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禍》第四章:吹牛皮亂放「衛星」

丁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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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山東一帶,二十多個世紀之前是齊國,那裏有塊叫「阿」的地方,在當地父母官「阿大夫」的治下,「田野不辟,人民窮餒」。但是阿大夫專門吹牛,虛報政績,齊威王一度受騙,後遣人赴阿查明真相,將他下油鍋烹了。有人認為齊威王這個一國之君,居然能探明地方官員的劣行,可見很有點了不起。其實,他手只有一個阿大夫在吹牛搞浮誇,要識破真相並非難事;要是下邊的大夫們全部向阿大夫看齊,他大概也就被蒙在鼓裹,成為糊塗君主了。

一九五八年的中國,情況就是這樣,全國兩千餘縣,幾乎個個都出了「阿大夫」。

大躍進的號角吹響不久,《人民日報》便從六月開始刊登各縣的阿大夫們報來的牛皮經。先是河南遂平縣衛星人民公社爆出小麥畝產二千一百零五斤的新聞,算是放了第一顆「高產衛星」。以後各地逐漸加碼,到第二十九顆衛星出現在《人民日報》時,畝產已達七千三百二十斤。以後連地處高原的青海,也參加了這場吹牛大合唱,打出八千五百八十五斤的牌子,鎮住了各路好漢。水稻就更神了,報上的數字一個比一個驚人,七千、一萬、一萬五,乃至湖北蹦出了三萬七、安徽蹦了四萬三的「奇跡」。到了九月份,一行特大鉛字赫然出現在《人民日報》上:「廣東窮山出奇跡,一畝中稻六萬斤」。為了說明此數字之不虛,那篇報導特地強調,省委秘書長在場驗收,決非小巴拉子們胡吹亂說。至於整個大躍進運動的頭號冠軍則屬廣西環江縣,中稻畝產十三萬斤,可以說是《人民日報》在歷史上留下的最荒唐的記載。

雖然衛星都是某某生產大隊放的,但大隊書記還是農民,只有公社領導才是「國家幹部」,只有他們才能令手下的宣傳幹事們編造謊言而臉不變色心不跳。至於調動報社的記者拍新聞照片,公社書記,社長的官銜又嫌太小了一點。真正在各地興風作浪,將糧食產量幾倍,幾十倍的誇大的,是那班阿大夫的徒子徒孫--各縣的縣委書記們。

八月間,湖北麻城縣稻子畝產三萬六千九百五十六斤的消息見報時,《人民日報》特別發佈了一幅新聞照片,顯示四個小孩站立在田間的稻穗上,照片下的說明是:「孩子們站在上面就像站在沙發上似的。」不過,這個奇跡很快又落伍了。一個月之後,又一幅照片問世,其說明為:「三個人站在上面也壓不倒。」

一九五八年八月間,《人民日報》還屢次鼓吹「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宣傳「地的產是由人的膽決定的……條件論者可以休矣!」

一言以蔽之,一九五八年的那幾個月中,《人民日報》製造了不知多少貽笑千載的新聞。

到了一九八五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表示他贊成劉少奇六一年關於「這幾年的事情是中央領導一半,《人民日報》領導一半」(注1:見《記者文學》一九八九年五月號陳峰的文章。)的說法:「大躍進我們犯了錯誤,中央要負百分之五十的責任,《人民日報》要負百分之五十的責任。」理由是「如果當時沒有《人民日報》同志的瞎吹一氣,我們大躍進的錯誤就不會有後來的那麼大。」(注2:一九八五年五月十日北京中南海,與香港《百姓》雜誌社長陸鏗的談話。)

這話似乎有道理。《人民日報》這份發行量數一數二的報紙,它推波助瀾比共產黨通過它的組織散發檔的效率更高,危害自然也更大。但問題在於:誰是《人民日報》?它不是「黨的喉舌」嗎?既然它不過是中共中央屬下的一個機關刊物,而不是與中共平起平坐的什麼機構,它怎麼配與中央平分責任呢?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澤東在發動大躍進的成都會議上說過,「組織指導工作,主要靠報紙。」整個大躍進過程中,毛也是通過《人民日報》來製造「大躍進新形勢」的。這裹有個例子。當時山西省洪趙縣向中央報告說,將小麥和穀子嫁接,畝產可達到八萬九千斤。要是再將小麥改良成一株多穗,產量將高得無法估量。中共中央對此報告不僅不斥之為無稽,反而大為稱讚,轉發全國,同時指示「原報可以在報上發表」。(注3:《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下)第五十至五十四頁,轉引自《晚年毛澤東》第一六五頁。)所以,《人民日報》不過是執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充當喉舌而已。說到「瞎吹一氣」全國上百份報紙,統統與《人民日報》一個腔調,它們又該承擔百分之幾的責任呢?

製造新聞的不光是報紙,還有黨的宣傳部控制的電影製片廠,尤其是黨的一大喉舌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該廠在大躍進鬧得最紅火的時候製造了一系列荒唐透頂的消息,比《人民日報》有過之而無不及。它拍攝了一部《沸騰的廣西》。這是一部紀錄片,裏面有這麼一個鏡頭:一群頭戴草帽的農民在割稻子,右邊沉甸甸的稻穗上散亂的放著幾迭茶碗,一隻顯然盛滿開水的大木桶,桶上寫著兩個大字:「請茶」。 幕幕上出現這個鏡頭的同時,畫外的解說詞是:「羅城縣創造了稻子畝產十三萬斤的高產衛星。」這部紀錄片還有一個同樣驚人的新聞:某人民公社「放射了震驚全國的日產鐵二十萬噸的大衛星」。後來這部片子的攝製者還撰文介紹這個公社:「這是多麼了不起啊!他們一天的幹勁,等於完成全廣西一九五八年全年的產鐵任務。」(注4:《電影畫報》一九五九年第二期)

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還拍了一部《豐收曲》,其中有湖北某大隊的一百七十畝稻子平均畝產萬斤,河南某大隊大蘿蔔畝產二十八萬五千九百四十四斤的鏡頭,驗收精確到了斤。再加上影片中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親臨農村指導的場面,誰人還敢懷疑!

