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庄家背后(1)
提要：地方利益及地方保護主義在比較正式的文本中已經成為了某种“邪惡”和不道德的代名詞，但這并不能否認在合理的憲法安排下地方政府尋求地方利益的合法性。然而，在當下中國，被遮掩在地方利益合法性背后的往往是少數權力集團成員的尋租過程。這恐怕才是問題的症結。換句話說，以地方公共利益的名義并使用公共權力來謀取權力集團的個人利益，已經是當今中國地方主義的一個本質的特征。地方政府在維護地方利益名義下對證券市場的廣泛干預，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例證。
作為一种體制和文化，庄家就是一种中國病，一种中國式的改革綜合症。從這兩個方面看，盡管庄家可能改頭換面，但中國的庄家時代還遠沒有結束。
我們反复試圖闡明，庄家，作為中國證券市場的“惡”之淵藪，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在它背后，有我們看不見但非常強大的制度支持。這當然不僅僅是指證券市場制度本身，更是指作為支持中國證券市場制度的更加基本的政治及經濟制度。從本質上講，坐庄，其實就是權力尋租的過程。沒有公共權力的介入和庇護，中國的庄家現象就遠不會像今天這樣泛濫和持久。在權力持續且大規模地介入中國股市的過程中，地方政府的确起到了相當關鍵的作用。
与政府權力涉入所有其他的經濟領域一樣，地方政府權力對中國證券市場的滲透是廣泛和深入的。從對上市指標的壟斷，到對當地上市公司的行政控制；從對本地證券公司及投資公司的掌握到對本地其他中介机构的強大影響力，政府不僅是上市公司的主人，也是二級市場上的最有實力的“投資者”。在中國，只有政府才具備完成一次成功炒作所需要的完整而复雜的全部條件。如果我們僅僅將“坐庄”看成是資本家對地方權力的一种賄賂，那可能遠遠還沒有逼近事物的本質。經常的情況是（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庄家不過是權力的傀儡。沒有權力的魔杖，庄家的炒作就可能變成鋼絲繩上的舞蹈。在這個意義上，大量的操縱案例中所謂庄家其實就是地方政府本身。而浮在水面并經常被我們所指控的那個“庄家”，不過是這個复雜權力鏈條中一環。
以地方利益的名義
目前，地方利益及地方保護主義在比較正式的文本中已經成為了某种“邪惡”和不道德的代名詞，但這并不能否認在合理的憲法安排下地方政府尋求地方利益的合法性。然而，在當下中國，被遮掩在地方利益合法性背后的往往是少數權力集團成員的尋租過程。這恐怕才是問題的症結。換句話說，以地方公共利益的名義并使用公共權力來謀取權力集團的個人利益，已經是當今中國地方主義的一個本質的特征。地方政府在維護地方利益名義下對證券市場的廣泛干預，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例證。
一种含混但卻被輕易接受的觀點認為，地方政府對證券市場的干預往往是出于地方利益的考慮。那么，這個地方利益究竟是什么呢？雖然誰也不能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但按照一般的理解，大致包括以下几個方面，第一、地方政府可以通過股票上市來轉嫁當地的財政負擔，并進而促進當地的經濟增長。第二、政府出于維護本地的形象，樹典型，求政績，并在上市公司方面与其他地區競爭。第三，圍繞本地上市公司產生了一批利益群體，這個群體特別有動力推動當地政府的干預。
這些被廣泛接受的說法，雖然沒有說錯，但卻比說錯更容易產生誤導。因為它沒有揭示本質反而掩蓋了本質。我們先來看第一种說法。
不錯，地方政府的确可以通過股票市場來轉嫁當地的財政負擔，上市公司越多，圈的錢也就越多。但所有的數据都說明，上市公司的直接融資跟間接融資相比是一個非常小的比率。也就是說，通過上市公司融資能夠為當地經濟帶來的收益与其他渠道相比是非常小的。起碼，這种收益与我們看到的當地政府為上市公司所付出的成本是非常不對稱的。這种不對稱，在在許多地方政府對當地上市公司反复注入資源以進行所謂資產重組的過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在這些重組案例中，許多地方政府實際上是在大做賠本買賣。這足以說明，上市融資很難為當地政府帶來足夠的激勵。而在大量資產重組的案例中，這种激勵甚至經常是“負”的。所以，地方政府為了本地的經濟利益而干預股市的理由并不成立。至少，它不能成為一個主要的理由。
