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7日訊】一、引言
最近，台灣的知識界聞人李敖到大陸到處演講，不但極力吹捧中共歷史功績無比，同時不時自我標榜他自己是個自由主義者。
甚麼樣的自由主義呢？
根據常識，我們得知自由主義大約有四種類型：心靈上的自由主義、生活上的自由主義、經濟學意義上的自由主義、政治學意義上的自由主義。
1、李敖不是心靈上的自由主義者
心靈獲得自由，不受物慾控制，能夠擺脫世俗性權力、金錢、榮譽的強烈牽制，甚至非常節制感官中固有的食色慾望，遠離社會大眾與社會事務，過一種性情恬淡、心靈平靜的生活，時時注意保持心靈對物慾的自由，這樣心靈上的自由主義，莊子、陶淵明應該是典型。瞭解李敖的人，都知道，他不是這種克己淳樸、淡泊名利的心靈自由主義者。他愛美色，愛金錢、愛榮譽、愛炫耀，而且自己也毫不掩飾，總之人世間一切感官享受，他都熱烈追求，如醉如癡。
2、李敖關心的重點不在於經濟自由主義
西方古典經濟學派以來，自由主義學派提倡經濟領域的放任主義，反對國家干預，以便讓經濟領域的那個「看不見的手」，即供求關係和市場價格自行運動，來調節經濟的運行，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實現生產要素各得其所的合理化。
在中國大陸體制內的學者，近年來時常在這個問題上進行無休止的論戰。而體制外的很多異議人士，對這個問題不大關心，因為他們認為，中共國家機構無論干預還是不干預，目前權貴資本主義為主流的中國大陸經濟領域，在民主憲政尚未建立之前，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經濟自由主義。
李敖在這個問題上，意見不多，也沒有系統的論著，因此還不能說他是個經濟自由主義者。
3、李敖至多是個生活上的自由主義者
生活上的自由主義者，放浪形骸，不拘禮法，跟著感覺走，極力追求耳目聲色的感官享受。歷史上晉朝的所謂的「竹林七賢」，元朝末世的「玉山 草堂」顧阿瑛、楊維楨等等，就是典型。他們縱酒無度、宴會無度、追求美色無度，有的是官場失意後如此放浪，有的則是一邊追求官場顯貴，一邊沉溺於感官縱慾。
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癲狂放肆，任性放浪。有次會客不穿衣服。客人自然覺得沒有禮貌，責難他。他卻說：「我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室為衣褲，你為何入我褲子中？」這樣放浪不羈的藐視人類尊嚴與禮貌的風格，李敖是具備的。
顧阿瑛為了即時享樂，放棄仕途，中年而後營造玉山草堂，亭館二十四座，迎春、消夏、送秋、品評書畫、賞月觀花、吟詠唱和、接待賓客等等， 各有其專用亭館，他的園林和《三言》中詩酒傲視王侯的盧太學的園林，很可能是後來《紅樓夢》中的大觀園與之互文的母本。顧阿瑛經常邀擊天下名士，聚會作 樂，幾乎次次都少不了美女助興，他供養姬很多姬妓，記載中有小鷸英、翠屏、素真、瓊花、珠月、素雲、小瑤池、金縷衣、等等。
楊維楨晚年老而愈加放浪，經常攜帶美女，泛舟於江浙，有時候宴席之上，恣意妄為，將他認為好看的繡花鞋自美女腳上脫下，用來當作酒杯托盤，輪番向朋友們敬酒。
李敖就是這類自由主義者，有些才情，感官發達，極端愛好感官生活，隨心所欲追求耳目聲色之好。這個方面，他是出色的，是典型的，不過能否像竹林七賢與玉山草堂的故事那樣流傳千古，還需要歷史來驗證。
二、李敖是假政治自由主義者
政治自由主義的核心學說應該是人權、民權、平公正、法治、自由、憲政等等。如果一個政權上下通體，動輒動用國家暴力，來壓迫這些政治自由主義的必然內容，以人權與民權為敵人，為特權與腐敗做後盾，而有人卻要逆天下至理，讚美這樣的政權和這樣的暴政，那麼他就是個假政治自由主義者。
我們再看清朝末期、民國初期的華夏思想家辜鴻銘先生的觀點，十九世紀末期，他在一篇文章《遠東問題中的道德難題》中如此寫道—
