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3日訊】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歷史上，曾經有過無數次封建皇帝，為他們殺戮的忠臣平反昭雪。例如：秦國大臣商鞅變法被惠王殺害，韓非子被贏政殺害，後來都平反；漢朝的「黨錮平反；三國時候曹操殺揚修，後來平反；唐朝宣宗殺李得裕，懿宗又給他恢復名譽；宋朝殺害岳飛，後來平反；明朝的東林黨平反；清朝慈禧太后軟禁光緒皇帝，後來又採取戊戌變法的政策，實行「假立憲」，等等。
現在的中共，不論從國體還是政體考察，都是和清朝一樣，是典型的封建專制制度，所以，中共也必然和清朝一樣離不開封建循環的規律，不斷的高層爭奪皇權的鬥爭，不斷的為他們殺戮的忠臣平反昭雪，毛澤東看得最明白，他說「幾十年再來一次」；鄧小平說「早晚得來，早來比晚來好，我們這些老人都在，能夠果斷的解決」。現在，胡錦濤集體，要為鄧小平殺害的胡耀邦平反，沒有什麼奇怪的，無非也是和慈禧太后軟禁光緒皇帝，後來又實行「新政」，和鄧小平為劉少奇平反一樣，給破爛不堪的封建統治機器修修補補，換湯不換藥的治療腐敗透頂的搖搖欲墜的中共政權。中共是絕對不會進行政治制度改革的，我們不要被中共的所謂政治改革謊言迷惑，這一點從八九民運的導火索——胡耀邦逝世的事件前後中，可以略見一斑：
一、1987年民主思潮又興起，全國有十幾種宣傳民主刊物出現，例如：《走向未來》、《傳統變革》、《文化與世界》、《二十世紀文化》、《新華文摘》等等。民間社會研究機構起了作用。例如:例如萬潤南領導的四通研究所，王軍濤領導的研究所，組織了多次社會調查，學術研討活動。另外大量社團出現，如：北大的草地沙龍。報刊討論權力下放，蘇聯和東歐改革，都有很好的論述。特別是電視政論片《河殤》，批判中共的「四項基本原則」，提倡蔚藍色的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在中央電視台播放後，影響非常大，幾乎家喻戶曉，掀起一股《河殤》文化思潮。
1988年，中共經濟改革取得成果，迫切需要政治改革來配合，以解決通貨膨脹問題。但是，中共在十三大報告中把政治改革說的天花亂墜，什麼黨政分開、政企分開、協商對話等等，可是又重蹈歷史覆轍，和中共八大報告一樣，會開完後一張廢紙，並不執行。和八屆三中全會毛澤東重新提出階級鬥爭為主要矛盾一樣，十三屆三中全會，鄧小平提出治理整頓是主要任務，停止了政治改革。這進一步激起了民主派知識分子們和民眾的強烈不滿，他們利用國內外報刊宣傳國際共產主義失敗的消息，和政治改革的文章。例如：夏衍說「意識形態方面，蘇聯比我們走的快，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比我們的透明度要徹底的多了，他們批斯大林批得那麼厲害，我們就沒有這個勇氣。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見諸於中央文件的，但《芙蓉鎮》的拍攝上映一波三折，說過了頭，徹底否定就不過頭啊？」還說「一個國封閉，先從新聞開始，為什麼斯大林模式在中國依然如故，因為封閉，我們總認為斯大林是一貫正確的，象布哈林案，現在蘇聯給他平反，披露了事實真相後，才知道是個莫大的冤案。」（1988年《世界經濟導報》）《文匯報》發文《布哈林其人及其冤案》。《中國青年報》發文《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三次浪潮和四個趨勢》。《世界文匯》發文《蘇聯經濟改革的重要轉折點》。《求是》第四期發文《蘇聯為推進改革重新評價歷史》。《人民日報》發文《布哈林研究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發文《關於伯恩施坦的評價》。《香港信報》發文《方勵之在香港與葉知秋的談話》指出「中國的出路是資本主義化，真正實行資本主義，最多兩代人。鄧小平做不了，這是赫魯曉夫留給共產黨人的後遺症。」《經濟學週報》發文《嚴家其關於時局的對話》指出「治理整頓會導致停滯。中國面臨一個大問題，就是不能重蹈赫魯曉夫、劉少奇那樣非程序權力更迭的覆轍。」《新觀察》發文《未來中國與世界討論會》金觀濤說「社會主義的嘗試與失敗，是二十世紀人類的兩大遺產之一。」《廣州研究》第四期發文《關於社會主義制度的幾點研究》王逸舟認為「在傳統社會主義體制下，封建主義政治的這個特點，以新的變形出現：在蘇聯和東歐，有所謂個人崇拜現象。在中國從五十年代後期至文化大革命這段時期有一個聲勢浩大的造神運動。在其它一些國家，試圖把共產黨領袖由人民的公僕變成人民的父親。這說明，政治現代化的過程還遠沒有實現。」理論界對政治改革的推動，起到了很明顯的作用。
