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錢,一個盛世的金融寓言 (7)

袁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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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民企合法性的日益提升,在相當一部分官員眼中,民企業已成為他們將權力化作私有財富的最佳通道。就像在計划經濟時代,國有企業擔負了許多企業之外的功能(比如就業和政治控制)一樣,轉型期的民企實際上也承載了轉移和洗劫社會財富的功能,鑒于中國改革正在逼近產權大規模轉移的關鍵階段,民企的這种功能將變得越來越明顯。基于這樣一個判斷,我們以為,中國民企有的不是“原罪”,而恰恰是“現罪”,它正在參与一場極不公平的分贓活動。在這樣一种“視界”中,今天的許多中國民企顯然已經不再是一种僅僅為了利潤而設立的單純的企業組織,它更像是一個從事超經濟分配的組織。
股市中的私人知識

許多人可能都已經觀察到了這樣一個現象:人們不太愿意買當地上市公司的股票。
究其原因,是因為人們對這些上市公司有比較真實的了解。或是親自去過,或是听親戚朋友講過。只要知道這家公司下崗人數的多少,工資待遇的高低,人們就很容易決定這家公司值不值得投資,根本不需要借助正式的財務報表。而人們之所以“敢”或者愿意買外地的股票,原因則正相反,因為他們對這些公司的印象通常是從正式的報表或股評中來的。他們看到的往往是經過加工的“報表中的公司”。

記得紅光剛剛上市不久,我的一位四川的朋友就告訴我,這家公司不能買,早就發不出工資了。看來,人們還是比較愿意相信自己“私人的知識”的。

那么在中國,“報表中的公司”与真實公司相差有多大呢?下面是我所親歷的兩個故事,講給大家听听,或許能夠為我們增加一些有用的“私人知識”。

去年我老家有一家公司上市,開盤价高得离譜。憑我對家鄉的了解,我斷定這可能又是一個報表講的“故事”。

新年回家,見到一位在建行當行長的好友。問到這間公司的情況時,他大笑。然后他告訴我,這間公司上市,最高興的就數他們建行。因為他們一億元的貸款終于有著落了。不過最讓我長見識的,還是我這位朋友要債的經歷。

自從這家公司上市以后,公司的老板就從債主的視線中消逝了。我這位朋友從當地追到省城,又從省城追回當地,來回折騰了好几回。最后,這位行長心知再這樣搞下去,貸款恐怕永遠要不回來,只好使出殺手襉。他電話通知那位上市公司的老板:我這里有一個密碼箱,你知道這里面是什么,如果再不還錢,我就要對不起,把它送到證監會去了!

這一招果然生效,沒几天工夫,一億元的貸款就回到了當地建設銀行的賬上。

我不懂財務,也不知道這一億元對這家公司的報表會產生什么影響。但我知道,靠募股資金才能還貸的公司,肯定不是什么好公司。可笑的是,從去年到今年,大量股評一直在推荐這家公司。但諷刺的很,上市還不到一年,這家公司已經重組過一回了,可股价卻還在17元以上。我真不知道,那些看報表听股評而買了這只股票的人,何時才有解套的机會。沒准,哪天爆出更猛的“料”,這些投資人可就真慘了。

第二個故事雖然有些久了。但也值得一提。

這是一家南方沿海的上市公司。成立于90年代初的地產高潮時期。到98年上市之前,這家公司除了几塊晒了很多年,已經嚴重貶值的地皮之外,唯一有點現金流的產業就是一家桑拿浴。在拿到上市指標的時候,這家公司几乎奄奄一息。但拿到了上市指標,苦日子總算告一段落。為了不至于露餡露得太大,承銷商一次就給了几千万,讓它先修修圍牆,買買制服,裝點一下門面。

如果僅僅是這樣,這個故事顯然不夠精彩。最精彩的是,這家公司上市的時候是以高科技的面目“橫空出世”的,而且開出了令人嘆為觀止的天价。說真的,對于中國股市,我已經算是一個有足夠想象力的人了。因為實在見慣不惊了。但這家公司弄出這么大的場面,還是讓我感到非常詫异。一是佩服他們藝高人膽大,二是感慨報表捉弄人。順便要提醒各位看客的是,這家公司目前的价格還在天上。

听完了這兩個故事,你還對大盤目前的指數有信心嗎?

