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誰是庄家？
提要：通過中經開、中科創業所謂一系列庄家的案例，我們將會發現，庄家并不僅僅是庄家，并不僅僅是一群依靠价格操縱的不法獲利者，而是一种制度、一种文化。比庄家的資金及信息优勢更加強大的，是站在庄家背后的東西。這才是庄家最令人恐懼的本質。一個庄家的一次操縱，搶劫的資源是非常有限的，但作為一种體制和文化的庄家的搶劫目標，卻是整個市場，整個社會。庄家，只是中國漸進改革時期畸形制度在證券市場的一個人格化代表。
庄家，大概是中國證券市場上最核心也最讓人著迷的几個概念之一了。投資者只要入市，几乎就會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遭遇庄家。雖然它決定性地影響著人們的投資行為和投資結果，但這卻是一個看不見的幽靈。當人們不斷地在談論庄家，甚至煞有介事地開發出跟蹤庄家行為的軟件的時候，關于庄家的一切還僅僅是傳說。在所有這些傳說中，只有一個真相是顛扑不破的，那就是，庄家是要賺你的錢的。可惜的是，這個最重要的真理卻往往被人們“故意”遺忘了。
那么，什么是庄家呢？簡單說，庄家就是那些利用資金及信息优勢進行股票价格操縱的集團或組織。他們的主要手段是欺詐，唯一的目的是贏利。這种定義，雖然很准确，但卻完全屏蔽了庄家在我們這個時代的丰富內涵。作為一個改革和轉型時代的特殊產物，庄家不僅反映了中國證券市場的基本困境，也同時反映了中國改革的困境。
在本章中，我們要通過中國證券市場的一些具體案例，追問如下一些問題：誰是庄家，他們在干什么，他們是怎么干的，他們為什么能夠這樣干？在回答了這些問題之后，我們或將發現，庄家并不僅僅是庄家，并不僅僅是一群依靠价格操縱的不法獲利者，而是一种制度、一种文化。比庄家的資金及信息优勢更加強大的，是站在庄家背后的東西。這才是庄家最令人恐懼的本質。一個庄家的一次操縱，搶劫的資源是非常有限的，但作為一种制度和文化的庄家的搶劫目標，卻是整個市場，整個社會。庄家，只是中國漸進改革時期畸形制度在證券市場的一個人格化代表。
誰套住了誰？——中科創業再解讀
按照呂梁的說法，在中科創業事件中，他首先是一個受害者。
有一段文字是這樣描述呂梁的受害經歷的：
“……事實上，北京机构真正接手康達爾之后，才發現實際已落入投資圈套。康達爾遠非Z和該企業原董事長（現已藏匿澳洲）所稱的業績良好，成長性惊人，擁有大量土地資源。揭開這些虛假財務報表的黑幕，真實的康達爾其實早已爛掉：傳統主業虧損嚴重；為配合二級市場庄家炒作，包裝業績導致企業財務虛數黑洞巨大；不僅根本沒有土地資源，實際還卷入了海關走私、土地炒賣系列等中紀委重點關注的經濟犯罪大案。這些巨大的財務黑洞使一批戰略投資家的策划面臨空前困難。投資決策的錯誤，一方面導致戰略投資家的良好愿望成了水上漂；另一方面嚴重加大了北京机构重組該企業的投資成本。”
在這一段文字中，我們看到的呂梁和所謂的“北京机构”是一個天真無邪的受騙者。但這种形象卻与呂梁在業內頗有名气的策划大師的稱號以及北京机构的名頭不相符合。按照呂梁自己提供給《財經》雜志的資料，收購康達爾的5500万流通股及部分國有股大約花掉了“北京机构”7億元資金。這還是重組的第一步。如此巨大的資金收購回來的卻是一堆垃圾，這無論如何是不能用輕率加以解釋的。以呂梁在證券市場征戰多年的經歷及“北京机构”專業和雄厚的研究背景，這种明顯的財務黑洞，只要稍做分析應該是很容易察覺的。但呂梁和這一批戰略投資者卻輕易落入了圈套。這如果不能說明，呂梁和這批戰略投資者是地地道道的冒牌貨，那就只能說明，他們是故意落入圈套的。從主觀上講，呂梁与他的戰略投資伙伴當然希望真正收購到一個成長性良好，但价值卻被明顯低估的上市公司進行重組。但中國上市公司的現狀及二級市場价格泡沫決定了，這几乎根本是不可能的。對這一點，呂梁及其伙伴應該是非常清楚的，很容易判定，呂梁及其戰略伙伴從一開始就沒有把康達爾的基本面放在眼里，他們看中的是二級市場上康達爾已經相當集中的流通籌碼，因為這為二級市場的進一步炒做提供了莫大的便利，何況朱煥良還承諾鎖定了50%的流通籌碼呢？所以，呂梁及其伙伴一開始就沒有打算重組康達爾，而僅僅是准備炒做康達爾。這一點我們也可以通過中科創業的總經理歐錫釗的話得知。他說，自從大股東入主以來，大股東沒有為康達爾帶來過一分錢。他甚至連大股東派出的董事都沒有見過。
誰都知道，在中國的證券市場上，重組是百分之百的幌子。沒有二級市場的炒做暴利，几乎任何重組都不可能發生。這樣路人皆知的道理，呂梁卻偏要撒謊。我們不能不佩服撒謊者的大膽和心理素質。
指鹿為馬，公然撒謊之所以能夠蔚為風尚，是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的。這是因為撒謊者不僅沒有受到懲罰，反而經常受到獎勵。于是，撒謊者越來越多，于是，謊言重复一千遍就真的成了真理。那么，為什么謊言能夠重复一千遍呢？是什么導致了謊言的泛濫呢？對于謊言，最好的解毒劑就是真相。但在中國，真相卻成為某些人最想掩蓋的東西。呂梁是懂得這個道理的，所以他要不斷地撒謊，直到謊言成為真理為止。
且不管呂梁想要遮掩的真相是什么，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即使康達爾真的如呂梁所說是由一幫犯罪分子所控制的陷阱，是一個“套”的話，那么呂梁也是主動鑽進這個“套”的，他不過是想用這個“套”來制造一個更大的“套”，來套更多的人，套更多的錢。呂梁及戰略伙伴不僅是這樣想的，而且是這樣做的。
于是，在下面的文字中，呂梁及伙伴不僅是受害者，而且從受害者更變成了“天使”
