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是人禍，不是天災
一九六○年一、二月間，全國各地餓死的農民以成百成千萬計，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不顧全國人民、包括該報編輯記者都在餓肚子的事實，日復一日地朦騙世人、粉飾太平。人民從《人民日報》上只看到《從長江到黃河流域揭開夏季大豐收的序幕》的喜訊，字裏行間找不出一絲一毫餓死人的跡象。甘肅和四川都餓死了十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可是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在《人民日報》上宣告：“人民公社的鞏固和發展，促進了農業的大躍進。”四川省委辦的《上游》雜誌也在吹噓“農業戰線上仍然是連戰連捷，情況良好，是持續大躍進的形勢……”（１）
不過，十月一日國慶日那天，《人民日報》突然一反常態，強調起天災來：“兩年來，全國大部分地區連續遭受嚴重自然災害。”特別荒誕的是，此時各地餓死的農民至少已達兩千萬，《人民日報》竟公然欺人欺天，宣佈：“人民公社已使我國農民永遠擺脫了那種每遭自然災害必然有成百萬、成千萬人饑餓、逃荒和死亡的歷史命運。”好象農村中什麼事情都不曾發生似的！
到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中央發佈八屆九中全會公報，宣稱“在一九五九年的嚴重的自然災害之後，一九六○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的嚴重自然災害”，正式將國民經濟的“困難”歸諸於“兩年嚴重的自然災害所造成的”。（２）到一九六二年，“兩年”變為“三年”，從此“三年自然災害”就成了對“困難”的官方解釋。官家成功地用謊言蒙住了城裏人，許多中國人居然至今一開口還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如何如何……
中國這塊黃土地，自然條件不算好。自有文字記載以來就是豐、平、歉年交替，豐、平、歉大致相當。天災在所難免，翻開《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３），天災幾乎年年都有，但總是地區性的，根本沒有從南到北、從東到西遍佈全國的天災，更不要說“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了。偌大一個中國，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一省或數省遭災，絕不至造成全國大饑荒。正如一九六三年河北霸縣王五房村的一位老農對縣委派去的工作組說：“舊社會再不好，這麼大個國家，也不可能全國水洗了一樣的挨餓，總會有個地方你能去逃荒要飯吃。這可好，六○年一到，全國都一樣，無處躲藏。許多人幹瞪著眼睛餓死……”（４）
鄧小平在一九六一年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曾說：“三年來……天災不是主要的，人禍是主要的。”（５）所謂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自然災害”，完全是編造出來。就全國而言，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有不少天災；一九五八年則是個難得的好年頭。一九五九年有自然災害，但成災面積（丁注：中國國家統計局將因災減產百分之三十以上定為“成災”）低於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６）而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年都沒有發生饑饉。可見一九五九年並無卻無影響全局、足以引致全國大饑荒的天災。當全國範圍的饑饉從一九五九年秋收後兩個月開始、農民成百萬成百萬地餓死時，中國並沒有嚴重的天災。
譬如，“湖南發生糧荒並出現人口非正常死亡是在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一年春劉少奇前往調查時曾詢問農民天災的情形，得到的回答是“天災有，但是小。”隨劉一起調查的夫人王光美也說：“湖南那兩年，雖不是風調雨順，但並沒有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７）又如甘肅，黃土高原歷來的問題是乾旱，而一九五九年並沒有可引致全省饑饉的天災。陝西、甘肅兩省自一九二九年以來最嚴重的乾旱是在一九九二年，（８）一九五九、六○年的旱情甚至還比不上一九七一、七二年，可見甘肅的非正常死亡也與老天爺無關。
四川省一九五七和一九五八年都風調雨順，氣候出奇地好，全省範圍基本沒有天災。可是一九五八、五九年的非正常死亡已分別高達一百○三萬、二百五十七萬，可見餓死人與老天爺毫無關係。特別只得一提的是成都平原上的糧倉──都江堰灌區所在的灌縣，餓死四萬多人，這是兩千年來從未出現過的。而造成此大規模饑饉的唯一原因，說來也很簡單：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國家分別徵購了百分之四十四和百分之五十的糧食，而以往僅徵購百分之三十。（９）