今年,三位研究信息經濟學的學者獲得諾貝爾獎。其中史賓斯的理論曾被應用于股市過度分紅問題的研究。對照一下中國股市的現實情況,不得不承認經濟學還真有點用。

股市也是一個信息嚴重不對稱的市場,為了改善這种狀況,加大獲取信息的成本就成為必然。所以,業績良好的公司總是采取多分現金紅利的辦法,以期區別于那些分不出紅的股市中的“劣幣”。哪怕這樣做會由于雙重征稅而加大成本。畢竟,會計報表是可以玩很多花樣的。

的确,如果我們沒有更可靠、更廉价的“公共信息”的話,現金分紅就是檢驗一個上市公司优劣的試金石。

華融開張賣破爛

華融終于開張賣股票了。從2000年9月獲得股票承銷資格,到2002年8月太行水泥發行,經過將近2年的操練,華融終于坐上了主承銷商的位置。

其實,獲得股票承銷資格后的兩年中,華融一直也沒閑著。先是在2001年成功分銷了中石化A股,接著又在今年7月擔任青島黃海橡膠股份有限公司IPO的副主承銷。可謂練兵不止。今次作為主承銷商承銷太行水泥,正是華融在中國證券市場多年演練后的成果。按照華融自己的說法,這是華融證券業務取得的“重大突破”。

華融,全稱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成立于1999年10月19日,注冊資本100億元人民幣。主要從事對中國工商銀行不良資產的收購、管理和處置業務。

由于中國改革的特殊模式,中國國有銀行尤其是四大專業銀行,積累了大量的坏帳,其比率相當惊人。這种巨大的隱形債務在亞洲金融危机之后變得格外刺眼。1999年,為了減少不良比例,繼信達資產管理公司(中國建設銀行)先行試點之后,中國政府又對口成立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分別為華融(中國工商銀行)、長城資產管理公司(中國農業銀行)、東方資產管理公司(中國銀行),以處理從各大銀行剝离出來的不良資產。其中華融一次從中國工商銀行行接受不良資產4077億元,數額為各大資產管理公司之首。中國工商銀行成立最早,歷史包袱最重,所以華融接受的不良資產也最多,這一點非常容易理解。

對于以資產管理公司的形式來化解銀行不良資產是否有效,是非常有爭議的。資產管理公司的靈感來自于美國。1980年代末期,美國儲蓄信貸机构紛紛進入高風險領域,導致大量不良資產。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設立了債務處理信托公司(RTC),接受儲蓄信貸机构的不良資產。由于這一模式在美國的成功,各國紛紛效仿。中國近年來逐漸為普通人所熟悉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就是RTC的仿制品。說穿了,資產管理公司的核心業務就是在最短的時間里以最好的价格將不良資產變現、盤活。但這個簡單的業務在中國卻可能變得复雜起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沒有成熟的資本市場,不良資產很難定价。

實際上,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成立以來,處置不良資產的進度十分緩慢,各方人士評价負面。現在看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原來設定的十年存續期將被大大突破,甚至變成一個沒有固定期限的永續机构。這种尷尬狀況凸顯了中國資產管理公司的某种特殊困境。在這樣一种情況下,中國股票市場便成為中國資產管理公司突圍的一個可能途徑。中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獲得股票承銷資格的。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華融并不是一家普通的證券承銷商,它的主要任務仍然是變現不良資產,證券市場不過是變現的一個手段而已。或者換句話說,華融是次獲得主承銷資格,實際上是打通了中國國有銀行巨額不良資產存量与中國證券市場的通道。鑒于中國證券市場的特殊性,垃圾當作黃金賣的情況將不是聳人听聞。与國有商業銀行相比,資產管理公司在處理坏帳方面并沒有多出三頭六臂。不良資產就是不良資產,并不能一夜之間憑空消失。雖然資產管理公司是專業的不良資產處置机构,多了一些專業性,但其管理體制以及國有企業的固有惰性都并沒有表現出可以觀察得到的改進。這一點,讓我們頗為擔心。

