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節地區也成了活地獄。“地委書記孟子明是個土皇帝……一九五九年在畢節地區大搞所謂‘捉鬼拿糧’……，製造了全省聞名的‘金沙事件’（金沙縣嚴重死人事件），使無數貧、下中農家破人亡。”（４４）一九六八年，本書作者的一位朋友到金沙縣工作，當地人告訴他：一九六○年幾乎家家死人，全縣死了大約四分之一。一九六○年六月，李景膺親自到金沙縣，把六個區委書記逮捕了五個。其中一個楊金倫原是縣委書記，因堅持向上級說本縣缺糧而被撤職下去當區委書記的；如今也成為壞人被捕。但孟子明卻因禍得福，丟掉地委書記職位不久就升官，成了省文教辦公室副主任。
一九六○年初，銅仁地區思南、余慶、印江三縣相繼斷糧，農民成萬成萬地死去。活下來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秋收，不料當年天旱，夏收無著，更多的饑民死去了。一九七○年，筆者一位朋友到那裏一家工廠工作，車間黨支部書記告訴他：書記的兄弟一家、叔伯兄弟數家，都是全家死於那場饑饉，無人倖存！和遵義、畢節地區一樣，省委丟車保帥，僅處理了幾個縣委書記，而被老百姓稱為“製造銅仁嚴重死人事件的罪魁禍首”的地委書記周國璽卻升到省裏，當了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
一九六○年六月，國務院民政部召開全國民政廳、局長會議前，省民政廳統計了貴州的死人數字，準備向北京報告。省委書記李景膺見了大發雷霆，說“誰叫你們報的？這麼大的數字還得了！”“你們把這些數字反映出去，被臺灣、香港特務機關得到，就等於給臺灣、香港的特務機關送了情報。你們趕快把這些材料燒掉。”直到年底，公安部要貴州省公安廳報告死人數字，省公安廳報告說人口比一年前減少了一百零幾萬，省委未及制止，貴州的真實情況才得以外傳，中央政府特派謝富治率檢查團前去檢查。（４５）但那些“革命聖地”的冤魂卻再也不能複生了！
自然條件本不算好、糧食產量不高的甘肅省，因一九五八年國家徵購的糧食高達產量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五而導致農村普遍缺糧，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就已處處有農民餓死。六月初國防部部長彭德懷自國外訪問歸來，總參謀長黃克誠向他介紹國內情況時，就曾特別提到過甘肅的問題。八月廬山會議後反右傾，省委搜刮糧食變本加厲，收走了占當年產量百分之四十七點六的糧食。“再扣除種籽和飼料等留糧，農民所剩無幾，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據當時的省委財貿部長張天珩回憶，當時“整個河西地區，日人均口糧不足六兩原糧。”（４６）（僅折合四兩食用糧）整個甘肅一下子掉進了歷史上空前的大災難中。
一九八六年時的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李子奇說：“在三年困難時期，甘肅有很多人死於饑餓，主要集中在隴中地區。”作家麥天樞在作了大量調查後得出結論說，“隴中大饑饉餓死近百萬居民”。（４７）
隴中大自然條件較差，但自然條件好的地區也沒能逃脫大躍進人禍。武山縣位於蘭州和天水之間的鐵路線上，渭河從中穿過，渭河兩岸的北山和南山之間，是幾十裏寬的平川。因有渭河水澆灌土地，在飽受乾旱威脅的甘肅省，屬於豐饒地帶。一九五八年，它是甘肅省委表彰的“紅旗縣”，一九五九年就成了遍地餓殍的鬼域。以渭河北岸的百泉公社為例，從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起放開肚子隨便吃飯。到了一九五九年十月中旬，公社食堂突然開始限量，不能放開肚子吃飯了。大家開始勒緊褲腰帶。開頭每人每天六兩糧食，一周後改為五兩；十一月上旬改為四兩，下旬改為二兩。
