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禍》第一章:合作化引發災難

丁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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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初年,中華民族在尋找出路,千萬知識分子更是走在前頭。作為其中一員,二十五歲之前的毛澤東曾經信奉「觀念創造文明」的學說。他認為這個世界需要聖賢作為「傳教之人」,率領眾多辦事的「豪傑之人」去抓「大本大源」,「從根本上變換全國的思想」,「國家因此得到改造,百姓因此得到幸福」。(注1:《<倫理學原理>批注》,轉引自《遼寧師大學報》一九八六年第一期。)以後,他接觸了馬克思主義,覺得自己作了脫胎換骨改造,成了「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不幸的是,經過三十年革命的洗禮,他那聖賢傳教、豪傑辦事的一套思想並未死亡,只是被擠到腦子的一角「冬眠」而已。革命成功,執政之後,站在天安門城頭,面對千萬人響徹雲霄的「萬歲」聲,他年輕時的思想逐漸復甦,決定了他執政二十七年間的種種作為。

毛澤東的思想的第一個特徵,是他認為他的思想總是代表人民的,或者說他總是在替人民思想。即使他知道他的想法與人民不一致,他也認為他的思想是人民中的先進份子的思想,真理是在他手裡。他至死也沒有放棄「從根本上變換全國的思想」這一宏願。作為一個「傳教之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將中國引向一個最新最美的畫境。六十年代被認作毛的接班人的林彪曾大力彭吹中國「有七億人口,需要有一個統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確的思想,這就是毛澤東的思想。」(注2: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人民日報》。)林彪固然是為了博取毛的信任,而這也的的確確是毛本人夢寐以求的。

毛的思想的第二個特徵是迷信「精神變物質」,而這不過是他早年「觀念創造文明」的現代翻版而已。這個思想始終主宰著他。在文化革命前夕去世的中共哲學家、當時闡述毛澤東思想的權威艾思奇在《學習毛主席哲學著作的輔導報告》中曾說:「思想上有革命就有革命,思想上有社會主義就有社會主義,這話一點也不錯。」這兩句話正好可拿來做註腳,看看如何因為毛澤東的思想裡有「社會主義」,我們中國大地上就有了「社會主義」,看看毛澤東模式的社會主義如何給中國人民帶來空前的災禍。

中國農民是幫助共產黨打天下的主力,陝北的農民對於靠那塊根據地發展壯大的共產黨來說更是頭號功臣。在那塊中國最貧瘠的黃土地上,人們長久以來就在盼望有人能去搭救他們脫離苦海。三百多年前,他們這樣傳頌陝北的農民英雄李自成:「迎闖王,盼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五十多年前,他們又唱道:「陝北出了個劉志丹。劉志丹來是清官....一心要共產。」數年後,劉志丹戰死,陝北老鄉又編了一首《東方紅》歌唱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陝北人民對於「共產」和「幸福」的認識是朦朧的。他們歌唱毛澤東「是我們的帶路人」時,對於毛澤東究竟會將他們帶往何方知之甚少,只是相信那是一個新社會,一個美好的境界而已。他們當時不知道毛主席實施社會主義之後,大家就只能在大田裡一字排開參加集體生產,以至在社會主義裡生活了二十多年,日子反而更加艱難,大家比共產黨坐天下之前還要貧困。(這是千真萬確的。一九七○年前後周恩來談到此事,說對不起陝北的農民,並為此流下了眼淚。)

其實,不僅農民們對「共產」、「社會主義」知之甚少,就是共產黨的領導人對此也不甚了了。說起來,大家都是馬克思的信徒,都宣誓要為實現共產主義而獻身,但對於取得政權後該如何做,他們從未討論過。至於社會主義的定義、標準,就更缺乏共識了。由於共產黨並無真正的選舉制度,官司在中央政治局裡打,誰控制了中央政治局,哪怕在中央委員會是少數(如一九六六年時的毛澤東),也就控制了整個黨。所以中共於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以後,何時搞和怎樣搞社會主義,就看其主要領導之間的官司怎麼打了。

