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謀》第八章: 數弊政舉國放言

丁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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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共產黨執了政,所有的報紙都成了「黨的喉舌」。如今黨歡迎人們說真話,當然也包括那些充當喉舌的人們,於是新聞界也「『鳴』起來了」。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二百多名新聞工作者在北京開會,放出了不少言論。新華通訊社記者鄒震說:「新聞自由被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剝奪了……中宣部應該開放綠燈。」

《中國青年報》總編輯張黎群認為報紙成了「佈告牌、留聲機、翻版書」,新聞工作者沒法獨立思考。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教員莫如儉說:「黨委認為報紙是代表黨和政府的,所以講黨性,過份強調報紙是教科書,總是自上而下地傳達命令。……壓制了大家的積極性。」《文匯報》記者楊重野說:「解放後許多記者不寫新聞,是因為新華社統一發稿。新華社這麼一統,各報記者就沒事做了,文風也變了,新聞的寫法都是老一套。」楊還批評新聞記者協會是「新聞記者首長協會」,因為其負責人全是「首長」,沒一個編輯、記者。

由於各省的報紙都是黨報,聽不到不同的聲音,《河北日報》編輯於山提出了在全省辦兩家報紙唱對台戲競爭的主張。

鐵道部的《人民鐵道報》副總編輯范四天認為共產黨是「官方」,報紙不應代表「官方」,一代表官方就「不能成為群眾與論機關」了。

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王中批評「有些黨委把報紙看成下達自己的命令和意見的工具,忘記了報紙還是人民獲得知識和消息的東西」;「有一個報紙要辦個文藝副刊,黨委不同意,說這沒有思想性。」他不贊成中共把報紙當作「階級鬥爭的武器」:「報紙是為了叫人看的,如果人家覺得沒意思,沒興趣,看不進去,那還有甚麼階級性呢?」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顧執中是這樣批評中共的「宗派主義」的:過去「上海《申報》、《新聞報》許多老記者……在解放以後全被辭掉了。新設立了一個新聞圖書館,成為這些人的養老院」。他建議大家想一想:「為甚麼資產階級的報紙能夠辦得生動活潑,社會主義的報紙卻做不到呢?(注1:此數段引文均見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報》。)

自中共執政以來,文藝家們就不得不時時提防自己在階級觀點上裁觔斗。創作新作品要當心地雷、陷阱,出版舊作則更成問題。作家於是只有刪削自己的作品以免受批判。

「剜卻心頭肉,醫得眼前瘡。」葉聖陶將他的主要作品《倪煥之》刪去好幾章。曹禺則改動其劇作,將《雷雨》、《日出》中身為勞動人民的「好人」從陰曹地府拉回人間,使他們的結局由死變為生。老捨的《駱駝祥子》未尾描寫無產階級份子祥子墮落為行屍走肉的那近萬字統統刪去。他們這樣做,是因為學會了如何在階級鬥爭的風浪中保護自己,免於滅頂。被刪的內容,幾乎全是有「醜化勞動人民」嫌疑的(現在又改回來了)。

作家們那樣做,心裡自然有氣。劇作家吳祖光在整風座談會上發言道:「不論黨員非黨員,領導非領導,都是怨氣沖天。」「行政領導看戲,稍有不悅,藝人回去就改。」「一切都是領導決定的,其至每一個藝術處理,劇本修改也都是按領導意圖作出來的。」「做了工作的會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鼓勵不勞而食,鼓勵懶惰。」「解放後我沒有看到甚麼出色的作品。」(注2:《戲劇報》一九五七年第十四期,吳祖光《黨「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

吳祖光還激烈抨擊八年來禁戲的惡果:「今天無數的藝術團體的領導,偏偏就不估計人民群眾的需要,認為群眾渾噩無知,對群眾喜愛的東西,用無數清規戒律斬盡殺絕。」「把擁有幾萬出戲的古典戲曲生生擠兌得只剩寥寥幾出戲在舞台上苟延殘喘。」「許多應當屬於國家寶貝的優秀前輩藝術家,在這樣悠長的歲月裡,就是因此被剝奪了在舞台上生存的權利,窮愁潦倒,老淚縱橫。」「如果黨一定要這樣的領導,過去誰領導屈原的?誰領導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魯迅的?又誰領導莎士比亞、托爾斯泰、貝多芬、莫裡哀的?」(注3:《戲劇報》一九五七年第十一期第五至七頁。)

廣西省文聯副主席胡明樹(民主促進會成員)的鳴放與吳祖光類似:「共產黨領導文藝,就使文藝枯萎了,沒有生氣。」(注4: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人民日報》。)

按首長意圖改戲,這裡有個例子:傳統京劇《三岔口》,劇中角色劉利華本是反面人物,可是「有個領導同志看了《三岔口》,說劉利華應該是好人,第二天的戲台上劉利華變成好漢了」。(注5: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報》。)

