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5日訊】書摘﹕《悲愴的靈魂》(三)

第二章 地獄之旅

墓穴裏黑暗潮濕，
射不進一星亮光。

十億人躺在裏頭，
抱怨連連等待死亡。

我無法忍受窒息，
舉頭撞擊墓牆。

只是發出一聲尖叫，
灑下一片腦漿。

──《墓中尖叫》1986－8－6於蛇口海灘

13． 寧可餓死荒野

1986年7月，我再也忍受不了家鄉沈悶的、動物般空虛麻木的生活，就在辦公室裏留下一個條子：我決定辭去我的工作。

我發誓從此與共產黨正式決裂，一刀兩斷，然後就飄然而去。哪怕以後流落街頭當乞丐，寧可餓死在荒郊野外，我也絕不再作共産主義螺絲釘！

我不知道，拒絕做共産主義奴隸的下場竟然那麽悲慘，我竟然由此踏上了惡夢般的地獄之旅，比乞丐還悲慘，連做乞丐的權利都沒有了！

我和張雷等三個朋友到了廣州，在三元里租了一間房子。爲了立足，我們到處找工作，兩隻腳都跑腫了，也沒有一點影子。然後才明白，廣州也和內地差不多，幾乎沒有多少自由生存的空間。國營集體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內地一樣，另外的走私經濟是與政府官員有關係的當地人幹的，這兩個體系都跟我們沒有任何關係。

眼看囊中日緊，無可奈何之下，我們只好去建築工地暫時棲身。工頭看我們身體單薄，好像沒幹過體力活，還不願要我們，後來勉強才同意留下我們試一試。那些建築工人都來自汕頭農村，看起來瘦瘦小小，肌肉卻比我們發達三倍以上。我們的任務是夜間清除建築垃圾，從晚上6點幹到淩晨7點，每天4 塊錢，管吃，白天在工棚地上鋪一張草席睡覺。

我們把爛泥挖出來扔到手推車上，然後把手推車沿著小巷推到馬路上，最後一關：推車加速奔跑，衝鋒上斜板，沖上卡車，把爛泥倒在卡車裏。這一關很難過，特別是在連幹幾個小時之後，筋疲力盡，腰酸背痛，我低吼著衝鋒，眼看要到盡頭了，卻再也推不動了。那斜板細細長長的，如果用勁不勻，稍微歪一點，連人帶車摔下去，是很危險的。

第一個夜晚，我堅持住了；第二個夜晚，我也堅持住了，但是快到天亮的時候，我的腳被釘子紮破了。這根本不是一個知識份子能幹的活，我只好離開那裏，去找我大舅另想辦法。他是留日學生，五十年代就在廣東省煤炭廳當處長，但由於始終不肯加入共產黨，快退休了，還是處長。他被共產黨歷次運動搞得膽戰心驚，一聽說我隨便辭了職就催我快點回單位，寫個檢查還可以保住公職，保住國家幹部身份。

但我決心已定，堅決不肯再做共產黨的奴才，即使餓死。我只好再到深圳碰碰運氣，我輾轉找到在蛇口當董事長的校友顧立基，他告訴我：深圳市政府已下令一年之內不得調用內地幹部。他請我吃了一頓飯，說聲對不起，我就走了。我連住旅館的錢都沒有了，只能坐在海灘上度夜。廣州的三個朋友還在等待我的救援，而我現在已走投無路，四顧茫然。

我坐在蛇口海灘，遙望對面的香港，浮想聯翩。我多麽渴望自由的生活方式，多麽渴望能夠有一份自由職業，不再做共産主義螺絲釘，不再做共産主義奴隸。可以自由地探索真理，可以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可以遨遊世界。

我徹夜與滿天繁星相伴。宇宙如此深邃遼闊，給我啓迪。生命是上帝所造，神聖不可褻瀆，凜然不可侵犯！我豈可忍氣吞聲，蠅營狗苟，甘與一生受共產黨奴役？

在曙光到來的時候，我終於打定主意：即使有淹死的危險，也要游泳到自由世界去看一看，有沒有擺脫共產黨奴役、自由生活的機會？何況我還有一個期待已久的願望，尋找並加入到一個反共救國組織裏去，使我的思想能有著落、能有結果，使我的生命能有意義。

