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5日訊】「整風」是叫人民給共產黨提意見，純政治性的，而「雙百」裡的「鳴放」是學術、藝術性的，是誰把它們攪和到一起的呢？毛澤東在將百萬知識份子打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之後說是右派們搞的：
「鳴放是我們發明的。……我們去年在這裡講百花齊放……是限於文學藝術上的百花齊放，學術上是百家爭鳴，就不涉及政治。後頭右派他需要涉及政治，就是甚麼問題都叫鳴放，叫做鳴放時期，而且要大鳴大放……」（注１：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
這完全不是事實。事實是：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中的「鳴」、「放」二字抽出，移植到政治上來，賦予全新的意義，並將「鳴放」引向政治，以至形成一九五七年年四、五兩個月全國範圍的批評矛頭對著共產黨的「鳴放時期」的，正是毛澤東本人。
毛的意圖是甚麼？他為甚麼要發動「鳴放」？
當然，他看到了共產黨的官員脫離群眾、官僚作風的一面，但這不是他最關心的事。一九五七年初，佔據他頭腦的主要是政權鞏固與否的問題。這可由一月間召開的中共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他的講話看得一清二楚。這個會議是「反右」之前中共中央召集的唯一一次重要會議。會議開始和結束時，毛都作了長篇講話，「思想動向」是他講話的主要議題。要瞭解為甚麼會出現「反右鬥爭」，不可不讀此一講話。（注２：引自本書作者保存的一九六七年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的《學習資料》第二冊（一九五七－一九六一）作者保存該資料共四冊，此章接連數段引文均引自此一資料。）
他在會上說：「思想動向的問題：黨內思想動向、社會思想動向應該抓住。」
「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後（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批判了斯大林－－引者）……中國也有少數螞蟻想出洞活動。現在赫魯曉夫改變了（指鎮壓一九五六年十月間的匈牙利事件，又回到馬列主義），螞蟻也縮回去了。」「去年下半年以來，有一股右傾機會主義的風，在地面之上雲層之下流動，黨內外有一股反社會主義的逆流。」
「小資產階級專政，把你搞下來他專政。想搞匈牙利的，要整一、二十年。各省要開群眾大會、演講會、辯論會，展開爭論，看誰勝利。……有屁讓它放，不放對我不利，放出來讓大家鑒別香臭。社會發生分化，我們爭取大家，大家認為臭，他就被孤立了。」
這裡毛所謂的「他」，正是五個月後被從六億人中「孤立」出來的「右派」。多少人是右派？作為一個戰略家，毛心裡已經有譜了。他下面接著就講：
「不要怕鬧，鬧的越大越長越好。……哪裡有膿包，有細菌，總是要爆發的。大省五萬，中省三萬，小省一萬。準備鬧事，年終結賬。」
全國二十六省，外加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大中小各三分之一，加起來大概就是九十萬。後來果然抓了百萬左右的右派，不過不是等到年終才「結賬」，而是在年中六月份就結賬了。
毛甚至在當時就連甚麼人是右派也已經有點譜了。在一月間的這次省、市委書記會議上，他在談到「年終結賬」之後還講到了如何「處理」那一百萬人，並舉例道：「對於蕭軍、丁玲之類的人，殺、關、管都不好，要抓他許多小辮子，在社會上把他搞臭。」後來丁玲成為全國著名的大右派，受到全國各大小報刊、雜誌的批判，被弄得其臭無比，連不識的女人都罵她是「婦女中的敗類」，原因就在於此。
由此可知，從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事件到五七年一月，佔據毛的頭腦、使他不安的就是中國「黨內外」那股「反社會主義的逆流」，儘管事實上它並不存在。
對毛來說，那些「縮回去的螞蟻」是潛在的威脅，不清除它們，他在紫禁城那個黃圈圈裡就睡不安穩。波蘭、匈牙利不久前的人民暴動告訴他，知識份子鼓動工農造反，推翻一個昨日還貌似強大的共產黨政權不是不可能的。要不是中共施加壓力，催迫猶豫不決的赫曉夫出兵鎮壓匈牙利人民，匈牙利共產黨政權早就不存在了。