寫戲的不滿,演戲的火更大。在不得不服從指揮棒轉了數年之後,中國京劇一團團長李萬春終於有了說話的機會:「中國戲劇本來就是人情法理、善惡因果的社會反映,是好的教育,是寓教育於社會人生的,也是促使改變不善的人心。凡一詞一句,經過了許多文學家審慎鑒定,一排一演,經過了許多藝術家設計指導。如此而成為劇,流傳數百年……這是它的價值,亦是中國戲劇的歷史光榮。「中國戲劇的重點反映『忠奸功罪』四字,當然離不開帝王將相、富貴貧賤。也有呼帝王萬歲,那是表徵實情實事,何謂封建以及資產階級?要以這是『封建餘毒』,那麼…… 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皆是封建餘毒。」(注6:當代出版社刊行《鳴放革命實錄史》第四十七頁。)

針對將中國的傳統文化一概說成「封建」的情形,北京一位教授忿忿不平地說:「好像馬克思未出世以前,人類就沒有文化似的。王羲之的字,李白的詩,趙子昂的畫,等等一切,都是封建,只有馬列主義是人類的文化,豈不太偏太過!」

吳祖光提到的那些被剝奪了演戲權的老演員中有一位在北京曾頗有名的筱翠花(本名於連泉),他把《人民日報》的記者請到家中說:「請你把我的心裡話在報上也登一登吧:我要唱戲!我知道這幾年觀眾很想念我,我更想念他們……一個演員,不讓他演戲,比死還痛苦。從九歲登台起,在舞台上生活了四十多年;這五年閉門在家,心情實在是痛苦之至。」記者如實記下他的不滿,冠以《筱翠花說:「我要唱戲!」北京市文化局竟置之不理》的標題,登上了《人民日報》。

吳祖光說共產黨領導文藝的方法不對,李萬春則認為黨派去領導文藝的幹部素質不夠:「黨領導戲劇,黨幹部根本中國文化不夠,歷史不明,偏要來領導、要改劇、要改演。」「黨領導幹部,根本不明藝術,一律以馬列教條……嚇唬他人,似乎拉屎撒尿都要結合社會主義,才拉撒得正確。」(注7:同注6,第四十八頁。)

話劇作家曹禺說:「依照教條所寫的戲劇,寫出來叫不響,價值安在?所謂重在為黨宣傳的文化,令人不看已討了厭,有何收效?『三害』(指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是文藝界的大敵,此敵不除,今後文藝界沒有搞頭,都要被迫『入土』了。」(注8:同注6,第四十六頁。)

外文出版社的編輯馮亦代則利用鳴放為胡風伸冤:「胡風主張文藝要有自發性,不要欽定式。欽定式的文藝,是對文藝界頭上插上一刀子,文藝要喪命。這個主張是正確的。」

其實,如吳祖光、李萬春所抨擊的「禁戲」問題,有些共產黨幹部早已有所認識。譬如,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務院文化部召開第一次全國戲曲劇目會議,對京劇《四郎探母》是否應當禁演發生爭論後,中共副主席劉少奇表示:「《四郎探母》唱唱也不要緊麼,唱了這麼多年了,不是唱出一個新中國嗎?」(注9: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紅色宣傳員報》。)北京市長彭真在一次招待民主人士晚餐後的閒談中,還說過這樣的話:「文化部的同志真是頭腦狹窄。他們今天說這種題材不能用,明天說那種題材不能用,若是照這樣挑眼下去,恐怕根本沒有題材可用了。……其實,我們是聽戲,其麼題材不都是一樣嗎?」後來他還頗為得意地對人說:「進城以後有那麼一股風,這戲不能演,那戲不能演。我就第一個在市委禮堂請人來演《貴妃醉酒》,打開了這個局面!」當時身為中共「第八號人物」的彭真相信是贊同吳祖光、李萬春的觀點的。叫人難以理解的是,他那麼愛看京戲,竟然讓吳、李,特別是李萬春這個著名的京劇表演藝術家在他的鼻子底下當了「右派」。

中共執政以來,共產黨和毛澤東被尊奉為「紅太陽」。每次集會時,人們必須起立恭唱「共產黨,像太陽,照到哪裡哪裡亮」。文學家、詩人都圍著這個太陽轉。詩人李白鳳對此深為痛惡,在鳴放期間寫了一封《寫給詩人們底公開信》。他在信中引用了馬克思的一段文字:「每一滴露水在太陽的照耀下都閃耀著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著多少個體,無論它照耀著甚麼事物,卻只准產生一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接著又寫道:這「在我們今天,不是可以參考參考嗎?」(注10:刊於《人民文學》一九五七年七月號。)

大多數文藝家的鳴放都是基於自己的經歷而發的。《北京日報》的漫畫家李濱聲說:「有些人輕視漫畫、輕視作者」,「粗暴到野蠻的程度」。北京出版社出版他的畫集時,不許在封面上印他的名字,說「印上作者的名字會培養個人英雄主義」。

南京的戲劇教授朱彤說:「一九五一年我創作了《書香人家》,蘇南文聯卻要我檢討。後來我又寫了諷刺喜劇《賈醫生的煩惱》,江蘇文聯連油印幾份討論一下都不肯……幾年來,我的話劇創作生命幾乎被窒息了。」

