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謀》 第三章:換調子「雙百」出籠

丁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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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4日訊】到了一九五六年,情形忽然大變。二月間,各國共產黨的老大哥蘇共展開了對斯大林的批判,「解凍」成為潮流。這對中共不能不發生影響。經過高層的磋商後,毛澤東宣佈在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領域採取允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藝術上百花齊放,學術上百家爭鳴,應作為我們的方針,這是兩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見。」 (注1: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這個後來被毛的助手陳伯達濃縮為「雙百方針」的提法實在是條含混不清的口號。正如後來一位教授所說:「在百家爭鳴中是否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若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則恐阻止他家的爭鳴……」而處處事事以馬列主義(六十年代後又加了個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正是中共從未放鬆過的。儘管有這樣明顯的矛盾,這個「方針」仍然由當時的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於五月間鄭重其事地告示全國。

由於陸定一代表中共宣佈每人都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判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注2:轉引自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一書第一二六頁。)不少人耳目之一新,十分興奮,認為跨進了一個新時代。當然,也有人在推敲陸氏講話的真髓:「文學藝術和科學研究,雖然同階級鬥爭密切有關,可是它和政治終究不是完全相同的。」學術和政治當然不完全相同,可是只要「同階級鬥爭密切有關」,而且政治問題仍然是個「不得入內」的禁區,那麼陸氏所許諾的那麼多自由就就都只是霧中樓台水中月,並無實際內容。

事實正是這樣。毛澤東從執政到提出「百家爭鳴」的方針這七年中,發起過不少批判運動,如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對胡適思想的批判,對梁漱溟的批判等等,無一不是將學術問題和政治搞在一鍋裡煮,結論則無一不用「階級鬥爭」罩住了事。無論哪個問題,只要毛澤東發了言,其他人的不同觀點就再無立之地,那個領域也就了無生氣。學者們要麼沉默,要麼做釋經家,當傳聲筒,決無自成一家之言的可能。譬如北京大學著名的美學教授朱光潛採取的是沉默辦法。他自述道:「在『百家爭鳴』的號召出來之前,有五、六年的時間我沒有寫一篇學術性的文章,沒有讀一部像樣的美學書籍,或是就美學裡某個問題認真地作一番思考。其所以如此,並非由於我不願,而是由於我不敢。」(注3:見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四日《人民日報》文泊的文章。)

教授可以在講兩門課之外保持沉默,作家除非改行,沈從文去搞文物,陳夢家去搞考古,沉默是不行的,結果只能當傳聲筒。作家李准一九七九年在《文藝研究》上著文說:「我們已經當了二十年傳聲筒,不能再當傳聲筒了。」這就是對那一狀況的沉痛反省。

在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前,文學家就已經是傳聲筒了。沒有「獨立思考的自由」和「辯論的自由」,就不可能出現百家林立的局面。沒有諸子百家,何來百家爭鳴?然而,就在這種氣氛下,突然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要鼓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了。這真有點匪夷所思。所有的人都還記得在知識份子改造運動中怎樣靠醜化自己過的關,所有「知識份子成城」的地方都還瀰漫著去年大規模肅反運動留下的殺氣。創痛猶在,記憶猶新。對過去幾年一個接一個全以知識份子為對象的運動不作一番清理,不給一個結論;對於無數被傷害的、被整死的無辜,沒有一句反省,不顯示一點歉意,知識份子們自然仍有餘悸,不會因為黨中央一個號召,宣傳部長在大會上振臂一呼,專家教授就會立即行動起來,你爭我鳴。牡丹芍葯更不會自己從地底鑽出來,爭妍鬥麗。

然而,這一次中共中央的態度又實在誠懇得很。中宣部長陸定一於七月二十日對出席會議的各省市管宣傳、文化、教育的官員們大聲呼籲,要他們讓大家講話:「人家不講話,我們就耳不聰、目不明,再過幾年就變成木乃伊了。」

無論甚麼話,多重複幾遍總有用處。過去幾年累積起來的疑懼逐漸消褪,氣氛終於鬆動了。

雖然大多數人仍然保持沉默,但終於有人由於自身的善良,或是由於天生的健忘,或是由於練就的勇敢,或是架不住宣傳機器的千呼萬喚,或是抵不住「百花齊放」美麗的誘惑,跳出來喊叫了。

