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7日訊】1926年3月18日，兩萬多名北京學生、工人、市民聚集在天安門，抗議日、英、美等八國向段琪瑞執政府提出要求國民軍撤除大沽口炮台的最後通牒。會後，兩千餘人湧到鐵獅子胡同的段琪瑞執政府和國務院前請願。執政府衛隊在慌亂中開槍，當場打死47人，打傷 200多人，釀成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這一事件遭到舉國上下的一致譴責，最後導致了段琪瑞執政府的垮臺。
63年後，1989年6月3日夜至6月4日晨，中國共產黨調動30萬野戰軍，以坦克開路，用自動步槍和機關鎗沿途掃射，一路殺到天安門廣場，打死學生和市民上千，把為期56天的轟轟烈烈的「八九民運」強行鎮壓下去。
無論在動用軍人的數量上（執政府衛隊與30萬野戰軍）、在使用武器的程度上（常規槍誡與坦克機槍）、還是在濫殺無辜的人數上（47人與上千人），前者和後者都是不可比擬於萬一的。但是，中國共產黨的專制政權卻苟延至今，依然「健在」。這是為甚麼？難道我們中國人越來越深地陷入了萬劫不復的奴隸地位嗎？對此，我們每一個關心祖國的命運和前途的人都不得不深思。
一、與共產黨黨國專制極權政權相比，北洋軍閥政府比較民主、也比較脆弱。
1.在北洋軍閥政府時期，存在著大量的獨立媒體。《京報》、《京報副刊》、《語絲》、《國民新報》、《世界日報》、《清華週刊》、《晨報》、《現代評論》等獨立媒體都加入了譴責屠殺暴行的行列。例如，邵飄萍主持的《京報》連篇累牘的發表消息和評論，廣泛而深入地報導了「三一八慘案」。在慘案發生後的12天裡，連續發表了113篇有關「三一八慘案」的消息、評論和通電，《京報副刊》也發表了103篇有關文章。
2.在北洋軍閥政府時期，存在著強有力的獨立知識份子群體。「三一八慘案」發生後，中國知識份子群體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社會良知。劉半農、趙元任、魯迅、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蔣夢麟、王世傑、聞一多、梁啟超、許士廉、高一涵、楊振聲、凌叔華等著名知識份子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創作了哀悼罹難者的歌曲，哀歌之聲頓時響徹京城。魯迅先生終止正常創作，連續寫作了《紀念劉和珍君》等七篇戰鬥檄文。
3.在北洋軍閥政府時期，存在著獨立的教育當局。學校以學術自由為根本。校長以保護學生為天職。「三一八慘案」發生後，北京各高校和大學校長、教授都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的暴行。北京大學校長傅斯年在昆明見到對慘案負直接責任的鹿鐘麟時，第一句話就是：「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
4.在北洋軍閥政府時期，存在著相對獨立的國會和司法機構。當時的國會已經被人們譏為「花瓶」了，卻仍然召集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並正式認定：「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311條之重大嫌疑。」並迫使段祺瑞頒布「撫恤令」。
5.在北洋軍閥政府時期，存在著相當強大的反對力量。段琪瑞執政府從來沒有真正統一中國。南方各省的軍閥與執政府若即若離、貌合神離。孫中山、蔣介石在廣東省建立了黃埔軍校，有了自己的武裝，開始了東征西討和北伐。北洋軍閥政府處在風雨飄揚之中。
6.執政府首腦段琪瑞人性未泯，懂得屠殺無辜民眾是十惡不赦的滔天大罪。在得知衛隊開槍打死學生之後，段琪瑞頓足長歎:「一世清名，毀於一旦!」 隨即又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對各個學校舉行的各種悼念活動，以及全市的「國民追悼大會」和各種報刊的廣泛而詳盡的報導，段琪瑞執政府也沒有加以阻攔。在國會通過屠殺學生的「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之後，他處罰了兇手，又按照國會要求頒布了對死難者家屬的「撫恤令」。對於國務院要求「閣員總辭職」，他照辦執行。為了表示真誠的懺悔，段琪瑞甚至從此終生食素。
「三一八慘案」就這樣把段琪瑞執政府趕下了台。再看看今日中共黨國的天下，我們不得不沮喪地承認，所有這些條件都不存在。
