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4日訊】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街頭隆隆的坦克履帶聲和淒厲的槍聲已經在我的腦海裡回響了16年。我深深地知道，他們還會一日復一日、一年復一年地繼續響下去，直到那些英勇獻身的年輕人的靈魂得到真正的安息，直到正義在那片廣袤的大地得到伸張。時間的逐漸久遠，雖然無法抹去人們沉痛的記憶，但是卻使得那場悲劇的政治、社會和經濟遺產展現得更加清晰。
六四屠殺留給中國經濟的最大遺產，就是使得中國失去了平衡發展的契機。射殺學生的執政黨失去了道義上的合法性，失去了曾經還在人們的善良期待中殘存的人民的代表者的身份。那個依靠對未來的美麗諾言換取普通民眾承受現實苦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那種依靠人民的代表者的身份進行蒙騙的道德感召力已經喪失殆盡。中國人民對此很清楚，共產黨的領導層對此也很清楚。雖然執政黨一時還能夠依靠武力來維持政權。但是，單純使用武力的成本巨大。因此，中國繼續要尋找一個新的目標作為執政合法性的基礎。鄧小平為這個黨找到了這個目標，那就是經濟增長。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以經濟增長作為執政合法性的基礎，其歷史環境和國際背景都是由共產黨自己創造出來的。前者是由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創造的；後者是中國共產黨的國際伙伴們──蘇聯和東歐共產黨所創造的。毛澤東的極端荒謬的經濟政策，使得大多數中國人、尤其是中國農民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甚至失去了數千年一直享有的遷徙的自由。中國浪費了大量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卻得不到應有的福利回報。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希望得到自由，也希望經濟和生活狀況得到迅速的改善。六四的屠殺，使得自由在中國大地變得更加遙遠，經濟增長便成為中國人民唯一有權爭取的東西。
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的統治失敗，不僅表現為他們自己再也無法繼續一黨專制，更在於他們將社會發展的基礎徹底摧毀了。因此，在共產黨的統治垮台後，蘇東的社會轉型步履蹣跚，尤其是經濟的恢復異常困難。而在中國共產黨的宣傳機器裡，蘇東的困難不是共產黨長期統治的結果，而是蘇東人民追求自由的結果。遺憾的事，這一欺騙竟然也蒙騙了不少中國民眾。正是這樣的歷史背景和國際背景，使得中國共產黨用經濟增長作為執政合法性基礎的綱領得以風行一時。
一個健康的社會的發展應該是多角度、全方位的。因此，那些代表社會發展方向的政策，總是要在精神發展和物質發展之間，在社會公正和經濟效率之間，在不同的社會集團相互沖突的利益之間，在這一代人的福祉和下一代人的福祉之間找到一個最佳的平衡點。這種平衡的發展，僅僅從短期的經濟增長速度來衡量，一定不是最快的。但是從一個比較長的歷史時期觀察，平衡的發展，無疑是社會成本最小，社會福利最大的發展。
但是，六四之後的中國執政者已經失去了領導中國平衡發展的資本。在喪失了所有的道義資源之後，它急需利用快速的經濟增長來証明自己的合法性。很顯然，沒有經濟的高速增長，現有的社會秩序很快會出現全面崩潰。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一個沉溺於經濟高速增長的癮君子，整個中國已經變成了一個以增長為中心的機器。
增長本身並不是壞事，問題在於增長的成本是什麼。任何人到市場取購買商品，都不會忽視商品的價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除了傻瓜，沒有人會願意花一萬美元去買一片面包。中國以增長為核心的戰略，在短期內為共產黨維護政權贏得了時間。但是它的代價是什麼呢？從精神和政治層面看，中國為換取增長，全社會道德淪喪；各級官員腐敗橫生；十三億中國人民依然不能享有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的人民、包括絕大多數發展中國的人民所能享有的直接選舉領導人的政治權利，使得中國與現代政治文明絕緣。從經濟層面上看，社會各階層之間、城鄉之間、東部和西部地區之間的貧富不均已經發展到世界之最；環境污染觸目驚心，世界上十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全部在中國；資源浪費嚴重，中國的單位產值的資源損耗在世界上名列前茅。這些精神德和物質的代價，有的已經永遠無法彌補，有的則需要好幾代中國人來償還。
增長的成本如此之高，已經使得不少人認識到中國的經濟增長將難以為繼。在這一背景之下，中國政府自己也提出了轉變增長模式的問題。但是，如果真的想要得到平衡的、成本最低的和使社會最廣泛的民眾受益的增長，中國必須有一個使得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充分代表的政治機制，必須有一個對現有政策進行充分討論和批評的機制。而這一點，則是六四以後的中國執政者所全力避免的。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報導》(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