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謀》第十四章:反溫情六親不認 (上)

丁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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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大規模地抓人鬥爭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中共似乎輕而易舉就做到了。它究竟是怎麼「成功」的呢?

當然是靠嚴密的組織和鐵的紀律。反右中,鄧小平(當時是中共中央總書記)曾代表中共中央指示全黨:「在反右派鬥爭中,必須像對待黨外右派份子一樣,一視同仁地對待黨內的右派份子。但是,現在還有一些同志,在反對黨內的右派份子的鬥爭中,表現了較嚴重的溫情主義,特別是對一些應該劃為右派的老黨員更加惋惜、心軟、下不了手。這種情緒必須加以克服。」(注1: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鄧小平在八屆三中全會上《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

這樣,各級幹部中稍有理性、對如此大批地抓人鬥人心存疑問的人就不得不保持沉默了。心腸再好的幹部也不能不考慮到對右派表現「溫情主義」的後果,他們畢竟不能為了幾個右派危及自己的仕途。因此,他們所能做的充其量只是少抓幾名而已。如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收到下面報上來的右派名單,找了個藉口將其中正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學習的一批人從名單中剔除,保了這些人。又如中央農村工作部主持部務的副部長王觀瀾,僅為了應付差事抓了一名右派,決不再多抓一個。(注2: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一日《人民日報》。)

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也在其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保護了一批人。當時,胡耀邦是共青團中央的第一書記。抓右派抓得熱火朝天時,他率領代表團在國外參加國際青年聯歡節。他一回國,便從新疆的烏魯木齊給北京打電話,問團中央機關打了多少右派,當聽到回答說「一百多」時,他立即告訴對方:「你給我剎住,不要再打了。有問題等我回北京再說。」

當胡耀邦得知《中國青年報》有十七人成了右派時,不禁痛呼:「損失慘重啊!」(注3:《閩西文叢》第三十八期第三頁。)他試圖保護許多人,連劉賓雁這個「大右派」也想保。按劉的說法,胡只成功地保住了兩個人,其餘的只能眼看著他們淪為「人民的敵人」。事後,也仍把團中央機關的右派們集中到一起談了一次話,鼓勵他們對未來保持信心。一九五八年,劉賓雁與其他右派下放到山西勞改,團中央對他們說:「準備勞動三、五年。」說話算數,三、五年後胡耀邦的確把他們大多弄回了北京。正由於如此,劉賓雁曾對人表示:胡在反右時「沒有污點」。但胡自己卻不這麼看。一九七七年他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期間曾坦白承認,他當時在團中央將一些有才能的幹部打成了右派,為此感到很抱歉。

由於中共是以「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為組織原則的,既然毛澤東決計要實施「陽謀」,張德生、王觀瀾、胡耀邦這些人就無力挽狂瀾於既倒,改變不了整個局面。要是堅持反對抓右派,他們自己就會落網。這樣的例子頗不少,教育某司司長李常青便是一個。

李常青本出身於吉林省延吉一個大地主家庭,弟兄五人都參加了中共。李一九三一年入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學生運動爆發時,他是中共北平地下市委書記,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他當時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員,由於與彭真等人有隙,被疑有問題,調離北平,赴敵根據地「學習」(受審)。他到達晉察冀邊區的前一天,另一姓名與他相近、也是從敵占區去的幹部,按北方局的指令被秘密槍決。後人理解,那人是錯殺,李只是僥倖未死。直到一九四八年,中共中央東北局作出決定,他的「問題」已被查清,才被任命為黑龍江省委兼哈爾濱市委書記。但幾年後又被扣上「高崗集團份子」的帽子,罷了官,反右前不久讓他到教育部當一名司長。

反右時,李任該司「反右領導小組」組長。該司有一青年幹部是基督徒,在日記中寫了一些自己的宗教觀,其日記被查出後,即將被定為右派。李認為宗教不能和政治混為一談,故定他為右派毫無道理。這樣,他就成了「包庇右派」的右派份子,開除黨籍,發配到內蒙古大學教書去了。幾年後,這個一生坎坷的老共產黨人終於被一輛卡車撞死於輪下,比他那也是右派、後來臥軌自殺的兒子范政還早幾年離開人世。(注4:李常青的材料由劉賓雁提供。)

