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口糧食可以救急於一時，卻消除不了災難的根源。有兩個小例子可以點明問題的癥結所在。

一九六○年，在安徽的農民被饑餓折磨得瀕於死亡時，宿縣一位七十二歲的老農向公社黨委書記要求，要帶他有肺病的兒子到山裏去生產、休養。他保證若產糧有餘便交給公社，若自食不足也不向公社伸手。獲准後，這個沒有牛也沒有犁，只有一把鐵鍬和一把四齒鉤的老農就進山去了。當年秋收，他除了留足自己及他生病的兒子的口糧、種子、飼料以外，還交給公社一千八百斤，超過了自己留的。除此之外，他又交給公社六十元現金（養豬養雞的收入）。

雲南省彌勒縣有一戶農民，因為女的是日本移民戰後留下的孤女，沒有資格享受社會主義新生活，這家人也就成了當地唯一被排斥在合作社、人民公社之外的單幹戶。結果是大家都在挨餓，他們卻不僅自己有吃的，還能拿出一些糧食周濟眼看就要瞑目的鄉鄰。自然，憑這一家單幹戶的力量，救活不了幾個人，但既然公社社員瀕於餓死，而單幹戶卻自給有餘，問題就十分清楚了。

說穿了，要擺脫災難就要先擺脫毛式社會主義，扯掉那件「一大二公」的漂亮外衣，給農民自由，讓農民重新單幹。然而這有違共產黨的宗旨。作為共產黨，不能不按照導師的指示去做：「我們對於小農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佔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佔有。」（注１：《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一三七一頁。）

問題只在於：農民自己是否願意？如果農民不願意，共產黨是否應當用專政的辦法逼使農民就範？馬克思、恩格斯並未掌權，未置答案，而在蘇聯實行社會主義的史達林就是這麼做的。作為史達林的學生，毛澤東當然也要這樣做。
　
對於共產黨和農民的分歧，毛看得很清楚。自從共產黨將土地分給幫助它打下江山的農民之後，農民和黨的目標就不一致了。毛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對李先念，鄧子恢說，「農民是要自由的。我們要社會主義。」他將這分岐說得再明白不過。要實行社會主義，就不能給農民目由。為了實行社會主義，不惜採取強制手段。在這一點上，毛澤東是史達林的好學生。
　
蘇聯強行搞集體化的後果世人有目共睹。「一九三三年，當這一行動完全結束時，蘇聯的農業產量和家畜總數減少了一半以上。在一九四一年德國入侵蘇聯的前夕，還沒有恢復到一九二八年集體化以前的水平。」（注２：《赫魯雪夫回憶錄》愛德華．克蘭克蕭的評語。）直到一九五三年「史達林逝世之時，俄國的耕牛還依然少於一九一三年。」（注３：麥克爾．莫洛佐烏著《勃列日湟夫傳》。）

中共跟老大哥學，結果幾乎一模一樣。一九四六年，烏克蘭一位集體農莊主席給共和國第一書記赫魯雪夫去信，告訴他：「我們已經完成了上交國家糧食定額的任務。我們什麼都交出來了，自己一無所有。我們深信政府和黨決不會忘記我們，將會給我們援助的。」（注４：《赫魯雪夫回憶錄》。）但是黨的援助尚未到來，素有糧倉之稱的烏克蘭便發生了大饑饉、人吃人甚至父母吃子女的慘事。
　
將一九六○年中國的大饑饉同它一比，我們就明白，學生毛澤東除了製造的災難比先生史達林製造的範圍更大、死人更多以外，走的幾乎就是蘇聯的老路，連製造饑饉的過程都一樣，都是農民被迫把糧食交出去而後餓死。

史大林至死都沒再把自由還給農民一分，毛澤東也是如此。但是，這並不等於他們的社會主義就可以從此萬歲了。事實是，中國的農民一直在向執政者要求自由。

早在一九五七年初，即高級社成立不久，就有農民要求實行「包產到戶」——按戶包種一定數量的農田，每年交給集體相應的糧食，超產部份歸耕作者個人所有。由於退社單幹已不可能，包產到戶是農民可爭取到的最大自由。當時中共斷然拒絕了這一要求。在人民公社製造災難之前，中共黨內幾乎是一致地予以反對。譬如鄧子恢，他一方面攻擊黨內熱衷於辦幾千戶甚至上萬戶的大社的人是「社會主義狂」，（注５：《黨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一期第三十九頁。）另一方面又指責「按勞（力）分田，包產到戶，實際上退回到單幹的做法。」（注６：見鄧子恢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在全國第四次農村工作會議上的總結報告。）

鄧子恢在毛眼中已是一個「老右傾」，連他都不贊成包產到戶，可見當時中共的決策層不僅一致地要搞社會主義，而且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差別也不大，都不贊成給農民以自由。
中下層幹部，尤其是身在農村的，有的同情農民的處境，自行實行了「包工到戶」的政策。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的甚至在地方黨的刊物上鼓吹「包產單位越小越好」，「產量高，由戶包」，主張「包工到戶、包產到人」。但是真敢這樣與中央唱反調的並不多，並未形成潮流。當時毛澤東的注意力正集中在公社幹部中的所謂「五風」問題上（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瞎指揮風和幹部特殊化風），對此暫時容忍了，未立即予以制止，廬山會議之後，他全力投入反右傾運動，便立即著手批判起「包產到戶」這一政策來。