四川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有旱災，這正是豐、平、歉年交替的規律，決不至餓死人，更不至成百萬成百萬地死人。縱觀四川歷史，人口曾兩次銳減。一次是十三世紀宋末元初，蒙古軍隊幾次攻破成都等數十城，大肆擄掠，“搜殺不遺”。川人長達三十多年的抵抗最終被入侵的元軍打垮後，許多縣“宋代遺民慘遭殺戮，或徙或逃，無複存者”，全川六百萬人只剩下不到一百萬。又一次是十七世紀明末清初，張獻忠造反、清兵入侵，兵禍綿延幾十年，人口由三百多萬銳減至五十萬。（１０）政府不得不組織往四川移民，謂之“湖廣填四川”。那兩次災難雖也屬人禍，與一九六○年的災難畢竟不同。一九六○年的中國，既無內亂、又無外患，卻餓死了那麼多人，真是中外古今歷史上絕無僅有之事！
魚米之鄉湖北也一樣，“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真可以說是風調雨順。”但是，“一九五九年新年之後……開始發現餓死人的事情。”（１１）這顯然也與天災毫無關係。
一九五八年大放糧食“高產衛星”時，河南省偃師縣岳灘大隊負責人劉應祥怕當“白旗”，不得不虛報產量，宣佈全大隊平均“小麥畝產千斤”。可是他和幾位大隊幹部同時做了個手腳，壓縮了該隊的耕地面積，這樣總產量就沒有誇大，於是也不用把口糧拿去充“餘糧”上交了。結果是：“隨後兩年河南不少地方出現大量非正常死亡時，嶽灘大隊沒有餓死一個人。”（１２）這個例子從反面證明了災難非由天災所致。
非正常死亡與天災無關，若以縣為單位來分析，可以看得更清楚。以每六個人就死了一個的安徽全椒縣為例，一九五七年、五八年、六○年都沒有天災，僅一九五九年有輕度旱災，旱情比一九六六年、六七年兩個夏天都輕得多。“人口死亡率超過歷史最高水準”的四川井研縣也是這樣，一九五八年沒有天災，五九年僅有輕度水災。一九六○年的夏旱與一九四三年程度相同，遠不如一九三七年的旱情嚴重，也是不該死人的輕災。可是每八個人就餓死了一個。（１３）
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甘肅武山縣，那幾年什麼天災也沒有。從一九五八年起，公社食堂就“吃飯不要錢”，放開肚子吃飯，一直吃到一九五九年底。直到糧食吃光、發現要不要錢都沒飯吃的時候，已為時太晚。三分之一社員死去，與老天爺毫無關係。雲南昆明郊區撒梅族人集居的阿拉人民公社也是這樣。二十年後一位學者前去調查時，人們告訴他，那幾年氣候好得很，四季如春象往常一樣，可是該公社也死了數百人。（１４）
一九六○年七月三日，貴州省委書記李景膺向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彙報“遵義事件”，說遵義大批人餓死“主要責任在於縣、市委。”“第一，他們……以粗暴的辦法扣發口糧，大搞反瞞產運動。第二，他們報喜不報憂……第三，對人民生命漠不關心。第四，混進幹部隊伍裏的壞分子、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的富裕中農乘機進行破壞，殘害人民。此外，從遵義地委來說，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１５）他完全沒有提到天災。可見貴州一九六○年春嚴重的非正常死亡也不是天災造成的。
全國普遍餓死人的災難始於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許多地方秋收甫結束、糧食被“國家徵購”後不久就開始了。廣西扶綏縣是個典型的例子。“素稱魚米之鄉的那江公社板包大隊……秋收後口糧標準由上半年每月人均三十市斤下降到二十市斤谷……死亡率達百分之八點七”。（１６）
從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年夏收前那幾個月間餓死的農民不是天災的受害者。一九六○年是否有“自然災害”，與這場災難無關。一九六○年的天災只是使饑饉持續而已。一九六○年，整個華北乾旱，山東亦乾旱少雨，一九六一年夏收因而大幅減產，比一九六○年減產了一半。但早在那之前一年，山東的農民已成百萬地餓死，與老天爺的確無關。河北省的天災也是在一九六○年，位於北京西北方一百公里處的官廳水庫，水位降到死水位以下。（１７）但在那乾旱發生之前，大批河北農民已經死去了。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曾在筆記裏抨擊毛澤東的政策：“出口過多，並且一度在國外採取傾銷政策。”“為了完成豬肉出口任務，規定農村三個月不殺豬”（１８）（三個月內禁止農民殺豬自己吃）。彭抓住了問題的癥結。大量出口搞徵購得來的糧食，正是一系列導致數千萬農民餓死的錯誤中極重要的一環。
與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減少了一千五百萬噸，出口卻增加了二百二十三萬噸，比一九五七年多了一倍以上。（１９）這完全超出了當時中國的國力。出口的糧食很大一部分是各省搜刮的農民的口糧。僅那增加出口的二百二十三萬噸糧食就夠四千萬人吃幾個月，足以從一九五九年求熬到一九六○年夏收。然而，這些糧食都被地方幹部當做大躍進的偉大成果交給了國家，轉而被政府運到國外去換硬通貨了。
進入一九六○年，各地農民正成百萬成百萬地餓死，中國的糧食卻在一船船地運往國外。一九六○年又出口了二百六十五萬噸！（２０）
