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在2000年11月，第一批大紀元的工作人員（包括清華大學蔣玉霞、馬艷、林洋、孟軍等等）在珠海被非法抓捕。對大紀元工作人員和相關人員的全面抓捕就拉開了序幕。這在當時是中共開始鎮壓法輪功以來，被江氏流氓集團定為級別最高的一個「大案」。因公安部2000年12月16日立案，案件代號「12.16」。一共九十多人涉案，三十多人被抓，牽扯了北京、上海、珠海等多省市。「涉案人員」大部份是名牌大學學生和高層知識份子，部份是法輪功學員，還有一些是不煉法輪功的人。北京市國保總隊的預審多次洋洋得意地在我面前宣揚他們的「戰果」。北京市公安局因「12.16」案，在2001年上半年公安部召開的全國公安會議上，獲特別表揚。一名司法系統內部官員評論：「大紀元事件」在中國深層影響太大，太深遠了。
北美大紀元一案由李嵐清、羅幹親自主抓和定調。北京地區被抓的「涉案人員」多數被關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俗稱七處）原來位於北京宣武區半步橋44號旁門，現為辦奧運已搬遷。一般來說，可能會被判處死刑、死緩、無期的重大刑事案件的犯人會被關押在七處。七處有句俗話：進了「K」字樓，首先要保頭。 「K」字是指七處的建築特色。七處還是歷來中共關押大政治犯的地方。文革時曾關押過許多高干子弟，號稱中國第一看守所，這裡陰森恐怖，看管之嚴實屬罕見。
在這裡「北美大紀元案涉案人員」被刑訊逼供出來的口供，要定期整理成「簡報」向江辦、江澤民本人、李嵐清、羅幹等其他中共高層領導匯報。
我是在2001年3月15日早上和原中科院感光所的同學時紹平（法輪功學員）一起，在他的住處附近被北京市國保總隊秘密綁架的。所有隨身的財物被稱作贓物扣押私分，沒有任何收條。我們立即被送進了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七處），在七處門口時紹平就遭到警察連續猛踢。時紹平和我是涉及大紀元網站最後被抓的弟子。當時七處已經關了很多清華大學和中科院的法輪功學員，如：清華大學的孟軍、姚悅、秦鵬、陳致祥等，中科院的李曉東、曹凱等。我們全部被分開關押在各號中。根據他們當時已經掌握的口供來看，原中科院理論物理所博士邵明學和清華大學學生林洋、馬艷、蔣玉霞、黃奎等也在押，但不那能確認是否在七處。後來我們這些人均被分別秘密判刑或勞教。儘管我們被抓都或多或少與大紀元一事相關，江氏流氓集團卻將我們分開甚至以不同的理由判刑。這也是具有豐富整人經驗的中共的一個花招；一方面迫害了一大片，一方面又極盡所能的去減少社會影響。
當時在七處，我被和眾多的死刑犯、重刑犯們關押在陰暗、潮濕、擁擠的囚室裡。一進去犯人們就警告我：進到這裡來就別以為自己還是博士，也別再把自己當人。從那以後，我經常被囚犯們欺凌，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囚室裡人均面積不到一平米，吃喝拉撒全在裡面。氣味非常難聞，各種疾病蔓延。在最初的幾十天裡，我被夜以繼日地誘供、逼供，審訊次數讓那些大案要案的重刑犯們吃驚。在一次審訊中，我把在號裡挨打的事向北京市國保總隊的人反映，把衣服脫下來給他們看我身上的青紫。他們臉上笑開了花，有的還說：再過一個月王斌就該「熟」了（像鴨子被煮熟了的意思）。預審員們有時晚上9點開始提審我，凌晨4點或2點把我放回號子裡，等我剛一合眼，他們又開始了白天對我新一輪的審訊。