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謀》第六章:「一邊倒」國人不齒

丁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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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7日訊】鳴放中被提得最多的都是積怨已久的問題。除肅反之外,另一個便是對蘇聯的關係問題。前述黃紹弘列舉的冤案中那個上海醫學院女學生的「反蘇」一案,便很有代表性。當時的情況是,凡是指出蘇聯的不是,甚至只是指出某一個蘇聯人,如在華的蘇聯專家、顧問的不是的人,輕則挨批判,重則入獄。蘇聯是個宗教殿堂裏的聖物,碰一下也算褻瀆。雖然幾年之後中共把蘇聯罵成世界上最壞的惡魔,但當時的蘇聯的的確確是人們搜腸括肚用最漂亮的詞句歌頌的對象。

要弄清這一點,還得談點歷史。

一九四九年,即中共剛剛進城,新中國尚未建立之際,毛澤東就宣佈了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在延安時代曾幫助過中共的英國人林邁可(Michael Lindsay)一看完報紙便提筆給毛寫了一封長信,說這會把中國拖入泥坑,中國軍民八年的抗戰成果,都會斷送在這個政策裏。他以後和各省長談話,或作公開演講,都指出這個決定愚不可及,理由是蘇聯的政治體系和中國文化傳統及中國人民的生活習慣格格不入。每日替他安排活動日程的王炳南告訴他夫婦:「毛主席一有空就接見你們。」但毛顯然故意避而不見,他始終沒能向毛面陳見解。(注1:林邁可一九三七年與白求恩大夫同船從美洲赴中國。自一九三八年夏起秘密訪問聶榮臻將軍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之後,即利用在燕京大學執教的條件為中共採購藥物、電訊器材。太平洋戰爭爆發當日,與夫人、燕京女學生李效黎赴中共根據地,幫助中共架設電臺,培訓通訊人員。先後在晉察冀、延安工作了四年。引文見香港《明報》月刊一九八一年二月號第三十七頁李效黎的文章。)

這個「一邊倒」得當與否,其實可歸結為對當時的蘇共首領史達林怎麼看。要看清他的本相,得追溯至十九世紀。

一八五八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俄國人乘人之危,入侵黑龍江,揚言要與英法聯合對華作戰,逼迫當地清軍簽了《璦琿條約》。此一條約,將黑龍江以北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割了去,又將烏蘇里江以東的四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劃定為兩國「共管」。俄國人搶去一大塊肥肉,舉國歡慶,將與璦琿隔江相望的海蘭泡改名為布拉戈維申斯克--報喜城。

當時中國積弱貧窮,不堪一擊,第二次鴉片戰爭以鹹豐皇帝出逃、圓明園被焚而告終。俄國人乘勢逼迫清廷簽署《北京條約》,不僅承認了《璦琿條約》的內容,而且變本加厲,又將條約中劃定兩國「共管」的烏蘇里江以東的四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割了去。

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勝利後,蘇聯政府於一九二○年九月發佈第二次對華宣言,宣告「以前俄國歷屆政府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全部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和中國境內的一切俄國租界,並將沙皇政府和俄國資產階級殘暴地從中國奪取的一切,都無償地和永久地歸還中國」。

不幸列寧過早死去,未及實踐此一宣言。史達林掌權後,先是否認那個「對華宣言」的存在,繼而殺人滅口,將簽署此宣言的外交人民委員部副部長列文.卡拉罕作為「叛國犯」槍決,從此不提這段公案。

史達林欺侮中國,無所不用其極。外蒙獨立之經過,乃又一明證。辛亥革命之後,沙俄曾一度策動外蒙獨立。到了一九二二年,蘇共又支持外蒙共產黨發動革命,奪取了政權,宣佈獨立。當時謂中國本土尚在反動政權統治下,待中共革命成功後自當回歸云云(假設這是列寧的善良本意)。中共領導人表示相信這個說詞。毛澤東三十年代在延安接見外國記者時還說:中國革命成功後,外蒙將自動成為中國的一部份。