毛需要把那些「螞蟻」們請出來，然後聚而殲之。問題是怎樣才能把它們請出來。他決定利用「雙百方針」。「百家爭鳴有好處，讓那些牛頭蛇身鬼子王八都出來」，「讓牛鬼蛇神都出來鬧一鬧」。（注３：此兩句分別見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一月在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和一九五七年四月在上海局杭州會議上的講話。）從一月到四月，他做的是將「雙百」逐漸往政治方面引，將「百花齊放」的「放」演變成「大放厥詞」的「放」，將「百家爭鳴」的「鳴」演變成「不平則鳴」的「鳴」。這一點，他的的確確做到了。
我們不妨看看他是怎麼成功的。
一九五七年三月間，毛在九省市宣傳、文教部長座談會上說：「有選舉權的，憲法就規定他有言論自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現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應該再放。」（注４：轉引自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一書第一九四頁。）他在這裹說的「言論」自然是政治言論，而他鼓動「再放」的顯然不是科學、藝術上的意見，而是對共產黨的批評意見，即政治上的「鳴放」。
如果說這話還不夠明白，那麼幾天後他在天津對黨員幹部就說得再清楚不過了：「不讓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那就會使我們的民族不活潑、簡單化、不講理；使我們的黨不去研究說理，不去學會說理。至於馬克思主義可不可以批評，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評，共產黨可不可以批評，老幹部可不可以批評，我看沒一樣不可以批評的。」（注５：同注４。）
此時，毛只要提及「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指的必定是政治，是邀請知識份子批評共產黨，與文藝、學術已毫不相干了。
毛從天津南下，三月下旨到達上海。《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幸蒙召見，試探地問：「我體會『雙百』方針的提出，在政治思想上說，是徵求高價的批評，讓人民暢所欲言……」毛答：「你的意見很對、很好」（注６：同注４，第一九七頁。）
可見，毛半年後所說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不涉及政治」、「右派他需要涉及政治」，與事實完全不符。
毛知道知識份子被「階級鬥爭」斗怕了，便安撫人們道：「現在階級鬥爭不鬥了，階級鬥爭停止了。現在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注７：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山東濟南的講話，見《中共黨史研究》一九九一年第二期第六十二頁。）四月十一日，他還將北京大學馮友蘭、賀麟，上海復旦大學周谷城，中央民族學院費孝通等十來名教授請到中南海他的住處，說：「我感覺你們這些當教授的被搞苦了。……我們現在要整風。我們黨對整教條主義是有經驗的，你們有甚麼意見儘管說出來，不會對你們怎麼樣的。」（注８：《人物》一九八七年第五期第九十一頁。）
毛的引導相當成功。這時，中國的知識界人士已忘了「百家爭鳴」的「鳴」和「百花齊放」的「放」，應當是指在科學、文化、藝術領域立自成一家之言、豎標新立異之幟；大家一談到「鳴放」，便不約而同地意指「不平則鳴」的「鳴」，「有氣就放」的「放」，同他們的本行專業毫無關係了。
至於「雙百方針」本身，中共倒未宣佈收回，只是毛已不再理會它，任其冷冷清清地無疾而終，他自己則興致勃勃地抓取得心應手的第二個「鳴放」－－政治上的鳴放去了。
這個「鳴放」，開始時行情也不看好。凡是不太健忘的人都知道，毛在施政大事上是不容他人置喙的。一九五三年，與毛同齡，常被毛請去作客的名學者梁漱溟在一次會議上對共產黨進城後用剝奪農民的辦法積累資金搞工業的政策提出異議，毛當場翻臉，將梁臭罵一頓，其用詞之惡劣，不堪入耳。隨後，各重要報刊發動了「向梁漱溟的反動思想展開鬥爭」的批判運動。以後在文革中，那位七十多歲的老學者，更被耍猴子一樣以繩子繫頸，手持銅鑼，敲鑼遊街示眾，受盡了侮辱。
