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禍》序言

丁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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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一九六二年初,那場兩千萬人餓死的慘劇已經過去,生命力似乎無限的中華民族又遂漸挺直脊樑的時候,中共第一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對即將赴安徽就任中共省委第一書記的李葆華說:「回去以後,把前三年的歷史寫本書。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編劇演。再勇敢些,就立碑傳給後代。」多少年過去了,在輿論一律的中國,書沒有問世,劇沒有登台,碑更沒有能豎起。由於接著而來的文革浩劫為害更烈,那場人禍反被淡化了。文革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但同樣應當永誌不忘的是導致無數同胞在絕望中餓死的那場「大躍進」、「大煉鋼鐵」以及禍害二十餘年的「人民公社」運動。如果想到那死亡的數目相當於、甚至大於日本侵華殺害的我國同胞的人數,我們便會同意劉少奇「立碑傳給後代」的意見了。

一九八七年趙紫陽就任中共中央總記之後的幾天內,對美國作家索爾茲伯裡說:「毛不知道或不相信在他的所謂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之後的可怕的年份中有無數的農民餓死。他拒絕批准進口糧食,因為那是『修正主義』,是向資本主義送秋波。」(見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紐約時報》)

本書也許算不得是劉少奇希望李葆華寫的那種書,但作者深信,這是對趙紫陽上述講話的一份翔實而詳盡的註釋。索爾茲伯裡的《長征》一書的副標題是「前所未聞的故事」,本書所敘述的正是另一些前所未聞的故事——至少對現在三十歲以下的人是這樣。

前言

一九六○年初,當中國大陸各地大大小小的報刊無一例外地謳歌「六十年代第一春」的時候,整個國家實際上有如一個巨大的冰窖。從興安嶺到海南島,千千萬萬個村莊裡,每天都有數萬農民在飢餓中死去。在前後大約三年的時間裡,總共餓死了約兩千萬人。兩千萬是個保守的數字,由於中共官方忌諱、迴避此一數字,研究者只能根據各種資料分析估計,得出一個大概的數字——兩千萬至四千萬。筆者採用兩千萬這個數字,並且將在書中論證,這是一個下限。到歷史真相完全大白的時候,捨棄這個保守的數字就是了。

在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場人為的戰禍或天降的災害、瘟疫,都不曾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奪去這麼多人的生命。這完全是人為製造的災禍。本書將向讀者證明,這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在把中國大陸拖入「文化革命」的浩劫之前製造的中華民族空前(但願也是絕後)的災難。幾億曾經身歷那場災難的中國人至今創痛在心,本書作者便是其中一個。

把這件人類歷史上的大事盡可能完整、如實的記載下來,是中國知識份子的歷史責任。感謝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自一九八八年秋起前後用了一年的時間分節刊登本文。現修訂成冊,以饗讀者。

一九九一年三月(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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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十年代有一陣,毛澤東認為各國共產黨都是修正主義者,全世界只剩下他和阿爾巴尼亞的共產黨領袖霍查可以算是馬克思主義者。後來連霍查也不算數了。於是他成了天下唯一的馬克思主義者。
  • 到了一九五六年,情形忽然大變。二月間,各國共產黨的老大哥蘇共展開了對斯大林的批判,「解凍」成為潮流。這對中共不能不發生影響。經過高層的磋商後,毛澤東宣佈在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領域採取允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藝術上百花齊放,學術上百家爭鳴,應作為我們的方針,這是兩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見。」 (注1: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這個後來被毛的助手陳伯達濃縮為「雙百方針」的提法實在是條含混不清的口號。正如後來一位教授所說:「在百家爭鳴中是否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若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則恐阻止他家的爭鳴……」而處處事事以馬列主義(六十年代後又加了個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正是中共從未放鬆過的。儘管有這樣明顯的矛盾,這個「方針」仍然由當時的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於五月間鄭重其事地告示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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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從共產黨執了政,所有的報紙都成了「黨的喉舌」。如今黨歡迎人們說真話,當然也包括那些充當喉舌的人們,於是新聞界也「『鳴』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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