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禍》第九章 餓神州遍野哀鴻 (下)

丁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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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二百多萬人餓死(事後河南省委向中央報告的數字)(注16:見《烏托邦祭》第一五三頁。),信陽地委及下屬幾個縣的幹部統統撤職,還槍斃了其中幾個罪惡最大的,人是抓了不少,從地委書記一直抓到生產隊長,但作為罪魁的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卻得以從輕發落。他自己倒明白:「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大得很....組織上無論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辱(辱應為戮為誤——作者注)」。(注17:引自蘇曉康著《烏托邦祭》。)可是,廬山會議反右傾,他是堅定的毛派,所以不僅砍不了頭,連烏紗帽也丟不掉。他只被降了半級,調任中共中南局書記處書記。同坐牢,被槍斃的地委、縣委書記比,真是便宜了他。

一九六一年初,毛澤東的秘書、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田家英的一位朋友陸石自信陽去看望他,告訴他說:「群眾寧可自己餓著,也沒有去動一粒國家倉庫的糧食。他們對我們黨和國家的忠誠真稱得上是『動天地而泣鬼神』,可那裏的領導幹部在幹些什麼喲,簡直是作孽!」田家英表示贊同,說:「中國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

中國老百姓可惜過於好了,要是他們「壞」一些,在餓得走不動之前就聚眾去搶糧庫,不是可以免於餓死了嗎?國家所以要建糧庫,不就是為了備荒,不就是為了在饑饉發生時賑濟人民嗎?千百年來,每逢災年,官府就要設「粥廠」救人,雖說四處有貪官,那些粥廠活人無數卻是事實。可是如今數以百萬的百姓瀕於餓死,「領導幹部」就是拒不開倉放糧,擅自放糧的則撤職查辦。在這種情形下,人民自然有理由去搶。寧可餓死而不去搶被那些「領導幹部」把持的糧庫,實在是過於老實了。

當然,說中國老百好或許並不過份,這裏有個雖不「動天地而泣鬼神」但十分動人的故事;

一九六○年某日,國防科學委員會主任聶榮臻元帥讓全國各大軍區司令員同時接聽他的電話:「我以革命的名義向大家募捐。我們的科學家,我們的火箭部隊正挨餓,有的已經斷糧....」隨後不久,他飛到新疆,到達羅布泊沙漠的核試基地時。這時,兩火車車皮募集來的食物也運到了。

當時沙漠深處一個核試物理實驗室已經斷糧,正靠獵捕黃羊度日。第二天,運糧車即開往沙漠中的實驗室。當車子駛進沙漠邊緣的一個村子時,骨瘦如柴的小孩們圍上來乞討食物。車子一停,大群衣衫破爛的饑民蜂擁而至。戰士見來人要搶糧,立即將子彈推上槍膛。押車的軍需處長大喝一聲「不許開槍」,他們幾乎搶光了他的糧食和乾菜。

饑民散後,處長正在哭泣,突然人們又從巷子裏擁出來,低著頭默地把方才搶去的一袋袋糧食、一捆捆乾菜全數送回,堆在車前。其中一人手托一隻包裹,跪在地上說:「這是解放軍的救命糧,是沙漠裏幾十條人命....大軍,我有罪....」原來那包裹上有著一位物理學家寫的幾行字:「老鄧,獲悉你們已斷糧。捎去....」(注18:見河北省《長城文藝》一九八九年第十一期。)

中共的官方輿論至今仍讚頌當年寧可餓死也不搶糧的農民。譬如一九八七年安徽出版了一本《法官軼事》,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兼法制委員主任題書名,省高級法院院長審稿並撰寫序言。該書中提到一九六○年餓死的農民時這樣說:「群眾在饑餓和死亡線上拼命掙扎,任憑饑餓奪去了生命,仍然安份守己,不做違法的事,確實堪稱為偉大的公民啊
!」

無數農民「安份守己」的餓死了,這是毛澤東製造的最為可歎的人間悲劇。在家老老實實餓到死,就是「偉大的公民」;不甘餓死而去搶糧的,就是「壞人」、「暴徒」。這就是當局執政者的邏輯。