第二种理解就更不得要領。不管在正式和非正式的標准中，地方官員的提拔從來就沒有与上市公司的數量挂過勾。如果上市公司的數量与地方政府官員的政治前程有某种強相關關系的話，那么，今天中國的上市公司恐怕就不止一千多家，而是要遠遠超出現在這個規模。就像我們看到，一旦文憑成為官員之間重要的競爭砝碼，各級官員中就立即充滿了博士、碩士一樣。所以，所謂地方政府干預上市公司是為了“面子”和“形象”的說法，更是一种遠离問題本質的無稽之談。
第三种說法似乎比較接近事情的真相。但問題是，“圍繞上市公司所產生的一批利益群體”究竟是誰？是一大群人，還是那些關鍵的“少數”內部人？一個上市公司在一個地方影響的群體其實很小，而能夠在上市公司相關操作中獲益的人可能就更微乎其微。所以，所謂圍繞上市公司所形成的地方性“利益群體”，仍然是一個十分夸大的說法。只要稍加分析，我們就會發現，真正与地方上市公司利益悠關的只有極少數人。說白了，他們就是那些掌握著上市公司命運的地方權貴集團。只有這些人，才能夠真正從圍繞上市公司的各种活動中，獲得与他們所冒風險相稱的巨大利益。畢竟，地方政府圍繞上市公司所做的种种安排，不僅違規，而且經常有違法的嫌疑。沒有巨大的個人利益的驅動，甘愿冒違法的風險去為當地的廣大人民謀利益，這當然只能是欺人之談。
很清楚，所謂“地方利益”不過是一個口號，一塊并不高明的遮羞布，其中包裹的不過是地方權貴集團成員的個人私利。其違法的本質也根本不是地方政府的違法，而是少數權力階級成員的違法。在這里，地方利益的合法性被徹底濫用了，它變成了權貴集團巧取豪奪的合法性。
如果我們對這個結論還有什么怀疑的話，“康賽事件”中涉案人員的身份可以加深我們的這种印象。康賽，湖北黃石的一家上市公司，在一系列造假和操縱內幕曝光后，已經成為官員和上市公司合謀的“典范”。在多年的欺詐活動中，這家公司牽涉的各級官員多達上百名。以下就是“康賽案”部分落水官員的清單 ：
姓名 徐鵬航
原職務 原國家經貿委副主任
所受處分 撤職，留党察看兩年
犯罪事實 受賄康賽股票12．1万股，獲利113万元。
姓名 吳文英
原職務 原中國紡織總會會長
所受處分 撤銷全國政協常委資格，留党察看兩年
犯罪事實 受賄10万股內部職工股，獲利89万余元。
姓名 陳家杰
原職務 湖北省黃石市原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正廳級）
所受處分 2000年1月28日被依法逮捕
犯罪事實 違規購買康賽原始股票５万股，獲利35万元。
姓名 張維先
原職務 原湖北省政府副秘書長
所受處分 留党察看兩年
犯罪事實 收受康賽內部職工股5000股。
姓名 賈虹
原職務 原湖北省民政廳副廳長
所受處分 留党察看一年，降低一檔職務工資和一級級別工資，職級降為正處級
犯罪事實 違規購買康賽內部職工股票１万股，從中獲利４万元，并收受現金５万
這個名單雖然很不完整，但已經足夠讓我們看清，在所謂地方利益的名義下，從事上市公司非法欺詐活動的主要受益者究竟是些什么人。很顯然，除了童施建和張建萍等少數几個原康賽公司高管人員外（從本質上說這些所謂企業高管大多數也仍然屬于傳統的行政系列），絕大部分都是本應該与企業正常經營活動無關的各級官員。這些權力集團的成員才是各類證券欺詐案件的真正主角，但他們卻与我們平時想象中那些手握重金、智慧超人的證券欺詐者的形象相去甚遠。
同樣的情形，我們也可以在中國證券市場的另外一只出盡風頭的股票上看到。環保股份，中國證券市場第一只環保概念股票，自從1997年5月上市之后，股价持續走高。最高漲幅達到10倍左右，風頭一時無兩。但這個二級市場上的惊人暴利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原來，惊人暴利背后的業績支持，完全是靠沈陽市政府不斷的財政注入。沈陽市政府不僅為這家公司提供了巨大的財政補貼，而且還不斷許諾注入所謂优質資產。這個“業績”背景与環保股份二級市場的炒作配合得如此天衣無縫，只有傻瓜才相信這不是操縱。但又有誰能夠動用市政府的公共資產來進行股票操縱呢？答案再明朗不過了：沈陽市的政府官員，是能夠掌握沈陽市國有資產命運的政府官員。“慕馬案”（原沈陽市市委書記慕綏新、市長馬向東腐敗大案）曝光后披露的部分事實將環保股份的股票操縱直接与地方權力集團的腐敗聯系在一起。据報道，原沈陽市市長慕綏新的前妻賈桂娥就收受過100万股環保股份的。很容易推論，在環保股份的操縱中獲利的決不是賈桂娥一人。
与所有股票操縱有相同的特征，環保股份也有大量內部職工股。經過反复送配，到這批職工股上市的時候，其數量已經達到4914万股，持有者的獲利達到几十倍。很有可能，環保股份的連續多年的市場操縱就是沖著這一批職工股上市來的。