剛開始時,大家似乎是一致的。

中共的兩位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和劉少奇所說的話幾乎相同。毛澤東說:「實行私營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這種時候還在很遠的將來。」(注3: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一屆二之會議閉幕詞。)「有些人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們國家的情況的。」(注4:一九五○年六月六日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的報告。)劉少奇則說:「要在中國採取相當嚴重的社會主義步驟,還是相當長久的將來的事情。」(注5: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當時全黨(黨中央)都贊成毛的主張:「在各種條作具備以後,在全國人民考慮成熟並在大家同意了以後,就可以從容地和妥善地走進社會主義新時期。」(注6:同注3)

主持政務的總理周恩來甫一建國就在政務院設立了中央私營企業局,並請了黨外人士千家駒主持工作。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陳雲特地請著名的鉛筆廠老闆、民主建國會的吳羹梅任副局長,以示中共鼓勵發展私人經濟的方針,並非兒戲。

別人都是表裡如一,心口一致的。譬如劉少奇,當一九五一年上半年有的地方為了削弱乃至剷除私有經濟,急於將農民組織進生產合作社以便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候,他立即以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加以制止,指責說:「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他的根據是中國農村生產力尚欠發達,不具備實行社會主義的條件。他主張鞏固公有與私營經濟共存的「新民主主義秩序」。周恩來是贊成這一主張的。周恩來和陳雲還指示並領導起草了旨在保護私營企業的《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當華東人民政府和私營企業局的千家駒就是否應將山東兩座煤礦交還原擁有者的問題發生爭執時,陳雲支持千家駒的意見,將礦山還給了資方。

但毛澤東就不同了。上述他所說的話不過是為了一時安撫與共產黨合作的政協(政治協商會議的簡稱)人士而拋出的定心丸。一九四九年九月首屆政協會議期間,黨外人士問他何時過渡到社會主義時,他的回答是「大概二、三十年吧」。(注7:見《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一期第二十一頁。)但他從未想過說了的話應當算數。所以到了一九五三年,中國尚未完全從國內戰爭和韓戰中恢復,「各種條件」尚不知在何方,他不徵得「大家同意」,就迫不急待的要搞社會主義了。他在六月間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不指名地批判劉少奇等「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注8: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

因為是共產黨,搞社會主義是黨的本份,劉少奇暫緩實施社會主義的意見在毛澤東立即「走進」社會主義的主張面前理不直氣不壯,其他同志也無一敢用毛本人的話提醒他:條件尚未具備,人民尚未成熟,大家也未同意。以劉少奇為首的政治局成員逆來順受,默默地、消極地挨他的訓,接受了他的左傾主張。

這是毛執政後首次向所謂「右傾」發難。此後他便以反右為己任,在這條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製造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五八年的「大躍進運動」、五九年的「反右傾運動」和長達十年的文化革命,直至他死去,仍沒有改變。

至於與共產黨合作的幾個小黨(習慣稱為「民主黨派」),在國民黨時代,他們還有幾份報紙宣傳自己的主張,即使文章被新聞檢查官刪去,以至在報上開扇「天窗」,也無妨其作為一個獨立的政黨活躍在政壇。到了共產黨時代就不同了,他們個人在政府中得到了高位,可是他們的黨卻失去了輿論工具。共產黨說要搞社會主義,他們只有擁護、拍掌的份。毛澤東屢次對他們說:「你們是上了賊船了。」毫不掩飾其得意之情,因為他知道他們沒法子也沒有膽量下船。而他們的確無一人敢拿毛幾年前說的「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這句話來戳穿他的言而無信。

要搞社會主義,中央的私營企業局改由共產黨員主事,千家駒只剩下了管理商標的工作,吳羹梅則被趕出大門,連自己辦公桌上的文件也不得拿走。該局又改名為工商行政管理局,標誌著私營經濟的末路。《私營企業暫行條例》一天也沒有實行就成了廢紙。

一九五三年,中國約五億人口,四億從事農業。按照斯大林下的定義,社會主義就是農業生產集體化、合作化。作為斯大林的學生,毛決定著手「通過農業合作化,逐步建立農業中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限制和消滅農村中的資本主義」。(注9:同注8。)農業生產合作社便普遍地組織起來了。

靠了無遠弗屆的共產黨組織,合作化運動搞得聲勢浩大、迅猛異常,毛的同事們只能在他咄咄逼人的催趕合作化進度時在旁稍稍灑點冷水而已。本來,農民們只願實行田間勞作的互相合作,而不願將自己的土地、農具入到合作社裡去,因此對辦社一舉並不熱心。中共頒布的政策很漂亮,說農民有不入社的自由,但到了下面卻到處都在強迫農民入社。譬如有的縣召開鬥爭富農大會,縣委書記在會上指著正挨鬥的富農對農民們說:「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入社,不入社就跟他們一樣。」結果原先不願入社的農民趕緊找幹部表示願意入社,有的甚至痛哭流涕要求馬上入社。

