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悲愴的靈魂》(二)

張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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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1日訊】書摘﹕《悲愴的靈魂》(二)

第一章 核桃種子

神州迴蕩著海嘯般呼喊:
真正的人,從羊群中站起來!

愛情像彩霞一樣燦爛,
爲自由和尊嚴而戰!

不屬於任何領袖,
也不屬於任何主義。

我傲然獨立在原野,
內心沈著而堅毅。

―――《真正的人》1988年10月主辦雲夢沙龍時期。

世界上有幾千種花,幾千種樹。細分起來,僅僅菊花就有四千多類,松柏也有幾千類。植物的種類之和,可能有幾千萬幾億之多。與之相應,人類生命也是千姿百態的,表面上看起來差不多的人,其思想、品格、性情是千差萬別的。

我是一顆核桃樹種,生來就堅硬、頑強,無論環境多麽惡劣,無論氣候多麽冷酷,無論山地多麽貧瘠,我都能頑強生長,我都能刻苦思考,只要有一點陽光和一點雨露。

生性堅硬的性格,使我能抵禦共産主義腐朽思想的侵襲。我從來沒有出於利益的考慮,浪費光陰去學習馬克思主義歪理邪說,或去向掌握政權,控制一切資源的共產黨人諂媚。不管共產黨多麽強大,多麽可怕!我寧肯失去一切,甚至生命,也要堅持真理。

專政奴役改變不了我,毒打虐待改變不了我,窮困潦倒也改變不了我。我像一枚堅硬的核桃,只要我的腦袋還沒被鐵錘砸碎,我的喉嚨還沒被鐮刀割斷,不管什麽時候,我還是我!

我常常回憶往事,分析我反共觀念的來源,是怎樣逐步形成的,我究竟爲什麽會走上這個方向,走到這種地步。究竟是我不對?還是共產黨錯了。

每一株植物,每一個生命,從誕生到成長,都經歷了獨特的道路。當我回憶往事,總有歷經滄桑的感覺。

4.紅色恐怖的故事

記得8歲那年,我養了一條小狗。有一天我正在逗狗玩,打狗隊的幾個大隊民兵圍過來,竟然用三股鋼叉叉進小狗身體,舉在頭上開心取樂!

小狗的鮮血順著鋼叉往下淌,眼淚滴在我臉上。共產黨民兵們開懷大笑,舉著玩著走了很遠,小狗都沒有死,一直眼淚汪汪地看著我!

那幕情景我終生難忘。

一個人到商店裏買毛澤東的石膏像,那時候不准說買,因爲已有很多人在這個字上栽了跟頭,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這個人小心翼翼的用著新的革命辭彙對營業員說:「同志,我想請一尊毛主席塑像。」

「沒有了,同志,已經請完了。」營業員回答。顧客有點奇怪,他明明看見那邊還有一尊。「同志,那邊不是還有一尊嗎?」

「呵,那個是壞的。」營業員隨口答道。

「打倒反革命分子,堅決保衛毛主席!」旁邊一個人突然喊起口號來,大家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於是店裏的所有顧客和營業員都爭先恐後的喊起革命口號來。

只有那個營業員面色蒼白,她已經意識到自己徹底完蛋了,儘管她一向特別小心。她立刻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用繩子捆起來,送到勞改隊喝稀飯去了。

南郊燕山鄉一個老農,有一天到市里賣了一挑子菜,想到最近造反派天天到各家檢查,催促大家供毛澤東像,除了畫像之外,還得有塑像,否則就要拉去批鬥。老農咬咬牙,用賣菜得來的幾毛錢買了一尊石膏像。

那玩意兒挺大,回家的路又遠,老在手裏捧著又怕不小心掉在地上摔壞了。老農靈機一動,便用捆菜的繩子系在石膏像的脖子上,拴在扁擔上,挑在背後,晃晃悠悠抄小路回家。

誰知剛到村口,就被造反派發現了,那幫傢夥一邊高呼口號,一邊圍過來抓老農。竟敢把尾大領袖毛主席拴著脖子吊起來!老農後來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送到勞改隊喝稀飯去了。