其實,記者劉賓雁早在中共鼓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前就已經為作家的社會責任感所驅使,以「干預生活」為己任,獨自行動起來。一九五六年二月間,他就已完成了一部中篇特寫《在橋樑工地上》。文章批評了一個黨的幹部,此人為官的哲學是「最重要的就是領會領導意圖」,「不犯錯誤,就是勝利」。刊登這篇文章的是中國最主要的文學刊物《人民文學》(一九五六年四月號),秦兆陽主持的編輯部在該文前面的「編者按」中說:「我們期待這種尖銳提出問題的、批評性和諷刺性的特寫已經很久了,希望……更多地出現這樣的作品。」

編輯們沒有失望,不久,這樣的作品又出現了,只不過作者還是劉賓雁。《本報內部消息》及其它續篇相繼在六月和十月的《人民文學》上發表,著力描繪某省黨報的一位女記者如何在在瀰漫著官僚主義氣息的環境中追求真理、主持正義。一年後,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一位幹事姚文元批判這篇文章時是這樣概括的:「整個報社的氣氛十分暗淡。官僚主義如同一塊大石一樣壓在每一個人的頭上。總編輯陳立東……是一個壓制任何合理的政見的獨斷獨行的專制主義者。」姚的結論是,「作者帶著深刻的嘲諷描繪這一切」。(注4:《人民文學》一九五七年第十一期)

就一點而言,姚文元說的倒不錯。劉賓雁的文章一改風行全國的用華麗的詞藻頌揚執政者,用空洞的議論掩飾予盾和危機的文風,引起了強烈的震動。

比劉賓雁稍晚少許,王蒙將抨擊北京一個中共區委機關的官僚主義現象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投到了《人民文學》編輯部。奏兆陽接到稿子後迅速行動,先囑王蒙加以修改,而後自己又在王的二稿上作了改動,使批評官僚的意味更加強烈,在一九五六年九月號的《人民文學》上發表。

這篇小說儘管暴露和鞭韃的深刻不如一些文革後出世的作品,但當時卻在全國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數年後,一位西方人士將各社會主義國家的「暴露文學」集成了一本名為《苦果--鐵幕後知識份子的起義》的書,其中中國人的作品便是王蒙的這篇小說。其實,作者王蒙和編輯秦兆陽都是共產黨員,他們不過是以知識份子的良知對黨內的醜惡現象加以鞭韃而已,同「起義」二字毫不相干。

小說發表後各報刊相斷對此展開爭論,連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人民日報》都撥出了不少篇幅,刊登讀者的評論。

前不久由於批判老學者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而受到毛澤東誇獎、紅透了半邊天的青年學者李希凡,此時已從「小人物」(毛澤東語)升為中人物。他欲再立新功,便對王蒙這篇小說持批判態度,理由是「這種官僚主義滿天飛的……黨的區委會,在離開中央較遠的地區……還有若干可能性,但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這是不能相信的」。(注5:一九五七年二月九日上海《文匯報》)

誰知他這回摸錯了行情。毛澤東正欲鼓勵百家爭鳴,對李希凡的觀點大不高興,說:「北京怎麼就沒有官僚主義?」

對王蒙這篇小說展開的討論倒是在大致無政治壓力的情形下進行的,頗有點自由爭鳴的味道。王、秦二人被打成右派以至受罪二十餘年,那還是九個月以後的事。在一九五六年的秋天,他們卻是為推動「百家爭鳴」的方針立了功的。

天津戲曲學校校長、相聲作家何遲也用他的作品「鳴」了一下。他於一九五六年八月發表了一個相聲《開會迷》,著力諷刺了一個「不吃飯不睡覺過得了,不開會不作報告他過不了」的幹部。譬如有一天他又召集會議,有人問:「討論甚麼問題哪?」「討論一百年後工人福利問題。」「一百年後的事,幹嘛現在就討論哪?」「要展望一下共產主義社會的美麗遠景啊!」

