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我們得了什么病(1)
提要：這种文化的邏輯中，政府的政策是個人行動唯一或最重要的根据。他們當然地認為，只要按照政府的政策去做，就理應而且肯定會得到回報，而根本不必顧忌這种行為是否違背理性以及是否触犯法律。他們無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原因很簡單，因為政府會對自己負責。值得指出的是，這种政府“全能”的迷信在中國證券市場的各种參与主體那里都表現的异常頑強。這种曖昧的一致性使得中國的投資文化發生了嚴重畸變。這种文化疾病，正是中國證券市場种种弊端的最深層的由來。
*李老板的老鼠倉
李老板長得又高又胖，天生一付老板的身材。但他穿著隨便，又慈眉善目，所以大家也就很少拿他跟大老板聯系起來，一般都親熱地叫他“李哥”。李哥人緣極好，屬于非常喜气的那种。
最能顯示李老板身份的，大概就是那台最老式的大得像磚頭一樣的摩托羅拉手机了。就是大家在香港警匪片上看到黑社會老大經常拿的那种。那可不是一般的象征。在90年代中期，拿著這樣一部手机，就意味著主人是最早發起來的那一批富人。
所以，在那個時候的深圳，人們還經常可以看到有人用這种又笨又重的家什來顯示自己的身份。不過，李老板大概不是這個意思，他是因為舍不得換。与李老板那輛破舊、打起方向來有點像干體力活的桑塔納轎車配在一起，我一直覺得，李老板在骨子里是很有點真正的企業家精神的。用我這個讀書人的眼光看，這當然是在中國社會中最為匱乏的一种气質。
李老板早年來深圳，擔任內地一家小型官辦公司駐深圳的代表，好像有一個什么辦事處主任之類的頭銜（這是當時官辦企業很流行的一种稱呼）。經過几年苦心經營，實際上無非搞點走私販私的名堂，李老板積累了一筆不小的個人財富。
腰杆漸漸粗了，擺脫“公有制”的想法也就慢慢強烈起來。這一方面是為了撇清干系，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公家實在也沒有什么油水了。加上李老板的以前干的那一行越來越不景气，李老板終于來到了股市。這是1996年年中。
李老板文化水平不高，初入股市只有听我們傳道授業的份。但李老板對讀書人的話是很警惕的，對于那些玄而又玄他不能理解的東西，他宁愿堅守自己的常識。經過多方求證之后，李老板買了“深發展”。這雖然与當時所謂“价值發現”的投資文化相一致，但還是遭到我們這些短線客的私下嘲笑。我們自認為在經驗和智力上都高李老板一截。
如同李老板的面相一樣，李老板的運气真是好極了。“深發展”幫他賺了大錢。看著深發展不斷拉出的陽線，心中暗數著股票帳戶上的財富增加，李老板長線投資的理念更加堅定了。雖然大家經常提醒他應該獲利了結了。但對李老板來說，“財富增加”的切身經驗比什么都來得更有說服力。
但李老板的運气沒有持續太長。那一年的冬天，《人民日報》的特約評論員文章讓李老板損失不少。這個時候，我們這些投机客的話慢慢對他發生作用了。不過讓李老板改變觀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李老板最終還是選擇在“深發展”上做被動的長期投資。
到了97年5月份，隨著深發展的股价創出了歷史最高价格，李老板的股市人生也達到了輝煌的頂點，而所謂長期投資也成為李老板在股市中的唯一信念。不過這個時候，李老板依然很謙虛，很誠懇。但看得出來，他的成功動搖了大戶室里不少人的信念。