清華大學袁永熙的命運也差不多。十年前(一九四七),袁與蔣介石的「文膽」陳佈雷的女兒陳璉(中共北平地下黨的黨員)結婚不足一月,雙雙被捕,押至南京。當時犯了「共案」,照例槍斃,但蔣為收買人心,破例放生。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蔣政權崩潰前夕,陳佈雷自殺。在這之前,陳曾勸袁勿弄政治,但袁不為所動。幾個月後,這位忠誠的共產黨員被中共黨組織認為向國民黨自苜而遭開除黨籍的處分,不久又獲准重新入黨。中共建國後他一直擔任清華黨委書記。一九五六年,上述被捕自首的問題又被提出,作為一個「歷史上有錯誤」的人,他失去書記職,改任黨委常委、清華大學校長助理。

反右初期,袁永熙不贊成在教授、學生中大抓右派,理由是「整風就是要改造領導,不是要整群眾」。但他在黨委內是少數派,而清華的校長蔣南翔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不是有職無權的花瓶,這樣袁也就被揪了出來。

袁永熙的右派罪名不少,其中由《人民日報》公佈的一條是「喪失共產黨員的立場」,「在工會主辦的自由論壇上,黨右派份子高呼『反對共產黨的特權』等等誣蔑性的口號時,他竟跟著群眾一起鼓掌」;(注5: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一條叫「別有用心地歪曲和誣蔑中央的方針」,根據是他曾對左右親近的人說過:「毛主席受到很大的壓力,國內告急,電報雪片飛來,都要求收。」(由此可見,各級幹部在收到毛澤東五月十五日寫的名為《事情正在起變化》的黨內文件,弄清毛的「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策略之前,是不歡迎「鳴放」的。這足以說明為甚麼他們幾乎個個都能完成或超額完成抓右派的指標。)

當年袁與陳璉同在中共執政後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的劉仁手下做地下工作,憑藉在國民黨方面的關係,為中共獲取過許多重要軍事情報。(注6:關於袁永熙,見香港《九十年代》一九八六年第五期和《人物》一九八五年第六期《陳璉在黎明前》。)劉仁為中共中央委員,不知何故此時未出來為袁辯誣。由於文化革命期間劉死於中共冤獄,這件事大約永遠無人能說明白了。

低級幹部中,因為「包庇右派」、「同情右派」,而自己戴上帽子的就更多了。

四川醫學院學生會主席宋乃湘兼任該院學生會校刊的編輯工作,手頭有十餘份對中共提了不少尖銳竟見的同學來稿,鳴放期間因稿擠未來得及刊發,反右時若拿出來則個個逃不了右派帽子。他毅然將那批稿件燒燬,保護了那十幾個同學,但他自己則被扣上右派帽子一頂,送去勞改了。

武漢大學政治經濟系一位一九五三年冒死在法國殖民者軍隊的槍口下泅水從越南回到祖國的學生被定為右派,班上的團支部書記李淦林表示異議,結果也陪綁做了右派份子。

上海同濟大學一位學生在肅反中被鬥爭,停學一年後復學,鳴放中寫了一份大字報,要求公佈被鬥、被判入獄、勞改及自殺者的名單,因而成為右派。他的同學嚴公政認為黨已經虧待過他一次,不應再對他採取粗暴態度,結果也被扣上一頂帽子,送到黑龍江勞改去了。

東北有個機關刊物,編輯部九名成員有五名被定為右派,主編作為「反右領導小組」的成員,在會議上說:「這幾位同志的錯誤,但都不是右派,我瞭解他們。」他剛說完,主持會議的首長便拍桌子道:「就你這句話,決定了你的命運。你退場吧!」該主編被撤了職,雖未當右派,卻於不久一九五八年的「拔白旗」運動成了一面「白旗」。(注7:引自《人民文學》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某單位黨委開會,投票決定某幹部是否右派。一位黨委成員因病在家,平素認為那幹部不錯,便讓別人代他投了個反對票。結果黨委裡他是唯一反對那幹部戴右派帽子的。這樣,他也成了右派,但幸獲寬大,被定為「不戴帽的右派份子」。不幸他妻子仍然認為這同戴帽右派並無區別,同他離了婚。

所以,在那種局面下,凡是自己不想當右派的,就非得死心塌地地跟著中共中央抓右派不可。每次運動都是如此,不想自己挨鬥就得跟著黨鬥人。譬如《文藝學習》的主編韋君宜曾竭力替下屬黃秋耘辯護,甚至到上級那裡痛哭流涕:「要是黃秋耘要劃為右派,恐怕我也該劃,我們的思想本來就差不多嘛!」但她畢竟不願被劃成右派,所以還是把幾個明明不該劃的下級劃成了右派份子。