為安份守己地默默餓死的農民唱贊詞的,不止是田家英和那位高級法院院長,連彭德懷都是這麼看的。一九五九年六月,彭曾在中南海說:「如果不是黨中央、毛澤東同志的威信高,就會發生匈牙利事件,要請蘇聯紅軍來。」(指協助鎮壓民眾——作者注)不久,他乘火車赴廬山,途中又對人感歎道:「如果不是中國工人好,農民好,可能要請紅軍來。」他顯然認為農民被政府折騰得流離失所、瀕臨餓死而不造反就是「好」。要是造反,那就不好了,他是要鎮壓的。只是他擔心他統率的「工農子弟兵」對付不了造反的工人、農民,遂產生了請蘇軍來鎮壓的念頭。可見即使明擺著是官逼民反,他也是站在官那一邊的。他愛護關心人民是真,但一旦人民與他效忠的黨發生衝突,他還是要站在黨那一邊的。他為人民「鼓了嚨胡」,但當黨不容他為人民說話時,他立即認錯,寫檢討,將嘴閉上。人民沒有得救,他自己也沒能逃脫厄運。「彭大將軍」的悲劇正根源於此。

不安份守己的人也有。譬如安徽有一位小學教師,一九五八年因「右派言論」被開除,押送原籍鄉村監督勞動。他於一九六○年十二月以「江南農人代表石山」的化名給毛澤東寄了一封信。信中說:「山上,河裏的草根都吃盡了。」「我們同是中國人,我們決不是有意與你為敵,只要你把我們農人當人待,把糧食標準放寬點,大家一天兩粥一飯能吃飽,不論農活怎樣重,我們都願跟你過下去。如果你不及時扭轉這一傾向,到時休想我們不聽話。」「我們主張的是:耕者有田,農家有權,誰種誰收,留售自由。誰敢剝削農人的血污,我們堅決不答應。」可惜,這樣的信照例被公安部門扣住,沒能送達毛的辦公室。

當時,搶糧的事生過一些。譬如一九六一年二月中旬,賀龍、羅榮桓兩元帥到福州軍區檢查工作,軍區一位領導人向兩位元帥報告過某地一位農村黨支部書記帶領一百多人去國家糧庫搶糧的事件。作家張一弓寫過一篇《犯人李銅鍾的故事》,講的是一件真實的事:河南省某村四百九十多人斷糧七天,黨支部書記李銅鍾與其任糧站主任的戰友(兩人均因在朝鮮戰場受傷殘廢而回鄉)合夥,先斬後奏,「借」走糧站五萬斤糧給鄉親救命,而後自首投案。但就全國而言,這種事情極為罕見。

當時,對整個共產黨政府絕望了的人已經出現。如海軍航空兵某部飛行員楊德才,他在一九六○年一月初對其他飛行員說:「現在都餓死人了....不信到臺灣沒有出路。」三天後即駕駛一架米格十七逃往臺灣,開了中共建國十年首次駕機叛逃的先例(但因超低空飛行墜海而未遂)。

就總體而言,那時人民還只是痛恨下層的中共幹部,總相信共產黨不會任人餓死不管。如湖南省郴縣一位青年女工劉桂陽,回農村時見到父母沒有吃的,憤而跑到北京,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北門張貼了十幾條「消滅人民公社」一類的標語。而後走到警衛跟前,請他們轉告中央,派人下去瞭解農村情況。寄希望於「中央」,這是多數人「安份守己」而不造反的一大原因。實際情況是,「中央」在毛澤東控制下,還在發躍進燒,「不知道或不相信」無數農民正在瀕臨餓死,饑饉自然
就無法遏止了。

安徽、甘肅、河南是三大災難省,其他地區如何呢?

山東的情形比河南好不了多少。羅榮桓元帥一九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在政治學院的講話提到,「在山東,農村勞動力減少了百分之二十,牲口由六百萬降到二百萬。許多土地荒掉了。(注19:《羅榮桓元帥》第九三八頁。)

山東的實際死亡人數,因材料不足無法估計,僅有兩個小小的例子以資參考:

在彭德懷蝸居的吳家花園,有一天,從山東來了一老一少母女倆——他們是步行乞討了一個多月才來到京城的。那母親一見到彭的一位警衛戰士就哭喊道:「兒呀,你爹和你兄弟都餓死了。全村人把樹葉都吃光了,都逃出來了....」