但史達林繼承沙皇的衣缽,處心積慮欲將蒙古變作其附庸。他在二次大戰後又用計逼使國民黨政府簽訂「中蘇友好條約」,承認了外蒙的獨立。

一九四九年後中共執政,剛進駐紫禁城的那個「黃圈圈」的毛澤東發現,在史達林控制下,外蒙「自動」回歸祖國的夢想已經破滅。「新中國」要多方依賴蘇聯,毛在蒙古事務上只得放棄原則,服從莫斯科的意志。他步國民黨的後塵,親自到蘇聯簽訂了又一個「中蘇友好條約」,承認外蒙獨立,並與外蒙建立「外交關係」。從此,外蒙正式脫離中國,成了蘇聯卵翼下的一個附庸。

中共執政前,史達林做過的對中國人可以稱為好事的,是抗戰中的軍援以及在日本投降前夕出兵東北。但細細說來,出兵東北這件事也做得並不光彩。

一九四五年,日本在沖繩對美決戰失敗,海空軍覆滅。七月間,美軍大舉轟炸東京,日本已毫無希望,只在苟延殘喘。美國於八月六日在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八日,蘇聯對日宣戰。九日,第二顆原子彈投在長崎,蘇聯在該日出兵東北。十日,日本照會盟軍表示投降意願,十五日正式投降。

史達林在日本於沖繩對美決戰失敗、海空軍覆滅,又在原子彈打擊下舉國鬥志瓦解之後才出兵東北,實在是一本萬利的事。他如不出兵,日本亦會投降,但原本被沙俄從中國奪去、日俄戰爭俄國失敗後轉割讓給日本的庫頁島和千島群島就該回歸戰勝國中國。史達林可不願做這好事,他當初同美國總統羅斯福就對日作戰問題討價還價,第一條就是要回庫頁島、千島群島。他出兵的目的主要在於。而羅斯福也不覺得用那本屬中國的土地換取史達林的出兵有何不妥。而中國又沒有發言權,便宜便盡讓蘇聯得去了。

史達林不費大力就取得了庫頁島、千島群島,但他還不滿足,又在東北大肆劫掠,拆工廠設備,甚至搬走商店的布疋、百貨以及各地糧庫的糧食,及至各類家俱,行徑與強盜無異。蘇軍代表巴甫洛夫斯基中將對中方經濟委員會主任張公權理直氣壯地說:「我們蘇聯紅軍來解放你們東北老百姓,流了不少血,要求這一點經濟利益,難道你們都不肯嗎?」(注2:香港《大成》雜誌第十二期,趙世洵《東北聞見錄》。)

當時負責與蘇交涉蘇軍撤離事宜的國府官員蔣經國曾對駐蘇使館武官李修業說:「要是東北的房屋和土地能搬走的話,他們都會搬走!」(注3:《文史資料選輯增刊》第一卷第一六五頁。)

按李修業的估計,東北工業設備約被拆走了百分之六十五。

為了搬運那些物品,蘇軍違約拖延撤兵。國民黨政府雖然發表聲明,予以抗議,但未能有效阻止蘇軍的搶劫。

能搬的全搬走了,搬不了的工廠、礦山,蘇軍統帥馬諾夫斯基元帥則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五日對赴蘇軍總司令部(設于長春)商談的蔣經國、董彥平、張公權等人說:「我方認為,所有東北的重要工礦事業,均為蘇聯對日作戰所獲之戰利品。現在,蘇聯決定以百分之五十之股權讓予中國,作為中國與蘇聯合作經營之資本。」(注4:同注2。)並以拖延撤兵為要脅,企圖逼迫國民政府接受其要求。所以,毛澤東攻擊蔣介石,說他抗戰勝利後從峨嵋山下來摘桃子,奪取了全國人民的抗戰果實是誣詞,跑來摘桃子的第一個應數史達林。