反右不積極是不行的。山東省省長趙健民就因為「對右派態度不明朗」而被批判,撤了職。(注8:一九八九年版《當代中國的山東》第一七三頁。)

當時有的幹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卻又不忍見人無端被鬥,只得採取躲避現實的態度。

譬如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眼見反右運動愈演愈烈,他這個書記也無法控制,連省委直屬機關也抓出了一大批右派,《新湖南報》的全部業務骨幹幾乎一網打盡,他「坐立不安,進退失據……思之再三,只有退避」。這樣,他不得不違心的以「多日失眠,精神不佳」為由,向中央請求休養。獲准後,他於十月間離開了湖南,躲到青島讀《資治通鑒》去了。(注9:《中共黨史人物傳》第二十四卷第二九三頁。)

像這樣的控制不住局面的幹部,各省都有一些。廣東省乳源縣一位縣報編輯,作為右派被送到農場勞動教養,二十年後又遇到當年的乳源縣委第一書記。那位書記對他說:「你們(被錯打為右派)的問題我知道,可是當時我也頂不住。後來到五九年我也成了『右傾機會主義份子』了。」(注10:該編輯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連中共幹部中的有識之士都不能挺身而出,對抗這個瘋狂的政治迫害運動,右派自然也就愈抓愈多,無人能控制了。

還有一種情況,一些本來贊同「右派觀點」的中共幹部,在毛澤東一聲反擊令下,便在自己主持工作的地區,部門大抓右派。譬如北京航空學院黨委書記武光,在五月十八日的教授座談會上說:「黨群(黨員與群眾)之間不僅有一座牆,而且這座牆是一座『萬里長城』,甚至比萬里長城還厚。」要是說這話的是教授或學生,那決計逃不脫右派帽子,但武光身為黨委書記,沒人去抓他,他倒是按著中央的指令在教授和大學生中抓了一大批右派。

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在鼓勵鳴放時曾說:「全國政權雖是人民的政權,但政權的行使只落在少數共產黨員手裡,很容易脫離群眾產生官僚主義,變成特殊階級,從而脫離人民,最後被人民唾棄。」這番話與「大右派」葛佩琦在人民大學的鳴放發言可以說是大同小異,而且陶還說:「縱使有人講了幾句反動話,寫了幾條反動標語,這算甚麼呢?」按照反右時的標準,上述言論便足夠使他當右派了,但是他卻主持全省的反右鬥爭。他在八月間的省人大會上理直氣壯地說:「不反對右派,我們還算甚麼共產黨呢?」

當然,這不過是他在反右風暴中為求自保而不得不做的違心的行動。所以,當一九六二年初毛澤東的左傾濫調在黨內明顯失去市場時,已貴為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的陶鑄,本性又露了出來。「不要動不動就劃人家右派份子。」他在一次會議上說,「在我們這個國家裡,講誰是右派、反黨,那他是混不下去的呀!坐火車住旅館都有困難,連兒子都有問題。大家都是來革命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注11:一九六二年三月,陶鑄《對繁榮創作的意見》。)

正由於他心存此理,在文革初期升為僅次於周恩來的第四號人物後,他拚命保護大大小小的幹部,以至被扣上「最大的保皇派」的帽子,自己慘被整死。所以,雖然他有過一段左傾的歷史,人們還是記著他的好處。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就不同了。此人心狠手毒,在延安整風中就整死了許多人。

一九二六年在北京大學做學生時加入中共的山西人趙梅生,一九二九年任北平市委負責人兼北大黨支部書記。一九三三年曾率汾陽軍校官兵三千餘人徒步到張家口,加入抗日同盟軍。延安整風中,北平地下黨組織被誣為內奸,一批人被處死,包括這位忠心耿耿的知識份子,後來由於民憤太大,毛澤東不得不將康生降職,讓他以一個政治局委員之尊之任山東省委書記。

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陳毅的兒子一九八六年的文章記述:「解放後,康生一直『不得志』,常住院,據說神經也不太正常。父親素來為人寬厚,在『門前冷落鞍馬稀』的時候,父親常去看望他。那時康生對父親真是感激涕零。」一九五六年,毛澤東覺得要必要將他解凍,決定將這位昔日的打手放出來,康手聞知自己將在中共八大撈到政治局候補委員的位子,才結束「養病」的生涯。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康生一旦喘過氣來,又回復成一隻咬人的狗。例如,在一九三二年參加中共發動的山東日照暴動失敗後和黨失去了聯繫的牟宜之,借助其姨父、國民黨元老丁惟汾的幫助,赴日留學。三年後歸國,靠著丁的關係,擔任《山東日報》社長兼總編輯。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他找到八路軍辦事處要求赴延安。因為他與國民黨上層人物的關係,中共勸他暫留在國民黨那裡做官,以配合八路軍在山東的行動。抗戰期間,他曾利用各種關係,先後策動近七千名偽軍反正、來歸。反右時他在城建部工作,罪狀是沒有的。康生說:「就憑牟宜之在國民黨內複雜的社會關係,他也是右派。」(注12:一九八五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這樣,他就被送到黑龍江勞改去了。