甘肅省委工業交通部部長張北華是山東人,一九六○年他的侄兒自山東去甘蕭告訴他,他的父親是餓死的。張因為五八年曾向省委寫信,批評大煉鋼中的問題,廬山會議後一度成為省委內的批判對象,可能因此而顧不上在老家的父親。連這位高級幹部的父親都餓死了,山東的普通農民餓死了多少就可想而知了。

山東當時的農村人口近四千萬,若羅榮桓所指的勞動力的減少完全是由於餓死,而且勞動力死亡數與農村人口的死亡數成正比,那麼山東餓死的人數應為七、八百萬。但考慮到有些勞力被調往工業界,有些逃荒去了東北、內蒙古,可以將山東農村勞力的滅少低估為其中只有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餓死,其餘外逃存活。這樣算來,山東農村餓死了百分之四、五,即一百五十至二百萬人左右。這也是下限,實際死亡的人數應超出此數字。

山東的第一書記舒同是個一流的書法家,搞政治卻是未流。他很快就不得不為山東的「非正常死亡」問題承擔責任下了台。而安徽的曾希聖卻官運亨通,兼了山東的第一書記,儘管曾造的孽並不比舒少。

貴州山區俗稱「地無三裏平,人無三分銀」,經濟落後,人民貧窮,可是縣委書記們一樣要「放衛星」。為向上交賬,便對農民橫徵暴斂,奪走他們最後一點口糧,其中以思南、餘慶、印江三縣為最甚。農民們面對動不動就捆人、捕人的政權,只能任其擺佈。一九六○年初,三縣農民相繼斷糧。活下來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夏收,不料當年天旱,夏收無著,更多的饑民成萬成萬死去了。一九七○年春,清華大學一個畢業生從北京來到貴州山區的一家小工廠工作。他的頂頭上司、車間的黨支部書記告訴他:他兄弟一家、叔伯兄弟數家,都是全家死於那場饑饉,無人倖存。

一九六○年冬天,中央有人去貴州,劫後餘生的農民攔路呼救,這才驚動上面。中央監委派了工作組到了那相鄰的三個縣份。第一個縣的縣委書記被槍斃後,另兩個縣的書記隨即畏罪自殺,自行了斷此一大案。

貴州死人,也是全省性,並不止於東北部那三個縣。一九六八年,上海復旦大學一個畢業生到貴州西北部的金沙縣工作,那裏的人們告訴他:在「困難時期」,該縣幾乎家家死人,全縣大約餓死了四分之一。在中共的「革命聖地」遵義,筆者知道有戶人家,全家八、九口人,只有一個活過了那場饑饉。所以估計全省餓死了大約百萬人以上。

甘肅、河南、山東、貴州等省自然環境較差,經濟脆弱,經不起大躍進的折騰,那麼「魚米之鄉」如何呢?

一九六○年底,湖北省長張體學打電話到北京,對他的紅安縣老鄉、副總理李先念說:「李副總理,你就是砍我腦殼,也要給我兩億斤糧食!百姓們沒法活了。」李先念沈默了半晌才開口:「你就是砍了我腦殼,我也拿不出兩億斤糧食....」(注20:見所國心、董濱著《兩百個將軍同一個故鄉》。)李拿不出糧給故鄉,湖北的百姓怎樣熬過這場饑荒?既然五九年春天廬山會議前湖北就已經餓死了人,六○年餓死的自然就更多了。

同年,陳毅元帥路過南京,將江蘇省長惠浴宇找去問:「人民公社究竟好不好?你們江蘇究竟死了多少人?」惠雖為陳的老部下,但省委早已在內部對此統一了口徑,惠也就沒有對陳毅說實話。陳回到北京後,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感歎:「在下面跑了幾個省,也不敢說老實話。」「江蘇的惠浴宇含糊糊,還是廣東陶鑄說了點老實話。」

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批評過江西省委吹牛:「江西現在還講去年增產百分之六十七,這是脫了外褲,留了襯褲。」彭德懷下臺了,江西的牛皮也很快吹破了。一九六○年冬,朱德到了江西,來到他和毛澤東當初打江山時呆過的永新縣,也即他三十年前與紅軍戰士一起挑糧上山的地方,見一戶農民吃的只是紅薯葉子,便對陪行的永新縣委書記說:「今天人民在吃紅薯葉,我對不起永新縣的鄉親們。」說罷拿起一隻碗,也盛了一碗紅薯葉。