中國證券市場是一個价格信號失靈的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相當低下。就制造不良資產的能力而言,中國證券市場一點都不比國有銀行遜色。更讓人擔懮的是,中國證券市場一直就是一個“化腐朽為神奇”的地方,一堆廢銅爛鐵,一旦進入中國證券市場就奇貨可居,身价百倍。所以,專職處理廢銅爛鐵業務的資產管理公司進入中國證券市場,就更應該引起人們的關注与警惕。實際上,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在過往打包出售不良資產的時候,海外投資者的出价是相當低廉的。惟愿我們的資產管理公司不要因為國內投資者的盲目,而玩出不道德的帽子戲法。

華融此次主承銷的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3月,是一家定向募集的公司。河北邯鄲水泥厂是其獨家發起人。該公司2000年實施債轉股改造,其中華融轉股債權19600万元,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債轉股權6500万元。所謂債轉股改造,就是將銀行的債權變成股權,從而減少企業的利息負擔,并增加企業的報表利潤。由于中國國有企業負債率極高,這一政策一經推出,即受到大量國有企業的熱烈喝彩。但非常清楚,債轉股后,雖然可以馬上改善國有企業的報表表現,但并不能從本質上提升國有企業的盈利能力。准确地說,几乎所有實施債轉股的企業都是還不起銀行利息的企業,否則,就沒有必要債轉股了。 比較滑稽的是,作為一家債轉股企業,太行水泥在招股說明書中聲稱:“本公司是河北省建材行業的骨干企業之一,在銀行歷來保持有良好信譽,被中國工商銀行評定為AA級信用企業”。我們無法考證太行水泥的真實情況,但我們要提醒投資者對此類債轉股公司保持必要的怀疑。

据華融网站介紹,除了太行水泥正式進入IPO后,華融資產管理公司還有“2家公司已經進入證監會發行審核通道,有4個項目正在進行上市輔導”。如果考慮到其他三大資產管理公司的上市項目,中國證券市場極有可能形成一個有相當規模的“債轉股”板塊。作為這個板塊的第一家上市公司,我們希望華融承銷的太行水泥,不要讓投資者過分失望。

太行股份如期變臉

用“哭笑不得”來表達我們對太行股份(600553)最新公告的感受,恐怕最為适合。因為太行股份几乎用最快的速度和最粗魯的態度,應證了我們不祥的預言。

應該說,我們前面的質疑是極其克制的。之所以克制,是因為我們對中國上市公司寄予了某种絕望之后的善意期待。我們期待在經歷了嚴酷的熊市之后,中國上市公司能夠知恥而勇,就此“悔過自新”。

在太行水泥上市之后發布的第一個重要公告中(此時离太行水泥上市的2002年8月22日剛剛一個月),太行水泥就狠狠地打了投資者一個響亮的嘴巴。

這則公告稱,“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于2002年9月23日召開三屆九次董事會及三屆四次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如下決議:一、通過了中止控股設立河北省冀中水泥有限責任公司的議案,涉及募集資金20000万元……”

太行水泥在2002年8月,曾經以每股5.73元發行5000万公眾股,共募集資金27558万元。20000万元占募集資金總量的70%強,這意味著太行水泥上市時告知投資者的所謂“項目”,可能根本就是一個子虛烏有的幌子。滑稽的是,這個所謂項目,一直被許多人當作太行水泥的賣點。上市不到一個月,這個賣點就被管理層毫不遲疑地出賣了。對于這個赤裸裸的失信行為,太行水泥公司是這樣解釋的,由于“募集資金遲遲不能到位,原合作三方河北省建設投資公司、石家庄市建設投資公司、石家庄水泥厂未与其溝通已聯合其他投資人啟動該項目,目前公司已不便再介入該項目”。好不容易爭取到上市資格,募集到急需的資金,一不留神就被人賣了,太行水泥的管理層也未免太容易上當受騙了吧。即便退一步講,太行水泥真的是上當受騙了,那么投資者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太行股份管理層的能力。白紙黑字寫好的協議,被合作伙伴輕而易舉地廢了,太行水泥地管理層似乎一點都不生气,一點都不在乎。他們似乎早就成竹在胸。不過,准備“長期分享太行水泥的利潤“的投資者,恐怕多少要心里打鼓了。當然,對于見慣不怪的中國證券市場的投資者來說,太行水泥這种變臉實在見得太多。我猜想,投資者對太行水泥的這种作為恐怕更多地會表現出麻木。唯一讓他們感到些許興奮的可能是,太行股份竟然如此准确地与他們無奈的預期相吻合。對我們來說,上市公司變不變臉已經絲毫不具備智力上的挑戰性,我們要准确預測的只剩下,上市公司究竟以何种速度變臉。像太行水泥這种變臉速度,無疑又創造了中國證券市場的一項新記錄:光速變臉。如此下去,要不了多久,中國股民恐怕只能在上市公司變臉的速度上去尋找所謂炒作概念了:“快變臉概念股”和“慢變臉概念股”。

