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時，百萬右派中，尚活在人間的那些人已經做了十九年賤民。其中相當多還在他們「就業」的勞改農場裡等待生命之燈枯竭、熄滅。已經回到社會的那部份也還在社會最底層掙扎。直到兩年後中共才決定給「錯劃為右派份子的案件」予以改正，並於一九八一年六月通過決議，公開承認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被嚴重的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份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造成了不幸的後果」。（注１：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中共雖然承認反右是「嚴重的擴大化了」，但「擴大」到何等程度，它卻不願直說。實際情況是：江蘇省一萬九千多右派全是「擴大化」化成的；河北省兩萬五千多右派，只有六名被認為是真正的右派，不予改正；山東省三萬四千多右派，除八十名仍被認為是右派外，全是冤案。（注２：以上數字分別見《當代中國的江蘇（下）》第八一○頁，《當代中國的河北（上）》第八十六頁，及一九八九年版《山東四十年紀事》第一三六頁。如本書第十三章中所述，這些官方數字應低於實際的右派人數。）除江蘇省外，各省都有一些縣、市留下一人或數人（如江西景德鎮市七人、河南南陽市二人），說是真右派，不予改正。全國算來，總數大約只有幾百。
全國知名的右派中，被宣佈不能平反的只有五人：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陳仁炳和彭文應。人們對其中所謂「國家級」的大右派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不能被平反頗能理解，因為要是「章羅聯盟」的章、羅和批評中共搞「黨天下」的儲安平都不是右派，反右的理論就根本站不住了。可是許多人納悶：「怎麼彭文應（上海政協常委、法學家）也不能改正呢？」
原因是他「態度惡劣」。當上右派後，彭文應拒不認罪，結果職務被撤銷，沒有了工資。六個孩子加上老人，一家人頓失生計。妻女急得舊病復發死去，次子自殺身亡。「組織上」來人告訴他，只要寫個檢討認錯，甚麼問題都可以解決。可是他堅決不寫。子女們跪著哭求他：「家裡沒有飯吃了，你就承認了吧……」然而他就是不寫，直到一九六二年去世，成了真正的「死不認錯」。這就是為甚麼他直到現在還是「右派份子」的原因。（注３：袁永松、王均偉編著《左傾二十年（一九五七－－一九七六）》第一○四頁。）
中國人民大學女學生林希翎不被改正的原因也是不認錯。該校黨委《對林希翎右派問題的複查結論》是這樣說的：「林借幫助黨整風之機……公開煽動要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社會制度。」「叫嚷要『清洗黨內一大批混蛋』。」「大反斯大林，制造混亂。」「林希翎的這些言行，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這些年來又一直不認錯，仍然堅持其原來的立場和觀點。」「用一九五七年中央『關於劃分右派份子的標準』衡量，林希翎定為右派份子不屬錯劃，不予改正。」（注４：引自《林希翎自選集》第八十四至八十七頁。）
就算那幾百人真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該打該殺，那也只佔總數的千分之一。可是由於這千分之一的存在，中共便理直氣壯地聲明，它在一九五七年發動將百萬中華民族的寶貴人才整得家破人亡的「反右鬥爭」「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注５：同注１。）可見中共並不如它自己聲明的那樣，敢於「實事求是」地面對毛澤東時代它所犯的錯誤。
