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十字架
在一個製造了偽上帝的國度，宗教迫害僅僅是它必然的延伸。
對法輪功、基督教家庭教會、非註冊天主教徒的打壓從九十年代後期開始升溫，抵達了較之文革時期毫不遜色的酷烈。此前集中于藏傳佛教、新疆回教的地域性鎮壓至此跨越了地理疆界，對信仰者的迫害滴水不漏，禍及最偏遠的角落。國家機器對這些教徒這般如臨大敵，不可否認，和東正教、天主教在蘇維埃及波蘭共產黨倒臺中起的催化作用有關。
在一天天壯大的信仰的君臨下，中央政治局把教徒人數的升高視為黨生死存亡的指數。一場前所未有的，從幹部到中小學生的無神論宣傳席捲了全國，所有農村中小學師生、農民被迫簽下反邪教責任書，凡是舉報地下教會、非官方宗教群體都有重賞。部分鄉鎮出現了文革式的遊街，中、小學作文及試卷上出現了誣衊信仰的題目。
在大批複製了偽基督教傳教士之後，突襲地下家庭教會，沒收教會財產，綁架、勒索、關押教徒，僅僅是這序曲的下一步。1983-2001年，全國6千多萬名地下教會基督徒裏有270萬人被拘捕過、44萬人被判勞改勞教、20 萬人被迫離家外逃或失蹤、1萬多人被迫害致死、2萬多人被酷刑至殘。2004年下半年，在河南，4百多名家庭教會牧師被抓。在湖北，2005年初有3百多傳道人被迫離家。
這些抽象的數字背後，是一個個殉道者的故事。在安徽，十幾個安息日教會基督徒被繩索串聯著拴起來，從聚會所一路綁著，關入了派出所。78歲的汪洪恩長老在關了18天後在一天黎明時分被拖出大門，扔在了雪地裏。身受重傷的老人躺在雪地裏無法動彈，禱告了一整天。
無神論者對基督徒的酷刑充滿了瀆神的色彩。一個女基督徒被吊銬在兩米高的鋼筋上，對她施刑的人戲弄地說：“看!像不像耶穌釘十字架!” 有時候，對教徒的迫害回到了文革時期的遊街示眾和批鬥大會。而有時候，對信徒的虐殺落入了恐怖主義的氣氛。1992年一天晚上，河北保定小望亭的教友們正在祈禱：
突然開過來幾十輛軍車、警車…車上滿載全副武裝的軍警。他們…抬下一個大塑膠袋丟在教堂門口…教友們…驚恐的發現原來是他們日夜盼望，已失蹤一年多的范[學淹]大主教遺體。教友們圍過來含著熱淚仔細看撫摸已瘦骨嶙峋、皮膚乾枯的主教遺體，發現主教額頭上有明顯傷痕，左小腿骨折處斷骨已要伸出皮膚…
在共產黨無神論統治的半個世紀裏，對宗教的迫害從未間斷，然而在樣的困境下，中國基督教徒由1949年的1、2百萬激增至6、7千多萬，增長率遠遠超過了容許自由傳教的二十世紀上半葉。仿佛是為了見證信心的奇跡，信徒在酷虐下滋長，如烈陽下的樹木。對於這今天在國土上發生的奧跡，中國基督教傳道人心裏非常清楚；為了使無數殉道者的犧牲為基督在中國贏得更大的見證，他們甚至敦請美國信徒停止為他們祈禱，以免阻斷了這奇異的恩典。
時常，這些基督徒的信心以一種樸質的方式表露出來。下面是文革期間，一名基督徒與共產黨書記之間的對話：
張榮亮寫了自己信主的過程交上去，李景德找他談話：“你這檢查像傳教，並沒有表態不再信主，你以後怎麼辦？”張榮亮說：“我還要信耶穌。”李書記問：“你快要批准為國家正式幹部，將來可以調到公社工作，你是信馬列主義，還是信耶穌，只能在兩者之間選擇一條路。”張榮亮答道：“我繼續信耶穌。”李書記生氣地訓斥他：“你是花崗岩腦袋，非給你洗腦不可。”
對於一個樸素的信仰者，在信仰和非信仰之間的抉擇，和他的言語一樣，是簡單而明快，毋需多做考慮的。在他樸質的信仰下，黨一貫的威脅利誘：“只要跟黨走就擁有一切；一旦離開了黨就喪失一切”徹底失去了效力。很顯然，無神論在信仰者那裏碰到了頑強的岩壁。
中國宗教迫害真相調查委員會的2001年報告裏有下面一段話：
人民對共產黨的認識是分三個階段來完成的：1949年前為“日夜盼望階段”；1949年至1989年為“逐步認識、恐懼觀望階段”；六四以後至今為“徹底絕望，怨聲載道階段”。而共產黨對人民的政策策略也可分為三個階段：1949年以前為“拉攏利誘階段”；1949至1989為“關門魚肉馴服階段”；六四以後至今為“公開魚肉決戰階段”。半個多世紀以來廣大的宗教信徒就是在這樣一個長期奉行國家恐怖主義的暴政下走著悲壯的信仰之路。
我們可以看出來，在這裏生動地描繪的人民共和國與人民的關係是一種絕對荒謬，異化的關係。同時我們需要明辨，在這裏所描繪的這種從屬關係裏，人民在心理上完全是一種羊群式的，被動的物件物，不具有任何主體的能動力，也因此不具有任何反抗的可能。在這樣一種主從的關係裏，人民的被宰治逐步絕對化，一步步落入了今天近乎前現代的奴隸狀態，成了國家機器任意宰割的物。