接下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的。深發展步入了漫漫熊途。深發展每跌一點，李老板的財富就少一點，心里雖然很疼，但李老板還是用頑強的意志堅守著他的投資理念，并主動收集有利于維護這种投資理念完整性的各种信息。但很顯然，在那樣的市道中，李老板并沒有太多的事情可做。于是，在短線客忙完了之后，大戶室里突然安靜下來的時候，大家經常可以听到李老板沉重的鼾聲。這個時候的李老板已經成為大家善意取笑的對象。而營業部的經理則更是在背后罵他交易量太少。
李老板還是天天來大戶室睡覺。但漸漸地，李老板“福相”的臉上有了憔悴之色，開著車請我們出去到處吃飯的机會也少了，他好象開始在思考什么。
眾人還是依舊取笑他，但隨著李老板財富的遞減，取笑的聲音也逐漸微弱。
在經過漫長的煎熬之后，終于有一天，李老板大徹大悟了，他開始特別相信消息了。我們并不确切地知道，李老板的醒悟的具體過程。但人們發現，李老板經常很神秘地跟据說是一些重要的人物打電話，也經常打听來一些消息。李老板交游極廣，上至證券公司的老總，下至江湖神漢。我就見過一位他稱為師傅的但誰也不知道什么流派的佛教朋友。沒有人知道這位朋友是否真是高僧，但李老板似乎很崇拜他，大家也一致認為，這家伙比李老板長得還要像“佛”。有意思的是，這位師傅也經常給他弄點消息。不過對于這類消息，大多數人也就是一笑置之。
李老板的電話明顯多起來了，他那大磚頭手机刺耳的振鈴聲經常把我們從“盤”中惊醒。
每當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笑著問：又有什么消息？
但工夫不負有心人，李老板消息的“威力”終于把我惊呆了一次。
那是1998年4、5月份，本人由于看好VCD的火爆而買進的廈新電子，在經過好几個月的套牢之后終于解套了，于是毫不猶豫的悉數平倉出局。但令我吃惊的是，李老板卻在我賣出的同時以16元重倉買進，而且還在18元以上繼續加碼。憑我當時對這只股票以及對后市的判斷，我覺得李老板肯定要吃一個大套。但奇跡發生了，廈新電子成了當年最牛的股票，李老板几乎也在接近40元的最高价格出貨。
几個月之后回深圳，李老板向我道出了原委。
原來，操盤手的密友知道了廈新電子即將被爆炒的絕密消息。但這位密友沒有本錢開老鼠倉，只好找到了李老板。他与李老板達成協議，讓李老板出錢幫他買一些廈新電子股票，贏利全部歸那位密友，出貨后再將本錢還給李老板。作為回報，他將這個消息告訴李老板，并允諾在出貨的時候告訴他。李老板自然是大買特買，快樂地開起了他的老鼠倉。經過廈新電子一仗，李老板的投資觀念發生了劇變，從一個糊涂的長期投資信徒變成了一個只相信老鼠倉的精明人。看來，李老板在對中國股市的理解上又上了一個層次。
在中國股市中，听消息、傳消息的人很多，但能夠開老鼠倉的人則是極少數幸運儿。因為這几乎是制胜的唯一法寶。開老鼠倉比打听消息可能只高出一個級別，但卻是高出了最關鍵的一個級別。它甚至比做庄本身還要穩當得多。
离開李老板的日子已經很久了。听朋友說，在2001年秋天李老板又在“九江化纖”上開了一個不小的老鼠倉。我連忙打開圖形看，想追蹤一下老朋友的發財蹤跡。不過這一次李老板好像沒有那么幸運，九江化纖連續的跌停讓李老板輸得很慘。朋友末了開玩笑說，李老板最近直嚷嚷著要破產，深圳呆不下去了要回老家了云云。這當然有些夸張，但對李老板的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老鼠倉迷信”卻肯定是一個打擊。我真的不知道，李老板下一步該相信什么了。
股市里充滿了快樂，但也充滿了痛苦。但不知道那一种感覺更真？股市似人生，人類智慧的有限性，決定了我們在股市里的前程是無法被計算的。
所以，人在股市，大家還是偷著樂吧。
*1500點祭
