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刀刃上的舞者
提要：中國金融體系的改革，在最近的10多年中，根本就了無進展。其中所蘊含的巨大風險，并不是犧牲一批甚至是一代金融人所能夠化解的。當然，我們愿意相信，金融改革的遲滯并不是金融本身造成的，隱身于金融體制之后的，還有更具壓迫性的體制力量。
但愿，朱小華、王雪冰等將是中國金融改革拂曉前的最后一批罹難者。而實際上，朱小華們——這批因改革而聲譽鵲起的年輕金融家們，如流星般的紛紛墜落，已經急切地昭示：中國改革已經走到了無可彷徨的十字路口。
*金融家命運啟示錄
海南：失敗的突圍
河豚，一种劇毒魚類，主要產于長江入海口一帶，需要經過有經驗的廚師經特殊方法烹飪方可食用。在江南，每年都有人因為食用河豚而喪命，但由于其味道鮮美，食客們仍前赴后繼，趨之若。
上海某郊縣，一群朋友圍坐在一起准備吃河豚。其中一位性急，舉筷欲先嘗其鮮，另外一位連忙阻止說，“還是我先來，万一有什么事情還可以為我們家留個香火。”說這話時，這位男子表情悲涼。
這位男子就是李建民，原海南賽格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總經理。而那位性急者則是李的弟弟。其時，作為海南信托投資公司中的后起之秀，海南賽格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被最終關閉的命運已經注定。接下來的，將是一連串的清算。對于近在咫尺的牢獄之災，李建民肯定已經心知肚明，唯一不能确定的，是這場牢獄的期限。此情此景，也難怪這位曾經在海南金融界叱吒風云的人物，在席間大發悲聲。
听聞這個故事几個月之后，賽格信托案即告宣判：李建民被一審判刑3年。這項判決還同時判處李的兩位助手万善頤、阮慶生有期徒刑2年半。 這項由海口市新華區人民法院做出的判決稱，在1997年到1998年，“海南賽格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未經國家主管部門批准，采取超額發行、重复發行、變相發行的手段，擅自發行公司債券，數額巨大，后果嚴重，其行為已构成擅自發行公司債券罪。”
雖然我們無法詳細索解賽格信托案的真實內幕，但可以肯定的是,李建民及其同事所重复的不過是中國金融界近年來一再發生的故事：利用模糊的規則打擦邊球──這實際上也是中國金融乃至整個改革一直沿用的核心潛規則。對于這個終于到來的判決，李建民應該感到慶幸，因為它畢竟沒有与具有強烈政治化色彩的腐敗聯系起來。而這种特殊勾連在我們見過的金融案件中几乎成為一种慣例。如果是那樣,李建民面臨的指控將會嚴厲得多。
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李建民并不知名，但對于海南，對于中國的金融改革，2002年8月由海口這個區級法院所作出的判決，卻具有十足的象征意味。這意味著，作為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海南，正在悄悄地了結那場轟轟烈烈但卻十分尷尬的巨大實驗。事實上，早在1993年南方地產泡沫的破滅的時候，海南的正劇就已經落幕。這場由海南發端然后又迅速燃及整個南方的地產狂熱，差一點就導致了一次金融崩潰。据說，由于當時全國各地的資金爭先恐后加入南方的地產炒作，許多內地銀行都瀕臨關門的危險。相信，親歷過那場狂熱的人們，都不會怀疑這种說法的真實性。當時中央銀行頭寸的緊張狀況，為1949年建政以來之僅見。面對這种緊急情況，當時主政經濟的中央領導人情急之下發出了“抓一批、判一批、殺一批”的指示。這也最終導致了從1994年開始的新一輪金融改革。從那個時候開始，在中國20多年的改革史中，海南即成為一個無人問津的遺跡，一個“其興也勃，其亡也忽”典型案例（歷史現象）。而最近几年陸續曝光的海南金融案，不過是那個時代就已經撞擊出的歷史回響。令人扼腕的是，這些回響大多是以當年英雄們的個人悲劇形式出現的。
現在的青年們已經很難體會到海南當年那种獨特的精神魅力了。在他們眼里，海南不過是一處美麗的海濱度假地，那里不曾發生過任何惊天動地的故事。而對于我們那一代青年，海南簡直就是一個圣地。正如抗戰時期的延安，海南也曾經引發了中國改革之后最大的一次人口集中遷移，其主體成份也同樣是青年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經歷了80年代啟蒙運動的一代理想主義青年，在遭遇到突如其來的幻滅之后，將海南這個帶有神秘色彩的邊陲海島當作他們理想和激情的避難之地。于是，“到南方去！”，成為那個特殊時代最富魅力的選擇。能夠准确刻畫這种魅力的，是我一位朋友的例子。這位從小到大都小心謹慎的上海孩子，在大學畢業分回上海一年之后，也被猶猶豫豫地卷入了去海南的潮流。在海南一個洗錢公司干了一年多之后，這位朋友還是做出了現在看來非常聰明的決策，重新回到了上海。現在，我的這位朋友早已經當上了上海一家老牌四星級酒店的老總，其時不過32歲。而那些死守在海南的同學們，許多仍然在海里艱難地漂著。
客觀地說，這批青年人對海南的沖動是非常复雜的，其中既夾雜著強烈的政治熱情，也包含了強烈的經濟企圖。所以，在90年代初期匯聚在海南巨大的喧囂中，有一种聲音一直不愿隱退，那就是：不僅要將海南建成中國的經濟特區，還要將海南變成中國的政治特區。這樣的人口成份与這樣的信念，构成了海南獨樹一幟的改革模式。當時對海南很經典的一個概括是，深圳是西化的，但海南是中國的。對深圳的概括未必准确，但對海南的描述卻非常到位。的确，海南是中國的，這不僅是指海南的主要經濟成份是中國的，更是指海南獨特的氛圍：它是由一群帶有鮮明時代烙印的青年知識分子构成的獨特世界。在那里，一群怀抱強烈企圖心的青年知識分子以一种理想主義的姿態塑造著他們自己的獨立王國。實際上，活躍在當年海南風云際會的舞台上的，正是這批急欲突圍的年輕人。中國的特區大多選在傳統行政體制控制能力比較薄弱的邊遠地區，深圳如此，海南亦复如此。此种原由，也為這些急于成就事業的年輕人提供了更多個人發揮的空間。但現在看來，海南并不具備成為任何一种特區的基本條件。海南，對于這批年輕人來說，只是一個災難性的歷史誤會。這种歷史的誤會注定了，海南的輝煌將是短暫的。這一點在海南金融業上表現得尤其明顯。