要是留下出口的糧食，哪怕只把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出口的六百八十萬噸糧食留下一半（六十八億斤），送到缺糧最嚴重的地區，瀕臨餓死的農民是可以得救的。然而，這不可能。因為中共中央的管家周恩來對糧食情況兩眼一摸黑。一九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即餓死人的最高峰時期，中共中央竟發出了這樣一個樂觀的檔：“當前糧食形勢好得很。國家糧食庫存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底三四三億斤的基礎上，一九六○年六月底將達到五百億斤……”而實際一九六○年六月底，全國的糧食庫存僅一百二十七億斤，少得甚至不敷糧庫的鋪底和正常周轉。正是在對糧食不摸底的情況下，周恩來作出了一個極其荒誕的決定。當時外貿部有人主張在國際市場拋售黃金，換取外匯購買糧食，可是周恩來卻認為黃金價格正低，是買進的好機會。他說“黃金不能賣，我們要以黃金作後盾”，結果非但不賣，反而購買了幾十萬兩黃金。（２１）
當時，只要十斤糧就能救濟一個人不死，若周恩來將那筆購買黃金的錢用去購買幾十萬噸糧食，一九六○年絕不會有那麼多“非正常死亡”的。而殘酷的事實是：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間，中國出口了六百八十萬噸糧食，購買了幾十萬兩黃金，農民則餓死了三千五百萬。
以安徽為例，該省死了那麼多人，同一九五九年冬出口了四億斤糧食就很有關係。（２２）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說一九五九年糧食可以“搞到一萬五千億斤，農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糧食多了吃不完”時，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跟腔說“我們擔心農作物的出路問題”，好象安徽的糧食多得成了災。當時若留著那四億斤糧食不出口，用於接濟缺糧最嚴重的三分之一的人口，每人可分得四十多斤，那些“非正常死亡”們完全可以挺幾個月熬到夏收而活下來的。
當然，也可能安徽省的國家糧庫有的是糧食，並不在乎賣了那四億斤糧，問題就是沒有及時開倉放糧。所以一九六二年初劉少奇處理安徽問題時曾說：“（一九）五九年調（安徽的）糧食是中央叫調的，死人同調糧食有關係，但不完全是糧食問題，其他政策不當也有關係，例如：收回自留地、幹部作風不好，水利搞那麼多。”（２３）
甘肅餓死十分之一人口之後，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錢瑛率領的工作組就發現甘肅餓死那麼多人完全是由於省委“肆意弄虛作假，騙取榮譽，不關心群眾疾苦，徵收過頭糧所造成的。”當年徵購入庫的糧食後來有百分之四十又返銷給了甘肅農民，但那是餓死人之後的事了。（２４）
全國各省大同小異，廬山會議後的“反右傾”、“反瞞產”，橫徵暴斂之殘酷、之普遍，使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望塵莫及。一九六一年五月，劉少奇在他老家湖南老家對鄉親們說：“中央只曉得多征糧，搞得下面沒飯吃，家破人亡。”（２５）真是一語中的！
從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開始，無數農民成為餓殍，僥倖活下來的農民也因饑餓而無力操持農活，荒廢了農作物，有的乾脆就沒有種上。正如當時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所說，春耕季節，“地裏看不見人跡，村裏看不見炊煙”。這是第二年大幅減產的根本原因。恰好一九六○年風不調雨不順，而饑餓的農民無以對付天災，抗旱、排澇都談不上。河南省一九六○年農業產值下降三分之一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２６）一九六○年是有天災，但這不是當年大幅度減產的首要原因，更與死人無關。
一九六○年春天，國家倉庫裏還有糧食，問題是縣委書記怕不怕戴“右傾”帽子。譬如作家趙樹理當時在山西陽城縣任兼職縣委書記，在“反右傾”的聲浪中，他堅請上級撥給糧食，及時分發，救了不少人。趙在幾年後的文化革命中被鬥爭、整死前，有人到陽城縣去收集趙的“罪行”，老百姓不予合作，說：“要不是趙樹理，我們早餓死了。”（２７）可見，當時只要縣委書記們如實向上報告，還是可以得到“返銷糧”的。
當然，也有縣委書記向上伸手而要不到糧食的情況。河南省唐河縣陷入大饑饉時，縣委書記畢可旦曾五次要求上級撥給五百萬斤糧食救急，可是南陽地委無動於衷。畢可旦一粒糧食都沒要到，反被點名批評為“反瞞產私分”不積極。結果他只好眼睜睜地看著子民一批批地活活餓死。後來畢可旦全家跳井自殺，還能博得一些人的同情，原因也在於此。
據當時的河北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回憶：“鑒於蔚縣死人太多，省委工作隊……來到蔚縣……調查解決餓死人問題。他們驚異地發現，在大多數公社死亡人數急劇增加的情況下，陽原片（丁注：蔚縣後分為蔚縣和陽原縣，陽原片指現在屬陽原縣的部分）卻死人很少，特別是東城公社情況最好。”原來東城公社的書記武萬升瞞著縣委秘密放糧，從公社的儲備糧中分給每個農民十斤，由社員領回家食用。相鄰的公社聞訊，也秘密放了糧，今陽原縣的農民就是這樣獲救的。（２８）可見只要幹部不在乎“右傾”帽子，不怕引禍上身，農民是不致餓死的。
反對虛報產量、把農民的口糧當做“餘糧”交上去邀功的幹部各省都有。但他們往往要為說實話付出代價。山西河曲縣委第一書記劉毅將本縣虛報產量後徵購的二百萬斤糧食壓住，不讓上交，結果不僅被撤職，中共中央還發了個一九六一年第六六三號文件，把他“隱瞞產量”的問題通報全國。（２９）