一九五五年,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回河北省安平縣老家去探親,毛讓他順便瞭解鄉村合作化的情形。李銀橋瞭解到鄉里是這樣辦的:區裡派下來的幹部命令全村人站到場院裡,宣佈:跟蔣介石走的站那邊,單干;跟毛主席走的站這邊,搞合作化。這樣自然無人敢不入合作社了。毛聽了李的匯報,認為農村幹部「胡鬧」,為此還給河北省委第一書記寫了信。但他只是覺得幹部們的做法「太簡單了」,合作化還是非搞不可,因此那「胡鬧」根本無法制止。

自從搞合作社開始,中共就在那裡搞「共產」了。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一九五五年四月在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上,就批評了下邊用「連續三天三夜開會」的辦法強迫農民入社的做法。鄧又指出,大耕畜折價入社,折價偏低,「歸還時間有的三年,有的五年,甚至個別有一百年。名之謂『借』,實際不還。」這是中國農民第一次親身體驗「共產」的含義。由於果樹入社是不付報酬的,農民不願被共產,寧可砍樹。豬羊不願送運到社裡去,只有宰殺一途。而歸到社裡去的大牲口,由於管理不善,死亡極多,全國一下子減少了二百萬頭以上。當時全國已建成的六十七萬個合作社,有四分之一在一九五四年減了產。

到了一九五五年,問題已經很嚴重了。有的合作社,「船漂出三十多里沒人管,耕牛出去三十多里沒人找,社內耕牛死亡佔百分之六十」。(注10:引自《農村未來》一九八八年第二期中鄧子恢的秘書劉蓬勃的文章。)那些毫無基礎、一哄而上成立的合作社急需予以整頓,這是黨內高層人物的共識,毛澤東亦贊同在部份地區實行「收縮」。經政治局批准,鄧子恢及其副手廖魯言簽署了解散大約兩萬個合作社的報告。中共中央為此下了文件。

但是,到了五月下旬,毛與鄧子恢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一九五六年應當發展多少合作社,鄧主張翻半番,毛主張翻一番,即總數達到一百三十萬個。鄧堅持自己的主張,理由是這個數字已經由政治局批准,毛本人當初也曾同意過。毛澤東自己改變了主張,卻反咬鄧一口,說鄧「右傾」,對合作社不積極,專替資產階級、富農打主意。他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責「高級幹部中資本主義空氣,不準備搞社會主義」。他不指名道姓,卻說「你們五三年為什麼不講社會主義?.....證明腦子裡一點社會主義沒有,滿腦子資本主義」。(注11:一九五五年在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和插話。)

劉少奇本是鄧子恢的支持者,他如果是個堅持原則的人,這時理應站出來抵制毛的翻番的主張,堅持按政治局的決議行事,並批評毛澤東的蠻橫霸道的作風。然而,他為毛的霸氣所懾,毫無鬥志,一味退讓。他在十月間的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作了檢討。不過,他還是說了幾句實話:「我以為在土地改革後.....大約還要一些時候,再來普遍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因而對於....合作社沒有認真的加以提倡和研究。」

毛澤東是個高明的戰術家,他對劉少奇只是旁敲側擊,把他比作「小腳女人,東搖西擺的在那裡走路」,打擊則集中在鄧子恢一人身上。這樣,中央其他人便脫了干係,不必背「右傾」包袱了,大家都跟著批判鄧子恢,宣佈擁護毛澤東的主張。堅持按早先政治局決議行事的鄧子恢成了罪人,而任意踐踏黨的決議的毛澤東反倒頤指氣使,肆意訓人。從這時起,直到二十一年後政治局一致通過二度打倒鄧小平,中共高層的大多數領導人每到關鍵時刻就放棄自己的觀點,附和毛澤東,向被批判鬥爭的對象扔石子。這樣,他們客觀上也就助長了毛的左傾錯誤和專橫作風。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這本是老話,現在又加上共產黨這個以革命為宗旨,以反右為己任的組織,合作化的旋風自然越刮越猛。毛澤東在一九五五年七月底時要求全國到五七年冬和五八年春,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入社。於是各省開會,紛紛檢查「右傾保守情緒」,修訂計劃,向中央報告。如雲南報的是百分之五十五,河南是百分之六十,浙江是百分之七十,山西是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遼寧更革命: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注12:《黨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