國務院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於一九六○年春天回到福建長汀老家,發現幹部到處在說假話,公社食堂無米下鍋,社員吃的多是煮青菜。六一年初,最高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帶工作組到閩西,發現「大片土地荒蕪,大量牲畜死亡....非正常死亡相當嚴重」。可是當地党的負責人非但不負責,反說是「階級敵人混入內部進行破壞」造成的。張復查了一九六○年逮捕、判刑的全部案件,結果發現那些「階級敵人」絕大多數是因缺糧而偷竊或私宰豬牛、對社會不滿發了牢騷的老百姓。(注21:《人物》一九八二年第三期第十四、十五頁。)

四川是「天府之國」,也大批餓死人,主要原因是徵收過頭糧。譬如仁壽縣,縣委書記為了向上級多繳糧食邀功,把全縣的公社幹部召到縣裏開大會。會上將公社幹部一個個輪流叫上臺,讓民兵抽打,逼問「把糧食放到哪里去了?招!」幹部們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亂報過地方,說藏了多少糧食。於是電話即打回去搜查。搜不出來也得繳糧,農民只有將僅剩的一點口糧繳出去,結果便是餓死。

四川雅安地區「非正常死人」人數太多,省委下令將榮縣縣委書記姚清逮捕,判刑八年。縣裏科局長全部撤換,並將一百七十名公社社長、書記一級的幹部捉去坐牢,頗有點像當年齊威王捉阿大夫去下油鍋。只是「死者長已矣,存者且偷生」,即使榮縣書記下了油鍋也無法使數萬餓死的農民回生了。

湖南省死的人比不上安徽、河南,但有些地方情形也相當嚴重。淑浦縣向家堖村,附近山上光禿,無野果可采,人們只有乾等著餓死。一百多人的村子死去了一大半,青年、壯年幾乎死光。一位青年一九四九年從該村參軍,六○年回家探親,發現父母已經餓死,村裏沒剩下幾個活人,當即憤而自殺。

劉少奇在一九六一年四月回湖南寧鄉老家做調查時,儘管幹部做了手腳,例如通往他家鄉人民公社機關的路旁的梧桐樹的樹皮已被饑民剝了吃掉,幹部便在樹杆上塗上黃泥,再用稻草裹住,還是有農民告訴他,枯木沖(村名,劉的老家叫炭子沖——入者注)餓死了「一、二十個」,「跑了」十幾個。聯想到劉少奇姐姐的兒子都餓死了,我們便可以估計,湖南全省餓死的人不會少於幾十萬。

劉少奇回鄉之前,他的老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謝覺哉一九六○年也回過一次寧鄉縣老家,除發現全縣大樹只剩了三棵外,便是看到了公社社員沒吃的。可是縣裏幹部卻興沖沖地向他報告:要大辦養豬事業,準備養二百萬頭豬。謝當即不客氣地打斷他:「這聽來有點荒唐,人都沒得吃,哪兒來這麼多飼料喂豬?」可以設想的是,要是各縣的大人們把人民的死活放在心上的話,湖南死的人本不會那麼多的。

毛澤東可能不知道他的家鄉餓死了那麼多人。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一九六○年代是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第一書記。六○年他曾一度下放到毛的老家湘潭兼職任中共湘潭地委書記。那年冬,他回北京向毛彙報情況,在見毛的前一天晚上,為了是否將餓死人的真實情況告訴毛這一點,他在自己的書房裏抽煙、踱步,思想鬥爭了一夜,到最後他也沒有把真相完全告訴毛。

廣西環江縣,一九五八年放的高產衛星全國第一:水稻畝產十三萬斤。縣委書記洪華出身于一個農民家庭,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驗收時他被安排招待北京去的客人,那邊則有人挑著著子繞著地頭轉,轉一個圈過一次秤,計的數也是亂寫的。《人民日報》打電話去申明拒發此消息後,洪便說不要搞了。但在場指揮的地委書記賀易然則說,《人民日報》不登,《廣西日報》登,於是隆重地拍了電影,上了《廣西日報》。結果《人民日報》還是在九月十八日登了這一則畝產十三萬斤的消息。過了不到兩年,饑荒席捲大地,環江縣一下餓死數萬人,省裏要抓人頂罪,將此時已升任地委書記處書記的洪華揪到環江,鬥了一通後判處五年徒刑,投入了監獄。那位賀書記則照樣做他的官。六六年春,洪刑滿釋放在勞改農場原地就業,不久文革爆發,賀、洪均挨了鬥。洪沒有捱到頭死了,賀卻因文革中受了「迫害」反於文革後升官當上了省委書記。