在中國所有的經濟領域中，中國金融業的改革是最為滯后的。這雖然与金融業的特殊敏感性有關，但最主要還是受制于中國改革具有強大慣性的總體模式。出于這樣的原因，在1994年之前，中國金融改革采取了与其他領域一樣的所謂雙軌制模式，信托業就是當時并立于傳統金融體制之外的最大一根“軌道”。雖然從1979年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成立開始，中國信托業几經整頓，并最終在這几年被徹底“推倒從來”，但在那個時期，信托業無疑是中國金融體制改革最“繁榮”的一個領域。換句話說，信托業是中國金融領域的一個最大的“特區”。兩個特區加在一起，海南的信托業自然就成為“特區中的特區”。這种特殊的土壤，造就了海南信托業空前絕后的榮景。据我們統計，海南信托業全盛時期，海南的信托投資類公司竟然達到21家之多。這個數量讓几乎所有的省份都瞠呼其后。在那時的海南，信托業就是金融業，金融業即是信托業。就連海南在1995年成立的唯一一家地方商業銀行──海南發展銀行也是由五家當地的信托投資公司合并而成。信托業當時在海南舉足輕重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然而，如此多信托投資公司擠壓在這個沒有任何產業基礎，沒有任何地緣經濟优勢的狹小孤島上，其生存空間可想而知。不過，有了這一批極富想象力和充滿激情的年輕人，奇跡是遲早要發生的。當時海南流播甚廣的一句語錄非常貼切地表現了這批青年知識分子旺盛的企圖心：沒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于是，海南的特區之“特”（可以炒賣地皮）与信托業的金融之“特”（可以大量融入資金）開始同時發揮作用。在資金大量聚集但又沒有任何資源可以依憑的情況下，腳下的土地就成為唯一可以下注的籌碼，一場史無前例的地產炒作“會戰”就此登場。在海南及北海炒地最狂熱的1992年，許多生怕錯失机會的外地炒家，經常是直接駕駛裝滿現金的小車奔赴目的地。由于擁入的資金太多，當地銀行的營業部經常出現10元面額的鈔票（那時候還沒有百元大鈔）堆積如山的情形。這些地處邊遠銀行的職員經常發出的一個疑問是：從哪里冒出來這么多錢？以現在的眼光看，那絕對是一場想象力与勇气的比賽。但在那個時候，已經沒有任何東西能夠約束這幫年輕人,商業經驗的蒼白和對經濟的淺薄理解都不能构成障礙。在他們面前，只剩下輝煌的個人成就和豁然洞開的金錢誘惑。這一刻，海南如流星般短暫的輝煌及日后綿綿不斷的痛楚同時鑄就。而這其中，海南信托業居功之偉。在海南地產最狂熱的時候，一位海南信托業的聞人曾經气壯如牛地發誓：要將海口所有的地皮都買下來。這句今天看上去無論如何屬于商業噱頭的豪言壯語，在當時卻十有八九是發自內心的。其中底气來自海南信托業早期的巨大成功。在早期的地產炒作中，海南信托投資公司憑借其資金优勢大發橫財，資產規模在短時間內急劇膨脹。一時間，那些導演這些天方夜譚的金融家們，個個變成了點石成金的英雄。海南滾燙的土地上到處都有這樣的傳奇人物。筆者的一位好友當時曾經供職于海南省信托投資公司，他不止一次地向我提起這家只有1000万注冊資本的公司在短短几年中快速發跡的神話，語气中充滿羡慕与景仰。而讓這個神話特別具有誘惑力的，是因為創造這些神話的，竟然是几個与我們几乎同齡的年輕人。顯然，這并不僅僅是海信的神話，而是整個海南的神話。由海南信托業為主力所創造出來的表面繁榮一度被譽為“海南”模式，并在全國廣受推崇。在一段不短的時間中，海南曾經作為与傳統體制完全相反的另外一極而受到人們的頂禮膜拜。本人曾經親眼見識過90年代初期上海商人對海南金融人的畢恭畢敬。當我上面提到的那位朋友奉命在滬上籌備第一家證券營業部時，上海當地人跑前跑后幫忙的熱情表現，直到現在我還很難忘記。對于有濃厚优越感的上海人來說，這种發自股子里的尊敬是非常少見的。這也反襯出當時海南金融業帶給人們的神秘和感召力。就在那段時間，筆者有幸与海信的一位副總共進過一次晚餐。談吐之間，這位年輕副總所流露出的自信与見識，讓人自慚形穢。不過，這已經是遙遠的往事。在隨后的年月中，我這位朋友所在的公司前后有兩任老總攜款潛逃，不知所蹤。讓人感慨的是，這种結局几乎是所有當年海南金融巨子共同的命運。除了我們上面提到的李建民之外，這個名單上還寫著：
李耀祺，原海南港澳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法人代表，2002年3月被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以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私分國有資產罪判處死刑。該判決還同時判處蘇國華（海南國際信托投資集團公司原總經理、副董事長）有期徒刑15年，判處霍文銘（海南國際信托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長）有期徒刑13年，判處張澄光（海南國際信托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長）有期徒刑13年。這個判決意味這，當年在海南威風八面的港澳帝國的主要人物几乎被一网打盡。
李耀祺領導下的港澳國際在90年代初期曾經創造令人眩目的歷史。其旗下不僅有電厂、鞋厂等各類實業，更有各類金融公司和上市公司，投資遍及南方几乎所有熱點地區。由于在海南初期開發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李耀祺曾經被評為“海南特區拓荒創業先行者”及“优秀企業家”。
但是，李被捕后的審計卻發現，港澳虧損巨大，資產質量低下。与此同時，李個人的財富積累卻達到7000万元。据說，李是1998年9月以“商談相關工作”的名義從廣州被誘至北京并最終被捕的。在長達3年多的時間中，海外曾經一度傳言李自殺身亡。饒有意味的是，李耀祺是在离任后被逮捕的。這實際上表明，海南十年前的舊帳仍然遠遠沒有算清，千金散盡，掀起一場巨大的泡沫，但人卻成為歷史的抵押。