各省的幹勁反過來又影響了毛澤東。他見自己的主張被全黨接受,思想便又躍進了一步。七月間他的設想是五年完成合作化,十月間改為「三個冬春」,到了年底就宣佈「只需一九五六年一個年頭」就可以合作化了。而實際上,在這種一味向前趕的浪潮中,各省的幹部各自鞭打快牛,日夜催趕合作化的推度。譬如四川的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本計劃到年底將全省百分之二十七的農戶組織進合作社,一挨批評,只好將計劃翻一番。他每天催下邊報數字。為趕進度,只得下令「先搭架子,先掛牌子,具體問題以後處理」,等於強制農民入社,而將土地、耕畜、農具、種子等一大堆問題搞成一堆爛賬,受害的只能是千百萬農民。

由於毛澤東在一九五五年九月召開的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宣佈「使資本主義在六億人口的中國絕種」,「我們要使資本主義在地球上絕種」,於是全黨快馬加鞭,比毛澤東設想的「一個年頭」還要快,一九五六年初全國農村就基本合作化了。社會主義是來了,生產力卻受到了破壞:一九五六年棉花比一九五五年減產一百四十七萬擔,豬減少了三百五十萬頭,大牲口減少七十萬頭。(注13:《新華半月刊》一九五七年一月號。)(另一說法是大牲畜減少一百多萬頭)(注14:《黨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一期第三十七頁。)這在當時貧窮落後的中國,不是小數字。

此時,只有集體生產才是社會主義,農民(現在是社員了)個人從事副業便是資本主義,應加以限制或禁止的觀點開始流行。結果是災難性的:譬如福建省一九五六年豬比五五年減少百分之二十,磚瓦減少百分之二十七,雞、鴨、蛋也大量減少,而茶葉生產竟不及戰前(三十年代)的一半。黑龍江省委當年七月向中央報告,全省農村的副業生產下降了一半。其他各省大致也是如此。(注15:《黨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四期。)

社會主義了,農村經濟卻萎縮了。這還不夠,這時的合作社還只是「初級」的,土地、農具可以入股,與社員的勞動一起參與分紅。按馬克思主義的教條,憑藉對生產資料的佔有以分享他人的勞動便是剝削,因此土地或農具牲畜多、勞動少的便剝削了土地農具少而勞動多的,這就不是社會主義。所以這種初級社被稱為「半社會主義」,於是毛澤東下令辦全社會主義的「高級合作社」。所謂「高級」,就是取消土地、生產資料的分紅,全共產歸了合作社。農民成了單憑勞動吃飯的無產階級,這時他們的心情同唱「劉志丹來是清官....一心要共產」的歌曲時全然不同了。

這個產如何共法,不讀史料的人是無法想像的:

全國第一個完成「社會主義合作化」的山西省,「有的地方...採取熬夜、大話威脅、大會點名等強迫命令農民入社。有的地方把社員的零星樹木、羊隻、蜜蜂等都轉為公有。有的把社員的存款也歸公」,謂之「刨私有根」。「有的強制山莊窩鋪的農民遷移下山入社。」有的社干認為「合作化了,一家人了,哪還分你的我的....」(注16:山西《黨史文匯》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農民們沒有力量同來自執政者的強制行為對抗,老實巴交的聽候擺弄,稍有反抗意識的就趕緊殺豬宰羊、砍樹。本不發達的農村生產力受到了一次大破壞。

成立初級社時,農民們雖有種種猶豫,但終於相信,合作自有一定的好處,何況土地、農具還在自己名下,可由此得到收益,而且共產黨又保證他們隨時有退社的權利,所以終於報名入了社。事隔僅一兩年,有的才幾個月,上面指示辦高級社了,他們才太遲的發現,執政者說話是不算數的。他們不僅沒有不參加高級社的權利,連退出初級社的自由也沒有了。

當眾威脅,大會點名,三天三夜不得休息,再硬的漢子也撐不下去。農民屈服了,他們放棄了對自己的土地、農具、耕牛的擁有權,換得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