廣西各縣餓死人的數字,在文革初期各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鬥爭時曾被機關幹部揭發出來,大致都以「萬」計,可惜當時沒有人記載保存下來。

廣東德慶縣,自然條件不壞,一九六○年竟也餓死近兩萬人,縣委書記尚屬幸運,僅被撤職而未蹲監獄。

以上所提餓死的全是農民,還有一批人是不該不提的,那就是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的犧牲品,特別是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以及五九年因「攻擊三面紅旗」而獲罪的那一大批人。

西北民族學院畢業的回族青年沙雲青,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以後他與幾位朋友「議論」「大躍進」,又成了反革命,六○年被判處十五年徒刑。在那座青海某地的監獄裏,「和他關在一起的『政治犯』們,大多是專家、學者、教授,憂國憂民而因言獲罪。他在那裏拜了許多老師,跟著學文學、學科學、學馬克思主義。後來,他的老師一個又一個悲慘地死去。二十五個人的大牢裏,只剩下兩個人,餓得皮包骨.....」(注22:翟禹鍾、梁勝明著《絲路潮》。)同牢中僅兩個人有幸活過那場饑饉,沙雲青是其中一個。他一直在那監獄中呆了十八年,最終獲得平反,活著出了牢房。

在青海某勞改農場裏:「缺糧,嚴重的缺糧。勞動,依然是繁重的勞動。許多犯人先後死去了。」「新來了一個大學講師,也是右派。斯文、白析....沒過幾天,人不見了。怎麼找,也找不到....(另一位右派、工程師)黃治中找到了他....在戈壁灘上。他餓死了。瘦瘦的身驅緊貼在沙灘上。」(注23:蕭復興者《柴達木傳說》。)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青海省各處的勞改勞及監獄裏究竟死了多少我們民族可貴的人才已難以統計。但有一位萬幸在那裏活下來的女性多少知道一些。

「胡風份子」任敏,一九五五年與其丈夫、復旦大學教授賈植芳一同入獄。她於一年後被釋放,旋被發送青海工作。但又被告發說攻擊過偉大領袖毛主席而再度入獄。大饑饉時,她在牢房裏的任務是往外搬死屍,每天都有餓死的囚犯要往外抬。

「北大荒來真荒涼,又有兔子又有狼。」一九五八年之後又添了成千上萬的右派。幾年前有部電影《智取華山》,曾經風靡全國。其導演之一巴鴻便是北大荒的勞改右派之一。因有文藝演出特長,用得著也就餓不死。他與另外幾名演員的勞動任務是挖墳坑,定額每人每天挖三個。不過,說每天都有一、二十人餓死,那也有點誇張,因為有些坑是為天寒地凍的冬天準備的。

離北京不遠的清河勞改農場似乎並不比北大荒強。據在那兒倖存的右派作家從維熙回憶,農場的墓地裏,「墳連墳地連成一片,裏邊埋的淨是餓死鬼。」那裏的死者比北大荒的死者稍為幸運一點:在運往墳場的路上有口無底的棺材罩住屍身,儘管入坑時同北大荒的死者一樣是光身的。從維熙未提及清河勞改農場共餓死多少人。另一位也是從北京去的「右派份子」吳弘達則大致數過犯人墳丘的數目:「大概有五、六千,或者是三、四千?一個土丘,一個生命。」

死者當然都有名有姓,但可以追尋出姓名的卻不多。以下是因為稍有名聲,當年死於勞改農場,平反後被人提及的幾位右派份子:自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歸來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副教授費明君,死於青海;從海外歸來的中央歌劇院合唱指揮莫桂新,死於黑龍江興凱湖;自臺灣赴大陸的美學家呂熒,死于河北清河;自香港歸來的作家、上海民樂團團長陳歌辛,死於安徽。

人們就這樣死了。專家、學者,他們是「右派」、「反革命」,本來就是待消滅的物件。他們死得沒一點動靜,社會無一點反應。「黨的喉舌」控制著全部新聞媒介,在那監獄和勞改場之外,誰也不知道中華民族的精英在無聲無息地倒下,「輿論一律」的妙處正在於此。

誰都要問,當時究竟餓死了多少人?

