攻中南海”﹐就因為是“四二五”才導致了鎮壓。這個認識可以說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即使沒有“四二五”按照中共政權的流氓本質也必然會對法輪功鎮壓。因為這個事情它前前後後醞釀了很長時間了。按照北京老百姓的話說﹕“就是一個釣魚協會的人多了﹐它也會鎮壓的。”
鎮壓法輪功之初就是九六年的“光明日報事件”﹐然後是禁書﹐從九八年開始中共公安部下發了一個文件﹐把法輪功內定為邪教要求全國公安取證。在這個過程中就有許多媒體開始給法輪功造謠。這就是中共的慣用手段﹕上層發動﹐然後下面開始做手腳。
在這個媒體造謠和很多法輪功學員受到騷擾的過程中﹐法輪功學員寫了大量的信去反映真實情況。在這個所有的事情都不奏效的情況下﹐ 有一個導火線就是何祚庥再次誣蔑法輪功﹐用的還是同樣的例子﹐當時他用的那個例子是我的同學﹐他所講的情況完全與事實不符合。
這個事情發生後﹐很多學員就找到那個報社去反映情況﹐但遭到防爆警察的毆打﹐打得非常的嚴重﹐據說當時有老太太的褲帶都被拉斷下來了。因為我們實在沒地方去申訴最後才導致了“四二五”。
楊曉玫﹕那就是說當初不管有沒有“四二五”中共都會鎮壓法輪功了﹖
王斌﹕對﹐前期主要策劃的就是羅干。
楊曉玫﹕我們在海外還聽到一種說法﹐就是法輪功不應和政府對著干﹐應該是去溝通﹐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王斌﹕說我們沒有和政府溝通﹐“四二五”是直接去“鬧事”﹐可以說這完全是一種不公正和偏見的說法。因為我們當時是給中央的各層領導寫了大量的信﹐光是中關村和中科院學員寫的信就有幾百封了。我自己就寫了很多﹐有多少我自己都忘記了﹐每一次有不公正的事情出來我都會寫信去反映情況。我曾親自上門去找了何祚庥﹐中科院的八名研究生也給何祚庥寫了信。所以每次事情出來我們都是抱著信任的態度去找的政府和有關當事人。
楊曉玫﹕那就是說你們並沒有想到會被鎮壓﹖
王斌﹕是﹐完全沒有想到。
楊曉玫﹕那“七二零”鎮壓發生後你是什麼一種心情﹖
王斌﹕我感覺非常痛心﹐我當時就覺得中華民族在中共的統治下徹底沒有希望了。萬萬沒有想到這樣一個僅僅是健身的修煉群體﹑這麼平和的一個群體居然會被中共鎮壓。
為中國百姓的知情權﹐創辦《大紀元時報》被抓捕判刑
楊曉玫﹕這之後你們創辦了大紀元。
王斌﹕鎮壓之後中國所有的媒體都是扑天蓋地的歪曲事實的宣傳﹐當時海外的華人媒體也受中共的影響﹐這種影響來自經濟﹑政治等方方面面。所以當時沒有一家媒體敢于為法輪功正面說話。所以我就決定和許多高級知識分子一起創辦《大紀元時報》。
楊曉玫﹕象《大紀元時報》這樣的報紙在中國辦下去實在是不容易﹐在二０００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公安部對“大紀元”就正式立案了﹐代號為“１２１６”。當時你們作為大紀元的記者來講一定面臨了很多的危險﹐你能不能給我們介紹一下當時創辦大紀元的人員和創辦大紀元的方向。
王斌﹕當時我們的主導思想就是要讓中國的老百姓有知情權﹐要讓他們了解最真實的事實。當時參加創辦的人中不僅有法輪功學員還有一些非法輪功的正義之士。當時辦這個媒體的時候想把她辦成一個綜合形的媒體﹐涵蓋範圍相當廣。當然作為一些法輪功學員參與其中﹐那麼我們理所當然的報導了大量的中共侵犯人權﹐血腥鎮壓法輪功的真實事實。
楊曉玫﹕這是不是導致你最後被抓的主要原因﹖
王斌﹕是﹐在抓我們這批人的時候動用了當時國內最先進的衛星定位系統﹐這種設備只有在中國的幾個大城市才有。當時一共抓了三十多個人﹐地點是不同的﹐有在珠海抓的﹐有在北京抓的﹐有在上海抓的。我是在北京被抓的。這三十多個人絕大多數是名牌大學畢業﹐其中被判重刑的有十多個﹐這個案件一共有九十多個人牽扯其中。這些人絕大多數是中國名牌大學畢業的高層知識分子。
楊曉玫﹕那最後給你們判刑的理由是什麼吶﹖
王斌﹕罪名不同。這麼大一個案子﹐中共怕在社會上產生太大的影響﹐所以它把我們這些人分開了﹐整個案子打碎了判。象在珠海抓的那批清華大學的學生﹑老師﹐它就以顛覆國家政權罪來判。對我和中科院的另外一個同學﹐他被判了十年﹐被以“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判的。
楊曉玫﹕在案件審理中有沒有請律師﹖
王斌﹕對法輪功學員的審判和對我們這些大紀元記者的審判﹐它是指定律師的﹐因為它怕這件事情被傳出去。對我們的審判也是分開的﹐它就怕到這種程度。
我自己當時是堅決不要這個政府的律師﹐要求自己請律師﹐我就是想讓社會上的人能真正的了解到這個案子。我被抓進去之後被連續刑訊逼供了四十多天﹐基本上很少睡覺﹐在這個過程中它們使用了各種手段﹐包括大量的謊言﹐很少說真話。偶爾說了這麼一段真話﹐我說出來可能對你有一定的啟發。因為我不肯交代它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它們為了威脅我﹐它是這麼跟我說的﹕“你知道嘛﹖中科院算什麼﹖十個大學算什麼﹖共產黨的天下是兩千萬顆人頭換來的﹐我殺你壹佰個科學家算什麼﹖我們對江辦負責﹐我們對共產黨負責﹐大腦袋們的面子最重要。”
楊曉玫﹕你的經歷在媒體上都沒有看到報導﹐所以現在尤其是海外還有不少人認為現在中國很繁榮﹐現在的中共和以前不一樣了。
王斌﹕這存在這麼一個問題﹐很多人被這種假象迷惑了﹐中共它不是說變得越來越好了﹐而是變得越來越狡猾了﹐因為現在的社會和過去不一樣了﹐過去那種方式統治老百姓中共用了幾十年﹐中國的資源基本被它們掏空了﹐再也玩不起了﹐現在中共是向國際社會要錢要財富﹐如果再採用以前那種赤裸裸的方式﹐完全把那種殘暴暴露給國際社會﹐那沒有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企業家敢往中國投錢的﹐那麼它們現在有了一種策略﹐就是做出一種表面現象給國際社會看﹐實際上它統治中國老百姓的手段仍然是非常殘酷的。
楊曉玫﹕好﹐今天很高興王斌先生上我們的節目﹐也謝謝大家的收看﹐我們下次節目再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