我不知道深圳灣有沒有鯊魚，也不知道今夜有沒有大風大浪，更不知道我的體力是否可以支撐我遊過去。我只是感到做共産主義奴才的屈辱，我已爲此苦惱了十幾年，只要可以獲得自由，我什麽代價都可以付！

14．逃出鐵幕

我走遍了那個漁村的大街小巷每一個雜貨店，就是見不到賣救生圈的。直到後來我壯著膽子問一個雜貨店主，他才告訴我：上級不准賣，怕有人偷渡！我的兩條腿都白白累酸了。這難不倒我，找一塊木板不就行了。我在海邊找來找去，一塊木板也沒找到，倒是發現許多裝飲料的塑膠瓶子。

我回到漁村裏，吃飽肚子，買了一把橡皮筋，兩雙球鞋帶子。挨到天黑，我小心翼翼地走到海邊，揀了一些塑膠瓶子，然後用球鞋帶子紮成一排，再用橡皮筋接上，一個有彈性的救生圈就做成了。確信周圍無人之後，我扔掉一些東西，只穿一條合身的西裝短褲，套上救生圈，背上背包就下水了。

海上一片漆黑，確定了前面的標誌燈和後面的標誌燈，我儘量保持自己在這條直線上游。我慢慢的遊動，警惕著四周。我不知道要遊多遠，從地圖上看，大約七公里；也不知道要遊多久，才可以達到彼岸。

不知道遊了多久，我看到了深圳灣水電站一排耀眼的燈光，再看看對面的香港，好像還是那麽遙遠。我有點著急，便加快了速度。

又過了很久很久，擡頭前後左右看看，好像我的位置沒有變化。我感到迷惑，難道我正趕上漲潮？潮水推的我位置沒動？如果潮水這樣漲一夜，那我豈不是天亮了還在海上？

我更加用力，但是我自製的救生圈卻老是向後滑，我停下來解開橡皮筋扔掉，又緊了緊鞋帶子，繼續向前遊，但救生圈向後滑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我想了一下，我用力劃水的時候，必定要收腹，身體直徑變小，這個問題不可能解決了，我只能以站立式慢慢向前遊。

我感到很疲勞了，爲了減少阻力，提高速度，就把背包裏特別重要的大學文憑取出來放進褲襠裏，又取出一雙拖鞋當劃水板，然後扔掉了背包。再踩水立身看看四周，我的位置好像還是沒動。

又過了很久，再看看四周，我的位置好像還是沒變。我估計這樣慢慢遊下去，到天亮也遊不到香港。我終於下定決心，丟掉了礙事的救生圈，它已被灌進許多水，沒什麽用處了。這下可以遊的很快了，我鼓足餘勇，奮力劃水，這雙拖鞋竟然如此有用！以前游泳可從沒想到過。

又過了很久很久，我的兩臂酸軟，對面的香港還是遙不可及。而且我感覺肚子也空了，好像前胸貼在後背上，劃水的動作也越來越慢。又過了很久很久，我感到自己快要不行了，實在沒有一點力氣了，自由世界依然遙遠，我開始後悔扔掉救生圈，沒有它眼看著自己就會被淹死。

我多次嘗試仰泳，這樣省力，但是不能避開海浪，一個浪打過來就可能灌我一口水，連灌幾口水之後，我只有改變姿勢。而且仰泳難以控制方向，使我最後不得不放棄這種姿勢，恢復以前的蛙泳姿勢，迷迷糊糊地向前遊著。

好像有一根竹竿立在前方，我像遇到救命稻草，趕緊遊過去抱住它，我不明白爲什麽這裏會插著一根竹竿，幹什麽用的呢？我嘗試拔掉這根竹竿助我前行，結果是白費力氣。

一會兒我就感到冷，越來越冷，冷得我渾身發抖。真是奇怪，八月份的蛇口海灣，怎麽會這麽冷呢？可能是我的體能耗盡了，又停下不動了，所以才這麽冷。不行，還得向前遊！既然這裏有竹竿，說明對岸不遠了。

又遊了很久很久，又沒勁了，但是再也找不著竹竿了，我開始産生幻覺。我好像和中學同學在一起，他們大笑我怎麽只穿了一條短褲就來上學，嗷，不對，是大學同學，是在頤和園，五一春遊，我一時興起，跳進湖裏游泳。現在我累了，可是我的同學們呢？他們坐的船呢？我的腦海裏閃過一些我曾經歷的生活片段，就像電影末尾的重播鏡頭一樣，我看到了我的媽媽、爸爸，我的大學，我的單位，雲夢沙龍。

