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6日訊】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行到1987年，尤其是四個經濟特區創辦到了第八個年頭的時候，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暴露出政治體制的弊端，向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必然的要求和挑戰。這時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於1987年10月下旬主持召開了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加快和深化改革成為本次會議的主題。紫陽在報告中提出深入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首次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確定政體改革的近期目標是：建立有利於提高效率，增強活力和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的領導體制。
十三大召開以後，根據紫陽同志的授意，成立由國家體改委、中組部、中央黨校、體改所組成的調研組，從1988年2月23日至4月7日共45天，通過總結和解剖深圳特區這一「麻雀」圍繞如何建立與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政治體制新架構，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提出改革設想和方案。最後向中央和有關部門提交了《深圳發展的前景與制度變革》的總報告，以及《關於全面深化深圳經濟特區經濟體制改革的設想》和《關於深圳經濟特區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兩個分報告。
《報告》中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框架是：
1、國務院對特區行使直接的行政管理權並給予立法指導，任命特區最高行政負責人；
2、成立中共特區工作委員會，直屬中央領導，「特工委」書記由行政首長兼任，黨的工作機構精幹化，只設一個黨務部，黨所包攬的政府部門的業務向政府部門轉移；
3、特區人民政府為深圳最高權利機關，具有行政與地方立法雙重職能；
4、特區司法獨立；
5、建立和發展特區的咨議民主制度，開放民意。
從報告方案中可以看出，儘管這個方案是改良性質的方案，但它對中共「一統天下」的 政治體制仍然是明顯的挑戰。深圳特區政府以及區內企事業單位按照「方案」大膽改革，先行一步，有的試行了黨政領導「一肩挑」的兼任制；有的大刀闊斧砍掉了黨群機構，只成立一個合署辦公的黨群工作部，包括組織、宣傳、共青團、工會、婦聯等統統合併一個機構辦公。政治體制的初步改革顯示了內在的活力，長期壓在人們心頭的「黨疙瘩」開始鬆動，附體於各級政府部門和企事業行政的黨組織被斬段了捆住手腳的繩索，黨開始不吃香了，而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獲得更大發展空間。
政治體制改革的春風吹到有的人身上變成刺骨寒風，以紫陽同志為首的真正的改革派中堅引起了血腥公司董事會們的高度警覺，藏身政壇後面的「鄧董」考試出來說話，說社會上和黨內存在一股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他們的目地是針對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是亡黨亡國的危險因素。事隔不久的1989年6月4日爆發了震驚中外的「六四」風波，血腥公司抓住這一「反黨反社會主義」政治事件，動用武裝力量進行鎮壓，殺的是和平情願的學生，實際上是對要求民主，要求政體改革的進步力量的打擊和封殺。就在「六四」事件後的6月23日，在北京舉行了十三屆四中全會，會上通過了李鵬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會議決定撤消紫陽中共中央總書記、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選舉江澤民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經過半年左右人事調整和對異己的打擊，江鬼於1989年11月6日—9日在北京主持召開了十三屆五中全會，會議通過了江提出的《關於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鄧辭出了中央軍委主席職務，選舉江為中央軍委主席，至此，一場圍繞政治體制改革的鬥爭到此結束，「十三大」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和目標一項也未曾實現，中共暴政統治在第三代的江鬼身上又得到延續。江主政後，其主要精力和目標是強化中共邪黨的執政地位和突出教主個人的作用。政治體制不但不改，反而從各方面從新得到強化，一是提出了「黨要管黨」，意味著權力更要集中；二是對實行行政首長負責制改為黨委領導下的行政首長負責制，黨委書記仍是「一把手」，改革方案人事變動，經濟發展舉措等都須經同級黨委討論同意後實施；三是以深圳為首的四個特區的政治體制，幾乎又從新回到和內地一樣的模式，曰「政體改革無特區」，黨的機構又進一步擴大，新增加了研究室、文明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關工委等新的部門；四是在黨群人員的待遇上，如推出了技術職稱系列，與真正的技術職稱系列一樣參加評定，出現了「政工師」、「高級政工師」這樣的政工人員職稱，享受與工程師、高級工程師同等待遇。
政體改革的簡要回顧充分證明：堅持一黨專制的中共邪黨決不會講民主，講自由講人權，更不會自己革自己的命去推行政體改革。我們的希望不能放在它自身的變革上，希望在全體國人的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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