由於“反右傾”運動清洗了一大批體察民情、敢講真話的幹部，許多幹部打腫臉充胖子，寧可讓老百姓餓死也不願向上級承認缺糧。餓死四萬人的江蘇寶應縣就是一個例子。若不是縣委書記徐向東“死官僚主義，省裏撥給他糧食他不要”（當時的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語），寶應的四萬農民是不會被困在家中活活餓死的。（３０）
這個例子絕非個別。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就曾在一九六一年的一個會議上這樣說：“省委曾經三申五令，要求各縣如果糧食確實不夠，會發生人口死亡時，應該如實向省委報告，省委可以保證各地每人每月安排口糧。但是，不少的縣既沒有反映情況，又沒有很好安排群眾生活，其結果在去年春天多死了一些人，而且超過了百分之二的死亡率，這難道還不應該追究責任嗎？”（３１）他所說的“多死了一些人”的地方應包括死了兩萬人的德慶縣，但所謂“追究責任”，只不過是撤了縣委書記的職而已。
江渭清和陶鑄提到的“死官僚主義”的縣委書記、地委書記們，對子民餓死的情形知道得一清二楚。為了護住烏紗帽，他們竭力掩蓋真相、封鎖消息，以免餓死人的實情流露出去。譬如安徽有的地方對死了的人規定“四不准”：一不准淺埋，要深埋，上面種莊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３２）由於民兵把守了交通要道，郵政局也奉命截扣告狀的信件，地方幹部成功地把農村餓死人的實情掩蓋了很長時間。
城市回鄉探親或外界去搞調查的人雖可將消息傳開去，但反右傾運動搞得人人自危，敢說實話的不多。譬如有個省的軍區副司令員一九六○年到省內一個去檢查工作，瞭解到該縣餓死了三萬多人。但他回到省裏卻不吭聲。有人問隨該司令去那裏的一位元處長為何不反映情況時，他答道：“首長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３３）
在黨組織的嚴密控制下，就是敢講話的也未必能幫農民做些什麼。河南省民政廳辦公室主任去信陽調查，見到農民餓死的慘狀後，回到省會鄭州向民政廳長和省委監委書記呼救。可是上司毫無反應。他決定親赴北京向中央面陳，可是剛到火車站就被省裏派去的人截住，終於沒能去北京。
不過，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將農民困在家中餓死，那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作依據的。一九五九年三月，即張聞天夫人說“雲南、海南島都發出了餓死人的警報”時，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了一個“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所有未經許可即離開鄉土、“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都是“盲流”。這是一九五六年農村搞社會主義之後出現的新名詞。但自一九五六年底周恩來簽署《國務院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以來，檔發了不少，“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現象”卻一直解決不了。現在這份新檔口氣強硬，不僅要制止農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將“盲目流入”城市和工業礦山地區的農民收容、遣返。
中央文件一下，全國都大抓起“盲流”來。除少數流落到東北、內蒙、新疆等地，成為最下等的苦力和新社會剝削對象的農民幸運地被准許“不予遣返”外，為求吃飯活命而浪跡各城市、林區、礦區的農民都是“盲流”，都在清理之列。其中數進入城市的遭遇最慘；城市越大，其遭遇越慘。因為大城市有外國人往來，當局不願讓“外國朋友”看到他們，而收容遣返他們後，他們還是會設法往外跑，於是有些城市索性將他們成百上千地押往勞改農場。名曰“收容安置”，實則將他們視作勞改犯，與真正的犯人無異，儘管他們的唯一罪過只是未經政府許可“盲目外流”而已。
那些本來就唯恐餓死人的情況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饑民外出“盲流”了。譬如信陽地委指令各縣“消滅外流”後，駐馬店鎮執行命令，強制收容外逃的農民，收容了又不給飯吃，“造成死亡三百五十餘人的慘案”。潢川縣公安局長馬振星下令將扣留的“盲流”投入監獄，餓死了二百多人。（３４）
不許農民逃荒尋活路，將他們困在家中活活餓死，這是歷史上從沒有過的。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安徽鳳陽縣新縣委召開的批判原縣委書記的大會上，考城大隊農民王家來這樣控訴道：“我們大隊原有五千多口人，現在只有三千二百口人了。日本鬼子來了我們也沒死這麼多。那時我們還能跑，一九六○年我們哪兒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３５）
當然，成功外逃的人總還有。但那時城鎮居民也都吃不飽，“盲流”們很難討到食物充饑，不少人千辛萬苦到了城裏，最後還是餓死。據北京作家黃秋耘回憶，當時“在北京前門外的某些貧民區，例如龍鬚溝、金魚池一帶，幾乎每天都有餓死、凍死在街頭的人，其中多數是從附近農村逃荒來的。”（３６）