十月十三日，在轉發江蘇省委《關於立即糾正把全部農活包產到戶和包產到戶的通知》的批文中，中共中央正式將「包產到戶」說成「實際是在農村中反對社會主義道路而走資本主義道路」。與此同時，黨中央的理論雜誌《紅旗》也指責「右傾機會主義份子」「企圖用所謂『包產到戶』之類的形式來破壞集體所有制，恢復單幹，使農村重新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注７：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一期。）

這樣，各地主張實行政策的幹部紛紛被當作右傾機會主義份子整肅，「包產到戶」的呼聲立即沉寂了。但是沒出幾個月，國民經濟迅速惡化，饑饉偏布全國，相當多的幹部醒過來，明白繼續按毛澤東的左調行事不會有好結果。他們從此不再將毛的指示奉為聖旨，甚至走上了與毛的極左路線對抗的道路。

清醒過來的首先是劉少奇。一九五八年全黨發燒，他的昏話也說了一大筐，同毛澤東比不相上下。他到處去講話：「我們人多，人多可以更早地進入共產主義。」（注８：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在北京石景山鋼鐵廠的談話。見一機部、北京機械學院、二機部於一九六七年七月合編的《歷史的見證》第八十七頁。）「現在農村糧食已開始走到『各取所需』了．．．．一九六三年開始，住房子、穿衣都可以做到『各取所需』，這就是共產主義！」（注９：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二日接見某國共產黨代表團團長時的談話，見《歷史的見證》第八十八頁。）「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兩三年就行了，明年後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注１０：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八日在北京石景山鋼鐵廠的講話，見《歷史的見證》。）「超過美國也很快，五年到七年就可超過美國了。」（注１１：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在上海江南造船廠的講話，見《歷史的見證》。）他有些話，如「中央有決定，要十五年普及大學教育」，（注１２：一九五八年十月八日關於教育方面若干問題的講話，見《歷史的見證》。）則反映了整個中央決策層的熱昏。

劉少奇對於製造大躍進災難自然有一份責任。在廬山會議助毛反右傾，使災禍一發不可收拾，他更是罪人之一。但是千萬農民餓死後，他似乎醒悟了。一九六○年五月，他說：「廬山會議一開，還要躍進，不躍進就『右傾』。」他大約是從這時開始悔悟的。到了六一年五月，他說：「餓了一年飯，苦了一年，這個教訓很深。」（注１３：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在其家鄉調查時對縣委書記等人的講話，見《歷史的見證》第四十七頁。）七月間，他又說：「黨爬上了領導位置，亂指揮。」「繼續這樣下去，要下臺。」（注１４：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在討論「科學工作十四條」的會議上的講話，見《歷史的見證》第八十九頁。）劉少奇這時已深刻認識到中共無法再堅持「三面紅旗」，加上他本來對於「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即搞半資本主義半社會主義那一套有興趣，並不主張搞毛澤東理想中的那個純而又純的、大家都吃大鍋飯、靠供給制過活的「共產主義」，他的立場從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後退，成了黨內主張糾正大躍進、人民公社錯誤的那派人的領袖。

安徵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是大躍進的積極份子，在農村搞大鍋飯，拆村並莊，收繳社員的家禽家畜去辦「萬豬場」、「萬雞山」，虛報產量，徵購過頭糧。一九五八年出現過的荒唐事，除了宣佈進入共產主義這一條之外，安徽件件有份。但他似乎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辦「萬豬場」就是中央的指示），內心未必就那麼熱衷於共產。五九年廬山會議，彭德懷等人無端被整，曾希聖即使沒有大徹大悟，也半徹半吾了。回到省裏，他發牢騷說「廬山氣候不對」，使他「不敢講話」，說反右傾是「一邊倒」。省裏藝人創作歷史劇《寶英傳》，敍述太平天國洪秀全與石達開的紛爭，他熱心參與，從臺詞到服裝設計都親自研究修改。該劇批評「天王」洪秀全「聽信佞言」、「排斥忠信」、「屈煞賢臣」，將身份類似總司令的石達開描繪成「傲慢自負」、「受排擠打擊」、「失敗了的英雄」。觀看預演後，曾希聖特地點明這出戲「在廬山會議後，更有現實意義」，可見他對彭德懷多少有點同情。

一九六○年初安徽大量餓死人，曾希聖當然應負首要責任，安徽人民恨他也恨得有理。但是不可抹煞的事實是，在那之後，他的確變了。六○年春天，鄧小平、彭真、楊尚昆到安徽檢查工作，在宿縣召開過一個座談會，會上有提出「現在保命要緊」，要求拿出主意來，改變現狀，渡過難關。曾希聖接受了此一主張，八月間在全省的地、縣委第一書記會上正式提出搞「保命田」，將土地劃出一部份給農民，讓農民專種口糧，自種自吃。由於人多地少，平均每人佔有耕地只有兩畝左右，如果將種口糧的土地分給各戶，那麼公社的土地至少要分掉一半，公社也就名存實亡了。

過了不久，曾希聖覺得「保命」二字太難聽，又在省委內提出「是不是可以試行『井田制』，井字中間的土地集體耕種，交公糧，井字周圍的土地由農民自種自吃」。但是由於在省委內先後有兩名書記被整，先是一九五七年李世農當上右派份子，五九年張凱帆又成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剩下的書記、委員大都心有餘悸、膽小怕事，因此「保命田」也好，「井田制」也好，都等於革公社的命，在省委內就通不過。曾無可奈何，只得提議搞早已有人搞過的「包產到戶」，但這也是被毛宣判為「反社會主義」的，他便將其改頭換面，掛上個「責任田」的名字，在全省推行起來。此外，他又搞出「借地」一法，公社的田不能分，但可以借，借地種糧食，借地種油料，借地種蔬菜，誰種誰收。