亢！亢！亢！連嗆幾口水使我驚醒，不知什麽時候我的手臂停止了劃動。我看看四周，但已看不明白我究竟在哪里。我絕望了，再也沒有一點力氣了，兩隻手臂像兩根麵條無力的滑動，甚至都不能保持頭腦清醒了，彼岸還有多遠啊？

迷迷糊糊中，我好像看到一條大船向我駛來，我得救了，管他是哪里的船，大陸的也好，都比淹死在這裏強！

果真是一條高高的船！我遊過去摸到了她！我伸手想抓住上面的船舷，用力一出水卻感到身體沈重無比，像面口袋一樣撲通一聲掉下來。接著就聽到亂棍敲擊船舷聲，然後幾把手電筒指向了我，我大喊救命，我多希望他們放一條繩子下來把我拉上去，我馬上就可以鑽進熱乎乎的被窩裏，再喝一杯熱水，還有熱乎乎的食物！

但是我撲騰了許久才有一隻黑救生圈扔下來。

這也是救命之恩，但是我恐怕永遠也不知道恩人是誰。然後我就趴在救生圈上慢慢的滑水，不知道什麽時候就睡著了。

醒來時天已大亮，我停在泥灘旁，定了定神，起身上岸。泥灘有齊腰深，而且泥裏不知有什麽東西老是劃得我兩條腿疼，也許是貝殼什麽的。我慢慢地上了岸，走到一個池塘裏洗了洗身上的泥汙和海鹽，然後繼續往前走，我知道已到香港了。

這是我五次越境中最危險的一次。

15．難民的遭遇

我在海灘旁看見一個紅衣女子，便問她這是什麽地方？去九龍怎麽走？她只是看了我兩眼，一句話也沒說轉身就走了。我看見附近有條公路，就信步走去。沿著公路，我看到兩家小工廠，就問可不可以找份工作？一個老闆只是搖了搖頭，另一個老闆則耐心地告訴我，他不能雇傭我，因爲香港政府已通過法令：凡雇用大陸偷渡者做工的老闆，一律罰款十萬元。

後來我碰到兩個小青年，一見到我就好奇地問我是不是偷渡過來的，當然是的，我還光著上身。他們立刻請我到一個涼棚下面坐，但是我們對話好像有困難，一個青年去喊了一個會說普通話的人過來問我話，我把我的情況告訴了他，他又用廣東話說給別人聽。

一個小青年拎來一些食品給我吃，好像是幾塊形狀不同的馬蹄糕，又給我打開一大瓶可口可樂。對於既渴又餓的我，這些東西真是美味已極。他們還送給我一件印有「英國石油」字樣的汗衫，並告訴我如果警察看見我光著上身會抓我的，最後他們又湊了許多零錢給我坐車吃飯就送我走了。

我感到香港人是善良的，樂於助人的，在大陸，不可能有這種情況。經常出門的人都知道，假如你在外地碰到一夥年輕人，首先你就要擔心他們來搶你的錢或者欺負你。

我喜歡聽台灣廣播和美國之音，以前是危險的，可能帶來麻煩的。我記下了一些香港的聯繫地址，與那裏聯繫上就可以參加反共救國工作，我把那些地址分散記在我的筆記本上，只有我自己才能看懂。但是我在海裏游泳，昏頭漲腦的時候，只想到快點遊過去，把整個背包都丟了。

後來我想，至少應該留下那本筆記，而且我在下海之前，已經把它和畢業證書分別用塑膠紙包好了。另外還應該留下一件汗衫，否則一上岸就可能被警察懷疑盤問。那些地址丟了太可惜了，我努力回憶，終於想起來一個地址，是在港島皇后大道多少號多少樓B座。

於是我一路坐車，坐輪渡過去，好容易找到那個地方，問來問去卻沒有那個地址。我又打聽星島日報在哪里，我記得那是反共報紙，最後總算找到了，一個戴眼鏡的年輕人坐在裏面，我好不容易才向他說明我的意圖，他卻搖了搖頭，說他什麽也不知道，我只得非常失望地離開了。

找不到工作，又找不到反共救國組織，我一籌莫展，在街頭瞎逛，晚上就睡在公園的長椅上。我以前聽說如果跑到建築工地可以打黑工，但是一想到建築工地那麽費力的活，我有點害怕。畢竟我是一個知識份子，讓我成年累月地幹建築活，工資再高我也不幹，我的思想，我的頭腦不就全沒用了嗎？

