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5日訊】 實話的代價

一、第二位政治的祭品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下工廠。天橋化工廠座落在黃河之畔約一公里的一片原野上。是一個區辦的自負盈虧的集體企業。廠長是原區委的副區長。

由於區籃球隊經常外出參加比賽，工廠裏沒法把大家安排在車間幹活，只把大家安排在運輸隊。在廠裏，大家是可有可無的一群工人。但是，工廠卻要按時付給大家工資。因此廠領導很有意見。只是由於廠長和李科長的交情，為了區委在市里的榮譽，才接受了籃球隊。

我剛到工廠不到一個月，就接到大弟弟學校發來的公函，叫我立刻回青島，是關於大弟弟德增的事情。什麼事情公函沒有明說，但學校能發出公函，肯定是德增出了問題。

我立刻請了假，返回了青島。一進十四中，校長就把我叫到校長辦公室。

原來是學校傳達上級的報告的時候，講道：“……蘇聯修正主義誣衊我們，每天喝稀粥，吃菜窩窩頭，一家人穿一條褲子。你們互相看看，大家每天不是吃的飽飽的，臉上紅紅的……”

“臉上藍藍的，三根腸子挽著兩根半！”突然德增小聲地跟同班同學說。

這句話當場被這個同學舉報到校長那裏。於是，大會批、小會鬥。鬥的他連說話也不敢說了。

實際上，自一九五九年冬以來，全中國在這場災害中，有的村莊甚至餓死、逃荒的早已空無一人。普通人能夠平安活過來已經是自己的造化了。難道說：“臉藍藍的，三根腸子挽著兩根半” … 這不是實話嗎？！但是，在那個時代，說實話就是犯罪，甚至是找死！

可惜德增一個十五歲的孩子就因為講了實話而獲罪。

怎麼辦？！──只有請求老師，看在他只是一個十五歲的少年的份上，原諒他這一次吧！好說歹說，校長才答應給了他個留校察看的處分。

見到德增，我只有當著老師的面狠狠地批評他了一頓。然後千叮嚀萬囑咐後，返回了濟南。

後來，誰也沒有想到就因為這句話殘害了他的一生。

歷史罪惡，不容掩蓋！發生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的那場災難，根本不是自然災害，三千萬以上的無辜生命被活活的餓死，正是毛澤東逼迫人民虛報糧產而瘋狂追收公糧還蘇聯債的結果！

二、誰之罪

其實，在我於五月第二次住院期間，區裏已經接到上級下發的檔，是傳達中央對於三年災禍的總結和檢討。這個檔是傳達到縣團級的。由於天橋區的齊區長，同時住在醫院，因此區宣傳科的科長奉命向我們傳達。

當然，傳達只是照本宣科，一字不錯的。檔中國家主席劉少奇非常坦誠地把三年災害說成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劉少奇的話使我今生今世都忘記不了。

他說：“……自一九五九年冬開始，連續三年的災害是中國有史以來的最大災害。全國餓死了幾千萬人。我們對不起自己的祖先，對不起人民。……我們要永遠牢記這些錯誤，決不允許錯誤重演。……我們完全應該把我們所犯的錯誤、教訓刻成碑文，立在每個公社的門口，立在縣委、地委，立在中南海的門口，讓子子孫孫記住這一代人的歷史教訓。” ……

那麼，究竟是誰犯錯誤了呢？──劉少奇在檔裏沒有說。但是，從一九五九年開始，一直經常在報紙的刊頭位置的毛澤東像卻忽然消失了。他每次出遊，報紙都要大肆鼓吹的，他的消失自然而然地要引起百姓們的猜測。

我曾在這次返青經過城陽時，到大信村我同學范巨民家，為了“文芽”學社的事跟他閒聊過自然災害的事。我是這樣說的：“這麼長的時間沒有毛主席的報導，是不是他死了？”其實，我只是隨便一問，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范巨民竟然向公安局舉報了我這句話，以及對天災人禍的看法。