記得我10歲那年,我妹妹在學校裏被派出所民警帶走了,她只有8歲,才上小學一年級,我父母得知後當然很擔心。媽媽說紡織廠宿舍一帶出現反動標語,廠裏正在全面調查,人人都要過關。聽說那反動標語是有人用粉筆寫在廁所牆上的,已經調查一個星期了。爸爸聽完就楞了,他放下筷子就問,不會是我們女兒寫的吧?

爸爸告訴我們他親眼目睹的一件事。那時他在駐蚌埠陸軍第36師南營房做木工,有一天也是發現了一句反動標語:“打倒毛主席”。全師追查,人人過關,個個驚魂。

後來有人揭發是團長六歲的兒子寫的,審訊時小男孩給嚇懵了,一會兒承認一會兒又否認,於是師部專案組便認定有人教唆,那當然應該是他父親。反復進行車輪戰審訊之後,父子倆都被押去批鬥,團長當場幾乎就被打死,後被定爲教唆進行現行反革命惡毒攻擊罪。

我們等了很久,妹妹才被送回來,看到她滿臉淚痕,父母十分驚慌,急忙問她,究竟發生了什麽事?妹妹抽抽噎噎地說,他們要她承認寫了反動標語,說已經有人看到是她寫的,筆迹鑒定證明也是她寫的,承認了就可以回家,不承認就要打她,還要關起來,永遠也別想回家了。爲了回家,她承認了。

我母親特別害怕,急忙問:「那你到底有沒有寫?」妹妹低頭大哭起來。那天夜裏,我父母一直嘀嘀咕咕唉聲歎氣的,我也朦朦朧朧地感到大禍就要臨頭了。

一段日子沒有動靜。後來聽說有好多小女孩被迫承認是自己寫的,我已記不得後來專案組怎麽定的案,但那些日子給我和父母帶來的驚恐,大概會伴隨我們一生。

還有那些幼小的女孩,幾歲就被抓去審訊,沒有父母陪伴,威脅利誘,什麽供詞拿不出來?這種恐嚇對這些女孩心靈的傷害,怎麽可以估計?

紅色恐怖!惡夢般的紅色恐怖!多麽可怕!

初中時,我有一個要好的同學,有一天得意地對我說:「你的底細我最清楚,我從我媽媽那裏看過職工檔案,你媽媽是地主出身,你也算地主羔子,全班只有我一個人知道,哼哼!」

我頓時如五雷轟頂,回家就問媽媽,答案是肯定的。至少有一年之久,我一想到這一點就心驚膽戰。他從來不知道,那一句話給了我多大的傷害。 從那以後,我就處處躲著他,再也不敢和他來往。其實他是個很好的人,他從來也沒有跟別的同學說過這個秘密。

5.少年的記憶

在初中的最後一年,伴隨著身體的發育,我的頭腦也在急速變化,我開始對周圍的一切留意起來,鄰居、夥伴、同學、老師都成了我的觀察對象,我想知道他們每天都怎樣生活,爲什麽活著?

我家住在紡織廠宿舍東大院老四樓,那本是一棟簡易的兩層集體宿舍樓,後來分給有兩個以上孩子的雙親家庭居住。每間屋十四點六平方米,一般人家都是四到七口人,平均每人只有二到三平方米,既沒有廚房,也沒有衛生間,連自來水都沒有。

那樣擁擠,各家的鍋都是支在走廊,煤也堆在走廊,又沒有燈,長長的走廊就變成了黑洞洞的地獄,大白天經過都會膽戰心驚,稍不小心就會一腳踢翻一堆東西。我們住樓下的,索性就在窗外蓋一間油毛氈棚子,既當廚房又當臥室又當餐廳,讓二樓的住戶羡慕不已,但是我們無論老小每天都要翻越窗戶過來過去,成了翻窗族,不知有多少次被摔傷!