一九五七年,數以千計肯說真話的黨內外新聞工作者被打成「右派份子」,逐出新聞機構勞動改造去了。剩下的不是秋後寒蟬,便是牆頭枯草,不可能指望他們在一九五八年挺身而出,歷數人民公社的弊端,痛陳大煉鋼鐵之荒誕,抨擊大躍進之無稽。當時《人民日報》社社長是飽學之士鄧拓,他對大躍進的做法是不滿的,但既然黨的副主席周恩來、陳雲都不能出面阻擋,他又有何本事扭轉乾坤?他充其量只能借古諷今,用曲筆隱晦的表達自己的看法罷了。

當年九月間,鄧拓的《新編唐詩三百首》即將排印時,他發現了一首無名氏的題壁詩。那詩不見於《全唐詩》,是宋人在嵩山一個寺院裏見到,推斷為唐詩的,詩雲:「一團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空,爭似滿爐煨□□,慢騰騰地暖烘烘。」(「爭」作「怎」解--作者按)

鄧拓深夜打電話通知中華書局,說這首詩「非常好」,一定要編輯將這詩放進《新編唐詩三百首》裹去。他顯然是欲借此表達自己對「驀地燒天驀地空」的大躍進的不滿,但他卻不能改變做黨的喉舌這一既定的辦報方針。既然各地報來的數字都有省委作後盾,他是無權扣壓不發的。換上任何一個人,只要不是「砍頭只當風吹帽」的勇士,就必定也會把《人民日報》辦成世界第一吹牛報的。一九五九年,鄧拓因為宣傳毛的指示不力,被毛趕出了《人民日報》。隨後,饑饉遍布全國,農民成百萬成百萬的餓死,《人民日報》根據中央指示照樣日復一日地高唱「形勢大好」的調子,掩蓋事實,欺騙世人。說它有錯,也只錯在只知有黨不知有人民而已。

大躍進鬧得最紅火之時,經濟學家薛暮橋已離開國家統計局局長的職務,在中央財經小組工作,但秋天召開全國統計會議時,有五、六個省的統計局長還是去找他,向他訴苦。他們告訴薛,各省報往中央的鋼鐵、糧食的數字都是假的。如果他們拒絕上報,省委要唯他們是問;去年反右時已有不少反對造假的統計幹部包括統計局長被扣上右派帽子打下去了,他們實在不願步其後塵,戴著帽子去勞改坐牢。但是如果將假數字報上去,又違犯了統計紀律。他們不知如何是好,請薛出主意。薛暮橋只得說:「現在大躍進的浪潮誰也頂不住,就按省委意見上報。」「總有一天中央會問實際數字。」

二千多年前,齊威王號稱為王,其實只相當於當今一名省級幹部。我們當代的齊威王們卻一個個變成了靠吹牛邀功的阿大夫,中央又不派人去捉他們下油鍋,那荒唐鬧劇自然愈演愈烈,不可收拾。

毛澤東雖然高高在上,被阿大夫們的報告騙得迷迷糊糊,倒還沒有忘記「耳聞為虛、眼見為實」的古訓,決定親自下去看個究竟。八月四日,他跑到河北徐水縣,就是那個宣佈要「一步登天」的地方,想掌握第一手資料。然而他的馬列主義不靈光,還是受了蒙蔽。明明畝產才二百多斤,公社社員們肚子還填不飽,可是縣裏的阿大夫們卻有本事在參觀者所到之處的牆上刷上白粉,寫上「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之類的口號,畫上大如牛的肥豬和幾個人才能抬得動的白菜。他們還有本事將四、五歲的孩子訓練得規規矩矩的,一律穿上新衣服,列隊歡迎參觀者。當被問到吃些什麼時,孩子們能異口同聲的背誦道:「吃餃子、烙餅。」其實,除了神志不清者,誰都看得出孩子們是在咽著口水撒謊。可是當徐水大夫們告訴毛糧食已經吃不完時,他竟然真相信了,大為興奮的說:「你們這糧食吃不完,怎麼辦呀!糧食多了,以後就少種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兒,另外半天搞文化,學科學,鬧文化娛樂,辦大學、中學,你們看好嗎?」(注5:一九五八年八月十日《人民日報》。)「一天吃五頓也行嘛!」他還興致勃勃的對陪同的河北省委書記解學恭說:「過去幾千年都是畝產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幾千上萬!」

那些「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阿大夫們是怎樣蒙過毛澤東本人的呢?這很難查考,但是當時各地的「衛星」一般都是這樣放出來的:幹部下令家家戶戶卸門板,將一、二十畝甚至三十畝地的稻子緊緊密密的排在一塊塊門板上,然後集中運到一塊一畝地大小的稻田裹。自然,這只能連夜幹,否則一天過後稻子就倒伏了。那些點頭稱許、以為眼見是實的首長們,怎麼就沒有注意到許多農家少了門板,這真是一個謎。也許大凡能在鄉里當個幹部的,多少有點計謀,讓下去參觀的首長看不出破綻。不過這類把戲也不難戳穿。中央軍委辦公廳的機關幹部到天津郊區參觀水稻畝產萬斤的「衛星田」時,見一個小孩坐在尚未收割的稻子上。稍加審視,便發現那小孩屁股底下有一盞燈,進而追問,方知那畝稻子來自十八畝田。四川省委書記閻紅彥也沒有被那些小幹部的把戲騙過去。他聞說溫江地區有個公社放了顆畝產三萬多斤的「衛星」,便親自去察看,發現那是將幾十畝田裏的稻子並在一處的結果,戳穿了那個牛皮。只是在大躍進的高潮中不好給下面潑冷水,更不能處分那些造假的躍進積極份子,他只是很婉轉的批評道:「像這樣搞高產,花很多勞力,拋撒又大,劃不著嘛!」

毛澤東本為農家子弟,本知道一畝土地只能打三、四百斤糧。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他接見河南封丘縣應舉合作社社長時曾問:「應舉社的小麥每畝收了多少斤?」回答是一百五十斤,所以他並非不瞭解農業現狀。問題是為何兩個月之後他就輕信了徐水大夫的牛皮?據當時的電力部副部長、毛的兼職秘書李銳回憶:五九年七月十一日他在廬山會議期間曾問毛:「主席,您怎麼也相信了畝產萬斤呢?」毛回答說一位科學家寫文章說太陽能利用得好就能辦到,所以他相信了。毛早年在湖南讀師範時對自然科學課程不感興趣,「沒有好好的去學」(毛三十年代對艾德加.斯諾的談話),四十年後他輕信了那位科學家,因此受到懲罰。至於那位那位科學家,相信毛對李銳說出了名字(大約李銳不欲揭人短而在回憶中隱了其名),這是著名的流體動力學和導彈專家錢學森。他在全國發行的大報上撰文說,太陽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百分之三十,畝產就可能達到四萬斤。(注6: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中國青年報》,轉引自謝春壽《大躍進狂瀾》第六十五頁。)由於他在學術界的崇高地位,竟然使一向鄙視知識份子的毛澤東誤入了岐途,令人為之扼腕。