1500點政策底被破，是中國證券市場歷史上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事件。值得大書特書。
何故？“政府”之失敗，市場之胜利也。撇開那些已經成為這場慘烈戰役犧牲品的投資者的感情，所有的市場主義者都有理由為此擊掌歡呼。
翻開中國證券市場的歷史，你會發現這是一部赤裸裸的政府干預史。政府干預几乎滲透到市場的每一個方面，每一個環節。無論是包裝上市，還是摘牌退出；無論是利潤操縱，還是虛假重組，我們都可以看到那只自詡為“理性”之手的操控。自然，大盤行情本身也無法逃脫這种操縱。不幸的是，在中國證券市場過往的記錄中，這只手百戰百胜，未有敗績。這不僅膨脹了操縱者的狂妄，也強化了被操縱者對操縱者的膜拜和依賴。而“5‥19”行情正是在這兩种畸形心態的共振之中所產生的一次“非理性狂熱”。雖然到目前為止，市場的崩潰還未有結束的跡象,人們還很難完全清理這一次“非理性狂熱”的災難性后果。但我們現在就可以宣布的是：這是一次失敗的操縱，操縱者和被操縱者都已經并將繼續為此付出巨大代价。
在种种被利益所遮蔽的輿論紛擾中，弄清這一次崩潰的原因是很有必要的。這是因為，這是一次清掃中國投資文化的難得契机。不如此，政府和投資大眾兩方面就很難從痛苦的“經驗”中吸取正确的教訓，确立對市場的尊重和敬畏。
在許多似是而非的輿論那里，本次股市崩潰是由于政府的反向干預所造成的。這种反向干預可以歸結為兩個主要方面，一是加強監管，二是國有股減持。我們先來看監管。拋開監管在道義及法理上的正當性不論，單從邏輯上說，監管也不是本次暴跌的主因。從“5‥19”行情到去年6月，大盤漲幅已接近翻番，許多個股上漲更是几倍有余。庄家兌現是遲早的事，即使是那些身陷泥潭、舉著扛鈴的庄家，其斬倉出局也是可以預料的事情。在股价嚴重脫离上市公司基本面的情況下，庄家与跟風者的結盟只能是短暫的，因為對跟風者的屠殺是庄家唯一的獲利手段。沒有監管，這种零博弈關系不僅不會消失，甚至會變得更加殘酷。監管的到來不過是加速瓦解了這种本來就虛假的“親密關系”。所以，監管頂多也只是提前了暴跌的時間，而決不是暴跌的理由。
不管有多少人在心里將這次暴跌委過于監管，但正如前述，監管畢竟具有道義和法理上的正當性，于是，“國有股減持”便成為人們泄憤的替罪羔羊。我們贊成這樣一种觀點，即目前的“國有股減持”方案具有強烈的剝奪色彩，是非常不道德的。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國有股減持”好不好是一回事，是不是市場暴跌的原因則是另一回事。一個簡單的算術是，每年新增的200億元流通量難道會對這個1万多億流通市值的市場產生如此大的殺傷力嗎？如果是，那么為什么在2000年及2001年上半年，在增加了几千億新股流通市值的情況下，市場還會牛气沖天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假如不健忘的話，我們應該記得，在國有股減持方案最初出台的時候，一些有心的輿論是將它作為利好來炒作的。市場還為此狠狠地炒作了一把所謂“國有股減持“概念。退一步說，就算是“國有股減持”方案是造成暴跌的元凶，那么在證監會暫停了“國有股減持”方案之后，這個理由也已經不再存在，為什么市場還會暴跌如許呢？可見，眾人皆曰該殺的“國有股減持”并非是罪魁禍首。借机說事者不過是項庄舞劍，意在沛公，逼管理層放松監管或出其它利好而已。
回顧2001年的市場，除了上述兩個因素之外，政府沒有出台任何實質性影響資金供求的利空政策。相反，政府還适時推出了諸如開放式基金等多項利好。其實，在任何一個常識健全的人看來，這個市場暴跌的理由實在不胜枚舉。如此高的市盈率，如此多的假帳公司，如此“黑”庄家和机构投資者，如此缺乏基本職業道德的中介机构，如此不穩定的政策。這些難道還不是暴跌的充分理由嗎？由此看來，引發2001年暴跌的是市場自身的力量，是一次再正常不過的市場回歸。將暴跌解釋為政府的反向干預完全是心理學所說的“歸因偏差”。就像自己在高速公路上亂闖被車壓死，非要說被仇家謀殺了一樣。