不過,“光速變臉”還不是太行水泥給我們的唯一“教誨”。在尋找新項目的速度上面,太行水泥似乎也無人出其右。在同一個公告中,太行水泥的管理層迅速為投資者找到了几個“优質”項目,一是“出資7800万元投資控股組建保定太行和益水泥有限公司”;二是“出資5700万元收購北京建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北京太行建宜水泥有限公司57%的股權”。7800万加上5700万,湊起來大概14000万左右,雖然离原來的投資意向總額有點距离,但總算是對投資者有個交代。不過,如果以為太行股份的管理層是心怀愧疚才提出這种彌補方案,那我們就大錯特錯了。在回答《證券日報》記者提問時,太行股份董事會秘書臧志憲告訴我們“新投資項目回報率會相當不錯……,新項目的國內外市場前景更加廣闊。”照這個意思,投資者不僅不應該責怪太行股份的管理層,反而應該對他們如此“高效率”的負責精神而感激涕零。變臉無罪,變臉有理。這就是太行股份給我們的第二個“教誨”。如果這個道理成立,廣大投資者的确應該好好接受中國上市公司的“再教育”。說的雖然是反話,但從太行股份管理層就其變更募集投資的簡短訪談中,我們确實感覺到了某种盛气凌人的教訓意味。教訓得有沒有道理,我們不敢說,但在一兩月之內就找到的“优質項目”,能夠“优質”到哪里去,投資者心里多少會有點譜。當然,這些所謂新的“优質項目”可能并不是在這一兩個月才确定的,太行股份的管理層早就心中有數了,只不過太行股份的管理層要像對待浪漫的戀人一樣,給投資者一個惊喜。如果真是這樣,投資者在跟太行股份以后的戀愛中就要時刻當心了,因為它隨時可能給你一個讓你再也醒不過來惊喜。加入這种“戀愛”實在是一种風險莫測投資事業。

在經歷了一年多損失慘重的熊市之后,許多投資者(包括我們自己)仍然對中國上市公司心存最后的僥幸,在這個意義上,太行股份的“如期變臉”所帶來的教育,對所有的投資者都無异于醍醐灌頂,恰逢其時。

誰套牢了藍田?

20年來,民營企業一直是中國經濟中最活躍的成分,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大的動力。隨著國企無可挽救的衰落,民營企業的快速健康成長已經成為中國未來經濟的決定性力量。其重要性無論怎么形容也不過分。唯如此,我們才應該將更大的關注投入到這個可能決定我們未來的新生力量上。

比之國企,民營企業之“新”,新在其產權制度,新在其市場精神。這种“新”,与其說是中國民營企業本身具有的,不如說是出于我們對舊體制的厭惡而主動投射到民營企業上的。時光流逝,經過20年漫長且缺陷多多的漸進改革,我們的民營企業還是原有的民營企業嗎?或者換句話問,民營企業還是我們想象中的那种動力十足,天然具有市場精神的民營企業嗎?藍田的崩潰或許能給我們帶來一些重要的啟示。

藍田的產權明晰嗎?