北京著名的女舞蹈家戴愛蓮說:她創作的舞劇《和平鴿》「演出之後,就被教條主義者指責,扣上一頂『崇拜西洋、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帽子」。她是中央實驗歌劇團團長、北京舞蹈學校校長,可是團內、校內的事務均由黨員把持,「我只能聽他們的,我的意見不被重視。」(注11:李濱聲、朱彤、戴愛蓮三人的言論載於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報》。)

這種情況十分普遍。民間文學專家鍾敬文是《民間文學》雜志的負責人,他在文化部邀請的一個座談會上吐出了自己的怨氣:「黨員的文章不經我這負責人同意就可發出去,我自己的文章在《民間文學》上也登不出。」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李苦禪是有名的國畫家,他在文化部和中國美術家協會召開的會議上述說了自己受排擠、被歧視的遭遇:院方不讓他教授國畫,竟然派他到工會去,專事給職工代買戲票。

漫畫家們以往是不敢諷刺黨的幹部的,現在黨本身鼓勵批評,畫家的膽子也就壯了一點。當時中央理論刊物派人用轎車將《北京日報》的李濱聲接走,請他根據報資料作一幅漫畫後,他畫了一幅《沒嘴的人--老實幹部獎獲得者》,用怪誕誇張的手法,畫了一位幹部,五官堂堂,獨缺一張嘴,意指這種幹部是中共的優秀幹部。他還畫了幅鸚鵡與一位幹部對話。鸚鵡:「我專會學人講話。」幹部:「哼,我是有選擇的:專學領導人說話。」

山東省的畫家任選喬是省文聯藝術部部長。他畫了個褓姆模樣的女人,抱著個模樣像成人、太陽穴貼著膏藥的娃娃,娃娃手中捧著一張「陞官圖」,下邊的說明是:「乖乖,聽我的話聽,我將給你個副局長的官作作。」這樣的「攻擊」黨的幹部的漫畫能夠出籠,足見人們對於鳴放真的是百無禁忌了。

不過,百無禁忌的日子只持續了不到一個月,到六月初中共「反擊」時,李濱聲的漫畫被說成是「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宣傳」,他本人則成了《北京日報》社頭一個被揪出來的右派。而共產黨員任遷喬則成了「對黨進行了露骨地惡毒地攻擊」的「反黨漫畫家」。(注12: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一日和八月十五日《人民日報》。)

知識份子幾年來一直處於受教訓、被改造的地位,他們的不滿集中由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傅種孫教授的一篇短文表達了出來。該文題為《中共失策之一》,用詞不可謂不尖刻:「對知識份子的失策,也許這是中共近幾年最大的失策之一。」「在鄉間,中共提倡鬥爭的目標是地主、富農。在城市中共提倡鬥爭,鬥爭的目標是買辦、資本家。在高等學校,中共提倡鬥爭的目標是誰呢?自然不是工友,不是學生……每一個政治運動起來,雖然這運動名目不叫鬥爭,不管它叫學習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肅反也好,每一運動起來,知識份子就會心驚膽跳。對於統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這是史無前例的。我想不起來有哪一個興朝盛世是這樣糟蹋知識份子的。」「中共可以檢查一下,這幾年四海之內有哪一個地方的知識份子不寒心?……自然中共會說,我現在是用了,沒有一個知識份子失業呀!但打著用,罵著用,把這般知識份子打服了,罵服了,就容易駕馭了嗎了嗎?……再這樣打罵下去,仇恨就會結深,後果不堪設想……」(注13:《師大教學》第一五一期。)

這種不滿是普遍性的。浙江大學教授董太(龠禾)就這樣說:「共產黨不僅把知識份子當門下食客,而且每次運動都把他們當作批判的『罪犯』。」北京大學教授、著名化學家傅鷹的不滿則有所不同:「這些年來,中年以上的人差不多都消沉起來,處於無用的地位。」「六年來學校當局沒有找過我們討論學校的方針大計……」

其實,學校當局不找那些教授商量大事自有其理由。北京大學黨委委員文重便公開這樣說:「辦社會主義大學是我們的事,不能放在你們(指非黨教師--引者)手裡,這樣你們就會把我們的學校帶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了。」(注14:見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北京日報》北京大學教師黃繼忠《大膽的向黨和黨員提意見》一文。)儘管不愉快,傅鷹還是覺得北大比他曾執教過的北京石油學院還強些:「在北大,我只覺得黨沒有表示願意和我交朋友。在石油學院時,我可是覺得黨踩在我頭上。」(注15: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

瀋陽師範學院教授徐公振發表了類似的意見:「我國自古以來是尊重教師的,天地君親師,教師在古代是有地位的。只有今天教師才沒有地位,共產黨不尊重教師。」(注16: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人民日報》。)

北大的王鐵崖教授批評的則是共產黨帶進學校的官氣:「我們現在是學校機關化、衙門化……學術空氣下降……人們不是以學術地位來衡量一個教授的學識才能,而是以甚麼主任甚麼長來表示一個人的學識才能;甚至在報上也出現了『某某教授升為系主任的可笑提法……」