人民出版社副社長曾彥修在延安的革命隊伍中長大。在一個整風座談會上,他引用詩人杜甫的詩「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說中共出山進城後,做了官,就脫離人民,搞特權,變「濁」了。康生見到載有曾彥修發言的內部簡報,批道:「單憑引用這兩句詩,曾彥修就該劃成右派。」這樣曾也就逃不脫厄運了。

康生的老婆曹軼歐,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只是一名普通的黨委委員,但憑藉康的權勢,為所欲為。黨校內的幹部和學員(學員也是各地撰來準備提拔重用的幹部),凡是議論過曹或對康生流露過不敬的,一律被扣上帽子,開除黨籍,進了勞改場。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是個和康生不相上下的黨閥、黨霸。他口一張就有人要倒霉。安徽省話劇團創作了一個話劇,到上海參加匯演,評比委員會一致叫好,可是柯硬說不行,一定要劇團檢討,否則不讓回家。劇本作者那沙也就因此成為右派。另一個話劇《布谷鳥又叫了》,深受廣大城鄉觀眾喜愛,柯卻下令禁演。姚文元聞風而動,撰文說該劇是大毒草,作者隨之被扣上了右派帽子。

上海《文藝月報》副主編王若望是個老共產黨員,但當年在延安與柯慶施有過不愉快的糾葛。柯的政治秘書張春橋化名徐匯在《人民日報》上攻擊王「反黨反憲法」,柯則在大會上說「王若望那麼猖狂,藉黨員的名義散佈反黨言論」,王就戴上了右派帽子。(注13:香港《九十年代》一九八六年第八期王若望的文章。)

毛澤東在四月發動鳴放運動時是這麼說的:「我看每省辦兩個報紙比較好,一個黨外辦,唱對台戲。」(注14:一九五七年四月,毛澤東在上海局杭州會議上的講話。)可是凡提出類似主張的人卻全都成了右派。又如他四月三十日召集各黨派負責人談話,鼓勵他們鳴放時曾說:「學校黨委制恐怕不合適,要改一下。」但幾個月後他卻轉了一百八十度,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章伯鈞、羅隆基等……他們要取消學校黨委制,要同共產黨輪流坐莊。」(注15: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這樣,凡是在五月間鳴放中建議取消學校黨委制的人統統成了右派。譬如北京政法學院院長錢端升認為:「學校可以不要黨委領導,而由校務委員會領導,這樣省事得多。」(注16: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結果錢端升成了「大右派」。

主張教授治校、取消黨委的人是右派,反對教授治校的人未必就是左派。清華大學無線電系系主任孟昭英對「教授治校」持反對竟見。但他曾罵過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又認為中共「非常不民主」,把毛澤東當成「神仙」,「農村幹部強迫命令的作風到了極點,比過去土豪劣紳都不如」,他也就成了「一貫反蘇反共」的右派。(注17: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北京日報》。)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時加入中共,參加過萬里長征的文藝理論家、作家和詩人馮雪峰,是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他當上右派後,獲得的監定是「三十年來一貫反黨」。毛澤東點他的名道:「他在那裡放火……他放的火,他的目的是要燒共產黨。」(注18: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

毛澤東對馮雪峰恨之入骨似乎毫無道理。他們兩人曾經是好朋友。一九三四年一月,馮到江西紅軍根據地,毛去他住處聊天,他告訴毛,魯迅認為毛的詩中有「山大王」的氣概,毛聽了開懷大笑。從那時起,直到長征到陝北,二人過往甚密。毛還曾對人稱讚馮:「誰說書生不會打仗?雪峰就會打游擊!」(注19:張樂初《雪峰紀事》第六十六至六十八頁。)一九三六年馮被派到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期間找到了毛的兩個兒子,並設法安排他們經法國送到了蘇聯。以後馮被國民黨逮捕,毛電告在重慶的周恩來,輾轉請國民黨人胡秋原出面保外就醫,終於使馮逃離險境。