“……為補救投資損失，深陷其中的各机构只好被動地加大投資力度，組織更多的資源投入康達爾重組，注冊成立了北京“中科創業”。与中國圖書進出口總公司、北京國投、上海風險投、深圳風險投合作中聯网，收購中西藥業29％的股份，指望用中西藥業的高科技項目和其他机构的优質資產來整體置換康達爾的爛帳、虛帳。這就构成了投資界百思不得其解的：為什么中西藥業要把市場極為看好的新生力核酸項目80％的股權低价出讓給康達爾的真實原因。
如此重組，終于將康達爾80％的業務轉移到高科技生物制藥行業，但代价惊人。K工作室組織的北京机构動員了一切可以動員的資源，對參与的各大机构形成極大的資金壓力之后，為徹底解決康達爾的財務虛數，鋌而走險，試圖打造一個新型的財務工具，用股票市值的虛數來填補企業多年積累的巨額的財務虛數。這种國外投行慣用的“錢生錢”操作固然為企業獲得處理財務狀態的有效投行工具，但系統風險巨大，一旦資金鏈崩潰，所導致的連鎖反應會迅速摧垮整個投資系統。目前人們看到的中科系股票莫名其妙的連續跌停便為這一惡果。”
很容易注意到，雖然沒出一分錢，但呂梁及其合作伙伴對康達爾的“重組”還是不遺余力的。但如果同時注意到，所有這些“重組”動作都發生在康達爾的股价已經達到歷史最高位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這种“重組”的目的是什么。神智清醒的人都看得出來，這是一個典型的要拉緊繩子的動作，庄家們要結束炒做了。他們放出了“重組”的誘餌，正在靜悄悄地等待獵物的上鉤。很不幸，面對7－80元的股价，這個誘餌不夠香。沒錯，呂梁及其伙伴的确陷入了陷阱，但并不是公司重組的陷阱，而是陷入了二級市場股票价格的陷阱；不是陷入了康達爾的陷阱，而是陷入了自己的陷阱。
對于這种結局，呂梁們是應該有准備的，但他們宁愿很“政治”地相信奇跡。這當然是一种病，但不是呂梁們獨有的，它是一种時代的疾病。從這個意義上說，呂梁們不過是杰出地體現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他們被一根更無形的但卻更加無從逃避的繩索套住了。雖然，呂梁們同時也套牢了更多的人。
在整個中科創業的連環套中，我們真的很難分辨，究竟是誰套住了誰？
私募之“私”
市場上曾經傳說，呂梁的在中科系的炒做上，花費了將近20億。
對這种說法，在中科系崩潰的危机時刻擔任北京中科創業臨時發言人的艾曉宁表示不屑一顧。他透露，參与中科系股票操作的資金大概在７０億之巨。艾曉宁將這些資金大部分稱為“委托理財”性質，但呂梁則更愿意將這种組織方式稱作“私募基金”的确，從我們看到的有關呂梁的采訪中，呂梁對私募基金表現了強烈的偏愛。比如他就在多個場合暗示過要將中科創業變成巴菲特的伯克希爾楞Ⅳ賒部A他也曾毫不掩飾地指出“德隆”系的合金、湘火炬、以及他自己旗下的康達爾已經构成了對傳統分析的嘲笑。因為這些股票完全擺脫大市的糾纏。
但呂梁對“私募基金”的這种偏愛并非是毫無來由的。与“委托理財”相比，“私募基金”不僅符合國際規范（有巴菲特大師作證），甚至是一种金融創新（因為國內還沒有）。這樣時髦和唬人的面目，既可以在管理層那里獲得某种合法性，也同時可以在投資者方面發揮號召力。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認，呂梁是一個非常有鼓動力的人物。不過，這种鼓動力大多建立在似是而非的投資理論基礎上的。呂梁嘴中的私募基金就是一例。
所謂私募基金，就是區別于共同基金，面向少數特定人群所募集的基金。其主要特點是，操作策略比較靈活，監管當局的監管也較為寬松。但私募基金這种特點一到中國就變得有點水土不服。而到了呂梁那里，更是對私募基金性質的徹底顛覆。
呂梁曾經表示要向《財經》雜志的記者出示他与投資者所簽定的合約，但最終沒有履行這個承諾。按照呂梁的說法，這些協議的性質可能導致見證律師坐牢。雖然我們無法知道這些所謂投資協議的具體細節，但按照時下私募基金流行的做法，我們也大致可以知道。無非就是高得离譜的回報率，以及包賺不賠的保底承諾。這顯然已經違反了任何基金包括私募基金的“國際慣例”。用任何標准看，在風險投資活動中承諾保本都具有欺詐的嫌疑，雖然這在中國几乎成了所有私募基金包括那些國有券商的通行做法。但通行并不意味著合法，更不意味可以超越投資常識。
所以在呂梁那里，所謂私募基金的“私”其實是“私底下”欺詐的代名詞，是見不得陽光的意思。這顯然是中國的呂梁們對私募基金的一大“創新”。但這种創新并不能完全怪呂梁。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呂梁們的騙術是很容易識破的。因此，除了那些極少量的無知者和冒險者以外，絕大多數人都是主動受騙的，就如同呂梁主動上康達爾的套一樣。從合約雙方對信息的掌握程度看，呂梁所簽定的大多數投資協議并不能叫做騙局，而應該叫做合謀。他們在一起合謀以攫取第三方的利益。不管這种利益是那些無辜投資者的還是實際上無人管理的公共利益，這种合謀的性質是确定無疑的。這就是呂梁（當然決不僅僅是呂梁）的私募基金所謂“私”的第二种含義：以私募基金的形式竊取第三方——主要是國有資產的利益。這是中國私募基金管理者在特殊制度背景下的又一种“天才”的發明。
這种中國私募基金的獨門秘訣，在中科創業的已經披露的故事中，袒露得相當充分。
据《21世紀經濟報道》一篇題為“中科創、申銀万國翻臉，呂梁幕后融資平台浮出”的文章披露：“一位參与過中科系与申万業務接洽、不愿透露身份的人士介紹：在2000年4月16日，申万給了上海海燕投資公司1億元的委托理財資金，授權對象就是被稱之為中科系，‘關鍵人物’呂粱的最重要操盤手丁福根。据歐錫釗說，海燕投資与中科創業和上海中科沒有一點股權關系。而在2000年6月份成立的上海中科，開業第一件事就是寫下字据愿代海燕投資償還申万給的1億元。到了2000年8月，申万又給了上海中科一個億，其用途仍然是委托理財。這兩筆巨資從來沒有對外披露過，如果不是中科系崩盤后引發的連鎖平倉而帶出申万不得不訴中科創業的官司，這2億資金有可能永遠沒人去過問它的出處和歸屬。”