那樣擁擠,大家幾乎天天可以聽到吵架聲,不是這家吵,就是那家打,一鬧鬧到深夜,煩死人了。

我們還不算最擠的,北面相鄰有一排簡易工房,每間只有九平方米,也是住一家人。那裏有我兩個朋友,我經常去他們的家,屋裏全是床,沒有櫃子,連一張吃飯的桌子也擺不下。他們全家人都是端著碗坐在床上吃飯,在門口支一口鍋燒飯,所有衣物日用品都是塞在床底下。

後來到清華大學念書,聽我們的化學教授周忻說,他家老少三代七口人,年齡最小的都二十歲了,一起住在一間十二平方米的宿舍裏,我才知道,各個地方都差不多一樣擠。

後來認識幾個上海朋友,到他們家裏一看,那才叫擠,有的一間六平方米的宿舍竟然住了六口人,而且都是成年人,三對夫婦,平均每人一平方米!

我成天捧一本書看,看完後再對照周圍人們的生活,發現牛頭不對馬嘴,什麽党的陽光沐浴下幸福的工人階級,幾乎全是謊言。我還記得許多名家的一些噁心文章,全是對共產黨的無恥歌頌,我就認定這些人是壞蛋,後來從不看他們寫的書,免得中毒。

對農民生活的描繪更離譜。我老家在五十里外的懷遠縣張大廟,我小時候在那裏過了好幾年,長大後每個暑假都要去過一兩個月,村民們家家戶戶都窮的要死。

記得有一次,我抓了一個白麵饅頭邊吃邊去找小夥伴玩,那三個小夥伴卻緊緊盯住我手裏的饅頭。我不知道怎麽回事,有點慌,就問誰想吃?結果三隻手一齊伸過來,饅頭被抓成碎塊,很多掉在地上。三個人彎腰繼續搶,兩個腦袋碰在一起,後來兩個人打起架來,就爲了一口饅頭!

後來我問奶奶,奶奶叫我以後不要在門外吃東西,她說只有城裏人才能吃得上白麵饅頭,鄉里人連黑面饅頭都吃不上,有芋頭乾面餅子吃就不錯了。北邊大老東家五個孩子,一年到頭只能喝芋頭稀飯,只有過年的時候才能吃一頓芋頭乾面餅子,有個孩子吃得太猛,噎過去了,差點死掉,後來過年都不給他餅子吃了。

從來沒有一本書說過這些事情,開頭我很納悶,難道別的地方都像書裏說得那麽好,只有我們這個地方這麽差嗎?於是我就問父親,我父親是個遊方木匠,見多識廣,他說我們這地方還算好的,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

後來我又問老師,我的幾個老師都是下放農場勞動改造十來年才回校教書的,他們說各地都是這樣。安徽西北阜陽地區、皖南山區、大別山區比我們這裏還窮。大別山區的很多人家,大姑娘都沒有褲子穿,全家只有一條褲子,誰出門誰穿。

我對此有點半信半疑,那不是亂套了嗎?直到幾年後我去北京的路上和一個清華同學同行,他家是金寨縣的,我問他,他才向我證實,的確如此,他小時候親眼目睹的。很多人家裏只有一些爛棉胎,堆在土炕上,有外人來,家人便一起坐在爛棉胎裏遮羞。連吃飯的碗都沒有,全家只有一口鍋,燒上一鍋芋頭,一家人先圍著鍋吃,然後再牽豬來吃。

一頭豬、一口鍋,一條褲子,就是一家七八口人的全部財産,真是可怕!

我看歷史書,好像人類幾千年,從來沒有這樣窮困潦倒過,而且能持續幾十年,共產黨真「尾大」!