其實,到農村去走一下,就可以辦別真偽了。主持北京工作的中央委員劉仁見到報上的「衛星」之後,跑到京郊去,指著麥長勢不錯的一塊地問老農:「這塊麥子這麼好,一畝地能打五千斤吧?」老農馬上來氣了:「這是瞎說……¨只有傻蛋才會相信!」劉又問:「那你看究竟能打多少?」回答是「我看三百五十斤頂了天了!」

毛澤東相信畝產萬斤的報告,也不盡是由於輕信,這與他一貫過份迷信「精神變物質」很有關係,是主觀唯心主義在他腦子裏作祟的結果。自從他年輕時接受「觀念創造文明」這一觀點起,唯心主義已在他腦子裹呆了四十年,他在一九五八年的表現決不是偶然的。

在三月間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的秘書陳伯達作長篇發言,講到在中國「生產力沉睡了幾千年,現在一下把它叫醒過來,它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這本是浪漫的文學語言,也可以說是唯心主義。因為在中國有的只是缺乏先進科學知識的勞動者和原始的耕作工具,從來就沒有什麼「生產力」睡在地下。但毛聽了這話□大為興奮,插話道:「左舜生(一九九三--一九六九,湖南長沙人,一九四九年前曾任國民當政府農林部部長--作者注)他們叫『醒獅派』……¨我們才是真正的醒獅派。獅子一醒來,它就要發洩了。」(注7:《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五期第三十八頁。)只要一下「喚醒」中國的百姓,「生產力」就會從地底下湧出,「使畝產一百多斤或幾百斤糧食向畝產幾千斤甚至幾萬斤轉化」,毛對此是深信不疑的。(注8: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引自馬輅等著《國防部長浮沉記》第七頁。)當年十月,他與武漢大學校長李達的一場爭論可以說明這一點。

哲學家李達和毛一樣,也是一九二一年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十二名代表之一。由於他和毛都已故去,這個故事是當時湖北省委幹部梅白披露的,(注9:《春秋》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但當時的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說,毛、李談話「我沒有參加,更不會讓梅白參加」,(注10:《春秋》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因此斷定梅白所寫是謊言。不過梅文中毛說的話似乎不像是編造的,而且毛的衛士長李銀橋的回憶與梅白大致相同因此引述在此(注11:李銀橋《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第二三六至二四○頁。)

按梅的說法,李達到了武昌東湖客舍,一見毛便直呼毛的字道:「潤之,『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句話通不通?」毛說:「這個口號同一切事物一樣也有兩重性」,並作了一番解釋。李達聽得不耐煩,打斷了毛的話,說:「你說這口號有兩重性,實際上是肯定這口號是不是?」毛當即反問:「肯定怎樣?否定又怎樣?」李氣衝衝的說:「肯定就是認為人的主觀能動性是無限大……現在人的膽子太大了。潤之,現在不是膽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則可能是一場災難。」未及說完,梅在旁示意李止住。毛發覺了,說「你不要搞小動作,你讓他說,不劃右派」。於是李繼續說:「你腦子發熱,達到三十九度高燒,下面就會發燒到四十度,四十一度,四十二度……這樣中國人民就要遭大災大難,你承認不承認?」
 
當時頭腦發燒的不只毛澤東一個。黨的二號人物劉少奇的熱度與毛不相上下,甚至更熱些。他的家鄉湖南寧鄉縣的縣委寄給他的《寧鄉快訊》上有畝產六萬五千斤的「衛星」,他大概相信了,所以九月下旬在江蘇視察時說:「(畝產)一萬斤還能再多些嗎?你們這裏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這樣再過八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種糧食,三分之一種樹,三分之一休閒。」(注12:一五八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報》。)十月中旬,他到了安徽,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張世榮告訴他糧食太多了,明年打算減少播種面積。他不作調查,當即表示贊同:「我看這個方針對,將來就可實行用三分之一的田地種糧食……」

不學無術的黨閥康生到處鼓吹大躍進,他竟然跑到安徵農學院去做報告,說「甘薯接在西瓜秧上,結果甘薯長得像西瓜一樣大。」「煙草九公尺多高,像四層樓那麼高,而且是大面積的,書本上根本沒有。」當有人向他彙報說一些老教授不相信一畝地能收幾萬斤糧食時,他竟聲色俱厲地將「資產階級」教授們訓斥了一通。

因為輕信了牛皮,中央竟要求全國的國營農場平均畝產水稻三千斤。農墾部部長王震斷然拒絕這一指令:「三千斤達不到,一千斤也達不到。」可見王震還是位明白人,比打包票要在一九五九年生產三千萬噸鋼的冶金部長王鶴壽高明不知幾許。

當年人民解放軍的總司令、黨的另外一位副主席朱德元帥同為農家子弟,也比毛澤東高明一些。一九五八年秋天,他的家鄉四川儀隴縣有三位青年到北京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青年積極份子大會」,朱德將他們請到家中作客,問他們:「稻子收得咋樣?」這三位積極份子一連串吹牛的數字脫口而出,朱德卻不輕信,又追問了幾個問題,馬上使來客啞口,露了餡。不過,當他被邀到廣東番禺縣參觀番薯(又名白薯、地瓜)畝產百萬斤的「衛星田」時,雖翻開泥土看出了破綻,卻只說了一句,「番薯排列得像軍隊那樣整齊」,沒有公開揭主人的短。

同樣是元帥,同樣參觀了那塊畝產百萬斤番薯的奇跡,外交部部長陳毅卻相信了眼見的「事實」,並在《人民日報》上撰文證實那奇跡之不虛。

同年底,國防部長彭德懷到湖南平江縣,直截了當地問縣委書記:「老王,今年畝產多少?」王老實回答:「部份高產田畝產才八百來斤。」彭又問:」最高的才只有八百?」答:「只有八百。」「你好,說了老實話。」彭當即誇獎,「別的地方一報就是八千斤、上萬、幾萬斤呐!」
  