朱幫益，原海南南方信托投資公司法人代表兼總經理，1998年被逮捕，罪名是非法提供金融擔保构成詐騙。荒唐的是，朱早在1991年即被人行海南分行暫停職務，但朱幫益卻是在1996年為一筆1 .18億元的貸款提供擔保的。同樣荒唐的是，檢方認定朱無權提供擔保因而构成詐騙的理由竟然是，“從1991—1996年原人行海南省分行再沒有對朱邦益的職務問題下發文件。”海南信托業當時混亂的情況由此立現。排除個人貪欲所起的作用，在導致海南金融家紛紛跌入深淵的過程中，荒謬的制度安排實在難辭其咎。
在李建民即將宣判的前夕，一位非常熟悉海南早期情況并幸運逃過海南劫難的企業家告訴我，“海南當初的風云人物已經差不多抓完了”，語間充滿隔世之感。說這句話的時候，他肯定已經注意到了，就在去年年底，海南僅存的几家信托投資公司也被同時關閉。其中包括在島外也頗有名气的海南華銀和海南匯通。
种种跡象表明，隨著海南最后一批信托投資公司的關閉，還會有更多當年的金融名人將陷入深淵，我們上面那個遠不完備但已經足夠讓人唏噓不已的清單將會進一步加長。不過，現有的事實已經足夠可以說明，建立在特殊金融模式下的海南模式已經徹底崩潰。海南將從中國改革的中心舞台徹底退隱，重新回到她原來的邊緣位置。海南，依然是那個美麗、迷人，甚至有點挑逗意味的邊陲之國，是流放者一個孤獨的歌吟之地。驀然回首，我們開始懂得，海南曾經有過的重要意義，原本是為一种青春的想象力所賦予。
90年代中期前后，在經過了漫長的等待和煎熬之后，許多青年知識分子包括我的許多朋友開始逐漸向內地回流。他們一部分開始重新回歸那個他們曾經摒棄的體制，更多的人則是再也回不去了。他們要么留在南方，要么回到內地。但無論是哪种，有一點是共同 的，他們主要是在舊體制中新生長出的灰色地帶尋求机會，而這個灰色地帶總是更多的与政治中心相重合。不過，他們不再是一個同質的整體了，他們被以個體的方式安放在一個個利益集團中。他們是分散的，無奈的，被動的。南方已經消耗掉了他們一生的激情。當然，崩潰帶來的不僅僅是死亡，也同時帶來了成熟甚至世故。實際上，現在不少在舞台上甚為活躍的民營企業家都是從海南的廢墟下爬出來的。他們今天的成功与在海南惊心動魄的歷練是分不開的。但不知道他們是否意識到，他們有今天并非是由于他們更聰明，而是由于他們更走運。因為從嚴格的意義上說，他們一開始就玩金融起家的，以后在內地的很多年里，他們仍然是准金融家，而他們今天的事業与當初海南的事業并沒有本質的區別。唯一不同的是，他們逃离了海南──一個太容易水干見底的地方，而留在那個快速干涸的池子里的金融家們，則陸續被渴死了。更應該提醒這些過來人的是，他們實際上并沒有上岸，他們仍然身處同一個模糊的體制之中，這個體制依然沒有（甚至比海南時期更沒有）清晰的規則，他們只能憑直覺、憑本能、憑隨机應變的机會主義智慧采取行動。所以，于過去相比，他們一點都不安全。
當初在海南，人們就是想利用制度的模糊而亂中取胜，但大多數人最終反過來被這种模糊所吞噬。在中國改革的詞典中，特區的准确解釋就是制度性模糊。它并不明确地告訴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只有高層領導語義模糊的政策暗示，只有精明人對這种暗示的借題發揮。誠如那句著明的鼓勵中所包含的意義一樣，“要敢于闖、敢于試”，但如果闖出了問題，試出了問題，制度是沒有任何責任的，最終的代价只能是當事人自己負。眼見著一批金融人成為階下囚，一位信托業人士相當委屈的說，以前從來沒有規定什么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怎么回過來全都變成違規了？
雖然，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許多當事人都是因為個人原因而利用制度空白故意試錯的。但是，既然有制度空白，負主要責任的就不應該是當事人，而應該是制度制定者。而我們經常看到的悲慘事實卻是，為了平息所謂民憤或者其他更加難以啟齒的原因，當事人輕而易舉地成為了最大的犧牲品。當然，我們非常清楚，大量的制度空白，是制度制定者故意為自己留下的。在過去的很多年中，這种制度空白不僅為制度制定者偏愛，也為實際執行者所喜歡，他們都可以從中漁利。但很顯然，在牟取同樣利益的時候，實際執行者的風險要比制度制定者大得多。而我們在海南金融人的個人悲劇中所看到的，正是這樣一种畸形的風險收益比例。一些人賭贏了，更多的人卻被埋葬。賭贏的人未必明天還能贏，而賭輸的人卻永遠被埋葬了。這大概就是中國改革獨特的悲劇性所在──一個將人作為工具而不是作為目的的改革。遺憾的是，我們今天仍然生活在這种悲劇的陰影之中。但愿,在犧牲了無數人之后，人們會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公平和清晰的規則，不僅有益于經濟的長期發展，更直接關乎我們個人的旦夕禍福。
從總體上看，海南模式，是中國整體改革模式与中國第一階段金融改革模式在海南這個特殊時空上的一种混合。其本質仍然是，通過制造人為的制度模糊和資產泡沫達到為部分人洗錢的目的。在這個意義上，海南模式并不特殊，它在其他特區及內地大城市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著。而這种模式之所以在海南被發揮得如此極端，則主要是因為海南當時特殊的人口构成。雖然在海南的實驗中，也有一些如李耀祺式的舊官僚，但其主體仍然是我們前面所提到的青年知識分子，這其中不乏优秀的金融才俊（雖然他們還遠遠不是金融家，但他們在當時非常少見的專業背景使他們比別人更有希望成為未來的金融家）。經驗的缺乏与激情的過剩都很容易使這些年輕人失控。与大部分舊式官僚不同的是，這些年輕人對海南的激情并非完全出于對金錢的沖動，然而，在極短的時間中，這批意气風發的年輕人就与舊官僚殊途同歸，實在讓人慨嘆體制無所不在的強大同化力。這也是為什么我們一想到海南，就特別傷感的原因。的确，在決定個人命運的所有因素中，較之与制度，個人的才智、性格及修養，實在太過渺小。制度無常，命運即無常。