到了五九年底，糧食沒有了，僅剩下大白菜充饑。隊裏死了驢，肉被隊長們瓜分了，社員們沒份。社員家家被搜查，翻出的糧食全部沒收歸食堂。大年初一，食堂裏只有大白菜和爛土豆。社員雖然多少還藏了一些糧，但堅持到六○年二、三月間，就完全沒有吃的了。一九五八年被送到百泉公社百泉大隊勞動改造的蘭州大學右派學生何之明這時已被調到縣辦工廠，有“城鎮居民”的口糧，無餓死之虞，回村看望老鄉時還能接濟他們一點。可惜杯水車薪無濟於事，老鄉成批餓死。百泉大隊（今百泉村）一千多人餓死了近三分之一，包括何之明的老房東。（４８）
甘肅餓死人的嚴重情形傳到北京，震動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錢瑛親率工作組前往調查。瞭解到真實情況後，她立即向中央告急，請求撥糧救災。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於一九六○年十二月初在蘭州召開會議，改組甘肅省委，並號召全省“緊急行動起來搶救人命”。（４９）賑濟饑民的糧食是運去了，駐軍也則配合地方，挨家挨戶送救濟糧。雖說“來遲了”，許多農民已經死去，死亡潮終於停止蔓延。
大躍進期間甘肅的非正常死亡在一百三十萬至二百萬之間，一百三十萬是個下限，占當時人口的十分之一。對此從沒有人提出過異議。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間，對甘肅餓死人應負主要責任的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在江蘇任省委書記處書記。甘肅的造反組織派代表到江蘇，要求將張揪回甘肅，理由就是“張仲良欠甘肅人民一百三十萬血債”。當時，由於劉瀾濤被打倒，張仲良的個別老部下想為他翻案，找到當時主掌甘肅的蘭州軍區政委冼恒漢，請他支持張仲良複出。冼恒漢回答說：“我要是為張仲良翻案，我對不起一千多萬甘肅人民。”結果張仲良的案終於未能翻成。
青海同甘肅差不多。由於省委第一書記高峰“左傾蠻幹”（劉瀾濤語），青海發生嚴重的非正常死亡，劉瀾濤向鄧小平點名要求派公安部副部長王昭去青海主持工作。據劉回憶：“王昭同志到達青海時，正是春耕大忙季節。但是從湟水之濱到黃河兩岸，地裏看不到人跡，村裏看不見炊煙，一片荒涼蕭疏景象。”王即向中央報告，“要求中央火速調撥糧食，先把人畜死亡的問題煞住。”（５０）但在救濟糧送到之前，許多農民已經死去了。
青海當局公佈的死亡數僅為十二萬多，因為打了“外流”的埋伏，說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人口“外流”了五十四萬。（５１）而實際上全國各處都在挨餓，外流者很難討到吃食活下去，哪怕只有四分之一“外流者”死于他鄉，青海的非正常死亡數就是四十萬、占全省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五了。
當時的中共中央委員範文瀾曾說：“在大躍進中哪一省衛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災荒就最嚴重。”河南就是其中之一。該省一九五八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的莊稼爛在地裏未收到手，一九五九年減了產，當年糧食產量僅一百九十五億斤，他卻按四百五十億斤的產量作基數，分攤指標，強行徵購，完不成任務的幹部就是“小彭德懷”。各地只好靠搜刮農民的口糧來證明大躍進之偉大，將當七十五億斤交了國家。（５２）結果弄出了幾個“事件”，其中最嚴重的是“信陽事件”。如今官方的正式說法是：“‘信陽事件’是指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年四月發生在信陽地區的大批農民群眾餓死的事件。當時信陽地區所屬十八個縣（市），有十五個縣（市）出現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５３）