可是,在反右時,毛澤東翻了臉,徹徹底底地六親不認,馮雪峰便被打翻在地了。

在用槍桿子打出天下的毛澤東眼中,文化人本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角色,馮雪峰的遭遇只是一個普通的例子。他是少數經歷了紅軍萬里長征的高級知識份子之一。他寫了一部五十餘萬字的關於長征的小說,但黨組織告訴他,一個右派份子不適宜寫這種偉大的革命題材,於是他憤而將文稿一把火燒掉,直到在文革中鬱鬱死去,再也沒有動筆。

一九三六年,丁玲自國民黨的監獄出來,到達延安,毛澤東曾有一首詞相贈,其中就有「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注20:見《新觀察》一九八○年第七期。)的贊詞。據說在延安時丁玲與毛私交甚好,她曾是極個別不必相約、通報便可闖到毛的住處拜訪的人之一。丁玲當了右派,熬了二十多年後平反,有人問她:「反右派的時候,他(指毛--引者)也不站出來講句公道話?」丁玲答道:「我們經過這麼多的運動,覺得不落井下石的人,就是好人。」

丁玲不怨恨毛澤東之無義,這是她的寬容。但說毛沒有落井下石,那就大大錯了。早在一九五七年一月,毛著手鼓動鳴放之時,就先對丁玲的處置預作了安排。他在全國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發指示,要把丁玲「在社會上搞臭」。將丁玲打成「大右派」之後,毛又幾次點了丁玲的名:「大鳴大放,一不會亂,二不會下不得台。徐開個別的人,譬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了。譬如馮雪峰……他就下不得台了。那是少數人,就是右派。」「只要不是馮雪峰、丁玲這種人,也不要怕下不得台,怎麼下不得台呢?」「進了共產黨,他要反共,共產黨反共!丁玲、馮雪峰不是共產黨反共?」「共產黨裡頭出了個高崗…… 現在共產黨又出了丁玲、馮雪峰、江豐這麼一些人。」(注21:同注18。)

「右派」、「反共」、「高崗」,正是由於毛扔了這幾塊大得足以壓死人的石頭,丁玲與其丈夫一起到北大荒農場勞改去了。

一九五六年中共提倡「百家爭鳴」時,曾複查、甄別了「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案,為其平了反。現在丁、陳當了右派,不僅當初受牽連的十九個人全是右派,連主持複查工作、為其平反的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部機關黨委書記李之璉等人也受連累成了右派。

可能丁玲始終無緣讀到毛澤東上述講話的材料,以至到死還認為毛是「好人」。

毛澤東雖然殺得性起,將原先許諾的「頂多十五萬到二十萬」(注22: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右派一下子翻了幾倍,但並沒有殺昏了頭。出於「統戰」的需要,他也「保護」了一些人。他在上述講話中提出:「對一部份人批評從嚴,處理從寬,如榮毅仁等。」

榮毅仁當然不傻,趕緊在報上表態:「感謝黨在我危險關頭向我大喝一聲,使我能猛醒回頭」,「如果不是這一次黨大喝一聲,我就有可能成為右派份子的俘虜。」然後再將章乃器(中國民主建國會委員、時任糧食部長,本章稍後評述章氏的遭遇)狠批一通,這樣他就安然無事了。

毛說的「榮毅仁等」的「等」字裡還包括九三學社的社長許德珩。許曾在社內批發四月三十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的談話紀錄,其中有毛贊成取消大學黨委制的話。如今毛對自己說的話不認賬了,許便犯了「篡改」毛的指示的「重大錯誤」。不過,在報上批了一陣「許德珩的重大錯誤」和「右傾」之後,毛很快就放過了他。他後來還能長期擔任人大副委員長的角色,即使在文革中也能替毛式「社會主義民主」充當花瓶,足見毛之聰明多智。

毛澤東還曾因為私人原因保過一些人。

有一天,毛看到教他英文的女教師淚痕滿面,問是怎麼回事。那教師告訴他,她丈夫是北京大學的講師,恐怕快要成為右派了。毛說,不要緊,只要讓秘書給北大黨委打個電話,保險平安無事。果然,電話一打,那位講師就化險為夷過了關。

七十六歲的章士釗早年做過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一九二○年毛向他募捐時曾拿出兩萬銀元供毛作活動經費。毛始終不忘此事,因此當章眼看就要戴右派帽子,給毛寫信求援時,毛立即指示說章對中共的批評言詞雖過激,用意還是好的,保他免了災。