既然上海海燕投資公司与中科創業及上海中科一點關聯關系都沒有，為什么上海中科要為海燕投資公司償還這一億元呢？而且還要在開業第一天就急急忙忙地立下字据呢？很明顯，上海海燕与上海中科雖然沒有股權關系，但有人脈關系，确切地說，這兩家公司肯定有不愿為人所知的產權關聯關系。稍微有點閱歷的人都應該知道，這种不愿意透露的關系實際上就是一种化公為私的典型模式。但這并不是問題的重點。問題的重點在于，在沒有任何擔保的情況下，申銀万國為什么會輕易地將一億元巨款輕易借給上海海燕做委托理財？而在僅僅四個月之后又再次借給上海中科一億元呢？按照中國資本市場目前的分工，證券公司是最為專業的“理財机构”，一家專業的理財机构為什么會委托另外一家比較業余的公司去理財呢？在2000年4月到2000年8月，大盤已經處于相當高的位置，這個時候的委托理財所要承擔的巨大風險可想而知。這只能說明一個問題，申銀万國相關的人士在這种交易中獲得了極大的好處，而且這种好處大到足以讓他們漠視巨大風險的程度。否則，我們無法理解這种不符合常理的默契。
實際上，這种漠視國有資產風險的“默契”在披露的一系列的事件中已經露出了它的底牌。在同一篇報道中，我們可以看到，作為中科上海方面主要資金提供者的顧翠華——申銀万國陸家濱營業部總經理，在為上海中科購買別墅的過程中就獲得了500万元差价。2000万的交易就“洗”走500万，其洗錢的膽量和胃口實在令人惊嘆。這當然也是一种默契。在這种交易中，呂梁們与顧翠華們都獲得了好處，而唯一的損失方是公共資產。公共資產（或國有資產）肯定應該分，但如此分法恐怕很多人難以接受。
一個數据可以略微反映中科創業這個“私募基金”僅僅在上海的洗錢規模。
“据來自申万法律事務部的一位律師向涉案方的有關人員透露，申万曾經一次性給過中科創業的大股東海南燕園6.2億”。但有意思的是，這位中科創業的大股東海南燕園公司的注冊地址——海口市文明東路山內花園C1棟門口，所挂的牌子竟然是“海口市白龍派出所”，門前不僅長滿雜草，門鎖也早已生鏽。就是這么一家子虛烏有的大股東，卻讓申銀万國——這個國內投行翹楚，一次性地掏了6．2億元巨款。真讓人感慨制度之松懈，暴發之容易。
這就是中科創業，這個有中國特色的私募基金，在中國的特殊國情下所帶給我們的啟示。雖然中科創業不能代表中國私募基金的全部，但卻在相當的程度上呈現了中國現階段私募基金的某种本質特征。
看來，此“私”并非彼“私”。而此“私”的要義在于，用“創新”的金融工具從事洗錢活動，在于靜悄悄地進行“權錢合謀”的私有化。
按照夏斌先生主持的《中國私募基金調查報告》所提供的數据，中國私募基金的總規模已經達到7000億。而投資客戶以企業為主的公司占69.3％。所謂“企業客戶”顯然是公共資產的一种更加安全和好听的說法。這個數字提醒我們，在中國證券市場上，僅僅通過私募基金實現的私有化，業已進行到了何种程度。
呂梁与朱煥良
2001年７月，長達兩年的牛市崩潰了。但誰也沒有想到第一個作出准确預報的是朱煥良——那個炒康達爾（0048）而一戰成名的大庄家。
雖然，自詡為戰略家、文化人的呂梁看不起他的這位同伴，嘲笑他“到底是鄉下人，只喜歡現金。”但就市場感覺而言，運籌帷幄的呂梁比起土頭土腦的朱煥良，恐怕就要差好几個檔次了。
正是朱這种身經百戰而培養出的市場直覺告訴朱：牛市快完蛋了。用資金堆砌的牛市快完蛋了。于是，他選擇了拋空，選擇了將意義越來越含糊的籌碼（股票）變成明白無誤的現金。從投資的角度講，朱完成了一次漂亮甚至是杰出的操作。整個過程系統、完整、無懈可擊。而其杰出之處在于，在投資活動最關鍵的環節上，朱煥良克服了貪婪可能帶來的致命誤判，作出了理性的決定。從現在可以讀到的有關中科創業的故事中，戰略家呂梁先生似乎還沒有徹底服气。他依然認為，如果不是朱的背叛，不是朱在關鍵時候所表現出來的，看上去“很萎瑣”的現金偏好，中科系的資金鏈條便仍然完美無缺，用他那套似是而非的理論所一手打造的“中科傳奇”便能夠得以續寫，甚至更輝煌地續寫。但K先生呂梁忽視了一個常識：證券市場的資金供給是有限度的，即便是像中國這樣一個制度嚴重短缺，巨量資金脫媒的證券市場也不能例外。資金堆砌的牛市哪怕再牛，也有最終衰竭的一天。朱意識到了這一點，而呂卻沒有。不過，這也難怪。在整個中科系的宏大工程中，呂是戰略家，而朱則是負責二級市場的操盤手。朱比呂更知道盤口的輕重。作為一個投机商人，朱并不是像呂梁后來所講的那樣，只“喜歡現金”，0048在二級市場上最風光的時候，他曾經興奮對呂梁說，買盤太多了，壓都壓不住！在那個時候，朱是絕對不喜歡現金的，因為他知道籌碼可以換來更多的現金。而后來朱之所以選擇拋股票，則肯定是他已經發現：追漲盤越來越少，兌現的難度越來越大。繼續持籌的風險已經遠遠大于未來的預期收益，天平開始明顯擺向拋售一邊。而此時此刻，我們的Ｋ先生卻仍然痴迷于他“講政治，做大勢”的戰略夢想，決裂与背叛當然不可避免。中科大廈的傾覆也只是時間問題。在這個新近發生的傳奇故事中，我們容易發現，朱是一個頭腦清醒，經濟理性十足的企業家，而呂則是一個政治家，戰略家。在中國——一個剛剛脫胎于政治社會的轉型國家中，像呂先生這樣怀抱理想主義熱情，用政治的思維去做經濟的企業家為數不少，這是一個我們早已熟悉的形象。憑心而論，在我們這塊文化土壤中，他們成功的概率很高。呂梁只不過是其中極少數不幸運者罷了。而呂先生之所以倒霉，是因為他將自己的政治智慧用過了頭，以至于在常識的陰溝里翻了船。
不管造就牛市的原因有多少种，但其心理机制應該是一樣的，這個過程大致如下：一批先知先覺的資金進入市場，賺了大錢，示范效應擴散，更多的資金開始進入市場，在推動股票价格上升的同時也賺了錢，直到所有可以而且愿意進入市場的資金都進入市場，將价格推升到無力繼續推高的水平，一段煎熬和猶豫之后（市場表現為筑頂），一批資金開始怀疑他們以前曾經堅信不移的的神話，陸續撤离市場，股价開始下跌，賠錢效應開始擴散，股价繼續下跌。牛市結束。雖然，在牛市形成的過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非常复雜，但机理其實就這么簡單。如此看來，判斷一輪牛市是否到頭的關鍵在于：是不是所有可以而且愿意進入市場的資金都已經進場。換句話說，是不是所有的“傻瓜”都已經作出了傻瓜的行動。如果這种跡象越來越明顯，那么再美妙的牛市也走到了盡頭。對這個簡單的標准，朱煥良拿捏得相當好。