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出在信陽地區，餓死人信陽也是第一。信陽地區一九五九年實產糧食三十二億斤，以第一書記路憲文為首的信陽地委卻估產為六十四億斤。省裏要徵購九點六億斤，已屬過頭，地委卻自報奮勇，要為大躍進多作貢獻，交了十點四億斤。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牲口飼料糧多被劫掠而去，平均只剩下一百多斤口糧，僅夠食用四個月。潢山、光山等縣，口糧甚至不足三個月。還不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斷糧停夥了。路憲文怕真實情況傳到外界，指令各縣，“不准農民生火做飯，不准外出逃荒要飯，不准向上級反映情況。”（５４）各縣派民兵封鎖村莊，街頭、交通要道都設了關卡。農民無處可逃，只剩下餓死一途。
信陽地區的非正常死亡數，如今官方公佈的是五十萬。（５５）但這與目前已披露的各縣的死亡數不符：截止一九六○年春，正陽縣餓死八萬多人，新蔡縣死亡近十萬。臨靠淮河的淮濱縣，僅在一九六○年一年裏就餓死九萬八千人，每四個人中死了一個！在那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遂平縣岈山人民公社，四千人成了餓殍！（５６）而“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的縣（市）“有十五個”！
實際上，內部還有一本帳未公開：“第一次統計是八十三萬人……第二次統計查出九十七萬；上級估計在百萬人以上。”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副總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率領工作組到達信陽。調查了五個月後，工作組組長陶鑄在一次講話中說：“我看死亡數字就不要再統計下去了，已經一百多萬了。……”（５７）作家白樺是信陽人。他說當時“一個村落一個村落的人被餓死”，正是事實。僅息縣就有六百三十九個村子死絕。固始縣“全縣無人煙的村莊有四百多個。”“死絕的戶數，光山縣就有五六四七戶，息縣五一三三戶，固始縣三四二四戶。”（５８）
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張文才曾說當時“有些地方甚至餓殍遍野，總理為此憂心如焚”。他指的地方必定包括信陽。對信陽事件，毛澤東也知道大致情形。一九六○年底，毛澤東指定他身邊的幾位元工作人員到信陽地區去調查研究。不過，當這一行人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到達河南時，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卻不讓他們去信陽，把他們安排到了許昌地區的鄢靈縣。雖然他們也看到了“農民大量挨餓、生病、死亡的淒涼後果”，畢竟沒有看到信陽地區餓殍遍野的慘況。（５９）
河南省的問題剛暴露時，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想從下面找替死鬼，挑上了禹縣縣委書記刁文。一九五八年“大煉鋼鐵”時，禹縣出過一陣風頭，每當中央要員前去參觀，吳芝圃必定風光滿面地陪同。到餓死了人，事情鬧大了，吳臉一變，下令槍斃刁文。但被中央發現制止，刁文才揀了一條命。南陽地區唐河縣一九五八年曾創造全國第一顆小麥“高產衛星”和“保證畝產籽棉一萬二千斤，爭取一萬五千斤”的棉花高產奇跡。結果該縣的糧食被大量外調，供上級領導觀看的糧囤僅表面一層是糧食，下面全是稻草和玉米秸。不久，斷糧的農民成批餓死，萬戶蕭疏、餓殍遍野，路上隨時可見倒斃的死者。到了一九六一年，該縣人口銳減了十一萬四千。在相鄰的淅川等縣的三個縣委書記、縣長被捕，上報中央等候批准槍決時，唐河縣委第一書記畢可旦風聞自己將被解押南陽，“很可能槍斃”，便先領著家人半夜跳了井，夫婦及三名女兒死去。