有時，他們白天提審我，晚上我被放回號子後又被犯人罰站「值班」。不一會兒他們又開始把我從號子裡拉出去審訊。並逼裡面所有認識我的大法學員來揭發檢舉我。這樣的審訊讓人感到你隨時隨地會被審訊，任何問題或個人隱私都有可能會被問到。北京市國保總隊的預審員和他們的主子們還經常「提醒」我：「知道這是哪兒嗎？這是七處！」 ；「從我們手裡寫了態度不好的沒有幾個能活著出去的……，你認為你這樣的人還能活著出去嗎？！」憑著北京市國保總隊多年整人的經驗，他們深知這樣的審訊最容易讓人精神崩潰。在被抓後的頭四十天我都基本沒能睡過甚麼覺。我的一個朋友，1999年10月28日新聞發佈會的參與者，原航天部二院的碩士荊寶鐘，就是在這樣的審訊下精神完全崩潰了，成了精神病後被釋放，再也沒恢復。
因為從我這裡他們得不到甚麼有價值的東西，他們對我的刑訊逼供就更加變本加厲。記得一天深夜，兩個預審員，和他們頭子，及指揮抓捕我們的那個狠毒的抓捕隊長一齊赤膊上陣。凌晨兩三點鐘還得不到任何東西，北京市國保總隊那個預審頭子，胖墩墩的，圓臉、戴眼鏡和那個滿臉橫肉的抓捕隊長多次威逼我，要我出賣功友，要我拿出「誠意」來。達不到目的他就惡狠狠的警告我：「你這樣的背景正好用來作反面教材！你們家要是歷來就反對共產黨呢，我們對你還講點統戰。你們家是共產黨內部的人，共產黨是歷來絕不會手軟的，堅決要嚴酷打擊。整的就是你這樣的。」我聽了這話真是又好氣又好笑，誰叫我爺爺跟賀龍、任弼時一起當過老字號的共匪（「老紅軍」）呢。還有一次，審案警察殺氣騰騰的宣稱：「… … 中科院算甚麼，十個XX大學算甚麼？ 共產黨的天下是兩千萬顆人頭換來的，殺你一百個科學家算甚麼。阿我們只對江辦負責，大腦袋們（江澤民、羅幹等）的面子最重要……。」
其實，即使是按照中共他們自己的 「法律」也早該放我了。中國的法律規定訊問最長只能延長到48小時，找不到甚麼犯罪的證據就應當放人。我3月15日被抓，第二天就被改成刑事拘留。在拘留證上的蓋章的是當時的北京市政法委書記、公安局局長強衛。他們瘋狂審了我二十天都沒有得到甚麼有價值的東西。還不放人，這在他們自己的法律體系內也是犯罪。我跟大紀元的一些瓜葛是他們二十天以後才查到的。為了掩蓋這一點時間差，他們就偽造了所謂我的「3月16日」口供。不過即便是這樣也叫人好笑，介紹了一些人認識，在一起吃了頓飯，便被判刑，這是哪門子法律啊！
通常審訊過後放回號子又是體罰，長時間地坐板。坐板是一種很痛苦的折磨，必須雙手抱腿，身體坐直，坐在一板很硬的大板子上。時間一長屁股尖著板部份就像針扎一樣痛。這樣的體罰往往對法輪功學員要求更嚴。記得我有好幾次雙腿放鬆一點，就被後排的犯人一陣拳打腳踢，「不聽政府的是吧？！又在煉功怎麼著？！放老實點！」。看守所不准我們有近視眼的帶眼鏡，在號裡光線又昏暗，除了生活上極不方便外不說，有時幾個犯人一起上，拳打腳踢，誰動手打了你都看不清，更說不出名字來。最難受的是炎熱的夏季時，因號子裡的人太多，我呼吸都困難，就像魚缺氧一樣。因長期坐板，接觸板面的皮膚都潰爛了。這樣的環境讓常讓我感到生不如死。有一次一個犯人長歎道：這裡養豬都活不了。另一個犯人就糾正他說：你說錯了，這裡是養魚都活不了。
除了極其惡劣的生存環境，和審案警察的折磨，每天我都要默默的忍受重刑犯們不知何時就會施加到我頭上的凌辱。記得有一次，有一個犯人幾巴掌將我打倒在便坑旁，把我的頭使勁往下按，逼我舔便坑。我當然不會去添了，無非是再多挨點打。還有一次，一個體重240多斤的黑社會成員把我打倒在地上，仰面朝上，然後跳起來一屁股坐在我的肚子上，我聽見肋骨和胸骨嘎嘎直響。原以為全斷了，沒想到，等他一起來，我除了痛了一陣外，一點事都沒有，真是命大。還有一次好幾犯人把我按在地上，幾個人抓住四肢，一個死刑犯人，用他腳上的腳鐐纏住我的脖子，然後大家一齊往反方向拉。我眼冒金星都快沒有知覺了他們才放。這樣的常規的折磨方式在號子太常見了。