1989 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失敗深深影響著中國大陸，同時又是晚上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反右運動三十週年，法國革命一百週年紀念。這些敏感的日子，引起了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強烈回憶。1月6日，方勵之發表《致鄧小平公開信》，提出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國慶四十週年之際，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這封公開信，成了當時知識界私下議論的主要話題，並引起一連串的反響。1月2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研究員蘇紹智和方勵之等人，在北京「都樂書屋」開展「新啟蒙」沙龍活動。參加活動的有一百多人，包括美國、法國、意大利的許多駐京記者。方勵之在活動中發表講話說「要對當局採取完全批判、徹底否定的態度。知識分子不能只改變他們的思考方法，他們必須行動。如果沒人出來吶喊，就沒有前途。」2月初，方勵之和中國民聯的陳軍等人，在北京友誼賓館舉行了「名人名家迎新春聯誼會，」方勵之發表演講說「希望企業家們作為中國的新生力量，同先進的知識分子結合起來，為爭取民主而鬥爭！」2月15日，詩人北島牽頭，北京知識界 33人，聯名發表公開信，回應方勵之的公開信，支持釋放政治犯。2月16日，陳軍舉行外國記者招待會，發表致全國人大常委會和中共中央公開信，發動了要求釋放魏京生的簽名活動，中外老中青著名學者、知識分子30多人簽了名。2月28日，社科院自然科學史專家許良英教授帶頭髮表了，由42名中國著名科學家簽名的《致國家領導人公開信》，要求保障公民權力，釋放政治犯，增加教育經費。知識分子聯名上書古今有之，但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這麼大規模知識界聯名上書，要求釋放政治犯，這是第一次。這些八九年春天的公開信簽名活動，引起了大陸知識界和海外華人的積極響應，起到了帶動勢潮作用，國內外各種媒體掀起新的要求中共政治改革的思潮。民主大潮是由無數波瀾推動的，這些要求民主的活動，對後來的八九民運產生了直接影響。
2月23日，台灣《中國時報》發文《方勵之與台灣記者的談話》說「匈牙利當局已為1956年事件平反，這是很重要的事。中國大陸目前還沒有達到這一步。不過，顯而易見的是，外在的壓力越來越大。內部說來，不論知識分子、工人或一般民眾，普遍希望自由、民主，要求改革的聲浪越來越高。」台灣《聯合報》發文《大運動的開端，大衝擊》說「紐約發宣言，北京公開信，神洲春雷動，民主浪潮湧。」
3月1日，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同時出現了《討鄧檄文，告全民書》的大字報說「取消黨派，解除四項基本原則。」3月2日，北京大學貼出題為《中國人的悲哀》的小字報說「打倒專制、獨裁！」3月3日，清華大學貼出「中國民主青年愛國會籌委會」寫的《致廣大青年學生的一封信》，號召「在愛國主義民主戰士方勵之的領導下，參加到民主、自由、人權的激流中去。」《新華文摘》第一期發表曹思源的文章《政治體制改革的安全通道》，認為中國實行社會主義議會道路「一是避免老百姓造反，二是要避免政府對非武裝群眾的鎮壓。議會道路，既一條非暴力之路。」3月5日，《人民日報》發文《蘇聯歡迎匈對1956年事件的評價》。3月19日，《人民日報》發文「蘇聯大多數人支持改革》。3月 21日，《人民日報》發文《波蘭承認團結工會的合法地位》。3月29日，《人民日報》發文《葉利欽當選人民代表》。《求是》第四期發文《蘇聯、東歐國家關於社會主義改革的一些新見解》。《新華文摘》第四期發文《評赫魯曉夫的改革》。4月1日，《人民日報》發文《匈黨員人數劇減》。4月6日，北京大學帖出題為《時代的召喚》的大字報，提出「社會主義還有沒有存在的合理性？馬列主義到底還適合不適合我國國情？」4月10日，《人民日報》發文《波蘭對憲法做重大修改，改行總統制，設參議院，民主選舉產生參議員》。4月13日，北京郵電學院收到署名「廣西大學學生會」寫的《告全國大學生書》，號召「高舉胡耀邦畫像和民主、自由、尊嚴、法治的大旗，來紀念五四青年節。」
二、封叢德說「關於這一運動背景，我想確和鄧小平說的和國內小氣候和國際大氣候有關係。當時我是北高聯主席，大氣候對八九學運的影響，在4月底為了紀念五四我們曾討論過一次，我當時說：總結國際大氣候，大概有那麼七八條非常有利因素，包括波蘭廢除一黨專政，捷克變化，甚至包括日本竹下登下台，印度民主大選，非洲社會主義國家的產權私有化，當時確感到國際氣候的影響。但這種感受主要體現在知識分子和學生當中，特別是利用大字報進行流傳。比如北京大學的學生自治會，開始我們很明顯就是團結工會影響。儘管運動有各種背景，我個人是把這場運動理解為一種自發的運動。由很多的組織試圖挑動發起這場運動的發生，比如說像民主沙龍，我參加了北大籌委會，當時根本不知道民主沙龍的存在。」（1991年6月）當時北京一些高校的「民主沙龍」、「自由論壇」，以及各種「研究會」、「討論會」、「演講會」紛紛出現。北大學生劉剛、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龍」一年就搞了十七場講座，請「人權同盟」的負責人任畹町去演講了「新權威主義與民主政治。」還請方勵之、李淑嫻去演講，李淑嫻說「要使民主沙龍合法化。要求取消北京市關於遊行的十條規定。」方勵之說「要廢除一黨制，讓共產黨下台，推翻現政權。」4月15日，被罷免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病逝，成了八九天安門民主運動發生的導火索。香港《明報》評論說「中國知識分子精英階層爭取人權而發起的串聯與簽名活動，以對學生產生極大的影響，他們早已在醞釀於五四運動七十週年紀念日採取大規模行動表示對當局不滿，胡耀邦猝然去逝，則猶如裝滿火藥的桶裡扔了一根火柴。」