毛還出面保了天津《大公報》社長王芸生,但該報總編輯袁毓明則沒那麼幸運。袁毓明是黨員,被宣佈為「無恥反黨」後,成了右派份子。王芸生雖然幸運,但也不是沒付出代價,他必須寫檢討才能過關,在檢討中必須攻擊被定為右派的老朋友。王問心有愧,長期悶悶不樂,從此患上糖尿病。(注23:《文史資料選輯》第九十七輯第八十二頁。)他或許還不如讓中共把他也打成右派,反正地位像他這樣高是一律不送去勞改營的。

周恩來對某些落難的人伸手拉了一把,但做得也極有限。(一九五七年)七月中旬,一九四九年放棄在英國劍橋大學任教的機會毅然回歸的作家肅乾已被《人民日報》點名批判,但當時還有資格參加一個會議。會上周恩來安慰他道:「你不是右派,要認真檢查,積極參加戰鬥。」蕭頓時如死囚聽到釋令一般激動。但過了不久,他還是成了右派。

《旅行家》雜誌主編彭子岡,被批判為「特別強調反映社會的陰暗面」,「譭謗祖國」,「常常在原稿上刪減歌頌黨、歌頌社會主義的字句或段落」,「向讀者灌輸反黨毒素」,成了右派。(注24: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

彭在國民黨時代是《大公報》的名記者、中共秘密黨員。國民黨曾抓過她夫婦二人,只因不能肯定其共產黨員身份,很快就放了他們。如今夫婦雙雙被共產黨自己判為右派,生性倔強的彭拒絕認罪,拒不出席批判她的會議,又要求辭職回家做家庭婦女。可是成了共產黨的敵人,便沒有做家庭婦女的自由。她被宣佈為「對抗運動」,是「極右份子」,須送往邊疆勞改營。但周恩來審查勞改名單時將她的名字刪除,她才幸運地就近去了河北農村。

女作家冰心的丈夫吳文藻成為右派後,周恩來所能做的,只是派車將冰心接到家中,安慰一番而已。

需要保的人太多,周恩來也許顧不過來了。反右前夕,他曾同劉少奇一同去觀賞著名的豫劇演員陳素真的演出,演罷又同劉一起上台與陳合影,陳立中間,他與劉分立左右。不久,劇團黨委將陳定為右派,《人民日報》特別批她:《「豫劇大王」陳素真原來是右派角色》。大字標題,劉、周不可能看不到。也許是因為鞭長莫及,想救她也救不了,也許是因為她有「共產黨不得人心」一類的謬論,不能去救。總之,他們不會再去看她的戲了。

有些人未成為右派,那是中共蓄意保護,並非因為他們不「右」。如國內最有聲望的幾位科學家曾昭倫(化學)錢偉長(力學)、華羅庚(數學)、童第周(生物)以及千家駒(經濟學)共同起草了《對於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該「意見」被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宣佈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但中共又不打算將這五位學部委員都定為右派,決定放千、華、童三人過關,招呼他們與曾、錢劃清界線,於是千、華、童三人趕緊在報上寫文章聲討右派,表示向黨靠攏而成了左派。

自然,要當左派得付出代價,那就是良心的折磨。千、華、童三人明明是同曾、錢平等討論的,卻說自己是被利用了。華羅庚至在全國人大的講台上指「右派份子們」「假借了我們的名義提出了這篇荒謬文件,作為他們向黨進攻的政治資本」。(注25:《新華半月刊》一九五七年十八號第十一頁。)這樣當眾撒謊,其內心所受的折磨恐難為外人道明。

右派隊伍如此龐大,同共產黨的各級幹部在反右時胡作非為有很大關係。那些幹部品德惡劣、素質極差,在上級面前是奴才,在下級面前是主子。譬如有的大學的黨委書記就指著在鳴放時對他提過意見的教授的鼻子說:「你攻擊我,目的在於反黨!」隨即將那位教授定成了右派。

但仔細說來,要是沒有中央撐腰,不久前還在信誓旦旦的表示歡迎批評,保證不打擊報復的各級幹部也還不至於打擊無辜到肆無忌憚的地步。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發出「劃分右派份子的標準」,下達全國,其中有一條是「惡意地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污蔑工農幹部和革命積極份子」(注26:《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八卷第六六九頁。)這樣,所有的中共官員及向其靠攏的「積極份子」都成了在中共卵翼下碰不得,說不得的特權份子,人民則徹底失去了法律的保護。黨的官員們想要置誰於死地,只要說他「攻擊黨的領導,破壞黨的威信,損害黨的權威,污蔑黨的幹部」就可以了。