如果說海南模式有什么特別之處的話，那就是海南實在太脆弱了。無論是基礎設施、產業基礎、地緣條件，海南都無法与其他特區及內地其他大城市相比，而金融根本無法脫离這些基礎而單獨繁榮。就象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雖然海南的金融人在地產泡沫崩潰之后，也曾作過艱難的掙扎，并將業務伸向內地和其他諸如證券之類的新生領域，但無奈海南大本營的資源實在過于貧瘠。所以，這种模式才在海南崩潰得如此迅速、如此徹底。但這并不意味著這种模式在其他地區不會崩潰。實際上，最近的跡象已經顯示，其他特區和內地大城市正在面臨同樣的困窘。以這個角度觀察，那些在中國其他地區從事同樣金融冒險生涯的金融家們，不過是走運的時間更長一些。他們偷吃了河豚，卻沒有死去。但很顯然，這只是一种巧合。
十多年了，我們被大潮裹挾著東奔西走，左沖右突，從未有時間仔細端詳我們的過去。十年的時間只是歷史的一剎那，但對于我們這一代，對于中國改革，海南短暫的歷史卻顯得格外凝重。遠遠的回頭望去，那些被埋葬在廢墟之下的昔日英雄，就像陳列在改革祭台上的祭獻。在中國，這或許是一個必然的儀式，但沒有什么儀式比這更原始、更讓人不堪回首了。
上海－深圳：邊緣的游走
在討論溫家寶關于要大力培養金融人才的講話時候，一位朋友很黑色地幽默道：金融人才都在監獄里。
仰融：看不見的金融家
從1993年年中實施的緊急宏觀調控開始，中國的金融改革即進入第二個階段。雖然這個階段的在金融的宏觀體制方面作了某些新的嘗試，比如設立政策性銀行、外匯體制改革等。但從總體上說，這一階段的金融改革仍然服務于中國改革的整體思路，表現出漸進和不透明的鮮明特色。這与第一階段的金融改革在精神上實際上一脈相承。不過，在這一階段中，中國金融領域衍生出一塊更大的體制外生存空間──中國證券市場。与當初局限于某一區域的信托業相比，中國證券市場不僅是全國性的，而且其聚集資金的能力也遠遠超過當年的信托業。以今天中國證券市場動輒几千億的進出，當年的信托業簡直就是小打小鬧。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更加讓人眼熱心跳的巨大舞台。于是，一批老英雄和一批后來者，在這里開始了他們更加宏大的淘金之旅。由于傳統行政官員對證券市場几乎完全無知，所以，在這個舞台上盡情舞蹈的又是一批年輕人。
仰融，中國資本市場最神秘的人物之一。其神秘倒不是因為積累了號稱70億的身家，而是因為這個在我們眼鼻子底下成長起來的富豪，我們對他的過去竟然渾然不知。以至于有人猜測，仰融原本不姓仰，因為在中國姓氏中根本就沒有“仰”這個姓。仰融這個名字是后來改的，其意為“仰慕金融”。這位人士進一步發揮想象力猜測到，仰融曾經因為某种特殊原因而整過容。雖然，對這种傳言的真實性，我們必須保持必要的怀疑，但在一個透明程度仍然止步于傳統社會的輿論環境中，小道消息的流傳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實際上，今天這种對仰融們莫衷一是的傳言，正是對我們的公開輿論長期緘默的一种歷史報复。我們現在看到的有關仰融的簡歷是如此殘缺：仰融，45歲（？），安徽人（？），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博士（？）。之所以一一加上問號，實在是因為我們無法考證這些最基本的事實。在2002年1月發表在《經濟參考報》上的一篇我們認為比較可信的文章中（這是唯一一篇似乎直接采訪到了仰融本人的訪談），作者在介紹仰融的籍貫時，也只是稱：“經國外專業調查公司查證，籍貫安徽的仰融与中國政要們沒有任何親屬關系。”很顯然，這种介紹方式非但不能撇清人們對中國富豪某中慣有的背景聯想，也同時表明作者對這個問題并無真正的把握。一個在中國資本市場擁有數間上市公司的公眾人物，其最基本的情況竟然要靠外國調查公司提供，這不僅与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則不符，更遠遠不能滿足公眾的好奇心。在中國，新富階層的麻煩，經常發韌于公眾這种帶有強烈民憤色彩的好奇心。仰融深諳這种國情，所以仰融明智地保持了將近10年的低調。這种風格与中國許多暴發戶愚蠢的炫耀沖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足見仰融超凡的克制与冷靜。不過，仰融還是出事了。
2002年4月之后，有關仰融出事的消息，一直是中國資本市場上一個最熱門的話題。小道消息無奇不有。有人說仰融已經被有關部門“雙規”，也有人說，仰融已經遠走他鄉，避走于美國、加拿大一帶。最有想象力的猜測是，仰融正在有關部門的嚴密看守之下，在緬甸一帶清收資產，因為仰融在當地設立了多家洗錢公司。鋪陳如此具體的細節，猜測者肯定是想證明消息的可靠性和權威性。而我們最近得到的比較确切的消息則證實：的确有級別相當高的部門在審計華晨在上海方面的公司。猜測歸猜測，但蘇強──這位追隨了仰融10多年的左膀右臂，還是間接證實了老師的下落。在最近接受的一次采訪中，蘇強說，我很尊重仰總，我們這幫年輕人都是仰總帶出來的……但我們是職業經理人。話語中替恩師惋惜、与恩師告別的意思已經一目了然。以蘇強与仰融几乎一樣的沉穩性格，這句話其實已經證實，仰融出事了。這批在混亂時代追隨仰融并逐漸完成了原始積累的后生們已經意識到，他們必須揮別過去，在一個新的時代成就他們更加名正言順的宏圖偉業。畢竟，他們還年輕、有著同時代人根本無法企及的金融及管理歷練，有比恩師傳承的更加可為事業前景。然而，混亂時代真的結束了嗎？蘇強們的職業經理人之夢真的可以就此開始了嗎？游戲規則真的已經天翻地覆了嗎？恐怕到目前為止，這依然只能是蘇強們的一种個人愿望。作為華晨神秘內幕的見證者，蘇強們肯定已經忐忑地意識到，歷史并不能輕松割斷。這大概也是蘇強們──這批青春歲月即遭逢混亂時代的青年們無法擺脫的特殊困擾。混亂造就了這批年輕人，恰如造就了他們的仰總，但混亂會毀掉他們嗎？這究竟是幸，還是不幸？
那么，仰融与華晨究竟有什么樣的不為人知更不愿為人知的歷史呢？