（文革後，畢被平反，官方為他遷墓重葬。可是官修墓碑敍述他的生平時，只說他一九五七年任唐河縣委第一書記，一九六○年十一月逝世，對大躍進和他的死因隻字不提，好象根本就沒有那回事。倒是與他一起跳井時年方十四歲、被母親頂上水面逃生的兒子畢劍增說了實話：“唐河當時餓死人多，我父親身為父母官，他是有責任的。他既是浮誇風的執行者，也是一個受害者。”）（６０）
河南餓死人的慘劇被揭開後，大躍進的積極分子吳芝圃終於不得不認罪：“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大得很……組織上無論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６１）不過，他的官運並沒到此結束。不僅中共中央委員的頭銜卻沒丟，而且不久就又調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只比原職低了半級。他死後，中共為他作的傳是這樣寫的：“一九五六年……被選為中央委員。一九六二年以後，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一九六七年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迫害去世”。（６２）同畢可旦的墓碑一樣，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間，吳芝圃的經歷也是空白，似乎什麼事也沒有做；一個欠了老百姓二百萬條生命”的人物，竟成了受迫害而死的大好人。中共為吳芝圃開追悼會時，河南省委機關報《河南日報》甚至發了篇強姦民意的大塊文章《河南人民一直懷念他》。那一天，在河南省會鄭州的一處公共報欄，有人在這篇文章旁批了幾個字：“河南人民永遠不會原諒這個人！”
山東的情形和河南差不多。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青壯勞力都去煉鋼、修水庫去了，全省秋播面積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一九五九年老天爺幫忙，風調雨順，夏糧長勢甚好。但既然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沒有播種，老天爺白幫了忙，應該豐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幾億斤。八月開了廬山會議，批判右傾機會主義，於是又“大辦水利”。“從十月下旬開始，全省七百萬青壯勞力開上水利工地，到十二月初達到八百八十七萬人。甚至在一九六○年春夏農村經濟面臨崩潰、嚴重糧荒籠罩全省時，仍有數百萬農村勞力不搞春耕春種、夏收夏種，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只好拋荒，“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兩年，全省共荒地五千至六千萬畝。”（６３）
本來據山東省委估計，二百億斤是“最低限度的糧食自給目標”，但為了大躍進而土地拋荒，老天爺不肯再幫忙。饑餓的農民無力操持農活，一九六○年僅產了一百六十六億斤。這樣，國家應當支援山東三十四億斤糧食才行。可是為向中央邀功，山東省委反而報告說“大豐收”，農民“踴躍賣餘糧”，從農民那裏搜刮了七十億斤“餘糧”交給國家，即從每個山東農民口裏奪走了一百多斤糧食。結果有一千六百萬農村人口“每人全年平均口糧只有一百四十二點七斤”。（６４）每人每天不足四兩原糧，還不夠兩隻雞吃的。人焉能不餓死！