這些牢頭獄霸們整天在號裡沒事就是想各種「新招」來玩人。如他們把一跟長線拴在人的生殖器上，像牽牲口一樣，他們用力一拽，你就要到他們面前去，一放鬆你就要離開。這叫「放風箏」。讓人全身貼牆，四肢伸展貼著牆，舌頭也伸出來頂牆，單腿長時間立著，這叫「壁虎游牆」。把人的兩根手指緊緊的捏著，往指縫裡插進一支牙刷，捏緊後用力一轉，這叫「開鎖」。還有的刑罰連他們自己都叫不上名字。如用兩個可樂瓶裝滿水，用細繩綁好，拴在人的兩個乳頭上吊著。因為法輪功學員，是受到中共敵視的，所這些各種整人的刑罰就會很自然的施加給他們。在獄中對法輪功學員進行嚴厲打擊和管制就是他們討好中共以換取各種優待條件的一種捷徑。當然不可能所有的酷刑和「新招」都施加到一個人身上，也沒有人能受得了所有的「招」。但我想法輪功學員加起來一定受盡了人間所有的酷刑和凌辱。
2001年9月，我和法輪功學員原中科院感光所碩士時紹平、原中科院發育生育所碩士曹凱、原中科院李曉東和中國預防科學研究院的碩士研究生某某一起被押送到北京市公安局海淀看守所關押。這個地方的邪惡和黑暗比起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七處），在有些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今中國官場中流行這樣一首詩：「當官不怕赴宴難，萬杯千盞只等閒。五糧茅台騰細浪，烏龜王八滾魚丸。卡拉歐凱全身暖，桑拿驅散五更寒。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過後盡開顏。」 其實中國社會的黑暗和腐敗是全社會性，已不只是局限於官場，很大一部份共產黨或政府的工作人員只要稍有一點權力都要濫加利用。這種現象在政法系統最為嚴重。人們常說：以前土匪在深山，如今土匪在公安；公、檢、法三條狼，工商、稅務是流氓。人們對他們的痛恨早已是怨聲載道。上樑不正下樑歪，羅幹作為中共政法系統的最高掌門罪責難逃。那麼這種司法系統的腐敗在北京各區的看守所更是體現的淋漓盡致，到了赤裸裸的地步。
海淀區看守所位於清河鎮龍崗路25號。這裡關押大多是流氓、地痞、無賴，很大比例的人吸毒。所有北京的看守所中吸毒犯人的比例都很高，而他們大多數都不是因為吸毒而被抓，因為吸毒目前在中國太普遍了，僅僅只是吸毒的話，連警察都不當回事了。這裡是以不同的筒道來分區關押犯人，每個筒道有十幾個號，由數名看守警察來負責管理。每個號子，約二十平米一般要關押的二十多個犯人，有時達三十人。其實往往每個筒道的還有些空號，看守人員寧願讓其他號子非常擁擠，也不會分一些人員去空號住，除非人太多了裝不下。這是因為：一是為了省事少管幾個號子；二是有些號子可以留給家裏有錢、有關係、有背景的犯人。他們從中可以獲取不少好處。這些犯人進來後往往需要特殊照顧，住得要寬敞，還要有其他犯人侍候。當然是否能全部享受這些優待要根據犯人的背景關係和所給的好處而定。