這樣的諷刺作品得以發表在《人民文學》上,足見作家和編輯頗有點勇氣。

不過勇敢的人畢竟太少,雖然有些擱筆多年的作家重拿起了筆,一些幾年來不准上演的老戲又上了台,也有人敢說「不要談甚麼主義,只要讀者、觀眾歡迎,就該肯定它是好作品」了,但是就全國來說,知識界對中央的號召反應並不熱烈。所謂「百家爭鳴」,僅僅處於聊勝於無的狀態。

為了創造百家爭鳴的氣氛,中共於七月間通知兩個多月前方被命令停刊的上海《文匯報》前社長徐鑄成,要他帶領原班人馬復刊,辦成一家以知識份子為對象的報紙。復刊後的《文匯報》雖不免仍要以貫徹中共的政策方針為辦報主旨,但它畢竟與官氣滯重的黨報不同,受到知識份子的普遍歡迎,就製造寬鬆氣氛而言,中共讓它復刊的目的確實達到了。

對貫徹「雙百方針」作了進一步推動的是九月間召開的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由於蘇共對斯大林搞個人崇拜的錯誤作了嚴厲的批判,蘇共又是各國共產黨的當然帶路人,於是反個人崇拜便成了中共八大上的主要議題。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修改黨章,將中共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這句話刪去,在「黨員義務」那一款中也刪去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內容。

講到這裡,還得談點歷史。四十年代初,毛在黨內的地位雖已高於周恩來及他人,但周的組織勢力卻大於他。毛欲成凌駕於眾人的領袖,必得借助「思想」、「理論」,因為那正是周的短處。在劉少奇提出「以毛澤東思想作為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之後,毛方從中共諸領袖中脫穎而出,所謂「朱、毛」、「毛、周」都不復存在,無人能與之比肩而立,他的領袖地位才最終奠定。從此中共就採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了。

那個「毛澤東思想」,顯然就是毛澤東的思想,而不是毛澤東死後鄧小平所解釋的中共領導人大家(包括鄧小平)的思想。一九五三年,毛澤東曾作過一個批示:「凡有『毛澤東思想』字樣的地方均改為『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字樣」。(注6:《中共黨史研究》一九九一年第六期,《八大黨章未寫「毛澤東思想」的原委》。)可見毛並不認為「毛澤東思想」有別人的份。鄧在六十年代文革中所寫的檢查中說,「我的思想與毛澤東思想格格不入」,也可做個輔證。要是毛澤東思想連劉少奇、鄧小平都有份,那「格格不入」又從何談起?

可是,後來毛澤東覺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使人以為二者是不同的東西,於是在一九五四年批發文件通知全黨:毛澤東思想的內容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同一的。(注7: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五日中共央宣傳部《關於毛澤東思想應如何解釋的通知》。同注6。)所以要改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注8:同注7。)

所以,中共八大修改黨章,刪去「毛澤東思想」,不僅在黨內高層無人提出異議,毛澤東本人也不好啟齒反對。但這並不是因為毛要「把自己擺在馬、恩、列、斯學生的地位,保持謙虛謹慎,力戒驕傲」,(注9:一九五六年九月,鄧小平在中共八大《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而是出於其謀略,否則無以解釋為何四十年代他把提出「以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林彪定為接班人,獨獨在五十年代初那幾年內表現出偉大的謙虛。

至於中共其他領導人,服膺蘇共的程度比毛深,緊跟蘇聯老大哥的心態也比毛強烈,對毛大哥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做法更加認同。對他們來說,刪除「毛澤東思想」一詞就不是因為與馬列主義同一,而是要執行「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了。(注10:一九五六年九月,鄧小平在中共八大《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