因為談話只在兩個人間進行。大概公安也認為直接找我不太合適，所以當時並沒有找我。但是，我現在敢肯定，這個材料在我返回濟南後不久就已經存放在我的檔案袋裏了。

前面我已講到，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在全國發動的大躍進，造成全民大煉鋼，學生停課煉鋼，農民停下農活煉鋼……一切都為了“趕英超美”。地瓜爛在地裏，玉米、高粱、晚稻無人收割。搞全民食堂，只要佩戴“鋼鐵戰士”的胸章，可到任何食堂吃飯，既不繳糧票，更不花一分錢……。

但是，收稅一文錢不能少，徵公糧，一粒米不能少，到處的浮誇，稻米畝產到了十萬斤。既然吹上去了，你就要繳出應交的數額。而這些徵來的糧食，果蔬都上那裏去了呢？絕大部分運到了蘇聯。運去是還朝鮮戰場的帳去了。去還蘇聯援建的一百五十一項建設了一半就全部撤走專家和機器的帳去了。這些事情早就在民間傳說了，只是沒有公開地說出來罷了。

據區團委一名從曆城團委調到天橋區團委的女幹部說：“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到曆城視察的前三天，曆城縣團委召集全曆城的共青團幹部開會。”要求兩天之內把四十畝的稻子集中到一稻田地裏，結果超額完成。

毛澤東視察這裏時，問糧產評估員：“這一畝田能產多少稻子。”評估員開口就說：“三萬五千斤！”毛澤東當場就說：“人民公社好！”

毛澤東走後，他視察站立的地方立刻建了一個涼亭，而且在涼亭裏立了一塊毛澤東手書的“人民公社好”的巨大石碑。

這就是當時的情景。

如此吹捧，如此浮誇，中國人焉有不挨饑荒之理？！

是幹部下放，還是永遠開除幹部隊伍？

一九六二年五月，天橋區體委賣電影票的事情被區委某位領導指責為“投機”行為，是體委在走“資本主義道路”。於是，本來體委可以籌一點錢來為籃球隊買運動服，發一點生活補助，可是這麼一來，體委可真斷了外快。接著，天橋化工廠張廠長又提出，這麼多球員在廠裏不能正常幹活，集體企業無法負擔工資。

在此雙重壓力下，體委決定撤銷球隊建制。運動員中一大部分回到了原來自己的單位，剩下不多幾個人，是當年初中、高中落榜的學生，就安排到了天橋熔煉廠當工人。

按說球隊解散，我應該回到體委工作了。然而，我也同剩下的球員一同分到了熔煉廠。我理所當然地產生了疑問。我自認自己“一不偷，二不搶，三不耍流氓”，是一個本本分分的正派人，讓我跟球員一樣下放工廠，這不符合政策。

為此，我找到了李科長。李科長說：“關於你工作的事，我說了不算，你還是到區委人事科去吧！趙科長管你的事。”

於是，我找到了趙科長。她說：“幹部下放是黨的長期以來的幹部政策。下放下去，有一年、半年回原單位的，也有三年、五年回不來的。你要服從領導的安排！”

我無功而返。事情拖到了一九六三年夏天。按照國家政策，中專畢業生第一年的工資為30.50元，第二年為42.50元工資。我自到體委就是30.50元工資，即使是下放只要不受處分，工資仍然應該上調到42.50元的。但是，兩年來我不僅成了一名爐前工，而且工資一分錢也沒調整。

因此，我又第二次找到了趙科長。

誰知她開口就說：“你現在已經不是區委的人了。工資的事情歸你現在的工廠負責！”

“為什麼？──你不是說我屬於幹部下放嗎？！”

“你父親被捕，你弟弟散佈反動言論。你自己難道沒有問題？！”

“我一不偷，二不搶，三不耍流氓！我的問題在哪裏？！請你給指出來，我好檢討改正！”

“不偷不搶，不一定就是好人！你自己回去想吧！”