那時我經常與政治課老師擡杠,一般高中老師都是老大學畢業生,唯有政治課李老師只是中學畢業,水平低下,而且蠻不講理。我團結我們重點班四個成績最好的同學經常與他辯論,有一次講不過我們他竟然要打我們!

我們就一齊到教務處告狀。後來他一上課,就問我們想不想聽,我們當然不想聽他胡說,他就把我們四個人統統趕出教室,罰我們站在門口,我們理都不理他,跑到陰涼地玩去了。

高中快畢業了,政治教師還說我們四個最優秀的學生思想反動,要送我們到學校在小黃山的農場去勞動改造三個月,雖然最後沒去,那幾個月裏我們還是提心吊膽的,不敢再隨便說話了。

1979年高考時,我剛滿十六周歲,還是在蚌埠考區萬名考生一舉勝出,奪得高考總分第一。儘管我的政治科目不及格。這可以證明我對共產黨的一套說教極端反感,我寧可犧牲分數,也不肯昧著良心胡說。

中國人所謂人生快事就是:金榜題名時,洞房花燭夜。在中國社會裏,考場如戰場,那可是人生的大關口。尤其是七十年代末,高考剛剛恢復不久,考場決定你是上大學當國家幹部,還是下放農村做農民的分界線,而我高考三天裏卻有很多波折。

第一天下午考物理,我一口氣就做完了題目,看看時間還沒過去一半,檢查兩遍也沒發現一點問題。出考場後別的同學都說考題太難,沒法入手,我便暗暗得意。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1979年的物理高考題是最刁鑽古怪的,而我輕輕鬆松全對了。

那天特別熱,晚上我就拿一張涼席,去長青公社衛生院宿舍二樓頂上乘涼睡覺。先是被熱樓板炕得睡不著,後來一時興起,我就與朋友哈起故事來。一直講到深夜,我才想到第二天還要高考,必須睡一會兒。躺下來卻怎麽也睡不著了,耽心第二天的考試,我只得叫朋友跟我一起去紡織廠衛生所裏要點安眠藥吃。

但是大門門衛以夜深爲由堅持不准我們入內,我們只得從別的地方翻牆頭進去,一看鍾已經淩晨四點了,醫務所阿姨挺好,給了我一片安眠藥。擔心早晨起不來,我就著自來水只吃了半片藥,再翻牆頭回去,睡了一個多小時就起來了。

沒睡好覺,麻煩就來了,趕到了考場怎麽也找不到准考證了。沒有准考證根本進不了考場,那是沒有一點通融餘地的,急得我一頭汗。

記得早晨父親親手把它塞進我褲子口袋的,我猜可能是丟在公共汽車上了,就打電話給汽車公司,那邊一聽說我丟了准考證就問我的名字,我報上名字,她讓我到馬路對面的車站等著。

我站在車站眼巴巴的看著公交車駛來駛去,直到一個售票員向我揮舞准考證,我感激的向她連連致謝,然後抓住准考證轉身跑向考場,考試鈴聲已響起來。

數學考題我也是一口氣做完,感到很困,就想趴在桌上睡一會兒再檢查,誰知一下睡到交卷鈴聲響。後來與數學老師對題,才意識到有一大題的第二小題被我匆匆漏掉了,白白丟了五分,否則我的數學也是滿分。

6.西單民主牆

1979年8月底,我開始了清華大學的學生生活。很快,在新鮮感過去之後,我就對死氣沈沈的校園感到厭惡。那個時期,最讓我興奮的就是西單民主牆。

我懷念在西單民主牆前流連忘返的日子,我懷念校園民主運動時期貼滿清華三院圍欄的文章,那些充滿智慧火花的思想和觀點曾經令我渾身顫慄,不能自製。

記得那時每個星期天我一大早就乘331路公共汽車到平安里再轉車去西單,從民主牆西頭看到東頭,再從東頭看到西頭,一直到下午肚子餓得咕咕叫才戀戀不捨地離開,大腦像雲海一樣翻騰,興奮之極,我常常要去喝一杯白酒。差不多就在那個時期,我的思想基本形成了,後來就沒有根本性的變化。