在黨的控制力稍弱的邊疆地區，把關堵道不那麼容易，老百姓逃出生天的機會才比較大。所以，在千萬人餓死時，邊疆部分人民逃離中國，尋到了活路。從一九五八年大躍進起的幾年間，雲南邊境不少居民逃到了國外。如雲南潞西縣景頗族聚居的三台區與緬甸接壤，“許多人對社會主義產生懷疑，大量外出緬甸。”一九六○年，閻紅彥調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後曾說：“邊疆跑人多，震動很大”，“跑人問題，跑了那麼多人……”可見問題之嚴重。廣東毗鄰香港，起先，人民逃往香港途中被堵截抓獲者都是五花大綁往回押，有的人還未到收容站就倒下不起了。後來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決定放百姓一條生路，指示“對逃港者不要武裝扣押，不要武裝堵塞，不要捆綁……”（３７）結果兩年間至少有十萬廣東人成功地逃出中國，投入了殖民地香港的懷抱。
一九六二年四月，新疆邊境塔城、裕民、霍城六萬余人逃往蘇聯。那固然與蘇聯暗中挑唆有關，也有一定的民族因素，但根本原因還是大躍進人禍使那裏的百姓也淪於缺吃少穿的境地，蘇聯人用麵包、黃油一誘惑，對人民公社失瞭望的邊民們連同中共的縣委書記、縣長們便不要自己的家和國，逃亡了。對這件事，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就如實說：“因為這幾年新疆少數民族生活太苦了，吃的少了，穿的也比以前少了，所以發生了叛亂。”（３８）
一九六○年前後死於饑饉的人數所以空前，還由於有個史無前例的公社食堂。
一九五八年公社食堂“吃飯不要錢”，實行了沒幾個月就險象叢生，各地開始零星餓死人。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凱帆是安徽無為縣人。一九五九年七月初，他回到老家食堂，發現已有不少人餓死，氣得斥駡縣委書記：“你把人還給我！”他應農民的要求，下令解散了無為縣的幾千個食堂。那時，公社食堂的弊病有目共睹，毛澤東也同意作政策調整，在食堂問題上對農民作些讓步。一九五九年五月間，中共中央明文規定，“糧食分配到戶，各人自願參加（食堂），口糧依人定量，結餘全部歸己”。六月十三日，毛澤東在他主持的一個中央會議上還表示：“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可以了……糧食要分給本人，你願意吃食堂，就自願參加，不願意可以不參加。”六月底他訪問老家韶山沖，當鄉親們明白表示對吃食堂不滿意時，他沒有打官腔，只說了一句“食堂不好可以散嘛”。他前腳離開韶山，後頭韶山的公社食堂就散了夥。但是，才過了不到一個月，為了批判彭德懷，他轉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彎，將解散食堂的主張斥為“反社會主義”。並把和他一樣解散了老家公社食堂的張凱帆定成了“混進黨內的投機分子”，說他“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用陰謀手段來達其反動的目的”云云。（３９）（題外話：黃山玉屏樓門額的題字是張凱帆書寫的；筆者一九七二年登黃山時，“玉屏樓”三個字還在，張凱帆的名字已被斫去。現在不知恢復了沒有？）
張凱帆作為“反革命”進了監獄，幾億農民則又被趕進了公社食堂。中國人從沒見過的大災難就此蔓延開去，再也無法收拾。
一九六○年初，貴州省委閉眼不看正在大批餓死人的現實，給中共中央送上一份《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的報告》，說公社食堂是“必須固守的社會主義陣地。失掉這個陣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鞏固，大躍進也就沒有保證。”毛澤東親筆將該報告批轉全國，說它“是一個科學總結”，“應當在全國仿行，不要例外。”（４０）
《人民日報》立即回應領袖指示，為食堂大造聲勢，用通欄黑體大字刊登長文：《貴州農村公共食堂成為社會主義堅強陣地》。當時，貴州至少已有數十萬人餓死，奄奄待斃的更多；省檢察院已將“革命聖地”遵義人吃人的報告秘密上報。可是《人民日報》竟然宣稱：貴州“十一萬九千多個食堂越辦越好……社員吃得飽吃得好吃得乾淨衛生。”在毛澤東指令下，中共中央要求全國百分之八十、九十以上的人在公社食堂吃飯；而且出爾反爾，一改去年五月的“糧食分配到戶”的規定，重新規定：繳了“徵購糧”後，收穫的糧食一律直接送到公社食堂，不得分給農民。（４１）
各級黨組織的幹部並非不知道公社食堂是餓死人的禍源，可是努力貫徹中央指示是他們的天職。到了四月間，就河北、山西、四川、貴州等十四個省統計，已有百分之八十九的農戶又入了食堂。河南省由於吳芝圃下令“不許一家農戶煙囪冒煙”，入食堂的比例竟高達百分之九十九，顯然將山溝溝裏的農民也趕進了食堂。（４２）
對一九五九年已經餓死了一萬六千多人的江蘇高郵縣縣委書記來說，解救饑民是小事，學習中央文件才是大事。他們於四月初召開了一個有一千多人參加的“辦好食堂現場會”，研究如何貫徹執行中央指示。研究的成果是：高郵縣一九六○年和六一年又相繼餓死了兩萬人！（４３）
“社員吃得飽吃得好吃得乾淨衛生”，只是《人民日報》畫出來的仙境。河北張家口地區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在康保縣山區視察時，看到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提著個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裏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訴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裏，這是給他們領的飯。”問孩子“你家不能做飯嗎？”孩子答道：“不能，糧食都在食堂裏，（家裏的）鍋也砸了煉鋼鐵了。”胡開明聽了，久久沒有說話。他目送那個孩子拎著瓦罐，在寒風中一步一步走上山坡，直到翻過山梁，消失在坡那邊……（４４）