慕綏新、馬向東兩位大人物在位的時候，環保股份几乎每年都有大筆財政補貼進帳，業績也隨之突飛猛進，“慕馬案”的爆發，卻一夜之間斷送了環保股份在中國證券市場的“幸福生活”，也終止了環保股份的成長神話。一個上市公司的興衰与一批地方官員的命運聯系得如此緊密，只能證明，環保股份的幕后庄家實際上就是沈陽市的一小撮權貴。正是這批人，在環保股份的操縱中輕易獲得了普通投資者不敢想象的無風險利潤。顯然，地方權貴集團在“康賽”与“環保股份”的股票操縱中所顯露的作用，并不僅僅是孤立的個案，而是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在中國證券市場十余年的發展中，地方政府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与整個中國經濟改革的“政府推動”模式（更准确地說，是一种“權力推動”模式）在邏輯上是自洽的。相應的，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也從本質上帶有“官商勾結”的陳。遺憾的是，在（中央）權力与（地方）權力更有戲劇性的沖突中，這個更加具有基礎性的制度問題被徹底遺忘了。從表面上看，及至1999年“519”行情之前，中央政府一直扮演著某种規范和防范風險的角色，這很容易使人們將中央政府的博弈對手簡單的想象為某种民間自發的力量，但事實并非如此。除了最初階段，民間的自發力量起到主要推動作用以外，中國證券市場始終是中央權力与地方權力的舞台，在這個舞台上盡情舞蹈的是在改革中毫發未損的行政權力，而決不是新生的民間或民間資本。民間或民間資本的參与，不過是這一出傳統劇目的新道具。“政治權力”的導演們意圖通過這种別致的方式告訴我們：看，這是一場全新的歷史演出，赶快參与吧，你也有机會！
但主角就是主角，在這場史無前例的資本游戲中，民間及民間資本扮演的只能是配角和犧牲的角色。這种權力的獨角戲，在地方政府對上市公司反复的重組中，其性質會呈現得更加清楚。
重組之“利”
在中國證券市場上，最有號召力的題材恐怕就是資產重組了。在网絡、績优、成長等一系列眼花繚亂的概念黯然失色之后，資產重組的魅力依舊長盛不衰。無論是在牛市還是在熊市，資產重組都是二級市場上最重要的暴利來源。而這其中，地方政府的“積極介入”可以說居功之偉。
坐庄，是一個很复雜的過程，它遠不像看上去那么簡單。如果坐庄僅僅是一個二級市場收集籌碼然后高位拋出籌碼的過程，那任何一個資本雄厚者都可以輕易做到。所有的人都知道，吸納籌碼容易，而高位拋出籌碼兌現贏利卻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除非在大牛市中，沒有“盤”外的一系列條件的配合，出貨將變成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這种困難，在資產重組題材的炒作中，表現得格外突出，因為它牽涉到优質資產的注入。有意思的是，恰恰在這個最關鍵的“盤”外環節上，地方政府總是挺身而出，拔刀相助。這种离奇的案例在中國的證券市場上簡直不胜枚舉，其泛濫和簡單重复的程度讓人窒息。但為了准确地刻畫地方政府的庄家形象，我們還是需要通過一些具體的實例來解讀。
華信股份（000765），原六渡橋，早在其1997年11月上市前就已經是一堆垃圾。不僅職工工資無法按時領取，還拖欠職工集資款數千万元。与此同時，作為一個商業企業，還拖欠著供貨商的大量貨款，企業經營難以為繼。在這种情況下，職工經常為工資及集資款鬧事。
這個時候，地方政府出場重組了，其旗號是如此冠冕堂皇：為了當地社會“穩定”的大局，為了當地政府的“形象”（如果真是對地方政府的形象很在意，六渡橋大概就上不了市了，所以，這個借口才顯得尤為滑稽）。于是，1998年6月武漢市政府一紙批文，就為了六渡橋找來一個名頭頗有點想象力的大股東，武漢市華中信息技術集團有限公司。對于具有無上權威的當地政府而言，這樣的操作只需要通過簡單的行政命令即可。注意，當這個所謂的“重組”緊鑼密鼓的時候，六渡橋在二級市場的价格正在接近上市之后的最低价，而且密集放量。很清楚，庄家已經開始進場建倉。
然后，必然要出現的奇跡出現了，在經過魔術式的一系列關聯交易，六渡橋的業績在短短半年之內就由每股收益0.04元“超常規”地跳升至0.4元。不出意外，其股票价格也開始水漲船高，到2000年2月達到接近40元的歷史峰位，如果算上這其間的送配，庄家獲利之巨大可想而知。隨著庄家的獲利出局，華信股份的業績也复歸其改名前的困窘境地，其2001年報所顯示的每股收益為3分錢，又一次接近虧損邊緣。這不是重組失敗的跡象，而是操縱完結的明确信號。
一次惊心策划的重組操縱就這樣完成了，一切都配合得如此完美，而其重組的真正目的也已經赤裸裸地體現在六渡橋二級市場巨大的漲幅上。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將操縱二級市場的巨大收益放進了自己的口袋？大部分人可能已經對這個疑問麻木不仁，所以我們就更有必要重复那個簡單明了的答案：誰重組誰受益，既然是權力主導的重組操縱，當然是一切收益歸“權力”。