我們這幾個個研究生，被押送到海淀看守所之後，首先看守們就令犯人將我們搜查一遍，全身扒了個一絲不掛。這在看守所是經常性的，我被關在七處時就被扒光檢查過多次。搜查完畢後分開就被分開關押在不同的筒道中那些人滿為患的號子去了。各號基本都是由和看守們混得好的牢頭獄霸管理。這些人大多數是北京有名氣的流氓、地痞，他們中有的和看守們是街坊，有的是朋友，在外面時就一起吃喝嫖賭。有一次他們中有個人自己都跟我講他的這些警察朋友很壞，他和某某警察原來一起去嫖娼，嫖完後不久這警察就帶人來掃黃，還算是立了一功。還一部份管號的牢頭是家裏有錢、有托的（北京土話，有關係的意思）能給看守警察不少好處。
那些流氓、地痞進看守所是家常便飯，跟看守警察關係又很鐵。進了看守所可以過得很舒適；還可以幫看守和自己家裏弄很多錢，到外面都搞不來那麼多的錢。過得太舒服，他們中有的人都不想回去了。先讓我們看看在看守所中的生活，大家就會明白這些無據可查的黑暗內幕是怎麼回事了。
在人均不到1平米囚室內，二三十個在押人員吃喝拉散全在裡面。在這裡等級森嚴，「頭板、二板、三板」（即老大、老二、老三）是號裡的統治者，他們控制著號裡所有人的全部生活細節，連方便一下（號裡叫「放茅」）都必須獲得他們的許可。為甚麼把他們叫頭板二板三板呢？是指他們睡覺的地方。號子裡除了一個過道便是一張高出地面四五十公分的一張長方形的大板（有點像北方的炕，但比炕矮）和一個坑，其他甚麼都沒有。一米寬的過道從門口一直到對面的牆，過道的一側是那張大板，大板另兩邊與牆相接。坑在號子最裡面用於洗漱和方便。號裡的老大、老二、老三晚上睡在大板上，依次從門口往裡。三人睡的地方佔了大板的一半，他們每人的舖位都比一張單人床還要寬，墊得就跟席夢絲床一樣舒服。睡覺前往往指定一兩個在押人員給他們按摩。而其他的二十多個人，就要擠在那剩餘的那塊板和硬邦邦的水泥通道上睡。能在板上睡的算是看守或老大對你的特別的照顧了。你自己要懂味，對他們感恩戴德才行。曾經有個犯人為了晚上在板上有個地方睡得略微好受一些，每月讓其家屬向看守上貢一千塊錢。因為只要看守警察發了話要號裡「老大」照顧誰，那他就絕對讓誰過得舒服。
因為睡覺的地方不夠，每晚的任何時間必須有好幾個人同時站著，只能輪流睡覺。站著的那幾個人，還要進行所謂的值班，防止人自殺、自傷自殘等，這本來是看守警察的職責，看守所把夜裡值班的事全加到了在押人員身上。晚上要是出了事，值班的這些犯人就要吃不了兜著走。站著的幾個人還有個任務，即不煉法輪功的要負責監督號裡不能有人煉功。一般一個號中只關一個大法學員。
即便是好幾個人要站著，睡的地方還是特別擠。過道裡塞滿了人，立足的地方都沒有。記得最擠的一次，一米寬的過道並排要睡四個人，兩個兩個頭腳相對，只能側立著睡。比沙丁魚罐頭塞得還滿。我就塞在這堆肉中，喘氣都困難，動都不能動，動一下可能會弄醒別人，同時自己也可能塞不進去了。能睡一會兒就是一會兒，要抓緊時間睡。有時一個晚上會被好幾次弄起來值班之類的。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一天的「坐板」又要開始了。這時我們開始坐板，「老大」就慢慢的起床，一個人侍候「老大」穿衣，一個人把牙膏擠好漱口水倒好，洗臉水兌好。水必須兌得不冷不熱，否則便會挨一頓痛打。每個號每天就那麼一點熱水，其他的人基本上喝的都沒有。我在北京被關了一年多，大部份時間喝的都是又髒又渾的生水。「老大」洗漱完畢後，一個人就開始侍候他進餐。把一些可口的早點（如蛋黃派、蛋糕、牛奶）用專用餐具盛好的，擺在板上「老大」的面前。「老大」、「老二」、「老三」的吃穿用全是來自於其他在押人員的親屬送進的生活費。可憐那些親屬大老遠的去給自己的親人送生活費，到看守所換成「鬼子票」（在看守所相當於錢的單據，因是共產黨印的，我們稱之為「鬼子票」），一進了號便到了老大的手上。由他來掌握負責在看守所中購買號裡所需的物品。他們的「理由」很 「充分」：中共除了一天只提供兩頓難以下嚥的食物外，別的甚麼都不管了，手紙、牙刷、牙膏、毛巾等甚麼都沒有，怎能那麼自私，自己的錢自己花怎麼行，別人家裏沒錢的怎麼過? !那就得大家搞共產。