「任何一個研究歐洲現代制度之精神的人都不可能不注意到,最近一百年來，在通常所謂的『自由主義』名義下，歐洲一直滋長著一種新的道德文 化意識，和一種迥異於那種可以稱作為古代中世紀文化與秩序的新社會秩序觀念。在本世紀末，即第一次法國大革命之前，一個名叫杜.克羅斯(Du Clos)法國人說:『在法國，有一種理性的胚胎正開始增長。』無疑，一般認為，嚴格說來，今日所謂自由主義的那些思想和概念都是由本世紀法國哲學家們首 次真正認識到並傳播開來。但值得奇怪的是，迄今為止一直沒有人知道也估計不了這些法國哲學家們的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應該歸功於他們對耶穌會士帶到歐洲 的有關中國典章制度所作的研究。現在，無論何人，只要他不厭其煩地去閱讀伏爾泰、狄德羅的作品，特別是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就會認識到中國典章制度的 知識，對他們起了多大的促進作用：如果它對杜.克羅斯所謂的『理性胚胎』的興起沒起甚麼作用，至少對我們今天所講的自由思想之迅速與傳播起過促進作用。眾所周知，那種『理性胚胎』最終發展成為自由主義思想，它在本世紀帶來了歐洲中世紀制度的全面解體或徹底崩潰。」
「總而言之，我們相信現代自由主義的真正道德文化，如果不那麼嚴格，恐怕是一種比來源於基督教《聖經》的歐洲中世紀文化更為博大的文化。 一方面過去的道德文化在人一般主要依賴於希冀和敬畏的情緒，而在另一方面，新的道德文化在依賴於人性的整個理智力量：求助於他的理性和情感。在舊的文化 中，那種關於人性的理論是『性本惡』（人生來就處在原罪中），即人的本性從根本上說是壞的。可現代道德文化的理論則認為人的本性從根本上說是好的（『性本 善』），而且如果它得到適度的發展並求助於它自身，在世界上就會產生健全的德行和社會秩序。舊文化的方法起源於『敬畏上帝乃智慧之發端』，現代文化教育方 法則認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起源於基督教《聖經》的古代文化的語言是象徵性語言，即形象、符號、隱喻性的語言。現代道德文化的語言則是具體實在的語言，即科學語言。一種語言是這樣說：『對於他，正確使交談有條不紊會顯示出上帝的恩賜。』而另一種語言則說：『要想治國，必先齊家，要想齊家，必先修身』。」
「以上便是我從人性論、教育方法和語言上，對古代中世紀道德文化與我們稱之為歐洲現代道德文化之間不同點的一個概述。我相信，歐洲古代的 和現代的文化，對於人們的生活以及他們的社會法律制度的影響也將是不同的。古代道德文化使得人們對權利和權威盲目和消極的服從；現代道德文化的影響即如麥 嘉溫博士談及中國人的特徵所說的那樣：『國民自治自賴乃有國家』。歐洲中世紀道德文化的結果，用一句話來說，是封建統治。而自由主義旗號下的現代道德文化的結果，則將是嘉溫博博士所說的『理性民主』，即自由制度的統治。」
我們不厭其煩引用辜鴻銘先生著作，原因是「自由主義」不那麼簡單。辜先生所談的自由主義主要是政治自由主義。他的目的是為了譴責假自由主義之下的歐洲軍國主義的殖民政策對類似於當時中國那樣被侵略國家的傷害。他沒有像李敖那樣，為專制強權高唱讚歌。辜先生對那種偽自由主義予以強烈批評，他繼續寫道—
「因此對於歐洲人民來說，要想逃脫被其軍國主義負擔所壓垮的唯一可能的途徑，就是為了獲得我們稱之為那種普遍自由主義名義之下的新的道德文化而鬥爭。 但是歐洲人民要實現這一點，很難說清要花多長時間。就我個人看來，上世紀歐洲的那種自由主義確已衰退。比康滋菲爾德伯爵在談到他那個時代英國的自由主義 時，說他驚奇地發現其已經變成了一種實際的政治獨裁。我以為今天歐洲那種自由主義已經變成了一種獨裁：一種『養尊處優集團』的獨裁。前一世紀的歐洲自由主 義是有文化教養的，今日的自由主義則失去了文化教養。過去的自由主義讀書並懂得思想；現代的自由主義為自身利益卻只看報紙，斷章取義、隻言片語地利用過去那美妙的慣用語。前一世紀的自由主義是為公理和正而奮鬥，今天的假自由主義則為法權和貿易特權而戰。過去的自由主義為人性而鬥爭， 今天的假自由主義只是賣力地促進資本家和金融商人之既得利益。如果能設想一個在上個世紀不得不殺死國王、險些推翻王權暴舉的十足的自由主義者再生今日，那 麼他肯定會用莎士比亞作品中的『布魯圖斯』（Brutus）的話來告戒今天的假自由主義者：『難道我們打擊世間的一流人物
只是為了助紂為虐嗎？難道我們現在
以卑鄙的行賄玷污我們的手指
出賣我們廉恥的廣闊空間
只是為了換取可能得到的這麼一堆垃圾嗎？
我寧願做條狗去吠月
也決不做這樣一個羅馬人』。」
「然後我們卻不必絕望。我相信目前的所謂的『殖民政策』運動在歐洲的最後終結，將會是真正的自由主義的復興。」
（以上均引自黃興濤等譯，海南出版社，一九九六八月第一版《辜鴻銘文集》上 P.169-185之《文明和無政府狀態 或 遠東問題中的道德難題》一文）
現代政治自由主義必然包括對特權、專制、暴政的否定，和對人道、自由、人權、民權的認可與提倡。李敖認為中共富強了中國大陸，認為中共統治是漢唐以來的太平盛世，這完全是不顧事實的假政治自由主義者的論調。