那么，投資者為什么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健全的常識，而一定要委罪于政府的反向干預或操縱呢？依我之見，其中有兩個原因，一是投資者的常識的确出現某种錯誤，他們真的認為政府的反向操縱引發了市場暴跌。在這些投資者眼中，政府是無所不能的，想讓大盤上就上，想讓大盤下就下。這种常識的扭曲被政府一次次成功的干預所強化。算是投資者對中國政府的一种适應性預期。第二個可能原因是，投資者“故意”讓政府承擔責任，引誘政府在內疚心理的趨迫下出利好救市。但不管是前者還是后者，都有一個前提假設，那就是政府是有能力操縱至少是調控股市的。他們天真地相信，只要政府改變干預的方向，他們就可以解套甚至贏利，而政府的能力在他們那里似乎從來就不是問題。這种對政府能力的絕對信任的心理其來有自，源遠流長。
中國改革20年，經濟進步不小，但國民性的改造卻原地踏步。換句話說，今日中國之國民性依舊停留在計划經濟時代，与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公民文化相距甚遠。這种以極權主義文化為基礎的國民性的一個典型特征就是：自我負責精神的嚴重缺失。在這种文化的邏輯中，政府的政策是個人行動唯一或最重要的根据。他們當然地認為，只要按照政府的政策去做，就理應而且肯定會得到回報，而根本不必顧忌這种行為是否違背理性以及是否触犯法律。他們無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原因很簡單，因為政府會對自己負責。正如中國股市中那句荼毒甚廣的股諺所言：戴花要戴大紅花，炒股要听党的話。這句完全漠視證券市場基本規律的格言能夠走紅本身就說明，中國證券市場的投資文化已經發生嚴重畸變。然而，作為分散和無組織的個人，投資者只是文化的被動适應者，他們無力也不可能去主動改變這种文化。維持并強化這种文化的，恰恰是政府。正是政府一次次以其粗魯的行政干預力量強化了投資者對政策的依賴。如此，政府的理性便輕而易舉地取代了投資者個人的理性。投資者對政府政策不假思索的響應，雖然可能有助于政府某些短期目標的順利實現，但卻可能對政府的長遠計划造成致命的傷害。放眼中國漸進改革的全過程，中國證券市場不過是政府這种机會主義心態一個縮影罷了。用證券市場的術語來表達叫做：短炒。令人困惑的是，政府在迷戀于這類明顯具有飲鴆止渴色彩的頻繁“短炒”的同時，卻對中國證券市場致命的制度性缺陷視而不見，比如全流通問題，比如外部的法制建設問題。仿佛机會主義就是一切，就是未來，沒有什么比成功的市場操縱讓政府更有快感了。自我膨脹必然導致悲劇性的冒險。“5‥19”行情就是這种自我膨脹從而最后導致妄想狂的一個邏輯結果。然而，這一次政府不僅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它的敵人。市場之手終于為政府祭出了這杯釀造已久的苦酒。
但政府似乎并不愿吞下這杯苦酒。眼見自己一手炮制的“人造”牛市即將陷入絕境，在沉默了一年多之后，政府又一次故伎重演，出面救市。這一次救市雖然多少有些被迫，但仍然表現了政府對市場那种一貫的傲慢和對政府責任固有的迷亂。否則，我們很難解釋，政府會冒險賭這一把。
与以前的歷次救市相比，政府這一次不事張揚的救市，在力度上卻是空前的。對此我們有必要稍做回顧。