毛在批梁漱溟時，曾承認自己是個沒「雅量」接納意見的人。如今「鳴放」，他竟然將斥罵梁時的那副凶臉收起，換上一副禮賢下士的姿態，邀請人們提意見。對於知識界和民主黨派人士來說，這實在是個新鮮事。過去幾年，他們只是改造對象，自我批判，互相揭發，台上鬥爭，台下檢討，寫自傳，寫交待，早已不敢想像自己有資格批評共產黨改過，他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其中是不是有詐？背後是不是有甚麼文章？
但是，毛澤東將全國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一齊請到北京，參加「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堅決宣佈「疾風暴雨的階級鬥爭的時代已過去了」，這次整風「不再是狂風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個不停的毛毛雨」。（注９：，，徐鑄成《一九五七年「陽謀」親歷記》。）這個做法十分靈，贏得了不少早先被一次次整人運動搞得心灰意懶的高級知識份子的心。
當時政治氣候確實暖和了一些，連在獄中的胡風份子、復旦大學教授賈植芳也得到了一份周恩來的報告，裡面講到絕大多數知識份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份」。監獄看守對他說：「你隨時準備出去。像你們這樣的人是國家的寶貝……」賈滿懷希望，覺得就要走出鐵窗了。
不過，相當多的人仍然懷有疑懼。在聽完毛的講話後的小組會上，仍有人不相信共產黨是否會真正實行「言者無罪」。有的人甚至明說：「要我發言，先要給我一張鐵券。」
鐵券是過去皇上才給的東西，是保證不對臣子加罪的誓言。（注１０：如明太祖朱元璋□賜俞通源鐵券文：「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者若犯死罪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所以，提出此一說話者只是表示自己怕被加罪而已，並不真的企求一張鐵券。上海的文化界名人王造時教授對《光明日報》記者的談話就比較實際：希望中共「發表一個比較具體的聲明：保證除現行反革命份子外，一切思想問題都不在追究之列」。（注１１：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光明日報》。）
身為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中央常務委員的北京大學原社會學教授潘光旦，對於自己在「知識份子改造運動」中檢討十二次尚不得過關木且漵絛攏?是面對幫共產黨整風的「邀請」，堅決聲明「不跳」。
重慶一位年近七十的老教授，過去愛對不合理的現象發表譏論，吃夠苦頭後，現在學乖了，私下對朋友說：「主人翁感萬萬感不得。天下無不是父母，只有聽說聽教罷了。」有的教授則悄悄勸人學圓滑些，不要直話直說，當炮筒子：「要多學薛寶釵，乃至王熙鳳；那林妹妹的性格，千萬不能學。」四川還有教授在家裡貼了副對聯：「守口如瓶，身心安寧」，表示對毛澤東那些「和風細雨」保持距離，決不響應。
河南省信陽地區計委幹部劉鐵華不相信共產黨已經變了。他認為「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個幌子，實際上是言者有罪，聞者不戒」。「共產黨是聞到批評，面紅耳赤，居高臨下，棍帽齊來，泰山壓頂，借端報復。」「不如武則天，例像隨煬帝……以順為貴，以直為仇。」（注１２：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人民日報》，轉引自陳權《鳴放選萃》第二冊第二二○頁。）
河北省一位黨外人士則表示他有顧慮，懷疑共產黨的「放」是「放長線，釣大魚，發現目標」，以便整肅。
中央民族學院教授費孝通本為社會學教授，因各大學系均被撤消，他無書可教，去國務院專家局做了個副局長。這幾年他心存不滿，寫了題為《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的文章，請朋友（如著名女作家謝冰心）看過，修改之後，發表於三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報》。文中點明了大多數知識份子的心理狀況：「心裡熱，嘴卻還很緊……怕（百家爭鳴）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