這個問題恐怕永遠無法弄清。據劉少奇夫人王光美說,一九六一年四月和五月上半月,她隨劉在湖南農村搞農村調查,發現「基層黨組織什麼事情都管、都干涉,連人口死亡數字統計出來了,還要『壓縮平衡』,不許如實上報」。(注24: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可以想見,不僅湖南,別省的各級黨組織也會這麼幹,所以真實死亡人數是不可能查清的。

但是,大致的數位還是可以得到的。以山西為例,當時山西九百三十九個公社,一九六○至六一年度有百分之四十二的人每天只能分配到五兩至六兩糧食(注25:山西《黨史文彙》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三十五頁。),折成米麵等商品糧,只合四至五兩,而這些糧食全在公共食堂大鍋裏。按山西老鄉的說法,「幹部特殊撈稠稠,社員吃的稀流流」,因此每個社員實際進肚的必定低於四兩。這點糧食維持不了一個人的正常生命活動,原先體壯的人可能挺得過去,而體弱老幼便逐漸衰竭而死。假定那百分之四十二的農村人口中有百分之十死亡,也就超過了一百萬。即使僅只百分之五的人熬不到頭,也有五十萬。所以可以說,山西大約餓死了五十萬人。這是下限,不可能低於這個數字,實際很可能接近一百萬。

山西的情況在全國屬於中等,再看情況較好的東北三省,也一樣死人。以遼寧錦西縣為例,縣政府統計,一九六一年人口增長率為負百分之一點二,六三年為正百分之四點六,六五年為三點五。(注26:作者一九七一年抄自錦西縣政府檔。)據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鑒》透露,一九六一年全國人口出生率為百分之一點八。如正常死亡率為百分之一點六(按人均壽命六十二歲計),則如無「非正常死亡」,人口增長率應為百分之零點二。但實際上是負百分之一點二,故當年錦西縣的「非正常死亡」率應為百分之一點四,即四、五千人。錦西的自然條件在該省屬中等,因此遼寧全省四十五個縣份(城市不計)一九六一年內餓死人的數字大約為二十萬。如果加上六○年的死亡人數,應當不下三、四十萬。

如欲對全國死亡總數有個粗糙的概念,可將錦西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兩年共七、八千)與全國兩千一百餘縣相乘,得一千六、七百萬左右。但此數字偏低,因為錦西有數萬大型國營廠礦的工人,這些工人連同其家屬一般不會餓死。

但是錦西縣一九六一年人口淨增長為負百分之一點二,這個數字有參考價值。因為當時全國人口約百分之十八為城鎮人口,均不會餓死。若城市人口因食物不足,自然增長率由「大躍進」前的百分之二降至百分之一,則六○年全國農村人口的淨增長為負百分之二。(注27:一九五九年人口為六七二(百萬),六○年為六六二(百萬)672x〔18%x(1+1%)+82%x(1-2%)〕=662)

要對全國一九六○至六一年間餓死的人的總數作個較為精確的計算,還得從中國大陸官方發表的人口統計數字出發。以下的計算中所使用的數字均采自中國國家統計局一九八三年發行的《中國統計年鑒》。(注28:見該年鑒第一○三、一○五頁。)

一九五五至五八年,四年人口平均淨增長率為百分之二點二九(根據每年人口數計算,該年鑒第一○五頁的「自然增長率」數字不正確)。按照這個增長率,以五八年底的人口數字為基準,則六一年底時應有七億零六百三十二萬人。而實際僅六億五千九百九十四萬,少了四千六百三十八萬,原因就是「非正常死亡」。

但考慮到饑饉導致的出生率下降,此數字應加以修正。以一九五五至五八年這四年的平均出生率為百分之三點一九(這大致可靠)。若年鑒中五九至六一年的出生率亦可信,則同前四年的平均出生率相比,這三年分別少生了四百六十九萬、七百三十九萬和九百二十萬,共二千一百二十八萬。

將以上兩數相滅,得二千五百一十萬。但第一個數字是以出生率不變為前提計算的,因此那些應在一九五九、六○年出生而未出生的人在六一年底前的增殖也應當扣除。這樣算下來,得二千四百七十二萬。