臨朐縣有個大峪大隊，一九五九年秋收，四十多萬斤糧食被徵購，剩下人均口糧僅一百多斤。從十一月起，每人每天只配給四兩原糧。此外又宣佈瓜菜代口糧：“蘿蔔四斤頂一斤，菜葉子五斤頂一斤，南瓜二點五斤頂一斤。”玉米秸、剝去了玉米的光棒子、花生殼、豆秸、瓜秧磨碎，也算是農民的口糧。實在湊不出了，又假設每人偷了四十斤糧食，強行加到每個人的頭上，算起來每人的口糧又多了四十斤。最後向上級報告說每人口糧三百五十七斤。但一天四兩糧食維持不了生命，農民就這樣活活餓死。死的人多了趕不及埋，許多人暴屍路旁。臨沂地區一位元當時的中學生後來這樣回憶道：“大概是（一九）六○年，……那時大食堂已經把許多人餓死了。（上學的路上）常見有被狗撕得亂七八糟的死孩子，我怕極了。”（６５）
一九六○年十月，羅榮桓元帥曾在一次講話中說：“在山東，農村勞動力減少了百分之二十，牲口由六百萬降到二百萬，許多土地荒掉了。”羅沒細談山東農民餓死的詳情，因在廬山會議上直言批評毛澤東而被打倒的彭德懷元帥卻多少知道一些。當時他正被軟禁在北京西郊吳家花園（今清華大學與頤和園之間）。有一天，一老一少母女倆到了彭蝸居的地方，她們是步行乞討一個多月從山東來到京城的。那母親一見到彭的一位警衛戰士就哭喊道：“兒呀，你爹和你兄弟都餓死了。全村人把樹葉都吃光了，都逃出來了……”（６６）
甘肅省委工業交通部部長張北華是山東人。一九六○年，在通渭縣大批餓死人後，他被派到通渭縣去處理。就在這時，他的侄兒從山東老家去甘肅找他，告訴他山東家鄉的情況與通渭縣差不多，他的父親也是餓死的。連這位高級幹部的父親都餓死了，山東死了多少普通農民就可想而知了。（６７）
闖下大禍的舒同，省委書記當不成了。一九六○年十月，舒同下臺，“下放”去當縣委第一書記，而活活餓死的幾百萬山東老百姓卻再也沒人提起。此時北京朝廷還不知道安徽死的人一樣多，曾希聖便光榮地兼了山東的第一書記。為了支持曾希聖，中央於十一、十二月間給山東調撥了十億斤糧食。不過其中有四億斤是“返還”的糧食，即本來就是山東農民的口糧，被前省委搜刮了交給北京政府的。（６８）換句話說，要是山東的各級幹部當初不曾搜刮農民的口糧去向上邀功，許多農民是不會餓死的。
北京四圍的河北省，並沒有因為靠近偉大領袖毛主席而沾光。從北京往北，過了八達嶺長城不遠就是張家口地區。一九六○年春，張家口市委兼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到下屬蔚縣調查。在蔚縣西合營村，他看到“春播時，前邊播上種，後邊有人就把種扒出來吃掉。隊裏沒辦法，把種籽通通拌上毒藥，並通告全體社員。可是……種籽照樣被扒出來吃掉，只不過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糧食在土裏邊搓搓，然後迫不及待地塞進嘴裏……”（６９）
在那樣嚴重的情況下，河北省委的書記們既不敢向中央開口討糧食，又不敢開放儲備糧倉。他們只懂得一條：卡農民的脖子。省委在一九六○年十月決定全省農村一律按一人一天四兩的指標配給糧食。口號是“吃四兩，曬太陽。”因為太陽光裏有熱量，可彌補食物之不足。
胡開明跑到省裏找省長：“請你們下來看一看，一天四兩糧食怎麼活下去！”但他空手而回，沒要到一點糧食。而他手下的蔚縣縣委書記為了向省委表忠心、充模範，竟決定再壓低農民的口糧，規定全縣農民日吃三兩糧。按胡開明的說法，“這個標準降到了一隻雞所需食物以下。”結果僅僅在實行此標準的頭四個月裏，蔚縣就餓死了百分之二點八的人口。省委宣佈一天四兩後，宣化市的死人數也“逐月猛增”。一九六一年中國新年初一，河北省委召開常委擴大會，省委書記指著宣化市委書記盧起責問：“宣化為什麼死那麼多人，原因是什麼？”盧起回答：“四兩不行，就是五兩也不行，至少需要六兩。”會議這才決定將農民的口糧增加到六兩。河北省的非正常死亡問題才因而逐步緩解。（７０）