同時,有一個省的負責人向中央吹牛說已解決了全省的水土流失問題。總理周恩來聞知,即帶領水利部的負責人坐上直升機到那裏轉了一段路,看到荒山禿嶺依舊,戳穿了那個牛皮,可惜的是,吹牛不犯法,大大小小的阿大夫們無一受罰,照舊大權在握,威鎮一方,照舊吹他們的牛皮。

五月間,河南省長葛縣的縣委書記吃了豹子膽,竟敢跑到中央在中南海的會場上去吹牛,說是他們將全縣一百多萬畝土地全部深挖了一遍,做法是先將表層熟土剝下放置一旁,將下邊一尺五寸深的生土翻出,用鋤頭將土塊一一打碎,攪拌上肥料,再埋下去,然後覆上熟土,於是產量翻了一番。一輩子老謀深算的毛澤東,竟然天真地立即相信了那位縣委書記的說法,誇獎說「這是一大發明」,並當即要求全國各縣照此辦理,在三至五年內按一尺五寸的標準將全國的土地都挖一遍。
  
由於一切都靠手工,如果按長葛縣縣委書記說的去做,一人一天只能翻兩平方米,就算加班苦幹,幹它四平方米,全縣按二十萬個勞力計,別的什麼都不做,全部投入這項工作,也要七百五十天才能幹完,可見這位縣委書記完全是在胡說八道。但毛居然輕易的被一個七品芝官騙過去了。

毛澤東熟讀史書,自然明白隨文帝留下的民富國強的大好家業是如何被煬帝敗掉的。征遼外加挖個大運河,便弄得神人共怒,掀翻了他的金鑾殿,千餘年來,成為所有治國者的前車之鑒。而今若按毛澤東的指示將全國的土地都挖一遍,那土方量是多少?不算不知道,一算嚇一跳:相當於一百米寬、十米深、一千五百公里長的大運河整整三百條。三至五年內挖三百條大運河,另外還有幾千萬人在煉鋼,這個江山難道他不想要了?不是的,他只是輕信了長葛大夫的胡言,又忘了請秘書核實一番而已。

長葛縣委書記敢到「朝廷」上去吹牛是有靠山可依恃的,省裏的吳芝圃大人公佈的河南省的躍進數字比他長葛縣偉大得多:全省大搞水利工程完成的土石方量,要是鋪成一米厚、三十四米寬的大路,可以從地球直鋪到月亮,或者相當於開挖四十八條巴拿馬渾河,一百一十條蘇伊士運河。

在那每天都有新的「歷史奇跡」出現的日子裏,作為中央主席的毛澤東可能從來沒有想到要取其中一個「奇跡」解剖一下,察其真偽。他相信了,而且認為一處能做到,別處也應當能做到。這樣一來,兩千多名縣委書記回到各自的轄地真的深翻起土地來了。一說深翻,自然是越深越好,你說一尺五,他說二尺,我說三尺,大夫們一個個成了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好漢。不知哪位科學家說,農作物的根須可以長到三尺長。由於下層生土板結,根須伸展不下去,不能吸收足夠的營養,因此要充份提高產量,應當翻土三尺。於是毛澤東對農業機械部部長陳正人說:「深耕要逐步做到翻三尺。只有深翻,水、肥才能充份發揮作用。以後單位產量(畝產)搞到八千斤,每人二分地就夠了。」(注13:華北、東北九省農業協作會議後向毛澤東彙報時毛的「九點指示」。)

陳正人向全國傳達了毛的這個指示,但是究竟是下面自行攀比,先發明了「深翻三尺」的口號,還是毛髮了這個荒誕的指示後各地響應,如今已很難考證了。在那些「敢想敢幹」的日子裏,深翻三尺已經不光榮了,有的地方互相攀比,越挖越深,甚至挖到一丈二尺,比造樓房的房基還深。下命令的中共幹部自然不會動手去挖土,遭殃的只是成了「人民公社社員」的老百姓。

公社社員們本已疲於奔命,如今又要深翻土地,只有挑燈夜戰。電燈、燈籠、火把,凡能用來照明的全拉到地裏點起來。中國農村的土地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那樣壯觀的場面,感情再冷漠的人見了也會感動得熱血沸騰,詩人、作家見了更是靈感泉湧,寫了無數的詩歌、散文,歌頌那「挑燈夜戰」;唯有手執鋤頭幹活的農民才知道,自己「被驅不異犬與雞」!

《安徽日報》十月十八日頭版刊出一篇報導:「淺水養不出大魚,淺土長不好莊稼,全省已組織二百三十萬人的深翻土地的大軍。」文章說,通過「鳴放辯論,批判了右傾保守思想,扭轉了抵觸情緒,使群眾認識到深耕的好處」。由此我們知道,農民對如此深耕是有「抵觸情緒」的,在「辯論」、批判之後,被逼得無奈才去深翻土地的。在這塊土地上,農民並不是主人。譬如山西陽城縣,十二月份已冰凍三尺,可是還有幹部逼著農民摸黑去「深翻土地」(因為沒有燈可挑),儘管鋤頭掄下去砍不進一寸深。這時的中國農民已完全成了沒有自由的役工。

好在生產大隊和公社裏的書記們光有無限忠於毛主席之志,卻並沒有五年內挖三百條(深翻一尺五)或六百條(深翻三尺)大運河的決心。他們可並不真的想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上上下下關心的只是如何在最顯眼的地方(譬如上級的轎車最可能駛過的公路旁)挖一塊地,插上個「深翻三尺」的木牌牌,縣裏來檢查時好有個交代;或者將大報、小報的記者招待一頓,請他們弄個消息,在報上登一登,出點風頭。挑燈夜戰雖然壯觀,但誰也沒有本事連續兩年不睡覺,一般都是熬它個三、五夜,編個數字往上一報,也就偃旗息鼓了。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陪同彭德懷在湖南視察時曾見過上千人擠在一塊二十畝的田裏深翻土地的場面。可以想見的是,這種場面並沒有維持幾天。

可以說,那些書記同志們用弄虛作假的辦法挽救了共產黨。不然的話,認認真真的將全部土地深翻一遍,等不到五年頭上,只怕一年也要不了,幾億累得半死的農民就會變成陳勝、吳廣,揭竿而起了。