1.在中共黨國專制政權下，沒有任何獨立媒體。報紙、雜誌、電台、電視台、出版社等一切媒體都是「黨的喉舌」。它們只允許按照黨的意願說謊騙人、欺世盜名。托現代科技之福，互聯網本來可以為中國老百姓打開一個獲取真知的窗口，共產黨卻又不惜工本、不遺餘力地對它大肆封殺和屏蔽。
2.在中共黨國專制政權下，沒有獨立知識份子群體。敢想敢言的知識份子都被中共黨國專制政權投入了監獄。出頭露面的知識份子多是一些趨炎附勢的幫兇。不願出賣良心的知識份子被迫禁聲。共產黨還以高薪對知識份子進行整體收買，使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滿足於眼前的豐衣足食，忘記了知識份子的歷史使命是作為民族的良知而為國家和人民吶喊。
3.在中共黨國專制政權下，沒有獨立的教育當局。各級學校都是中國共產黨培養「革命接班人」的機關。學校領導都是同級黨委領導下的行政官僚。他們關心的不是學校的學術自由和學生的身心發育。他們熱衷的只是保住自己的地位並且繼續往上爬。當學生愛國行動受到中共當局鎮壓的時候，他們不但不保護學生，反而助紂為虐，對學生進行更嚴厲的打擊和迫害，以便邀功請賞。
4.在中共黨國專制政權下，沒有獨立的國會和司法機構。全國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都是名副其實的橡皮圖章。兩會代表所起的作用與政治娼妓相差無幾。他們的任務就是舉手通過共產黨早已決定的提案。像《反對國家分裂法》這樣於情於理都很值得商榷的法案居然也一致通過（僅兩人棄權，三人未按表決器）。要靠他們來通過譴責黨國殺人暴行的決議，無異於癡人說夢。而司法機構則是聽命於黨的法制委員會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工具」（而不是聲張正義的場所），期盼它們對黨的暴行進行審判無異於與虎謀皮。
5.在中共黨國專制政權下，一切反對力量都遭到了最嚴厲的鎮壓。中共黨國政權以「穩定壓倒一切」為幌子，把一切反對意見都扼殺在搖籃中。獨立知識份子、愛滋病活動人士、保衛釣魚島人士、對日爭取二戰賠償人士、上訪人員、中國民主黨黨員、法輪功修煉者，都在打壓之列……不管你是為了拯救人類而仗義執言，還是為了死去親人而悲傷哭泣；不管你是為了保衛祖國領土完整，還是為了個人鳴冤叫屈；不管你是獨立的個體，還是有組織的團體；不管你是有強烈政治理想的政治黨派，還是毫無政治訴求的氣功團體……只要你有可能危及中共專制政權的「穩定」，中共黨國政府都一概打壓。建立一支黃埔軍校之類的獨立武裝更是天方夜譚。
6.中共黨魁是一批毫無人性的犯罪份子。他們惟一關心的就是共產黨一黨的私利和他們個人和家族的特權。他們並不是不明白「六四屠殺」是反人民的滔天大罪。他們把「六四」由「反革命暴亂」降級為「事件」、又降級為「風波」，就充分說明了他們的心虛。他們「淡化六四」，閉口不提「六四」，與強盜不願意聽人說他殺人越貨,婊子不願意聽人說她出賣皮肉沒有任何本質差別。然而，為了一黨的私利和個人的特權，他們還是要昧著良心、拐彎抹角地說「六四屠殺」是必要的、正確的。他們還是要氣壯如牛、聲色俱厲地表現出他們對「六四屠殺」毫無悔意。這種沒有勇氣面對自己良心的矛盾現象清楚地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的黨魁已經喪失了起碼的人性。
以上就是中共黨國專制政權可以苟延殘喘至今的主要原因。
二、發揚「八九民運」傳統，堅持不懈的進行和平抗爭
中國共產黨的殘暴鎮壓使轟轟烈烈的「八九民運」悲壯的失敗了。這種難以接受的結局使有的人認為學生運動「均以殘酷的鎮壓告終」，因此應該「及早勸止」。這種說法是違背歷史事實，也不利於我們與中共黨國的專制政權作鬥爭的。拙文《請勿勸止「第六次天安門事件」》（《議報》148期）指出，「古今中外的學生運動以全面勝利或局部勝利而告終的不乏其例。」例如，「『五四』運動達到了『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預定目標，取得了全面勝利。」同樣，「三一八慘案」導致了段琪瑞執政府的垮臺，在某種意義上也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鑒於此，我們沒有理由「及早勸止」任何反對中共黨國專制政權的正義鬥爭（包括學生運動），只有義務正確引導這些正義鬥爭，為這些正義鬥爭出謀劃策。由於中國共產黨比北洋軍閥更加卑鄙無恥，所以我們在鬥爭中要更加小心地以零傷亡為目標，儘量避免不必要的犧牲。有人說：共產黨在「六四」已經開了殺戒，叫他放下屠刀是根本不可能的。既然已經有了第一次，它就不會在乎第二次、第三次……所謂零傷亡只是你一相情願的幻想。我們說，這種說法似是而非，也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我們可以舉有薩爾瓦多在1944年推翻軍事獨裁的歷史為證。（以下參閱彼得．艾克曼和傑克．杜瓦：《非暴力抗爭》）