上海的學者也表示了類似的不滿:「在學術界,由於教條主義的長期以來的統治,使我們的學術思想,自由的思想,幾乎遭到窒息而死的命運,因此解放八年來,我們學術界顯得非常沉寂。沒有任何的獨立思考,聽不見有甚麼自由辯論的空氣,也就是說我們的學術界是沒有生命,沒有生氣的。」(注17: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批判右派份子沈志遠吳承禧在經濟科學方面的反動言行》第六頁。)

「幾年來高等學校裡教師們變成了留聲機,科學研究機構變成了死氣沉沉的衙門,許多學者專家變成了鸚鵡。」(注18:同注17,第十三頁。)

不僅大學,中國科學院也是這樣。在五月十六日的一個高級研究人員的座談會上,「不少發言者認為,科學院不像一個學術研究機關,而像一個衙門。」「行政人員超過研究人員一倍。」考古學家陳夢家說:「科學院實際上是一個衙門,層層的領導都是些大大小小的官。」「科學院有一個黨員副院長專管社會科學,原來是張稼夫,後來是張勁夫。但不論是張稼夫還是張勁夫,我們都只在台上見到他們,除此以外別無關係。」(注19: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報》。)

科學院學部委員、著名的有機化學家黃鳴龍認為,「科學院中階層森嚴,以『長』為貴,不以研究人員才力為尊。」他建議:「最好恢復以前(指共產黨執政前--引者)的條例,即以研究員為主體,研究員才可兼所長或院長。」(注20: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

大學教授們在過去幾年的不同遭遇,又使其鳴放有不同的內容。譬如南京大學,由於中共認為社會學、法律學、政治學的教授講授的全是「資本主義的一套,要從根拔掉」,於一九五二年強令解散了其法學院。現在被遣散的教授們紛紛壯起膽子鳴放起來。

原國際法教授孫煦存說:「政治、社會、法律究竟是科學還是萬金油?是否有了馬列主義就可代表一切?這個問題首先要解 決。」

原政治系教授王輝明說:「解放後,高等學校的變化很大,但沒有學語文的去教化學,而我們社會學、法律學、政治學的人卻你到圖書館,他到參事室;你在教美術,他在教俄文……已經五年了。」

原法律系教授祝修爵就就在教俄文。他忿忿地說:「這真是我一生以來精神上最大的打擊,最痛苦最恥辱的事!我看共產黨處理問題太主觀、太武斷,不講理,前後反覆無常。」(注21:孫煦存、王輝明、祝修爵三人的言論見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人民日報》。)

其實祝教授的命運並不太差,至少要比前輔仁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李景漢好得多。李一九一七年赴美學習,一九二四年歸國,先後在燕京、清華、輔仁等校教了二十多年書。一九五二年起,所有社會學教授都失業了。李教授便如一名小工般被驅使,這學期做機械學教員助手,下學期做紡織教員的助手,再下學期又換過學校做教勞動保險的教員的助手。到了學期未了,工作又沒了。鳴放時,他說道:「於今黨不僅要洗臉上的灰塵,需要洗臉,更應該把肥皂吞到肚子裡去洗一洗。」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注22: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報》。)

以前是有意見不敢提,如今有了機會,天津南開大學王贛愚教授便在《人民日報》編輯部邀請他出席的座談會上提出:「過去好多課程因為蘇聯沒有,都取消了……取消後好多專業沒有人管,如人口學、民族學、社會思想都沒有人專門研究……我希望:重新考慮恢復某些被廢除的學科。」(注23: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

國際法便是被廢除的學科之一。北京大學王鐵崖教授說:「國際法科學在中國已經中斷了七年,這是由於對法律科學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的結果。」國際法的姐妹學科國際私法「面臨著極大的危機,快到絕種的境地」。他呼籲趕快讓國際法教授們恢復教職。(注24: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人民日報》。)

前天津南開大學史國綱教授是研究國際關係的,共產黨用不著這樣的資產階級教授,便給了他一個江蘇省政府參事室「參事」的閒差。他認為,「在(江蘇省會)南京的情況看,國際關係學這一門整個已經絕種了。」

民主黨派和文藝界、學術界人士的鳴放即使言詞激烈,也仍只限於在座談會上發表看法,但青年學生一進入政治漩渦,就不再是「和風細雨」了。他們無官一身輕,沒有「人民代表」、「政協代表」的頭銜,又無家室之累,不必瞻前顧後。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有熱情、有勇氣。這樣,大學生的鳴放就完全是另外一個局面了。

中國人民大學的女學生林希翎在北京大學的辯論會上,站在幾張課桌拼成的講台上,面對幾千聽眾陳述自己的觀點,抨擊八年來中共沒有真正實行社會主義:「我覺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認為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裡是不民主的。我們管這個社會叫做在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大家要聯合起來。匈牙利人民的血沒有白流!我們今天爭到這一點小小的民主,是和他們分不開的!」(注25:成文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中國往何處去》第十二至十四頁。)