當時黨內反對個人崇拜的風氣之盛,可以從一件小事看出:有一天舉行文藝晚會,周恩來告訴到場的人:過一會毛主席來的時候不許鼓掌,誰鼓掌了下一次不發給晚會入場券。

在這種氣候下,毛澤東個人專斷的基礎動搖了。要鞏固人人喊「毛主席萬歲」的地位,必須抵抗對斯大林的批判浪潮。所以,他一九五六年四月間先後與蘇共主席團成員米高揚、蘇聯駐華大使談話時都說:斯大林「功大於過」,對斯大林「要具體分析」,「要有全面估價」。十月二十三日,他又接見蘇聯大使,明確表示對蘇共批判斯大林的做法「我們有不同意見。還有若干問題,我們是不同意的」。到了十一月三十日,他再次接見蘇聯駐華大使,說:「斯大林執政期間的根本方針和路線是正確的,不能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對待自己的同志(指斯大林)。」(注11:一九六八年二月北京《史學革命》編輯部出版的《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一九二一--一九六七)》第一四八及一五二頁。)

毛這些話,與其說是講給蘇聯大使聽的,還不如說是講給中共同事們聽的。但劉少奇等人不願為此與蘇共鬧翻,他們不覺得批判斯大林對他們有甚麼威脅,對於毛急於肯定斯大林的做法不予響應。這樣,毛只得忍受,待日後再求翻身。

毛當時忍辱,日後處心積慮翻案,乃至發動文化革命,目的就是要重新恢復以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方針,在打倒了劉少奇、鄧小平之後的一九六九年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上,他終於成功地推翻了八大的決議,將這一條重新寫入了黨章。

如果「毛澤東思想」果真如鄧小平來解釋的那樣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那麼鄧與劉少奇合夥在一九五六年的八大上將它從黨章中刪去,便不僅是一項嚴重的原則性錯誤,而且毛藉文革來「堅持毛澤東思想」就無可厚非,劉、鄧對這場浩劫之發生也就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了。

由於「斯大林爺爺」被批判,斯大林的錯誤,特別是在三十年代蘇共肅反期間濫殺無辜的罪惡被揭露,使到每一句話都被當作是金科玉律的毛澤東也不再是聖明,中共黨員(當然更包括普通人)不再有義務學習他的思想,敏感的知識界自然感覺到了春意。至於中央所許諾的「自由」,那是他們一直嚮往的。但由於共產黨所執政時知識份子已經失望過一次,所以一九五六年中共主動談論「自由」時,大多數人心裹雖然癢癢的,但乃缺乏劉賓雁、王蒙、秦兆陽那份勇氣,於是只是觀望、等待著。

本來,毛澤東統治中國七年的歷史已經告訴人們:只要他在位,中國決無出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局面之可能。只是相當多的人頭腦不清醒,沒能看得分明而已。

這裡有兩個例子足以說明中共當時的「雙百方針」為何物。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上海文化界在報上討論「為甚麼好的國產片這樣少?」中央宣傳部分管電影工作的鍾惦非寫了一篇題為《電影的鑼鼓》的評論文章,披露四年來國產電影有百分之七十不受人民歡迎,收不回成本。他以為問題征結是把中共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變成了拍「工農兵電影」,領導電影業的中共官員作年度拍攝計劃時,往往先「規定題材比例:工業,十個;工農十五個,以及如此等等」。此外,劇本的稿費,導演的酬金等,通通要呈請電影事業管理局批准,「管的人越多,對電影的成長阻礙也越大」。(注12:《文藝報》一九五六年第二十三期。)該文本意在探討如何使電影事業繁榮,實現百花齊放的局面,可是在毛澤東看來,這已經屬於大逆不道了。鍾被毛點名批判,以後成為右派大軍中的一員,吃盡了人間之苦。他的妻子拖著一群未成年的子女,過了二十多年赤貧的生活。

四川的年青詩人流沙河寫了一組托物詠懷的散文詩《草木篇》,刊登在《星星》詩刊一九五七年一月號上,結果很快就招來圍攻。詩中寫了「糾纏著丁香,往上爬」的籐,本意是鄙視趨焱附勢的小人,批判者卻一口咬定他咒罵共產黨員和積極份子,說是「對人類歷史上最民主最先進制度的誣蔑」。詩中說梅花「把自己許給了冬天的白雪」,結果被批為有「變天思想」,盼望國民黨回來復辟。四川省文聯的黨委領導甚至說:「我一看見《草本篇》就想起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對這種反動腐朽的東西,一棍子打死也未嘗不可!」(注13: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上海《文匯報》。)