有媒體指控，在六渡橋的整個重組過程中，當地政府并沒有注入什么优質資產，完全是通過關聯交易和報表重組來取得業績增長的，其勾結當地國有公司和中介机构的手法与所有的重組丑聞如出一轍。可笑的是，有著名的評估机构竟然將華信股份排在了中國上市公司100強的第40位，成為湖北上市公司中效益最好的一個。這位記者最后悲嘆道：“華信神話”真是越來越有點“黑色幽默”的味道了。
如果說華信股份的重組操縱還有點偷偷摸摸的話，湖北另外一個地方政府對ST猴王的操縱則完全是明目張膽的。在宜昌市政府通過國有大股東從股市中無償吸走了13億巨款之后，ST猴王已經成了一個負債累累的黑洞。因為其金額巨大，手段凶狠，ST猴王一時成為中國證券市場上大股東掠奪上市公司最有名的案例之一。然而，就在大股東金蟬脫殼，宣布破產不多久，宜昌市政府卻開始突然關心起還有些利用价值的上市公司ST猴王來了，不僅通過承擔債務和解除擔保的形式“慷慨”地為上市公司注入資金4億元，而且還找來一家新的大股東上海國策。但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慷慨”，說不出理由的慷慨背后就必然有某种不為人知的東西。雖然我們不能确切地知道宜昌市政府為什么要這樣做，但我們至少知道，這肯定不是真正為了挽救公司。因為以ST猴王的高達“—2．28元”的淨資產及其他糟糕透頂的財務狀況，它不僅不值得挽救，而且簡直就是一個火坑。即便是國有資產，如果沒有其他利益的驅動，這种“慷慨”的資產注入也讓人百思不得其解。不過，与所有股票重組后的表現一樣，ST猴王在二級市場的价格從2000年4月份的5塊多漲到了7月份的8塊多，其起動日期几乎与地方政府“注資”的消息同步。我們不知道誰從這個“消息”中獲利了，但可以肯定有人獲利了。只不過，ST猴王的攤子實在太濫，這次操縱好像并不太成功。但4億元的國有資產則鐵定打了水漂。
對此類重組過于認真的人注定是要失望的。《大眾證券》記者后來的調查證明，曾經為ST猴王重組帶來無限想象力的新任大股東，上海國策公司，本身也只是一堆廢銅爛鐵。它与ST猴王的姻緣不過是中國股市上一出了無新意的雙簧。
在上面的決不鮮見的案例中，我們看到，地方政府對上市公司的重組与公司股票在二級市場上的走勢配合几近“完美”，其策划的周密性已經將地方政府隱秘的庄家形象清晰地呈現出來。地方政府（實際上地方權貴集團）以公共政策的名義，向上市公司注入公共資產，并通過股票市場合法的私有制形式，將公共資產据為己有。這是一個被操縱的“公私”循環過程。公共資產的最后接收者，正是公共資產的“贈送者”，毫無疑問，他們是同一种人。在這里，重組是外殼，是權力集團化公為私的又一個新式武器。
這种搶劫行為如此野蠻，以至于根本無須顧忌普通中國人的基本智力。因為它唯一相信的，就是權力的力量。這种丑陋的信仰，在ST黃河科的精彩表演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熟悉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投資者都知道，ST黃河科是中國資格最老的虧損公司，也是反复重組次數最多的公司。從某种意義上說，ST黃河科的歷史，就是一部中國國有上市公司的重組史。它在中國證券市場上頑強存在，既反映了中國改革背景中傳統國有經濟的逐漸衰落，也更深刻的體現了在同一背景中中國權貴經濟強有力的崛起。此消彼長，無非一個“權”字。
ST黃河科（現已改名為陝西廣電网絡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簡稱廣電网絡），作為一家傳統的國有企業，上市一年后即開始出現重大虧損。在經歷了95年和96年連續兩年的虧損后，ST黃河科開始進行第一次資產重組。這個時間是1996年8月22日，在這一天，公司發布公告，稱陝西省委和陝西省政府決定成立長岭黃河集團公司。由其轄下的另外一家大型國有企業長岭机器厂持有黃河科的大部分股份，涉及金額超過四億元。看得出來，這個時候的重組依然是最老套的政府拉郎配形式，地方政府的重組目的還是以解決當地國有企業的實際困難及維護當地的社會穩定為主。雖然如此，但其股票在二級市場的价格卻在消息公布后的四個月內翻番。由于當時中國證券市場的重組炒做之風仍屬開始，我們宁愿相信當地政府仍然沒有將資產重組与二級市場的暴利周密地聯系起來，或者說二級市場上的庄家与當地政府的合謀仍然很“生疏”。