因為要搞創收，看守所賣的生活用品和食物本身就非常貴，「老大」買的東西中很多又是要送給看守們的，一年當中送出去幾十套保暖內衣褲、新襪子等，晚上看守值班，「老大」又要給送去最好的食品。北京的各看守所中是名義上不准犯人抽煙的，但在這裡能抽上煙，而且總有煙抽，成了牢頭獄霸們的一種身份象徵。看守人員可以把這些煙帶進來，一條在社會上賣25元的劣質香煙，看守賣給號裡和他們比較要好的牢頭要500元，如果關係一般就要收1千元。在有的看守所，海洛因等毒品都能送進去。有的看守所的看守則直接從牢頭獄霸手中拿「號費」，你要想管號（當「老大」）就必須每月進貢500元到800元不等。看守只要負責幾個號，他收上來的號費就比工資高得多得多。
看守們可直接把「鬼子票」換成錢。因此和看守混的好的老大還可以讓看守把搜刮的「鬼子票」兌換成錢往自己家寄。羊毛出在羊身上，其實所有的這些費用都來自於望眼慾穿的親屬們。實際真正用於他們親人實際生活需要的是少之又少。在號裡牢頭獄霸就曾強行收過我每月八百元生活費，交錢後在號裡有牙膏刷牙，有手紙用，可以吃一點鹹菜，但稍多一點就會遭來謾罵和侮辱。中共提供的一天兩頓食物，一般是兩個饅頭（在七處時是兩個窩窩頭，做雞飼料的原料做的）和一碗爛菜葉子湯。除了非常難吃且髒外，量也很少。剛開始不習慣每天都很餓啊。但時間長了胃都餓小了，就感覺不到餓了。長期這樣，在號裡還是有人挺不過去，就偷東西吃。要是被「老大」等逮著了，往往是一頓毒打。但有的「老大」用的招就更絕。一次一個轉到我們號，曾在別的號當過「老大」的流氓就傳授經驗說：他抓住一個偷東西吃的，讓人給他灌了一整碗洗滌劑。後來幾天，那個人拉出的大便都像羊屎似的一顆顆的，看來人吃點洗滌劑沒事。說到這裡號裡的幾個牢頭都笑了起來。
海淀看守所出過這樣一個笑話。有一個牢頭獄霸的日子過得太好了，實在是閒得無聊，就給家裏寫明信片。他在信上給家人寫道：「……不要往這裡送東西和生活費，我在這裡甚麼都不用花錢，甚麼都有，過著皇帝般的生活，有很多人侍候，一呼百應，前呼後擁的…，在外面都不如這裡」。因為這是明信片，看守所的所有領導和大部份看守都知道了，一傳十十傳百很多在押人員都知道了。他的負責看守實在沒臉讓他繼續當牢頭，只好把他撤了下去。
看守和牢頭們相互勾結還有一種非常有效的掙錢途徑。絕大多數在在押人員在被抓進看守所到被判刑要等很長一段時間，幾個月到兩三年不等。很多人（法輪功學員除外）為了逃避或減輕法律制裁，就要想盡辦法與外界聯繫，要家裏人托關係，走後門，行賄檢察官、法官，與同犯串供等。看守人員就能夠提供最現代化的工具手機還有其他很多便利。
一次有一個很壞的北京流氓因綁架罪被刑事拘捕關押到我們號裡。他是因別人欠他賭債，便夥同其他流氓將此人綁架。綁架罪在中國至少要被判十年以上的重刑。但他進看守所後很快便和一個看守混熟了。他讓家人一次性送給該看守5000元，並讓家人將自己的小車長期送給該看守開。因此他就可以借到該看守的手機，多次在號裡明目張膽的打手機，在號裡指揮親朋好友去找檢察院、法院的人行賄，並讓他們威脅利誘受害者反供，同時他還獲得了在不同的筒道（即監區）之間活動的特權。他在別的監區找到了自己的同犯（也當上了牢頭），進行串供。於是不久以後，他的罪名便由「綁架罪」改為了「非法拘禁罪」。這是很輕的罪名，後來只被判了十個月，判完後他欣喜若狂的回到號中又跟我們吹起他有次販毒卻驚險逃脫搜查的經歷。