自一九六○年底至六一年初，安徽成了全國第一個全面推行「三自一包」（自由市場、自留地、自負盈虧，包產到戶）的省份。六一年三月廣州會議期間，曾希聖就此事向毛澤東作了彙報，不過他彙報的是「責任田」而不是「包產到戶」。他在會議中也說，責任田「不同於包產到戶」（二者都是分田由個人耕種，區別是前者是田間耕作各盡責任，分配時還是並大鍋；包產則是上交所包的定額後，餘糧歸個人支配。故農民欲得「包產」不成才退而求次，接受「責任田」制度）。向毛彙報後，他立即打電話回省，說「現在已經通天了，可以搞」。但沒過幾天，會議尚未結束，他的頂頭上司、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將他找去，說「責任田」是錯誤的，要他立即打電話回省，通知下麵煞車。但曾不買柯的賬，照舊搞他的「責任田」。四、五月間，柯又說那是「方向性錯誤，不能在全省推廣」，可是曾仍堅持認為「沒有錯」。此時，劉少奇、鄧小平直接人赴安徽調查，派去的人回京彙報，當彙報到柯說的「責任田是方向性錯誤」時，鄧小平大為光火，說「華東局的結論下得太早了」！

這場紛爭決非柯、曾二人的事，實際上這是廬山那場爭論的繼續，而且由於無數農民餓死的災難，使這場爭執更形尖銳了。是共產黨就都贊成搞社會主義，這不成問題；但「什麼是社會主義」卻是個老而又老、始終未得答案的問題。排隊下地，排隊上食堂當然是社會主義，但是「田蛤蟆一口飯，癩蛤蟆也一口飯」，「勤快人瞅著懶人氣得肚子疼」可說是懶人不勞而獲，剝削了勤快人。如果說剝削是資本主義的特徽，公社的大鍋飯又像是資本主義了。不過，黨的領導人多數更著重實效而不太注意「主義」。譬如政治局委員，在中央書記處地位僅次於鄧小平的彭真，一九六一年三、四月間在京郊懷柔縣做調查期間發表的談話，就很能代表他的思想：　　「集體經濟到底有沒有優越性，看我們生產搞得怎麼樣。生產比個體經濟搞得好，有優越性，否則無優越性。」（三月三十日）

「社會主義優越性在哪兒？優越是優越，大家勞動就是不積極。個體經濟沒有優越性，就是大家都積極。」（四月十九日）

「你說集體經濟優越，社員不積極，你說個體經濟沒有優越性，自留地平整得好，沒有坷垃，還夾上籬笆。集體耕種的地，哪一塊趕得上？．．．．農民對集體的積極性不及個體的高，是帶普遍性的，這不是偶然的，是帶有必然性的。」（四月二十六日）

「你們懷柔縣怎麼弄我不管，只要你們把地種得像自留地似的．．．．」（日期不詳）

黨內有彭真這種不在乎主義、只求將農業生產搞好的思想的人不在少數。總書記鄧小平說的「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注１５：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接見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工作人員的講話。）所表達的思想與副總書記彭真大體是一樣的（這話最早是安徽幹部說的，為鄧接受。「白貓黑貓」是誤傳）。

一九六一年四、五月間，中共的主要領導人都在鄉下搞調查。

四月底至五月中，周恩來率人在河北農村搞調查，五月七日他打電話給正在上海的毛澤東彙報：「（一）食堂問題。絕大多數甚至全體社員，包括婦女和單身漢在內，都願意回家做飯。（二）社員不贊成供給制．．．．」

朱德在陝西、河南、河北調查後，於五月九日給毛寫信，說明食堂有「五不好」，並告毛，這三個省的省委均主張開放自由市場。

五月十日，鄧小平、彭真就北京郊區的調查結果向毛寫報告，表示基層幹部和農民均主張取消供給制。

五月十一日，劉少奇在湖南老家給毛去信，也表達了類似的意見。

五月十三日，鄧子恢向中央送去報告，主張停辦農食村食堂，擴大分給農民的自留地。

五月十六日，毛收到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的報告，該報告建議解散公共食堂，將經濟核算單位由生產大隊下放到生產隊。

其實當時毛澤東也知道，食堂這塊「社會主義陣地」是守不住了。一九六○年底的一天，他表弟賀曉秋的兒子從湖南來京找他訴苦，當會客室裏只剩下他們二人時，賀從一個布袋子裏掏出一大堆公共食堂的餐票說：「主席，我想請你到我那裏去吃幾餐缽子飯。吃食堂餓死人啦，食堂不散我不回去了。」賀顯然說出了幾億農民的心裏話，毛不能不正視這一現實。現在黨內主要同志都明白地用電話、信、報告的方式表達了意見，他便在五月下旬開始的北京中央工作會議上採取守勢，作了退讓。他承認，「我們有時也是唯心主義的，例如食堂，沒有調查．．．．沒有聽取群眾的。」（注１６：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又說「違反客觀事物的規律，要受懲罰，要檢討。我現在受懲罰。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瘦了，『三瘦』不是受懲罰是什麼！過去的錯誤，主要是中央和我負責，我負主要責任。」（注１７：一九六一年六月八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這次會議終於決定解散全國農村的公共食堂，取消供給制，結束搞了近三年、害死無數人命的大鍋飯。