八九民運發生時，東歐的政治改革已經進入實質性階段，引起了中共民主派極大的關注，他們利用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等媒體，以從來沒有過的熱情，幾乎每天都有報導，對八九民運有明確的針對性，希望中共學習東歐、蘇聯的政治改革，用民主辦法解決中國問題。4月17 日，《人民日報》發文《波蘭團結工會註冊登記恢復合法活動》。5月17日，《人民日報》發文《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說：社會主義面臨嚴重挑戰，不改革沒有出路》。5月18日，《人民日報》發文《戈氏向學術界發表講演》說「主要禍根就在於我國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的命令官僚主義體制短處。只有拆除這個體制，完全使列寧思想和社會主義原則重新發揮效力，才可以使國家走出疆局，制止臨頭危機。革命性改革的深化就是這樣產生的。」5月21日，中共在北京實行戒嚴，22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消息《內梅特總理說：匈牙利面臨動盪潛在危險，不准動用軍隊解決問題》認為「斯大林模式的一個最可恨的特點就是肆意動用武裝力量整治本國人民。我們應當最堅決地同過去的這種做法決裂。」5月27日，《人民日報》發文《戈氏當選為蘇維埃最高主席》。6月1日，《人民日報》發文《政治改革邁出重要一步：首屆蘇聯人代會舉行》。6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發文《匈黨中央就重新安葬納吉發表公報：稱納吉是社會主義改革政策代表人物》。6月4日，《人民日報》發文《波蘭〈團結週刊〉首刊發行》。6月19日，《人民日報》發文《匈黨重新安葬納吉：國家領導人及二十五萬群眾參加葬禮》。6月30日，《人民日報》發文《戈氏強調蘇聯要徹底改革》。這篇文章可以明顯的看到八九民運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影響是巨大的，特別是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八九民運發生時到北京訪問，和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會晤，目睹了八九民運悲壯的一幕，使他認識到，蘇聯的政治改革在世界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地位，中國民眾的吶喊深深的打動了他的心，不徹底進行改革，不加快改革步伐，不論是對蘇聯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還是對他個人的政治生命，都是死路一條，六四慘案可以在蘇聯、東歐重演，斯大林時代可能復辟。所以，蘇聯吸取中國八九民運的經驗教訓，必須堅決徹底地進行政治改革，不能有絲毫的猶豫。從這點上看，八九民運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里程碑，就是加速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滅亡。中國人權主席劉清說「八九民運，中國人民熱血沸騰，數以千計的老百姓，為爭取人權、民主，幾十個日日夜夜，走上街頭，學生更以絕食和健康進行努力。隨後發生六四血案，震動了全世界，對東歐共產制度瓦解有可見的影響和推動作用。」（1999年5月11日）
三、1989年的時候，「春江水暖鴨先知」，嚴家其等中共高級知識分子，他們接近中共高層領導，清楚看到「鄧小平手中存在著不可分割不可轉讓的權利，他年老體弱，既將卸任，各種政治鬥爭就是以維護和奪取，強化和削弱這一最高權為中心而展開的。」
鄧小平在1987年利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棒把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權力中心打倒，那麼下一個目標，就是發動一次大的運動，削弱或摧毀趙紫陽的權利力中心。鄧小平與趙紫陽之間的衝突，和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衝突一樣，是不可避免的。面對鄧小平繼華國鋒、胡耀邦之後，將再次利用非程序更迭手段搞掉趙紫陽的緊迫局勢，中共體制內改革派和知識分子，再不能沉默了，再不能坐以待斃了，他們要奮起抗爭，也許能衝破那周而復始的歷史循環。不是魚死就是網破。