然而，這种以短期效應為主的重組必然是好景不長。在連續兩年微利之后，1999年上半年公司旋又陷入虧損。這個時候，地方政府又一次出面，不僅為ST黃河科專門召開了省長辦公會議，并采取各种行政措施為ST黃河科增收減負。最能顯示地方政府魄力的是：省政府竟然命令省財政廳一次性購買ST黃河科3000万元多媒體產品，美其名曰政府采購。真不知道，省政府買這么多多媒體產品干什么？不明底細的人肯定會以為陝西省政府要當多媒體的經銷商了。但這一次政府出面重組的目的可就不那么單純了。在ST黃河科的K線圖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2000年4月份當ST黃河科報出1999年度“漂亮”的年報時，其股票价格已經一飛沖天，達到其上市之后的最高价格18元左右。鑒于“519”之后，中國權力資本對股票市場的操縱已經在事實上名正言順，我們完全有理由推斷，這是一次策划周密、配合默契的操縱。這個特征也可以從市場主力在建倉拉高的時机上明确地判斷出來。
不過，只要權力資本的胃口沒有被徹底滿足，ST黃河科就還會是一個相當有利用价值的工具，ST黃河科的“洗錢”故事就不會完結。果然，在2000年度，ST黃河科又一次讓人啼笑皆非地虧損了。但這种虧損對于操縱者來說，則絕對是又一輪操縱的嶄新机會——它們可以借此低价吸籌，開始新一輪規模更加宏大的洗錢運動，頗有一點將洗錢進行到底的豪气。
最新一次合謀操縱的結果是：2001年10月，在當地政府的鼎力“扶持”下，ST黃河科變成了證券市場上最有壟斷利潤因而也最有長期投資价值的傳媒股，几乎在同時，ST黃河科的股票价格逆市而動，創造了大熊市中最耀眼的奇跡，從9元左右一直上漲到24元。如果不知內情，庄家又豈能有如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壯舉？涉及如此巨量國有資產置換的知情人又能是哪些人呢？最庸常的頭腦也能想到，但卻沒有任何人有能力阻止。
令人感嘆的是，在市場黑幕不斷，投資者對庄家一片喊打的背景下，人們曾經一致認為：ST黃河科肯定要退市了，它再也無法創造聳人听聞的市場“奇跡”了。但結果卻又一次侮辱了那些對市場規則抱有最后一絲期望的人們。可以肯定，只要躲在庄家背后的制度背景不改變，ST黃河科就還會創造人間奇跡。
從ST黃河科的重組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對上市公司重組有一個從被動應付到主動利用的過程，這其實也反映了中國權力資本在中國證券市場的一個“自覺”的過程。在國有經濟轟然倒塌的歷史噪音中，權力資本也悄然長大為一個可以四處出擊的龐然大物。ST黃河科最新一次重組的實踐表明，中國權力資本的触角已經伸到了國有企業最核心的壟斷部門。他們已然有能力將最后這塊具有壟斷性質的國有資產玩弄于自己的股掌。中國經濟的“資產重組”運動（遠不止限于證券市場）如火如荼，ST黃河科為我們揭示了這一“革命”的最新特征和最新進展。
讓人絕望的是，在這個廣泛蔓延于中國各級政府，各個領域的“革命性”分贓活動中，我們看到了中國几乎所有著名高校爭先恐后的參与。在利益面前，這些自詡為“良知”与“精英”的斯文人群體，露出了它們一直隸屬的那個權力差序體系的本性，現在人們明白了，他們与所有其他的權力分利集團毫無二致。有時候，他們的面目甚至比那些傳統官僚更為可憎。這种面目，我們已經在深安達、ST海洋等一系列的所謂高校或科技概念的重組操縱中，看得清清楚楚。在這一系列讓人大倒胃口的操縱中，中國的著名高校以一种厚顏無恥的“高貴姿態”展示了他們高明的騙術。我承認，在一個騙子橫行的文化中，我們令人尊敬的高等學府并不比其他騙子更應該受到指責。但所有的人應該清醒地意識到：中國的高校，它們以前是，今天就更加是行政權力體系的一部分，無論是在作為群體的道德上，還是作為企業的盈利能力上，他們絲毫也不比其他人更高。如果說地方政府在重組操縱中使用的是不容抗拒的行政命令的話，那么在有諸如北大，清華等名校參与的与地方政府合謀的操縱中，則更多地使用了“話語霸權”或知識權力。在中國，這兩种權力派生于同一個極權子宮，是天生的孿生兄弟，其密切合作也是必然的。但我們必須了解，這种聯合起來的洗劫力量將是空前和致命的。
到此，我們可以簡單總結一下地方政府在資產重組游戲中所進行的資源循環和分配過程了。這個過程大致是這樣的。首先，向已經被掏空的上市公司注入外部公共資源，在二級市場上制造炒做題材。通過對股票的操縱，內幕人士從市場內部的投資者手中吸取資源，与此同時，通過增發或者配股將證券市場內部投資者的資源進一步集中到上市公司，然后通過行政權力再一次將上市公司掏空，開始新一輪循環。只要權力不受到硬約束，這個過程是可以無限循環的。不要以為這個循環是一個無聊的把戲，每一次循環中都會有人大獲其利。這也是地方政府對這個看上去非常不經濟的游戲為什么如此熱衷的真實原因。而這個游戲的關鍵之處在于，地方政府對上市公司的“殼”資源、地方公共財政資源、地方的金融資源擁有不容挑戰的壟斷權力（當然，在坐庄的過程中，它們還必須經常借助于其它權力的配合）。