對有的人看守不便直接出面，牢頭就給看守和在押犯們牽線將看守的手機借給這些人打，他替看守搜刮錢從中撈取好處費。記得有一個河南的包工頭因強奸致人重傷被關進了我們號。他家裏比較有錢，進號不久後就尋求和外界聯繫的途徑，以便於減輕或逃脫制載。那個北京流氓便將手機借進來連續給他打了好幾次。幾天的時間，這個河南人的家裏便付了七萬元，其中五千元是付給那個流氓的。
有一次號裡的一個還有點良心的「老大」講，他認識一個哥們兒在北京市西城區看守所「跑筒」（當整個筒道牢頭），一年掙了六十萬。但由於實在太黑了，宰人太狠，出去就被人把腳筋挑了。
因為中國政法系統非常腐敗，所以很多律師也在執法官員和在押人員之間明目張膽的起「皮條客」的作用。有很多在押人員，被帶去和律師見面時，律師就直接說：你這個案子可以這麼判也可以那麼判，可以定這個罪名也可以定那個罪名，那個罪名要輕得多，但這關鍵要取決你家裏能給多少錢。我跟法院XX、檢察院XXX關係比較好，這個案子你家給多少錢大概能判到多少年（一般的普通案件在北京的內部價格是給不到兩萬塊錢就可以少判一年）。律師的話往往都很準，他們長期在政法界混，如果和法官、檢察官沒有關係，他的律師事務所早就做不下去了，因為不管他們說甚麼，人家一句話：「法庭不予採納」，就完事了。所以當代的中國律師真正主持正義的很少，大多數人把時間花在搞關係上。
在看守所中，在押的人員把過的怎樣叫「混」。我也有偶爾「混」的好的時候。那是因為：在北京的看守所，很多的看守文化都很低，卻也想撈個文憑裝潢一下門面。中共中央黨校的碩士文憑是最受他們歡迎了，因為只要平時做作業，考試的時候，走走形式去考一下即可搖身一變成為中央黨校的碩士。有些課如法律、經貿、英語方面的，他們是一個個大草包，根本就不知道怎麼做作業。這時他們就來求我了，而我這時往往就會就受到他們和犯人的「尊重」。如果幫做作業，經常就可以不用坐板、可在號裡活動活動，看看書，在北京的看守所中一般情況下所有的法輪功學員都被分開關押，一個號裡關一個，除非他們地方不夠。要想和別的學員交流是困難的，這時我就還可以拿到筆，有機會和別的號的法輪功學員之間傳抄一些經文，傳遞一些信息。平常有的看守更省事，乾脆入黨（共產黨）申請書都叫犯人給寫。當然這種東西我是不會幫他們寫的，他們也不會來找我。
2001年11月我和時紹平一起在海淀區看守所被海淀區檢察院起訴，2002年2月被正式判刑。時紹平被作北美大紀元新聞網的「骨幹份子」被判刑十年，我被判刑三年。我們不服判決決定上訴到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3 月份上訴很快就被駁回。
2002年5月23日，我和中科院法輪功學員時紹平、曹凱、及中預防科學研究院的碩士研究生XX被送往北京市罪犯遣送處。一進去時，全身扒光搜查還不算，還要用高壓電棍威逼著光著身子在原地跳幾下，以防我們攜帶大法經文等。在這裡主要進行所謂的「入監教育」。 「入監教育」就是進行隊列訓練、背監規、抱頭蹲下訓練、抬頭低頭訓練和少量勞務生產。這裡管理嚴，有一定的透明度。主要是因為這裡是犯人等待被押運到外省和北京別的監獄的地方，獄方怕那些家裏有錢的犯人使用財物拉攏其它犯人，結成團伙伺機逃跑，所以就硬性規定了誰也不能動別人的東西。所以那種管事犯人強佔其它人的財物的事比在看守所少得多。但這裡極其嚴厲的管理制度，和管事流氓經常性的漫罵和人格侮辱，時時刻刻給人帶來恐懼和心靈的創傷。