根據我的體會,一個人的思想和觀念是在十三歲到十七歲之間基本成型的,和身體的發育同步。讓這個年齡階段的少年去死記硬背多半沒用的知識,實在是太大的浪費,這是一個人一生中思想最活躍,腦海翻騰最激烈,萬千問題都能湧上心頭的時候,應該讓他們去思辯,去博覽群書,去遨遊天下!

只可惜西單民主牆在1980年春天就被取締了,當局說是遷往地壇公園,經登記後仍可自由張貼文章,真是鬼話。我沒有去過地壇公園,相信那裏也不能繼承西單民主牆。

那時許多人熱衷於發明永動機,我也有過這種夢想,可惜找不到知音,還是在西單民主牆上我看到一個永動機發明者的詩:「如果這個世界不可以永動,那麽是誰在推著月亮圍繞地球轉動?又是誰在推著地球圍繞太陽運動?」

西單民主牆的歷史意義是巨大的,那是共產黨三十年黑暗統治之後的第一道曙光,預示著即將重新崛起一股嶄新的民主力量。民主牆啓迪了一大批人,影響了一大批人,並直接導致了幾個月後的校園競選運動和建立社團運動。

1979年秋天,在清華大學主樓前右側草坪上,小松樹叢邊。我穿了一件毛衣,左手緊緊握著一把未出鞘的匕首,右手拿著三本雜誌,那是當時中國最好的雜誌,是我每個星期天到西單民主牆看壁報時買的。記得雜誌裏有兩句詩:我哭豺狼笑,揚眉劍出鞘!我常想,總有一天我的劍也要出鞘。我以不同身姿照了三張這樣的照片。

先知教導我們,要一手拿著真理,一手拿著寶劍。

那三本手刻油印、紙質低劣的雜誌裏有一本名《百花》的雜誌,封面的各色花朵竟然是手工直接繪出的,可見那時出版民間地下刊物的人何其刻苦,何其堅韌!這樣手工畫每一本封面的雜誌恐怕全世界都絕無僅有。我把它推薦給同學們閱讀,但是他們沒有多大興趣。

記得雜誌裏有一篇寓意深刻的小說《13號大院》,說一個人因爲好奇爬到附近的樹上看那個神秘的大院,之後便失蹤了。他的親戚,記者方成,到處找他。在到轄區派出所報案的時候,所長告訴他,這個所的破案率達到135%,那35%都是未遂案件,僅僅停留在腦子裏的,因此這一帶絕對不會有什麽失蹤案,不予立案。

方成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最後得出結論,親人失蹤于神秘的13號大院。方成終於忍無可忍,鋌而走險也去看那個大院。結果發現裏面空蕩蕩的,什麽都沒有!但是當他轉身下來,那個派出所所長便帶人抓走了他,他也失蹤了。

我想作者暗示的,這個戒備森嚴的、神秘的13號大院,就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共産主義殿堂。

幾天以後,班主任老師突然找我,問那些雜誌和照片在哪里,我在中學時已受過幾回政治打擊,所以警惕性很高,我說丟了,我自己發現不好就丟了。

其實那些照片和那些雜誌我一直保存了好多年,直到雲夢沙龍時期還在,八九之後可能被抄家抄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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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林,一九六三年生於安徽,七九級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高材生.因痛感中國人需要自由而投身於民運.張林的人生頗富傳奇色彩,曾幾度越境幾度被勞教,三度入獄,受盡人間苦難,他屢戰屢敗但屢敗屢戰,勇猛頑強,百折不撓,堪稱民主勇士。一九九七年來到美國,一九九八年十月闖關潛入大陸,就被抓入監獄。後來出獄後無法返回美國。今年初打算從安徽去北京參加趙紫陽追悼會的途中被捕,至今仍身陷囹圄。
  • 書摘﹕《悲愴的靈魂》(一)
  • (博大出版社新聞稿)正值「六四」十六周年之際,博大出版社推出新書《悲愴的靈魂》。
  • 到加拿大訪問的前上海人權律師郭國汀在多倫多參加六四紀念活動,他說,中國官方應該為六四事件公開道歉認罪,並主動進行國家賠償。