在全國性的批判圍剿之下,流沙河曾產生過自殺的念頭。他雖然挺了下來,但數月後中共「反右」,《星星》詩刊編輯部連他在內四個人,統統被扣上「右派」帽子,分頭遣送農村勞動改造去了。

由此可知,在念念不忘階級鬥爭的毛澤東和那批以整人為變事的各級幹部的控制下,百花是無法生存的,百家爭鳴更是癡人說夢。

其實,即使對鍾惦非、流沙河不進行圍剿,推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也不會有積極的成就。這應是意料中的事。過去幾年中,藝術家們都成了謹小慎微的君子,除了唱唱時代曲沒有危險外,其餘的創作動不動就犯忌,時間一長,肚子也就空了。正如名作家巴金所說:「我怕開會,卻不敢不開……不斷地檢討或者準備檢討……越是用功,就越是寫不出作品來。」(注14:上海《文匯》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期,巴金《懷念胡風》。)

科學家們絕大多數都與歐美有聯繫,將大量精力用於清理自己的「反動思想」,徒有著書立說之志,筆底流不出墨水。大家即使願意爭鳴也鳴不出聲,熱鬧不起來。科學創新、文藝創作,不能一蹴而就;沒有寬鬆、自由的氣氛,沒有活潑的思想交鋒,一切都無從談起。正如朱潛教授,由於中共許諾諸多「自由」,允許「百家爭鳴」,使他「鬆了一大口氣」,並且「喜形於色」,覺得「還可以趁有用的餘年在學術上為大家一樣心愛的祖國出一把力」,可實際上卻會不出甚麼學術成果問世。這本是毛澤東執政七年中的一系列批判運動造成的直接後果。要是毛真有推行「雙百方針」的願望,那麼持之以恆,假以時日,不斷地改善政治空氣,檢討過去的劣跡,使知識界生活在寬鬆的環境裡,而不是生活在口號的世界中,三五年後情形可能會大變。那時中國各行各界都可能出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國家也可能從此走向大治。

可是,毛是個不甘寂寞的人,他不習慣於過平靜的生活。他既不願意做周恩來那種婆婆媽媽的家務事,也對劉、鄧那種具體的黨務人事不感興趣。他向來熱衷於指揮大軍叱吒風雲,一年不搞運動便覺難耐,豈能坐等三五年!「桃三李四杏五年,棗子當年好賣錢。」他沒有耐心栽苗澆水,種桃植杏,也明白詩歌小說、科學發明靠打板子打不出來,索性換個調子,另闢蹊徑。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毛澤東決定另搞一場政治性的運動,讓全國人民幫共產黨「整風」(整頓作風)。此時距陸定一向全國宣佈實行「雙百方針」剛半年。毛說:「我們要進行一次大的整風運動」,「主要是整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貪污浪費以及下邊幹部的強迫命令作風。」(注15: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澤東在中央八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講話。)

從他宣佈的內容來看,這運動是針對黨的幹部,旨在改進黨的作風的,怎麼會從一九五七年四月開始整風,到六月初就演變成一場酷烈的、導致百萬知識份子家破人亡的「反右派鬥爭」了呢?

我們不妨對歷史回顧一番。

毛澤東搞整風,這不是頭一遭,歷史上有案可查。整風即整人,一九四二年開始的「延安整風」就可以用這幾個字概括。那年三月,整風開始不久,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王實味就在壁報上連續發表了幾篇文章,鼓吹黨內民主。黨內同情其觀點的人相當多,看壁報的人川流不息。有幾期壁報上貼在布上掛到延安南門外,人們像趕廟會一樣前去觀看。但好景不常,一天晚上,毛澤東去看了壁報,回來說:「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

王實味的鳴放就此結束,以後便是拿他開刀。一開始還只說要糾正王實味帶頭刮起的小資產階級歪風,要求他改變立場。隨後將他與有類似點的人區別開,以便孤立、打擊他這個鬧事的。