毛澤東的繼承人為了維護自己執政的「法統」，至今不願清算毛的罪惡。上海《文匯報》副總編輯浦熙修被毛點名為《文匯報》「鬧資產階級方向期間掛帥的」，之後才成為右派，毛是這一冤案的始作俑者。可是由於浦在受盡凌辱之後死於文革期間，一九八一年三月中共為浦平反、開追悼會時便說浦是「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不斷折磨、迫害之下」，「含冤逝世」，好像把罪責推到毛的「接班人」和妻子身上，「偉大領袖」就可以照舊偉大似的。
毛澤東取得中共最高統治權之後，對在他之前的數任中共領袖無一不潑盡污水，不怕那會玷污中國共產黨的旗幟。可是現今的中共領導人卻無此膽量，給其前任按其原貌描上幾筆。
一九八九年五月，青年學生在北京天安門前鬧「動亂」時，從毛的老家湖南來了幾個年輕人，朝天安門上毛的肖像上撥了一點污跡，結果自然是坐牢。其罪行不是「損壞公物」，而是「現行反革命」，罰無赦。
不過，中共對付「現反」的法子已經比十年前文明了許多，那幾個青年沒有一個拉去殺頭。要是在毛澤東時代，殺十次頭也夠了。毛澤東時代，「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現在的中國，即使「誰要說黨不好」，也不會「馬上叫他見閻王。」；因「骨子裡反黨」而坐牢的事也不再聽說了，社會總算前進了一大步。
在毛澤東指揮下過了二十多年的鬥人生涯後，接班的中共領導人發願不再搞運動整人了。中國人民願意相信一點，但是人民注意到，中共一方面宣佈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錯誤的，另一方面卻又頑固的聲稱要「堅持」毛澤東思想，拒不認真檢討其執政中的嚴重過失。他們以為用「毛澤東晚年的思想不符合毛澤東思想」這一詭辯，就可以使人民信服，真是把幾億人都當成了阿斗。
可是，歷史的賬即使不算也不會爛掉。毛澤東中國人民欠下的賬，並不會因為當局要堅持毛澤東思想而可以鉤銷。
毛澤東執政的二十七年中，既然光反右派挨整的人數已超過秦始皇所坑的「儒」的一千倍，要是再加上「大躍進」的人禍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們便可以相信，北京城裡那個黃圈圈南面的「毛主席紀念堂」，總有一天會堅持不下去的。
據學者研究統計，自一七○○至一九○○年的二百年間，中國因自然災害而死亡的人數共一千四百萬。（注６：《大自然探索》一九八四年第四期《中國歷史上死亡一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的時間特徵》，轉引自《四川師範大學學報》一九八八年第四期第五十九頁。）即使考慮到史料記載的遺漏，也決不超過兩千萬。而在毛澤東治下，僅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就餓死了二、三千萬人。（注７：《一九四九－－一九八九年的中國》第二冊，《曲折發展的歲月》（叢進著，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六月）第二七二至二七三頁。）當時任毛的副手的劉少奇在那場人為製造的災難發生後說：「要知道秦始皇、隨煬帝是修長城修運河垮臺的。實際上我們比他們死的人還多。」（注８：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北京「徹底摧毀劉、鄧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聯絡委員會」出版的《徹底摧毀劉、鄧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第六次大會發言）》第十八頁，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紅衛兵報彙編》。）這正是一句實話。要是再加上文化革命中被打死的以及被迫自殺的上百萬人，我們可以肯定，毛澤東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超過我們可以數得出的任何一位歷史上的帝王。為國泰民安計，我們世世代代都要提防毛澤東那樣的人物攫取統治國家的權力，不管他頭上是否戴著「人民救星」的桂冠，不管他設計的社會藍圖是多麼美妙。