沒有這一點，地方政府的這套循環游戲就無法玩下去。有些人經常將地方政府的超乎尋常的重組熱情歸結為它們對“殼”資源的珍惜，但他們從來就不問：在那些重組對地方政府本身的利益來說明顯意味著賠本的時候，地方政府為什么還對保護“殼”資源如此上心？答案非常清楚，只有保住了“殼”資源，才能保住繼續操縱的工具；而只要有操縱，內部人就會獲利。哪怕這种利潤与公共資源的投入再不相稱，這种操縱對內部人也是值得的。所以，循環次數越多，內部人獲利的机會也就越多，證券市場內部和外部的資源就越向操縱者個人手上集中。這也是為什么各級政府、各個部門對重組樂此不疲的原因。股票二級市場并不創造財富，操縱者個人手中的財富多一點，分配于其他人手中的財富就少一點，地方政府主導的重組對全社會的財富分配格局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或許，股市內部和外部的資源徹底枯竭之時，就是這個再分配游戲完結之際。
無論重組被人們賦予多么深遠的產權革命意義，在當今中國證券市場，它的功能也只能從屬于權力階級的意志。這就是被形式遮蔽的真內容。
上海PT別樣紅
在所有政府主導的資產重組炒作中，上海市政府的表現尤其值得記載。
2002年４月，當中國股市服過管理層開出的几劑猛烈補藥，又一次陷入心力衰竭的時候，上海股市突然走出了一列驕傲的隊形。這就是以白貓股份、商業网點、都市股份所构成的上海PT板塊。
這几家曾經代表中國國有企業低效率的典型，在經過上海市政府的精心“調養”之后，再度咸魚翻身。不過，它們重新出場的典禮實在過于隆重。在摘帽复牌之后，這三家股票的价格在短短的的几個交易日里全部翻番。如以其在PT期間的最低价格計算，其复牌后的漲幅最低也在5倍之上。其中都市股份的累計漲幅接近十倍，并創造了連續三十個漲停板的中國股市之最高紀錄。在監管風聲日緊的2002年，這三只股票經典的庄股走勢，不啻于對監管當局的一种巨大的嘲笑。
惊嘆之余，人們不禁要問，上海的PT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置沸騰的民意与市場發展的潮流于不顧？
的确，在上海市政府看來，它有太多特殊的理由來挽救它的上市公司。因為上海不僅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而且是中國的金融中心，更是中國向外國投資者表明開放姿態的樣板城市。雖然所有這一切都不构成上海市政府凌駕于市場規則之上的任何理由，但作為一個在中國政治格局中權重極大的地方諸侯，上海市政府是無須顧忌這种物議的。對于上海來說，形象就是一切，其他的都是小節，哪怕這种小節上的失誤會貽害無窮。
在中國證券市場中，一直有一种說法：上海的上市公司比較規范。意思是說，上海的上市公司不太愿意与庄家配合炒作。但這几只股票的走勢，對這种說法無疑是一种諷刺。所有的人都能看出，這几只著名的PT股票在資產重組期間，不僅有庄，而且有大庄。庄家在整個炒作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自信，充分顯示了他們對基本面情況的了如指掌。換句話說，庄家的炒作与這几家公司基本面的變化配合得相當緊密。雖然沒有證据說，重組者即是庄家，但作為內幕知情人的重組主導者卻有最大的庄家嫌疑，這是毫無疑問的。從這個角度看，与其說上海的上市公司比較規范，不如說上海上市公司在炒作中的保密工夫更到家。這些重組股票的走勢已經將价格操縱的本質清楚地呈現出來，對于這一點，作為資產重組主導者的上海相關行政部門自然難脫干系。
作為在中國政治和經濟中有特殊意義的城市，上海市由行政主導的大規模資產重組表現出了一些不同的特點。舉其要者，大致有二。
更強大的政府干預。
1997年，上海市政府率先在全國成立了第一家專事資產重組的政府机构——上海上市公司資產重組領導小組。我們無法确知這個領導小組的行政級別，但從上海這几年資產重組所動用的資源來看，這個名稱怪誕的政府机构能量著實不小。与其他地方政府對上市公司零敲碎打的重組不同，上海市政府一開始便“高屋建瓴”地成立了政府班子，統一策划和推動上海市上市公司的重組。按照這個領導小組最近披露的消息，在上海市所屬的115家上市公司中，已經有大約四分之三進行了重組。誰都知道，公司重組本是市場主體之間的自愿行為，政府主導的“重組”本質上已經不能叫重組，最多只能叫行政性的資源調配，用民間的話來講就是所謂的拉郎配，是不可能有什么效率的。這与行政性的推荐上市沒有任何區別，更是對資產重組本應該具有的市場精神的一种諷刺。但有意思的是，不知是出于無知還是出于要搶其他地方政府的風頭，上海竟然將這种對市場赤裸裸的干預當作自己的又一項創新來加以夸耀，甚至還煞有介事地總結出一系列的所謂經驗，實在是讓人瞠目結舌。