由於認為自己有著偉大的動機,幹部們在撤謊、吹牛時一點也不覺得羞恥。譬如河南省召開省黨代表大會,登封縣的縣委書記在大會上堂而皇之地發言,為自己吹牛、造假的行為辯護道:「不虛報,就不能鼓足幹勁;不虛報,就不能促進大躍進的形勢;不虛報,就於群眾臉上無光....」一連七、八個「不虛報」,就如何如何,儼然把自己當成了英雄。後人也許會問,難道這位登封大夫不怕下油鍋?答案是:一、法不治眾,大家彼此彼此。二、河南在省委書記吳芝圃的率領下,已吹出了「千斤省」(即全省糧食平均畝產一千斤)的牛皮,天塌下來先砸個兒高的,要下油鍋也輪不到他縣委書記。三、省委吳書記正在物色接班人,既然他喜歡吹牛,那麼為吹牛尋找理論根據自然可以博得大人的青睞,說不定可以脫穎而出,升遷到省城去。後人也許還會再問:難道省委書記就不怕得個「欺騙朝廷」的罪名,被套上大枷送到京城?答案也還是上面那三條。

總之,吳大人就是不怕。八月間,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批評黨的監察委員會不起作用,主持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日常工作的副書記劉□五便率領了一批人到吹牛最凶的幾個省去調查。他們一路上不敢亂髮議論,到了河南,見吳芝圃等人鬧得實在不像話,方出面向吳提了一些意見。但吳自恃人民公社的發明權歸本省,認為自己是大躍進的英雄,根本不將監委書記放在眼裏。劉無可奈何,結果真的是「不起作用」,白跑了一圈。「不起作用」倒也罷了,八年後文革一開始,中央監察委員會就被誣為「復辟資本主義的黑據點」。以劉為首,十五位常委中被整死和被逼自殺的竟有八位。監委被一舉摧毀,毛澤東、林彪在中央為所欲為,成了不受監督、約束的君主。這是後話。

當時,規規矩矩做事的省委書記也有,陝西的第一書記張德生可算一個。由於在別人胡來時他堅決不跟浪潮,不肯向中央吹牛說大話,陝西被批評為「黑鍋底」。但周恩來心裏有數,曾風趣地誇獎張領導的省委是「守法戶」。由周恩來這話可以判斷,當時規矩守法的必定是少數。這一點也可由五、六個省的統計局長向薛暮橋訴苦這件事得到印證。

對於一九五八年的種種瘋狂行為,音樂家、上海音樂院院長賀綠汀有一句很精闢的評語:「大躍進是空洞名詞,鼓勵急躁情緒,浮誇作風,不要科學,違反規律。」

在那一年中,中國人製造的荒唐事件,表現的瘋癲行為可能超出了過去一千年的總和。除了前述與大煉鋼鐵有關的外,這裏再略述幾個。

二月間,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出「除四害(蒼蠅、蚊子、老鼠、麻雀)」的指示,公佈了各省市計畫實現「四無」的期限,如北京定為兩年,河南三年等等。由此搞了個全民動員、億萬人參加的剿滅麻雀的全國會戰。僅北京一處就有三百萬人上陣,連續鬧了三天,共打死麻雀四十萬隻。平均起來,每二十五個人合作奮戰一天,消滅麻雀一隻。剿雀大軍中包括華羅庚、錢學森等最優秀的科學家。

全國各地統一的行動似乎不多,全民「除四害」之外,還有一個「全民寫詩」。

由於毛澤東在三月間成都會議上指示「每人發三五張紙寫寫民歌,勞動人民不能寫的找人代寫」,中共中央竟號召「全民寫詩」。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張聞天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的發言中說,老百姓對此「不勝其煩」,這大致是事實。譬如山西省委號召大放「文藝衛星」,要青年人每天寫幾十首詩。作家趙樹理就對請他去講話的年青人說:「我給你們潑涼水啦!我是一個職業作家,一年還寫不好一本書,你們一晚上怎能寫出幾十首詩?別說放衛星,連個起火(即煙火炮——引者注)也放不成。」可是講完後,主持會議的幹部照舊宣佈,每人必須寫詩若干,不得偷工減料,氣得趙樹理當場拍了桌子。

有一個人倒是一個晚上寫了幾十首詩的,這是正在黑龍江北大荒農場勞動改造的右派份子聶紺弩。他在其《散宜生詩》自序中告訴我們,一九五八年「大辦文化」時在北大荒勞改犯農場中發生的一件趣事:「一天夜晚,正準備睡覺了。指導員忽然來宣佈,要每人都做詩,說是上級指示,全國一樣,無論什麼人都要做詩。....說是要使全中國出多少李白、杜甫,多少魯迅、郭沫若。」「立刻每人炕頭都點上一盞燈。這房裏是兩條幾十人的長炕,一時百來盞燈點起來,滿屋通明,甚於白畫....」勞動了一整天,大家都想睡覺,對這種命令自然是「不勝其煩」,但聶紺弩卻竊竊私喜,因為他可以光明正大的做詩了。他寫了大半夜,第二天一早交出一首七言長詩,想不到竟榮獲表揚:領導宣佈他做了三十二首詩!原來領導為了湊數,將他的詩按七言絕句四句一首的標準裁成了三十二份。可見名曰「大辦文化」,當官的關心的只是「大辦」而非文化。

在「大辦」的熱潮中,雲南省會昆明辦了個「萬人賽詩會」,一連數天,滿城都是張貼的詩畫。雲南大學校長、文學家李廣田看了三天之後,在教室裏對學生說:「同學們,我仔細琢磨了三天三宵,這裏面確實沒有一首可以稱之為詩的東西。」

由於平民百姓的詩作無人刊印,我們僅能由名人詩作之不堪卒讀來推斷李廣田的言之不虛。如戲劇家、詩人田漢時為文化部副部長,在大躍進中寫的是竟是這樣的「詩」:「一九五八年,祖國不寂寞。人民幹勁大,一個賽一個。」