對這件事,中國人民深惡痛絕。所以在鳴放時,當年曾雄踞雲南的龍雲就把對蘇聯的問題作為他的第一條意見「放」了出來:「中國抗戰勝利,日本投降,蘇聯出兵中國的東北,將東北價值二十億美元的機器和物資,搬去到了蘇聯,至今未歸還,怎麼算是友好和兄弟國家?」

龍雲是個軍人,可是粗中有細。他說「日本投降,蘇聯出兵」,卻不說「蘇聯出兵,日本投降」,大概是對毛澤東的「蘇聯參戰,決定了日本的投降」一說表示異議。龍雲曾主滇十八年,抗戰時為中國陸軍副總司令。由於與蔣介石關係不佳,抗戰勝利後被蔣的嫡系部隊挾持到南京。名義上他是軍參議院院長,實則沒有行動自由。後來他化裝逃出南京,到達香港,派人到昆明推動雲南省主席盧漢起義,使雲南得以和平解放。一九五○年初,他在香港接見記者,表示「阻礙中國建設繁榮的毛病掃除得乾乾淨淨,全中國人民都清楚看到了我們國家的遠景」,隨即北上到了北京。

在人民政府裏,他享受「副總理」的待遇,但此公不好好享清福,遇事總愛發言,意見又往往與中共主流不合。一九五○年中國出兵朝鮮,他當時就表反對。這件事在肚子裏憋了幾年,現在又放了出來,目標還是直指蘇聯:「朝鮮戰爭是蘇聯指使北朝鮮發動的,反要中國去抗美援朝,而所用的武器又是用中國的物資,尤其是糧食,向蘇聯換取的,一切戰費皆由中國負擔,這樣是公平合理的嗎?」(注5:當代出版社刊行《鳴放革命實錄史》第六頁。)

本來,共產黨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史達林和金日成想解放南韓,自有其說詞。但這一對冒險家不審時度勢,不計算成功的機率,以為劃了三八線,美軍撤退,南韓幾成軍事半真空,他們便可來個閃電戰,突然襲擊,一舉擊破,於是倉促行事,挑起了戰事。他們雖然一度打到了漢城,但美軍一個回馬槍,殺得金日成老本丟光,南韓沒有得到,北韓也差點輸掉。此時本應由肇事者史達林自己出兵相救才是正道,可是史達林這個老孤狸卻要他人收拾殘局。中共不希望鴨綠江對岸出現一個敵對的政權,為安全計,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計,都可以成為出兵朝鮮的理由。但是,中國出了人不算,還要出武器。史達林一個子兒不出,卻大做其軍火生意。蘇聯提供的一槍一炮都要中國付錢,天下無賴,無出其右。韓戰三年,中國傷亡三十三萬,(注6:《黨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五期第十一頁:「志願軍在朝鮮打了三十三個月,戰鬥減員三十三萬(不算北朝鮮)」。)國內百孔千瘡,百廢待舉,但毛澤東卻硬充好漢,讓幾億百姓勒緊褲帶向蘇聯還債。所得收益如何?毛澤東有如下說明:「一九四五年,史達林就是阻止中國革命¨…革命勝利後,又懷疑中國是南斯拉夫,我就變成鐵托¨…史達林相信我們從甚麼時候起呢?是從抗美援朝起,一九五○年冬季,相信我們不是鐵托,不是南斯拉夫了。」(注7: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

打了韓戰,取得了史達林的信任;可是戰爭結束,斯某也死了。這麼一打,中美關係扣上死結,臺灣問題解決無日,中共實在是損失慘重。有些人認為中共敢於同世界頭號強國交鋒,而且打了個平手,甚至可以說打了勝仗。(如不出兵,北韓共產政權必定垮臺。不過事後挑起戰禍的金日成並無謝意。文化革命中雙方交惡,朝鮮反說中共是拍打到自己國土上,才跑到朝鮮去打的,吃虧的反是他們。)殊不知與此同時,對蘇聯老大哥要忍氣吞聲,吃了啞吧虧反而不敢張揚,實在是辦了一件大大的辱國外交。只是由於「家醜不可外揚」,中共默不作聲,世人不予注意罷了。