一九一八年毛澤東二十五歲時，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過一段時期。那時的北大由蔡元培主持，先後聘請了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時代的旗手」，正是中國知識界新思潮的發源地。然而「德先生」（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和「賽先生」（Ｓｃｉｅｎｃｅ）在毛身上卻沒有留下甚麼痕跡。如果說有甚麼痕跡的話，那就是在他腦子中終身未消的對知識份子的敵意。自然，他有他的理想，但他的社會主義理想不過是在一個帝王般的領袖統治下百姓間的平等而已。他以為將地主、資本家消滅，億萬百姓「步調一致」的追隨領袖，按領袖制訂的建國宏圖施工，這就是新中國了。他沉緬於「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現代迷信，看不到現代科學技術正逐漸改變社會，並將決定社會發展的取向。他又得力於一個人類歷史上空前嚴密的社會組織－－共產黨，將他的意志傳遞到每一個社會細胞。於是，一個又一個災難就被製造出來了。
有人認為，毛澤東花了過多時間去研究《資治通鑒》，馬列主義讀得不夠，滿腦子封建，才鬧出那些荒唐事。其實不然。毛研究歷史，熟記在心的，往往是帝王們的謀略與權術，如「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之類。對於真正的治國之道，毛只是擇其愛，棄其所鄙，並無深入研究，更算不上是專家。
譬如，北宋一百六十餘年，社會穩定，國家機器運轉正常（外敵侵擾另當別論），主要歸功於被毛氏譏為「稍遜風騷」的宋太祖趙匡胤。趙雖一介武夫，但決不愚蠢。他一重法制，以為「所創法度，子孫若能謹守，雖百世可也」；二講「幹部知識化」，改革科舉，擴大招生，錄用優秀知識份子，一概不問「你是甚麼出身？」；三是實行「言者無罪」，皇帝龍袍底下從來不藏右派帽子。
可是毛澤東讀歷史用的卻是另一種眼光。秦朝二世而亡，他不認為是暴政所致，卻認為是秦始皇殺知識份子殺得太少了。「秦始皇坑儒（只坑了）四百人吃了虧，張良、陳平沒有整倒，漢高祖用了，是『鎮反不徹底』。」（注９：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澤東在作關於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報告時的解釋。）他認為要是秦始皇坑儒再徹底一些，將張良、陳平等一併殺掉，秦朝的天下就不會落到劉邦手裡。
毛澤東統治中國大陸四分之一個世紀，製造了那麼多災難，誤盡蒼生二十多年，原因就是他從歷史中看到的只是「階級鬥爭」、「鎮反肅反」、「反攻倒算」，濃縮起來，就只剩了一個「殺」字。只是除了「坑」之外，另有名曰「勞動改造」的苦役和流徙可供撰擇，並不一定非要像用五分錢的子彈費處決林昭那樣從肉體上消滅他不喜歡的知識份子。這一切都可以在《社會主義好》的凱歌聲中進行，比斯大林的法子不知高明到哪裡去了。
自然，知識份子在新中國受到的空前災難，不應完全歸咎於毛氏一人。自相殘殺本是中共的傳統。譬如，一九三三年，中共在湖北的根據的裡搞肅反，殺了三萬七千多自己的同志。（注１０：一九九一年版《當代中國的湖北》第一三一頁。）這與毛澤東無關。
一九八三年，前中宣部長陸定一在回憶廖承志的文章中有這樣的話：「（三十年代紅軍）鄂豫皖蘇區的創始人和四方面軍裡的知識份子黨員幾乎被（自己人）殺光了。」（括號內的字為引者所加。當時共產黨在鄂豫皖建立的地方政權和紅軍第四方面軍均由中共元老張國燾控制。）（注１１：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報》。）讀了這樣的文章，使人深信，在一九三五至三八年毛澤東和張燾爭奪最高領導權的鬥爭中，要是張氏獲勝的話，知識份子在新中國的遭遇決不會更妙。陸氏提及的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現象，是東方專制傳統和蘇式共產黨的「鐵的紀律」相結合的產物。而反右和文革不過是一根籐上先後長出的兩個瓜而已。