我痛苦地感到，香港的繁華、香港的自由屬於受英王庇護的香港人，不屬於我們大陸人，我們即使逃到香港，也沒有獲得自由的機會。在大陸報紙雜誌上，根本找不到這方面的消息，絲毫不瞭解這種狀況。愚民政策害得成百萬上千萬大陸青年冒著生命危險偷渡香港，最後只是被遣返回去。

看來我們真想獲得自由，只有在我們的家鄉，只有與共產黨鬥爭，奪回上天賦予我們的、與生俱來的自由權利！

我的雙腿在海灘深泥中被劃傷多處，現在慢慢發炎腫脹起來，這樣拖下去得不到治療也不行。天亮時我無奈地決定，還是回大陸吧。我在廣州建築工地聽說，從香港遣返只要一天時間，送過深圳就放了，所以我就去找香港警察，讓他們送我回去。我在街上遇到兩個警察，便攔住他們說我是偷渡的，現在想回去。但是那兩個警察卻向我擺擺手，說他們已經下班了，讓我找別人。真奇怪！

後來我看見一個警署門口站著一個警察，便走過去跟他說，他聽完就一把抓住我，把我帶了進去。最好玩的是，一個小個兒，還有點對眼的警察問完我的偷渡經歷之後，跟我商量，「你找反共救國組織這一段我給你刪掉，免得你回大陸之後有麻煩，但是你也幫幫我的忙，說你是被我在大街上抓住的，好不好？」我只有答應。同時感到自己太誠實，竟然這麽相信香港警察，以爲他們會幫我，結果差點惹上大麻煩。香港警察確實也夠狡猾的！

16．香港難民營

後來我被送到新屋嶺難民遣送站，那是用鐵絲網和木板搭建的幾排簡陋牢房，位於邊界山區裏。我被反復詢問好幾次，有一個年紀很大的官員對我很熱情。後來我仔細回想，本來我可能有機會留在香港生活的。

一個英國人帶一個翻譯反復問我一些核子物理方面的問題時，我很不耐煩，我估計他們是情報人員。一來我的大學專業雖是核子物理，我卻沒學多少專業知識，更沒有從事這個專業的工作；二來我已經不信任香港警察了，他們太狡猾了；第三我也覺得恐怕牽涉到我是否愛國的問題，如果他們把材料轉交共產黨，我就說不清了。

後來回到國內我才知道，當時香港當局特別關注大亞灣核電站，我猜測他們很想找幾個這方面的專業人員做情報員。

當天大雨，夜裏我們突然被驚醒，幾十個人渾身濕漉漉的被押進來，點名時許多人還被警察用腳踢。等到警察走了，我就問一個年長者怎麽回事，他說他本是越南華僑，還是小學校長。

北方共產黨一過來，就把他的家產全給沒收了。兩個兒子都去乘船逃亡，一個在海邊被越南共匪軍打死，一個出海後杳無音訊。大女兒被越南共匪軍輪奸後自殺，老夫妻不得不帶剩下的小女兒也逃亡。總算逃出越南，逃到中國大陸。開始每人每月還能領到50塊錢生活費，後來分了一點甘蔗地，就讓他們自力更生了。他教了一輩子書，哪會種甘蔗？想去學校教書當局又不准，後來只有組織一幫人再逃亡，想逃到一個沒有共產黨的地方。

大家集資兩萬元買了一條舊船，船開了兩天之後，發動機壞了，怎麽也修不好，只有順水漂流，結果漂到香港洋面上。本來他主張以他越南難民的身份去與香港當局談判，要求對方提供食物和淡水，幫他們修理好發動機，他們再走。但是那幫大陸人卻說到香港也不錯，往南去還不知道會到哪個國家，如果半路上發動機再壞了，大家就死定了。

最後80多人決定偷渡香港，剛上岸就被圍堵抓捕，有一個人鑽進草叢裏，大腿都被警犬咬爛了。那邊的確有一個人是被擡進來的，腿上綁著很多繃帶，渾身是血，看來香港警察對待大陸同胞也夠兇狠的。