中國人民吃了史達林如此大的虧,中共的宣傳機構仍然天天在喊「向蘇聯老大哥學習」,「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其麼事都要掛上「中蘇牢不可破的友誼」,廣播裏則反覆高唱「莫斯科--北京」,「史達林和毛澤東率領我們¨…」

批判知識界崇美思想時,官方最愛引用的一句是:「(他們)認為美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現在崇蘇,幾乎是「蘇聯的燒餅比中國的月亮圓」。有例為證:一位幹部去過蘇聯,回來說了一句「蘇聯的紅場比我們天安門廣場小」,結果被逼當眾檢討,說自己錯了。其實人人心裏明白,莫斯科紅場只頂天安門廣場的一角。

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死後,全國到處有人痛哭。然而這只是表面現象。一九五七年鳴放,中共許諾「言者無罪」時,人們心中的不平就一股腦兒放了出來。這裏不妨舉幾個例子。

昆明航空工業學校的兩名學生許其武、童紉卿寫大字報:「今日新中國向蘇聯一面倒」,「飛機以及各種武器皆是自蘇聯買來的,專家顧問也是蘇聯人。¨…我們覺得一個國家的重要事件,操在外國人手裏,總是不好的,遲早要出問題的。不問同主義不同主義,人種土地是不同的。不管蘇聯如何的好,他總是外國人,絕不是中國人¨…共產黨昏迷沉醉,死投于蘇聯懷中,必有亡國滅種之一日。」(注8:同注5。第一○四頁。)

「亡國滅種」,似是危言聳聽。但十多年後,毛澤東的確也有「蘇修亡我之心不死」的語錄告示全國,差別只在於先知與後知而已。

早在一九五六年十月蘇軍用坦克鎮壓了匈牙利人民的起義之後,就已有人站出來抗議了。如北京航空學院學生馬雲風(時為學生黨支部書記)就貼出過一張大字報《蘇軍滾出匈牙利》。北京地質學院學生吳弘達則在會議上發言:「一個國家派兵到另一個國家,無論如何是違反國際法的。」儘管催逼赫魯雪夫出兵匈牙利的中共領導人把反蘇視同為反中共,當時還是容忍了這些言論。(馬、吳二人被抓去坐牢、勞改是幾個月之後的事。)

到了一九五七年四、五月間,中共號召鳴放,人們也壯起膽子放了。

上海第二醫學院的學生在黑板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人的呼聲》的文章,文章說:「今天已解放八年了,中國人民應該站起來了。應該由中國人來管理自己的國家!遺憾得很,現在哪一個地方沒有蘇聯專家和顧問!那些所謂中國幹部們¨…把蘇聯專家捧得七丈高,把中國專家看作飯桶!蘇聯專家甚麼都好,即使放一個屁都是香的。中國專家被排擠得透不過氣來¨…發表與蘇聯專家相反的意見就要大禍臨頭,一連串『反蘇』、『反共』、『反動』等大帽子暴雨般地打下來¨…在中國境內,中國人沒有說話餘地,這是甚麼樣的社會?」文章還喊出了「精簡全國蘇聯專家」的口號,呼籲「需要者留下,蹩腳貨叫他們回去!」(注9:《提高驚惕,粉碎右派陰謀》第一○五至一○六頁。)

蹩腳貨是有的。廣州水力發電設計院副總工程師馬乾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水電站新安江水電站的設計者之一。在鳴放中,他寫了這樣一張大字報:

「蘇聯老大哥派來的所謂專家,在經常來我們院的十幾位中,除三幾人真正夠得上條件外,其他充其量只不過工齡較長的熟練工人,或剛從大學畢業而全無實際經驗的黃毛小子而已。例如¨…(略)¨…又如(略)¨…再如水工組的一位所謂專家,甚至連計算排水隧洞的係數也不懂。可是他們仍被奉為(權威)和每每以絕對權威自居,亂下指示,亂髮批評。另方面生活特殊,如每個月都有一個星期假日去從化溫泉休養¨…這到底是為了甚麼?難道這便是『一邊倒』的代價?」(注10:小鏈《廣州水力發電設計院鳴放記》,引自香港自聯出版社《鳴放回憶》一書。)