全民寫詩,勞民卻不傷財,至多破費點筆墨紙張。毛澤東號召的「全民皆兵」、「大辦民兵師」,雖然號稱有兩億四千萬民兵,但那只是花名冊上的兵,造成的危害也並不嚴重,僅僅苦了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元帥。他主持民兵工作,可是對各地匯總來的民兵人數,他吃不准應當打六折還是打四折,只好說:「究竟民兵有多少,是個謎。」(注14:《羅帥最後十五年》第九十九頁。)經濟建設就不一樣了,各地搞的五花八門、舉不勝舉的名堂,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湖南鳳凰縣城是沿山築的城牆,城內一律是青石板、紅石板砌的路。躍進了,應當實行「運輸車子化」。但石板路是肩挑人扛的時代的產物,如何行車子?於是縣委下今令用泥土將全城的石板街道蓋上了厚厚的一層。「車子化」的準備工作是做好了,可是誰也沒本事「化」出一部車子來。有路沒車,白乾一場。要是縣委書記們肯認錯,再下個命令將泥土扒去倒也罷了,可是他們就是沒有這份勇氣。老百姓就遭了殃。在那個一年四季時常下雨的地方,一到雨天全城就泡在泥漿裏,因為石板下的下水道全堵死了。直到二十多年後,車子化也沒實現,新一代的領導人終於老老實實的將石板翻出重見天日。

因為有科學家說,天山、祁連山的積雪融化成水後可以解決西北的乾旱問題,物理書上又說黑色物質從太陽光中吸熱的本領最大(夏天可不要穿黑衣服),於是便有人行動起來。事前連可行性也不論證,成本、收益一概不加考慮,便派人去雪山撤煤渣,甚至派空軍去轟炸冰川,結果一無所獲。

又因為有專家說,人的糞便在高溫下發酵更快,使用的肥效更高,廣東番禺縣動員農民用大鍋煮糞煮尿,以此製造高級肥料,說是這樣糧食高產衛星就有了保障。

南方農民絕大多數都住茅屋,因為茅草可以漚肥,湖南便發明了拆茅屋,將茅草混上人畜糞浸入水塘,然後開塘水灌田的施肥法。他們將這稱做「茅屋洗澡」、「屎湖尿海」。僅寧鄉縣就拆了十五萬間茅屋,占全縣五分之一的住房。

糞便發酵再好也還是糞便,於是又有人想到榨芝麻油、胡麻油往玉米地裏澆,給莊稼注射葡萄糖液。河南有個生產隊為了放一顆畝產一百二十萬斤的巨型衛星,幹部下令打死了七十多條狗,煮成狗肉湯澆到地裏。但是由於下種過多,出秧過密,結果不得不將秧全部割掉。七十多條狗連一斤種子都沒換回來。九月十日,劉少奇去河北徐水縣視察,見那裏用麻油、葡萄糖、狗肉湯灌莊稼,非但不制止,反而說:「那你們可以養狗嘛!狗很容易繁殖嘛!」

「多快好省」,多字當頭。為了多產糧食,不惜工本多下種子。四川重慶竟然有人想在一畝田裏下一千斤種子,以為這樣便可以收穫十萬斤。鄧小平見到,提出異議,方才制止住。(注15: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日在上海市委的講話。)

一九五八年的新鮮事中還有一椿是不可不提的。搞共產主義,革命革到了家庭頭上,許多地方不許再提「家庭」兩字,改之以父母兄弟姐妹為成員的「小組」。革家庭的命,政治局成員康生是最積極的鼓吹者。他對農村幹部說:「既然已經公社化了...當然不需要家庭了。家庭是革命最大的包袱....革命就得革掉身女情長,一律要男編男隊,女編女隊,小孩進托兒所,老人進敬老院,家庭就解散了,消滅了,人人都一身輕鬆地鬧革命,這是生產力的大解放。」(注16:林青山著《康生外傳》第一五八頁。)不少地方,如山西省陽城縣就真的這麼幹了,把各家各戶分男女各攆到大屋子裏去住。幸而康生並不具體掌管一處,所以認真去解散家庭的幹部並不多。
 
聞名於世的京郊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在「大辦工業」的口號下辦起了水泥廠、石灰廠、小煤窯。工廠開山炸石,罩住了好幾個古脊椎動物的化石點。因為學問不值錢,專家們無力制止這種破壞行為,直到毛去世後十年,學者的話才受到「黨的重視」,將工廠遷出了遺址。

正在建設中的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尚未證明成功(事後證明基本上是失敗的),人們就熱昏了頭,不加論證,不計後果,一下子竟然在花園口、信山、樂口又修了幾座攔河大壩。黃河倒是被馴服了,但發電、引水澆地的甜頭剛剛嘗到,河床就被泥沙淤高了。兩岸的農田迅速鹼化,不長莊稼了。當時華北平原約有耕地二點八億畝,一九五八年「大搞水利」之前,鹽鹹地約占百分之十五,即零點四億畝左右,但一個「大搞」,三、四年間鹽鹹地劇增至約一億畝,(注17:中國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遠距離調水》,趙大康等主編。)於是人們又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將攔河大壩一座座炸掉。一九六二年,在範範縣(就是那個預計一九六○年進入共產主義新樂園的範縣)召開的解決黃河灌區土地鹼化問題的會議上,人們大罵引黃灌溉的餿主意,賭咒從此不再引水了。會後,他們填平了引黃灌溉的渠道,炸掉了閘門。

本來,引黃灌溉並不能算餿主意,只要位址和引水量定得恰當,引水澆地是可行的。問題就在一搞躍進,大家都要躍,你攔河築渠,我築渠攔,完全未經科學論證。結果是用人民的錢築壩,又用人民的錢去炸壩。當政者說是為人民交了學費,人民只好認賬。又如成都平原上的都江堰已造福人民兩千多年,現在為了躍進,竟在它上游近旁又修了一條大壩。大壩造完才發現那是水利破壞而不是水利建設,結果只好再拆除。

興修水利也是一樣。中共馬列權威艾思奇一九六五年批判黨校校長楊獻珍時說:「我們的廣大幹部對三面紅旗(指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領會得不全面,所以在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和一九六○年出了一些毛病。這些毛病並不妨害我們的三面紅旗根本正確,而且並不妨害我們在那幾年實際上有大躍進。」「在北京郊區....水利很好,生產很好,原因就是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搞了密雲水庫。」艾思奇混淆了問題。沒有大躍進運動,密雲水庫也是要建的,生產上有必要,又有合格的設計隊伍,健築材料也有充份供應。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只要處於非戰爭時期,如果連個水庫都建不成,早該捲舖蓋走路了。建密雲水庫,關大躍進何事?大躍進的興修水庫,是不顧條件,不管有無設計能力,有無材料,有無資金,一哄而上;一說要搞水庫,你搞一個,他搞十個,我搞一百個。