只要是山區，誰都得翻山越嶺去喝稀粥。當時，因“右傾機會主義”被革職、在貴州勞動改造的中共中央工業交通部副部長高揚就有這種經歷：“我帶著兩個小兒女，爬過一道山梁，排了長隊，才買回一小鍋滿是清水的豆腐腦……”
一九六○年春，新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下農村搞調查。在瀾滄江山區，他看到一個老太婆挎著籃子，在風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渾身上下像在泥水裏滾過一般。農民們告訴閻：這位老人只爬兩座山梁，十五裏，不算遠。最遠的有三十裏，每天騎上毛驢上食堂，一天就忙著吃兩頓飯。閻紅彥向縣委提出，食堂“能辦就辦，不能辦就散”，可縣委書記不敢違抗中央指示，只好依舊讓農民翻山越嶺去喝粥。
閻紅彥在總結雲南餓死人問題時說：“不顧實際情況，硬要沒收自留地的結果，也造成了死人。”本來，自留地生產的糧食菜蔬由農民自己支配，除集體分配的口糧外，這是另一個食物來源。一九五九年春，毛澤東曾在中共中央關於農業問題的檔上批示“恢復社員的自留地”，“要社員私養豬、雞、鵝、鴨，就要給社員一定數量的自留地”。但是，廬山會議後，毛又轉了個一百八十度，將早先下達的檔作廢。才發給農民沒幾天的自留地又重新收走，食堂成了農民唯一能獲得食物的地方。食堂有什麼，農民吃什麼，食堂沒糧了，農民就只好等死。譬如四川井研縣，縣誌記載：“起初食堂吃飯不定量，吃飯不要錢，浪費了不少糧食。一九五九年糧食嚴重缺乏，不得不實行定量供應。先是每人每天定量六至十二兩（十六兩為一斤），後又降至三至八兩不等。”三兩糧不到一百公克，誰也沒法靠這點糧食活命，結果每八個人就死了一個。（４５）
公社食堂是卡住農民脖子的鉗子，食堂散夥是唯一的辦法。一九六○年春江蘇寶應縣餓死四萬人後，省委派去的工作組向省委書記劉順元彙報說，不解散食堂便不能遏制餓死人，建議先解散三分之一的食堂。劉立即回答：“該解散多少就解散多少，不要定框框”。但劉明白，若消息走漏、讓中央聞知，那是要問罪的。他叮囑工作組幹部說：“要嚴格保密，對內對外都只說是‘調整’，不要說‘解散’。上面查問，也照這樣說，出了岔子我們共同負責吧。”當時的江蘇省長惠浴宇後來回憶道：“這樣一個決定……在當時需要承擔多大的政治風險，又救了寶應多少條人命啊！”（４６）
惠浴宇說的是對的。但毛澤東還在堅守他的“社會主義陣地”，直到一九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還在向全國發指示：“公共食堂必須辦好”，“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須堅持”。（４７）於是食堂制度繼續掐著絕大多數農民的脖子，農民也就繼續餓死。可惜的是，敢於向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陣地”挑戰的幹部太少了。
從一九六一年起，在“自然災害”之外，中共又說蘇聯“修正主義者”是造成中國經濟嚴重困難的禍首。理由是，蘇聯一方面“背信棄義”地單方面中止執行數百個援華合同，撤走在華專家，包括在中國核工業部門及其研究院協助中國研製原子彈的專家；一方面趁人之危、對中國“逼債”。中國不得不把食物送到蘇聯去還債，以致食物短缺、發生饑荒。“好東西都運到蘇聯去了。”用民族主義蒙蔽人民往往奏效，毛澤東成功地挑動起人民對“蘇修”的仇恨，轉移了人民的不滿情緒。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時，赫魯雪夫接待得十分殷勤。他安排毛住在克里姆林宮原沙俄女皇葉卡特林娜的寢宮裏最豪華的房間。但毛澤東對赫魯雪夫反史達林的忌恨未消，他怕身後與史達林一樣被批判，認為赫氏批斯的“秘密報告”立了個極壞的榜樣。一九五八年七月底赫魯雪夫訪問北京時，毛非但不回禮、不熱情接待，反而刻意羞辱赫，特穿著游泳褲與不會水的赫在中南海游泳池邊會見，“就像古代帝王般將赫魯雪夫視做前來稱臣納貢的蠻吏”。（４８）
在會談中，毛澤東拒絕了赫魯雪夫在中國建“長波電臺”和與中國搞“聯合艦隊”的提議；其時赫氏正在與美國搞緩和，擔心中共與臺灣的戰火將蘇聯捲進紛爭，希望中國承諾不以武力進攻臺灣。這也被毛拒絕。按毛的說法，赫魯雪夫在北京“碰了一鼻子灰，走了。”（４９）他走後不久，毛為牽住蘇聯，不讓赫魯雪夫與美國拉得太近，發動了對金門島的炮戰。那時赫氏雖對毛破壞他與美國搞緩和的戰略不滿，卻對中國還抱有幻想，在金門炮戰開始後，他於九月十六日告訴中國駐蘇大使，說蘇聯可派攜有火箭的圖─十六轟炸機到中國助戰。中國雖沒有轟炸機，卻不願接受蘇聯人助戰，只想自行製造轟炸機，希望蘇聯援助。赫立即同意。一九五九年一月，兩架樣機以及另外兩架的散裝件和有關圖紙已運到中國，使中國從組裝開始，進行仿製，從此有了自己的轟炸機。
接著，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枚蘇制薩姆─二地對空導彈運抵滿洲里；前後共六套發射器、六十二枚導彈運到北京四周的防地。蘇方還派了專家及一個導彈營前來一對一地教練中國官兵。中方的學員認為：“蘇聯人教課是嚴謹、認真的，真心實意幫助中國人儘早掌握技術。”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一架從臺灣出發的美制Ｕ二型高空偵察機在北京近郊通縣上空被擊落，世人皆瞠目結舌，美、台更是不明所以。這是世界在實戰中用導彈擊落敵機的首例。毛澤東認為對外國訪客承認使用蘇制導彈不光彩，便說是“用竹竿捅下來的”。其實那枚開創世界首例的導彈，正是蘇聯送的。（５０）