華中工學院副院長劉乾才的批評則直指高等教育部:

「高等教育部¨…有一個時候,曾經這樣強調:『百分之百學習蘇聯』、『不折不扣學習蘇聯』¨…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東西,一概加以否定¨…鬧了不少笑話。譬如有些有東西蘇聯沒有的,而資本主義國家卻有的,我們就閉著眼睛加以批判,結果現在蘇聯也有了,我們就只好自我解嘲一番。」(注11: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光明日報》。)

教授們也有類似的不滿。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教授陳友松便在《人民日報》上批評了校方「只重視蘇聯專家,躺在蘇聯專家懷裏,沒有重視中國專家的潛力」。

關於中國專家受排擠的問題,可以下列事實為佐證。

一九二八年自日本歸國後,與宋慶齡、魯迅等人發起成立「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並被選為執行委員的經濟學家王學文,抗戰前夕到達延安。一九三八年五月,中共成立「馬列學院」,由党總書記張聞天親任院長。王學文則任副院長兼教務處長,並親自上課堂授課。一九四○年,王擔任過總政治部敵工部長。一九五○年,他將受原華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委託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程》的第一部份「緒論」寫成,《人民日報》予以連載,並刊印發行。但不久後,一位蘇聯專家提出這本書有問題,與斯大林的某些觀點不一致,於是原先稱讚該書「別開生面」的陳伯達立即轉舵,對王大加批判,而審閱書稿的陸定一、胡喬木也未堅持應有的原則。於是王被羅官撤職,從此賦閑在家。

地位、功勞高如王學文,尚且遭如此對待,一般與蘇聯專家意見不合的中國專家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譬如優秀的經濟工作者顧准,入黨已二十多年,擔任過上海財政局長、稅務局長。可是在中蘇開發黑龍江水利資源的談判中,他作為中方代表,□制了蘇方的無理要求,又說過些批評時弊的話,就被說是「反蘇」,成了右派。(注12:《民主與法制》一九八一年第一期第十五頁。)

當然中蘇專家合作無間的例子也有,在此不提。

中國專家不受重視,中國專家的書自然也不受重視。人民出版社副社長曾彥修抱怨道:「解放後,大部份力量和紙張都用於翻譯蘇聯的小冊子,這簡直沒有用。」「解放後基本上停止了學術著作,而讓蘇聯的小冊子氾濫於市場。」(注13: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報》。)

高級知識份子如羅隆基,說話就比較委婉:「中國的憲法,是從蘇聯譯過來的,行之於中國,不可能無問題。五年計劃也是抄寫蘇聯的,內中也有許多不妥。」「社會主義國家,由蘇聯領導。蘇聯一手拿著和平以及平等的旗幟向世界招手,一手指揮大軍鎮壓匈牙利人民,干涉他們內政,這種和平陣營可能粉碎。¨…將來是不是有麻煩的問題出現,累及中國,也要作個遠見的估計。」

前國民黨高級將領、農工民主黨中央秘書長、副主席黃琪翔則更加直接地抨擊蘇聯的政治制度:「蘇聯制度,無論黨內黨外,皆無民主,絕對是党階級和領袖獨裁。我到蘇聯去考察,所得的事實是如此。它那種政治制度,完全是百分之百愚弄蘇聯人民的。¨…人民窮困,物質缺乏,物價高昂,生活不易。社會主義不過是宣傳而已,其實行不通。¨…人民失瞭望而不信仰,故到處設了集中營的黑牢,凡一人反社會主義,全家以及親友可以連罪。這種社會古今中外也沒有聽聞過。中國共產黨以蘇聯為領導,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也弄到黨內外缺乏民主,缺乏自由,動輒鎮壓和肅反¨…這都是蘇聯式的政治制度,向蘇聯看齊學來的。實在太危險了。」(注14:同注5第十一至十二頁。)