薩爾瓦多軍事獨裁者馬丁尼茲是在1931-1932鎮壓農民叛亂中上台的。叛軍殺害的人數不到一百人，但馬丁尼茲的軍隊所進行的全面恐怖報復卻殺害八千人至三萬人。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屠夫有一句座右銘：「殺害媽蟻的罪責比殺人更重，因為人死後尚可輪迴，螞蟻則一死百了。」
1944年4月2日，薩爾瓦多發生了旨在推翻其獨裁統治的軍事政變。馬丁尼茲只花幾天時間就把它鎮壓了。八百多人遭到逮捕，35名軍官和9名老百姓被處死。拉丁美洲各國對薩爾瓦多的屠殺表示關注。各國外交官於4月17日晉見馬丁尼茲，要求寬待叛亂人士。委內瑞拉下議院、墨西哥勞工領袖托雷塔諾、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拉丁美洲裔醫師團體都提出了同樣請求。許多國家的報紙強烈抨擊血腥鎮壓。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詩人聶魯達也提出了強烈抗議。但是馬丁尼茲卻無動於衷。
人民並沒有屈服於屠殺。兩個星期後，學生又開始了新的鬥爭，他們在4月19日的傳單中宣稱「……決心以暴力索回他們遭人篡奪的東西，也就是他們的自由。」於是，4月24日政府又展開了第二波的處決行動。學生終於認識到，他們只能以非暴力形式推翻馬丁尼茲。因為，「第一,他們沒有武器，因此不可能以武力擊敗馬丁尼茲。第二，他們知道大眾會願意和他們一同加入非暴力運動，而此舉也可能藉由其它利益而獲得支持。」於是，他們決定在5月5日發動全民大罷工。
隨著罷工風潮的蔓延，薩爾瓦多政府逐漸陷入困境。馬丁尼茲開始手足無措，他說：「我在四月初以武力打垮了政變行動，結果他們卻挑起了罷工。那時我就不再想打了。我要向誰開槍？那些對自己的行為也不盡瞭解的兒童和青年嗎？」這位在十年前屠殺了千百名農民而上台、在一個月前剛鎮壓了一次軍事政變而保住其獨裁政權的將軍，在面臨自己最大的危機之際卻無法再使用武器了。他終於宣佈，「我不打算對人民採取暴力措施。如果人民現在要我下台，我願意無條件照辦。」經過一番討價還價的周折，馬丁尼茲終於在5月8日晚間七點在電台上宣佈辭職，並於第二天離開了薩爾瓦多。
薩爾瓦多1944年推翻軍事獨裁的歷史說明了甚麼？它說明了專制政權的力量來自於它以暴力手段打倒對手的能力。如果選擇和平理性的手段和專制政權對抗，就可以避免人民遭受攻擊的風險，就可以讓專制政權在使用暴力時付出高昂的代價。當代價之高昂足以徹底破壞獨裁者的統治合法性、使它在國際社會和全國人民心目中都淪為十惡不赦的罪人時，他就有可能不得不被迫放棄暴力的使用，而與抗議的民眾達成適當的妥協。他還給人民的可以是民主、自由、人權、法制。人民給予他的可以是他的生命安全和生活出路。
「六四屠殺」使中共黨國在世界範圍內遭到的反對和蔑視是它始料所不及的。「六四屠殺」對中共政權合法性所造成的損害使中共使盡了渾身解數至今也不可能完全恢復。如果馬丁尼茲那樣十惡不赦的屠夫都可以在權衡利弊之後同意和平交出政權，我們有理由推測，在中國人民下一次起來和平抗爭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不一定就有膽量再次冒天下之大不違對人民肆意屠殺。他們中的良心未泯的明智之士也許會認識到，和平體面地還政於民才是他們最好的出路，也是惟一的出路。
當然，薩爾瓦多的馬丁尼茲只是一個兇殘的個人，而中國共產黨卻是一個有85年曆史的虛偽、卑鄙、殘暴的政黨。這決定了我們向中共專制政權爭取民主自由的鬥爭要比薩爾瓦多人民在60年前推翻馬丁尼茲的獨裁統治要複雜和困難得多。但是，我們也有了比當初的薩爾瓦多人民更多的非暴力抗爭的成功經驗——印度人民在聖雄甘地領導下趕走英國殖民者取得獨立的經驗；波蘭人民在瓦文薩領導下以團結工會推翻波共政權的經驗；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擺脫蘇聯控制和平演變的經驗；蘇聯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領導下結束共產黨專制政權的經驗。而且我們還吸取了「八九民運」失敗的慘痛教訓。我們應該有足夠的信心：在民主、自由、人權、法制已經成為普世價值和世界潮流的今天，無論中國共產黨如何負隅頑抗，人民和平理性的正義鬥爭必將取得最後的勝利。
原載《議報》◇(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