土頭土腦的人之所以比有文化的人更加精明而不是更加聰明，原因無非有兩條。其一，文化人更相信理念，而像朱一樣的“農民”則更相信常識，更依賴常識。理念由于脫离事實經驗，經常容易改變。所以那种堅持到底的理想主義者實在是少之又少，雖然他們尤其讓人感佩。反過來，土八路的常識感卻非常牢固，這些常識不僅來自日常經驗，而且往往是來自最切膚最重要的經驗。朱煥良如果沒有以前控盤但卻被套牢的經驗（朱曾經通過上千個個人賬戶，掌控了深圳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康達爾公司90％以上的流通盤，但最后還是要請求呂梁出主意幫助解套），這一次就不會溜得這么果斷了。作為一個商人，朱討厭風險，討厭不确定的未來，現金和現在比什么都來得重要。沒有今天的現金就可能什么都沒有。沒有這种出自常識的控制力，朱肯定會陷入呂梁同樣的災難。在這一點上，呂梁卻正好相反。呂是一個知識分子，是一個浪漫的詩人，他甚至是喜歡冒險，只有不确定的未來對他來說才是合意的。他雖然非常清楚他的前途是全或無的選擇，但他宁愿這樣。在這里，作為政治家的呂梁与作為企業家的朱煥良，對風險的偏好程度明顯不同。政治家要做大局，企業家要賺小錢。可以肯定的是，我們這個市場上的絕大多數庄家都屬于政治家，我們這個市場上的絕大多數上市公司老板也是政治家。這當然有些無奈，因為支配游戲規則和支配他們個人命運的往往都是政治家。所以，他們也只好變成政治家。但實際上，這反映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本質特征。如果沒有一個瘋狂的時代精神，我們怎么可以想象一個瘋狂的股市呢？一個脫离常識的股市，肯定是被一群脫离常識的人支配著。
導致朱煥良与呂梁在同一事件中采取不同行動的另外一個可能原因是，他們有不同的約束條件。那就是，朱的錢是自己的，而呂玩的錢是別人的。所以呂敢賭，而朱不敢賭。在整個中科創業的故事中，呂梁更像是一個代理者，說穿了，呂梁更像是一個國營企業的老總，更加准确的說，更像轉型期中國權力資本一個典型的代理人。朱煥良不過是出資者之一，他最關心的是他自己資本的最大限度的增值，所以一旦看到繼續增值的可能性接近于零時，他當然會毫不猶豫地撤出本來就不牢靠的合約。而呂梁的目的卻大有不同，他必須拼命將“局”做大，作為代理人的利益才會更大。至于整個“局”是不是能盈利，并不是他首先要考慮的。這与所有國營企業所表現出的那种擴張沖動并無二致。不過，呂梁比一般的國營企業的老總恐怕有更大的難處。因為他的這個庄家帝國更有可能是一個混合企業。有國有資金，有私有資金，有的想洗錢，有的想賺錢。步調一致只能是非常短暫的，因為一旦股票被控盤、被炒到高位，不同的利益就會立即顯現出來。所以，要國有資金和私有資金同時并無限期的鎖倉，不是傻子就是瘋子。但這卻是呂梁要做的。的确，這种風險只有處在代理人位置并具有詩人气質的人物才敢于挑戰。呂梁就是這樣一個人物。所以，呂梁是在恰當的時間出現的恰當人選。
呂梁將很多人拉下了水，就是沒有能拉朱煥良下水。朱煥良的目標很單純，他只想賺錢。但呂梁以及呂梁后面還沒有現身的另外一部分主力就不同了，既要自己的老鼠倉大賺特賺，又要讓用以支持股价的國有資金保值增值，天下哪有這樣兩全其美的好事？呂梁肯定是一個講故事的高手，但在這樣的悖論下，再好的故事也是講不下去的。在所有的參与者中，只有呂梁自己會把這個故事當真，也不得不把這個故事當真。而在所有參与故事的資金中，也只有一批資金會堅持“鎖倉”到最后，那就是實際上無人負責的國有資金。這倒不是因為智力問題，而是由于必須這樣麻醉自己，也希望如此能麻醉別人。但看管自己資金的如朱煥良之類卻絕對是清醒著的。
呂梁以及呂梁背后的人，与朱煥良實際上是兩類人。他們之所以走到一起并講同一個故事，則完全是出于某种制度的必然。
呂梁失蹤了？
呂梁失蹤了。這是惊天動地的中科創業事件留給我們的結尾。或許，對于中科創業的所有當事人來說，這是一個最好的結尾，但對于那些過于認真的看客，這肯定不是一個滿意的結尾。
“失蹤”這個詞，在江湖上現在更多地被叫做：蒸發。用在證券市場上，“蒸發”這個詞實在是再确切不過了。這里既然蒸發大筆的金錢，自然也要蒸發不少人。很多年以來，中國證券市場蒸發的人已經不少了，呂梁不過是最新和最有名的一個。但肯定不是最后一個。
當初呂梁跳出來，大揭中科創業內幕的時候，很多人大為疑惑：惹了這么大的亂子，為什么還要主動跳出來。于是有人分析說，呂梁之所以要跳出來，是因為与其讓人無聲無息的做掉，還不如去監獄待著安全。所以他要不顧一切地跳出來，主動跳到安全的監獄里去。但呂梁還是蒸發了，呂梁身上的秘密比我們想象力可及的恐怕要多得多。
關于呂梁，我們讀到的最后文字是這樣的：“2001年2月28日凌晨4點，呂梁乘出租車消失在北京的夜色中”。好大一個夜，好大的夜色。但這可不是什么別的夜色，而是隔開中國證券市場台前与幕后的一張巨大黑幕。
不過，幕后的陰謀還是會通過前台的表演表現出來的。中科創業也不例外。
在中科創業的故事一直有一個若隱若現的影子，這就是那個神秘的“北京机构”。從最早出巨資在二級市場上購買康達爾的流通股，到后來注入“优質資產”以維持康達爾离譜的股价，這個所謂的“北京机构”就一直閃爍其中。在我們已經讀到的有關中科創業的秘史中，“北京机构”曾經在以下關鍵場合現過身。
1998年年底，呂梁組織的“北京机构”的資金接過了朱手上50％的康達爾流通盤，此后，1999年4月和5月，呂梁又安排（北京）机构資金，兩次收購了康達爾34.61％的國家股。