過了大約一個月,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在七月十一日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言,對鳴放中的反蘇語論作了總結:「我們同右派的另一個根本分歧,是對社會主義蘇聯的態度。」「中蘇團結是世界和平主要支柱,是整個人類的最大利益所在。」「右派¨…的言論,¨…就是要把蘇聯說成是『赤色帝國主義』¨…」他還引經據典說,「繼續發展和鞏固」中蘇友誼是上了憲法的,所以「右派的反蘇活動,在我國是違反憲法的。」(注15:引自《新華半月刊》一九五七年第十六號第一○四頁。)

這一條,龍雲等人在鳴放時多半沒有想到。在這個沒有人認真將憲法當回事的國度裏,人們確實忘了憲法中的那一條文。

但也許鳴放者並沒忘記憲法,只是認為自己說的事實,並非「反蘇活動」。民盟女中央委員王立明抨擊了抗日戰爭後蘇聯紅軍在東北到處姦淫婦女的行為。這種事,東北無人不知曉。本書作者在東北生活八年,蘇軍醜聞聽過無數。一九七一年,本書作者到牡丹江市,當地人仍憤慨地談及此事。一九四五年時尚是中學生的一位幹部說:他當時的女教師全憑剃了光頭,混在男學生堆中勞動(清理戰爭廢墟等),才未被紅軍官兵認出,拉去姦污。此類事,中共官方並非不知,但為了拍蘇聯馬屁,硬說王立明「造謠」,「破壞中蘇友誼」,給了她一頂「右派」帽子。

二次大戰後聯合國成立時,王立明曾作為當時的中國政府代表團的成員出席。當上右派後,她在家中寫了一份改造聯合國這個組織的計畫,打算日後有機會時呈交周恩來。不幸文革來臨,她家被抄,這份計畫成了她「裏通外國」的證據。她被捕入獄,死在那裏。

王立明之當右派,說冤也不冤。早在一九四九年,東北作家蕭軍就因為批評蘇軍軍紀太差、到處強姦中國婦女而被一棍子打倒,在中國文壇上消失了。王立明對此應當有所聞知。蘇共、蘇軍是碰不得的禁區,硬要去碰,焉能不遭劫?

黨內也有人因為「反蘇」成為右派。當時的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部長陳修良有段文字說明自己是怎樣成為「極右派」的:「一九五六年,劉曉任駐蘇大使,將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報告』寄給了中央,還附上了自己寫的一份報告,認為史達林搞肅反擴大化,強迫實行農業集體化,搞個人迷信是完全錯誤的,赫魯雪夫揭露這些問題是正確的。報告在省委高級幹部中作了傳達。¨… 我同意劉曉的看法。在討論蘇聯問題時,我發表了類似的看法。不料在『反右』時這卻成了『反蘇』言論,成了把我打成『極右派』份子的罪名之一。」(注16:《新華文摘》一九八九年第八期第一三五頁。)

中共宣傳部長陸定一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發言中還宣稱:「不要聯合蘇聯,那就只能亡國。右派的主張,就是要我們亡國,就是要我們人頭落地。」(注17:同注15。)違憲外加人頭□地,有了這兩條罪名,對右派們就是千刀萬剮也不為過了。