中共造反，在大陸戰勝了中華民國政府，將它的統治權壓縮到幾個島嶼，破壞了中國現代化正常的進程，後來野蠻落後的統治造成的殺戮、死亡、貧困、飢餓、 愚昧、生產效率低下、環境污染嚴重、嚴重分配不公、貪污腐敗橫行、人心普遍低劣等等，都是世界歷史上罕見的。中國大陸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世界是倒數位 置，金融黑洞懸在國民的頭上，隨時會如同山洪迸發出來，危害國民和社會。人民普遍地貧困，如何能夠說中國大陸富裕？而中共的軍事力量，表面上看，先進武器 的名稱應有盡有，實際上由於軍隊的腐敗更加黑惡，賄賂公行，有才智者不得重用，有金錢權力靠山者，可以加官進爵，軍官多數忙於投機鑽營，請客送禮，行賄受 賄，士兵也因此而怠惰懶散，心懷不滿，總之官兵都無心於真正的軍事訓練，加上它的武器系統品質上的平庸，不但在強大的自由民主世界的軍事力量面前，是不堪 一擊的，就是在擁有威脅中華安全傳統的日本軍事力量面前，也不佔優勢。昔日伊拉克戰場的戰爭，就是民主世界先進軍事制度、先進武器系統和蘇式中式的軍事制度和落伍的武器系統的較量，那種極大的懸殊，舉世盡知。如何能夠說中共強大了中國呢？
廢除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使得中國獲得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地位的，更不是中共的功勞，那是中華民國的功勞，歷史自有記錄。
目前中國大陸到處橫行國家恐怖主義，官府的權力，有官場後台的黑道勢力，隨時侵犯人權、民權，這樣的大陸如何是興旺發達？人權和民權沒有保障，這樣的興旺進步，只是特權群體和腐敗群體的利益上的進步和專政手段上的進步。
李敖甚至含沙射影說六四事件中「是人民逼迫執政者殺人」。這是何等荒謬的誣陷！當時人民不過是行使一些基本的人權—遊行、 示威、請援要求對話、要求懲辦官倒等等，統治者就動用武裝力量，動用包括國際公約在交戰國之間也禁用的開花彈，大肆殺戮。那場殺戮是專制勢力缺少非暴力思 維、不能順應世界大勢、一貫藐視生民性命、習慣暴力對付民眾的結果。如何能夠說是國民逼迫政府開槍呢？持這樣觀點的人能夠是真的政治自由主義者？不會，絕 對不會。他從前對國民黨的謾罵，並非他真的熱愛真理，而是處於極端狹隘的個人仇恨。如果他真的熱愛真理和正義，為何在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實施如此明顯的 雙重標準呢？
三、李敖是個悲觀主義者與犬儒主義者
劉宗正先生說過，李敖的作品裡，沒有絲毫對人類的愛，除了幾本有點歷史資料價值的著作外，其它多為玩世不恭之作。
我等以為，一個人，哪怕他口頭上說自己是樂觀主義者，但是他蔑視道德法則，邪正之間缺少公正，嘲笑任何偉大事物而又極力讚美感官享受，對人類的終極關懷漠不關心，那麼他的靈魂深處，仍然是個悲觀主義者。
如果一個天性溫和的悲觀主義者，那麼他或許還能夠避免墮落為犬儒主義者；如果一個天性外傾好鬥的人淪落為悲觀主義者，那麼他就很容易轉變為犬儒主義者，幾乎嘲笑人間一切，幾乎攻擊一切，除了他自己之外，似乎人類歷史沒有任何正確和創造。
李敖就是這樣的天性好鬥的悲觀主義者與犬儒主義者。
有位千里夫先生在他的《犬儒主義的起源》介紹道：「『犬儒主義』的稱呼無論是怎樣的由來，這一主義信奉者的行為用現在的話來說「反正是挺歪的」。這些人的行為無拘無束，我行我素，無所顧忌，不知羞恥，無動於衷，粗俗無禮，虛榮自負，傲視一切，自我欣賞。」
辜鴻銘先生說過：
「悲觀主義者是拋棄和扭曲了智識的人；犬儒則是拋棄了高貴品格之後，又拋棄了『道德法律』的人。」
「悲觀主義和犬儒，當起實際上拋棄高貴品格—拋棄道德法律的時候，卻認為他們正以其坦率在挽救自己的高貴品格，挽救道德法律，而不像耶穌會士和馬基雅維裡主義者那樣，是通過自欺欺人。」
在李敖那裏，他的智識是扭曲的，玩世不恭是扭曲的最大標誌；除了對中共之外，他對人世間任何事物，都持犬儒主義的態度。一個犬儒主義者，如何能夠是名副其實的政治自由主義者呢？他到處聲稱自己是自由主義者，事實上他決不是個政治自由主義者，至多是個生活上的自由主義者罷了。讚美專制腐敗為主流的中國大陸，怎麼會是政治自由主義者呢？當然自封的就另當別論了。
楊天水於南京東山
2005年9月27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