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的立場稍微軟化了一些。一九六一年七月，他到安微蚌埠，曾希聖又向他彙報搞「責任田」的事。他表示：「如果責任田確有好處，可以多搞一點。」（注１８：《黨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五期第三十六頁。）

這樣，柯慶施和曾希聖的爭論就該有個結論了。但事實並非如此，此時，毛澤東並沒有放棄他那誤國害民的極左路線，他只是鑒於國民經濟形勢險惡，稍稍收斂其左調，不那麼咄咄逼人而已。這位深諳權力鬥爭藝術的老手只是在作暫時的退卻，這是曾希聖乃至劉少奇等人都沒有摸透的。毛絲毫沒有改變他的觀點。在他看來，農民在一個集體裏生產、分配才是社會主義。所以，到了六一年秋天，他見各省幹部在劉、鄧的支持下，或派人去安徽學習、「取經」，或省委書記親自在本省推廣安徽的經驗，個個熱衷於搞「責任田」、「包產到戶」時，便認為党的幹部們又在搞右傾了。他親自批發了一個批判包產到戶的檔，要求各省開會研究，實際是要求停止、煞車。

但是，即使不識字的農民也明白「三個和尚沒水喝」的道理，他們不願意混大堆幹活，只希望將土地分到農戶，包產最好，包工也可以，總之對集體生產沒有興趣。

曾希聖雖然曾是最受毛寵愛的省委書記（他是唯一曾同時擔任兩個省的第一書記的人），但這時已不再追隨毛的左傾路線，而轉向劉、鄧靠攏了。所以，檔到了安徽，曾希聖向全省的地委、市委書記草草念完，往旁一丟，說「這還不是中央哪個處長起草的」，根本不予理睬。到了一九六一年十二月間，他去江蘇無錫向毛彙報工作，此時中共已決定將農村的收入、分配基本單位由生產大隊下放到生產隊，以解決大集體效率低下的毛病，因此毛便問曾：「有了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是否還要搞責任田？」他認為只有集體生產才是社會主義，大集體不行，至少也要維持一個小集體，讓農戶各自種自己的「責任田」就不是社會主義。就堅持理想、原則這一點而言，毛倒是前後一貫的。但是將國家引到那樣深重的災難之中，他還不醒悟，足見其思想之僵化、狹隘，已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曾希聖不能公然違抗黨主席的意見，便採取拖的辦法，答了「農民才搞了一年，嘗到了一些甜頭，明年的產量剛剛包下去，現在不宜改，明年再看」。

這時的曾希聖已不是三年前緊跟毛搞大躍進那時的曾希聖了，他決心替百姓行點好事，保護剛剛到農民嘴裏的那點「甜頭」。他敢那麼說，心裏是有數的。全省兩個月前剛對三十六個縣作了調查，每縣各抽一個實行「責任田」和未實行的生產隊進行統計，結果是實行「責任田」辦法的三十六個生產隊，平均畝產比一九六○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九，而未實行「責任田」的三十六個生產隊，平均僅比六○年增產百分之十二。農民包了自己的一份田，耗在地裏的時間少了，收的糧食反而多了，扛回家的米也多了，當然十分歡迎。曾說「明年再看」，是希望「責任田」優於集體生產這一點為更多人承認，從此可以堅持下去，永不再改。

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一個月後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即通常稱為「七千人大會」的會議，從一九六二年一月七日到二月七日，開了一個月）．毛澤東竟拿他開刀了。會議快要結束時，毛在大會上講話之後，特別說明收到安徽一個幹部寫的揭發問題的來信，當場宣佈會議延期，讓大家「揭開」安徽的「蓋子」。安徽餓死人的事本是事實，毛澤東從未追究，但對於「責任田」卻斷不容忍。由此可見，在毛看來，餓死農民是小事，「搞資本主義」才是十惡不赦的大罪。

在這次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因為主持收拾大躍進造成的爛攤子，處理瀕臨破產的經濟而贏得了大批高、中級幹部的尊敬，聲望上升到逼近毛的地步。但為免「震主」而受猜疑，他處處小心，儘量不與毛正面衝突，所以劉雖曾經贊成、支持曾希聖搞「責任田」，這時卻不站出來闡明其觀點，為曾辯護。像兩年多前丟棄彭德懷一樣，他丟棄了曾希聖。於是曾被撤了職，再也回不了他主政十三年的安徽省了。

不過，曾希聖究竟是誰搞倒的似乎混沌不清。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延期結束，批判曾希聖是毛親自宣佈的，可是劉少奇起的作用也不小。曾倒臺後不久，安徽人民便聽到了劉要槍斃曾的傳說。可能會議批判曾時，中、下級幹部將安徽的災難如實披露，劉少奇一怒之下，便以安徽餓死人太多為由要槍斃他；但更可能的只是說曾該槍斃，並不是真的要採取行動，因為要是曾希聖該殺，該殺的省委書記就太多了，劉少奇可能沒有想過這一點。