除了土地、農具公有之外,中共又實行了一個類似蘇共「餘糧征集制」的「統購統銷」政策。糧、油、棉、麻等主要農產品,除了政府規定的可以留給農民自己食用的份額之外的部份,全部由國家統一收購、統一經銷。名曰「賣餘糧」,其實是國家先預訂一個全國的收購總指標,分配到各省各地,這是「國家任務」,必須完成的。這樣所謂給農民「留足口糧」便成了一句漂亮的空話。農民糧食不夠吃,到了來年青黃不接之時,國家再將糧食調撥一些回來,謂之「返銷」。所以各地寧可讓農民今天將糧食繳上來,明天再「返銷」回去,甚至當天就扛回去,也要讓糧食在國倉裡走過一遍。這樣做儘管國庫糧沒增加,國家任務卻完成了。往返運輸,勞民傷財。如河南省新蔡縣從一九五三到一九八四年的三十一年間,國家共徵購了十七億斤糧食,又先後返銷了十四億斤,即將七十萬噸糧運走又運來,浪費了不知多少錢財。除個別獲豁免的災區之外,那返銷糧只是借給農民,第二年須先還返銷,再繳當年的徵購。當年的徵購任務是死的,農民的口糧卻是活的,反正肚皮可鬆可緊。

這種統購統銷制度,唯一的好處是政府調動糧食方便,應急救災可朝令夕至。壞處是成惡性循環,反正收了糧食也是政府的,即使是豐收年景,上面規定的口糧數也不會高到使農民吃得十分飽。到了荒年則不必太愁,反正沒吃的了國家不會看著餓死。這樣,農民的主人翁感便消磨殆盡了。統購統銷政策使農民失去了多打糧吃飽飯的指望,生產積極性便一落千丈,再熱愛社會主義這個漂亮名詞的人也洩氣了。

這個政策,按毛澤東的說法,叫做「把六億人口的飯都管起來」,(注17: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這是從一九五三年辦被級合作社時開如實行的,毛澤東稱它為「實現社會主義的重要步驟」,(注18:同注17。)不僅農民,全國有很多體恤農民的幹部也反對這項政策。毛說「一九五五年縣、區、鄉三級幹部中百分之三十鬧得很凶,替農民叫苦,說統購統銷『統』多了.....想搞資本主義,就大叫農民苦。」(注19: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這一來很多人因此被指為「反革命」,進了牢房。高級幹部如河北省委副書記薛迅就被指為「過不了社會主義關」而被撤了職。所以到一九五六年搞高級合作社時,反對的呼聲已經微乎其微了。

毛澤東並非高高在上,不曉民情。他後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鄭州會議上說:「老(革命)根據地(的農民對合作化)就不起勁,『不想前,不想後,只想高級化前土改後』,那是黃金時代。」(括號內為引者所加)可見對於農民不想加入高級社這一點,他是很清楚的。

「高級化前土改後」,也即是毛澤東執政的最初幾年,的確是中國農民的黃金時代。自從一九五六年中國農村納入毛式社會主義軌道,農民就沒有好日子過了。連幫助中共奪取政權出了大力的老革命根據地的農民尚且對搞高級社不感興趣,中共執政後才同它打交道的大片「新解放區」的農民的態度也就不問自明瞭。但毛澤東認為「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高級社代表著社會主義的方向,是五億農民根本利益的所在,只是農民們目光短淺,自己看不見罷了。

黨內也不是都贊成這樣急匆匆的向社會主義趕的。當時不僅農業馬不停蹄的往社會主義奔,工業建設也一味求快,在「反右傾保守」的口號下,不顧國力,不計民生,大量地開工搞新項目,結果國家財政緊張,鋼材、水泥、木林嚴重不足,很多工程難以為繼,周恩來在一九五六年四月間的一次國務院會議上下定決心說:「反右傾保守從去年八月開始,已經反了八九個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他指示起草國家預算報告,指出「急躁冒進的結果並不能增加生產,而只能招致損失。」(注20:《黨史研究與教學》一九八八年第二期四十六頁。)周這麼說,有實例可以佐證。當時強制在全國推廣使用對多數農田不適宜的新式農具雙輪鏵犁,一九五五年九月本計劃生產五十二萬部,到五六年上半年就加到三百五十萬部。其實生產能力只有一百八十萬部。即使那一百八十萬也有一半從未賣出去。賣出去的那一半也多是合作社為應付上級而買的,買去後也是扔著閒置,直到風吹雨淋後成為廢鐵。(注21:《黨史研究》一九八○年第六期三十六頁。)