    *辯護的當事人有些與六四有關*

    因為替許多異議人士辯護而被中國官方吊銷律師執照的上海人權律師郭國汀星期五抵達多倫多,準備出席多倫多紀念六四16周年燭光悼念晚會。他星期五晚上接受本台採訪時表示,在他負責辯護的當事人中有些就同六四事件有關。

    郭國汀說:“後來有幾個因為政治原因被判刑的所謂政治良心犯好像多少都和六四有關,比如說象師濤、楊天水還有張林,他們都是在六四中積極參與活動的人士。我不是因為他們參加六四而為他們辯護的,而是其他原因,就是所謂的政治觀點吧。”

    *稱年輕人對六四避而不談*

    郭國汀是應加拿大的非政府組織“律師權利觀察”的邀請於兩個星期前抵達加拿大溫哥華進行學術交流訪問的。在談到中國國內民眾對六四事件的看法時,郭國汀表示,年輕人多數都不了解這一事件,而了解事件的人又不敢談、或不願談。

    郭國汀說:“談到這個問題時,他們往往都是避而不談或者是不談政治、不談國事的態度,都是認為非常敏感,就不談。還有就是網管可以干涉,比如涉及六四的話題會很快被刪掉。有關的問題即使貼上去了也會被封,把作者的電腦號封掉。”

    *呼籲官方向全民認罪*

    郭國汀認為,六四事件永遠是中國官方的包袱,這個問題遲早要解決。他說:“明智的官方或者是明智的當權者應該是,說輕一點是公開道歉,進行合理賠償、國家賠償,應該主動賠償;說重一點,就是應該公開認罪,向全民認罪。”

    現年46歲的郭國汀是上海天易律師事務所律師,執業已20年。近年來,他為一些民運人士、異議作家和法輪功成員打官司。今年3月,當局吊銷了他的律師執照,並對他刑事拘留,拘留解除後將他軟禁在家。他出國前曾被當局警告,在國外不得有任何出格的言論。

  • 魏京生基金會首對趙昕的釋放表示欣慰。關注張林先生還在獄中。最近很多其他的中國國內的人權人士遭到了中共的威脅與虐待。魏京生基金會呼籲國際社會對新一輪的鎮壓,尤其是四川許萬平先生的被捕給與關注與聲援。
  • 一.中共專制當局一方面以『高規格』接待來自台灣的中國國民黨、親民黨的領導人,妄圖誘惑台灣在野黨,進而將它的私利集團的專制統治從大陸延伸到台灣。另一方面卻在加劇殘酷迫害法輪功人士的同時,加強對中國大陸異議人士的迫害和打壓。近日,中共專制當局以十年徒刑重判師濤、開庭審判鄭貽春、抄家拘捕張林和許萬平、放逐焦國標、多次毆打李國濤、毒打籠囚嚴正學,從北至南拘傳冷萬寶、趙昕、胡佳、李運生、歐陽懿、何兵,蔣世華、楊天水、曾寧、李任科、黎小龍、薛振標等人。這充分表明了中共專制政權萬變不離其宗,“和談”“和諧”是假,專制獨裁是真,中共專制當局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反動當局。
  • 俗話說,比財富重要的是自由,但是比自由重要的是健康。可是在我們經歷過專制主義牢獄痛苦者的觀念中,人生最基本的幸福是免於恐懼,或者說,免於恐懼比健康還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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