既然產權明晰被自由主義者標榜為中國民營企業的最大优勢,那么民營企業產權是否真的明晰就成為推導其未來發展前景的第一個問題。現實的情形是,在中國,民營企業的產權并不是我們想象中的那樣明晰,起碼是值得重新打量的。圍繞在藍田股權上种种迷團為我們的審視提供了一個切口。

据公開資料披露,藍田在1996年首次發行上市時,其第一大股東為沈陽藍田經濟技術開發公司,占有36.36%的股權。而沈陽藍田經濟技術開發公司的前身則是由隸屬于沈陽市財貿干部學校的三家企業的資產和并而來,其性質為集體所有。按照我們通常的理解,90年代初期的所謂隸屬應該更准确的表述為“挂靠”。說白了,就是企業向主管單位交一點管理費。換句話說,沈陽藍田經濟技術開發公司是挂著集體招牌的民營企業。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從瞿兆玉先生一位親戚不經意披露的一個秘密中得知。她說,“藍田”即瞿兆玉先生的小名。但不管是私營還是集體,沈陽藍田經濟技術開發公司絕對与國有無緣。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從1999年中報開始,沈陽藍田經濟技術開發公司突然變成了農業部全資擁有的中國藍田總公司(性質為國有)的控股公司。一個個好端端的民營企業怎么一夜之間突然變成國有企業了呢?在一個普遍患有財富焦慮症的時代,我們只听說過化公為私的事情,還從未听說過主動將自己的資產充公的奇聞。我們只能推測,瞿兆玉先生遇到了什么過不了的難關,不得已才將自己的資產拱手奉獻給了農業部。更讓人迷惑不解的是,中國藍田總公司——這個民營企業的國有母公司竟然早在1989年就成立了。而在公開披露的資料中,我們怎么也找不出1992年成立的沈陽藍田經濟技術開發公司与農業部有任何瓜葛的蛛絲馬跡。難怪有人語帶玄机的諷刺:瞿兆玉是不是農業部的官員?聯想到90年代初一位著名案件的主角也曾經半路成為國家安全部的處級官員,所有的人都可能會心一笑。我們要問的是,藍田究竟是誰的?

由藍田而其他,我們看到了中國民營企業產權上的一個特殊現象:模糊性。如果我們將這個現象放在更為深遠的漸進改革的制度背景中,我們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大量的民營企業的產權与其說是明晰的,不如說是模糊的;与其說是私人擁有的,倒不如說是“官商共有”的,或者更准确說是“權私共有”的。何時歸私人,何時歸“權力”,則完全因應形勢需要。在藍田的個案中,我們發現藍田与農業部最早的關聯是在1995年12月藍田上市之前,正是在這個時候,藍田股份公司中很少的一部分國家股1828万股由沈陽市國資局划撥給農業部持有。很清楚,沒有這1828万股所有權的轉移,藍田是拿不到上市指標的。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藍田股份的最初本來很明晰的產權開始變得模糊起來。為了獲得只有“權力”才可以獲得的特許權力,藍田不惜模糊其產權,開始与權力結盟。因為只有与權力結盟,藍田才可能獲得權力控制著的巨大資源。在藍田的盤算中,產權的犧牲是值得的。從藍田一路走來的股權變更中,我們看到了中國民營企業一個普遍的困境:不与無所不在和難以抗拒的行政權力結盟,民營企業的發展只能是舉步維艱。令人惊异的是,這不僅是我們親眼目睹的這一代民營企業的獨特處境,而且是中國歷史上一再出現的現象。對此,我們不由得感慨,從草根起家到無奈的“權私共有”,大概是中國民營企業必然的歷史宿命。

我們很擔心,在這种產權安排下,我們天天為之高唱贊歌的民營企業還是真正的民營企業嗎?那种由于產權明晰而帶給民營企業的強大的自我激勵會不會變成別的東西?雖然我們很難現在就得出某种肯定性的結論,但我們至少可以指出,民營企業的經濟人本性將極大的被“權力”的“政治人”本性所取代,它們將更多地對行政體系而不是對市場信號作出反應。這對中國的民營企業將是一個不詳的路向。果如此,我們將對中國民營企業以及民營企業帶給中國經濟未來的潛力,表示深刻的怀疑。鄉鎮企業的快速衰落就是對我們這种怀疑的有力支持。前車不遠,值得借鑒。

藍田具有真正的市場精神嗎?

如果說具備明晰的產權是民營企業造福全社會的一個必要條件,那么,無時無刻不在感受著市場壓力并由此而在骨子里被植入了市場精神的民營企業,才是民營企業成為社會健康力量的充分條件。在這個環節上,藍田又給了我們什么樣的啟示呢?