四月裡，北京大學歷史學家翦伯贊寫了篇短文，談到多數知識份子對中共號召「鳴放」的態度：「他們還在揣測，這是真放還是假放。如果是放，放多少，放了以後還收不收。放是手段還是目的，是為了繁榮文化學術還是挖思想、整人，以及哪些問題能爭鳴，哪些問題不能爭鳴等等。」（注１３：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人民日報》。）
五月五日，《光明日報》編輯部在上海召開座談會，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潘世茲說出了自己的顧慮：「今天我把甚麼話都講出來，過一個時期，一年或許兩年，我講過的話是不是要算賬？」「現在整風是整黨內，過一個時期，是否要輪到我們？」
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鬍子昂自己倒無顧慮，但他在五月九日中共統戰部召集的會上說：「工商界有人……懷疑『放』、『鳴』與『整』是三部曲，『放』、『鳴』以後有被整的危險。」
在中國人民銀行非黨幹部座談上，朱紹文說：「這幾年來知識份子受到了損傷和壓抑，他們的心情深處已經已經像是一潭積水，欲鳴無力，欲放無膽了。」（注１４：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人民日報》，轉引自陳權《鳴放選萃》第二冊第一九一頁。）
遼寧省東北工學院教授許冶同在校黨委邀請的座談會上對人們為甚麼會欲放無膽作了一番解釋：「過去向領導提出批評者就被認為對黨不滿和扣上『反動份子』的帽子，平素交往較密者被認為『反動小集團』，在肅反時都成為鬥爭的對象，肅反後都成了驚弓之鳥……所以在此次會上，不願發言，恐自取其咎……」（注１５：一九五七年七月六日《瀋陽日報》）
被整怕了的知識份子不敢相信從此就沒有「狂風大雨」，也沒有「中雨」、「小雨」了。正如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穆木天所說：「儘管學校當局召開了幾次教授座談會，可是教師還是顧慮重重，不敢大膽提意見，怕再遭一次無妄之災。因為在師大，教師被發配、降級等等之類的陰謀報復，是早有前例的。」「聞者不戒，言者有罪，『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是師大幾年來一貫的傳統。」（注１６：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光明日報》。）
「含情慾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廣州《工商週刊》編輯樊建華在談論人們為何不願鳴放的文章中引了這兩句唐詩，道出了多數知識份子的心聲。
直到五月下旬，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集的「鳴放座談會」上，共產黨會不會搞「秋後算賬」還是被當作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提了出來。但是，一些民主黨派的頭目卻已相信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要求他們幫助中共改正缺點、作風的誠意。五月二十二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副主席龍雲在會上告訴大家：「過去幾個大運動，都是共產黨整人，現在是不是共產黨想測驗大家的思想，以便以後整人？」「現在時機不同了，共產黨是執政黨，怎會出爾反爾，開這樣的大玩笑，讓大家把思想暴露出來，以後再整？」（注１７：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
國務院森林工業部部長、民盟副主席羅隆基也不懷疑毛澤東有整人的意圖。在同一天的會上，他表示不讚成某些人要共產黨保證將來不搞打擊報復的意見。他說：「要毛主席出來講話保證，那是笑話。」但他也覺得缺乏保障，便提出了一個方案，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來保證這一點，而且建議全國上下都設立這種委員會，形成一個系統，不但審查過去運動中的偏差，為過去受了委屈的人平反，而且可以制止以後可能發生的對批評者打擊報復的事件。「這樣既檢查了肅反中的遺留問題，又配合了整風。」（注１８：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