五月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由毛和在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上反對毛上台、攻擊毛「你懂甚麼馬列主義?你不過懂點孫子兵法罷了」的凱豐(何克全,政治局候補委員)共同主持。會議期間毛作了那個成為日後文學藝術工作者金科玉律的「講話」,對王實味的「資產階級文藝觀」作了批評。

領導延安整風的是一個「學習委員會」,毛澤東自任主任,控制特工系統的康生任副主任。這個委員會凌駕於黨組織之上,擁有隨意逮捕人的權力,可見「學習委員會」管的並不是學習。本來,王未被視作敵人,但康生插手此此事後就不同了。六月,王被定為「托洛茨基份子」;十月被開除出黨,批評改為批鬥。其時,毛的助手陳伯達發明了一個新的鬥爭術--將王實味罵成「王尿味」。

一九四三年四月,康生下令一夜間抓了二百多名從全國各地投奔延安的知識青年,罪名是「特務」、「漢奸」、「叛徒」和「托派份子」,王實味亦在此列。以後越抓越多,到了七月,康生召開緊急大會,說已有四百五十名特務坦白交待,號召其他穩瞞了歷史的「失足者」趕快坦白。

一九五七年也成為右派的女作家陳學昭後來這樣回憶延安整風的情形:一天「突然氣氛緊張起來了,叫我去參加(《解放日報》)報社和新華社一起召開的一次搶救大會,號召人們上台去坦白。有人上台去坦白自己是特務。上台坦白的人接連不斷。」(注16:《江南》一九九○年第五期。)

怎麼會有那麼多人胡亂說自己是特務呢?因為共產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那一套很厲害,要是你不「坦白」,當局說你是特務,你拒不承認,那便是「抗拒」,要從嚴處理,一旦「從嚴」,那是要掉腦袋的。所以還是先「坦白」,保住腦袋再說,以後慢慢再甄別平反也不遲。要說這是「活命哲學」也可以,反正是行之有效的好法子。譬如,要是鄧小平抗拒文化革命,拒寫「求不翻案」的檢討,他大概也就和劉少奇一樣,在六十年代就結束生命歷程,沒機會搞後來的改革了。

總而言之,虱子抓得越多越高興。一時間延安特務多如牛毛,造成了恐怖氣氛。欲知如何恐怖,可見以下二例。

曾在北京的大學裡教書的中共老黨員齊燕銘帶了三個女兒到延安,三個都被當作特務嫌犯扣住,逼令「交待」。主事者將其七歲女兒的頭綁在窗台上說:「交待出來,我給你上伙房打碗羊肉吃。」

在這種氣氛下,經不起冤屈、折磨的,只有另求解脫之道。僅延安一地,就有五六十人自殺身亡。(注17:文聿《中國左禍》第一三七頁。)

本書作者一位朋友的父親,當時還是「小鬼」。一天晚上,上級給他一把大刀,指著被關押的一大屋子各類嫌犯說:「要是誰敢逃,你就劈了他!」

到了一九四七年三月,國民黨胡宗南的部隊打進延安前夕,王實味被押撤離,到達晉北根據地後不久被殺。同一批被處死的還有晉綏《抗戰日報》發行部主任藺克對等。

王實味及其妻子均是二十年代大革命浪潮中加入共產黨的北京大學的青年學生(王與胡風還是同班同學),不過在整風中鳴放了幾句,他就被「自己人」處死了。

由於毛澤東指示過,對王「不要放也不要殺」,所以聽說下面自作主張殺人後頗有點惱火。但有一點是亳無疑問的:他認為王的鳴放越出了允許的界限,屬於造反行為,必須嚴懲。至於罪名,在那個不講法律的天地裡是最好辦的,隨便按一頂帽子即妥。毛直到一九六二年還恨恨地提到王實味,說他「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在延安的時候,他寫過一篇文章,題名《野百合花》,攻擊革命,誣蔑共產黨。後來把他抓起來,殺掉了。」(注18: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不過,中共的第二號人物劉少奇倒沒有給王實味栽上「國民黨探子」的贓。他只說王「王寫大字報反黨、反中央、反革命」而已,(注19: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劉少奇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似乎不贊成把王往國民黨那邊扯。