在發現上當，并感覺“仿佛落入了一幫犯罪分子中間，而且要迅速被淪為這些混蛋的同伙”后，“北京机构”為了挽救投資損失，又只好被動地繼續加大投資，組織更多的資源投入康達爾重組，并注冊成立了北京“中科創業”。
這個“北京机构”的身手的确好生了得。不僅一次性花5-6億元資金接過康達爾50%的流通籌碼，而且在二級市場上將股票炒到70-80元的高位。
按照呂梁的說法，所謂的北京机构是一批机构投資者，牽涉几十家机构。但這种說法令人難以置信。因為同時几十家机构介入一只股票坐庄，違背坐庄的基本常識。如果這樣，不僅合謀成本高昂，而且極易走漏消息，老鼠倉可能開得遍地都是。沒有嚴密的組織性，坐庄根本是無法想象的。也就是說，与朱大戶最早合謀坐庄的，只可能是一兩家核心机构。即便真的如呂梁所說，牽涉几十家机构，那也只能是先后介入，是被呂梁騙來接盤的。但這种在高位接盤的籌碼特別容易松動，很難控制。
從K線走勢上我們看到，在康達爾一路走牛的過程中，几乎沒有出現過放量陰線。如果缺乏核心控盤資金，這种走勢出現的概率非常小。這种資金可以分散在几十個營業部，但絕對受統一的調度和指揮。如果這种資金分屬几家不同的利益群體，呂梁不但不能控制，股票走勢也會面目全非。
所以，大致可以肯定，除了朱大戶最大的老鼠倉外，必然還有一家核心資金在維持康達爾的股票价格。呂梁之所以要將北京机构指認為“几十家”而不是一兩家，顯然是為了模糊公眾的視線，故意替這個核心資金遮掩。
很容易判斷，這家核心資金就是呂梁的老板，呂梁不過是其浮出水面的發言人而已。藏在呂梁背后的才是中科創業真正的操縱者。一個真正的操縱者是不會輕易現身的，所以呂梁不是真正的操縱者。而中科創業的崩潰正是這個幕后操縱者的資金本身出了問題，而絕對不是其他諸如老鼠倉之類的問題。
這個神秘的幕后操縱者雖然從未露出其廬山真面目，但從中科創業崩潰后的走勢中，我們卻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在中科創業雪崩后的2001年元月11日和12日，中科創業出現連續跌停后的巨量換手，兩天之內換手接近100%，耗費資金近十億。這顯然不是其他的投資者在接貨，而是同一個主力在操作。沒有周密的策划和高度協調的調度，這种走勢是不可能出現的。幕后操縱者雖然從未現身，卻一直在從容活動。涉資如此巨大的案件，是誰才有能量讓主力如此從容的活動？其實，查幕后的操縱者在技術上是應該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只需要將主要的交易帳號一鎖定，就可以查到最重要的線索。但奇怪的是，為什么沒有人查一查呢？究竟是誰可以讓從公安到證監會的所有相關監管部門有同樣的默契呢？
此种迷惑，作為中科創業總經理的歐錫釗也同樣強烈地感受到。歐介紹說，“中科事件全面爆發后，朱煥良帳戶上的剩余股票于今年元月18日被人神秘賣出。而呂梁等核心人物從容失蹤，背后似乎總有一雙手在操控著全局。”
他接著發問：“据本月（2001年1月）25日（中科創業巨量換手后）康達爾公司從深交所查詢的股東持股數量顯示，持股10万以上的股東基本沒有變化，這可以大致看出當初買入公司股票的机构并未有大的變動，誰接走了巨額籌碼，誰又有如此實力通吃巨額籌碼？”
很明顯，當呂梁在前台起勁地表演，從而吸引人們的注意力的時候，另外一只有力的黑手卻在幕后有條不紊地繼續操縱著撤退和善后。但這個通天的“北京机构”會是誰呢？
從中科創業崩潰到2月28日失蹤，呂梁整整在舞台上大大方方地表演了2個月。這其間，相關的執法部門都在干什么？兩個月，所有該做的事情都可以做完了。現在已可以肯定，呂梁自爆內幕之舉，不過是緩兵之計。他在掩護一個黑幕的失蹤，然后他自己——這個黑幕的最后一點線索也失蹤了。然而，如此從容的失蹤能算是失蹤嗎？
呂梁失蹤了，黑幕也失蹤了，但卻以更巨大的形式籠罩著我們。
動物凶猛“中經開”
“‘中經開’終于完了。”
一位經歷過“327事件”的朋友听到這個消息后，長長地舒了一口气。
他說，“‘長舒一口气’將是許多人共同的第一反應。”
2002年6月7日，一則以“中國經濟開發信托投資公司清算組”名義發布的公告稱，“鑒于中國經濟開發信托投資公司嚴重違規經營，為維護金融秩序穩定，根据《金融机构撤銷條例》和中國人民銀行的有關規定，中國人民銀行決定于2002年6月7日撤銷該公司，收繳其《金融机构法人許可證》和《金融机构營業許可證》，并自公告之日起，停止該公司除證券經紀業務以外的其他一切金融業務活動。”
人民銀行這一紙公告，了結了中經開短暫但卻充滿神秘色彩的金融生涯。
“中經開”，全稱“中國經濟開發信托投資公司”，前身為中國農業開發信托投資公司，1992年1月改為現名。中經開成立于1988年4月26日，原隸屬于財政部，現由國務院中央金融工委管理，基本核心業務為證券。中經開成立不過十余年，但它在中國股市中的名气可能要遠遠大于其他老資格的同類公司。其中原因很簡單，因為中經開的歷史基本上与中國證券市場的歷史糾纏在一起。中經開短暫的發展史意味深長地揭示了中國證券市場的某种必然命運。不夸張地說，中經開的歷史就是超級主力在中國證券市場的洗錢史、掠奪史。它几乎与中國證券市場所有最著名的丑聞相關。
最早知道中經開是90年代初期。一個當時在某券商做營業部老總的朋友，言談之中經常提起中經開，并充滿敬畏之狀。于是，中經開作為絕對主力的形象便在心中牢牢扎下了根。不過真正領略中經開的威力，還是后來的“327國債事件”。
“327國債事件”雖然已經過去了很多年了，但它留下的疑惑卻始終沒有被人忘記。而這個疑惑并不是大輸家万國留下的，卻恰恰是大贏家中經開留下的。