在2001年10月22日，當上海綜合指數跌至1514點的時候，證監會出台政策，暫停“國有股減持”方案。市場為之大漲，創下大盤漲停的瘋狂紀錄。但好景不長，利好很快被耗盡，11月15日財政部只好再次發布利好，宣布大幅降低印花稅。有意思的是，在國有股減持方案上多有分歧的證監會与財政部這一次卻非常一致。一前一后，在不到一個月之內，聯手推出兩項實質性利好。由此可見，1500點不僅是證監會的底、財政部的底，也是國務院的底。道理很簡單，只有國務院才能統一這兩個部門的意見。所以將1500點看做政府必守的指數底線是非常准确的。對于這一明确的政策信號，許多市場中人的本能反應就是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建倉，至于是否能夠賺錢則是完全不必要的杞人懮天。值得一提的是，元月11日，當大盤即將第三次跌破政策底的時候，證監會對一則流傳并不廣泛的所謂謠言出面辟謠，說新的國有股減持方案仍未确定，一定要爭取多贏云云。雖然這次辟謠不動聲色，但我們仍然可以察覺到證監會對政策底悉心呵護的程度。由此觀之，那些指責政府不護盤甚至砸盤的人，實在是錯會了政府的苦心。政府不僅沒有做空，反而一直在默默做多。但此一時，彼一時，市場最終還是以暴跌的方式無情地擊穿了政府精心維護了兩個多月的政策底。畢竟，市場已經長大了，它已經被賦予了自己的力量。對它的任何漠視和僭越，無論是出自政府、庄家，還是普通投資者，都將遭到這种巨大力量的懲罰。在市場的力量面前，所有的自負都變得如此可笑。政策底的破滅，就是有力的佐證。
看一看政府手中剩下的牌，我們就會發現，對于1500點的防守，政府實在是有心無力。正所謂：無可奈何花落去。
雖然，我們無法樂觀地認為1500點政策底被破，就是中國證券市場与政策市的最后訣別，但巨大的代价畢竟教育了人們，尤其是政府。想到管理層高喊了10余年的投資者風險教育，我突然覺得既悲哀又滑稽，其實，在我們這個市場中最應該接受風險教育的，是政府。因為正是政府塑造了一個關于自己的神話，從而從根本上毒害了中國證券市場的投資文化。現在，是所有人直面市場的真實面目，消解這個神話的時候了。
隨著政策底無可挽回的崩潰，被埋在這座馬其諾防線廢墟之下的，不僅是被操縱者的財富以及根深蒂固的政府迷信，還有操縱者自己的信譽。然而，只要市場參与者都能夠記住一
這种以集權主義文化為基礎的國民性的一個典型特征就是：自我負責精神的嚴重缺失。在句网友的評論——“政策底有多銷魂就有多傷人”，那么，這次遲到的崩潰就可能成為我們這個市場新生的机緣。是為祭。
*政策：有多銷魂就有多傷人
觀察家們已經注意到，自2001年中中國股票市場暴跌以來，中國證監會辟謠的次數越來越多，頻率越來越高。從國有股減持到指數期貨，從外資全流通到三板問題，證監會几乎每說一次話，就要忙不迭地跟著辟一次謠。昔日威風八面，被廣大投資者視為真神的證監會如今卻被折磨得疲于奔命，狼狽不堪。以至于證監會的一位負責人在媒體上大嘆苦經：為什么證監會的每一項政策都會被人誤解？當然，誤解是假的，市場從來就沒有誤解過證監會。但市場處于不斷下跌之中，投資者要尋找出气筒，證監會自然就成了最好的泄憤對象。正如那句油嘴滑舌的歌詞所唱到的那樣，“所有的憤怒都由證監會扛”。在中國全能政治的詞典中，政府是至高無上的權威化身。除非吃了豹子膽，哪個敢在媒體上如此明目張膽的罵政府主管部門？但證監會卻在這個地方開創了歷史。不僅挨罵，而且持續地挨罵；不僅持續挨罵，而且被罵得六神無主、自打耳光（經常改變政策），這倒是破天荒地新鮮事。但證監會畢竟是一個博士如云的地方，素質涵養都高人一頭。明知代人受過，卻也只能忍气吞聲，頗有點民選官員的風范。一點都不夸張地說，在所有中央級政府主管部門中，中國證監會雖然是學歷最高、用心最苦，但卻是積怨最大，挨罵最多的。其逆來順受“苦命”的公眾形象，在讓人同情之余，更讓人有几分“人民公仆”的感覺。不過，11月20日這一次，證監會終于沒有忍住，爆發了。