与中國證券市場上不斷涌現的造假明星一樣,藍田造假的手法一點都不高明。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如此拙劣的造假卻在掩蓋多年之后才被發現呢。按照最后給了藍田封喉一劍的中央財經大學劉姝威女士的說法是:“我沒去過藍田,就能看出這么多明白擺著的毛病。最基礎、最簡單的分析方法就能看穿的騙局,怎么早沒人吱聲呢?”。劉女士的問題雖然是一個很常識的問題,但卻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不過,在最終揭開了藍田神話之后,劉女士自己所遭遇的凶險處境已經部分回答了這個問題。藍田,已經不僅僅是一家民營企業,而是一种權力,一個權力集團浮在水面上的經濟承載物。面對這种力量強大的龐然大物,即使有人想吱聲,也未必敢吱聲。劉女士一介書生,未必懂得這其中的厲害,難怪她要在記者面前痛哭失聲。支持這個結論的另一個事實是:如果藍田僅僅是一家普通的上市公司,是不可能在短短几天之中,就獲得對自己極為不利的屬于机密的內參文章的。顯然,藍田并非一家普通的上市公司。我們并不關心藍田背后究竟是誰,我們只想提醒,站在藍田背后已經是合法化的體制力量。這种力量不僅与權力的合法性連接在一起,而且正在憑借權力賦予的超市場力量在瘋狂攫取超市場的利益。一個藍田這樣做不要緊,怕就怕有千万個藍田。如果真是這樣,那只能是市場精神的徹底毀滅。

企業并不是天生就喜歡市場競爭的,也并不是自動地就能夠有利于全社會的福利的。正相反,任何企業和個人本性上都厭惡競爭,遑論平等之競爭。企業被驅赶進入市場完全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正是在這种“迫不得已”的外部規制和約束下,企業和個人的創造力和企業家精神才會被激活,這种競爭才會增進全社會的福利。這個道理對所有的企業都應該适用。如果一個企業能夠獲得比通過市場競爭成本更低的方式來積累財富,它還能夠喜歡市場嗎?它還愿意通過平等的市場競爭來造福于我們的社會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在藍田事件中,我們看到的恰恰是:新興民營企業在“權私共有”的產權安排下,對市場精神發自內心的蔑視。它們已經墮落為徹頭徹尾的權貴資本。由于大量的資源仍然壟斷在行政權力手中,權貴企業對市場規則的這种蔑視是非常必然的。在藍田的案例中,藍田向各家銀行貸款達到20多億,其中包括農業銀行9億,工商銀行10億。我們很難想象銀行對藍田存在的明顯財務缺陷沒有絲毫察覺。与這种不同尋常的“疏忽”相印證的是,這几年,證監會三下藍田,竟然全部無功而返。究竟是什么東西讓藍田獲得了其它企業想都不敢想的超市場待遇呢?答案不言而自明:權力。取之于權力,回報于權力。但藍田卻給納稅人留下了一個巨大的包袱:不僅套牢銀行20多億元貸款,而且在二級市場上同步蒸發投資者流通市值25億元。這樣的民營企業難道不是在毀滅財富嗎?在一個完全缺乏規制的市場,泛濫成災的權力對任何企業都是一种腐蝕劑。不獨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也同樣容易感染權力的毒癮。由于受到文化和制度擠壓更甚,民營企業甚至比國有企業有更強烈地投靠權力的動机。這种艱難的處境,我們可以在瞿兆玉在家鄉人面前大搞慈善事業的舉動中看得清清楚楚。這种一箭雙雕(既爭取社會同情又炫耀經濟實力)的慈善事業好像已經成為中國民營企業的慣用手腕。只不過,与國外資本家的慈善有所不同,中國的許多民營企業拿的是銀行的錢。但可以預見的是,民營企業投靠權力成功之日,即是民營企業的市場精神蕩然無存之時。藍田是一個典型的投靠成功的范例。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以毀滅全社會資源為代价而快速進行私人財富積累的過程,你難道相信這能夠同時增加全社會的福利嗎?至少我不相信。

值得所有的觀察家玩味的是藍田掌門人瞿兆玉先生的一句話。他說:“1999年藍田股份承認股票發行上市中的四項違規事實,這是我最后悔的事情,人們動輒就以此說事。”据他說,此后沈陽市政府專門給證券監管部門發過公函,說明此事非藍田所為。