可以肯定的是，毛、劉批曾的角度不同。毛認為曾搞「責任田」是「代表富裕農民」，「搞了資本主義，搞了修正主義」，（注１９：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會議。）而劉則認為曾要對二百萬人民死亡負責，所以說他該槍斃。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共召開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劉少奇去講了話，其間說到曾希聖這個人，我看不是那麼壞」，「曾希聖早調出來就好了」，可見並不真認為曾該下油鍋。但是，打倒曾希聖，他倒確實出過大力。後來文革初劉少奇被打倒，曾希聖想翻身，說「我在一九六二年是劉少奇鬥下來的」，聲稱自己受了劉的害，多少也是實話。劉被整死之後，毛在七三年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劉少奇在千七人大會上要開除曾希聖黨籍」，「要置他於死地」，那只是借題發揮，為倒劉增加一個籍口，並不說明他真的以為劉要殺掉曾希聖。

曾在毛、劉的夾攻下倒臺，毛除去了在省委書記中帶頭「搞資本主義」的人物。其他各省中順從民意、實行「包產到戶」的幹部也一一予以清算。譬如接替張仲良主持甘肅工作的省委書記汪鋒在一九六一年春天到臨夏回族自治州，發現集中營式的「共產主義生活」和公共食堂害苦了老百姓。汪同州委書記葛曼研究後，決定在全州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將農民從公社桎梏中解放出來。臨夏百萬農民包產還不到一年，剛嘗到一點自由的甜頭，就被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典型在七千人大會上批判了，葛曼為此受到了降職處分。以後到了文革，毛澤東於六六年八月第一批點了三個「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的名，其中之一就是汪鋒；葛曼更因為這個「資本主義」而被殘酷鬥爭，終致飲恨自殺。

一九六二年初，劉少奇擴大自己在黨內的影響，同時順應毛的意思，幫助毛整肅了一批幹部。這批幹部同他的觀點大同小異，所以整掉他們也就成為日後他自己被毛整死埋下了種子。

當時農村的嚴重局面絲毫未變，由於一九六二年的春荒，大片青黃不接的農村發生斷糧、缺柴、大批人逃荒的現象，全國大中城市在依靠進口糧食過日子，而且情形還有惡化之勢。此時，主持黨務的劉少奇說：「如不採取緊急措施，我們會回到蘇聯內戰時期的情況。全國人民將各奔前程。」（注２０：《黨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六期第二十四頁。）
這所謂「緊急措施」是以三月份中共中央檔的形式通報全國的，總的精神就是給農民多一點自由，擴大分給社員的自留地，開放自由市場（集市貿易），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一九六一年比五八年提高了三分之一。）（注２１：《經濟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期第四十四頁。）這些措施固然可以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從而增加農業收成，但從把地分到農民手裏到長出糧食倒進鍋裏還得好幾個月，眼前的糧食難關如何過去？

城裏人沒飯吃就要鬧事，於是中共中央決定將大躍進時期「大辦工業」盲目招收的工人「下放」，退回農村去。一九六一年下放了一千多萬，六二年還要再下放一千多萬。周恩來在五月間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是一個中等的國家搬家，這是史無前例的，世界上也沒有的，也可能真是空前絕後。」（注２２：《黨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城裏沒糧，鄉下更沒有糧。一九六一年糧產比五七年低百分之二十三，可是國家規定留給農民自食的糧食卻減少百分之三十。如今又要將兩千萬城鎮人口送到鄉下去，分農民一碗粥，被送下鄉的和鄉下人都不願意。中央在作此決定時，曾準備出亂子，準備學生、工人鬧事。劉少奇甚至說一旦出了亂子，「只好戒嚴，斷絕交通，把秩序恢複。」但他又預先警告說不得開槍打死人。（注２３：同注２２。）

幸而十多年來「一切聽從黨安排」的口號已深入人心，上了下放的「光榮榜」的人留在城裏也無生路，鬧事又勢單力薄，百分之九十未上榜的不會支持。再說，這些人大多是大躍進中招來的，鄉下多少還有些親友，因此一般也就接受「黨的安排」下了鄉。全國那麼多人「下放」而未出亂子，這的確了不起。所以，當年八月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自豪的說，「二千萬人呼之即來，揮之則去。不是共產黨當權，哪個能辦到？」倒是句大實話。
不過，要是不解決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問題，再增加一億人下地種田也沒有用。擴大自留地固然好，可是擴大了也不到農田的百分之十，農民還得守在一起種集體的田，還是提不起精神。凡是關心國計民生的中共幹部對此都十分清楚。譬如安徽省曾希聖因為搞「責任田」下臺了，關於「責任田」和「包產到戶」的爭論卻未結束。取曾而代之的李葆華本在工業部門工作，現在一下子捲入「責任田」的紛爭漩渦，馬上成了「責任田」派。

同許多幹部一樣，他瞭解毛、劉在這一問題上的不同立場，心裏贊成劉的觀點。但既然劉不敢與毛正面對抗，他也就只能對毛的指示採取陽奉陰違、慢慢拖的方針。三月間，他主持全省的地區、市、縣三級幹部會，隨後作出了「關於改正『責任田』辦法的決議」。但與此同時，他又公開說：「『責任田』是不是方向性錯誤，要不要改，大家還可以討論。」「今年改，明年改，甚至留個尾巴都是可以的。」「不要一風吹過來，又一風吹過去。」於是他規定當年改正的不得超過百分之十，「改多的不獎勵，改少的不批評。」總之就是打算拖延，等待中央為「責任田」恢復名聲。