原因是11月20日、21日兩天，深滬股票市場連續大跌。在下破1500點政策底部之后，進一步跌破1400點，全年1339點的最低位岌岌可危。這兩天的下跌被證監會歸咎為有些人曲解了周小川前兩天在香港的講話，并大肆做空的結果。在這個講話中，周小川表示要通過繼續增發大盤藍籌股來穩定市場，而不是采取停止新股發行的消極辦法。平心而論，作為市場的參与者，我們絲毫也沒有察覺到市場下跌跟周小川的講話有什么關系。在我們看來，這兩天的暴跌非常正常，完全在趨勢和預料之中。許多人甚至是在證監會辟謠之后，才知道周小川有這個講話的。也就是說，在證監會辟謠之前，并沒有人造謠，至少這個謠言的擴散程度并沒有達到嚴重影響股市走勢的地步。對證監會的講話市場存在各种理解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證監會竟然堅信，是因為謠言以及謠言的傳播才導致了市場的暴挫。不僅如此，一向溫文爾雅的證監會這一次擺出了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架式，揚言要追究造謠者的責任。果不其然，在強大的“政策”攻勢下，有人出來招供了。就在證監會發出謠言“追查令”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22日，今年以來一直風頭甚勁的《國際金融報》出來承認錯誤了。在這篇道歉聲明中，《國際金融報》說自己曲解了周主席的講話，產生了負面影響，并為此道歉。不過，只要對比《國際金融報》与香港當地主流財經報紙對同一講話的報道后，就會發現《國際金融報》的報道与事實相去不遠。換句話說，《國際金融報》在市場的敏感時刻當了替罪羊。至于《國際金融報》道歉是不打自招，還是因為“刑訊逼供”所至，并不是我們所關心的問題。我們關心的是，為什么會在長達一年半的時間中忍辱負重，而這一次卻在這件事情上小題大做呢？原因恐怕要從“十六大行情”說起。
中國證券市場是一個具有濃厚中國特色的證券市場，就像逢年過節要有所“表示”一樣，在“十六大”如此重大的事件之前，股市漲一漲表示一下熱烈祝賀之意也在情理之中。實際上，中國的投資者實已經早就習慣了這种特色，雖然他們似乎從來沒有在所謂的“慶祝行情”中賺過錢。但這一次的慶祝行情卻与往年的很不相同。這不僅是因為“十六大”比任何其他事件都來得重要，更因為股市經過長時間的熊市已經是奄奄一息，弱不經風。一方面是必須護盤，另一方面卻是有心無力。對于一個必須對漲跌負責的有中國特色的證監會來說，這實在是一個非常艱難而痛苦的選擇。所謂特殊時期要有特殊措施，于是我們就看到了自去年以來中國監管當局最為明确的一次行政干預行動。就在那几天，我們听說了一個惊人的消息，券商等金融机构接到指示被要求全力護盤。起初我們還以為這是被套主力慣用的那种伎倆，沒有放在心上。但后來的事實卻證明，我們的判斷完全錯了。因為有券商朋友明确告知，他們已經被限制賣出。這個消息讓我們不得不相信确有其事。顯然，這已經不是什么護盤了，而是孤注一擲的霹靂手段。這雖然与我們對本屆證監會非常市場化的印象相反，但在邏輯上還是容易理解的。畢竟在當今的中國，無論多有多么良好的市場化的主觀愿望，證券監管當局仍然被迫承擔著調控股市漲跌的責任。這一點，我們在2001年以來監管當局出台的空前多的利好政策中可以看出。許多投資者一直將市場下跌的原因歸咎為證監會的打壓，但這一次護盤行動證明，他們不僅錯怪了證監會，而且完全是恩將仇報。