上海市上市公司資產重組領導小組的負責人曾經表示：上海將加快推進上市公司資產重組，充分發揮證券市場資產重組的功能。然而，在強大的政府干預下所進行的資產重組，能夠發揮證券市場資產重組的功能嗎？結論可能恰恰相反，它只能進一步加強政府的行政干預功能，破坏證券市場的市場配置功能。讓人奇怪的是，在越來越被賦予中國改革和開放象征意義的上海，竟然對如此低級的邏輯錯誤熟視無睹。這不能不讓我們對掩蓋在上海轟轟烈烈的資產重組表象下的精神實質表示深刻的怀疑。這种明顯有邏輯錯誤的資產重組，与其說是一种創新，不如說是對證券市場的一种嘲笑。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一直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行動邏輯：只要目的正确，手段就可以無所不用其極。這种陳規陋習在上海的資產重組過程表現得相當充分。
上海上市公司的資產重組的第二個特點是，重組參与方几乎都是國有公司，或者更确切說都是有政府背景的國有投資或控股公司。以2001年末上海三家突擊重組的公司為例。重組聯華合纖（600617）的是上海國際集團与上海紡織控股公司。其中新的第一大股東上海國際是授權經營上海國有資產和國有股權的資產經營机构，注冊資本達到50億。其旗下的多家金融机构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一個超大型的金融壟斷集團。与聯華合纖几乎同時被重組的是浦東不鏽（600748），其新任大股東是上實集團——上海市政府屬下的另一家大型國有企業集團。其旗下的窗口企業上實控股在香港紅籌股中相當知名。第三家重組企業英雄股份（600844）的新任大股東是上海農業投資公司。不用問，這又是一家屬于上海市政府的投資公司。
從現有的資料看，上海這几年所進行的資產重組中，這种國有資產從左手到右手的特征非常明顯。這既是政府主導型的資產重組的一個必然結果，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上海雄厚的“國有經濟”實力。換一個窮一點的地方政府，國有經濟資源可能早就被“重組”完了。這大概也正是上海市政府在資本市場中的政績比其他地方政府更加突出的根本原因。但很明顯，這一點都不能說明上海的領導比其它地方的更高明，而只能說明上海地方政府比其他的地方政府更有本錢錯配經濟資源。因為，國有企業的長期經驗以及資本市場上不長的重組經驗都表明，這些新注入的國有資產遲早會被又一次消耗完畢。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上海市主管部門今天就沒有必要對其所屬的上市公司進行這种換血式的資產重組了。上海市政府一直表示，要讓上海本地上市公司的業績處于中上游水平。大規模的行政性重組大概就是他們兌現這种諾言的主要手段。這种竭澤而漁的政績表現方式，在中國的地方政府中一點都不鮮見。上海市政府不過是憑借其更加丰沛的經濟資源將這种手法更加發揚光大而已。在這個意義上，掩藏在上海更加丰沛的國有經濟資源之后的，是上海更加貧乏的市場經濟精神，是上海相關部門更加強大的行政干預慣性。在證券市場對政府干預的一片喊打聲中，上海如此明火執仗的行政干預卻很少受到人們的譴責，甚至將其作為資產重組的成功模式加以推崇，又豈非咄咄怪事？
深究下來，上海由行政部門所主導的資產重組雖然具有同樣甚至更變本加厲的行政干預本質，但卻具有某种与眾不同的誘惑性。這就是所謂的實質性重組。
出于對泛濫于中國證券市場的虛假重組的厭惡，投資者對那些有优良資產注入的實質重組感激涕零。上海上市公司的重組大多具有這种業績提高的表面特征，雖然這种業績提高注定也是短暫的。這大概也是人們較少對上海資產重組提出抨擊的原因。雖然這种重組在短期內對二級市場的投資者有利，但它所耗費的社會成本与其他類型的重組并無二致。以上面我們提到的三家PT股票為例，僅僅PT農商社一家就賴掉銀行資金4．08億，加上作為大股東無償贈与的价值３．66億元的土地和１．93億現金，在挽救PT農商社的過程中，共消耗國有資產9億多元。換句話說，除了賴掉的4億元銀行資金之外，上海行政部門又從屬于全體人民的國庫中私下掏出了5億多元給PT農商社的現有股東。慷全體納稅人之慨以維護一個地方的所謂形象，于理于法都站不住腳。請記住，上海行政部門只是這部分國有資產的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它根本就無權將這部分資產按照地方政府的意愿甚至是個別地方領導人的意愿來處置。更為嚴重的是，這种資產重組并不僅僅是國有資產的簡單搬家，而是國有資產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被送給了二級市場上的庄家。