湖南也沒因是毛澤東的老家而免禍。漵浦縣本是個除了鹽之外什麼都可以自給的好地方，此時人們也沒有吃的了。凡附近山上有樹葉可採，有獼猴桃、板栗可摘的，大都能設法找點東西充饑。四周山上無野果可採的，就沒有多少希望了。向家□周圍都是禿山，一百多人的山村餓死了一大半，青年、壯年幾乎死光。本文作者的一位黃姓朋友的同學，一九四九年參軍，當上了軍官。他一九六○年回向家□探親，發現父母都已餓死，村裏沒剩下幾個活人，當即憤而自殺。（７１）
湖南的另一個縣──寧鄉，是劉少奇的老家。一九六一年四月，聽說劉要回鄉搞調查，當地幹部怕他發現通往他老家人民公社機關路旁的梧桐樹的樹皮已被饑民剝了吃掉，趕緊做了手腳：將樹幹塗上黃泥，再用稻草裹住。但劉少奇很快就瞭解到了真相：他在一個山坡上看到一堆風乾的人糞，用小棍子撩開，只看到米糠渣子和草根，挑起來也聞不到臭味。農民告訴他，很多人已經餓死，枯木沖（村名，劉的老家叫炭子沖）餓死了“一、二十個”，“跑了”十幾個。劉的姐姐劉少白家中在一個月裏接連死了兩口。她的兒子因用米糠充饑，屙不出屎而活活憋死。（７２）
按官方公佈的死亡統計數字，湖南的“非正常死亡”僅八十六萬。但陪同劉少奇去湖南調查的夫人王光美說：當時“基層黨組織……連人口死亡數字統計出來了，還要‘壓縮平衡’，不許如實上報”，可見官方統計的死亡數字必定是縮過水的，不可置信。實際湖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數至少在一百五十萬以上。（７３）
既然是人禍而不是天災，既然各個省都服膺北京中南海裏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毛指揮的大躍進也就人人有份。所以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周惠在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曾說：“各省第一書記都該打一百板屁股。”（７４）為此，以緊跟毛澤東為首務的周恩來專門開過一次會批判他。周惠也作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下了台。可是只過了幾個月，周惠的話就被證實了。所有的省都餓死了人。“一九六○年春天，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回到福建長汀老家，看到當時說假話之風盛行，名義上是保證每人每月吃三十斤稻穀（折糧二十一斤），但實際上沒有做到，大食堂都無米下鍋，吃的多是煮青菜。”一九六一年初，最高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帶領工作組到閩西，也發現“大片土地荒蕪，大量牲畜死亡……非正常死亡非常嚴重。”（７５）
魚米之鄉普遍餓死人。湖北各縣死人的情況各不相同，但既然一九五九年春天就餓死了人，一九六○年死得就更多了。譬如松滋縣一九五九年餓死了六千三百人，一九六○年又餓死一萬六。宜都縣有一萬四千余人非正常死亡。（７６）
由於一九六○年上半年嚴重缺糧，農民顧不上農田管理，天氣也不幫忙，一九六○年的夏收極差。不僅沒有“餘糧”上交北京邀功，反而要向上伸手了。一九六○年底，湖北省省長張體學打電話到北京，對他的紅安縣老鄉、副總理李先念說：“李副總理，你就是砍了我腦殼，也要給我兩億斤糧食！百姓們沒法活了。”可是國庫空虛，李先念也沒有辦法。他沈默了半晌才開口：“你就是砍了我腦殼，我也拿不出兩億斤糧食……”（７７）李拿不出糧食給故鄉，他的許多湖北鄉親自然沒能熬過那場饑荒。