李葆華知道，把地分下去是幫助農民渡荒的最好辦法，農民有了地，就不會餓死。原先與曾希聖搭檔，現在同李葆華配合的省長黃岩還特地在全省廣貼佈告，宣佈每人可從公社「借」地種糧、種菜。在不觸犯毛的社會主義教條的前提下，他們盡可能多給農民自由，或將生產隊由大劃小，父子隊、兄弟隊也允許存在，擴大自留（最多的地方竟達百分之四十以上）或將好地分作自留地。他又大力開放自由市場，指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人們去放，國家不要管得太多太死。他鼓勵農民將增產的糧食拿到自由市場去賣，「高價賣，高價買，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你管他幹什麼！」「只有這樣，農民多搞些錢，多搞些布，農民才有勁頭，才能多生產糧食。」安徽的目然條件不壞，本是魚米之鄉，經李葆華這樣一疏通，農民獲得的自由雖極有限，仍給安徽城鄉帶來了不少活氣，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鄧子恢本來是不贊成「包產到戶」的，但一九六二年四月安徽宿縣一位區委書記寫信給他，說「責任田」的好處，他即派人前往調查。而且他自己也外出到幾個省份去調查了一番，又聽取了派往安徽的工作組的彙報，認為「責任田應予肯定。在五月間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發表自己的觀點：包產到戶是社會主義的。給農民一點小自由，不可能發展為資本主義。從本月到七月，他又在軍隊機關中和中央黨校多次作報告，宣傳「有些地方包產到戶，搞得很好」，「不能把．．．．包工包產到戶認為是單幹」，「包產到戶，超產獎勵，這是允許的」。

鄧子恢的助手，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王觀瀾也堅決贊成鄧的主張。他親自到農村去調查後，回到北京興奮地對人說：「包產到戶就是好，夜裏十一點地裏還有人，早上天還不亮就滿地是人。」他甚至說：「我就是犯錯誤，也要說包產到戶好。」在中國，「犯錯誤」就是挨整、挨鬥、被扣上「右傾」、「反黨」帽子的代名詞，說明決心相當大。

黨的副主席、副總理陳雲自大躍進以來一直不吭聲。一九六二年劉少奇處理經濟爛攤子，親自登門拜訪陳雲，請他出來重新組織中央財經小組，並說「陳雲講過許多問題，現在我們走他的路」。三月十四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去武漢向毛彙報工作，並提出由陳雲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的意見。陳出山后曾對人說：「過去幾年說了話不算數，現在要真正出來管事情了。」（注２４：引自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在北京師範大學召開的批判陳雲大會上的發言，見文革時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批判陳雲聯絡站的《大字報選》第二輯。）

陳雲也是個「包產到戶」派。「五月中央工作會議以後，毛澤東還在外地，陳雲曾向劉少奇提出農村包產到戶的建議。毛澤東回京後，不但沒有採納這個建議，反而批評劉少奇為什麼不頂住。」（注２５：《黨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四十五頁。）但實際上，陳雲當時的思想比包產到戶更遠。他認為包產到戶「是二百二（按：紅汞、紅藥水的俗稱——作者注），是紅藥水，不解決問題」。他提出要爭取時間，分田到戶，以致毛澤東後來說他「是主張百分之百分田到戶」。（注２６：同注２４。）

陳雲主張分田，並非因為背叛了共產黨的宗旨。同劉少奇一樣，他也把這看作「緊急措施」，使國家渡過難關，避免出現「全國人民各奔前程」的危機。當時佔據他頭腦的主要思想是：「我們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把革命搞成功了，千萬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們手裏失掉。」這個「喪失革命成果」，指的是農民造反推翻共產黨；所謂「爭取時間」，指的則是農民失去忍耐之前再度贏得農民的信任。一九六一年六月他回上海青浦縣老家調查時，已經聽到農民發牢騷說：「蔣介石手裏受難，吃飯；毛主席手裏享福，吃粥。」他對此感到震驚，於是說：「吃稀飯農民是不滿意的。統購統得太多了，這樣統購的情況不能維持太久。不能太欺侮農民，他們要造反的。．．．農民長期吃粥不行。」所以，他主張分田，是因為他相信農民分到了地，乾飯自然就有了。他指示財政辦公室算賬，看「分田到戶以後，農業生產每年能增加多少？」至於農民單幹之後是否會出現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可能，他則回答：「反正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以後再來。」（意指若出現新富農，就再來一次土地改革或其他形式的均貧富再分配）所以，毛澤東認為陳雲主張在中國搞資本主義，那只是毛的想像，並非事實。

當時鄧小平的立場，可由他在文革期間寫給中央的《我的自述》中看出來：「一九六二年刮單幹風的時候，我贊成安徽搞『包產到戶』，這種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其實就是搞單幹的罪惡主張，說過『不管黃貓黑貓，抓得住老鼠就是好貓』等極其錯誤的話。」（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

當時劉少奇的思想也在變化。一九六一年五月他在湖南調查時，陸續發表的意見比較保守、謹慎，如「零碎的土地可以包到戶，讓社員討個便宜．．．．」（五月四日晚）「你們看荒土包給戶行不行？包給戶，收的東西百分八九十歸戶」（五月六日下午）。到了六二年，他就明確主張包產到戶了。「一切有利於調動農民積極性的辦法都可以。不要說哪一種辦法是最好的、唯一的。」「工業上要退夠（指政治路線上後退），農業上也要退夠，包括包產到戶、單幹。」（注２７：一九六二年六月，見《歷史的見證》第九十五頁。）