曾獲得中國、德國、美國醫學博士學位的老科學家劉紹光,四十年代任中央藥物研物所所長。一九四八年,他謝絕美國醫學界的邀請,對人表示「我決定等待共產黨,等待中國的新生,把智慧獻給新中國」。但解放後雲南當局竟把他當作舊政府人員,將其博士文憑、榮譽證書和手稿收去作為「罪證」,幾次拉他到野外去「槍斃」。槍聲響後,他才發現自己仍活著。如此折磨持續了兩年,直到中國科學院成立,通知他赴京報到,才告一段落。

一九五六年,他將數十年的研究成果交給中醫研究院的負責人,請他「轉呈毛主席、黨中央」,誰知直到反右前夕他才知道他的手搞被那位負責人送進了火堆。憤激之餘,他大罵那位負責人「吃人飯不幹人事」,「不懂科學」。這樣,那負責人反過來給他按上「謾罵黨的幹部,反對黨的領導」的罪名,把他打成了右派。

從此,劉紹光成為一名被「管制」的壞人,被迫遷居到一間原來堆放雜物的小窩棚裡棲身,既不通風,又無水管暖氣,屋門正對著公廁。他需要「勞動改造」,職務正是打掃廁所。這位年過花甲的老學者就這樣開始了他長達二十年的屈辱生活。(注27:香港《鏡報》一九八六年第十期第三十三至三十六頁。)

右派帽子扣到當事者頭上,重如千鈞,直可把人壓入十八層地獄,但對手握一疊帽子隨意派發的當權派來說,就不那麼有份量了。河北束鹿縣一位姓裴的客串演員有個七歲的女兒艷玲,演武戲《哪吒鬧天宮》出了名,劇團領導為了挽留人才(或者說挽留搖錢樹),將他叫去說:「你的言行足夠給你戴上右派帽子。但是這帽子是活的,可戴可不戴。」然後攤牌說,如果留下不走,做基本演員,不僅沒事而且待遇從優;如果不從,則戴帽下鄉勞改。裴氏懂得好漢不吃眼前虧的道理,自然舍下鄉勞改而取「待遇從優」,他的女兒也就沒有被葬送。熬了幾年後,父女終於出頭,獲得了去京演戲的機會。不僅北京的普通戲迷得飽眼福,連毛澤東也親自觀賞了裴艷玲的《鬧天宮》、《寶蓮燈》。

十幾年後,毛死前不久,在病中突然又想看裴女的《寶蓮燈》。當局趕緊給她拍攝了一部不得公映的「內部資料片」,使毛如了願。

若不是那個小小束鹿縣劇團的當權派愛才或愛錢,那位裴姓演員早就戴上右派帽子下了鄉,從此沉淪在中國社會的最底層,裴女也許便就此被埋沒終身了,而毛澤東也將失去那最後的文化享受。以此來看,那小小劇團的當權派實在是積了大德。

由黨委書記一句「你攻擊我,目的在於反黨」而被扣上帽子的右派,數目相當大。譬如安徽省書記曾希聖將中央的「惡意地攻擊」、「污蔑」簡化為「反對」二字,規定凡是「反對黨委書記」的便是右派,而百姓是否「反對」了書記,則由書記大人判定。

其他各省雖然沒有這樣的明文規定,實際也是按此標準辦的。所以就全國而言,雖難以斷定確切的比例,估計大約有一半或更多的右派是由於被認為「反對黨委書記」,或者「反對」更小的黨官(如支部書記)而落網的。這五十萬右派實為共產黨大大小小的幹部假公濟私、打擊報復的犧牲品。譬如作家劉賓雁就曾給本書作者講了兩個故事:其一是一位中學校長看上了本校體育教員的妻子,將那教員定為右派送去勞改,進而將其年輕貌美的妻子弄到了手;其二是一位中學教員,因偶而撞見校黨支部書記與一個女人的姦情,被扣上帽子送去勞改,他當然也就不可能對黨支書構成威脅了。反正上級只查各部門是否按人頭數完成了抓右派的指標,並不問那些人有哪些罪行,凡右派一定有罪就是了。

那些幹部如此胡作非為,與毛髮動反右的本意並不相干。但創了這個政治制度,將人民的生死大權交給他的黨的幹部,任他們為所欲為的是毛澤東,而且規定了抓人的「指標」命令下邊完成的是中共中央,所以這筆賬首先要算在毛身上。

