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公元前145年-約前87年），字子長，左馮詡夏陽（今陝西韓城）人，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其父司馬談學問淵博，精通天文星歷和黃老之學，所著《論六家要旨》一文，對先秦各家主要學說作了簡要而具有獨特眼光的評論。司馬遷幼年在思想、人格及治學態度上，無疑均受到了父親的很大影響。
司馬遷將近十歲時，隨就任太史令的父親遷居長安，先後師從經學大師董仲舒學習《春秋》，師從古文家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學問的基礎。
二十歲那年，司馬遷開始廣泛的漫遊。據《史記‧太史公自序》，這一次遊歷他的足跡到達會稽，訪問夏禹的遺蹟；到過姑蘇，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達淮陰，訪求韓信的故事；到過豐沛，訪問劉邦、蕭何的故鄉；到過大梁，訪問夷門，並考察秦軍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過楚，訪問春申君的宮殿遺址；到過薛地，考察孟嚐君的封邑；到過鄒魯，拜仰孔孟的家鄉。此外，他還北過涿鹿，登長城，南遊沅湘，西至崆峒。壯游使他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漫遊回來以後，仕為郎中，又奉使到過四川、雲南一帶。以後因侍從武帝巡狩封禪而遊歷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幾次漫遊，足跡幾乎遍及全國各地。漫遊開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觸到各個階層各種人物的生活，並且蒐集到許多歷史人物的資料和傳說。這一切，對他後來寫作《史記》起了很大作用。
漢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馬談去世。臨終前，把著述歷史的未竟之業作為一項遺願囑托給司馬遷。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任太史令，這使他有機會讀遍皇家藏書處石室金櫃收藏的文史經籍，諸子百家，及各種檔案史料。此後，他孜孜不倦地閱讀國家藏書，研究各種史料，潛心於著史，並於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以太史令身份和中大夫孫卿、壺遂及歷官鄧平、落下閎、天文學家唐都等二十餘人改革曆法，共訂《太初歷》，以代替由秦沿襲下來的《顓頊歷》。《太初歷》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曆法，也是中國曆法史上進行的第一次大改革。
在主持改歷工作後，司馬遷致力於蒐集整理史料，並開始寫作《史記》，時年四十二歲。不料，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抗擊匈奴，力戰之後，兵敗投降。消息傳來，武帝大為震怒，朝臣也紛紛附隨斥罵李陵。司馬遷憤怒於安享富貴的朝臣對冒死涉險的將領如此毫無同情心，便陳說李陵投降乃出於無奈，以後必將伺機報答漢朝。李陵兵敗，實由武帝任用無能的外戚李廣利為主帥所致，司馬遷的辯護，也就觸怒了武帝。他因此受到「腐刑」的懲罰。對於司馬遷來說，這是人生的奇恥大辱，遠比死刑更為痛苦。他曾想到自殺，又想到著述尚未完成，不應輕於一死，他終於從許多古代聖賢的苦難中看到出路 ，於是「隱忍苟活」，決心完成自己寫成《史記》的宏願，在著述歷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實現。司馬遷曾撰有《報任安書》，這是一篇著名的論說散文。文中敘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宮刑的過程；抒發了忠而見疑、無辜受刑的悲憤，暴露了漢武帝的專橫殘忍及當時的酷吏政治；最後，表達了自己發憤著書、創作《史記》的決心，而為歷代傳頌。
兩年後，司馬遷出獄，遷為中書令，但無心仕進，積極著述，大約在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記》終於寫成。此後，司馬遷的事不可考，大概逝世於武帝末年。《史記》也稱《太史公書》，又稱《太史公記》、《太史記》，至東漢末年才改稱為《史記》。司馬遷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漢宣帝時，司馬遷外孫楊惲把它公之於世。其時已有少量缺篇，為後人褚少孫等補足。
司馬遷的《史記》，是他以畢生的精力完成的偉大歷史巨著。這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開創了紀傳體通史的恢宏先河，所記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至漢武帝時代，總結了中國三千年曆史的發展，共一百三十篇，共計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對後世史學影響深遠。《史記》包括：包括「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五個部份，記事上起軒轅黃帝，中經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漢武帝太初年間。其中《本紀》十二篇，是按帝王的世系和年代記述政治上的一些重要事跡。《表》十篇，是排比並列歷代帝王和侯國間的 一些大事。《書》八篇，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專書論述。《世家》三十篇，是記敘諸侯王國和輔漢功臣的。（孔子非王侯，列入《世家》是例外）《列傳》七十篇，是一般人物傳記。
《史記》包羅廣泛，體大思精。它不僅寫了遠古、近古，也寫了現代、當代；不僅寫了中原、華夏，也寫了邊疆、外國；不僅寫了政治、軍事，也寫了經濟、文化；不僅寫了帝王將相、英雄豪傑，也寫了下層社會各色人等。這種囊括古今各類知識、各家各派文化於一爐而加以融會貫通的氣魄，是前無古人的。
從歷史的角度講，《史記》開創了中國古代兩千多年紀傳體的歷朝「正史」的先河；從文學的角度講，《史記》第一次運用豐富多彩的藝術手法，給人們展現了豐富多彩而又各具個性的歷史人物。有震鑠古今的帝王如秦始皇、項羽、劉邦、漢武帝；有家喻戶曉的朝臣如管仲、晏嬰、蕭何、張良；有百戰百勝的名將如白起、韓信、衛青、霍祛病；有改革家如吳起、商鞅、趙武靈王；其他節烈型的有屈原、王蠋；口辯型的有張儀、蘇秦、酈食其；俠義型的有魯仲連、荊軻、朱家、郭解；滑稽型的有淳於髡、優旃等等。所涉人物形象千姿百態，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司馬遷自述其寫作此書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種打通一切領域，自立學術章程，總結一切規律以求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宏偉目標，也是前無古人的。《史記》語言生動抒情，形象鮮明，也是優秀的文學作品。《史記》中有些作品篇幅不長，而通篇像一首詩，如《伯夷列傳》、《屈原列傳》、《遊俠列傳》等。而《史記》中大量篇章的抒情性是在於作品的夾敘夾議，以及融濃厚的愛憎感情於敘事、描寫之中。如《項羽本紀》、《魏公子列傳》、《李將軍列傳》等。
《史記》的出現，確定了中國古代傳記的基本格局，諸如思想方面的以史為鑒，富有教化作用；形式方面的篇幅短小，強調表現人物性格，而不在堆砌材料的多與全，以及語言的精美、抒情等等。而《史記》寫人物、寫故事的方法則又給中國後世小說、戲劇以深刻影響，《史記》中的諸多主題、人物范型，以及故事的許多情節場面，都為後世的小說、戲劇開創了先河。
除《史記》外，司馬遷還作賦八篇，均已散佚散，唯《藝文類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賦》片段。
司馬遷的學術思想，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上佔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記》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當之無愧的。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