文革初少奇被打倒時，任中共西南局書記處書記（比省委第一書記降了半級）的曾希聖說：「劉少奇搞『三自一包』，我這個『責任田』還不夠他的格。」說的倒是實語。

劉少奇在一九六二年的立場，還可以由他在文革初期作的檢查中看出來：「當年鄧子恢在中央工作會議（按：應指一九六二年五月在北京召開的那次）上說過安徽責任田的好處，我沒有加以批駁，因此他就在幾次會議鼓吹包產到戶，有位中央同志（按：應是指陳雲）就提出分田到戶．．．．其中分田到戶的意見我是直接聽到過的，沒有把它頂回去，這是很錯誤的。」（注２８：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

由於劉少奇持這種態度，半年前曾希聖挨批時閉了嘴的幹部逐漸敢說話了。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在一個會議上說：「安徽實行責任田增產了」，「突竟包產到戶好不好，可以試驗。」另一位副總理李先念則說：「假如讓農民自己表決的話，多數農民都是願意包產到戶的。」

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的思想同陳雲接近。他說：「單幹可以，只要你照我的四個條件去做就可以。一、土地按人口平均負擔。二、保證搞好生產。三、完成公糧任務。四、交納水費牛租。」一九六二年四月，河南省將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借」給農民自耕，陶大為讚賞，說：「如果這也叫資本主義，寧願要資本主義，也不要餓死人。」「你們要搞個貧窮痛苦的社會主義嗎？」（注２９：見文革期間廣東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紅旗（貧下中農）報》。）

這時河南的大躍進積極份子吳芝圃也已經下臺。借地一事，據康生說，「這個問題是陶鑄提出的，真正堅決執行的是（省長）文敏生。」（注３０：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接見河南省文革各派代表時的講話。）由此可知陶鑄也是個分田派，不管怎麼說，陶鑄的態度是鮮明的，雖然大躍進初期他也曾積極過一陣子。

張聞天是下臺幹部，雖然政治局的席位還象徵性的保留著，參加會議發表意見的權利卻沒有了，他只能自己對自己發表意見。七月十八日，他在筆記中這樣寫道：「包產到戶的發展」，「是群眾迫切要求自力更生增加生產改善生活的結果」，是「調動積極性的一種辦法」。

不過，彭德懷卻不贊成讓農民分田單幹或包產到戶。他於一九六一年底前在家鄉湖南湘潭縣做了近兩個月的調查，寫了四個調查報告。對其老家烏石村的現狀，他這樣寫道：「當前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有相當一部份社員要求分田單幹或者包產到戶。這部份人，按戶計算，約占總戶數的一半左右。」

「主張單幹的理由是：『人心不齊，集體生產搞不好。』『現在糧食困難，先搞幾年單幹，等幹富了再來合。』『只要土地不出賣，包產到戶不能算是資本主義。』有的甚至說：『公社不如高級社，高級社不如低級社，低級社不如互助組，互助組不如單幹。』」
其實，烏石大隊社員所說的「先搞幾年單幹，等幹富了再來合」，同陳雲說的「反正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以後再來」，大體是一個意思。借地給農民也差不多，反正權力在共產黨手裏，暫時把土地分下去，像放羊似地給農民一點自由，等到農民有飯吃了或者「幹富了」，國家渡過危機了，土地隨時可以再收回來。可惜彭德懷認識不到這一點，他將這種主張說成是「歪風」。他主張「大力發展集體經濟」，「保證集體經濟在全部收入中占絕對優勢」。他和大隊幹部「引導農民回憶、對比解放以前受地主剝削的苦處，回憶土改以後兩三年，由於各人單幹，有些地方重新發生階級分化，出現困難戶出賣青苗等情況」，說服了農民，將下邊一個己部份分田到戶、一個已包產到戶的生產隊作了糾正。（注３１：《黨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三期第六十一至六十六頁。）

毛澤東後來臨終前圈定的繼承人華國鋒那時也是堅定的反包產派。華在當了幾年毛的老家湖南湘潭縣縣委書記後，升遷為地委書記。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不久，他在省委的刊物《學習導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勝利屬於高舉躍進紅旗的人民》，用他收集的材料證明毛的正確和彭德懷的錯誤。他還跑到平江縣（彭德懷當年率部起義加入中共紅軍的地方）去領導批判彭。這就為他自己創造了一個升遷的機會，毛澤東親自提名他擔任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為他以後在文革中脫穎而出打下了基礎。本來提拔一位省委書記處書記只是中央組織部和中央書記處的份內事，毛越俎代庖，就是為了將他納入其接班人的隊伍之中。一九七六年華國鋒當上黨主席後，報刊介紹他的光榮歷史中有這麼一段：「一九六二年，在劉少奇『三自一包』的妖風影響下，這個大隊（按：清聯大隊，在毛、彭的老家湘潭縣）有的生產隊鬧著包產到戶，有的幹部甚至主張單幹．．．．華國鋒同志帶領工作組來到這裏．．．．在華國鋒同志的親切關懷下，清聯大隊的幹部社員迅速煞住了單幹風，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注３２：《光明日報》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由此可見，一九六二年八月之前，中國農民能否得到一點自由，享受獨自經營一塊土地的好處，完全取決於當地執政官員是哪一派。全國究竟有多少農民歡迎這一自由，現在已無從查考。彭德懷老家烏石大隊是百分之五十左右，這個數字說明不了全國的情形，所以不妨提一提兩位中低級幹部于八月上旬寫給毛的信：中共河北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給毛寫信，說明「群眾要求包產到戶或包乾到戶」。安徽太湖縣一位幹部則給毛和省委寫了一個「關於保薦『責任田』辦法的報告」，說「農民群眾中擁護『責任田』的起頭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其至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說「責任田」「是農民的一個創舉，是適應當前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趨勢」。