四川大學女學生馮元春在事先貼出海報後,兩次在成都對學生、市民及郊區農民演講,聽眾達數萬人。學生組織的《論壇社》向兄弟院校發出「呼籲書」:「要重新燃起五四以來的火焰,以衝擊的號角聲和劍戟聲奪回民主自由。」

瀋陽師範學院青年團委宣傳部長張百生等在鳴放講壇上發言說:中共執政這幾年來,「不僅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民主,連資本主義國家的假民主也沒有,憲法成了一紙空文,黨可以不遵守它。」「黨是太上皇,是威武神聖的。一手托著馬列主義的聖經,一手仗著國家政權的寶劍,誰敢提出異議,不是被扣上反馬列主義的鐵帽,就是被帶上『莫須有』罪名的手銬。」「人大只有手(指舉手通過):政協只有口(說說而已),……『人大』與『政協』,就像兩朵紙花一樣點綴著民主的門面。」「應該讓人民自由組織新的黨派、社、團和出版報刊,以便廣開言路。」(注26: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瀋陽日報》。)

在北京大學,有的學生持臉盆在路邊敲幾下,等人們聚攏來,便發表演說抨擊時政。清華大學一位學生,在校園裡擺上一張桌子,借了一個擴音器,命名為「自由論壇」,讓同學自由鳴放。北大學生還組織了「百花學社」,不僅搞演講,還創辦了刊物《接力棒》,寄發全國各大專院校。他們主張「開展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據當時上海《文匯報》的報導《北京大學「民主牆」》介紹,北大學生辯論的問題有:要不要取消教條主義的政治課?要不要取消黨委負責制?新生入學由校方硬性規定學習的專業是否應改?這些全都是敏感、尖銳的問題。山東曲阜師範學院一位學生將自己的鳴放文章油印散發,還給毛澤東、周恩來各寄了一份。

南京大學地質系學生雷戟張貼了一份《二十條大綱》,提出「反對特權」:「特權是官僚主義的特徵。它產生奴顏媚骨,阿諛逢迎,趾高氣揚,魚肉民眾。」(注27:一九五七年七月三日《中國青年報》。)

湖北武漢大學的學生舉辦「民主論壇」,發起討論「胡風集團是反革命嗎?」「武大肅反成績是主要的嗎?」要求建立教師民主管理學校的體制,取消黨委負責制。中文系學生吳開斌還組織了一個演講團,到處向成千上萬的學生、工人、市民發表演說。

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組織起《X光社》、《苦藥社》,自辦油印小報《底層之聲》,要求改組院刊《師大教學》。

湖南長沙的中南礦冶學院的學生組織了《解凍社》,向黨委宣傳部要求接收校內廣播台,參與院刊的編輯工作。

陝西師範學院的學生似乎行為最為激烈。他們拿木板、鐵釘封了黨委書記的辦公室,佔領了青年團委書記的辦公室。化學系學生提出「學生會管理學校行政」,物理系學生接管了校廣播室,生物糸同學將系黨總支部書記半夜從被窩裡抓起來打了頓。由於該校回族學生曾上書學院黨委,要求開設回民食堂,被黨委書記拒絕,不吃豬肉的回族學生被迫與漢人同餐。現在,他們署名「小民」貼出了一首打油詩:「共產黨,像太陽,民族政策太荒唐。和尚吃狗肉,尼姑喝狗湯。回民啃豬骨,藏胞嚼魚腸。不吃你的事,餓死自己當……」(注28:香港自聯出版社《鳴放回憶》第九十一至九十五頁。)

有些學校鳴放最激烈的問題並不涉及政治,如蘭州大學被教育部定為全國重點大學,可是師資、設備均差,學生不滿,各系各班推舉代表,組成了一個十二人的上京請願團。五月下旬,代表團剛到西安車站便被北京趕來的教育部副部長劉皚風勸回,未進入北京。

又如北京俄語學院,聽說在華蘇聯專家的人數將減少,需要的翻譯相應也減少,學生畢業將面臨沒有工作的境地,三年級學生主辦的大字報刊物《破冰船》組成代表團專訪黨委,獲證實,於是全校轟動。高教部長楊秀峰親去學校亦不能制止騷動。楊離去當夜,各班選代表,第二天赴國務院請願。總理周恩來未出面,但其辦公室主任齊燕銘與學生舉行了座談。