1995年2月，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國債期貨交易逐漸變得越來越火爆。其中主角就是以万國為首的空頭及以中經開為首的多頭，加上不斷變化陣營的遼國發，這場最能反映當時中國證券市場基本勢力對比的經典大戰，實際上有三位要角：一方是以財政部的行政權力為背景的中經開，一方是以地方政府支持的万國證券，第三方則是野路子出身代表草根或民間資本的遼國發。這种勢力對比，不僅反映了92年之后中國經濟的整體格局，也非常貼切地反映了當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那种緊張的博弈關系，而“327”國債品种恰好將這三方勢力奇妙地糾結在一起，并以戲劇性的方式呈現了其中的沖突。
其實，“327”這場慘烈搏殺的結局在還沒有開始的時候就已經注定了，但它還是在2月23日達到了最高潮。為了挽回敗局，万國的總經理管金生，在收盤前的七分鐘用700多万口空單炸盤，上海交易所只好取消最后七分鐘的交易。
這場戰役不僅導致當時證券市場上最為風光的万國證券公司的關門，也導致了被稱為“證券教父”的管金生個人的悲劇人生。但當人們被管金生個人的沉浮和“327事件”本身的戲劇性所吸引的時候，一個最應該被長久關注問題卻被遺漏了，那就是，作為多方主力的中經開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從當事人的回憶來看，將万國當作這場金融災難的首惡是非常不公平的。起碼，違規開倉的就不僅僅是万國，中經開也同樣存在類似問題。但這不是問題關鍵所在。問題的關鍵是，中經開究竟是憑什么在這場對賭中大獲全胜的？其實，這個答案早已明白，中經開靠的是万國想都不敢想的內幕消息。財政部早就決定貼息了,而此時的万國還蒙在鼓里。雖然万國肯定知道中經開的背景，但他們還是固執地以為可以憑自己的智慧贏過對方的權力。如此天真，在那些諳熟“國情”的人那里，恐怕會笑掉大牙。据說，當時万國的操盤手是剛剛從海外歸來的金融專業人士，算得上第一批“海歸”了。但是直到最后，他們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輸的。因為在他們的專業眼光中，對手顯然要比自己瘋狂得多，但他們還是錯了。這當然不僅僅是這批“海歸”的悲哀，也不僅僅是万國的悲哀。不難想象，這种冷酷的邏輯將決定性地改變他們一生的思維方式。
可以說，中經開開創了中國資本市場上靠“違規看牌”贏錢的先河。不過，這還不是中經開在“327事件”中作出的最惡劣示范。最惡劣的示范在于，中經開在“327事件”中，以最明火執仗的方式開創了中國裙帶資本洗錢的新通道。這實際上是中國裙帶資本大規模介入證券市場的一個明确信號。
在“327事件”之前，上海和深圳證券市場雖然已經紅紅火火，但仍然具有強烈的地方色彩，与成立不久的證監會的關系也處于若即若离的狀態。或者更准确說，它是地方政府權力在90年代初期急速擴張的一個標志性領域。由地方崛起的万國證券在當時全國證券業中的無倆風頭，就是這种擴張的生動寫照。許多人都記得万國在虹橋机場樹起的那一塊著名的廣告：万國證券，證券王國。其气勢与雄心，讓人聞之而怦然心動。而國債期貨的引入徹底終結了地方性券商的主導地位。
就當時上交所總經理尉文淵先生的本意看，引入國債期貨品种，主要是為了擴大和鞏固上海證券市場在全國的地位，但他沒有想到的是，國債——這個無論如何也屬于中央政府權限范圍的品种，不僅將全國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帶進了證券市場，同時也將一种更加具有操縱性的力量引入了市場。中經開正是這种力量的代表。市場原有的博弈格局陡然發生了變化，天平的傾斜已經在所難免。
有人估算，在整個“327事件”中，多頭的盈利在70億左右。作為多頭主帥，中經開自然應該賺得盆滿缽滿。但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中經開竟然沒有盈利。那么70億白花花的銀子究竟被誰拿走了呢？答案已不言自明，靠內幕消息在中經開名下開老鼠倉的人拿走了。可以證明中經開的确沒有在“327事件”中贏利的一個間接證据是，在“327事件”后不久，中經開公司竟然几次面臨支付危机。在挪用客戶保證金達6.8億元的同時，還累積了70几億元的債務，公司几乎被掏空而瀕臨破產。不過，這僅僅只能表明中經開公司沒有贏利，而那些与中經開相關的個人的財產增值情況也許正好相反。中經開作為一個特殊公司的功能及性質，在這里變得一目了然。“327事件”后有人稱，“327”一役，造就了一批億万富豪。對此，一位朋友笑著問，你能想象一個普通的司机在“327”短短的几天行情中，賺到近億元嗎？不過，最應該問的是，這一批人究竟是誰？但這卻是一個根本沒有人敢問的問題。按照中國改革的邏輯，這叫做“不爭論”。但更准确的叫法應該是：不許爭論。
不過，茲事體大，“327”事件后，中央組成了以財政部、人民銀行、證監會、安全部等六大部委构成的聯合調查組，對事件進行了調查。陣容不可謂不強大，規格不可謂不高。但正如一些人所預料的那樣，管金生以個人17年牢獄的代价為“327事件”划上了暫時的逗號。之所以說是暫時的，是因為“327事件”在以后肯定還會被人重新提及。最近就又有一位更著名的海歸派人士——梁定邦提到了這個問題。梁先生用同樣不識時務的口气說，應該重新評价6年前的“327事件”。很顯然，在中國目前的環境下，他也只能是說說而已。
不管圍繞“327事件”還會產生多少爭議，但有一點現在就可以肯定：作為違規的一方，中經開也應該受到懲罰。万國的管金生被判，遼國發的高氏兄弟蒸發，惟獨中經開穩如泰山。這個結果，已經充分暗示出中國證券市場的庄家群落自“327事件”之后一直延續至今的新版圖。以“327事件”為界，中國證券市場由此折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一种全局性的操縱力量開始登堂入室，并逐漸占据主流。
在許多人看來，中經開是不能受到懲罰的，因為它意味著一种超越法律的力量，在這种力量面前，法律不僅是軟弱的，而且是可恥的。這等于是在說，只要中經開不自尋死路，它就依然可以為所欲為。果然，中經開在東方電子的炒做上又上演了它的拿手絕技。