毛澤東並非不知道農民歡迎「包產到戶」、「責任田」，但他要堅持他的「社會主義道路」。他認為搞包產到戶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半年就可以看出農村階級大分化，兩年都不要，農村就會出現階級大分化。」（注３３：《黨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二十一頁。）將這話與彭德懷的「烏石調查報告」一比較，我們就發現：在黨的高層領導人中，觀點與他最接近的正是被他罵作「禍首」、「忘八蛋」的彭德懷。彭只是對他搞「大煉鋼鐵」，「會把家底燒光」不滿而已，對於經濟政策並無深入研究，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答案也只是「集體化」，同毛大致一樣。毛將彭視作仇敵，那是被權力迷住了眼。他在廬山知道黨內多數有不滿情緒，以為目己有被趕下臺的危險，遂對彭發動突襲，演出了那貽笑千載的一幕。

在毛看來，「農民是要自由的。我們要社會主義。」這是不可調和的矛盾。他認為共產黨的責任就是帶領農民幹社會主義，不能給農民自由。「人民救星」的使命感，使他深信只有他才能給五億農民指出通向「共產主義天堂」的康莊大道。至於有百分之幾十的人，五十也好，八十九十也好，不願意走這條金光大道，那只有強迫他們走下去，他們以後會得到「萬年幸福」的。

至於黨內分岐，毛認為只有他才有資格解釋什麼是社會主義。鄧子恢說包產到戶是社會主義的，那是不作數的。認真說來，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幾乎不可能有肯定的答案。譬如曾希聖下臺之前曾在一次全省地、市、縣委第一書記會上說，宿縣那位帶著病兒子進山單幹，半年後上交公社一千八百斤糧的老農「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具有高度社會主義覺悟」，甚至指著一屋子書記們說：「像這樣的人，在我們這個房子裏恐怕還沒有。」

社會主義由權力大的人解釋，安徽歸曾希聖解釋，全國當然就得毛澤東說了算數。毛的解釋與曾希聖、鄧子恢們正相反，他在八月上旬的北戴河會議中發動批判鄧小恢，指著鄧說：「你這次搞包產到戶，馬克思主義又飛走了。」（注３４：《＜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第三六二頁。）儘管鄧重申自己的觀點，據理爭辯，其他贊成過包產到戶的人卻象三年前廬山會議那樣紛紛見風轉舵，不再堅持其主張。三個月前劉少奇曾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天災是一片，人災是一國，要記取這個教訓。」可惜他自己就先忘了這個教訓。劉和周恩來、鄧小平都不敢陳述自己的真實觀點，一般的中央委員除了趕緊同鄧子恢劃清界線外，確實也沒有別的選擇。

這樣會議便以批判鄧子恢「支持農民鬧單幹」收了場。不久，毛澤東宣佈鄧是「十年一貫制的老右傾機會主義」，農村工作部「十年沒有辦一件好事」予以撤銷。「包產到戶」這一帖可以救幾億農民於水火、使他們脫離苦難的良藥，終於在中共中央的會議上被宣判死刑，一下子給扔到太平洋裏去了。第十二章　毛「皇帝」不知罪己本書前言曾提到，一九六二年初李葆華赴安徽就任前，劉少奇要他把「前三年」的事寫書、編劇演出，甚至立碑留給後代。為什麼書、劇、碑始終沒有出現呢？

在中共黨內來說，李葆華這個在北洋軍閥絞刑架下犧牲的中共元老李大釗的兒子不能算是不解放。除了前節所述那些救民於水火的好事外，他還做了一件當時任何省委書記都沒有做的好事。就任安徽前劉少奇曾指示他，在為被當作「右傾機會主義份子」整肅的人平反時，也可以為右派平反。他到任之後不久便寫了個「關於右派案件的報告」，並大刀闊斧地開始對全省的右派進行甄別。

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指責，「近來平反之風不對，真正錯了再平反，搞對了不能平反」。（注１：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南海懷仁堂。）於是很多幹部都膽怯、退縮，不敢再給被整的人平反了。譬如，（解放軍）總政治部已準備給陳沂（原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和其他幾位錯劃為右派的人進行甄別，但是由於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要強調「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於是甄別工作又停了下來。（注２：《羅榮桓元帥》第八九九頁。）可是李葆華就比別人有勇氣，決定不理睬毛的指責，堅持「要善始善終搞下去」。當有人提出異議時，他反駁道：「我來安徽時，少奇同志當面交待要搞右派平反．．．．少奇同志不是中央嗎？還不執行少奇同志的指示嗎？」由於他堅定不移，繼續為大批「右派份子」進行甄別，終於一舉為幾千名右派平了反。遍數全國二十餘省，從省委書記（李世農）到當年的大學生，一下子平反了幾千右派冤案的，僅安徽一省。

自然，在當時的局勢下李葆華也不可能做得很徹底，當壓力太大，他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時，也就下令煞車了。未能趕上這趟平反車的人，要再繼續受十幾年的罪，下一班車遲至一九七九年才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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