既是人禍，江蘇省富庶的江南水鄉也就逃不脫。溧水縣，近一萬四千人非正常死亡。常熟縣本應“常熟”，卻也死了一萬一千多。武進縣東安鄉，僅兩萬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就有四百多。（７８）從省會南京往南不到一百公里，石臼湖與固城湖之間，有個原本很富庶的高淳縣（淳溪）。（題外話：石臼湖是筆者當年“接受再教育”、並萌發寫作《人禍》願望之處。）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高淳就已發生嚴重的的餓死人事件。省委調查後，寫了報告正要送中央時，在廬山開會的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打電話回去說：“現在氣候不對了，要反右傾了，你們不要再反映死人的情況。”於是省委將報告壓下，僅將高淳縣委書記劉元撤職了事。廬山會議後，反右傾是首務，無人敢為民請命，糧荒不得舒解，形勢日益嚴重。省公安廳廳長洪沛霖親赴高淳調查後，談起高淳的情況，說：“農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莊死得差不多了，還剩幾個人。何等慘啊！”（７９）
長江北邊的高郵縣是又一個典型。該縣在一九五九年已死了一萬六千多人。一九六○年二月，縣委第一書記夏雨和第二書記洪堅一併成為反右傾的靶子，被定為“犯有反黨、反社會主義錯誤”而撤職。新上任的縣委忙著召開萬人大會批判“右傾機會主義”，顧不得救人命。結果一九六○年又死了一萬七千多。饑荒持續到一九六一年，又有四千多人死去。值得一提的是，高郵縣餓死的三萬七千多人中，一萬七千多是兒童。（８０）
高郵北邊的興化縣，死的人數差不多，縣委書記郭玉漢被撤了職。興化北邊的寶應縣，情況更嚴重。因為忙於各種“大幹”，顧不上農活，一九五九年一半以上的稻田是白水插秧（未施肥），還有的稻田乾脆拋荒，結果大減產。“當年糧食實產十七萬噸，而縣委主要負責人卻堅持核定產量二十七點五萬噸，以至徵購過頭，社員口糧全年人均只有七十六點五公斤，造成農民非正常死亡的嚴重問題。”四萬人餓死，事情鬧大。江渭清親自出馬，逮捕了縣委書記徐向東。江雖自我檢討說“寶應事件，省委要負一定的責任”，（８１）但“死者長已矣”，再也不能復生了。
當年副總理陳毅路過南京時，曾將江蘇省長惠浴宇找去問：“人民公社究竟好不好？你們江蘇究竟死了多少人？”可是江蘇省委事先已統一了口徑，惠浴宇也就沒有對他的老首長說實話。陳毅回到北京，歎道：“在下面跑了幾個省，誰也不敢說老實話……”（８２）
全國二十六省，全都餓死了人，無一例外。前面未提及的省份，今列舉一二實例，且為周惠的話作證：
遼寧台安縣，一九五九年就開始餓死人，到了一九六□年，每人每天的口糧僅四兩至七兩毛糧。吃七兩的可勉強活下來，吃四兩的便難逃一劫。那兩年間，人口減少了六萬，除去“外流二萬多人”，非正常死亡當在二萬以上。雲南鎮雄縣，一九五九、六○年兩年內有一萬人“非正常死亡”。陝西安康縣，一九六□年“大部分社隊人均口糧不足十公斤……全國兩千餘縣，沒人餓死的很少，有些地方只是情況稍好、死亡數相對較低而已。如江西寧都縣和豐城縣，一九六○年的非正常死亡均在兩千人上下。廣西橫縣，一九六○年“春夏間……因缺糧餓死一千四百人。”連地廣人稀的糧倉黑龍江省也不例外。譬如望奎縣在一九五九年有一千人非正常死亡。一九六二年，黑龍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糧食定量減到二十四斤……。農村……糧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災地區，入春以後幾乎沒有糧食吃，人們主要靠野菜、野果、樹葉、植物的根莖充饑……”（８４）
偉大領袖所在的北京也不例外。城市居民的糧食有“定量”，死不了。郊區農民就不行了，他們是被犧牲的一群。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中，北京及其郊區農村共有三點六萬人非正常死亡。北京的近鄰天津市也是如此，非正常死亡數為三萬五千多。東北重鎮瀋陽的情況就更差一些，三年內共有六萬人非正常死亡，其中五萬五左右是歸瀋陽市管轄的新民縣的農民，幾千人屬瀋陽市管轄的遼中縣。（８５）
在有些城市，居民因營養不良造成的死亡率增加也十分明顯。若將這也算作“非正常死亡”，則河南南陽市從一九五八年開始就每年有幾百人非正常死亡，一九六○年非正常死亡數達一千以上。縣屬小城鎮的居民，凡與農民一樣無“商品糧”可買的，都是被犧牲的一群。譬如四川新津縣武陽鎮，僅一萬多居民，一九六○年竟死了一千一百多人。（８６）