從炒作上講，東方電子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典范。這不僅是因為它在4年中累計60倍的惊人漲幅，而且也在于它將科技股高成長性的投資理念，深深地植入了中國證券市場。中國證券市場中的許多投資者，大概都是從東方電子開始認識科技股的魅力的。但可惜的是，這只是東方電子這個傳奇故事的前半段，后半段則又是一個讓所有投資者魂飛魄散、惡夢連連的夢魘。
導演這個悲喜故事的，又是中經開。
与“327”國債期貨几十天賭輸贏的情況不同，在東方電子上，中經開似乎經過了長時間的策划。資料顯示，中經開不僅是東方電子1997年上市時的主承銷商和上市推荐人，而且是東方電子在二級市場上長期的重倉持有者。用庄家一詞恐不為過。人們通常將德隆系的几家股票作為長庄的代表，但從時間上推算，中經開介入東方電子的時間應該更早。而其操作時間之長，股价翻番幅度之大，決不遜于德隆系股票。如此看來，中國長庄的開山鼻祖應該是中經開。其實，中經開應該早就在四川長虹上有過類似長庄的努力，只是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成功，但這种抱負卻在東方電子上得到了近乎“完美”的實現。
不過，這一次上陣的中經開已經武裝了更新式的武器：基金。在東方電子長期的令人惊嘆的漲升中，基金景宏和基金景福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從公開資料能夠看出，到2000年末，基金景宏持股達到10,669,512，占總股本的1.16%；基金景福持有2,737,848股東方電子。而到2001年6月30日，這兩家基金仍然分別為東方電子的第七和第十大股東。而中經開正是這兩家基金管理人——大成基金管理公司的發起人。雖然這兩只基金在規定時間披露的持股量，對于當時流通盤已經相當龐大的東方電子來說，只具有某种象征性，但卻為老庄的出貨及老鼠倉的出逃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兩家基金首次出現在東方電子的股東名冊上的時間是2000年中報，這個時候已經是東方電子的最高价位區域，傻瓜都看得出，這兩家基金所為何來。他們并非是沖著東方電子的高成長性而來，而是為了替庄家高位接貨而來。鑒于當時基金在投資者心目中理財專家的高尚而又專業的形象，這兩家基金實際上還起到了迷惑投資者并吸引跟風盤的作用。這大概用不著有更多的怀疑。雖然基金的高位接貨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中經開在短短的時間里就將一個為投資者理財的工具，變成了為庄家服務的私器，還是讓人不得不感慨于中經開的敏捷与無所顧忌。
這几年，基金的職業操守及專業形象廣受非議，但中經開的嚴重違規卻為我們揭示了這個問題的另外一面：大股東對基金公司的控制。有中經開這樣的庄家股東存在，基金公司的胳膊又怎能擰過大股東的大腿？在這個意義上，廣大的基金從業人員的确相當無辜，他們正在為大股東的不法行為背黑鍋。這一次，与撤消中經開的公告同時發布的還有中經開退出大成基金的公告，但愿這能夠成為中國基金業重新起步的契机。
在中經開對東方電子的炒做中，大家還可以發現庄家賺錢的另外一個秘密手段，那就是利用內部職工股。中國早期的股份制公司大多發行有大量的价格低廉的內部職工股，這些內部職工股一旦上市，獲利將相當丰厚。不過，一般的情況往往是，等到股票上市時，由于上市信息的極度不對稱，所謂的內部職工股早已易手。基本上已經掌握在那些對上市信息非常清楚的內部人手上。而許多公司，根本就沒有真正發行內部職工股，而是將內部職工股直接裝進了自己的口袋。
有人曾經通過1997年東方電子的年報計算過，東方電子在1997年底，在冊職工人數應為1036人左右，但其年報則顯示，持有其內部職工股的戶數為5444戶。比它應該有的職工數多出4000多人。僅此一點，我們就可以判斷，東方電子的內部職工股存在嚴重的問題。要么在上市前有過大規模的換手，要么存在超范圍發行的問題。最極端的推測是，東方電子在1994年通過定向募集方式設立東方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一事，根本就是騙局。這雖然只是推測，但它符合我們的經驗。這种經驗在東方鍋爐、大慶聯誼等一系列事件中一次次被證實。這本是一件非常容易查清楚的事情，但在我們這個市場上，卻變成了一樁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不過，中經開今次被關正在使這個“不可能的任務”逐漸變得可能。東方電子董事兼董事會秘書高峰被刑事拘留，就是徹底揭開東方電子之謎的第一個明确跡象。對此，我們充滿期待。
東方電子在內部職工股上的貓膩，可能正是中經開与東方電子長期“戰略合作”的原因——一個美妙的蜜月就此開始。換句話說，沒有大量和廉价的內部職工股的集中（更确切地說，是向少數知情人手上的集中）也就沒有人有動力去創造東方電子的這個“造富神話”。這個推理應該可以列為常識。東方電子內部職工股創造富翁的能力的确是惊人的。經過長期的送股，在東方電子職工股上市時，其成本已經降低到每股0.20元，最高增值幅度可以達到200倍。這樣的財富奇跡，的确讓普通人躁動不已，不過他們也僅僅只有躁動的份。
有趣的是，一家IT業的報紙竟然將東方電子的內部職工股模式形容成尊重知識的典范，真是讓人哭笑不得。一夜之間批量打造了一批百万富翁不假，但并不是他們想象中的所謂“知識英雄”，而是躲在幕后的“權力貴族”。
以內部職工股的黑箱作為源頭，到二級市場上股票价格的延續多年的高成長，我們清晰地看到了中經開在東方電子上的這個“宏大策划”。這當然是一個杰作，但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陰謀。