現在，「文革」已經作為中國歷史和人類文明史上一件無雙的浩劫和醜劇，同毛澤東的名字鎖在一起了。但是目前中共的執政者以當年指揮反右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為首，只是將「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的歌詞第二句改成「反動份子想反也反不了」，仍然堅持認為他們反右反得對，只不過反得過火了而已。也許，還這段歷史以真實的使命，注定將屬於下一代或下一代的中共領導人－－假定他們繼續執政而且有勇氣去做的話。即使他們不願那麼做，中國人民或遲或早，總會有自己起來清算反右的那一天。正如全國「頭號大右派」章伯鈞所說過的：「蘇聯一定要變，中國也不能讓許多小斯大林統治下去。」（注１２：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現在蘇聯已經變了，中國一定也會變。到那時，我們或我們的後代將在北大校園裡的未名湖畔豎起一塊小小的石碑，將為了民主的中華而殉難的林昭的血詩刻在那裡。人們不會因為歲月的磨蝕而忘記她和她的同志，正如那詩裡說的：
殉難者的血跡，誰能抹得去？
（全書完）
＊再版後記＊
《陽謀》首版刊行後，有人納悶，反右時丁某才十二歲，七親八友沒一個右派，怎麼會想起寫《陽謀》的呢？
事情是這樣的：一九五七年，我讀的那個中學的黨支部書記成了「右派份子」。以後好長一段時間裡，我每日清早都看見那個文弱的女子握著一把長長的竹笤帚在另一所中學門口掃地。一九六二年我進北京清華大學，第一課就是「反右鬥爭」的教育，因為我們系的第一屆學生差不多一半是右派。系裡怕我們走老大哥的路，再三向我們宣傳他們「墮落」的教訓。我對「右派」的興趣就是從這兒來的。
當了三年大學生後，就再也沒書讀了。一九六五年九月下鄉到京郊延慶縣農村去搞「四清」，上毛澤東所說的「階級鬥爭課」。第二年六月回校時，文化革命已經鬧得熱火朝天。毛澤東躲在南方，等著抓劉少奇的辮子。劉少奇耍不出花招，只好把一九五七年鎮壓右派的老辦法拿來對付一九六六年的學生。正當「反動學生」、「反革命」、「右派」們被鬥得鳴呼哀哉之際，毛澤東突然回到了北京。這位當年反右的總導演搖身一變，扮起保護學生的角色來。他指責劉少奇搞「白色恐怖」，「鎮壓學生運動的沒有好下場」。劉少奇不敢反駁說「我是照你五七年反右的法子做的」，周恩來又躲在一邊不幫忙，劉只好認錯下台。
被劉少奇「鎮壓」過一陣的我輩小人物，要是早出世九年，必是毛澤東的「陽謀」的犧牲品，清河、興凱湖、夾邊溝的勞改犯、餓死鬼。可是如今竟光榮步入人民大會堂，見到了滿面紅光的毛主席。大家受寵若驚，把一九五七年大哥大姐的教訓全忘光了。「七億人都是批評家」，誰有錯都可以批判，不用擔心右派帽子。我忘乎所以，竟在一九六七年夥同朋友寫了張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重要成員康生的大字報。多虧「敬愛的江青同志」乃時向我們發出嚴厲警告，使我猛醒，明白這個革命是他們的，沒我們的份。於是我做起「逍遙派」來。
既不能讀書，又不能革命，閉中無事，只好退而求其次，收集點資料，準備日後把這個奇特的革命記述下來。不曾想到，在收集文革資料的同時，我不由自主的對反右那段歷史也產生了興趣。到了一九八七年，中共開除劉賓雁、王若望、方勵之時，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這三個人在一九五七年早就被開除過的。當時自忖手頭的資料尚不足寫文革，卻已夠為反右寫點東西，遂當起業餘作者，寫成了此書。
香港《九十年代》月刊提攜新人，先行連載，後又印行了本書的第一版。可惜該版極不成熟，遂決定重寫。不少人為這本書的新版提供了極有價值的資料。有些本人頭頂「右派」帽子坐過十幾年牢，有些是右派的子女，有些本人不是右派，卻是那事件的歷史見證。所以這次修訂後的新版已經不是我一個人的作品了。今趁再版印行之機，向他們表示謝意。
人都有夢，身在異國夢更多。我的夢是：這本目前只能在中國大陸個別小書攤偷偷賣的書，有朝一日能夠在全中國自由發售。
丁抒 一九九三年六月．美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