毛澤東所提到的那篇「誣蔑共產黨」的《野百合花》裡,送了王實味的命其實只是幾句抨擊黨內不平等的「牢騷」而已:「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得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至下對上感覺到他們是異類……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他還特地說明自己也是吃小灶的,「葡萄並不酸」。此外,又講到「學生出身」的青年,「到延安來追求『美麗和溫暖』」,「看到延安的『醜惡和冷淡』而『忍不住』要發『牢騷』……」

王實味對革命的「攻擊」僅及於此,而且他也沒有停留在「攻擊」上。他指出:「我們應該從這些所謂『牢騷』、『叫嚷』和『不安』的現象裡,去探求那產生這些現象的本質,合理地消除這些現象底根源。」

其實,對於打著「共產」旗幟的革命隊伍內部的不平等,並不是王實味一人不滿。女作家丁玲在她那篇也使她挨了整的短文《三八節有感》中,是這樣提到婦女在延安這個「革命搖籃」裡遭遇的不平等的:「小孩也有各自的命運,有的被細羊毛線和花絨布包裡,抱在褓姆的懷裡;有的被沒有洗淨的布片包著,扔在床頭啼哭……」

時至今日,人們對執政以後的共產黨官員享受特權的情形已十分清楚,同花園洋房與三代合居的土屋之間的差異相比,花絨布與髒布片的不平等就根本不算一回事了。因此,人們或會認為王、丁二人是小題大做,而且的確有平均主義在作怪。褓姆缺乏,不能將所有的革命後代都照顧周全,高級首長的孩子被優先看護,這是任何隊伍都免不了的「不平等」現象。只是由於王、丁二人是懷著純潔的共產主義理想加入革命隊伍的知識份子,他們以為到了延安就是到了一個大同世界,不明白他們所嚮往的不過是一個理想中的世界已。如果他們有錯,則只錯在把共產黨的革命想像得太美好太浪漫了而已。

但共產黨又必須打「共產」、「平等」、「平均」旗幟,丟了這面旗,便會失去號召力。所以共產黨最忌諱「不平等」三個字。只怪它的領袖們一方面有革命理想,另一方面也是活人,在物資匱乏、只充許少數人過像樣的生活時,將物資首先分給他們自己也是自然的。文革中為了搞臭劉少奇,當時的中共領導人將劉的「罪行材料」向全國散發,弄得全國上下都知道劉少奇在艱苦的戰爭年代乃然吃雞。作為倒劉的主謀,毛澤東看到那個材料應當不太愉快,因為他在延安也是吃雞的人物。雖然陳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解釋過毛主席吃雞是黨中央的決定,並不是他個人要吃的(大意)。但「食分五等」總不能說是共產革命隊伍的光榮。反觀國民黨,它本來就反對「共產」,所以就不用顧忌這一點,不必在「平等」二字上糾纏。

毛澤東心知光憑《野百合花》裡那幾句話就給王實味扣上「攻擊革命,誣蔑共產黨」的帽子難服人心,於是遂有「暗藏的國民黨探子」一說。但他又表示不贊成殺王,王之被殺的確也與他無關。但他忘了,他宣佈了王是「暗藏的國民黨探子」,而探子們都是該殺的。由此可見,對於王實味一案,他無法自圓其說。

延安整風、審幹(審查幹部),最初抓出來的「國民黨特務」、「內奸」,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冤枉的。劉少奇五十年代為延安整風辯護時竟說那百分之九十五被整錯了的人「多多少少是有錯誤的。那時那麼多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資產階級思想氾濫……老實說,有的人戴上個帽子不冤枉,你有那麼嚴重的資產階級思想嘛!」(注20:同注19。)有「資產階級思想」就可以關押起來,扣上一頂「特務」、「內奸」的帽子狠整一通,可見遠在中共進城執政前,知識份子就已經是中共的運動靶子了。