山雨欲來風滿樓。中共高層權力鬥爭，利用海內外媒體，掀起一股所謂倒鄧保趙風。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1988年9月會見美國經濟學家後，香港《信報》發表《大家長該退休了》的文章，提出「排出超級老人政治障礙，使趙紫陽有足夠的權力。」香港《解放》雜誌刊文說「就中國走資的希望，我們看準了趙紫陽。」北京《經濟學週報》發表了嚴家其與溫元凱《關於時局的對話》，嚴家其說「就是不能重蹈赫魯曉夫、劉少奇那樣非程序權力更迭的覆轍。」「中國不在允許像文革那樣用非程序化的方式進行權力變動。」「這個苗頭許多人已經感到了。」這個對話在香港《鏡報》、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等海內外多家報刊上發表，引起了很大反響。 1989年3月1日，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同時出現《討鄧檄文，告全民書》，要求中共「取消四項基本原則。」這標誌著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將要爆發，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幾次重大政治鬥爭都是在清華和北大點燃火種的。恰好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這無疑給這次封建專制高層權利鬥爭投入了催化劑。因為胡耀邦就是鄧小平一派利用學生運動，以非程序權力更迭，趕下台的。這引起了知識分子和學生們的聯想，為胡耀邦鳴冤平反，可以反對鄧小平在搞非程序權力更迭，保住趙紫陽的權力地位，還可以推動政治改革。這樣民主派和知識分子及學生不約而同地走到一起，用和平的方式開展民主運動。鮑彤說「胡耀邦逝世，當天晚上就有大學生陸陸續續地到天安門，第二天人就更多了，越來越多，幾十萬人為他祭奠，表示悲痛，一是他堅決否定文化大革命，二是他下台，學生對鄧小平不滿，所以來紀念。」（1999年6月）
八九民運是在中共封建專制社會裡發生的，就必然帶有封建專制社會里民主運動的特性。八九民運不論帶有洋務運動的救國性（趙紫陽為代表），資產階級的變法性（嚴家其為代表），辛亥革命的堅定性（王炳章為代表），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性（方勵之為代表），學生運動的無畏性（王丹為代表），工人運動的壯烈性（韓東方為代表）等等。但是，歸根結底是鄧小平在將交權前夕，由於沒有法律程序，高層各派系之間爭奪皇位，造成了政治鬆動時機，又恰巧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入徹底失敗的時候，對中共積怨甚多的民眾，利用這種政治自由時空，以遊行示威方式，表達爭取民主的意願。而中共高層在政治鬥爭中，鄧小平保守派利用民運力量，亂中取勝、小題大做，達到奪取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權力的目地。毛澤東利用運學生運動—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劉少奇反對派，保住了皇權。他說「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來一次，這是歷史規律。」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建立的中共政治制度，而且久病成名醫，他在中歷史上三次被政治權力鬥爭趕下台，又三次利用學運，把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趕下台，保住了皇權。他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的，這是國際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而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們有大批老同志健在，他們經歷的風波多，懂得事件的利害關係，他們是支持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可見，鄧小平他們對封建專制社會的政權無程序更迭時產生的週期性動盪瞭如指掌，並且能夠順水推舟，當作改朝換代的工具。
現在，中共為了挽救滅亡的危機，可以像慈禧太后為光緒、鄧小平為劉少奇平反一樣，也為胡耀邦平反；這樣緩解了人民要求民主的矛盾，然後繼續進行封建統治，繼續屠殺要求民主的人民；等再到了政權危機的時候，再為趙紫陽平反，再緩和政權的危機，中共為了永葆紅色江山，什麼事情都會幹出來的；再政權岌岌可危的關鍵時刻，都可以為「法輪功」、「六四」、民主黨等有限度的平反，但是，中共是絕不會自動放棄封建政權的，哪怕動用坦克、機關槍、大炮、軍艦、原子彈打擊美國。這樣中共就可以實現鄧小平的「殺學生二十萬，穩定二十年」、「堅持社會主義一百年不變」的目標。
中共的殺人本性是絕不會改變的，不信？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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