「反蘇」有罪,反俄也不行。

一八五八年,沙俄用武力強迫清廷官員簽訂「璦琿條約」,將中國的黑龍江北岸六十餘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割去時,在那片土地上有六十四個中國居民村屯,共約兩千戶、一萬餘人,散佈在黑龍江以北、結雅河以南、南北七十公裏、東西四十公里的土地上,史稱「江東六十四屯」。條約規定,那些中國人「照舊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遠居住」,仍由中國官員管理,俄人不得侵犯。可是到了一九○○年,沙俄決清除被其割去的土地上的中國人,在海蘭泡一帶「將華民之在俄界者十餘萬人」,「盡行屠戳」。(注18:清軍將領增祺一九○○年十月十八日致朝廷奏 折,轉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沙俄侵華史》第三五一頁。)事後,六十四屯人民紛紛避往黑龍江以南。七月二十日,哥薩克騎兵闖進六十四屯,將未及渡江的七千多中國居民全數殺戳。俄軍將財物搶劫一空之後,放火燒掉全部村屯,從此霸佔了那片土地。(注19:清吏周樹模致朝廷外部《俄人占璦琿六十四旗請據理力爭函》,見《沙俄侵華史》第三五二頁。)

當年十二月,列寧曾著文譴責沙俄侵略者「殺人放火,把村莊燒光,把老百姓驅入黑龍江中活活淹死,槍殺和刺死手無寸鐵的居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注20:《中國的戰爭》,見《列寧選集》第一卷第二一五頁。)可是,如今自稱列寧信徒的中共領導人卻為了向蘇共示好,不准人民再議論此事。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雷光漢說了一句「蘇俄霸佔我國江東六十四屯」,便被定為「反蘇」,扣上右派帽子發配到中國最西端的邊境塔城勞動改造去了。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一位中學歷史教員,上課時曾畫了一幅地圖讓學生認。學生看不明白,他便說:「這是我們的東北。」說著將十九世紀時兩次被沙俄割去的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土地的輪廓勾勒出來,問學生:「看這剩下的,認出是我們東北了吧?」這樣,他便被定成了「反蘇」的右派。

南京工學院學生陳森輝看了蘇聯小說《庫頁島的早晨》,對同學說庫頁島原本是中國的,這也構成了定他為右派的罪名,他被「寬大」,被下放到蘇北泗洪縣一家工廠去勞動改造,但工資卻只發給一半,以為懲處。

中央美術學院年僅十八歲的學生袁運生,鳴放期間正在外地寫生、作畫,在旅順見到用俄國將軍命名的街道時,對同伴表示過「真叫人掃興」。回到學校,同伴告發了他的上述言行。領導將他叫去,說:「經過研究,你被劃為右派了!」他就成了京郊雙橋農場一群右派份子中的一個。

吉林省長春市的東北人學教授陸欽墀在一個並非「鳴放」的科學報告會上發表了一篇《東北邊界改變》的論文,論述帝俄如何在一百年前奪走中國的領土,並批評中共的歷史學家範文瀾及理論家胡繩(中宣部副部長)在他們的書中有意「刷去」這段歷史。不久,中共反右,說他用「狹隘民族主義的反動觀點,捏□了一些¨…史料,向社會主義、向蘇聯和中國共產黨進行了瘋狂的攻擊」。(注21: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人民日報》。)其實他只是指中共不該為討好蘇聯而「刷去」這段歷史而已。由中共給陸教授所安的罪名便可看出,中共一向標榜的「愛國主義」裏,並不包括為中國人普遍接受的民族大義。當然,毛澤東不是石敬塘。他只是史達林的小弟弟而不是兒皇帝,自不肯將國土拱手讓人。只是為了奪取政權,鞏固政權,他不得不依靠蘇聯。既然蘇共不肯將其沙俄老子搶去的中國領土還回來,毛澤東只好禁止人民發議論了。

早在中共奪權成功之前,天津市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雷海宗就這樣評論過中共:「共產黨若是剝去外來的名詞和口號,不過是一個半秘密半公開的,帶有宗教性的,以餓民為基礎的割據勢力。它的唯一真正特點,就是依附外力與否認國家民族¨…」(注22: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這外力就是秉承了沙俄擴張、侵略本性的蘇共。