其實,那麼多人被關押審查,並非因為他們有「資產階級思想」,而是因為各部門都要抓個「特務」出來報成績。譬如舒群是當時延安的中共機關報《解放日報》的第四版(文藝版)的編輯。他當時也是被「揪出來」的「特務」。四十年後,他這樣回憶道:「……組織上決定我去主編第四版。在這期間,我和毛澤東同志經常接觸……」整風中,「起先,我以為我認識毛主席,也認識康生,他們都瞭解我,大概我本人不會有甚麼事。可是……我無故被停了職……因為各部門都搞得熱火朝天,只有副刊部還沒有抓出一個『特務』來。……隨後,我被當作『雙料特(務)賺(疑犯)』打入水中。…… 明明要革命,卻變成了『特務』。我百思不得其解……被迫甚至有過輕生的念頭。」(注21:《人物》一九八四年第三期第九十至九十六頁。)

像那百分之九十五中的其他人一樣,舒群在一年後獲得甄別平反。不過,到了一九五八年,他成了「反黨份子」,這回是二十年大難不死獲平反。

到於剩下那百分之五被認為沒有整錯的,被槍斃、砍頭、活理了的,也未必是「國民黨特務」。他們在整風中被消滅,只是因為他們是知識份子,首先成為懷疑對像罷了。例如北京大學女學生陶凱孫及其已入了中國藉的朝鮮人丈夫金文哲,他們全力為中共搞地下工作,兒子一出生便送給了人。抗戰後不久,二人到達延安,一九三八年春一併失蹤,隨之被康生宣佈為敵人,秘密處決,死時僅二十七、二十八歲。(注22:《人物》一九八七年第三期第三十四頁。)他們中共處決的自己人中的典型。直到一九八二年公安部才接受其家屬的申訴,複查後宣佈「這是一起冤案」。由此,我們完全可以相信,要是將延安整風時處決了的「特務」、「內奸」們一一複查,很可能大多是冤案。

不僅延安地區,中共在各根據地搞的整風都是這樣胡抓亂殺。親身參加了冀南區(河北南部)一九四二年整風的女作家劉真這樣回憶道:「在打罵、吼叫、種種花樣的肉刑中,冀南整風大隊三個小隊幾百名幹部百分之八十都成了日本特務、國民黨特務,有的是雙料特務,還有『燈下黑』即被懷疑成特務的人。不斷的有人跳崖自殺,山上山下一片恐怖……冀南行署主任劉建章也被打成了特務。他死也不承認,被拉出去假槍斃……」(注23:劉真,《太行山的整風運動》,香港《開放》雜誌一九九三年五月號第一○一頁。)

提到延安整風,不僅知識份子,連很多老幹部也深惡痛絕。一九六七年二月,文化革命搞得熱火朝天,在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和文革小組碰頭會上,副總理陳毅針對許多人挨整的情形提到了延安整風:「延安整風時許多老幹部被整過,『搶救運動』搞錯了許多人。挨整的還有我們這些。總理不是挨整的嗎?」當天晚上,張春橋、姚文元等人走進毛的書房,向他匯報。當毛聽到陳毅這段議論時,立即勃然大怒:「怎麼,難道延安整風錯了嗎?要想翻案嗎?要把王明請回來嗎?」(注24:《歷史在這裹沉思》第二卷第六十七至七十頁。)(王明直到整風前還是唯一有力量和毛爭首席的莫斯科派人物,他給黨校學生講聯共(蘇共)黨史課時.掌聲不絕。康生還帶領學生高呼:「我們黨的天才領袖王明同志萬歲。」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中,新四軍負責人項英被打死後,王在軍中失去了有力的支持者,在四二年整風後被毛變相軟禁,脫離了黨的核心。)由毛的激烈反應,也證實了延安整風的對像是王明及其支持者。所謂「王明路線」時期,王明只是在蘇聯遙控,真正幹事的是博古和周恩來。博古在遵義會議中下台,周恩來則因及時轉向、反戈而被「團結」、留任。既然王明路線周恩來有份,他就非檢討以求過關不可。這也就是陳毅說周在延安整風中「挨整」的緣由。延安整風連著毛的神經中樞,陳毅那一番話促使毛迅速反應,當即作出了反擊「二月送流」的決定,將陳毅等副總理、元帥送上了鬥爭台。

知道了這段歷史,再來看一九五七年的整風-鳴放-反右,事情就容易理解了。

第三章完(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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