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30日訊】“六四”精神是追求正義和良知的激情，還是利害權衡的理性？“六四”已經過去十六年了，這個問題卻仍然通過不同的方式反復重現。
有人以老氣橫秋的教師爺語調指責“六四”――據說學生們沒有策略，沒有理性，拒絕了一次又一次同官方達成妥協的機會，把鄧小平逼到絕路，最終導致政府開槍鎮壓；據說“六四”不屬於民主運動，因為當時只要求反腐敗，沒有直接提出民主的理念；據說“六四”事件破壞了中共黨內民主派的政治改革努力，從而阻止了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
耳聞目睹此類指責，不禁悲從衷來。不是為“六四”悲哀，而是為中國文人的愚蠢和奴性感到可悲。愚蠢在於，對激情“六四”的指責是基於對“六四”的無知；奴性在於，對偉大“六四”的指責深處，往往可以看到血都難以洗去的對官權的奴顏媚骨。
“六四”究竟是怎樣發生的？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趙紫陽倡導思想寬容，自由、民主、人權思潮得以在中國大學中廣泛傳播――一大批中青年教師是這種思潮的播種者，大學生、研究生則是生機盎然的沃野。八十年代末，沃野上已然開滿多姿多彩的思想之花。這正是“六四”運動崛起的大背景。
時至八十年代末，權力腐敗已經深刻傷害了經濟改革的成果，全民性的對權力腐敗的強烈憤慨，通過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大學生，聚焦于大學校園。胡耀邦先生去世所蘊含的人性悲劇，震撼了人們的道德良知，追求正義的激情點燃了對權力腐敗的憤慨，“六四”運動的歷史性進程由此開始。
“六四”運動從起點到終點，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理性策劃和利害權衡的結果。當局指控有“一小撮”黑手在幕後陰謀操縱，只不過是為屠殺學生製造莫須有的根據。“六四”精神本質上就是追求正義和良知的聖潔的激情――聖潔得幾乎沒有一絲策略的陰影。那些責怪學生不懂策略，不懂妥協的說教，就像責怪美少年沒有衰朽老政客的狡詐與奸猾一樣荒謬。問題的關鍵更在於，“六四”血案發生的罪責究竟應由誰來承擔。難道由於學生面對強權而毫不妥協地堅守了伸張正義的意志，就可以為鄧小平屠城暴行找到合理根據了嗎？從某些中國文人設定的這種邏輯深處，我們分明看到了對專制暴政諛媚的笑。
至於說“六四”阻礙了中國政治改革，更是大荒謬。那種以為通過黨內改革派的漸進改革就可以實現民主化的觀念，在中國乃是春夢一場。中國專制力量之頑固和兇殘，絕非蘇聯和東歐諸國可比。中國民主的艱難，猶如在鐵板上播種希望。沒有“六四”，專制力量也不會允許黨內改革派放棄共產黨官僚集團對國家權力的壟斷；有了“六四”，中國才有了屬於民主的道德象徵。
貶低“六四”意義的諸種觀念中，最令人齒冷的莫過於指斥“六四”沒有資格稱為民主運動。持這種觀念人物的心目中，民主運動似乎如古板的老修女一樣，要有統一不變的服飾。但在活的歷史中，民主運動的形式和風格則必然千姿百態。“六四”運動反對權力腐敗，不正是從一個特定時期的特定角度對專制體制的批判，對民主政治的呼喚嗎？屬於民主運動的歷史，一定會超越寫在書中的理念，展現為具有個性的進程。就是以上帝的名義，也不能要求民主運動遵守某個中國文人心目中的標準。
對“六四”的種種責難，如果僅僅是出於無知，倒也還可以理解，可悲的是，責難的後面總躲藏著營營苟苟的動機。指責“六四”過程中學生不懂策略，缺乏理性，並非為了給下一次民主運動的崛起總結經驗，而只是為了炫耀指責者個人的“聰慧”；責怪“六四”阻礙了中國政治改革的進程，無非要取悅官家，希冀得到中國當權者的垂青，滿足心中對權力的一份苦戀。
凡此種種，不禁令人仰天長歎，中國的文人，你們何時才能不再用無恥的人格來侮辱知識；你們何時才能讓知識成為美德。
萬惡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人性複甦，胡耀邦、趙紫陽先後主政，國運曾為之一振。人們一度寄希望于中國共產黨的健康力量推行政治改革，從而以社會代價最小的方式實現民主憲政。但是，“六四”時軍隊射向人民的槍彈擊碎了這一希望。長安街頭，坦克履帶壓碎青年學生血肉之軀的同時，也壓碎了殘存於中共內部的最後一絲良知。從此之後，獸性如狂，貪欲如熾，中共整體迅速淪落為腐敗至極的政治黑手黨。為特權階層謀取私利，乃是這個政治黑手黨剩下的唯一政治意志；在中共內部，任何政治改革的衝動都會被空前絕後的腐敗所窒息。正因為如此，這個政治黑手黨的前途也只剩下一種可能――待到天遣降臨之日，被歷史埋葬在恥辱之中。正像戊戌變法六君子的血洗去了改良和革命之間的界限，“六四”之血也洗去了現代中國改良與徹底的政治變革之間的界限。“六四”血夜之後，如果有誰再宣揚中共可能進行政治改革的幻想，這種人不是愚昧至極，就是有意欺騙人民，邀寵於暴政。
“六四”是中共暴政之下一次最壯麗的民主運動。千百萬被奴化的中國人為學生純淨的心靈所感召，在那一刻擺脫了奴性，像自由人一樣對強權說“不”。那真是一刻值千金的歷史過程。
“六四”精神，只是聖潔的激情；她超越理性的利害權衡之上，以崇高道義的名義，執著于讓正義得到確認，哪怕為此付出青春的生命。自命崇尚理性的文人們完全沒有能力理解，現代中國民族人格缺乏的，不是以精明商販式的利害權衡為靈魂的實用主義理性，而是只以真理和正義為目標的聖潔的激情。正是發展到極致的實用主義理性，使現代中國的民族人格瘋狂地追逐物欲，奴顏婢膝地向專制乞討物性的生存，並在這種追逐和乞討中腐爛。唯有聖潔的道德激情，才是可能令現代中國民族的心靈得到救贖的啟示。一個在價值觀念上只崇拜實用主義生存理性，而放逐聖潔激情的民族，乃是一個無夢的民族，一個凋殘了詩意和人格之美的民族，一個被閹割了追求理想能力的民族――在精神的王國中如此墮落的民族，根本不配受到光榮命運的垂愛。中國人將聖潔的激情供奉在心靈的祭壇上之日，才是中華民族之魂得到救贖之時。
青春就是美，年青的生命中總有朝霞的神韻。“六四”之夜，破碎的青春中迸濺出的血，染紅的卻不是朝霞，而是漫漫無盡的黑暗夜空。然而，我仍願把屬於年青生命的“六四”之血――那聖潔的激情，作為我心靈的圖騰。為伸張正義，抗爭強權而湧流的“六四”聖血，乃是生命美的極致。
追尋生命聖潔的至美，正是我自願選擇的終身苦役。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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