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31日訊】 其實，早在1970年，我返鄉探親時就把生建八三廠已把我強制留廠就業的決定告訴了我的大姐和偉偉。我告訴他們，我一分鐘也不想在八三廠生活下去。希望親人們幫助想想辦法。
我回到西寶山以後，有一天西寶山勞教大隊的劉長庚大隊長（西寶山幹部的最高領導人），突然來到我的班組，主持每天兩次的政治學習。
據說劉大隊長原來是山東省公安廳的副廳長，由於在1958年反右補課──又有名叫拔白旗運動──中，對此次運動中被補爲右派的作法提出了不同意見，在公安廳裏被人批判。經過半年多的政治審查，劉不但歷史沒有任何問題，而且是從十四歲參加新四軍，從戰士一直升到師長的“紅色”經歷，於是只定了個右傾思想的罪名，被下放到生建八三廠，當了一名管教幹部。
此人性格溫和，從來不大聲訓斥犯人。尤其對於有“政治”問題的人，只要他找談話，被找的人總是笑著走出大隊部。他如果給教養員做報告，從來只是照著文件或自己的手稿宣讀。但他有一段名言，是所有人都非常欽佩的。那就是：“你們是人，我也是人。是人就會犯錯誤。聖人也一樣！有些錯誤是明知是錯，但非要去犯，例如：偷盜、耍流氓。你犯了就要抓你，判你。你不服也得服。有些錯誤是時代錯誤，由不得自己。例如：國民黨軍官、特務。雖然蔣介石也喊革命，也嚷著抗日，但他幹的是另一套，你們聽了他的指示，幫了他的幫，那麽共產黨就要找你算帳。當然了，還有右派、反革命分子。你們平日不好好學習政治，結果腦子出了問題。因此就把你們‘請’了進來。……”
他還說：“錯了，不可怕。孔子說：吾日三省吾身，不亦樂乎！人們每天都反省自己，就能改了，不再犯了。那麽你們就是好人了。” ……
正因爲劉長庚大隊長把教養員當人對待，所以大家都對他非常尊敬。
有一天政治學習中，他把我叫了出去，沈默了半天，突然說：“小王（我第一次聽到幹部如此稱呼我），有一件事想拜託你幫幫忙，不知道能不能行？”
“劉大隊長，我一個就業人員，能幫什麽忙？……如果能幫上，我一定幫忙。”我回答他。
“是這樣的。我的大兒子最近要結婚，可是女方提出非要一塊上海手錶不可。現在手錶憑票，而且在單位裏還要抽籤，幾十個人爭一張購錶券，我實在是沒辦法。”他接著說：“你看，你能不能通過你親戚幫忙買塊手錶？”
我想了想，如果我親戚有辦法，這個忙還是應該幫的，於是我對他說：“我試試看吧，你也可托托別人，因爲我也沒有把握。”
確實，由於文化大革命，學校停課，工廠停工，只有農民被公社嚴格地管理起來，才沒有掀起真正的天下大亂。此時的中國，工業産品尤其民用産品奇缺的厲害。人們爲了搞到自己需要的物品，往往採取托親戚、朋友，找關係才能搞到。
人們把這種從非正常手段弄到物品的行爲稱做“走後門”。而這個“走後門”到了八十年代就變成了“官倒”、“官販”。例如：八十年代的進、出口需要通關證，也就是進口證、出口證。而掌握這些“證”的大權的人卻逼著廠家或商人拿出1%～5%的利潤作爲回扣，去孝敬這些官員，否則你別想進出口。
同樣，手錶的購錶證是掌握在手錶廠的黨委書記、廠長的手中的。一個月生産多少手錶，按計劃分到各個省市、單位，所以爲這塊上海手錶，就必須找熟人了。
我立刻寫信給了我的大姐。事情還真巧，我大姐是上海交通大學鋼鐵系畢業的。她的同學恰恰同上海手錶廠的副廠長結了婚。於是她親自找到了她的同學。
她同學說：“文化大革命工人沒幾個幹活的。一個月能生産一百塊手錶就不錯了。錶票副廠長手裏沒有，我給你想想辦法吧！”
第二天，姐姐再去找她，她笑著說：“錶票是弄不到了。正廠長管得太嚴。就是親戚朋友需要，也要給他120元，才能給一張錶票。這樣一來，一塊手錶是120元，再加上120元的錶票錢，這實在是不上算。倒是有一個變通的方法，你看行不行？”
“什麽辦法？”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現在工人上班明明一天能生産十塊手錶，他只給你生産九塊。你給他點好處，他就給你弄一塊。不過這也比120+120地價格低。”
“要多少錢？”
“怎麽還不花個三十、五十塊錢？不過你買到的是真正的上海手錶，而且是新産品。合算！”她說。
不錯，在當時就已經出現了一些冒牌貨。這是當時一部分工人把工廠的手錶零件偷偷帶回家中組裝的。錶殼上沒有標號和日期，但功能同真手錶一樣，黑市價格也一樣。
我大姐聽了以後，表示同意。於是第三天那個大姐的同學就把手錶交到了大姐的手中。一共花了一百七十元。
大姐回到青島後，立刻把手錶交給了偉偉。
剛好，青島鋼廠有一台貨車要去王村拉鋼磚（鋁鎂合金磚），於是弟弟搭了個方便，乘那個貨車找到了西寶山的我。
我立刻把弟弟帶到劉大隊長家。這是一個獨立的平房。一共有三間房間，一進門便是竈台。劉把我讓到了裏面後，便鎖上了門。
本來，按大姐的意見，這個錶錢就不要了。只要能把我安排回家，以後由我來還。
劉接過手錶以後，愛不釋手，翻來覆去的欣賞。我怕班組找我，於是給弟弟使了眼色後，先退了出來。弟弟在他家裏坐了有一個小時才出來，找到我說：“按市場價120元，全部交到我手了。至於你的問題，他說：凡是進教養所的人，手中都有判決書的副本，但你們這些因‘破壞文革’罪進來的人，大部分沒有副本，只有教養決定書。手中沒有副本，說明事實有出入，既然有出入，就有可能另判。不過一般另判，就等於撤消處分，那麽回家是早晚的事。他讓我告訴你：千萬千萬說話要注意，千萬別節外生枝。也不要跟任何人講今天的事。”
我去食堂打了飯後，弟弟就走了。
在那一批被押到勞改農場的就業人員走了以後，大約半年左右，我便被調到蘇理莊就業大隊。這裏要比西寶山條件好的多，隊長對就業人員也不大聲訓斥。多少還有點正軌工廠的感覺了。
我想，這也許就是劉長庚隊長幫我的忙吧！(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