同年六月四日,劉少奇主持黨中央會議,討論周恩來的報告,決定制止急躁冒進。劉、周及副總理陳雲都認為有必要在全國範圍內給黨的幹部降一降溫,便提議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佈一篇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此文並非為批毛而發,黨內實在也無人有批毛的膽量。但由於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四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表示建設應加速,主張追加基本建設的預算投資,因此他認為這篇社論是批他的。社論稿經由政治局常委審定,傳到毛那裡時,他僅批了「不看了」。社論於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發表,毛澤東即給予當頭棒喝:「有原則性錯誤」,「是反馬列主義的」,「形式上兩面反,實為反左」。直到一九五八年一月,毛在廣西南寧的會議上還忿忿地說:「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我批了『不看』二字,罵我的為什麼看?」

從執政開始到他死去的二十多年間,毛澤東始終專橫地不許別人反他的「左」,反他的「冒進」。他的作風使他的同事無法與他正面理論,只能遷就、退讓。他一吼,劉、周、陳就都啞了。他們並不認為自己錯了,只是無法與毛正常討論,只好充啞而已。這樣,本來就十分微弱的抵制急躁冒進的呼聲被壓制下去了,中共也因此失去了一個阻止毛在極左道路上愈滑愈遠的機會。

一九五六年九月間召開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劉少奇在他的政治報告中特別加了幾句迎合毛澤東的話:「由於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糾正了黨內的右傾保守思想,農業生產合作化開始了特別迅速的發展。」他不僅自己認了錯,而且也封住了所有黨內同志的口。

不管情願不情願,進入了高級社的幾億農民過上了社會主義的新生活。這個社會主義給他們帶來了什麼呢?我們不妨來看看兩段文字:

浙江省永嘉縣「一九五六年,成立高級社以後.....懶的人一天天多了,勤的人一天天少了。群眾在呼喊:『天天困在田裡,困死了!困死了!做功做德把我們解開吧!』」

浙江人本是十分勤勞的。農民變懶只不過是因為被共了產,不再感到自己是翻了身的主人,失去了生產的熱情而已。這正是全國的縮影。高級社規模比初級社更大了,其經營管理與社員的切身利益隔得更遠,社員對合作社的管理也就更不關心了。結果就出現了鄧子恢所說的現象:「有些社把整片土地拋荒了還不知道,糧食收起來放在場裡霉爛了也無人過問。」(注22: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人民日報》。)
幾億農民的「變懶」,中國人的「變懶」,正是始自毛式社會主義通行全國之時。「高級化前土改後」,在中國農村一度出現的那種儘管貧窮,但生氣勃勃的景象便不復再現了。不僅是農村,整個「新中國」的「黃金時代」也隨著毛式社會主義的建立而消失了。

趙樹理是當時被公認描寫農村生活寫得最好的作家,他給我們留下了另一段文字。當時,這位共產黨員在山西省長治地區的一個縣裡掛職任縣委書記,眼見中國農村一進入「社會主義」就出現了惡劣的後果,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間給上級中共長治地區委員會負責人寫了一封信,講到:

「試想高級化了,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反而使多數人缺糧、缺草、缺錢、缺煤,爛了糧,荒了地,如何能使群眾熱愛社會主義呢?勞動比起前幾年來緊張得多,生活比前幾年困難得多,如何能使群眾感到生產的興趣呢?」(注23:《新文學史料》一九八三年第三期。)

但是,身為縣委書記的趙樹理也好,黨內高層首腦也好,對於這種慘況已經無能為力了。只要共產黨的宗旨是搞社會主義,而高級社又正是社會主義的標誌,他們就不能理直氣壯地在毛澤東面前說「社會主義應當緩行」。他們當初投身革命,為的就是要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如今社會主義實現了,雖然大家覺得這個主義不甚對勁,卻沒有覺察到毛澤東正在將中國領上災難之路,更料不到兩年後天將降大禍於中國。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而未受阻擋,原因就在於此。