學生自身沒有職業,天下大事他們都關心。只要不合理,即使與切身利益無關,也要議論、抨擊一番,不像文藝界人士大抵是就事論事,不出文藝本行的圈子。譬如安慶師範學院的一個學生貼出一份《古今談》的大字報,就陳獨秀墳墓被掘一事對毛澤東作了猛烈的攻擊:「鞭屍!中國古今歷史有兩個被鞭屍者,楚平王是一個,安徽的陳獨秀是一個。伍子胥報父兄之仇,鞭楚平王之屍。按中國倫常道理,殺父系不共戴天之仇,尚有可說。陳獨秀並未殺毛澤東一群的父兄,又有甚麼戴天之仇要鞭屍呢?因為陳獨秀是列寧時代的中國共產黨開創的領袖,……演變為今日的毛澤東作了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而陳獨秀已長眠於客地的四川江津。但是中國人有一種特性,不以成敗論英雄。陳獨秀是中國有數的文學家、政治家,他是溫和中國型的共產主義者。中國人民仍然崇敬他。他長眠於江津,也時有文人學士,以及革命家常去墓前獻花致敬,景仰其學術與其為人,憑弔一代的政治人物--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乃其共產黨一群,得了中國統一政權後,尚不容陳獨秀這堆死骨頭存在,挖墳鞭屍,平毀無跡,使百年之後中國政治歷史只有毛澤東而無陳獨秀其人了……」「斯大林已遭受後輩共產黨的鞭屍,我相信中國鞭屍的歷史要重演… …」(注29:同注6,第八十二至八十三頁。)(陳獨秀之子松年於一九四七年托人將陳的靈柩遷回安徽安慶老家,不知這位安徽師範學院學生所言究系何處之墓。--作者注)

六月二日,北京清華大學一個共產黨員,並且是「解放區土生土養」、為中共打過仗的,署名「一個清華人」,張貼了一份題為《我控訴、我抗議》的大字報,矛頭直指毛澤東。這份大字報行文不甚通順,不像從容寫來再加潤飾的文章。作者顯然是在感情衝動的情況下草草揮成,所以顧不上遣詞造句:

「我抗議毛主席最近在團中央所說的……。皇上喲!秦始皇與你相比,也只能是個無名小卒了,無怪乎你說:『昔秦皇漢武,略輸文采』,你在鎮壓人民的這方面,是勝過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多少倍了……。老祖宗啊!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這樣,從一九四九年以後殺了七十多萬人民!(還算不算一些自殺的呢)殺吧!把中國人殺絕吧!

「胡風那一條子構成了反革命份子的罪狀呢?還不是由你將『莫須有』的罪名加在善良人們的身上!……他要殺你時,還不用自己動手,還可以動員你的妻子、你的骨肉孩子翻臉不認你,親手殺死你!這是理性的社會乎?這就是毛澤東式的階級鬥爭啊,這就是我們時代的精神面貌啊!

「獨裁者,你們已經是殘暴成性了。在延安十二點鐘一聲炮響,你殺了多少所謂可疑份子呢?這就是你們的所謂『純潔內部』、『三查』和『整風』啊!所謂甚麼聖地延安,王實味不過在《野百合花》中說了一聲大灶、中灶、小灶而挨整了。下落呢?不知道。抗大(全稱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的學生他們在前線拚命,而你們在延安呢,花天酒地。甚麼□洞生活,甚麼棗園清苦(當時毛住在棗園--引者),抗大學生在看到這些令人不能容忍的事實後,在一個晚上打死了二十多條豬吃掉了。而你們利用了『純潔內部』,活理了多少人,這不是事實嗎?你們自己這樣做會有根本的動盪時,你們的沒有人性的理論出來了:委屈是應該的,為了黨的利益受委屆以至犧牲是光榮的。……有多少人死在自己人手裡呢,他們遭活埋了,他們遭自己所依靠的和所相信的人活埋了。這就是『同志』的涵義呀!」(注30:成文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中國往何處去》第二十八至三十頁。)

清華大學學生孫寶琮在其油印散發的小報上發表了一篇雜文《神.鬼.人》,將國民黨比作鬼,共產黨比作神,大眾比作人:「神居天闕,難以呼人吸」,「久而久之,竟染鬼習。」「人受命於天,而神主宰萬物。」「人敬鬼、神而遠之。這是人的悲劇,也是神的悲劇。」「願神棄神權,重返人間,神棄神皮,重新作人。則庶民萬幸,祖國萬幸。」(注31:北京出版社《首都高校反右派鬥爭的巨大勝利》第二九八頁。)很可能這是第一篇反對神化毛澤東的文字,儘管文中沒有直呼其名。後來中共自己反對神化毛,那是在孫的雜文發表二十多年之後的事了。而為了這篇文章,中共將孫寶琮抓進牢裡關了十五年。(注32:韌鋒《回憶「反右」期間的北京高校》,見香港《九十年代》一九九○年七月號。)

北京大學的學生領袖譚天榮在大字報裡點名批判了毛:「毛主席發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是赤裸裸的唯心主義,不是唯物主義……是帝王思想的變相復活,是一種古代封建意識……。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人為的盜竊國家政權的一種新穎名詞。……蘇聯的工人階級的專政,也是欺騙人民的口號,完全是黨巨人階級獨裁,人民一切無自由。」(注33:同注6,第三十頁。)

他認為馬克思主義過時了,應該對資本主義有個新的解釋。他要求為被全世界共產黨一致視為公敵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翻案。此外,他還攻擊《人民日報》,把這家中共中央的機關報說成是「封鎖真理的萬里長城」。(注34:同注31:第一八三頁。)他還主張全民直接選舉,對地主也給予選舉權,反對用法律規定共產黨在國家的領導地位。

