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5日訊】十六年，差不多已經是一代人的年齡。對於六四亡靈來說，已經足夠漫長，漫長到正義的降臨似乎遙遙無期；而對於歷史來說，似乎又過於短暫，短暫到血腥的瞬間過去後，罪責就不再是罪責。在大多數經歷過的或沒有經歷過六四的中國人的眼中，長安街上血跡似乎越來越淡，六四及其無辜的殉難者也似乎越來越遠。
我們這個懦弱而健忘的民族，早已習慣了把墳墓記憶成宮殿，甚至在有奴隸主之前，我們已經學會了，怎樣下跪才最優美。就連自由了的中國人，在面對強權壓迫和私利誘惑之時，也無法逃脫朝拜的心態。君不見，在中南海一手導演的盛大統戰秀舞台上，對岸的連宋也來大陸朝拜”黨祖”。二人一踏上人民大會堂紅地毯，其內在的惶恐必然表達為對獨裁秩序及黨魁的高調讚美。
其實，犯下大屠殺罪惡的中共政權，一天也沒有忘記作為重大公共事件的六四，只不過，中共官方對六四的記憶被罪惡的權力的恐怖所顛倒，把大屠殺之日變成公共領域的禁忌，把六四亡靈的墳墓變成不許公祭的禁地，把十多年來堅持還原歷史、尋找正義的天安們母親變成嚴控對象，把一切與記憶六四相關的人和事清洗掉。
被民間譽為”真話英雄”的蔣彥永先生，繼他在2003年勇敢揭露被官方隱瞞的SARS真相之後，又在2004年向官方發出為六四正名呼籲，時值六四十五周年祭日，曾引起國內外的巨大反響，但官方對他的回答是長達八個月的軟禁。
蒙蔽真相
今年年初，令人尊敬的趙紫陽先生，在八九運動中堅持民主和平、反對暴力鎮壓；在六四後近十六年的幽禁中，他仍然堅守一位傑出政治家的信念和做人的底線，直到去世。官方的內在恐懼和極度虛弱，居然連紫陽的亡靈也不會放過，正如它從不放過十六年前喋血長街的亡靈一樣，草木皆兵的恐怖籠罩京城。
在官方的恐怖政治下記憶六四，需要的不是聰明的理智和高深的學理，而僅僅是良知的勇氣和人性的常識。八九運動的正義性和大屠殺的野蠻性，如同當空朗月，舉目可見，不證自明，根本不需要為之辯護。中共政權是罪魁，無論它製造多少謊言和侮蔑，也無法抹黑八九運動，更無法推卸大屠殺的罪惡。正是基於對以上常識的堅信，即便在我蹲監獄的時候，我也從未想過必須為八九運動的正義性辯護。
但是，1999年10月出獄後的經歷，讓我越來越感到一個可悲的事實：強權恐怖、謊言灌輸、歷史歪曲、製造繁榮和利益收買的合力，已經成功地清洗了民族的記憶，真相被權杖遮蔽，記憶被謊言填充，常識被狡辯扭曲，良知被金錢收買。正如中共執政後，利用壟斷權力和意識形態灌輸，把中國近百年的歷史變成謊言一樣。親歷過八九的一代人大都不願公開談論六四，八九後一代的絕大多數對六四不甚了了，八九運動的正義性也在短短的十六年中，變得越來越晦暗不明。甚至，在大屠殺的主要責任人鄧小平死掉之後，在六四的主要受惠者江澤民、李鵬相繼下台之後，六四悲劇似乎已經過去，中共政權也似乎洗刷了罪責。
詆毀民運
在這種或自願或被迫的民族性遺忘中，負有主要責任的是經歷過八九運動的官民。首先，已經犯有大屠殺罪惡的中共政權，繼續著掩蓋罪惡、強制遺忘的罪後之罪；其次，八九運動的親歷者們，特別是那些當年的風雲人物，他們屈從於官方的恐怖和收買，以沉默、迴避、曲筆、甚至侮蔑來對待六四。
他們中有的變成大資本家，有的變成學術權威，有的變為當朝新寵。一些變成御用智囊的所謂精英，還發明瞭各種說辭來為大屠殺辯護。從”陰謀奪權論”到”激進主義論”，從”不成熟論”到”被利用論”，從”開槍不得已論”到”穩定高於一切論”，從”國情論”到”秩序論”，從”經濟優先論”和”威權控制下的漸進改革論”，從”民運精英不如中共精英論”到”學費成本論”……種種對八九運動的指責，眾多為大屠殺的辯護，魔術般地，把一場反抗獨裁和腐敗、要求民主自由的自發民眾運動，變成了受到少數人操控的陰謀；把和平、理性的運動描繪為激進主義的革命；把開槍殺人辯護成”不得已而為之”的無奈之舉；把對政治改革的要求指控為不合國情的超前行為，以至於，”民主將禍國殃民”的論調變成流行曲。
最精緻最具欺騙性的理論是，借用西方的”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之劃分，用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等歷史事件來論證”積極自由”的惡果，指控八九運動也是一種”積極自由”在中國的失敗實踐；甚至把五四運動與文革勾連起來，指責八九運動的學生們就是當年的紅衛兵；指責民運或持不同政見者是野心家，是境外反華勢力的走狗；最後，提出”不作為”和”政治缺席權”的犬儒哲學。