這個方案若真能實行，中國歷史上就不會有「反右」這個名詞了。只是羅隆基當了共產黨二十年的政治夥伴，對甚麼是「整風」竟全然沒有瞭解，提出這種共產黨絕不可能接受的方案，這也就注定他日後會成為舉國聲討的「大右派」。
知識界中瞭解中共在延安那段歷史的人太少了，所有官方的出版物都掩蓋了延安時期的真相。人民只知道歌裡唱的「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從未聽說共產黨會把自己人抓去槍斃、砍頭、活埋，會在投奔延安的知識青年中成百成百地抓特務；更不知道毛澤東一九三○年在江西清洗、屠殺紅軍內的異己份子，「殺了近萬的幹部和戰士，當時江西省委級的同志，除曾山、陳正人外，其餘的多被屠殺，紅二十軍全部消滅了。」（注１９：《龔楚將軍回憶錄》第三五四頁。）當然，也不會有人披露真相，說中共紅軍一九三四年從江西突圍「長征」之前，進行了一次大清洗，將幾千名不可靠、「動搖」的幹部、戰士集中到十來個收容所，一刀刀砍、活埋，以致一九二八年一月與朱德、陳毅等共同創建中國工農紅軍的龔楚無法認同，終於在一九三五年脫了隊。
人們從未聞說那些暴戾的事情，連龍雲、羅隆基這樣在政治沙場上摸爬滾打了幾十年的老將都不瞭解自己與之打交道的對手，普通讀書人就更難猜毛澤東的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了。
其實，就在龍雲說共產黨不會「開這樣大的玩笑」前一個星期，毛澤東已經在調兵遣將，部署全國範圍內的抓右派運動了。早在五月十五日，毛就已經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發給黨內高幹部。文中說之所以允許報紙發表鳴放言論，「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除掉它、滅掉它。」
毛將他的策略概括為「誘敵深入聚而殲之」，其「誘」的對象則為占知識份子百分之十的「右派」－－「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
百萬知識份子的命運已經由毛一手決定了：「右派有兩條出路，一條夾緊尾巴，改邪歸正，一條繼續胡鬧，自取滅亡。」過了二十多天，當毛下令「反右」時，他們夾緊尾巴也來不及了。
當時的中共統戰部部長李維漢是龍雲、羅隆基們發言的座談會的主持人，他說「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同志已經下定反擊右派的決心」。（注２０：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第八三五頁。）這一點不差。可正是他在毛寫了那篇文章之後拚命勸誘人們給共產黨「提意見」。只要他將《事情正在起變化》文中的幾句話告訴與會者，就不會有人再坐在那裡發言，會也就無法一直開到六月三日了（每兩天一次）。
問題就是人們全被蒙在了鼓裡。人們只知道黨誠心誠意歡迎人民幫它整風，要人民大膽鳴放，「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卻不知道毛另外有話：「鳴好鳴壞由他們自己負責。反正總有一天要整到自己頭上來的。」「共產黨要讓罵一下子，讓他們罵幾個月。」「有人說放長線釣大魚，也有一些道理。」「這不叫誘敵深入，叫自投羅網。」（注２１：一九五七年四月，毛澤東在上海局杭州會議上的講話。）他們更不知道毛只是存心「讓牛鬼蛇神都出來鬧一鬧」，而百分之十的中國知識份子的命運已經被決定，他們鳴不鳴、放不放其實都一樣了。
毛的「引蛇出洞」的謀略被黨的高層接受，無人反對。各級組織將他二月底在最高國務院會議上的講話層層傳達，將「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信息送到全國去，讓全國都知道：毛主席說了，「人民是有批評的權利的」，「憲法是應該實行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毛還親自點名斥責寫文章對「百家爭鳴」表示不滿的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陳沂等人：「不讓人家講話是專制主義嘛！」陳沂被迫在《人民日報》上寫了檢討。