廣州中山大學,有人貼出大字報,要求全體同學為肅反期間因受不了鬥爭、追查而跳樓自殺的生物系女學劉雪明開追悼會。在追悼會上,二百多名同學在她的遺像前默哀三分鐘;多人發言,要求追查兇手,要求已調職原校黨委書記回來還賬。

北京大學西方語言系的學生先在系裡開了個「控訴會」,由三名受到不同迫害的同學上台控訴。之後,又移到學校辦公樓召開大會。校黨委聞訊,欲予制止,要求至少去掉「控訴」二字,但遭拒絕。

由於學生的激烈言詞和行為,在當局看來已屬於「鬧事」,家長們不安了。當時並無任何蛛絲馬跡表明共產黨即將反擊,這些學生將會遭殃,但過去幾年令人心寒的運動使他們擔憂一場鎮壓就會來臨,於是紛紛給學校當局去信。據清華大學副校長,著名力學家錢偉長說:「許多學生家長來信要我勸勸他們的子弟,不要參加鬧市,我都勸過了,但是學生們十分堅決。這好像到了『五四運動』的前夕。」據錢氏分析,學生們所以堅決要「放」,是為了出路問題。「知識份子在衝破惡劣環境而求出路。學生鬧事,也是因為沒有出路。學校裡的一切操在黨員團員手上,非黨團的學生們……自然演變成反黨團的極端思想,尋求出路。就如蔣校長(指清華校長、中共中央候補委員蔣南翔)上星期在報告中,居然公開地說『今日的知識份子吃共產黨的飯』。知識份子在共產黨之下,有甚麼出路?」「知識份子是憑本領賣勞力吃飯的,怎麼吃到共產黨的飯了?」

中國的高等教育制度,採用美英那一套還是蘇聯那一套,曾經引起很大的爭論。一九五二年中共強令全國高等院校採取蘇聯的制度,理、工科分家,清華的理科全部並入北大,鳴放是這便成了一大議題。

清華大學副校長錢偉長當初就反對照搬蘇聯那一套。當工程物埋系的學生告訴他,要求理工合校的簽名運動已徵集到六百多人簽名時,他簽以「六百多人太少了,六千多人還差不多」。他向學生傳其主張:北大理學院入清華,其他科系合併到中國人民大學去,將北京大學的牌子掛在那裡,「人民大孛這個教條主義的名字就乾脆不要了」。(五十年代初,中國人民大學是專門培養幹部的大學,與一般大學有所不同。)

對於學生鬧事,中國人民大學的英語教授許孟雄另有一番解釋:「共產黨所希望的人民大學,是要一窩蜂一般。那些學生經過黨的指導,馬列主義的教育成功以後……能飛往各地去螫人。」「但這群蜂在蜂窩裡看到不妥,變了質,不願螫人,反要咬製造蜂窩的主人。那是共產黨沒有想到的。」「共產黨要知道,失去真理與人性的教育是要失敗的。」

北大校長馬寅初的解釋又略有不同:「以前幾年學生都聽黨的指導和蘇聯專家的指導,學習馬列主義一系列的文件和書籍。有的學生是模糊的,有的學生是認真研究的。那些認真研究的學生,將馬克思的學說,以及唯物辯證法等等,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等等,研究出新的導理出來了,認為馬克思主義和一切學術已經過時,認為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完全錯誤,就開始不信了。」「這次毛主席高瞻遠矚,主張人民自由鳴放……。對馬列學術研究有素,對蘇聯社會主義革命認識清楚的學生,敢鳴敢放,批評黨領導教育部門的錯誤與黑暗。其他平素模糊的學生,亦恍然憬悟。

當年敢鳴敢放的學生的確對馬列主義作過一番研究,只是結論為「不信」罷了。馬寅初雖年高七旬,又貴為校長,對青年學生的狀況瞭解如此透徹,實為難能。馬氏由於德高望重,當局沒有公開給他一頂「帽子」;但許孟雄卻落了網。沒有證據表明將許打成右派獲得毛的讚許,但不管怎樣,人們都可以說毛有負於許。

許孟雄為清華大學英語系第一屆畢業生,執教數十年,是中國漢譯英的泰斗。早在一九三八年,他就在周恩來領導下的一個對外宣傳小組工作,將毛澤東的幾十篇著作譯成英文,向世界傳播。四十年代後期,他任國民黨政府駐馬來亞和印度的外交官。新中國成立前夕,他衝破重重困難返國。歸國後,他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執教四年,因與黨員幹部難以相處而被迫轉去中國人民大學。鳴放時,他在報上發表了一篇《北京外國語學院鳴起來吧!》的文章,抨擊「黨黨相護」、「黨員欺侮非黨員」,還批評了「外交部一位大員」在外語學院師生大會上放的謬論「政治好英文也會好」。這樣,一個有功於中共、有功於毛的老學者就因為上述幾句話而被當作敵人處置了。