這樣，在六四後的中國，似乎”自由”不必去積極爭取，而只需無所事事地等待，自由就會像哈耶克論證的”自發秩序”一樣，自然而然地到來。而在歷史上，沒有幾代人的積極爭取，任何一個國家的自由制度都只能是幻想，即便是在”消極自由”傳統深入人心的英美，沒有”光榮革命”和”獨立革命”，也決不會有今天的自由制度。
“莫談國事”的傳統來自”不准議論”的權力蠻橫，它剝奪了民間的參與權利，必然消解掉人們對社會公益的個人責任的承擔。久而久之，人們連關注公共事務的意願和熱情似乎都失去了，完全退回到個人的風花雪月、時尚攀比或柴米油鹽之中。而民間的被迫退出，必然使作為最大公共事務的政治變成一小撮當權者的私家事務，公權力也就必然蛻變為權貴們牟取私利的工具。所以，從古至今，中國從來形成過政治的公共性，自然也就沒有基於公民責任的政治參與。而國人的政治參與，要麼是走頭無路時的揭竿而起，要麼是局面失控中的無法無天，要麼是官方操控下的合群自大，要麼是屈從於恐怖的政治冷漠。
淡忘歷史
在此意義上可以還說，官方的強制遺忘不值得驚訝，民間對重大公共災難的冷漠，才是中國政治的最大悲哀，也才是最令人痛心的人性現狀。事實上，對六四的遺忘，並非中華民族面對歷史的唯一恥辱，國人對本民族歷史上發生過的多次大屠殺都鮮有真實而具體的記憶。張獻忠屠川，八旗兵血洗揚州，太平軍血洗南京城，甚至對最為”政治正確”的南京大屠殺，當今的國人也沒有多少具體的記憶。
特別是中共治下的五十多年，強制性的遺忘和篡改已經使中國近現代、當代的歷史面目全非。50年代人，不知道中共曾經是蘇共操控下的中國支部，不知道中共早期歷史上的殘酷內鬥，不知道毛澤東是如何通過延安整風來確立黨內的獨尊地位，不知道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的真實歷史；60年代人，不清楚鎮反、三反五反、工商業改造、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歷史；70－80年代人，搞不清文革浩劫的真相，對八九運動和六四大屠殺所知寥寥。我相信，如果中共長期執政，新舊世紀之交的一代人，也不會知道法輪功是怎麼回事。
對於一個民族來說，記憶對遺忘的抗拒，首先是知識精英的良知對強權的抗拒。否則的話，我們非但無法把六四大屠殺的真相、進而把獨裁制度的罪惡變成民眾的歷史常識，也無法防止類似大悲劇的重演。難道中國曆史在專制下惡性循環的時間還不夠長嗎？
著名自由主義思想家阿克頓勛爵說：”自由是良知的統治得以成長的條件。自由就是讓良知來指導我們的行為，自由就是良知的主宰。”
在官方不准記憶、不准祭奠的壓制下，當自由還沒有到來，特別是當爭取自由的運動被暫時鎮壓下去之後，積極爭取自由就是良知的覺醒。民間雖然無法阻止官方對六四記憶的壓制、遮蔽和歪曲，但只要民間不屈從於官方的強制，起碼可以為苦難深重的中國保存真實的記憶，也就等於為未來的自由中國保存了人性的基礎。為八九運動的正義性辯護就是為普世的人權和良知辯護，見證六四真相就是為無辜死難者守靈並祈禱，用民間記憶抗拒官方的強制遺忘就是為中國人爭取自由的鬥爭、為我們這個歷盡苦難的民族，保存記憶和良知。
正是在這種只能寄希望於民間見證的背景下，天安門母親的頑強存在和不斷擴大，乃當下中國最高貴人性的表達。她們的見證，在呼喚著、激勵著中國民間的良知力量的同時，也在正告現政權的獨裁者們：在當今世界，滅絕人性的暴行決不能暢通無阻。盡管，獨裁者們握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主要的社會資源和制度化的暴力手段，而天安門母親僅僅是無權無勢的群體，然而，她們僅僅靠孩子的遺囑、靠親人們鮮血的滋養，靠她們自身的母愛、良知、勇氣，就為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保存了走向敬重生命和自由民主的希望。
如果說，八九運動和六四大屠殺需要紀念館，無辜亡靈們需要紀念碑，那麼，在還不允許建立紀念館和樹立紀念碑的當下大陸，天安門母親們的見證和尋找，就是在為紀念館和紀念碑的最終落成奠基。
（小標題為BBC中文網附加）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