以前在大學裏，我受姜訊生影響，加上我的一個姨兄在越南戰場上雙眼被打瞎了，我是反對越南戰爭的。現在聽到這位老華僑的敍述，我感到這場戰爭該打，血濃于水。越南共產黨人完全是一夥畜生，統統打死也是應該的，罪惡太深重了！

這段經歷對我的打擊很大，看來這個地球上最大的民族－華夏民族，在世界上的處境實在太悲慘了，無論在哪里都是受迫害、遭屠殺、受奴役；受排擠、受排斥、根本沒有一塊自由的家園。

我頭腦裏就産生了一個念頭，只要有一點機會，就不惜一切代價建立一塊華人自由家園，用大陸不堪忍受共產黨奴役的青年的熱血，和海外華僑的資金建立一塊華人自由家園。

所以兩年後我那麽熱切地與台灣人陳賜麟合作，提出瑞麗計劃，想在中緬邊界地帶的狹縫裏，武裝建立這樣一塊華人自由家園，作爲復興華夏民族的根據地。

第二天，我們一起被送回深圳。

17．地獄驚魂

1986年8月中旬，我們大約一百個人，乘坐二輛囚車，被押入深圳市民政局收容審查中轉站。我們先是象蛤蟆一樣蹲在大院裏接受搜身、分組，然後被帶進囚室。陰暗可怖的大囚室裏七八十個剃著光頭的囚徒站在走道兩邊，看著我們十來個新囚徒，我們站在那裏不知所措。

隨著鐵門哐噹一聲關上，有人命令我們排好隊準備過堂。然後四個人開始對站在最前的第一個人開打，那人還沒弄清怎麽回事便被打倒在地；接著是第二個，那人只挨了幾拳便唉喲一聲倒在地上，「這個傢夥裝熊」，有人喊道，「起來」，幾隻腳猛踢過去；第三個看起來身體最壯，他不敢躺倒，被打了很久。

第四個是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只挨了幾巴掌；然後就輪到了我，我還沒有從驚恐中反應過來，便感到拳腳齊下，特別有一腳踢中了我的腿襠，令我疼痛難忍，不由雙手捂著，蹲了下來，我又挨了幾腳，總算過了關。

等到所有新來的人都被打了一遍，那個打人最凶的傢夥，大概是個頭目，大聲宣佈：「所有人把你們藏的錢統統掏出來，否則要是被我們搜出來，至少得脫層皮！」果然有兩個人掏出了錢，都是藏在衣角或鞋墊下面沒有被政府幹部搜刮到的。

沒人膽敢抵抗，旁邊還有幾十個人虎視眈眈地站在那裏，誰也不知道他們會不會一起沖上來把你撕成碎片。後來那兩個拿出錢的人被安排了睡覺的地方，我們其餘的人被安排坐在厠所門口。

我這才仔細打量這間囚室，大約有六十平方米大，中間一條走廊，一端通向厠所，兩邊是水泥平臺，不管怎麽睡，肯定睡不下這一百號人。我們只能挨邊沿坐著，看來夜裏也只能坐著睡覺。我向身邊的人打聽我們會在這裏關多久，旁邊一個眉清目秀的小青年告訴我：「可能一天，也可能一個星期。」他對我笑了笑：「這是我第六次到這裏。」我吃了一驚：「爲什麽？」「四次因爲到香港打工，兩次因爲到深圳打工。」

他叫阿吉，汕頭人，家鄉很窮，從小出門到處打工，主要是幹建築活。一般幾個月就會被抓一次，收容遣送回家。他問我的經歷，我說：「因爲我上次從蛇口游泳去香港差點淹死，實在不敢再去游泳回來，就去找香港警察遣送我回家。唉，早知道會關在這個鬼地方，還不如去游泳回來。」

「你可真有膽。」阿吉說，「蛇口那裏可淹死不少人。前幾年碰上大風大雨的夜晚，第二天能在海灘上見到幾百具屍體。」

我們在厠所門口不知道坐了多久，突然大家起身向門口湧，原來是開飯了，兩個幹部站在門口，手裏舞著棍子大喊：「排好隊！」「排好隊！」擔心吃不上飯的人在後面拼命擠，前面的人立腳不住，再被棍子打回來。也有從隊伍裏被擠出去挨打的。最後我總算領到一份糙米飯，上面有兩根小拇指頭大的鹹蘿蔔幹，實在難以下咽，我只吃了幾口就丟下了。