自從“327事件”以后，很多人就將中經開稱為中國證券市場上的“惡少”，這一是形容其樹大根深，背景不凡，另一方面則是形容其手法凶悍，行事肆意。但從本質上看，這毋宁是所有裙帶資本的統一標簽。不過，“惡少”這一標簽對中經開仍有不夠洽切之處，中經開惡是惡矣，但卻早已不“少”。十多年了，中經開早就應該成熟起來了，但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中經開尚未成熟，便已經死去。惟愿，這僅僅是中經開的個人命運。
在東方電子的炒做中，我們看到了中經開對高科技概念的超強悟性，以及對基金的某种獨創性運用。看來，中經開也是懂得“与時俱進”的。
中經開這种“与時俱進”的特征在銀廣夏的故事中也同樣顯露出來。
銀廣夏的故事大家都已經非常清楚了。但絕非偶然的是，在銀廣夏的操縱案中，我們又一次看到了中經開的影子。
在銀廣夏崩潰前的股東名單中，中經開的關聯公司及關聯基金都置身其中。其中中經開物業持有銀廣夏近1000万股；景宏、景福兩基金持有1100多万股。不用說，這几家与中經開密不可分的關聯股東又是在銀廣夏股票价格大幅拉高之后介入的。其用意与手法可謂如出一轍。
從時間上推算，東方電子与銀廣夏的炒做在時間上有交叉。也就是說，中經開几乎在同一時間出擊兩家（也許是數家）大牛股，其路子之野，气魄之大，讓人望塵莫及。業內謂中經開凶悍，看來絕非戲言。
由于銀廣夏事出突然，還有許多老鼠倉未及出逃。于是坊間傳說：中經開全力游說高層，希望0557無限期停牌，并最終采取瓊民源方式重組，這一方案后來由于有人堅決反對而未果。這雖然是一個不太可信的傳說，卻顯示了人們很容易對中經開這類机构所產生的某种聯想。但不管這种傳說是真是假，有一點是清楚的：中經開的背景仍然是它在中國資本市場上呼風喚雨的尚方寶劍。可悲的是，總有人相信他們能夠在這种背景的庇護下分得一杯羹，從而主動地投靠与跟隨。很不幸，這可能只是那些被權力崇拜麻痹了的人們的一廂情愿。于是我們發現，在銀廣夏的犧牲品中，又增添了一批新的刀下之鬼。
這個很不完全的名單是這樣寫著的：
上海金陵因投資銀廣夏損失1億元。
輕紡城因投資銀廣夏損失7500万元。
銀鴿投資因委托理財投資銀廣夏1.2億元，損失約1億元。
不管這些犧牲品是主動獻身還是真的受騙。但從這些受害者是清一色的上市公司來看，我們發現，裙帶資本想要獵殺的目標，已經不單單是中小投資者了。他們的能力与胃口要求他們去捕殺更大的目標。所以，諸如放開三類企業入市的市場化舉措不過是擰開了社會資源進入證券市場的閥門，將中國資本市場變成他們更大的屠宰場，放任中經開之流對全社會財富的吞噬。人們普遍認為，銀廣夏所引發的震撼是央行最終決定關閉中經開的關鍵因素。將一個地地道道的騙子，化裝成一個無可挑剔的藍籌股，中經開把自己的想象力和“背景”都用過了頭。所謂盛極而衰，銀廣夏遂成中經開在中國證券市場的最后沖刺式的一搏。在這几年信托業爭先恐后的倒閉比賽中，中經開尚能逢凶化吉，成為少數幸運儿（2000年6月，中經開成為極少數确定保留的中央級信托投資公司），但最終卻沒能逃脫自設的銀廣夏陷阱，中經開是被自己的貪婪与自負擊倒的。
在中經開的网頁上有這么一段話：“公司（中經開）宗旨是根据國家有關方針政策及法律法規，以支持政府鼓勵的開發性，示范性、關鍵性生產經營項目為重點）。對比中經開在中國資本市場上的种种“開發性、示范性、關鍵性”的踐行，這段話不僅是絕妙的諷刺，也透露了中經開能夠為所欲為的天机。權力權力，多少罪惡假汝而行！
中國資本市場2001年的惡夢似已過去，市場的气氛复歸平靜。但在這种平靜的表象下，中國資本市場冷冰冰的吞噬邏輯卻依然固我。只要這种邏輯不改變，中國資本市場的明天就將是過去的延續。正如中經開有關負責人在回答某報紙記者提問時向我們所提示的那樣。當記者問及中經開与東方電子的“親密接触”時，中經開有關負責人冷冷地答道：“我能說的只是，到目前為止，中經開已經不再重倉持有東方電子了。至于以前与東方電子的接触，已經是過去的事了，過去的事情了解它做什么？”這位人士還補充說，“中國證券市場需要樹立信心，需要向前看，沒有必要對一些問題太過渲染。”
是的，中經開的确不愿意回顧過去，因為它的過去太神秘、太敏感。在查尋中經開的資料時，我們曾經在网上苦苦尋找中經開的公司网站，但遺憾的是，我們只找到一個挂在和訊网上的殘破网頁。上面除了寥寥數語的公司介紹外，最醒目的就是通常用來炫耀背景和裝點門面的領導人題詞，傲慢及神秘与前面那位負責人毫無二致。中經開究竟要隱瞞什么？偌大一個金融公司，竟然沒有一個象樣的業務网站，中經開對業務的潦草及漫不經心由此可見一斑。從這個角度講，中經開實際上已經早露敗象。
与中國證券市場上其他出身草根或地方的庄家不同，中經開是天生的貴族，出身名門，血統高貴。它一開始就擁有其他庄家期望但卻不能輕易獲得的權力优勢。在這里，中經開無疑更接近中國庄家的典型形象。在中國資本市場中，出身草根的庄家必須通過“贖買”這個中間過程，才能夠開始他們的操縱。換言之，他們必須向保護者交納高昂的保護費之后，才能夠開始考慮自己的盈利。而類似中經開之類的庄家則完全可以省略這個中間過程，他們無須更多的武裝，就可以直接進行公共財富的掠奪。在這個意義上，中經開實際上是那种所有庄家欲以巴結、投靠和贖買的對象，是那种所有庄家樂于炫耀的所謂“背景”。
對于中國證券市場而言，中經開的消亡，可能昭示著一個時代的結束。這個時代由無限遐想開場，卻以凄惶迷茫告終。其中風云詭譎，又豈一個亂字了得。
英雄總被雨打風吹去。幕，開啟又合上，我們卻始終不得門而入。不過，所有輝煌過后的遺跡，都畢竟為我們樹起了警醒的界碑。這可能是中經開帶給我們的唯一正面意義，雖然代价不凡。(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