如同清代對文人的誅心，共產黨對人民採取了消滅靈魂的手法，而洗腦是消滅靈魂最直接、原始的手段。那完全是對於“物”所施行的。對於唯物極權者，靈魂，或曰精神，並不區別於任何物質物件，因此是可以洗滌，可以汰換的。可以如同物件一樣任意扭轉的。為了證明自己與物之間的差距，信仰者以簡樸、不可動搖的堅信嘲笑了唯有對於物有效的洗腦。
從西元64到313年，古羅馬帝國對基督徒展開了十次迫害，直到基督教在三世紀末成為羅馬國教，原本屬於底層平民的基督教開始廣為羅馬的智者、貴族、帝王虔誠信奉。這無疑是人類歷史上驚人的一幕：這些殉道者在地上之國建立起無法更改的內在秩序，“以盼望對抗殘暴”，擊敗了這個歷史上最強盛的帝國。一直到之後的一千多年間，西方世界無數的精英為基督教文化獻出了無論是在音樂、藝術、文學或哲學上的豐盛果實 – 直到陷入腐敗、獨裁的教會逐漸失去了精神上的合法性。在歷史無法停止的步伐下，科學進一步瓦解了人類對形上秩序的信念，成為迄今為止的新宗教。
在這裏重提基督教的歷史是為了理解我們的現在。人類的歷史無疑是曲折婉轉，充滿了悖論的。宗教迫害從來不曾從歷史絕跡，而在二十世紀，全世界受難的基督徒人數超過了從羅馬帝國到十九世紀近兩千年間受難者的總和。這意味著人類並沒有由於物質的豐富或現代化而有本質上的進步。人們印象中屬於古代的宗教迫害在現代社會變本加厲，並且在科技的助紂為虐下強化了迫害的力度。
發生在五大洲：從大戰時期的歐洲到今日回教世界、共產國家的宗教迫害是二十世紀被忽視的一個重要事實。這場世界性的迫害在九十年代中迅速升溫，一直到我們說話的現在，全世界每年約十多萬基督徒為了自身的信仰而失去了生命。很顯然，對於我們的現在，我們需要更努力去理解。為什麼在二十、二十一世紀發生較之野蠻古代更黑暗的宗教迫害，以及這場迫害在人類文明史上的意義，值得我們深思。唯有透過歷史的透視鏡，對於我們所生活的當下才能有較為透徹的體會，並由於—當然，這僅僅是一個希望 – 洞悉了因果及事物之間深刻的必然性而決定行動的方向。
從共產黨施加在基督徒身上的罪名裏，我們看見了隱藏在它內心的恐懼。給牧師偽造的罪名是：擾亂社會治安、圖謀顛覆國家政權、非法提供情報。這完全符合共產黨將異議人士劃入“國家之外”，使其成為國家敵人的一貫策略。男基督徒的罪名時常是作風問題，女基督徒的則是詐騙；老年基督徒的是殺人。一名女基督徒被嚴刑拷打，迫使她捏造莫須有的罪名誣陷一名男基督徒。為了矇騙海外基督徒的良心，以一個沒有信譽的政府的信譽，共產黨發出一個奇怪的審判長定罪的聲音。
我們要問的是，它懼怕什麼？誰比誰更恐懼？當我們看見了後極權政權對於信仰，對於信仰者的恐懼時，我們自身的恐懼就如一件不合身的外衣，悄然脫落。
六四後流亡異國的學生領袖和民運人士裏，成為基督教牧師的不在少數。而在民間維權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的今天，與這些人民一起站在第一線的律師們出於對中國道德與精神危機的切膚體認，同樣選擇了成為基督徒。為了對事物有更透徹的體悟，我們不該低估這件事背後的意義。在一個素以沒有宗教著稱的國家，這些知識份子從對自由民主的追求轉而入信仰的領域決非偶然。這個獨特的現象和無神論統治下中國信仰人數的激增彼此呼應，具有無法否認的歷史意義以及或許更高的，形上意義。
曾經在八十年代具有影響力的影片《河殤》創作者之一運志明在六四後流亡美國，幾年後成為基督教宣教士。他耗費了三年編導的紀錄片《十字架：耶穌在中國》裏充盈著悲慟莫名，無以自持的基督徒和宣道人。在西北高原的窯洞裏，在墓地山坡上，人們舉起雙手高唱在現代中國廣為流傳的迦南詩歌。這近千首詩歌是一個沒有受過音樂訓練的農村姑娘在聖靈的觸動下譜寫出來的。人們閉上雙眼高唱，淚水在一張又一張臉上久久燃燒。這些從心靈深處流出來的熱淚迫使我們追問：為什麼，這麼多的淚水？為什麼，滾燙如火焰的淚從這麼多雙黑眼珠裏泉湧而出？
這並非一個吝嗇淚水的民族 – 時常，淚水是我們能饋贈給彼此的唯一安慰。是唯一證實我們依舊活著的證據。1989年春夏最炙烈的那些天，淚水是我們除了憤怒之外唯一的言語。無比珍貴的，同時又不值一分錢的淚水。當淚水成為我們這個懦弱的，這個習於忍耐，永無止境的種族在無法採取真正行動時的替代品，它不值一分錢。這直到今日仍未接受啟蒙的洗禮，把個人埋葬在集體的幸福和軟弱裏，畏懼獨立思考如洪水猛獸的國族，它的淚水豈不是如同稚子的眼淚一般？文革期間，天安門廣場上在毛的面前激動地揮舞著手中紅色的毛語錄，在一種歷史的瘋狂與恐怖中流下的莫名淚水是我們這個民族集體流的淚裏最為可驚可歎的標本。然而，這些基督徒的淚水屬於另一個範疇。(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