雖然從表面上看，這种慷慨奉送的主要受益者是PT農商社的現有股東，包括國有股東和流通股東，但實際上，最大的受益者卻是在二級市場上潛伏已久的庄家。按PT農商社的流通股本1638万股計算，其在重組后流通市值最高增加約4．5億元，以保守的估計，庄家在PT農商社的重組炒做中至少獲利上億元。而這筆盈利，以PT 農商社現有的盈利能力恐怕一輩子的經營都賺不回來。當然，這并不是全體納稅人為重組PT農商社所付出的全部代价，因為在恢复了融資能力之后，PT農商社馬上就會以“都市股份”的名義張開它圈錢的血盆大口。只要這個重組的游戲還能繼續玩下去，光一個PT農商社就可以成為無止境吞噬社會資源的巨大黑洞。容易想象的是，從四面八方匯聚到PT農商社中的資金并不會從地球上平白無故地消逝掉，只不過它已經換了主人。由名義上屬于全體公民的資產、投資者的資產，通過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可笑的是，在中國，這只手往往是法律与正義的化身)，變成了庄家的錢、少數內幕人士的錢。用9億元的公共資金換來內部人在二級市場上几億元的私人利潤，這就是PT農商社告訴我們的有關重組的本質。對于重組來說，只要這一個本質的目的能夠達到，重組就值得進行，而那個被重組的企業是不是能夠繼續活下去，并不是重組者需要關注的目標。在絕大部分多數情況下，等待這個國有企業的命運是再一次被重組。在現在談論的這個案例中，我們指的是都市股份。但愿我們不會不幸而言中。不過，中國證券市場上諸多國有企業反复重組的例子已經為我們提示了這种可能性。同樣一部燒錢机器，放到氧气充足的中國證券市場上來，只會燃燒得更加猛烈。將重組限制在國有資產之間，固然可以避開國有資產流失的指責，但它卻是國有資產一种更加隱蔽的流失形式。
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上海的資產重組，雖然表現出了了某种不同的特點，但其燒錢与洗錢的本質与其他地方上市公司沒有任何兩樣。而就其重組過程中所無償動用的公共資源的巨大規模以及局限于國有資產之間的封閉性來看，上海的資產重組更是一個負面的典型。因為它建立在社會隱性成本基礎上的業績提高不僅強化了政府干預的合法性，而且也更加加強了政府對上市公司的進一步壟斷。上海市主管資產重組的負責人曾經得意地夸耀：“上海本地上市公司的總資產約4000億元，其中淨資產1500億元，國有股所占資產不到500億元。通過戰略調整，國有資產以持有三分之一的淨資產，調控了4000億元的上市公司資產。”好一個戰略調整，不調整不要緊，一調整社會資源更加向政府手上集中了。“調控”當然是客气的話，其實質則在于控制。如果上海的資產重組真有什么創新的話，其創新之處正在于：行政部門學會了用資本市場的手段控制更多的社會資源。這毋宁說是計划經濟的一种复辟更加貼切。
我們尤其要指出的是，在資產重組期間，上海上市公司在二級市場上的表現具有所有內幕交易的一般特征。這一點我們在PT農商社、凌橋股份等一系列的股票炒作中看得非常清楚。我們不做贅述，留待有心人一一查證。
在中國的股市上，除非遇到所謂監管運動，坐庄本是一件司空見慣的事情，無須遮遮掩掩，但上海主管部門卻為它的資產重組炒作披上了种种堂皇的外衣。什么“借資本市場推動產業結构調整”了，什么“五個結合”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与其他地方政府在資產重組炒作中所表現出來的魯莽相比，我們真不知道上海在這方面究竟是更加聰明還是更加虛偽。但有一點大致可以肯定，上海相關行政部門比其他地方更加善于從政治的高度來理解經濟，更善于用時髦的口號來包裝其同樣令人不屑的動机。就對新術語、新口號的學習和運用速度而言，上海行政管理部門的水平的确胜人一籌。不過，炒作就是炒作，偽裝應該剝去。對于上海与眾不同的資產重組，我們應該抱有同樣清醒的認識。
其實，作為中國計划經濟的第一重鎮，在行政這個層面上，上海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從來就沒有什么了不起的精神成就。那些高樓大廈所顯示的，更多的是上海的政治地位和地緣經濟优勢。在發現上海陸家嘴地區許多企業都是由政府控股的事實之后，一位非常深刻的華裔經濟學家輕蔑地斷言，上海的模式完全不值得效仿，因為它根本不可能長久。這种判斷在著名作家龍應台女士那里得到了敏銳的回應。她說，上海甚至比北京更保守。透過那些眩目的表象，這兩位智者都看到了上海經濟增長中的那种強烈的計划經濟的精神气質。但愿，我們上面有關上海資產重組非常粗略的論述，能夠為這些論點提供一些新的證据和視角。(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