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
來自貧窮的農村，在冬天替家境富裕的同學洗衣服換取幾塊錢生活費的雲南大學生馬加爵屬於這一群人。同樣來自江蘇農村，父母在村幹部的欺淩下雙雙自殺，四處上告卻沒法復仇，為了“要做一件讓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而拿一柄生銹的菜刀砍傷了二十八個幼稚園孩童的楊國柱屬於這群人。為了替父親醫腿傷，向工頭催討拖欠的工資不果反遭辱駡，憤而殺死三人的農民工王斌餘屬於這群人。懷著無處發洩的怨恨，他們走上了和申冤的上訪者相反的道路，舉刀向無辜的陌生人。和那些敲響了破鍋舉起了血旗，懷抱人頭骨進京喊冤的人不同，他們不再相信法律或公正。他們不再相信生命。這些人是患了不治之症的共和國裏的病人。對他們來說沒有更佳的良藥，除了死亡。
在這群人裏，在三小時內殺了十四個村民的山西胡文海是一個特殊的例子。在法院審判時他站得筆直，捧著自辯書大聲朗讀，就像一個農村勞模的發言。以下是胡文海的最後陳述：
我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正直善良的人，為此，我不斷的去努力去實現自己的理想，自己從小時侯起的性格就是仗義執言.敢做敢為。村裏的那些無權無勢的善良的村民和我和睦相處，有時，我就成了他們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近年來，歷任村幹部貪污行賄，欺壓百姓，村裏的小煤礦（村民冒著生命危險）等企業上交的400餘萬元被他們瓜分。4年來，我多次和村民向有關部門檢舉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紀檢、檢察、省、市、區的官老爺們給盡了我們冷漠與白眼……我們到那裏去說理呢？誰又為我們做主呢？……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來維護老百姓的利益了……
我的良心告訴我不能…對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讓這些蛀蟲們再欺壓人了……我知道我將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夠引起官老爺們的注意，能夠查辦了那些貪官污吏，我將死而無憾，否則我將變成厲鬼也不放過他們……
聽眾席上爆發出一陣掌聲，審判長急忙制止……
和胡文海這篇陳辭遙相呼應的是由於偷了一書包玉米而被加判十年刑，在出獄後因為辦不成戶口而四處搶劫的白寶山最後的陳辭：“我犯了這麼大的罪才有權利在這兒講幾句話，這個代價太大了，多少人的鮮血換來的今天……”當一個由順民被迫成為殺人犯的人站到了審判臺上，他將說出什麼話來？我們發現，從他們口裏說出的話超出了我們的預期。
在1億多失去土地和工作，被邊緣化的“三無”農民、工人的嚴酷現實下，犯罪率開始攀升。從1995年的27萬到2001年的72萬件刑事犯罪案，說明了一個犯罪浪潮正在中國悄悄升起。根據社會學調查，犯罪率(以及與此息息相關的社會緊張程度)與由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構成的痛苦指數成正比。以最直白的話來說，這個社會的痛苦指數已超出人們所能負荷的安全度數。畸形的改革發展所帶來的痛苦已超過這場改革的受害者所能承擔。
歷史是一個不輕易為驅魔術驅逐的幽靈。文革時在人們心中滋生的，無處發洩的怨恨在體內釀成一種毒素，這毒素日積月累，成為心靈自我傷害的無形武器。由於文革浩劫後缺乏一種來自整體民族的，深刻而誠實的反省，以及唯有這樣的反省才能催生的大洗滌，文革時切下的巨大創口一直遲遲不能癒合，而它所產生的道德上的後遺症更使得文革成為直到今天中華民族流血不止的巨創。在1989年碾過坦克之後彌漫國土的非道德氛圍，以及一種長期被迫隱忍而生出的精神及行動上的無能，再度在人們心中孕生出怨恨的毒素。在極大的壓抑下，加上發揮生命能量的多元渠道被剝奪，這毒素再度成為自我心靈毒害的必然之因。攜帶著五臟六腑內無法排除的沉擔，在導火線的引爆下，在人所不該承受的侮辱和傷害下，無數人在一夜之間從一個善良的人蛻變為一件攻擊的武器。
由於缺乏毒素的最佳解藥 – 精神及信仰的力量，我們唯有從外部消除自己無法從內部消解的，五內彙聚的怨恨。通過對他人的傷害，我們得到心理上自我塗毒的緩解。整個社會浸泡在缺乏自我調節機制的毒素中，當毒素發作為具體的犯罪個案(如馬加爵驚動全國的校園集體殺人案)時，無異於把隱匿的毒素現形，這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作社會自我治療的契機。