既然并非藍田所為,藍田為什么又要充當吃黃連的啞吧,不將他的苦衷和盤托出呢?既然敢追殺劉珠威,藍田又為什么不敢挑明事實真相?其實仔細想來,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瞿先生的苦衷。根深葉茂的權力之网罩住了瞿兆玉,也罩住了藍田。憑人力之三頭六臂,恐怕很難掙脫。可見藍田与現有權力體系融合之緊密。

我們的論述可以歸結為這樣一個結論,在一個存在大量超市場机會的社會中,市場的唯一功能只能是迷惑良善之輩的道具。它不僅不能增加社會財富,而且會毀滅所有人的市場精神。在資源和市場日益加深的雙重約束下,中國民營企業如果不想在這個偽市場中被迫消亡,就必須加速逃离這個市場而萎縮于權力的庇護之下,從而徹底淪為權力資本的附庸。我們尤其想指出的是,一場民營企業大規模消亡和投靠的戲劇,已然在市場的幕后上演。
對于民營企業,藍田提供給我們的警示是:以權力為唯一推動力量的中國漸進改革所形成的制度環境,正在大規模吞噬曾經生机勃勃的中國民營企業,這不僅是指民營企業的精神,也包括民營企業的財富本身。如果我們不能從制度上消除這种外部環境,民營企業全面蛻變將只是時間問題。果如此,我們就會不幸地重溫中國歷史上反复出現過的現象:彌漫的私人經濟卻伴隨著普遍的腐敗和長期的停滯。形式或許會稍有不同,但悲劇的性質卻毫無二致。到那時,歷史就會給我們這些一直熱切地期許著私有經濟的人們一個巨大的嘲諷。但愿我們不要播下龍种,收獲跳蚤。

藍田固然套牢了社會,但又是誰套牢了藍田呢?這是我們不得不問的一個問題。

民企變質

福布斯的尷尬与民企的冬天

1999年,一個英國小伙子開始以福布斯的名義為中國富豪正式計算身价。從此以后,這個每年一次的排行榜就成了中國公眾与新聞媒體翹首以盼的新聞事件。那些一直以來只有机會分享外國資本家成功故事的中國人,現在終于可以觀賞發生在自己這塊土地上的財富傳奇了,其引起的興奮和好奇可想而知。

在中國,進入主流媒體的報道范圍,實際上意味著“富豪”這個題目已經得到官方的正式認可。而了解中國改革歷史的人都知道,官方對民營企業的態度已經發生質變。這似乎也頗為符合胡潤——這個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策划者的本意:透過中國富豪的財富神話來展示中國20年的變化。然而,令福布斯和胡潤感到尷尬的是,在短短的三年之后,他們苦心孤詣排定的中國富豪榜就迅速淪落為人們的笑柄,而這個富豪榜的發布日,簡直就成了具有娛樂性質的愚人節。這倒不是因為這個富豪榜的專業水平太低,而是因為這個富豪榜正在以令人吃惊的頻率演變成中國民企的丑聞榜、問題榜。

自從2002年年中劉曉慶因稅案入獄之后,從富豪榜上消失的富翁數量成加速度增長。而更讓人感到難堪的是,2001年分列中國富豪榜二、三位的楊斌和仰融竟然也在“摘牌”之列。當然,這并不僅僅是福布斯的尷尬,更是中國民企和中國改革的尷尬。

与國內的這种趨勢相對應,在香港上市的內地民企也成為投資者避之惟恐不及的燙手山芋。繼格林科爾、歐亞農業之后,超大農業最近也受到審計師的廣泛質疑。這等于宣布,象征中國民企高速成長奇跡的民企“四大天王”,在短短時間中已經折損了三家。諷刺的是,就在前不久,香港還試圖將大力引進內地民企作為維持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砝碼,并掀起了一股民企上市熱。但好景不長,對于內地民企,目前香港基金經理最大的感慨就是:讓人睡不著覺。不過,最近的事態表明,民企不光是讓基金經理睡不著覺了,那些推荐民企在港上市的保荐人也要睡不著覺了。許多憤怒的投資者和政治人物已經揚言要追究這些保荐人的經濟責任。