不過,即使在正常的年份裏,作為農村人口統計主要依據的公安部的戶藉記錄和商業部發放布票(每人每年一份,無例外)的記錄都要相差千萬以上,而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開始各地農村已大批餓死人,年鑒中五九年底和六○年底時中國人口總數應予置疑。這就是為何本書作者採用了較為保守的「兩千萬」這個大概數的原因。這也是為何海內外學者對這場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餓饉的死亡人數的估計從一千七百萬到四千萬不等,差異如此大的原因。(注29:刊於一九八四年十二月《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的《Famine in China1958-61》,該文作者為Basil Ashton等,文中提及二千三百萬、二千七百萬、三千萬等數字。)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即中共三十七周年「生日」那天,全國各報刊登載毛澤東六月十四日接見河南封丘縣應舉合作社社長時向在座的人描繪的一幅美景:「不要很久,全國每人每年可以平均有糧食一千斤(其中人吃六百斤,其他留作儲備糧、種子和餵豬),一百斤豬肉,二十斤油,二十斤棉花。」這個「不要很久」是多久,他沒有說;而事實是,不到兩年,死人千萬的災難便籠罩全國了。(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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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九五七年落網的右派份子,幾乎全是中國知識界的精華和共產黨中的知識份子幹部,一一列舉不可能。除了前已引述其言論的那些人之外,不妨再多舉若幹事例。
  • 由於毛澤東在七月間號召「對右派,要挖,現在還要挖,不能松勁」,(注1: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毛澤東在上海市各界人士會議上的講話。)全國便在「挖」字上大做文章,將無數善良的人投入了冤獄。
  • 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共召開八屆三中全會,總書記鄧小平在會上作了《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公佈了毛澤東在七月間作的指示:「資產階級反動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注1:見《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即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島同各省、市黨委書記談話的一些要點」。)這就為「反右運動」定下了甚調。一百萬右派被鬥得死去活來,無數人家破人亡,緣由皆出於此。
  • 如此大規模地抓人鬥爭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中共似乎輕而易舉就做到了。它究竟是怎麼「成功」的呢?
  •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毛澤東關於判別香花毒草的「六條標準」公佈後,誰也不再提共產黨整頓作風的事了。儘管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說過不要求各黨派整自己的風,各黨派還是安靜下來,各自回窩,整自己的風去了。
  • 在一九五六年的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作了個政治報告,提出:「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完備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必需使全國每一個人都明白,並且確信,只要他沒有違反法律,他的公民權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會受任何機關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國家就必然地出來加入干涉。」
  • 反右高潮中,毛澤東說了這樣的話:「對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打他幾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幾棍子,他就裝死。」(注1: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議上的講話。)真死也罷,裝死也罷,對這些命如螻蟻的小人物,毛澤東是不存憐憫之心的。許多入了「另冊」的右派,在看到同這個政權無理可講之後,就只有以死抗爭了。
  • 「百花發時我不發,我一發時都嚇煞。」六百年前,朱元璋在農民起義軍中初露頭角時寫的兩句詩,可以用來說明反右風暴塵埃落定之後的局面。共產黨一鳴,百鳥齊喑,百花齊被嚇煞,一九五七年夏初那熱鬧的鳴和放在知識份子心頭只剩下了痛和苦。
  •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時,百萬右派中,尚活在人間的那些人已經做了十九年賤民。其中相當多還在他們「就業」的勞改農場裡等待生命之燈枯竭、熄滅。已經回到社會的那部份也還在社會最底層掙扎。直到兩年後中共才決定給「錯劃為右派份子的案件」予以改正,並於一九八一年六月通過決議,公開承認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份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造成了不幸的後果」。(注1: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 序言

    一九六二年初,那場兩千萬人餓死的慘劇已經過去,生命力似乎無限的中華民族又遂漸挺直脊樑的時候,中共第一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對即將赴安徽就任中共省委第一書記的李葆華說:「回去以後,把前三年的歷史寫本書。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編劇演。再勇敢些,就立碑傳給後代。」多少年過去了,在輿論一律的中國,書沒有問世,劇沒有登台,碑更沒有能豎起。由於接著而來的文革浩劫為害更烈,那場人禍反被淡化了。文革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但同樣應當永誌不忘的是導致無數同胞在絕望中餓死的那場「大躍進」、「大煉鋼鐵」以及禍害二十餘年的「人民公社」運動。如果想到那死亡的數目相當於、甚至大於日本侵華殺害的我國同胞的人數,我們便會同意劉少奇「立碑傳給後代」的意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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