中國證券監管當局不僅一直小心呵護市場，而且一直在以看不見的方式甚至是赤裸裸的行政措施維護股市。然而，市場就是不領證監會的情。在刻意選擇十六大當天放出QFII這個重大利好之后，市場的漲勢僅僅維持了一天，便開始猛然掉頭向下。利好出盡勢利空雖然是一個常識，但QFII的效果如此蒼白實在是出乎我們最悲觀的預測。不僅如此，市場還在隨后几天的交易中，又一次擊穿用無數利好政策堆積起來的1500點政策底，直奔新低而去。正應了那句老話：屋漏偏逢連陰雨。此情此景，怎不叫一直忍辱負重的證監會英雄气短，“惡”從膽邊生呢？一貫受气的證監會現在要反過來尋找出气筒了。于是，撞在證監會气頭上的《國際金融報》成了冤死鬼。當然，如果我們以為證監會這一非常之舉，僅僅是為了出气，那就太低估證監會的雅量和良苦用心了。作為一群對證券市場相當熟悉而且具備寬闊國際視野的管理者，證監會深知，在沒有利好政策可出的情況下，消除利空就等于利好。這大概就是證監會頻頻采取辟謠手法來維護市場的原因。這种手法，在中國證券市場一年多的熊市實踐中監管當局已經反复使用過多次。國有股減持從暫停到最終被明确停止所引發的市場沸騰就是明證。聰明的監管者多少從這几次對市場進行的心理學試驗中獲得了某种啟示。雖然我們宁愿相信，他們并沒有把市場的長治久安寄托在這种調整預期的手段上，因為這种手法的最終效果，已經在所謂“6‥24”行情的徹底幻滅中而彰彰明甚。才高志大的證監會不可能看不到這一點。祭出這個手段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在國有股減持徹底停止之后，管理當局的政策倉庫中，已經囊中羞澀，利好無以為繼。所以，我們就看到即便是那個國有股減持的利好政策也是掰開分兩次用，先是暫停，然后再停止。個中窘迫，絕非對利好政策望眼欲穿的投資者所能體察。
在經歷了10多年的發展后，在絕大多數投資者眼中，政府的力量依然是無所不能的。直到最近几天，還有一位投資者言之鑿鑿与我打賭說：只要政府發一篇社論，股市就立即可以上去。為了證明他此言不虛，他甚至模仿《人民日報》的口气擬好了社論的題目。堅信不疑的神情中夾雜著一絲對熊市的迷惑和對利好政策的渴盼，這讓我既震惊又悲哀。的确，我很難理解，為什么在經歷了如此慘痛的熊市洗禮之后，我們的投資者怎么還會對政府能力如此迷信。我更難理解，在經歷了10多年的發展之后，我們這個證券市場，為什么還會留下如此深厚的政府烙印。遠遠看去，那就像是一枚碩大的印章。上面似乎寫著：未經允許，市場不得隨意波動。
不過，誠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從毫無節制的濫發利好，到利好省著用，再到以消除利空為能事，中國證券監管部門的政策手段正在發生某种值得注意的質的轉變。在這种轉變中，一方面是市場自發力量的日長夜大，另一面則是政府力量在這個市場中遭到的無情剝蝕。那一枚法力曾經無遠弗界的圖章正在迅速退去它的光環，淪落為一枚徒增笑柄的橡皮圖章。政策一言“興”市的時代正在成為過去。
与許多人的印象相反，中國證券市場并不是一開始就是現在意義上的政策市。就其早期地方政府主管，主要由民間參与的特點來說，中國證券市場甚至是中國要素市場中最具民間特色和市場精神的地方。這种自發市場的特色在尉文淵被戲稱為“中國最大的處長”之后的90年代中期開始蛻變。在這個戲稱中，我們很容易找到中國股票市場蛻變的關鍵原因，那就是中國股票市場影響力的日益擴張。在這种情況下，更強大的力量以政策的名義開始魚貫而入。由于所有這些政策都寄身于當代中國股市兩個最不容挑戰的主題（一曰發展，二曰監管）之中，其合法性可想而知。于是不幸也不可避免的結局出現了：證券市場變成了政府的政策工具，而不是投資者自主投資的場所。