中國拒絕與蘇聯搞“聯合艦隊”並不錯，可是說蘇聯企圖以此“控制中國”、覬覦中國主權，卻無根據。此兩項要求被拒絕後，蘇聯仍然送來轟炸機、導彈、潛水艇，並沒用斷絕援助為要脅，逼中國就範。但毛對赫魯雪夫毫不領情，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建國十年大慶，赫魯雪夫到北京參加慶典，毛與赫爭吵時說：“你給我們扣了好些頂帽子。……不該（在金門）打炮，大躍進也不對，就是認為我們左。那麼我也送你一頂帽子，就是右傾機會主義。”（５１）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在莫斯科世界共產黨、工人党會議上，曾當著赫魯雪夫的面提議由蘇共作社會主義陣營的“頭”，但那是屈於形勢不得不而為之。毛從來也沒瞧得起過赫，對赫氏作世界共產主義的領袖，他心口皆不服。赫批判史達林，是“背叛馬列主義”；赫要與資本主義世界和平共處，是“修正主義”；蘇共不同意中共搞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做法，更是“右傾機會主義”。兩黨決裂勢不可免。
毛澤東的大躍進、“大煉鋼鐵”、金門炮戰，常人均覺不可思議。赫魯雪夫頭腦正常，當然有理由懷疑毛澤東得到核武器後會在臺灣海峽製造事端，把與中國結盟的蘇聯和與臺灣簽有共同防禦條約的美國都牽進去，破壞蘇聯與美國搞緩和的戰略。中止協助中國製造原子彈、撤走幫核武器專家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即便這麼做是撕毀協議、“背信棄義”的行為。中蘇共決裂，蘇方中斷對華援助，單方面停止執行援華合同當然不義，但十年後中共與“歐洲社會主義明燈”（毛澤東語）阿爾巴尼亞共產黨決裂時，也一樣中止援助、撤走專家，一樣“背信棄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道理明顯至極。
對蘇聯如何不顧中國的經濟困難拼命逼債一說，當時大多數中國老百姓也都相信了。但是，蘇聯的“逼債”是被當時的宣傳機器誇大了的。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韓戰期間蘇聯提供的軍火和為中國經濟建設提供的設備，一共才七十七點五億元。到一九六一年底，共還掉四十七億。（５２）所謂逼債，不過是一九六○、六一兩年間逼迫中國還掉的債，十億元上下。這數目小得不值一提，再說中國還有錢每年購買幾十萬兩黃金，斷無理由怨人家逼債。
中國對蘇聯的債務，與大躍進造成的損失完全不可相提並論。據當時的副總理李先念說：“大躍進……國民收入損失了一千二百億元”。三年大躍進中，全國計畫外的建設投資化了二百四十五億，大都未取得應有的效益，白白被糟蹋。（５３）若用它還債，取其三分之一就把債還清了。
這些投資之所以白白浪費，多半是因為開工前未經專家論證。譬如甘肅省搞的“引洮工程”就是個實例。按毛澤東的說法，“甘肅洮河引水上山，那麼大的工程，就是靠黨的領導和人民的共產主義精神搞起來的。”該工程是毛澤東推行大躍進的樣板，規模是不小，幾百里的渠道，沿線調集十萬民工，從一九五八年一直幹到六一年。結果，餓死、累死、打死了上萬人不說，工程整個報廢，一滴水也沒引上山，浪費的金錢難以計數。僅僅在一九六一年內，全國報廢的工程就“折合人民幣達一百五十億元”。（５４）這剛好是中國對蘇債務的一倍！
其實，蘇聯的“逼債”並不如官方公開場合下說的那樣無情冷酷。當時國務院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在一九六一年曾說：“去年沒搞好，我們應該給蘇聯的豬肉也沒有給，什麼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民主德國的也沒有給，這個很不好。好呵！你們是大躍進，欠了人家的東西不給，你什麼大躍進啊？”（５５）可見，蘇聯並非如中共告訴人民的那樣逼債，一點餘地不給。
至於蘇聯借糧給中國度荒的事，中共更加嚴密封鎖，不讓任何老百姓知道了。一九六一年，經周恩來提議，中國向蘇聯提出，就近向蘇聯的遠東借二十萬噸糧食，用以解東北的燃眉之急。儘管兩國交惡，蘇聯還是如數借給了中國，“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５６）東北死人較少，蘇方出借糧食是原因之一。可是中共卻毫無感激之情，對人民封鎖蘇聯借糧的消息，一味煽動老百姓的反蘇情緒，使老百姓誤以為中國的“困難”來自“蘇修”破壞，“背信棄義”……。
一九六○年七月，在中國餓死了數千萬人、經濟極為困難的情況下，中蘇交惡，自然加重了在那之後中國的困難，延長了中國人民的痛苦，滯緩了經濟復蘇。但若毛澤東沒搞大躍進、沒在金門興風作浪、沒批判赫魯雪夫的“右傾機會主義”，兩國絕不至弄到撕破臉皮、劍拔弩張的地步。中蘇交惡，受損害的是中國，惹禍的卻是毛澤東。至於蘇聯停止的對華援助的項目和撤走的專家都是在工業建設方面的，並不直接造成饑荒，與幾千萬非正常死亡毫無關連。更不是造成“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的原因，即便是次要原因也談不上。看看事件發生的先後次序就一目了然了。
空前的災難是毛澤東一手製造的，他雖不認帳，倒是作了一點表示。他於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起不吃豬肉和雞，為時七個月。（５７）這有點像一千四百年前的隋文帝。有一次，隋文帝楊堅視察正鬧饑荒的關中一帶，派員去看看鄉民們吃什麼。隨從取回一碗“樣品”──豆腐渣與雜糠混成的飯。楊堅要群臣都看看這碗東西，隨即承認是自己的過錯，並下令以後不得給自己擺宴，吃飯不得有酒和肉。如是堅持了一年，比毛澤東不吃肉的時間還長五個月。