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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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九六七年初,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倒台已成定局,舉國遍地都是「打倒劉、鄧、陶!」一類的大字標語。六日,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奪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權。十一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致參與上海奪權的造反團體的賀電。全國各地的中共省委相繼垮臺,省委第一書記幾乎都被冠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的代理人」,揪上鬥爭台。
  • 反右派鬥爭大獲全勝後的當年,毛澤東自負地說:"在我國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勝利,有人認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實際是在一九五七年。"次年,他又說:"去年右派進攻,如果我們不堅決打下去,中國出了納吉,右派登台,這些人一股風都上來了。打倒共產黨,他們都幹……"一九五九年,毛澤東再次得意地為反右運動作總結:"鎮壓反革命,極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進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來了。""羅隆基、龍雲實際是反革命,定為右派,以示寬待……一個肅反,一個反右,匈牙利事件就鬧不起來"。"我們作風好,反革命殺了一百萬,匈牙利沒有殺。我們作風好,反霸、鎮反、反右。"
  • 「八億人口,不鬥行嗎?」這是毛澤東臨死前不久 ,以一個八十二歲老人的衰病之軀,向全國發佈的一條「最高指示」。在他統治國家的二十七年裹,他抓住一個又一個靶子,掀一場又一場批判運動,使整個社會處於永無休止的鬥爭迴圈之中。接連不斷的鬥爭運動,將中國人民拖入了一次又一次的災難之中。而首當其衝被當作鬥爭物件的,幾乎總是中國的知識份子。
  • 毛澤東的醫生李志綏在其回憶錄中談到眾多“被毛腐化的女孩”時,寫了這麼一段:  大部份的女孩在初識毛時,仍是天真無邪的年輕姑娘。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權勢,在在都使這批年輕無知的女孩耳濡目染,逐漸墮落。多年來,我看著舊戲不斷重演。她們在成為毛的“女友”後,不但不覺得羞恥,反而日益趾高氣昂。與毛的“特殊關係”是這些未受教育、前途黯淡的女孩唯一往上爬、出名的機會。被毛寵倖後,個個變得驕縱,仗勢淩人而難以伺候。文化大革命期間,許多毛踢開的女人,利用與毛有過這種關係而向上爬,在共產黨內“升官”,奪取權力。(1)
  • 六十年代有一陣,毛澤東認為各國共產黨都是修正主義者,全世界只剩下他和阿爾巴尼亞的共產黨領袖霍查可以算是馬克思主義者。後來連霍查也不算數了。於是他成了天下唯一的馬克思主義者。
  • 到了一九五六年,情形忽然大變。二月間,各國共產黨的老大哥蘇共展開了對斯大林的批判,「解凍」成為潮流。這對中共不能不發生影響。經過高層的磋商後,毛澤東宣佈在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領域採取允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藝術上百花齊放,學術上百家爭鳴,應作為我們的方針,這是兩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見。」 (注1: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這個後來被毛的助手陳伯達濃縮為「雙百方針」的提法實在是條含混不清的口號。正如後來一位教授所說:「在百家爭鳴中是否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若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則恐阻止他家的爭鳴……」而處處事事以馬列主義(六十年代後又加了個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正是中共從未放鬆過的。儘管有這樣明顯的矛盾,這個「方針」仍然由當時的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於五月間鄭重其事地告示全國。
  • 「整風」是叫人民給共產黨提意見,純政治性的,而「雙百」裡的「鳴放」是學術、藝術性的,是誰把它們攪和到一起的呢?毛澤東在將百萬知識份子打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之後說是右派們搞的:
  • 在中共業已走過的歷史中,撒下了不計其數的謊言。1957年的反右運動就是這其中可以排在前列的謊言之一。海外學者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一書以詳盡的史料,揭示了這一段歷史的真象,讓我們深切的瞭解到這一運動發生的始末,發生的一幕幕慘劇,以及中共的罪惡。
  • 人命關天,一旦鳴放起來,「鎮反」、「肅反」等死人的事就首先被提了出來。
  • 鳴放中被提得最多的都是積怨已久的問題。除肅反之外,另一個便是對蘇聯的關係問題。前述黃紹弘列舉的冤案中那個上海醫學院女學生的「反蘇」一案,便很有代表性。當時的情況是,凡是指出蘇聯的不是,甚至只是指出某一個蘇聯人,如在華的蘇聯專家、顧問的不是的人,輕則挨批判,重則入獄。蘇聯是個宗教殿堂裏的聖物,碰一下也算褻瀆。雖然幾年之後中共把蘇聯罵成世界上最壞的惡魔,但當時的蘇聯的的確確是人們搜腸括肚用最漂亮的詞句歌頌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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