譬如山東省,僅一個臨沂地區就在大躍進中建了十一座大型水庫,三十三座中型水庫,近一千座小型水庫。臨沂地區是躍進了,但是不出三十年,百分之八十的小型水庫完全報廢,其餘的大、中型水庫,不是病庫就是險庫,一旦出事就非同小可。一個三、四百萬人口的地區,僅水庫一項就浪費了上億的資金,無數的人力,再加上大煉鋼鐵中糟蹋掉大量物資,人民無法不吃苦受窮。

湖北省的黃崗地區,也同時修了上千座水庫,但資金、材料均不足,從一九五八年起修修停停、停停修修,三十年後還沒完。澆地、發電的效益沒有得到多少,老百姓卻遭了殃。山裏本來田地就少,水庫一修,好田被占去了一大半,水庫四周山上的樹木又統統被砍光,水庫歸「國有」,養殖沒有農民的份,國家將他們遷往水淹不到的地方就算了事,又不許他們搞副業、跑運輸,他們只好年復一年地守著人均幾分耕地歎氣。

除了經濟賬,還有人命賬。一九七五年,河南舞陽縣板橋等兩座水庫崩塌,淹沒數縣,死亡十五萬人,便是一例。十五萬是當時河南向中央報告的數字,而後來全國政協委員喬培新等人在關於長江三峽工程的報告中提及此事件,說是「死亡二十三萬左右」。(注18:《美洲華僑日報》一九八三人年版《遠距離調水》,趙大康等主編。)

當時崩塌的兩座水庫是大躍進前開工、大躍進中完工的。這筆賬即使不算在「大躍進」上,也應算在在那之前的「冒進」上。如前所述,周恩來所以提出反對冒進,原因是各省各部爭著搞建設工程,鋼材、水泥嚴重不足。本來建築材料不足,該緩的工程就該緩,但大家都要上馬,便只好修土壩,即背水面用泥土夯築。一般情況下,土壩可以承受庫水的壓力,但決不容許庫水漫壩。那次河南遇到特大暴雨,主事者未及時下決心放水導洪(因水庫的任務是蓄水,一旦放掉,雨停天晴,庫中無水,主事者會被追究)。等到發現暴雨不停時,庫水已來不及排泄,庫水漲滿,漫過壩頂,背面土壩頃刻被衝垮。幾億立方米的庫水排山倒海,沖決而出,所到之處無人可以逃生。

要是不冒進、不躍進,國家還是要建設,該建的水庫還是會建,但不致因缺乏水泥而建那些不安全的土壩。所以,河南這場災難實在不是天災,而是人禍(災後,政府決定永遠不再建土壩,算是正式與大躍進告別)。

此類災禍並絕無僅有,只不過河南的那個崩庫事件沖斷了京廣鐵路,以致人人皆知,而另一些崩庫死人的事件被封鎖了消息,外人無從得知罷了。

一九五八年遼寧省某地搞水電站工程,因為水泥不足,有人提議用水泥摻白灰土作代用品興建大壩。代用品製成後,一位早年畢業於浙江大學的老工程師認為強度不夠,不能使用。他強烈反對將此代用品運往工地,但搬運工人說我們作不了主,堅持要運。火車車皮裝成後,他心急如焚,決計阻攔到底,便橫臥鐵軌阻止火車啟動。這下犯了大忌,工程局黨委說他破壞建設,要鬥他。只因他是水電部東北設計院派往工地協助施工的人員,工程局黨委須征得設計院同意方能鬥爭此人。設計院將這位工程師調回,才算平息了一場風波。

如此「躍進」,後果不言自明。河南商城縣要與全國一起躍進,修水庫,可是沒有人設計,一無圖紙,二無專家,只有幹部在指揮。工程幹到一小半,水庫已蓄成四平方公里的水面。一天深夜,忽然一聲轟響,五百米長的大壩土崩石塌,幾千名民工和十九名勞改的右派份子葬身水底,集體成為大躍進的犧牲品。事後,口口聲聲說「為人民服務」的官員將此事件封鎖得嚴嚴實實,沒有任何一種新聞媒介告訴人民,幾千名同胞成了當權派們瞎指揮的犧牲品。只因一名右派(林業工程師)死裏逃生,三十年後他的不尋常遭遇被人寫成文字發表,外間才知道那椿死了數千人的事件。

中共前遼寧省委書記李荒於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發表的一篇文章,引述了原東北主管農業工作的一位幹部在六十年代初說的一段話:「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期,某些地區盲目上馬,大辦水利....結果若干水庫經不起洪水考驗,先後垮臺,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巨大損失....」損失如何巨大?死了多少人?人們一概不知。被庫水淹沒地區之外的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發生了那樣的災禍。多虧他的這篇文章,我們才得而知之。其他各各省想必也有類似的事件,只是各地黨委封鎖了消息,不為人知道罷了。可以肯定,還在「躍進」時,老百姓就已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了。

說到修水庫,我們不能不感謝周恩來在大躍進中做的一件絕大的好事。早在大躍進前討論長江三峽應否築壩修庫的國務院會議上,與會者眾口一詞,主張立即上馬開工,唯獨電力部副部長李銳一人唱反調。周即說:「有一人說困難,這很好。」此案即被擱置。由於毛主張興建三峽工程,並有「高峽出平湖」的詩句,一九五八年大躍進興起時,三峽工程上馬的呼聲又高漲起來。三月初周率若干部、省的負責人及中國、蘇聯的專家乘船查勘三峽。在船上的會議上,周有意讓李銳第一個發言,讓他舌戰群儒,堅持他的反對意見。隨後,李隨周赴成都參加中央的會議。這個會議決定在全國開展大躍進運動,可是關於三峽工程一事,卻作了暫緩的決議。可以設想,如果周恩來也頭腦發熱,在大躍進鑼鼓聲中匆匆開工興建三峽這個「世界第一大壩」,那結局會多麼可怕。

據周當時的主要經濟顧問、國家統計局局薛暮橋後來回憶:「在三年『大躍進』中,陣陣熱浪勢不可擋。總理和陳雲同志因『反冒進』受到批判,不能起來阻擋。但他們從不隨聲附合,能擋的時候就出來擋一下。」他這一擋,擋住了一個可能的大禍,實在是功不可沒。