不過，毛澤東一方面不吃肉，另一方面生活卻日益腐化。曾抨擊他以成立中南海“文工團”為名“選妃子”的彭德懷被他軟禁了，沒有人再敢對他的行為說三道四，人民大會堂的北京廳改成了毛澤東專用的“一一八會議室”，“裏面的裝潢、傢俱、吊燈遠勝於克里姆林宮的規模”。名曰“會議室”，其實是毛專用的、與大會堂的女服務員秘戲的“行宮”。與此同時，中南海為毛澤東舉辦舞會的場所春藕齋重新粉畫裝修，舞會由每週一次改為兩次，中南海機關的女機要人員、服務人員以及從各部隊文工團選去的年輕女演員為毛伴舞，兼供毛挑選上床物件。若以裝修“一一八”和春藕齋的所費去換糧食，足以挽救幾萬條農民的生命。相比之下，毛的不吃肉不僅毫無意義，而且更顯得虛假可笑。至於他的夫人江青還在用牛奶喂她的猴子，就更不必提了。（５８）
不過，同各省、市競相為毛澤東建賓館、建帶游泳池的“水晶宮”（因為毛愛游泳）相比，“一一八會議室”、春藕齋就都不足道了。譬如，廬山上原蔣介石的別墅“美廬”本歸毛使用，廬山管理局卻又為毛興建了一座巨型別墅，僅主房的建築面積就達四千五百平方米，是“美廬”的好幾倍。廬山管理局黨委書記親自督戰，幾千名工人夜以繼日地施工，趕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廬山會議前完成。毛澤東見到新落成的別墅，絲毫沒為在數千萬子民餓死時為他揮霍民脂民膏而內疚。相反，他很高興有了那座修在半山腰的新別墅，他正好利用那座別墅躲過江青的耳目，與一名女士逍遙。
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因在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會議上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被毛視作親信，馬上拉進了中央政治局。（５９）他食髓知味，加倍在溜鬚拍馬上化工夫。上海本有的是高級賓館，柯慶施卻又為毛建了個規模宏大的西郊賓館，連同園林、花木，占地一千多畝。（上海市委稱它為“四一四工程”。）一九六二年毛住進去的時候，既沒斥責柯慶施不該在各地餓殍遍野的時候大興土木，更沒為一百多人長年為他守著那空別墅待命而內疚。偌大一個賓館，十幾年裏，毛總共只住了幾天，浪費的金錢不計其數。
各省、市搶著為毛蓋“行宮”，倒並非出於毛的指示。只有毛澤東老家韶山的“滴水洞工程”是個例外。那是毛一九五九年六月回韶山時，指定為他蓋的。工程規模很大，從一九六○年下半年開工，直到六二年底才完成。從此，一個連隊守衛著那片空房，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幾天。毛十分滿意，上上下下皆大歡喜，大家都忘了那是在湖南餓死了一百五十萬人的時候蓋起來的。更沒有人問，要是一九六○年用那建別墅的錢去換糧食，可以使多少湖南老鄉免于餓死。而自從一九六六年六月毛在那裏住了半個月後，那片房子就永遠空閒在那裏了。
對於全國各省在大饑饉期間為他蓋行宮，毛澤東從沒表示過異議。政府管家周恩來要為那些個“工程”一一撥款，心裏雖不滿意，卻只能批評下面的省委：“正是國家困難時期，上馬這麼一大批脫離群眾的工程，很不好。人民會怎麼看？對我們的黨不利啊……”（６０）那些高級賓館，多少年空著用不上，雖說是浪費，但中國實行的是“全民所有制”，所有的錢包都由共產黨掌握，浪不浪費都是它的錢，只不過讓人民看了不甚高興，“對我們的黨不利”罷了。
應當說，若各省委書記們死心塌地跟著毛澤東的指揮棒轉的話，災難會更嚴重不知多少倍的。一九六○年初，還在發瘋的人已沒幾個，唯獨毛澤東豪情不減，還在發躍進燒。他一方面表示不吃肉了，一方面卻又在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鼓吹繼續大躍進，“到一九七二年我們鋼達到一億五千萬噸，把世界各國都拋在後面。”一九六○年的鋼產量計畫則幾度加碼，成了二千二百萬噸。（６１）
這個計畫本無完成的可能。到了七月，毛見計畫要泡湯，著急了。他將主管計畫和工業的兩位副總理李富春、薄一波找去談話，說：“辦鋼鐵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今冬要動員七千萬人來幹。”“實力政策，實力地位，世界上沒有不搞實力的……手中沒有一把米，叫雞都不來。我們處於被輕視的地位，就是鋼鐵不夠。要繼續躍進……十年搞一億噸，上天。”（６２）在七、八月間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又提出，能否完成鋼鐵產量計畫是個“政治性問題”，要求在“右傾機會主義”進攻面前“爭氣”，完成鋼鐵生產計畫。
不過，任憑毛澤東怎麼鼓吹，各省的第一書記們也沒興趣響應號召了。小土群也罷、小洋群也罷，他們無法拿畫餅充饑。空前的大饑荒已弄得他們焦頭爛額，沒糧食給農民果腹不說，可拆的建築已在一九五八年拆得精光，農民家裏的鐵鍋、鐵器早被收羅一空，小土群也罷、小洋群也罷，他們做不了無米之炊。對這第二輪“大煉鋼鐵”，他們“冷處理”，慢慢拖掉了。毛澤東的再次“動員七千萬人來幹”的瘋主意始終沒能在全國付諸實施。
毛澤東的第二輪“大煉鋼鐵”連開場鼓都沒敲響，就悄沒聲地無疾而終了。不然的話，那七千萬青壯年農民就會在還沒餓得走不動之前變成陳勝吳廣，揭竿而起。毛的農民替他打來的江山被農民拱翻，也是有可能的。(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