她說著話，就用手推著把我轟出了人事科！

看來，跟她是沒有任何道理可講的。為此，我產生了離開濟南，回到青島的想法。我通過青島的朋友聯繫到青島紡織機械廠的一名濟南有家的技術員。他叫劉奇，是廠裏的籃球教練。

當時，有一條規定兩地生活的職工，為了照顧家庭者，可以自己找好對調工作的物件進行對調工作。

為了此事，我又找了趙科長。她是負責人事的，對調工作的事也只有她負責。

一開始，她表示答應研究、研究。這樣一來一研究就是一年。

二十三歲的我，也到了開始談戀愛的年齡。巧得很，一九六三年底，天橋區舉行全區職工文藝會演。我在廠裏負責搞了一個職工小合唱。而且我在一九六二年八月，考取了濟南市職工業餘藝術團合唱隊。

在這次文藝會演上，我自己演出了獨唱，廠裏的小合唱兩項都獲了獎。便小小地有了點名氣。一位理髮員姑娘，藉此找到了我。名義上是找我學唱歌，實際上是想同我發展物件。

就這樣，我們很快熱戀上了。我把此事跟她講了。她表示非常同情。我告訴她我想回青島。她說：你就是到天邊，我也要跟著你。這裏，為了別人的家庭，我省略了她的姓名。

……

其實，從一九六二年以來，每隔幾個月，中央就要下發幾個檔來，讓下面工人學習。三年災害期間，全民食不果腹，誰都不關心政治。為了生存，自由市場由地下變成公開。這些檔就是針對災害期間出現的“資本主義”苗頭而下發的。

先是學習十條，不到兩個月這個十條被推翻，又出現了一個十條，為此大家把這兩個十條叫著前十條，後十條。

沒有多久，這兩個十條又被推翻，出現了一個“農業十六條”。這裏面究竟是什麼原因，老百姓當時還真的不知道。

但是，當時的中國有一個特定的規律，即是：只要有學習政治檔的事，後面肯定是要來大運動。這叫做先下“毛毛雨”。

而且，自一九六一年底以來，中央廣播電臺的新聞時間裏，總是不停地播放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的文章。到了後來，竟然發展到了批判義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裏亞蒂等等其他國家領袖的文章。

當時的中國總讓人們感覺到好像被所有的國家包圍起來一樣，到處都是敵人。

可是，我們是小小老百姓。老百姓需要的是吃飽肚子，能幹活掙錢，養家糊口，誰還管什麼政治不政治的事？

進入一九六四年，又下發了二十三條。有些單位出現了有人挨整的事。當然，被整的一般是單位的領導。如廠長、供銷科長……。不管那個檔如何變，有一條是不會變的。那就是拔除“資本主義苗子”。

……。

到了一九六四年夏，我同那位理髮員已經發展到每日都要見面的地步。未婚青年男女接觸時間一長，感情一加深，最難避免的就是擁抱、親吻。至於偷食禁果有時也在所難免。我們開始了談婚論嫁的事情。

她把想結婚的事情告訴她的父親。而她父親是區委的一位科長，一定要見我的面後才能決定。我在她的相邀下去了她家。

她父親當然認識我。當時就誇我：“小夥子身體好，有文化。”但是對於我倆的事始終沒有表態。

長輩不表態，我們認為這就是默許。於是愛的更加瘋狂。我們準備元旦結婚。這時，已是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了。

在熔煉廠，有一位技術工人叫田郁文。當時的年齡在五十歲上下。據說是歷史反革命。但在廠裏幾乎所有有關技術上的事情都是他負責。而且工資是全廠最高的七級工。

廠裏主要的工作是回收汽車廢電池，然後熔化成鉛塊。再把鉛塊熔化後倒進模具裏，做成陰陽極板；或把鉛熔化後，以800℃ 高溫在厚鐵鍋裏幹炒。鉛經過如此的熱處理，先是變成灰色的粉沫，叫做陰極粉，繼續炒下去，經過約八個小時，變成大紅色粉沫，就叫陽極粉。俗語叫做鉛丹粉。據說，古時候中國的道人煉製長命不死藥就是用鉛丹粉做的。可是，鉛是有毒的。長期從事此項工作的人皮膚上都會出現一些粉塵附著身體很難清除的現象。