毛不僅鼓勵大家「鳴放」，而且提出要出版《蔣介石全集》，允許罷工、罷課，「第一條是反對官僚主義」等等。由於主要是請黨外人士鳴放，毛特地於四月三十日約集各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知名人士談話，說民主人士有職無權，確是不好當，「黨內外應改成平等關係，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職有權。」又說「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學校黨委制恐怕不合適，要改一下」等等。在這種循循善誘的氣氛中，《人民日報》又於五月二日發表了根據毛的意見寫成的社論《為甚麼要整風》，表示中共決心「使全體人民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有充份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覺」。
「新中國」剛成立時，人們常愛貼這樣一副對聯：「日暖風和民主氣，鶯歌燕語自由聲」。那時人們真的以為共產黨來了，民主自由也就跟著來了。不料安穩日子過了不到兩年，一個個殺氣騰騰的政治運動就蕩盡了人們對自由、民主的期望。如今中共似乎徹底改弦更張了，真的愛上了鳥語花香、春風暖氣，真的要傾聽人民的聲音了。
此時，各級黨的幹部也在自己掌管的部門動員人們向共產黨提意見。譬如新華通訊社社長吳冷西就在社內號召：「有意見提完，有批評提完，有氣出完，有冤伸完。」
遼寧省委主管文教工作的書記李荒親自在《遼寧日報》上發表《有話放出來最好》、《要受得起批評》等文章，鼓勵人們「要大膽放，大膽鳴」，並批評了不歡迎鳴放的幹部。
江蘇省政協委員會四月下旬討論毛澤東的講話時，有人認為「不平則鳴」的「鳴」是發牢騷，不好，不要這種「鳴」。省委書記許家屯卻說：「不平就要鳴」，「鳴出來就能有利於矛盾的解決，就能得到平。」（注２２：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
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針對有人說中共是「先放後收再整」，保證「不會有收」：「今天放，明天放，後天還是放，永遠是放。更不會被整。」（注２３：一九五七年六月七日《人民日報》。）
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在四月間黨員會議中甚至說：「我們不能只准放香花，不能放毒草。」「只准放香花，不准放毒草是教條主義。」
共產黨的誠懇態度終於收效了，春風吹到玉門關，不久前被中共的整人運動弄得心驚膽戰的人們，終於解除了戒心。
一位教授不知道毛澤東另外還有「讓那些牛頭蛇身鬼子王八都出來」的話，竟然對中共的誠意萬分感動：「爭鳴這個方針的提出，只有在優越的社會主義社會才有可能。黨和毛主席真是偉大！」
山西省和省會太原市的民主黨派人士聽了毛的講話的傳達，在討論會中，「許多人懷著又興奮、又感激的心情說：『毛主席的這次講話，真是說到我們心裡去了！』……『講話的內容的深刻，態度的誠懇，給人以莫大鼓舞！』許多人說出了憋在心裡多年不敢說的話。」（注２４：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人民日報》。）
作家應該是不輕信的，可是劉紹棠太年輕了，他被形勢感染得熱血沸騰，在給他的朋友從維熙的信中寫道：「五十年代第七個春天將是文藝的璀璨季節。毛主席明確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我們的文學藝術，或許將進入一個繁榮鼎盛的時代。」
藝術家自然就更容易衝動了。上海著名的電影女演員吳茵到北京參加了全國宣傳工作會議，聆聽過「偉大領袖」講話的報告。她對共產黨的誠意深信不疑，對還打算看看風向的夥伴說：「怕甚麼？甚麼都可以說，甚麼都可以寫，有毛主席給我們撐腰。」（注２５：《戲劇報》一九五山年第十四期第十二頁。）這個善良的、不諳政客手腕的女演員哪會知道，偉大的毛主席不過是在引他們這些牛頭蛇身出洞以便聚而殲之！
不過，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似乎倒真心要造就批評共產黨的氣份，他在中宣部的大會上就帶頭鳴放起來：「黨沒群眾路線，就像國民黨。名為共產黨，實際是國民黨。以黨治國，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政府。」那「一個黨，一個領袖……」本是人們罵國民黨專制用的，如今中央宣傳部部長將它安到了共產黨頭上，人們還有甚麼可顧忌，還有甚麼根據說共產黨會對批評者「秋後算賬」呢？人們嘴上的閘門終於打開了。
第四章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