就我們現在所能知悉的公開材料，仰融的華晨帝國發端于兩個公司，一是1990年注冊于百慕大（Bermuda）的“華晨控股有限公司”（Brilliance Holdings Ltd.）。仰融以董事長身份代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持有100％的股份。第二家則是，1991年2月注冊于香港的“華博財務公司”（Broadsino Finance Co. Ltd.），出資人為仰融及鄭金海。仰融占有股權70％。以這兩家公司開始，仰融開始了气勢恢宏的金融跋涉。現在熟悉資本運作的人們大多已經知道， 在百慕大成立公司意味著資本運作的第一步。但在1990年，這個即便是中國金融專業人士對這類操作也相當陌生的時期，仰融就有了這种不同尋常的眼光。這個事實足以說明仰融是中國資本市場最早的覺醒者。而仰融在其后一系列穩健而成功的操作更進一步證明，仰融不只是一個敏銳的先行者，而且還是一個老練的金融資本家。實際上，在仰融之后的黃鴻年所締造的“中策模式”，雖然更為轟動和知名，但遠遠沒有仰融成功。而90年代中后期在中國資本市場所誕生的所謂庄家，与仰融相比，更是等而下之。從專業角度講，仰融的确是一個不可多得的金融資本家。不過，這种天賦并不是華晨成功的唯一因素，更不能保證仰融能夠繼續做他的金融家。決定仰融命運的還有仰融不能回避的“出身”。
已經有許多人注意到，仰融的履歷中有讓人非常疑惑的殘缺。他的履歷總是從1990年開始。那么，在這之前，仰融在干什么？按時間推算，1990年的仰融應該只有33歲。為什么33歲的仰融即具有如此廣泛的國際視野？為什么仰融在那個時候即能夠輕松游歷世界？要知道，在那個時候，即便所謂的高干子弟具備如此見識及方便條件的恐怕也不多見。這就為仰融的神秘提供了某些可以追尋的線索。据我們直接采訪到的一位策划了華晨在美國上市的當事者回憶，在他被介紹与仰融認識后不久，仰融曾經給他放過一段很有“背景”的錄象，以顯示自己的樹大根深。不過，此后的仰融一直低調，人們也就逐漸忘記了華晨的這些特別之處。此种特殊的“國有出身”，大概就是仰融和華晨的“原罪”。雖然仰融一直聲稱，在華晨的“奇跡”中，國家沒有投一分錢（站在仰融的角度，這可能是對的），但仰融可能忘記了，直到今天，他的這种“特殊出身”依然是可以賣錢的，又何況在90年代初期呢？換句話說，作為金融家的仰融如果沒有這种特殊身份，他能夠順利地貸到款來取得他的第一桶金嗎？如果沒有第一桶金，仰融又如何能在以后大展其金融天才的身手，并逐漸建立起他的華晨帝國呢？沒有這种“特殊出身”，仰融又如何能夠在10年的資本運作中如此順風順水呢？我們傾向于相信，仰融已經在帳目上還清了所有的原始貸款，擁有比較穩健的財務狀況（這在中國地下的私有金融家中可能是非常少見的），但站在賦予仰融“特殊身份”的那些國有部門的角度講，仰融還遠遠不能是一個干淨的“私有者”，賦予仰融以特殊身份，即是賦予了華晨以巨大的無形和有形資產。在這些人看來，仰融的這些成就應該歸屬于某种“職務發明”行為，仰融個人的努力和天賦是微不足道的。而仰融恐怕很難這樣看待自己的這些成就。然而，中國社會目前被貧富懸殊以及制度性腐敗所激發出來的憤怒情緒，恐怕對仰融的這种自我申辯非常不利。這大概是一個打不開的死結。棘手的是，發生在仰融身上的這种產權糾葛，并不僅僅是仰融所獨有。仰融代表的不僅僅是仰融，而是一批人。在這個意義上，仰融實在是一個符號，一個准确反映了中國改革20多年“地下路線”的符號。仰融戴上了一頂特殊而且脫不下的紅帽子。
确實，這頂特殊的紅帽子曾經給仰融及華晨帶來過特殊利益。有媒體查證，1999年3月，華晨曾經在几天之內火速成立了“珠海華晨控股”。在極力保持了多年的低調之后，仰融突然調轉槍口殺回國內，很明顯是沖著國內的資本布局而來。1999年3月，正是中國證券市場“519”行情發生的前夜，是中國證券市場政策發生根本性轉折的關鍵時刻。如果這不是巧合的話，那就只能證明，仰融及華晨的消息已經准确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仰融在國內的根基由此可見一斑。不過，到今天，仰融恐怕要為當初的決策后悔了，真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就好比在一個巨大的老鼠倉上下錯了注。在一次接受記者采訪時，仰融曾經提到他与寶馬董事長相談甚歡，他將這种彼此投緣歸結為他們的共同之處：用自己的錢心疼。但現在看來，仰融對華晨的產權歸屬還是過于樂觀了。
在中國證券市場上，還有許多如仰融的地下金融家。這其中包括我們熟悉的這個系那個系，也包括許多我們可能完全不知其姓名的“厲害角色”。雖然這些人都聲稱他們有這樣和那樣的實業基礎，但明眼人看得很清楚，他們實際上都是地地道道的金融家。這固然是中國大量民營企業一直以來的基本生存狀態，但就真正的實業基礎以及財務狀況而言，他們大概很難与仰融的華晨相提并論。以此判斷，他們面臨的處境絲毫也不好于仰融。不過對于這些地下金融家們，目前真正的危險可能在于，如果不能迅速地從制度上舒緩中國中下層的民生痛苦，他們就可能淪為洶涌民意的發泄對象和短期鎮痛措施的犧牲品。在中國的文化中，反腐敗從來就是被指向個人，而不是制度的。經常發生的情況是，這种指向經常是被故意引導的，目的是犧牲個人而保護制度性利益。雖然這些金融家們一直是這种制度性利益的受益者，但他們應該醒悟到，混亂的時代可能成就我們于一時，也完全可以置我們于非命。因為在這個時代中，法律的執行可能完全取決于形勢的需要，取決于關鍵人物的好惡，甚至取決于台面下的私相受授。在這种不可捉摸的力量面前，個人的尊嚴以及法律之公正，從來就沒有哪怕一席之地。看來，中國改革的補課已經勢在必行。
現在，如果沒有像中國證券市場突然蒸發的許多人那樣遠走高飛，仰融應該正走在歸隱的路上。在我們還未來得及看清仰融的真實容貌時，我們卻看到了他遠去的背影，像一名神秘的過客，也恰如我們這10多年。
管金生的同行們
与仰融們不同，管金生代表了中國證券市場上的另外一類人物。他們有體制賦予的合法的金融家身份，但卻在從事體制外的邊緣金融事業。或者換句話說，他們從事的是未被體制明确規定界限的所謂創新工作。這可能是這類金融家們獨特的工作風險。問題的關鍵還在于，這些金融家們不僅是在從事業務創新，而且實質上也是在從事某种體制創新。他們的行為具有鮮明的跨體制特色。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究竟是以體制內的原有規范來界定他們的行為，還是以體制外的規范來判別他們的罪与非罪，就成為一個非常困擾的問題。因為，在一個全面失范的體系中，我們已經失去了統一的評判標准。將他們定義為罪犯是非常容易的，將他們塑造成英雄也同樣容易，實際上，不光是他們，我們所有人都處于這樣一個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時代。這不僅是我們這些評判者所面臨的困境，更是這些當事人所面臨的困境，在體制中如囚徒般無力的管金生們的人生掙扎由此而來。