近一年多來,許多中國問題專家几乎一致認為,中共十六大的一個關鍵議題就是,將把在體制外徘徊多年的中國民企納入體制內。而一些權威人士更透露,十六大之后將有民營企業家進入地方領導行列。這一切似乎暗示,在經過20多年艱難跋涉之后,中國民企將迎來他們的春天。然而,中國富豪快速凋零的事實卻顯示:民企在沒有等到這個決定性的春天之前,即重又進入了冬天。實際上,許多富豪的快速消失一點都不令人奇怪。因為在我們看來,作為企業家,他們從來就沒有存在過。他們僅僅是富豪,而不是企業家。

所謂民企,不過是私有企業的別稱,而比較寬泛的意義則是指國有企業之外的所有其他企業。在這個為了規避意識形態而發明的奇怪稱呼之后,隱藏著中國民企早年的特殊坎坷。在中國民企最新一次發軔之初,民企不僅要在經濟的夾縫中尋找企業的生存之道,還要在意識形態的夾縫中苦苦尋求合法性。与現在的風光景象相比,中國民企當年??手胝足的艱辛和如履薄冰的心態,大概早已經被人們忘卻。不過,中國改革20多年的歷史證明,民企的确有著相當頑強的生命力。他們不僅在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生存下來,而且成為中國經濟中再也不能忽視的一股新興力量。這与國有企業令人絕望的表現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無論是在西方觀察家還是在中國自由主義改革派眼中,民營企業都無可辯駁地成為了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這是一個近乎完美的信念,完美的像另外一种無懈可擊的意識形態。但很顯然,這种信念正在受到上述一系列民企丑聞的嚴重傷害。這种傷害在楊斌事件中達到了高峰。

楊斌,這位有著中國暴發戶典型行為特征的中國傳奇人物,以一次眼花繚亂但卻惊世駭俗的角色轉變(由一個富豪一夜之間轉變為异國的特首,然后再在短時間中淪為階下囚),將中國民企最近一段越來越精彩的戲劇演繹到了極致。很難說以后還有沒有超越楊斌的后來者,但在中國民企20多年的歷史中,楊斌似乎已經“前無古人”。對于那些一直對民企怀有偏見的人來說,楊斌事件不過進一步印證了他們的偏見,而對那些沉溺于民企迷信并將民企當作醫治中國經濟靈丹妙藥的自由主義者而言,楊斌事件則不啻于當頭一棒。看得出,楊斌事件帶給中國自由主義的沖擊是相當巨大的。僅就我們初步的檢索,楊斌事件爆發后,就有三家頗具影響的自由主義媒體發表了社論。它們分別是香港老牌財經報紙《信報》,中國內地的《財經》雜志及《經濟觀察報》。有趣的是,這三篇社論不僅立意相同,而且題目也非常相似。《信報》社論的題目是“瑕不掩瑜,民企潛質遠胜國企”,《財經》雜志胡舒立的文章是“實事求是地對待民營企業”,而《經濟觀察報》社評文章的題目則更是直截了當:“歐亞農業只代表它自己”。顯而易見,楊斌帶給中國新興民企的創傷是相當沉重的。所以,這三家自由主義媒體在震惊、失望、沮喪之余,一口咬定:楊斌及其歐亞農業僅僅是個案,人們不能由此而推導出中國民營企業的整體情況。的确,就楊斌充滿創造力的政治技巧而言,楊斌的确是獨特的,個別的。但掩蓋在這种技巧之后的,卻是中國民營企業一种非常普遍的生存狀態。換句話說,楊斌及其歐亞農業并非是個別的,獨特的,它所代表的樣本群體,在中國民營企業中占据相當的比例,決不可以在統計意義上加以忽略。這個事實,或許是許多人不愿意看到的,但歐亞農業及其他一系列事件提醒我們,這是所有對中國民營企業抱有某种期望的人們,所必須直面的事實。

自由主義者之所以看好民企,乃是出于這樣一個常識:民企是產權明晰的,而這种產權特征將對民企產生遠胜于國企的強大的自我激勵,從而從根本上改善企業的效率表現。然而,中國民企真的是產權明晰的嗎?它強大的自我激勵在任何制度條件下都能夠增進社會的整體福利嗎?(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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