中共目前評論毛的功過,將他在短短的三年內使全國社會主義化說成一功,而一九五六年後沒有把工作重點轉移到建設上去才是一過。其實,毛澤東不顧國情,在三年內強制性的將幾億農民趕進社會主義,從而造成生產力破壞,人民受苦,這本身就是一過。鄧小平後來搞改革,首先就在農村大致上恢復了「高級化前土改後」的狀況。一九五六年高級化一役,毛實在無功可論。毛在五六年搞的高級社,同五八年搞的人民公社、大躍進、不僅動機一致,做法雷同,造成的危害也只有大小之分而無本質之異。從那時起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幾億農民始終擺脫不了貧困,始終停留在趙樹理二十多年前說的「多數人缺糧、缺草、缺錢、缺煤」的境地,連號稱「魚米之鄉」的江浙及歷稱「湖廣熟、天下足」的兩湖、兩廣,甚至連自古以來的「天府之國」四川,人民都窮到了極限,禍根就是那個不足月即早產的高級社。自從有了它,幾億農民的手腳就被捆住了。

「多數人缺糧、缺草、缺錢、缺煤」,就是在這個基礎上,毛澤東搞起了大躍進,將中國人民拖入了一場更加深重的災難。

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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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到了一九五六年,情形忽然大變。二月間,各國共產黨的老大哥蘇共展開了對斯大林的批判,「解凍」成為潮流。這對中共不能不發生影響。經過高層的磋商後,毛澤東宣佈在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領域採取允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藝術上百花齊放,學術上百家爭鳴,應作為我們的方針,這是兩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見。」 (注1: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這個後來被毛的助手陳伯達濃縮為「雙百方針」的提法實在是條含混不清的口號。正如後來一位教授所說:「在百家爭鳴中是否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若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則恐阻止他家的爭鳴……」而處處事事以馬列主義(六十年代後又加了個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正是中共從未放鬆過的。儘管有這樣明顯的矛盾,這個「方針」仍然由當時的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於五月間鄭重其事地告示全國。
  • 「整風」是叫人民給共產黨提意見,純政治性的,而「雙百」裡的「鳴放」是學術、藝術性的,是誰把它們攪和到一起的呢?毛澤東在將百萬知識份子打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之後說是右派們搞的:
  • 在中共業已走過的歷史中,撒下了不計其數的謊言。1957年的反右運動就是這其中可以排在前列的謊言之一。海外學者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一書以詳盡的史料,揭示了這一段歷史的真象,讓我們深切的瞭解到這一運動發生的始末,發生的一幕幕慘劇,以及中共的罪惡。
  • 人命關天,一旦鳴放起來,「鎮反」、「肅反」等死人的事就首先被提了出來。
  • 鳴放中被提得最多的都是積怨已久的問題。除肅反之外,另一個便是對蘇聯的關係問題。前述黃紹弘列舉的冤案中那個上海醫學院女學生的「反蘇」一案,便很有代表性。當時的情況是,凡是指出蘇聯的不是,甚至只是指出某一個蘇聯人,如在華的蘇聯專家、顧問的不是的人,輕則挨批判,重則入獄。蘇聯是個宗教殿堂裏的聖物,碰一下也算褻瀆。雖然幾年之後中共把蘇聯罵成世界上最壞的惡魔,但當時的蘇聯的的確確是人們搜腸括肚用最漂亮的詞句歌頌的對象。
  • 鳴放所提出的問題中,真正觸了毛的痛腳並最終引發空前規模鎮壓的,還是政權問題。
  • 自從共產黨執了政,所有的報紙都成了「黨的喉舌」。如今黨歡迎人們說真話,當然也包括那些充當喉舌的人們,於是新聞界也「『鳴』起來了」。
  • 鳴放時,北京大學的傅鷹教授對前去採訪的上海《文匯報》記者說過:“對一個負責的政府,說實話無論如何要比歌功頌德好。四十多年前讀《聖經》,聖保羅說過一句名言:不要因為我說了實話,便把我當作仇人。”那時,他雖不知道毛澤東“誘敵深入而殲之”的計謀,卻已隱隱或到了不安,因為執政八年來的共產黨還從來沒有這樣耐心過。
  • 按照中共中央規定的標準,凡是要求用「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會主義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的,便該「劃分」為「右派份子」。(注1:《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八卷第六六九頁。)將此標準搬到學術界,就變成了一把砍人的斧頭。
  • 一九五七年落網的右派份子,幾乎全是中國知識界的精華和共產黨中的知識份子幹部,一一列舉不可能。除了前已引述其言論的那些人之外,不妨再多舉若幹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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