管金生，男，1947年5月19日生。碩士文化程度，原上海万國證券公司總經理，1997年2月被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受賄等多項罪名判處有期徒刑17年，現被關押于上海非常有歷史的提籃橋監獄。從1995年5月19日被逮捕時算起，管已在高牆中度過了7年。7年，中國證券市場已經天翻地覆，大多數人也早已經忘記管金生。只有在申銀万國證券公司這個奇怪名稱的背后，我們才能依稀看到管金生當年的崢嶸歲月。看到今天的中國股市，不知管金生會想些什么？惟愿他已經心如止水，畢竟他還有10年的鐵窗生涯。到那個時候，管將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一切都將与他無關，甚至包括生命。
有業余的堪輿專家曾經對我說，管金生面相不佳，遂有“327”之禍。不過，在管金生的悲劇中，我們看到的更多的卻是有跡可尋的體制局限，而不是亂力怪神的無情捉弄。無論從哪個角度講，“327”都是一場賭局。但這場賭局的發生并不是管金生個人可以左右的。當人們無力左右制度的時候，我們往往容易將災難歸咎為當事人的性格缺陷。但可以肯定，這只是對制度一种慣有的綏靖。具體到“327”，我們可以問，如果管金生即將輸掉的20億元人民幣不是國有資產，管金生還會如此狂熱嗎？如果万國當時的決策權不是管金生一人獨攬，而是有較為健康的治理結构，万國會在一夜之間輸得干干淨淨嗎？如果……，無須所有的條件都一一齊備，只要一條具備，管金生与万國的結局就可能大相徑庭。雖然，我們很難排除在這場災難性賭局中，管金生個人性格所起的作用，但人之所以為人，就是因為他有缺陷。體制應該盡量限制這种缺陷，而不是放大這种缺陷。但很顯然，在“327”事件中，我們看到的是后者。進一步說，如果將體制缺陷及個人性格共同造成的災難，完全歸結為個人責任，則肯定是出于對制度的無知和人性的險惡。當然，從“327”管金生失控的表現中，我們發現，管既不是一個好的行政官員，也遠遠不是一個稱職的金融家。他僅僅是一個与時代同步被受到時代局限的亂世英雄。但這并非都是管金生的錯，他不過是被時代推上了這個位置。不過，對于管金生來說，最滑稽的可能是他的罪名。誰都知道，管是由于“327”所導致的巨大虧損而惹禍的，但他的罪名卻是受賄及挪用公款，如此張冠李戴，也難怪管金生不服。管金生在庭審中的姿態很能夠說明他對這次判決的態度：他堅持不請律師，也不接受法院指定的律師。
在中國證券市場短暫的歷史中，管金生和万國無疑象征著一個時代，接下來的是君安和張國慶時代。然而，這又是一個短命的時代。
在1996年發起于深圳股市、時間接近2年的牛市中，張國慶率領的深圳君安證券公司大出風頭，一舉奠定中國證券市場的霸主地位，人稱“君安時代”。但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所謂君安時代，都只是中國證券市場江湖上的一种名不副實的傳說。實際上，据君安知情人稱，在1995年年底，君安已經發生巨額虧損，財務狀況極端惡劣，接近破產邊緣。在這個意義上，96年并不是君安發動了行情，而是行情挽救了君安。而在這個也許是中國證券市場最大的牛市之后，君安的財務狀況也沒有根本好轉，這一點，在君安后來与國泰合并時提供的審計報告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諷刺的是，這与“519”行情之前以及今天中國券商的情況極其相似。也許有些人會覺得奇怪：大牛市的利潤到哪里去了？其中原因其實非常簡單，大牛市的利潤都通過證券公司這個洗錢机器被轉移了。所以，君安時代不過是中國證券市場資產大挪移的一個段落，而君安作為一個新銳券商，也只能是這個魔術舞台上的布罩。
談君安不能不談到張國慶。張國慶，湖北人，出身于1956年，曾任人行深圳分行證券管理處處長。這個与仰融一樣有著謎一樣身份的人物，在1992年創辦君安證券公司，并擔任總經理。其后，君安在張國慶的領導下，成為國內最具創新意識的券商，一時領風气之先。對于君安的背景，坊間傳說甚多。以至于有人將“君安”兩字不無附會的拆解為軍隊（君）和安全部（安）。雖然對這种猜測我們根本無法确證，但君安股東中的确有軍隊單位。這也多少證明，這种猜測并不完全是空穴來風。有海外媒體曾經報道，君安出事后，中國國家審計署有關工作人員在前往深圳君安核查帳目時，曾經遭到該公司具有部隊身分的保安人員的阻攔、扣押和強行驅逐。而君安公司在業務上与軍隊公司之間的頻繁交往，也可以作為該公司复雜背景的一個佐證。但不管君安背景如何复雜，它依然帶有轉型期中國企業普遍具有的那种“暗箱”特征。這种暗箱特征在下面的一個例子中可以看到。
筆者的一位朋友曾經在君安總部的財務部門任職。當時君安一位高層人物曾非常神秘地托付這位朋友保管一個他的個人股票帳號。于是，這個帳號便成為這位女士觀測老鼠倉動靜的一個重要窗口。但奇怪的是這個帳號很少有動作。有一天，這個帳號終于有了動作，這位女士馬上興沖沖地跑來告訴我們。但讓諸位老鄉掃興的是，這只股票不僅不動，而且每天放量小跌。其時，97年的行情已經接近尾聲。這個時候大家才最終明白，君安高層以一個當時最翻新的方式讓大家吃了套，老鼠倉變成了老鼠套，而真正的老鼠倉是決不會讓你看見的。雖然君安在當時的券商業務上有不少創新，但君安在私下的創新也實在不遑多讓。