中國證券市場的政策市本質由此抵定。這個分野在中國證券市場的歷史上相當關鍵。由此為起點，政策的幽靈在中國證券市場中開始頻繁出沒。這個不祥的發展在“5‥19”行情中達到了極其荒謬的頂峰。在那一刻，中國股票市場被政策的強大慣性挾持著并不斷地刷新“歷史”，所有的人都為自己能夠躬逢這段“一支獨秀”的歷史而激動得發抖。愚昧和瘋狂的情景讓我們不由得想起40年前出現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大煉鋼鐵”，所不同的是，上一次捐獻的是家中的鐵鍋，這一次捐獻的則是家中的儲蓄；上一次是為信仰，這一次卻是為了利益（這似乎是唯一的進步）。讓人奇怪的是，40年過去了，這個民族為什么還會在民眾与政府兩個層面上表現得如此幼稚？或許，我們根本就沒有好好記錄過那些同樣讓人發抖但卻是悲劇得讓人發抖的歷史？中國證券市場的現實明确顯示，因為“激動”而導致最后休克的歷史正在重演。有人計算過，以現在1400點的指數計，中國股票市場的价格水平已經与“5‥19”行情之前無异。這就是說，用數万億資金堆砌起來的巨大牛市，實際上只是水中月，鏡中花。這個迅速兌現的“現世報”，不僅讓政策制訂者失望，也讓絕大多數以為可以分得一杯羹的投資者失望。當然，對后者來說，教訓可能更加刻骨銘心。因為与前者相比，他們損失的是實實在在的金錢。所謂“政策有多銷魂就有多傷人”，那些在“5‥19”、“6‥24”等形形色色的政策狂歡節中縱情銷魂的投資者，現在應該比所有人都更懂得這個道理。然而，政策所傷的僅僅是投資者嗎？普遍的信任乃是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社會資本，經濟學家不懂或者故意不懂這個道理可以，但決策者不懂恐怕就要貽害久遠了。在這個意義上，“5‥19”人造牛市中受傷最深的大概就只能是我們這個社會了。這种由于信任腐蝕而導致的社會傷害，因為另外一個正在浮現但并不容易察覺的后果，而變得日益深重。我們特別想指出，牛市雖然是虛幻的，但財富的轉移卻不是虛幻的。那些看上去在牛市中已經灰飛煙滅的財富（由銀行資金、公共財富以及中小投資者的損失构成），實際上已經被巧妙的轉移到了另外一部分人手中。他們是在人造牛市中唯一能夠銷魂到底的贏家。在一個權力推動的經濟體系中，強大的政策干預所導致的后果只能是：它服務于也僅僅服務于能夠影響政策制定的權力貴族和權力掮客。中國股市政策市的內在本質在這里崢嶸突現。感謝這個虛幻的牛市，它又一次讓我們有机會對一條古老的真理溫故而知新。這是“5‥19”人造牛市給中國證券市場（當然不僅僅是中國證券市場）的留下的一批丰厚遺產。還有什么比親身體會到的切膚之痛更讓人記憶深刻呢？
無論從哪個方面看，中國證券市場“5‥19”之后的狂飆突進，都像是被所謂“利好政策”的激素所催生出來的古怪品种。在這种意義上，我中國證券市場市場患有嚴重的“利好”依賴症，就像一個對“利好”上癮的癮君子。不僅對劑量的要求越來越大，而且一旦离開，就可能一病不起。同樣的邏輯，對我們這個市場來說，沒有利好就是利空。看看管理層手中還剩下的利好牌，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擔心：等待這個市場的是不是漫漫長夜？但愿我們在這篇文章發明的新的“測市”方法，不要成為現實。不過，我們還是要提醒那些苦苦等待著利好政策的投資者，曙光可能還遠遠沒有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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