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0日訊】 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大陸只有一部憲法，而涉及治理國家的各種法律根本就沒有像樣的法律，也不允許制定。毛澤東把法律稱為條條框框，稱之謂教條主義。
即使是憲法，也從來沒有認真地貫徹落實過。倒是毛澤東在文革中巧妙地利用了──“……允許人民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和言論自由……”。但是，這種自由實際上是只給擁護毛澤東的人準備的。至於他認為的敵人───這種敵人是分階段性的。建國初期，是國民黨散兵遊勇，特務；公私合營時是“不法資本家”，反右鬥爭是知識份子；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則把人分成了九等：即地、富、反、壞、右……臭老九；這臭老九就是指的知識份子───對不起！只有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如亂說亂動立即鎮壓！
在如此巨大的打擊面下，被捲入整肅的中國人早已不是幾萬、幾十萬，而是幾億人。毛澤東有一句名言，叫做：“造反有理，革命無罪！”他所依靠的“革命力量”是貧下中農，工農兵。
此時的北京早已是“造反派”的“革命聖地”，到處可以看到青年大學生，臂帶紅袖章的打、砸、搶、抄、抓！每天都有被剃了陰陽頭，掛著大牌子遊鬥的“走資派”，每天也都能聽到由於武鬥而發生的命案。而住在招待所的上訪者可能是因為都是外地人，檔案不在北京，或者是因為紅衛兵要揪出更大的“走資派”，因此還沒有遭到紅衛兵的揪鬥。算是暴風雨中的安全島。
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毛澤東的夫人、紅都皇后江青就一直活躍在文革的政治舞臺。中央政治局變成了“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當時江青手下的四員大將是：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在江青的授意下，到處煽風點火，接見紅衛兵代表。當時的整個中國已成為戰鬥的海洋。
文革中的中國人實際上已分成了三派。一曰造反派，即到處打砸搶抄抓的一派。二曰保皇派，這一派事實上是被迫害的一派。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講。就是：“那裏有壓迫，那裏就有反抗。”這一派的反抗最為慘烈，不知有多少人死於造反派的棍棒、大刀之下。而介於兩派之間的，叫做“逍遙派”。他們不參與任何政治派別，趁文革坐火車不花錢，到處旅遊，反正到處吃飯不花錢！
大約在十一月下旬的某一日，從四川來了一群“逃難”的紅衛兵。據他們的傳單講，四川重慶兵工廠被造反派佔領。
重慶兵工廠是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政府為了支援前方將士抗擊日寇侵略所應急建廠的。這個兵工廠提供了大批武器彈藥，為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做出過不朽的貢獻。
當時中央有明文規定：“軍事單位、少數民族地區、部隊、鐵路……不能參與文化大革命。”
然而重慶兵工廠被“造反派”佔領。這意味著一場真正的流血死人的戰爭的可能爆發。於是，兵工廠的職工想出了一個辦法。在兵工廠的大門外必經之路上，鋪下了一塊塊鋼板，通上了電源線。
當造反派紅衛兵得意洋洋地開著搶奪來的坦克，衝出兵工廠時，兵工廠的職工接通電源。坦克的履帶是鋼材製作的，高壓電一通過，坦克車內的造反派傾刻之間即被電擊燒焦！
這些逃難的紅衛兵就是倖存的造反派，他們是到北京來串聯的。是要請紅衛兵支援他們造反的。
果然在十二月中旬，我返回青島後，就聽說：十二月初成千上萬的造反派在重慶體育場舉行誓師大會，會議開到一半，即被兵工廠職工包圍，雙方展開了血腥的械鬥，僅傳說的數字就有三百餘人喪生！
武裝械鬥，豈只是四川，東北的遼寧、南方的廣西、廣東都傳來大規模武鬥的消息。北京不愧是“革命聖地”，各地來京的紅衛兵，會告訴每一個上訪的人，各種各種駭人聽聞的消息。
……
大約在十一月中旬，“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發佈了重要的“最高指示”，所謂最高指示就是毛澤東的指示。這個指示的大意是：“……根據各地來京上訪的人反映，文化大革命出現了群眾鬥群眾、幹部鬥群眾的現象，文化大革命被引向了歧途。……文化大革命的矛頭是直指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革命群眾一定要掌握好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方向。……凡是被整的群眾一律給予平反，退還黑材料、檢查，退賠工資，恢復名譽……。”