天氣炎熱，我感到特別口渴，便問阿吉哪里可以找到水喝，現在已經是下午4點多鍾，一整天我還沒喝過水。阿吉沖我搖搖頭小聲說：「在這裏別說話，會挨打的。」回到牢房他才告訴我：「這裏從不供應水，不管天氣多麽熱。等一會兒我去找找老鄉，看看能不能弄點水喝。」

那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夜晚，我們擠坐在一起小聲說話，阿吉安慰我：「坐著睡比躺著睡要好，水泥台潮氣太大，直接睡上去會得風濕病。」他說，「在這裏第一件要緊事是儘量少挨打，這裏有許多精神病人和變態狂。坐在厠所裏的幾個人便是精神病人，他們老是挨打，睡在最前面的幾個人就是變態狂。」

怪不得我老是看見幾個人輪番去厠所打人，打得鬼叫，皮帶抽壞了再從別人那裏搶一根。「真奇怪，一般人都害怕精神病人，這裏怎麽反過來？」我忍不住問阿吉。「這裏是人吃人的世界，要麽打人要麽被打。精神病人多少有點智障，既孤立反應又慢，自然成了墊底的。」阿吉回答。

我看那幾個打人狂，每人佔有一張床位置的地盤，鋪著很多衣服，他們有煙抽，有麵包吃，居然還有酒喝。阿吉說：「如果走運，他們一天就能搶到幾千塊錢。送給幹部一些，馬上就能走人。」「這樣打人搶錢不犯法嗎？」我懵懂地問。「犯法？犯誰的法？這是中國政府機構！打死人都不犯法，打傷打殘搶錢當然無所謂。最多關幾天禁閉，家裏拿些錢來就擺平了。」

阿吉說得對，後來我見得多了，慢慢體會，仔細想想，的確如此。我們的國家制度也根本上類似。虐待狂＋受難者＋心驚膽戰的群衆＝中國。

但是有一個問題阿吉說不清楚。就是爲什麽那些人老是打人。難道僅僅是爲把拳頭練硬嗎？或者是發泄一般情況下不能發泄的對人類的仇恨？

直到很多年以後，在勞教隊磨練幾年以後我才明白：那是一種擔心被別人取代的恐懼；那是一種沒有任何合法性從而需要時刻證明的權威；那是一種一開始就違法而且始終違法的權威。不這樣做不足以構成對群衆的威懾。

再回想歷史上，爲什麽共產黨要搞一場接著一場沒完沒了的運動，始終不斷地把大批人抓進去，關在監獄裏無休止地殘酷折磨，我才豁然明白過來。本質完全一樣，只是加上了共産主義理論。

…………

19．廣州收容站
…………
我實在無顔給父母寫信讓他們拿錢來贖我，只有硬撐下去。另一方面，我也確實想切身體會一下這些人的命運。從十三歲上高中開始，我就關注周圍人的命運，我在異常擁擠的紡織廠宿舍區長大，對勞累過度的紡織工人特別同情，她們一年到頭三班倒，發燒到39度領導都不會批准去看病。不僅沒有假期，還要無償加班。

以前只知道工人很苦，也知道農民更慘，現在才知道，不肯做馴服的奴隸，不堪地方官員壓力，出門謀生的人才最悲慘！

戶籍制度其實是一種現代化的奴隸制度，每個中國人都像勞改犯一樣生活，僅僅是吃的住的好壞不同形成階級而已。每個人都必須在各級黨委的安排下艱苦奮鬥，永遠貧困。

你還必須與你的同事鄰居幾十年相處在一起，而我們知道，相互排斥相互厭惡是人類的生命本能之一，人們必須保持一定的距離，整個社會也必須保持一定的流動性，所謂「流水不腐」。否則人們相互之間日積月累的摩擦，就會演變成不共戴天的仇恨，最後鄰居之間彼此全是恨之入骨。

由於中共這種奴隸社會管理模式加上挑撥離間，煽動仇恨的馬克思主義；挑起鬥爭、殘酷鬥爭的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以及脅迫多數人殘酷鬥爭少數人的不斷革命的毛澤東思想（廬山會議是最好的注腳）。形成了滾滾洪流，淹沒了中華大地，弄到家家反目、人人自危、個個膽寒的程度。