不過，最能體現君安創新意識的，還是張國慶在處理產權方面的技巧。如果說管金生犯的還是純粹國有企業的錯誤的話，那么，張國慶的失誤，就更加具有某种与時俱進的特征──一种在管金生之后越來越流行的“公私合營”企業的錯誤。導致君安出事的直接原因是，張國慶及楊駿等君安高層通過一系列复雜的股權操作，將君安裝入了自己的口袋。這最終引爆了“君安之變”。 然后，張國慶失蹤（一說為被捕），楊駿及多名君安高層被捕。不知張先生今日無恙否？如果他今天能夠重戰江湖，他一定是中國證券市場大大的紅人，因為他當初對君安的操作，正是現在中國證券市場如火如荼的MBO。不僅有人做了，而且還有更多如長虹這樣典型的國有企業正准備做。在這一點上，張國慶絕對是中國吃MBO螃蟹的第一人。可惜的是，張先生這一口吃早了兩三年。短短几年，政策已經面目全非，張國慶有一万個理由感嘆自己的運气太差。一位張國慶早年的司机曾經告訴本人，張國慶很相信面相，也憑面相提拔過君安的多位高層。相信經過君安之變，張國慶恐怕要“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了”，對體制無常之痛也當刻骨銘心。
在寫作此文時，有朋友告之，張國慶等人已經出來了，也不知是真是假。但君安高層出事已經多年，一直不見正式的審判或釋放的消息，倒是頗為蹊蹺。看來，一如中國改革，中國證券市場依然在黑箱中徘徊。
如果張國慶真的獲得了自由，那么他曾經的同事，湖北證券董長陳浩武的命可要差得多。陳在2001年6月已被檢查机關提起訴訟，罪名鐵板定釘：受賄。不管金額多少，這個罪名一旦成立，陳浩武恐怕都很難翻身了。雖然20-30万的金額与陳浩武對湖北證券的貢獻比起來實在不算什么，也因此有內部員工將陳比作紅塔的褚時健，但既然拿了錢，陳只能自認倒霉。
与中國證券市場許多第一代創業者不同，陳浩武具有典型的學者形象：儒雅、斯文，在湖北當地是一位頗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以著作等身、廉洁奉公、思想新進而著名。据說，正是由于這些原因，陳在證監會也頗能搞得掂，吃得開。更有意思的是，陳還是中國第一位提出要追求陽光利潤的人。以此觀之，陳大概是一個貨真价實的博士。然而，就是這樣一位1991年39歲時就擔任湖北證券董事長，已經成功規避了种种凶險的讀書人，也最終蹈入了陷阱，不能不讓人感受到這個新興行業無所不在的高風險。
管金生、張國慶、陳浩武代表了中國證券市場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路數，但卻不約而同地踏入了同一條河流。那么，他們的后來者呢？
中國很有智慧的經濟學家謝平先生曾經將1997年之后划分為中國金融改革的第三階段，并將此階段的核心內容明确定義為整頓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但僅從證券市場的情況看，這個風險似乎越防范越大，公正和透明的秩序离我們還非常的遙遠。亞洲金融危机雖然使我們半夜惊醒，但我們卻服下了一顆安眠藥。顯然，我們并沒有因為危机而早起。“519”直到今天的事實表明，中國證券市場還遠遠沒有走出混亂的年代，在這個亂局中冒險闖蕩的老老少少的金融家們之中，恐怕還會出現更多的管金生、張國慶、陳浩武。而今天中國券商比之從前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艱難時世，實際上已經充分暗示：中國金融家的失蹤和“陣亡”名單還會成批量的增加。
體制內：政治的金融
朱小華出事后，一位在港的紅籌公司老總稱：我們活在刀鋒上。
1996年11月，朱小華赴港履新，出任光大集團第三任董事長。
對這位年僅47歲，但已經具有中國金融系統完整履歷的技術官僚來說，光大可能是他更上層樓之前的最后一次外放。雖然他還是一名地地道道的體制內官員，但香港畢竟給了他更大的個人發揮空間，所以，他要利用在光大的机會，放手一搏。然而，朱小華沒有料到，光大之任，竟成為他仕途及職業金融家生涯的最后一程。
1999年7月，朱小華回到北京，一下飛机即被中紀委“雙規”。其時，朱在光大董事長任上不足三年。此后的朱小華如人間蒸發一樣杳無音訊。
2002年8月，事隔3年之后，朱小華失蹤之謎終于塵埃落定。一則2002年8月15日發自新華社的消息稱：“近日，中央紀委、監察部通報了中國光大(集團)總公司原董事長朱小華嚴重違紀違法案件的查處結果。經党中央、國務院批准，中央紀委、監察部決定給予朱小華開除党籍、開除公職處分。”隨后的几天中，朱小華案以超級速度開庭審理。朱小華被控犯有受賄罪，且“數額特別巨大”。
有知情者描述庭審情景時稱，朱小華在法庭上神智清楚，表情平靜，并全力反駁對他的指控。但起訴書上的一句“數額特別巨大”已經明确無誤的顯示，朱小華已無回天之力。這意味著，中國金融界又一顆耀眼新星就此隕落。改革20年以來，尤其是近10年來，中央政府部長級官員的年輕程度，以金融界為最。雖然這与金融業的專業要求有關，但這批才華橫溢的年輕部長們還是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許多人都在猜測，他們之中的很多人將成為中國未來的政壇黑馬。朱小華只是其中的一個。當然，他并不是最早隕落的一個。
朱小華，浙江鄞縣人，1949年出生。1966年17歲時候下放北大荒。1977年回上海，進入上海銀行系統，正式開始他的職業金融生涯。与當時所有被耽誤了大學之夢的年輕人一樣，朱小華一邊工作，一邊開始進入上海財經學院夜大學上學。朱小華這個不起眼的夜大學學歷，在博士如林的中國金融新秀中，顯得格外奇特。不過，這也顯示了朱小華与眾不同的基層經歷。的确，朱小華是從基層一路打拼上來的。他曾經做過人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的副所長（實際上最初只有3個人），然后是處長，再然后在1980年代末期成為上海人民銀行的副行長。正是在這個副行長任上，朱小華將要時來運轉，開始了他從一個地方官員躍升為中央級官員的關鍵轉折。一則未經證實的消息這樣描述了朱小華奇跡般的升遷：在一次討論如何清理“三角債”的會議上，朱小華當面頂撞當時的上海市長朱鎔基。結果會議被這位勇敢而莽撞的年輕人弄得不歡而散。不過，愛才的朱鎔基由此記住了這位年輕的副行長。此后，朱小華進入了他作為一個候補閣員必要的儲備及快速升遷時期。他先是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經濟部副部長，以增加必要的海外閱歷（朱曾經擔任過上海人民銀行外匯管理處的處長），然后于1993年7月直接升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并于1994年年初開始兼任外匯管理局局長。很顯然，對于一向重視金融工作的朱鎔基來說，取得這個位置意味著，朱小華已經成為當時政府中最重要的成員之一。据說，朱小華如此迅速的升遷在當時引起了許多人對朱小華与朱鎔基血緣關系的猜測。以至于朱鎔基不得不出來分辯：我們沒有血緣關系，但他有才華，應該提拔。