不過,要論癲瘋,一千座水庫也好,逼犯人寫詩也好,統統比不上毀壞莊稼作物,將就要到手的糧食、棉花、油料毀棄的行為。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警告全國,「現在棉花已經盛開,北方各省的棉花甚至已經全部吐絮,但除極少數地區採摘了一部份外,許多地區甚至還沒有開摘。這是一個十分嚴重的情況。如果在棉花盛開的時候下一場秋雨,將使棉花遭受重大損失。」問題提得很好,結論卻是:「關鍵仍然是能不能....正確貫徹毛主席提出的『一手抓鋼鐵、一手抓農業』的方針。」但農民不是神仙,變不出三頭六臂,沒有本事貫徹毛澤東的偉大方針,結果就出現了李葆華(他一九六二年初赴安徽任省委第一書記,之前是水利部實際的部長,名義部長是國民黨起義將領傅作義)說的情況:「我去密雲水庫,沿途見到棉花桃被風吹得滿天飛舞,像下大雪一樣。農民都去大煉鋼鐵了。今年糧食、棉花都一樣,是豐產沒豐收。」

棉花如此,油料作物呢?周恩來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致副總理李先念的信中說:「油料作物長期被忽視,而去年又大量沒收好,嚴重的影響了今年油料作物的種子....」這「大量沒收好」,顯然與李葆華說的「豐產沒豐收」是一個意思。五八年「沒收好」的油菜籽、黃豆、花生等作物是如此大量,以致連五九年的種子都成了問題,事情是多麼嚴重也就可想而知了。

下一個是糧食。當時全國到處都有大量糧食爛在地裏。這裏不妨看看毛澤東的家鄉是怎樣躍進的:一九六○年底,毛澤東表弟的兒子賀鳳生手持毛五○年寫給他父親的親筆信到北京去闖中南海,直接向毛告狀。這位農村生產隊隊長告訴毛說:「大躍進來了,要搞公社化。好不容易一家一戶有了房子,一夜之間全部要拆了起居民點....弄得到處雞飛狗跳,哭的哭爹,罵的罵娘。一百戶二百戶連在一起,越大越是集體化。如果老天爺一把火,從東到西幾百間茅棚全會燒成灰。」「小鐵鍋砸了煉鋼鐵,小灶拆了積土肥(南方農家用稻草作燃料做飯,故灰土能肥田——引者注),筷子碗碟全部歸公。」「紅薯爛在田裏,犁掉。稻穀不想收,放火燒掉。倉裏沒得幾粒穀,還硬說畝產達到幾千斤。為了迎接上級的檢查,把好幾塊裏的稻穀移栽到一塊田裏,硬說是畝產幾千斤,就是大躍進帶來了大豐收,鬼都笑落牙齒。做假事說假話的是那些人,作官受表揚的也是那些人,吃好喝好的還是那些人....老百姓餓得要死,只能在背後沖天罵娘。」這就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有關人民公社的真實記述。風吹棉桃,火燒稻穀,如此大規模地暴殄天物,在人類的歷史上是僅見的(戰爭中被敵方燒掉的除外)。毛澤東沒有下令做這些事,他也不贊成這麼做,但他製造了這個「鬼都笑落牙齒」的時代,不能不受懲罰,只可惜直接受到災難性打擊的是中國農民,而不是這個國家的統治者。

一九五八年毀棄農作物的範圍極廣,以河南省為例,當年竟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糧被毀棄在地裏未收作倉。(注19:羅榮桓一九五九年六月五日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的講話,見《羅榮桓元帥》一書。)這可是全國最嚴重的,以後河南餓死的人數高居各省首位也就不足為奇了(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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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命關天,一旦鳴放起來,「鎮反」、「肅反」等死人的事就首先被提了出來。
  • 鳴放中被提得最多的都是積怨已久的問題。除肅反之外,另一個便是對蘇聯的關係問題。前述黃紹弘列舉的冤案中那個上海醫學院女學生的「反蘇」一案,便很有代表性。當時的情況是,凡是指出蘇聯的不是,甚至只是指出某一個蘇聯人,如在華的蘇聯專家、顧問的不是的人,輕則挨批判,重則入獄。蘇聯是個宗教殿堂裏的聖物,碰一下也算褻瀆。雖然幾年之後中共把蘇聯罵成世界上最壞的惡魔,但當時的蘇聯的的確確是人們搜腸括肚用最漂亮的詞句歌頌的對象。
  • 鳴放所提出的問題中,真正觸了毛的痛腳並最終引發空前規模鎮壓的,還是政權問題。
  • 自從共產黨執了政,所有的報紙都成了「黨的喉舌」。如今黨歡迎人們說真話,當然也包括那些充當喉舌的人們,於是新聞界也「『鳴』起來了」。
  • 鳴放時,北京大學的傅鷹教授對前去採訪的上海《文匯報》記者說過:“對一個負責的政府,說實話無論如何要比歌功頌德好。四十多年前讀《聖經》,聖保羅說過一句名言:不要因為我說了實話,便把我當作仇人。”那時,他雖不知道毛澤東“誘敵深入而殲之”的計謀,卻已隱隱或到了不安,因為執政八年來的共產黨還從來沒有這樣耐心過。
  • 按照中共中央規定的標準,凡是要求用「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會主義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的,便該「劃分」為「右派份子」。(注1:《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八卷第六六九頁。)將此標準搬到學術界,就變成了一把砍人的斧頭。
  • 一九五七年落網的右派份子,幾乎全是中國知識界的精華和共產黨中的知識份子幹部,一一列舉不可能。除了前已引述其言論的那些人之外,不妨再多舉若幹事例。
  • 由於毛澤東在七月間號召「對右派,要挖,現在還要挖,不能松勁」,(注1: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毛澤東在上海市各界人士會議上的講話。)全國便在「挖」字上大做文章,將無數善良的人投入了冤獄。
  • 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共召開八屆三中全會,總書記鄧小平在會上作了《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公佈了毛澤東在七月間作的指示:「資產階級反動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注1:見《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即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島同各省、市黨委書記談話的一些要點」。)這就為「反右運動」定下了甚調。一百萬右派被鬥得死去活來,無數人家破人亡,緣由皆出於此。
  • 如此大規模地抓人鬥爭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中共似乎輕而易舉就做到了。它究竟是怎麼「成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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