廠裏有制板工序。這就是把陰、陽極粉，各自加硫酸攪拌均勻，然後塗沫在陰、陽極板上。再經過二十四小時充電，陰、陽極板便制成功了。

熔煉廠的整套工作，田郁文都要過問、指導。

但是自從一九六四年十月，田郁文便隨時都被叫到廠黨總支辦公室。一去就是幾個小時。回到車間也總是悶悶不樂，不言不語。他越不講，別人就越猜想。 大家根據他的表情估計到運動可能要開始了。他肯定是“運動員”。

我自恃自己沒有問題，一心想回青島。幾次找趙科長商量同青紡機械廠劉奇對調一事。但是不管怎麼找，她就是推擋，不肯放我回青島。

終於在十二月份最後一次找她的時刻，她變調了：“走，可以，但不能對調，可以辭職。不過我勸你還是留下來。下一步運動時，好好換換思想吧！放下包袱，輕裝上陣，總比背著包袱走好！”

這一次我終於聽明白了。看來，這個運動還真的要整到我頭上來了。我二話沒說扭頭回來了。接著找到那個女孩子，跟她說明情況，讓她考慮是否結婚。

她非常堅決，拉著我回家去找戶口本。因為結婚是需要戶口本和單位介紹信的。但是她怎麼也找不到戶口本，於是相約第二天再說。

第二天找她時，她正在同其父親吵架。大意是，你不能把戶口本藏起來。結婚是我自己的事，誰也無權阻攔。

我當然無法替她說話。剛要走，她父親叫住我，對我說：“我告訴你，王天增，今後不許你再進我家大門。我家閨女我說了算，就是不能嫁給你這樣的人！”

後來我才知道，當他知道女兒的事後，首先想到的是我為什麼下放工廠這麼長時間還不回體委工作。於是，他找趙科長瞭解情況。他是黨員，當然趙科長會把我檔案的情況跟他講的。到底我檔案裏裝的是什麼，我自然不知道。唯一能知道的是，父親被判刑，大弟弟“散佈反動言論”，至於我自己如何，只有他們瞭解。

如果是普通工人，辭職報告一交上去，立刻就會批准。但是我的報告交上以後，一直沒有消息。問工廠長，廠長說：“你的報告我們無權批准，你還是到區人事科去問一問吧！”這時已經是一九六五年一月下旬。

我忿忿地去找區長辦公室，是一塊住過醫院的齊區長接待的我。他對我很客氣，先讓我消消火氣，然後讓我談事情。

我向他講明幾次我找趙科長的經過，並表明堅決不幹了！

他先是勸我沈住氣，最好是留下來繼續工作。並且說，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人人都可能下放工廠 ，長期勞動……。

我跟他講，在那裏工作，幹什麼工作我並不計較。問題是，我從上學到今天，沒幹一件枉法之事，趙科長竟然讓我放下包袱，我無包袱可放。與其如此被人無端猜疑，不如乾脆一走了之。我是一般不會流眼淚的人，但講到此時我竟然失聲痛哭起來！

也許齊區長也曾被整過，我一哭竟然把他眼淚也帶了出來。他沈默了一會說：“同志之間是應該以誠相待的。下放政策沒有錯，但下放下去要事先向同志說明為什麼下放，要鼓勵下放的同志在下放的單位端正人生觀，做出新的成績。”

他讓我先回單位，他先找趙科長問一問情況，然後再通知我。又過了一個星期，我又找到了他。

他仍然勸我留下，說以後會重用的。但是，此時我已無法忍受如此的欺辱。我向他表明了堅決辭職的決心。最後，他讓我回單位元等消息，說：“既然堅決要走，一定會給你答覆的。捆綁不成夫妻。”

果然，二月十四日廠長把辭職證明和退職費交到了我的手中！

我再也沒有見到那個跟我相戀的理髮員。西元二０００年，我第一次返華探親時，找到了一塊在工廠工作的朋友。朋友告訴我，她是懷了我的女兒，被父親毒打一頓關在家中十幾天後自己跑出來的。由於不知道我在青島住什麼地方，差點得了神經病。最後挺著大肚子跟一塊工作的小夥子結了婚。

我的朋友利用其他關係，把女兒找到飯店，一塊吃飯。考慮到近四十年我沒盡一點父親的責任，很是對不起她，於是沒敢相認。從此，就再也沒有聯繫。(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