還有一批人是不該不提的。那就是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五八年“反右補課”補進網裏的右派，以及因“攻擊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而獲罪的那一大批人。
西北民族學院你夜的回族青年沙雲青，一九五七年成了右派，以後又因與朋友議論大躍進而成了“反革命”，被判刑十五年。在青海某地的監獄裏，“和他關在一起的‘政治犯’們，大多是專家、學者、教授，憂國憂民而因言獲罪。他在那裏拜了許多老師，跟著學文學、學科學、學馬克思主義。後來，他的老師一個又一個悲慘地死去。二十五個人的大牢裏，只剩下兩個人，餓得皮包骨……”沙雲青是其中之一。（８７）
蕭復興的《柴達木傳說》記載了在青海的另一所勞改農場裏右派們的遭遇：“缺糧，嚴重的缺糧。勞動，依然是繁重的勞動。許多犯人先後餓死了。”“新來了一個大學講師，也是右派。斯文白晰……沒過幾天，人不見了。怎麼找，也找不到……（另一位右派、工程師黃治中）找到了他……在戈壁灘上。他餓死了。瘦瘦的身軀緊貼在沙灘上。”（８８）
“胡風分子”任敏，一九五五年與丈夫、復旦大學教授賈植芳一起入獄，一年後獲釋，被發配青海，旋又因“攻擊毛主席”而再度坐牢。大饑饉時，她在牢房裏的任務是搬死屍，每天都有餓死的囚犯往外搬。在北大荒勞改的右派、電影《智取華山》的導演巴鴻，及另外幾位演員的勞動任務稍有不同：挖墳坑，定額每人每天挖三個。男高音歌唱家兼音樂指揮莫桂新（女高音獨唱家張權的丈夫）葬身的墳穴，就是他們幾位電影工作者挖的。勞改犯死得太多，連做墓牌的木板都不夠用了。興凱湖邊埋葬他們的的小丘崗上，所謂墓牌只是一塊紅磚，用粉筆書寫著那些右派分子的名字。“一場大雨浸過，粉筆筆跡消失，那死鬼就成了無名野鬼。”（８９）
那時，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右派作家張賢亮，也是個勞改犯。他後來這樣回憶那段日子：“數百名工程師、農學家、會計師、教員……還有在國外留過學的學士、碩士、博士或舊軍官”，與刑事犯關在一起勞改。“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每月每人的口糧標準從二十斤降到十五斤，再降到九斤！”“勞改隊開始大批死人……接二連三地死人。假如你早上爬起來，發現身旁的人死了，應該向組長報告：‘組長，某某人死了。’千萬不能說：‘啊，組長，又死了一個！’”“勞改隊的領導經常‘報告’社會上人民群眾的生活比勞改犯人還困難，吃的比犯人還糟糕（這樣勸導犯人不要逃跑）”。（９０）
甘肅酒泉附近有個名叫夾邊溝的地方，“一九六○年……有兩千多名因各種原因挨整的幹部在夾邊溝勞改農場餓死。”該農場由於人犯基本死光而變成了荒涼的丘墟。（９１）
離北京不遠的河北清河勞改農場死的人更多。僅其中的“五八三”分場就死了三百多。他們大多是北京西郊學院區送去的學生：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航空學院、鋼鐵學院、工業學院……（９２）
這批死者中，沒有名人。除了筆者的校友、清華大學電機系學生張心濤、劉雪峰外，能追尋出名字的不多。以下是當年稍有名聲、平反後被人提及，在人世間留下了一點痕跡的幾位右派分子：自日本歸來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副教授費明君，死於青海；自臺灣赴大陸的美學家呂熒，死於河北清河；自香港歸來的作曲家陳歌辛，死於安徽；自美國歸來的化學家、蘭州大學副校長陳時偉，死於甘肅武威黃羊河勞改農場。他們代表了一個時代，一個如今青年學子們所不知詳的時代。(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