中共中央委員會更是充當全國人民的楷模，毛澤東、張國燾、王明、劉少奇、林彪這些「親密戰友」幾十年如一日鬥得你死我活。全中國的幹部群衆雖然被迫嘴裏喊著學雷鋒王傑的口號，心裏卻在琢磨中央領導的鬥爭經驗和鬥爭手段，怎樣說謊騙人以及怎樣誣陷他人可以置其於死地。自古言教豈如身教？

收容站關押的人本來都是中國社會矛盾的受害者，這些人寧願回避矛盾鬥爭而另尋生存之道，卻被民政局關進監獄，而且是異常擁擠地關押在一起，其必然相互仇恨相互殘害的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因爲所有人都被逼到了生存底線，僅僅爲了能夠在晚上睡覺時可以平躺下身體就得年年鬥月月鬥天天鬥。

蚊子、傷痛和膿瘡折磨著我，比這更痛苦的是靈魂的痛苦。我們究竟傷害了誰？攻擊了誰？犯了什麽罪要受這種折磨，這種虐待？沒有，我們沒有傷害任何人，沒有犯任何罪。我們只是不想做奴隸，只是不願參加共產黨的革命隊伍，去幹傷天害理的事情。我們只想自由地工作，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尋找真理，自由地選擇信仰，盡人道天壽而已。

有天上午，我們看見幾個大差擡著一個滿頭滿臉血的人過去，中午打飯時大差告訴我們，一個東北人被幾個幹部打急了，從二樓上跳下來，正好摔到頭，死了。

老國軍大怒：「又是一筆血債！早晚要還過來！」我急忙插嘴問：「這裏也和樟木頭一樣無法無天嗎？」那個大差鄙夷地看了我一眼：「哪個收容站一年不打死幾個人？你以爲廣州會例外，哼！過幾天就要送你們到大尖山了，到那裏去長長見識吧。」

後來我看到孫志剛被打死的新聞一點也不驚訝，因爲十七年前我已切身體會了收容站的一切。幾十年來在收容站被打死的人不計其數，誰也沒法統計。當人們驚歎中國出口加工業的快速增長時，只有很少人意識到，這個社會在很多方面是原始社會。

報紙雜誌電臺電視臺都是現代文明不可缺少的載體，幾乎和鐵路公路航空水運一樣重要，都是人類文明的大動脈。人民需要這些交流平臺討論和解決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從高深的宗教哲學問題，到什麽樣的青菜農藥激素含量太大不能吃的問題，千千萬萬的問題，都必須討論交流。而中國動脈傳輸的幾乎都是謊言和有毒垃圾，毒害和欺騙著一代又一代人。這些人又怎麽可能建立文明社會？

我們每個中國人都生活在原始沙漠裏，我們什麽也不知道。幾十年來沒有人知道收容站裏的任何事情，除非你在那裏生活過。我們也不知道我們這個圍牆社會裏每一座圍牆裏的任何事情，即使在你身邊的幾個院子也如此。因爲各級政府和每個單位都是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價使用專政工具刻意封鎖真實的消息。一切真相都被蓄意隱瞞，一切都是國家和單位的機密。膽敢泄密，隨時可以把你痛打一頓或者投進監獄。

所以我們愚昧和野蠻是必然的，積累下去還有更苦難的深淵在等著我們。

20．人間地獄

在沙河收容站的最後幾天裏，因爲老是睡在水泥地上，受了涼，我犯了急性支氣管炎，發燒咳嗽哮喘，難受極了。這種病拖長了可能轉爲慢性支氣管炎，可能一輩子都好不了。我每天數次報告要求治病，老國軍也幫我呐喊，根本沒人理我。忍無可忍，我絕食抗議。絕食兩天以後，幹部喊我出去，我以爲是給我看病，卻被一車押到了大尖山收容隊。

生命是脆弱的。一般人即使在自由狀態下想保持健康都不容易，何況在失去自由，生存條件極其惡劣，以及被蓄意虐待的情況下。關押你的機構毫不承擔責任，甚至根本不給你治病。你留下病根，留下殘疾，乃至死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每一次被關押都在我身體上留下一種惡疾，而且終生不愈。

孫志剛在收容站醫院裏被打死，其實相對而言，醫院的生存條件還是最好的，幾乎是收容人員的天堂。最壞的還是收容隊，即收容人員勞改隊。

人們甚至還不知道這是什麽概念，就是附屬於收容站的勞改隊，在收容人員的家屬沒有及時交納贖金的情況下，就把你送去勞改，掙的錢好夠押你回老家的路費。名義上是這樣，其實錢都讓幹部私分了，路費最後再向政府報銷。一般要勞改三個月、六個月甚至一年。不管白貓黑貓，榨出錢來就是好貓。