多年來多方奔走，為弱勢者免費辯護的律師高智晟在為王斌餘的辯護書上慷慨陳詞：
殺人者王斌余、被王斌余斃殺者，他們都是我們的同胞。他們都是這種時代，這樣的社會的受害人。現今時代，無權無勢的人遇到自己無法解決的法律問題時不去找法院，就像他們在疾病瀕死前都不去找醫院一樣，這些都是我們今天病態社會性的具體表現…我在此特別要提醒的是，王斌余的罪責有重要的社會罪責成份！…我們救王斌余不僅僅在於挽救一個個體的生命。我們更多關注的是就此啟動一個全社會對我們病態司法制度的思考過程！啟動人們對全民族社會責任的理性思索及救贖。
換言之，在審判這些在特殊情況下從被掠奪者成為掠奪/殺人者的罪犯時，法庭必須把“社會罪責”這個因素列入考慮。唯有將犯罪者所處的社會背景還原，立在他身後的真正的罪人才無所遁形。我們必須把整個社會放置在審判庭上，罪才能在最深刻、完整的意義上現身。身為這個充滿了敵意和毒素的社會的一份子，當我們自願分擔起罪責，整體的贖罪方才可能企及。
這是一個監獄國家，裏面居住的是徘徊在囚徒和獄卒兩種不斷互換的角色之間的人民。以民族主義為管理監控的緊箍咒，以不斷審時度利而偽造的危機來加強監獄的穩固性，以整個版圖為疆界的國家監獄就此成形。唯有這能解釋為什麼在中國已登上世界經濟舞臺後，人們仍然企圖通過各種渠道出國：留學、婚嫁、政治庀護。在世界的七大海洋，在跨國的高速公路上，出現了瑟縮在黑暗的貨櫃艙裏，被捕的魚一般擠成一團，饑餓、缺氧，濱臨死亡的來自中國沿海的偷渡客。出現了沒有信仰、不相信政治理想，卻尋求政治和宗教庀護的人。政府官員、外交官的頻頻跳船更突顯了中國監獄的全面性監禁 – 這不只是平民百姓，而是整個國家內部上自國家最高領導，下至拾垃圾的老人；從無論是復員或在職的解放軍，到有糧地沒有糧地的農民，所有人的監獄。
即使在逃離這個國家監獄後，人們仍然生活在恐懼中。由於共產黨的心理和肉體訓練已深入潛意識，即使遠離家國千萬裏，當人們讀到嚴辭批判、揭露共產黨惡行的《九評共產黨》時，竟驚恐地不斷回頭看是否有人在注視自己，從內心深處感到恐懼。這決非海外特務的倡狂所能解釋，而是人們在第一次面對全部的真相時油然而生的恐懼。在長期的制約下，我們沒有膽量正視那太過巨大的謊言背後所掩蓋的，太過巨大的真實。對某些人來說，那事實上等於否定自己。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我們伏在崖岸鼓足了勇氣朝那萬丈深淵凝望，遙遙望見了在其中浮沉的自己。
文革時代，當人們發現毛的臉上長了一個皰，只能一個人躲到被褥下偷偷地輕聲對自己說：“毛主席臉上長了個難看的皰。”長期的壓抑和恐懼深入骨髓，不隨空間或時間的轉移而轉移。福柯說得鞭辟入裏：那是現代懲罰和管教“鞭打入靈魂的鞭子”。這樣的鞭子不受地理疆界的限制，將跟隨國家監獄的囚徒到天涯海角。在這個意義上，這是一個沒有牆的，移動的無形監獄。
如果我們願意，還可以把這鞭子擴展到那我們引以為榮的名字身上。在某種程度上，“中國人”這三個字構成了一種本質上的心理制約。我們在國家監獄裏日月長久所承受的塑造，如果缺乏一種有效的解毒劑，將跟隨我們一生。所有的膽怯、自私、偏執，所有的虛偽、自欺、冷漠，並不因為我們離開國土而自動蛻去。它們成為我們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個無牆的監獄因此是無法逃脫的。它的沒有牆壁在最深刻的意義上界定了它的無可逃避。這才是悲劇之所在。這才是屬於我們的悲劇之所在。流亡的民運份子、流產的海外民運、作家當可為此做最為生動的見證。
然而這遠遠不是最後的結論。如果物質財富的被剝奪意外地還給了我們屬於我們的真實，這意味著謊言、惡德，和恐懼一樣，是可以移除的，即或那必須通過激烈的自我抗爭的甬道。如果地理上的移位不能使我們逃離這無牆的監獄，勢必有其他道路使禁錮我們的鎖鏈悄然從內部脫落。
在給國家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的一封公開信裏，高智晟律師要求他們改善與人民的關係，停止迫害法輪功，並且把施酷刑的人看作和被拷打、虐殺者處於同一位置的，道德上的“受害者”。因修練法輪功而被關押在勞教所多年的王玉芝也把那些在她身上施加酷行的管教視為和自己一樣的，這一場迫害的受害者。正是在這種不投擲第一塊石頭的，對我們所共同擁有的真實“如得其情，哀矜而毋喜”的深切體悟裏，我們知道每個人是如何乘坐在同一艘危險的沉船上。不輕易定罪，卻試圖喚醒所有的人，是這些國土裏為數不多的真正勇敢的人向我們昭示的典範。在每天的生活裏，我們面臨著無數善與惡的選擇，沈默或是說話的選擇。每天，我們同時有可能成為掠奪者或被掠奪者。善人或惡人。奴隸或非奴隸。每天，我們必須選擇如何對待那高懸在我們頭頂，淩空揮舞的鞭子。(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