這個“最高指示”的名字就叫做“反擊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名字第一次公開出現在“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所下發的正式檔中！
我於十一月二十九日被國務院接待站接見。接待我的是後來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王鶴壽。當時他只是總理辦公室的秘書。我把我的遭遇講了出來。講著講著，我就哭了。不知王鶴壽是心軟還是出於同情，他也流下了眼淚。
他仔細聽完以後，立即取出國務院信函紙，給我寫了一封直接給山東省公安廳，一封給青島市委的介紹信，然後他拿著信函到別的地方去蓋公章了。大約過了有半個小時，他回到接待室，對我說：“安心回去吧，小夥子。我已經給山東省公安廳打了電話，你到山東濟南後，他們會幫助你解決問題的！”……
我於十二月三日，登上了去山東濟南的列車。
由於列車上擠滿了南下串聯的紅衛兵，車廂內不僅空氣汙濁，而且因為開著暖氣，而太熱，車窗被打開。這一夜，列車飛馳，而掀起的風流吹進車廂，而我的座位又是列車運行的方向，冬衣不足，於是立刻感冒了。
到濟南後，我一下火車便跌倒在站臺上。我是被鐵路派出所民警用警車送到山東醫學院附屬醫院的。在醫院連續三天三夜昏迷。被當做重病號，被護士照顧的。
當我醒來以後，護士說：“你可醒了。你發燒到四十一度，連大夫都對你不抱希望了。看來你身體底子好，躲過了一劫！”
第五天，我感覺身體輕鬆多了。護士讓我辦理出院手續。我取出國務院給開的函件給她看。她拿著函件到會計科。一會回來後說，會計科抄下了你函件的號碼和內容，你可以走了。
我向她表示了真誠的謝意！直奔省公安廳而去！
我找到上訪科，交上國務院公函後，那位接待員告訴我，幾天前國務院直接打來電話，要求我們妥善處理你的問題。我們已向青島方面打了召呼。他們答應給你平反，你放心回去吧！
他給我辦理了去青島的火車票，我於第二天回到了青島。
二、第一次平反
同全國一樣，青島的文化大革命仍然在繼續。在踏上故鄉的土地，我就發現街道上那種批鬥普通群眾的現象消失了。我顧不了許多，立刻回到了台西緯三路一號。我看見房間依舊沒有什麼變化後，稍事休息，便到街道辦事處去找整我的那個“文革工作隊”去了。
我被批鬥了幾個月，辦事處的人當然認識我。他們告訴我“文革工作隊”已於11月初撤了回去。關於文革之初，亂整群眾的平反工作，已經交由市南區委負責。讓我打電話詢問。
我拔通了區委的電話。很快趙主任就接過電話：“你回來了，很好！你要是現在有時間，就立刻過來，我們向你宣讀平反通知書。”
我借了一輛自行車，親自到了市南區委。這時的趙主任已不是批鬥我時的那種不可一世的態度了。他非常客氣地對我說：“我代表區委、街道向你道歉。我們工作隊沒有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搞運動，亂整了群眾，使你受了委屈！現在為你平反。”
然後，他取出一個檔案袋，上面寫著我的名字、年齡、住址。他把檔案袋裏的東西抽出來，交到我的手中。我一看第一頁上就是我體校同學“文芽”學社組織者范巨民的檢舉信。而下面的，則是我在批鬥中所寫的檢查，一頁都不少。我沒有說話。
趙主任接著又拿出了一張印有區委大印的紙說：“你先看看，如果有意見，我們可以考慮重新再寫。一定要使你滿意為止。”
紙上是如此寫的：
平反證明
茲宣佈，王天增同志，在運動中被錯誤批鬥，是沒有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錯誤，現在為王天增同志平反。
中共青島市
市南區委員會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我說：“沒有意見。”
“那好，你從九月十日開始，一直沒有工作，現在按照你每月的平均收入，為你結算，一個月為75元。計三個月，為215元。另外，你被遣返農村也給你造成了損失，再給你補償205元損失費，共計四百二十元。不知這樣是否合適？”
“我經濟損失，自不必說。問題是我的精神損失和名譽損失這怎麼解決？”
“組織已經研究過。要為你在勞動服務公司舉行平反大會，並希望你在會上發表自己的意見。”他說。
“好吧！”我同意了。
平反大會是在二院的一個大倉庫舉行的。到會的負責人是趙主任和另外幾名區委幹部，以及街道辦事處的幹部們。勞動服務公司的職工全部到會。
這是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我第一次被當成了人來對待。首先，趙主任當眾宣讀了為我平反的聲明。並讓我把交給我的檔案取出來，當眾放進爐子裏燒掉了。最後，讓我談談意見。
我還能說什麼呢？被人家鬥了這麼長的時間，既然已經當眾平了反，事情也就結束了。於是我說：“沒有意見。”
一場批判鬧劇終於結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