根據我的體驗，在司法系統勞改局、勞教局；公安系統收審站、看守所、戒毒所；民政局工讀學校、收容隊三類七種勞改系統中，民政局收容勞改隊是最黑暗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它毫無任何規範，甚至是完全違反中國法律的。
但是無論你在那裏受過怎樣的虐待，你都不可能提起訴訟。到中國任何一家法院裏打聽一下就知道：法院根本無權受理這些部門以及計劃生育委員會等等政府部門訴訟案件，除非中央領導特別批准的個案。

孫志剛被打死案，家屬多方控告無門，全世界都知道了，全世界都譴責也沒用。後來還是在一個政治局常委，兩個政治局委員的批示下法院才受理。也還是關起門來黑箱作業，找幾個替死鬼而已。

廣州市民政局收容勞改隊的對外名稱是「廣州市民政局大尖山茶場」，1986年時有六個中隊。每天從天明到天黑不是采茶除草就是挖溝施肥，帶隊管理人員拎著棍棒和鞭子轉來轉去，發現誰的動作慢一慢就毒打一頓，回去還要克扣米飯。

本來我們的定量是早晨二兩米稀飯，中午晚上四兩米乾飯加一點鹹菜，幹活慢的人只有一天三頓稀飯，鹹菜都不給一點。我是讀書人，那裏能幹得快，隊長看我是大學生，倒少打我，但讓我天天喝稀飯。從來沒有一天吃飽過，整天餓得心慌慌。

我們六中隊有個汕頭小孩的胳膊被打斷了，既不給治療也不釋放。隊長勒令他，不准跟任何人講話，否則再打斷他另一隻胳膊。我在厠所裏聽到他說這件事都驚呆了，問他怎麽辦，他說只有殘廢了，他只有十五歲啊！以後的日子怎麽辦呢？將近二十年過去了我還清晰地記得那個男孩的模樣，蒼白秀氣，很像中國民主黨領袖王有才。

汕頭小孩膽子太小，我讓他去找場長告狀他都不敢。後來我找機會告訴了場長，場長把他叫去說，胳膊打斷一個多月了，現在放你回去也沒法治了，這裏打死人都沒事，沒打死你就不錯了。場長答應跟隊長說一聲，讓他不用幹活了，每天也拎著棍子看守別人幹活，防止有人逃跑，表現好的話一個月後放他回家。

他後來居然也拎著棍子，吆五喝六的要人趕快點幹活，簡直把我活活氣死！愚民政策多麽可怕的後果！打死孫志剛的收容站醫院的八個病人，個個都挨過幾頓打，但他們轉身就去打別人，這就是中國特色！

每天在茶園裏看著這幅悲慘的奴隸勞動景象，就會讓我想起中學政治課本的一頁，一個奴隸主拎著鞭子站在一邊，一群奴隸在彎腰幹活。

按照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奴隸社會是人類擺脫原始愚昧狀態之後的第一個社會形態，然後是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産主義社會。可是眼前的情景卻比任何理論都更加雄辯地證明：這是一個奴隸社會，我們已經被拖回到奴隸社會！

饑餓、毆打、虐待，這一切強烈的刺痛了我，深深地激怒了我。把我從以前虛無縹緲的冥想世界裏猛烈地擊回殘酷的現實世界中。而到了這個時候，我似乎突然看到了黑暗夜空中的一道閃電，使我能夠把我以前所有空洞的思想與現實世界緊密地結合起來。

生命的確本無意義，完全在於每個人自己的定義，現在我終於找到了我的定義：徹底投身於反抗奴隸制度的鬥爭中去！用頭顱去頂住倒退的歷史車輪！用眼淚用汗水用鮮血去寫一首爭取自由之歌！

像俄羅斯民族英雄丹柯那樣用手把自己的心臟掏出來，舉在頭頂，變成火炬，爲黑暗中苦難的人民照亮前進的道路！

化身爲愛和勇氣，抵死捍衛人類的良心！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主旋律在我腦海裏轟然回蕩，向黑暗勢力宣戰，與黑暗勢力抗爭到底！

從那天起，我就徹底改變了。但我沒有想到，這條道路這麽崎嶇！這麽艱難！這麽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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