朱小華的噩夢始于光大任上。光大，作為最老牌的紅籌公司之一，其人事關系之复雜、資產質量之底下，可謂水深浪急。本人一位在光大任職的同學，曾經參与過光大內部一個資產及人事摸底的臨時小組。在了解過一些情況后，他非常堅決地放棄了后來的机會。在問到其中原因時，他只說了一句話：光大這個地方，水太深。由此可見，雖然在香港，朱小華面對的環境約束，一點都不比他呆過的其他地方好。其風險程度甚至遠甚從前。而對于香港這個市場，朱小華雖然也有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經濟部副部長的短暫歷練，但這畢竟還是一個陌生之地。但朱小華還是出手了，積蓄多年，朱小華已經急不可耐。
在短短的1年多時間中，朱小華在光大展開了一系列的并購活動，擴張勢頭十分迅猛。其勢洶洶，頗有讓光大脫胎換骨的味道。時值香港回歸前后，炒家借勢發力，光大系股票扶搖直上，成為紅籌股中最熱門的炒作對象。一時間，朱小華變成紅籌公司當之無愧的形象代言人。有香港媒體更直接將此歸納為所謂“朱小華熱”。一個事實可以證明朱小華當時在香港炙手可熱的顯赫。97前后，筆者一直呆在深圳，印象中經常可以在香港各大電視台節目中看到朱小華和光大系的新聞。
從專業角度講，無論是快速并購還是股市熱炒，朱小華已經卷入了一場很不理智的亢奮。而從政治角度看，朱小華這种惹眼的出鏡活動就更加不合适宜。有趣的是，在內地多年的職業生涯中，朱小華一直是以克己、低調著稱。雖然他思想活躍，但決不激進和張狂。一個真實的故事可以證明朱小華這种謹慎作風和良好的風險控制意識。90年代早期，上海股市初創，但已經相當狂熱。就在即將离任之際，朱小華在《上海證券報》上發表文章，直指股市市盈率過高。文章一經發表，股市即告大跌，惹得當時主管的副市長直接詢問此事。一位親歷過此事件的朋友回憶說，直到現在他還嘆服于朱的理論說服力。而在那個時代的上海股市，能夠保持如此清醒頭腦的人恐怕就更加少見。据說，在光大的朱小華變得十分霸道，這种形象与他早年同事印象中的謙和、平易，似有天壤之別。然而，經過多年艱苦跋涉，險峰在即的朱小華已經顧不上那么多了。
很明顯，在香港，朱小華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我們很難判斷，朱小華在香港的高調作為，究竟是出于一個金融家的金融理念，還是出于一個政府官員的政治理性。不過，在中國，哪怕是一個純粹的技術官僚，大概也很難把持住自己的政治沖動。又何況与頂峰只有一步之遙的朱小華呢？我們猜測，一种莫名但難以遏制的政治沖動，已經徹底淹沒了朱小華作為一個職業金融家應有的穩健立場和風險控制意識。
現在已經非常清楚，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朱小華在光大的沖動表現，都是他整個人生中的一個致命的敗著。在這里，我們仿佛又看到了管金生的影子。于是，同樣的災難剎那間降臨。不過，從朱小華的災難中，我們看到的，更多的不是一個优秀金融家的夭折，而是一個活生生的關于人的悲劇。朱被“雙規”之后，其妻任佩珍在逃往美國后自殺，其在美國念書的女儿朱蘊受到極大打擊，精神几近崩潰。一封我們認為可以采信的家書，可以更真切地讓我們感受到這個個人悲劇的徹骨。下面是朱小華在獄中給女儿的一封信。
朱蘊：
我想你是收到了我的傳真。圣誕節到了，馬上又是千禧年，這是一個值得慶祝的日子。今天通過傳真算是寄張圣誕卡，和你說上几句話 。總之，我是十分想念你的。希望你能愉快的度過節日和休假。你也應該向長輩們問候一下。利用假期，你應再把功課好好溫習一下，以迎接最后一個學期的學業。什么也不要多想，最后的沖刺要抓好，不要半途而廢。我一直強調，自己的前途在自己手里，不是別人的恩賜或受誰的庇蔭。我不會再給你壓力，只要你能以正常的狀態投入，問題是不大的。
我的身體和精神均好，請不要挂念。
圣誕節和新年快樂！爸爸
以朱小華獄中度日，生死茫然的絕望境況，朱小華尚能對女儿的學業督促得如此嚴厲，看得出朱的确是一個事業企圖心極強的人物。但惟其如此，我們才更能夠感受到人性偉大和溫暖的力量。一句“我是十分想念你的”，雖然充滿克制，但卻悄悄流露出了朱小華作為一個人的，難以泯滅的舐犢之情。而這，可能已是維持朱小華及朱蘊父女在這個世界上繼續走下去的唯一精神臍帶。這當然是一個悲劇，一個關于人的悲劇。無視這個悲劇，一個民族的精神、制度离開文明的距离就相當遙遠。
將朱小華与十惡不赦的腐敗分子聯系起來是非常簡單的，但這只能表明我們民族的健忘。因為朱小華這個名字所隱喻的，是一個异常龐大的群落。且不論這十几年中國金融系統如過江之鯽的失蹤、入獄人員，僅与朱小華同一級別的年輕高官，就還有王雪冰、李福祥、段曉興等多人。
王雪冰，1993年出任中國銀行行長時年僅42歲，比朱小華升任同一級別時還年輕2歲。雖然出身工農兵學員，但風云際會，使王雪冰有机會很早就來到紐約這個世界金融中心。由于其在紐約表現出了杰出的交易員才能及長袖善舞的交際能力，遂得以步步高升，直至中國銀行行長。在2000年轉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2年多之后，王雪冰被撤職。雖然王雪冰案官方還沒有任何正式披露，但种种跡象顯示，王涉案的金額要比朱小華大的多。無疑，王雪冰的人生已經就此斷送。
李福祥，曾經与王雪冰在中國銀行共事，1998年45歲時即擔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2000年在北京一家醫院跳樓自殺。雖然官方對李的死亡事件未有任何公開披露，但絕大多數觀察家認為，李的自殺与某些复雜的經濟案件有關。
相信，隨著中國嚴重金融問題的逐漸暴露，還會有更多的人被添入這個名單。(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