到了一九五七年,雷教授當然就成了「右派份子」。

第六章完(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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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世界上很少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統治者把一部歷史變為謎語,來訓練子民們的智力。在中國幾千年悠久的歷史中,也很難找到一個時期,統治者如此成功地把許多史實隱蔽起來,或肆意顛倒,使國人久久地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
  • 一九六七年初,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倒台已成定局,舉國遍地都是「打倒劉、鄧、陶!」一類的大字標語。六日,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奪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權。十一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致參與上海奪權的造反團體的賀電。全國各地的中共省委相繼垮臺,省委第一書記幾乎都被冠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的代理人」,揪上鬥爭台。
  • 反右派鬥爭大獲全勝後的當年,毛澤東自負地說:"在我國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勝利,有人認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實際是在一九五七年。"次年,他又說:"去年右派進攻,如果我們不堅決打下去,中國出了納吉,右派登台,這些人一股風都上來了。打倒共產黨,他們都幹……"一九五九年,毛澤東再次得意地為反右運動作總結:"鎮壓反革命,極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進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來了。""羅隆基、龍雲實際是反革命,定為右派,以示寬待……一個肅反,一個反右,匈牙利事件就鬧不起來"。"我們作風好,反革命殺了一百萬,匈牙利沒有殺。我們作風好,反霸、鎮反、反右。"
  • 「八億人口,不鬥行嗎?」這是毛澤東臨死前不久 ,以一個八十二歲老人的衰病之軀,向全國發佈的一條「最高指示」。在他統治國家的二十七年裹,他抓住一個又一個靶子,掀一場又一場批判運動,使整個社會處於永無休止的鬥爭迴圈之中。接連不斷的鬥爭運動,將中國人民拖入了一次又一次的災難之中。而首當其衝被當作鬥爭物件的,幾乎總是中國的知識份子。
  • 毛澤東的醫生李志綏在其回憶錄中談到眾多“被毛腐化的女孩”時,寫了這麼一段:  大部份的女孩在初識毛時,仍是天真無邪的年輕姑娘。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權勢,在在都使這批年輕無知的女孩耳濡目染,逐漸墮落。多年來,我看著舊戲不斷重演。她們在成為毛的“女友”後,不但不覺得羞恥,反而日益趾高氣昂。與毛的“特殊關係”是這些未受教育、前途黯淡的女孩唯一往上爬、出名的機會。被毛寵倖後,個個變得驕縱,仗勢淩人而難以伺候。文化大革命期間,許多毛踢開的女人,利用與毛有過這種關係而向上爬,在共產黨內“升官”,奪取權力。(1)
  • 六十年代有一陣,毛澤東認為各國共產黨都是修正主義者,全世界只剩下他和阿爾巴尼亞的共產黨領袖霍查可以算是馬克思主義者。後來連霍查也不算數了。於是他成了天下唯一的馬克思主義者。
  • 到了一九五六年,情形忽然大變。二月間,各國共產黨的老大哥蘇共展開了對斯大林的批判,「解凍」成為潮流。這對中共不能不發生影響。經過高層的磋商後,毛澤東宣佈在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領域採取允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藝術上百花齊放,學術上百家爭鳴,應作為我們的方針,這是兩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見。」 (注1: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這個後來被毛的助手陳伯達濃縮為「雙百方針」的提法實在是條含混不清的口號。正如後來一位教授所說:「在百家爭鳴中是否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若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則恐阻止他家的爭鳴……」而處處事事以馬列主義(六十年代後又加了個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正是中共從未放鬆過的。儘管有這樣明顯的矛盾,這個「方針」仍然由當時的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於五月間鄭重其事地告示全國。
  • 「整風」是叫人民給共產黨提意見,純政治性的,而「雙百」裡的「鳴放」是學術、藝術性的,是誰把它們攪和到一起的呢?毛澤東在將百萬知識份子打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之後說是右派們搞的:
  • 在中共業已走過的歷史中,撒下了不計其數的謊言。1957年的反右運動就是這其中可以排在前列的謊言之一。海外學者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一書以詳盡的史料,揭示了這一段歷史的真象,讓我們深切的瞭解到這一運動發生的始末,發生的一幕幕慘劇,以及中共的罪惡。
  • 人命關天,一旦鳴放起來,「鎮反」、「肅反」等死人的事就首先被提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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