在這裡所有新入監的經常被管事犯要求整天練習「抱頭蹲下」，這個姿勢的要雙手抱頭，蹲在地上，屁股抬起，頭紮在褲襠裡面，不停的要你站起來蹲下。這個姿勢，在一些重要的場合經常要你用上，如開會、外出搞隊列訓練等等，迎面遇著隊長（監獄警察）你也要立即「抱頭蹲下」。低頭訓練即是專門訓練你低頭，只能看自己的腳尖。任何時候隊長和管事犯（通常都是北京流氓）和你說話你都必須低著頭。平時任何時候也必須低著，只有在走路看路時，或做勞務時才能抬頭。有的人被送到北京市罪犯遣送處好幾個月了都不知道自己隊上的隊長（獄警）長甚麼樣。只能從隊長的皮鞋聲和說話聲分辨出來。有的人因為長期低頭，抬頭都不習慣了，後來當被送回外地服刑後仍很長時間保持低頭姿勢。
這裡上廁所、早上起來洗漱雖在同一層樓但都必須排隊去，由「班長」（管事犯，通常是北京流氓）帶隊，限定的時間很短，也就二三分鐘。有時口還沒漱完，時間就到了。「班長」一聲令人心驚肉中跳的大吼，你馬上就得停止一切，跟著隊伍出洗漱間。上廁所也是必須由「班長」帶隊集體去、集體回。不管大便、小便只給兩分來鐘，先完事的排好隊然後立即抱頭蹲下等待。大便的可就倒了霉了，手忙腳亂， 「班長」一聲大吼，不管你完沒完事，必須提起褲子走人。當時有個犯人拖拉了一點，「班長」硬是看他不順眼，手紙都不發給他用。他只好「水洗屁股」（用便池裡的髒水沖洗），這也是在北京的看守所裡常見的一種懲罰方式在這裡也用上了。在那裏洗澡也是個大問題，那麼熱的天，一個多月的時間我只洗過兩個澡，每次都是很短的時間，前後不到十分鐘吧。其中一次還是自己冒著被管事犯再次辱罵的風險，直接向監區的頭強烈要求來的，算是特別許可了。這裡的一切以和看守所不同的方式扭曲著人的心靈。
在北京一年多的關押期間，我過著非人的生活，體重下降了近四十斤。在這裡一年多的關押期間我的親屬和單位沒有收到有關部門的任何通知，中國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必須通知和轉交家屬和單位的刑事拘留證、逮捕證、檢察院的起訴告之書、起訴書、法院的判決書等全部都沒有給家人。應由本人保存的所有這些材料，也只是讓本人過了過手就全部收走。在北京關押一年多，我僅在被判刑完了後通過攝像屏幕見了父親了一面。
北京那片古老的土地，悠久的文化，璀璨文明，曾叫幼年的我神往，而如今卻讓我心碎神傷。北京是邪惡的中心，我在北京被關押的一年多時間，受到了的殘酷的、滅絕人性的迫害，這在我一生中前三十年中是最黑暗的一頁，一生中其他二十多年所吃的苦加起來可能也比不上這一年多。相信以後也絕不會再有這樣的事。在那裏我才真正知道生命在共產黨的眼裡是多麼的輕賤，我的精神多少次到了崩潰的邊緣。如果不是大法使我心中常存著希望，常抱著一顆相對平靜的心，我不可能挺得過去。我敢肯定還有很多大法學員在北京關押期間吃過的苦比我多得多。他們是真正偉大的神。在北京，我沒有向邪惡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但在神智不清的狀態下寫過違心的「悔過書」，雖然在獄中就被自己全部推翻，但那也將是心底永遠的痛。
2002年7月4，我被帶上手銬，由武警和獄警經火車押送往原籍省湖南的監獄進行繼續進行所謂「思想和勞動改造」。先被送到湖南省監獄管理局收押調遣中心，背監規和隊列訓練，一個月後被送到監區服「餘刑」。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