不過,當時的知識份子只是對共產黨有意見,卻並不想使共產黨陷入被動和過份難堪的境地。因此當學生情緒正十分激烈,到處在找領袖,希望教授出來領頭說話,局勢已嚴重到一觸即發的時候,他們決定不再採取鼓動學生「鳴放」的態度了。北京航空學院的學生一度打算停課上街遊行,黨委書記武光控制不住局勢,即向教授們求援,一位名教授為幫黨委擺脫困境,起草了「呼籲書」,勸學生不要罷課,終於平復了學生的情緒。

第八章完(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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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九六七年初,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倒台已成定局,舉國遍地都是「打倒劉、鄧、陶!」一類的大字標語。六日,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奪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權。十一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致參與上海奪權的造反團體的賀電。全國各地的中共省委相繼垮臺,省委第一書記幾乎都被冠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的代理人」,揪上鬥爭台。
  • 反右派鬥爭大獲全勝後的當年,毛澤東自負地說:"在我國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勝利,有人認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實際是在一九五七年。"次年,他又說:"去年右派進攻,如果我們不堅決打下去,中國出了納吉,右派登台,這些人一股風都上來了。打倒共產黨,他們都幹……"一九五九年,毛澤東再次得意地為反右運動作總結:"鎮壓反革命,極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進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來了。""羅隆基、龍雲實際是反革命,定為右派,以示寬待……一個肅反,一個反右,匈牙利事件就鬧不起來"。"我們作風好,反革命殺了一百萬,匈牙利沒有殺。我們作風好,反霸、鎮反、反右。"
  • 「八億人口,不鬥行嗎?」這是毛澤東臨死前不久 ,以一個八十二歲老人的衰病之軀,向全國發佈的一條「最高指示」。在他統治國家的二十七年裹,他抓住一個又一個靶子,掀一場又一場批判運動,使整個社會處於永無休止的鬥爭迴圈之中。接連不斷的鬥爭運動,將中國人民拖入了一次又一次的災難之中。而首當其衝被當作鬥爭物件的,幾乎總是中國的知識份子。
  • 毛澤東的醫生李志綏在其回憶錄中談到眾多“被毛腐化的女孩”時,寫了這麼一段:  大部份的女孩在初識毛時,仍是天真無邪的年輕姑娘。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權勢,在在都使這批年輕無知的女孩耳濡目染,逐漸墮落。多年來,我看著舊戲不斷重演。她們在成為毛的“女友”後,不但不覺得羞恥,反而日益趾高氣昂。與毛的“特殊關係”是這些未受教育、前途黯淡的女孩唯一往上爬、出名的機會。被毛寵倖後,個個變得驕縱,仗勢淩人而難以伺候。文化大革命期間,許多毛踢開的女人,利用與毛有過這種關係而向上爬,在共產黨內“升官”,奪取權力。(1)
  • 六十年代有一陣,毛澤東認為各國共產黨都是修正主義者,全世界只剩下他和阿爾巴尼亞的共產黨領袖霍查可以算是馬克思主義者。後來連霍查也不算數了。於是他成了天下唯一的馬克思主義者。
  • 到了一九五六年,情形忽然大變。二月間,各國共產黨的老大哥蘇共展開了對斯大林的批判,「解凍」成為潮流。這對中共不能不發生影響。經過高層的磋商後,毛澤東宣佈在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領域採取允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藝術上百花齊放,學術上百家爭鳴,應作為我們的方針,這是兩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見。」 (注1: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這個後來被毛的助手陳伯達濃縮為「雙百方針」的提法實在是條含混不清的口號。正如後來一位教授所說:「在百家爭鳴中是否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若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則恐阻止他家的爭鳴……」而處處事事以馬列主義(六十年代後又加了個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正是中共從未放鬆過的。儘管有這樣明顯的矛盾,這個「方針」仍然由當時的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於五月間鄭重其事地告示全國。
  • 「整風」是叫人民給共產黨提意見,純政治性的,而「雙百」裡的「鳴放」是學術、藝術性的,是誰把它們攪和到一起的呢?毛澤東在將百萬知識份子打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之後說是右派們搞的:
  • 在中共業已走過的歷史中,撒下了不計其數的謊言。1957年的反右運動就是這其中可以排在前列的謊言之一。海外學者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一書以詳盡的史料,揭示了這一段歷史的真象,讓我們深切的瞭解到這一運動發生的始末,發生的一幕幕慘劇,以及中共的罪惡。
  • 人命關天,一旦鳴放起來,「鎮反」、「肅反」等死人的事就首先被提了出來。
  • 鳴放中被提得最多的都是積怨已久的問題。除肅反之外,另一個便是對蘇聯的關係問題。前述黃紹弘列舉的冤案中那個上海醫學院女學生的「反蘇」一案,便很有代表性。當時的情況是,凡是指出蘇聯的不是,甚至只是指出某一個蘇聯人,如在華的蘇聯專家、顧問的不是的人,輕則挨批判,重則入獄。蘇聯是個宗教殿堂裏的聖物,碰一下也算褻瀆。雖然幾年之後中共把蘇聯罵成世界上最壞的惡魔,但當時的蘇聯的的確確是人們搜腸括肚用最漂亮的詞句歌頌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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