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維權運動
2003年被稱為公民維權年。在這之前，中國並不缺乏民間群體運動。1976年天安們廣場上的“四五運動”是一場人民自發的非暴力反抗運動；文革剛結束後出現的西單民主牆是以文字進行反思的，以智性為先導的運動。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百萬學生、工人、市民、知識界參與的從靜坐、絕食、大遊行到民主講壇一波接一波波瀾壯闊的運動是一場震驚全世界的，偉大的民主運動。這場運動遭遇的殘酷鎮壓使得公民運動在中國受到了不可磨滅的蘄傷。
然而從九十年代開始，改革開放步伐加快的同時出現的各種不公義現象使得民間運動以加速度飛快生長。到了2002年，遼寧遼陽和黑龍江大慶油田持續了數周的萬人大罷工標誌著下崗工人的示威運動進入白熱化。根據官方的統計，2003年一共發生了5萬8千起集體抗爭。2004年，7萬4千起。2005年，維權運動向整個社會推進，抗爭已超過10萬件。當我們把這些抽象的數字代換為具體的人和他們為了生存而進行的艱钜的行動，這個充滿了動盪的平行世界就十分具體、悲壯。
讓我們迅速審視一下近年來一些重大的民間維權運動。2002年，遼寧遼陽上萬名下崗工人高舉著毛的肖像和紅旗聚集在市府附近，肅穆地遊行示威，要求釋放被逮捕的工人領袖。在觀者的眼裏，這無疑是一個十分吊詭的歷史場景。大躍進時創下奇跡的大慶油田的大罷工和工人要求成立獨立工會更預示著時代的巨大變遷。不久，數千名解放軍進駐兩地。
2003年底，黑龍江林區精簡三分之二工人，強迫他們簽下合約，把拖欠的工資改為認股資金。30萬工人召開生存誓師大會，近5萬人帶橫幅和呼籲書上省裏請願。5千多名公安、武警封鎖鐵路、公路，以採取無產階級專政手段威脅他們。工人轉而進駐伊春、鶴崗政府大樓，兩市陷入癱瘓。沿路在車站等地發生了流血衝突，數十人傷亡、數十輛政府、公安車被焚燒。在抗爭高峰期，工人和當地聲援的民眾有六十多萬人。
以下是2004年發生的幾件重大公民維權運動：
1. 3萬名從河北遷移到唐山的遷移戶派十名代表到北京上呈人大一封一萬多人簽名的《萬人書》，要求罷免唐山市委書記張和。由於補償費一直未下來，這些生活在貧困中的農民為了維權而上訪8年。出於對法治的信任，他們在細心研究了國家憲法後寫成了這篇具有歷史價值的萬人折。如同所有對於這一類上訪案子的處理，唐山的公安趕到北京展開了大追捕。這些代表被遣返，萬人書的主要發起人抱病入獄。
2. 重慶萬州萬人大暴動。這場大暴動起因於中國今天的一個特殊現象：“仇富”。一個挑夫﹐重慶典型的勞動者﹐無意間弄贓了一個貴婦人的衣服而被打了一記耳光。這個事件挑起了下崗工人眾多，全城“產業空心化”，積怒日久的萬州人的義憤，上萬人衝擊政府大樓，積累已久的社會矛盾如洩洪般噴薄而出。和萬州大暴動遙相呼應的是2003年山東鄒城城管隊故意輾死小販而引起的數千人打爛市府公物的暴動，以及蓄意壓死農婦的寶馬案在網上掀起的軒然大波。
3. 四川萬源5-10萬農民維權運動。由於建水電站而被迫拆遷，沒有獲得合理賠償的數萬農民靜坐工地，阻止大壩截流。在傳出鎮壓的軍隊開槍打死人後，新聞全面封鎖。中國歷史上，川人從來不是軟骨頭的順民。反抗升級，農民和學生抬屍遊行，搗毀軍人指揮部住地，一部分學校停課，菜市、店鋪關門、機關停擺。軍管下交通、通訊被切斷，網路被管控﹐全縣幾乎完全癱瘓。
4.陝西咸陽6千工人在工廠門口日夜靜坐罷工，抗議工廠因被外資收購而遣散工人。政府出動了千名員警準備在深夜抓人，因而激怒了包括退休工人在內的2、3萬工人連夜趕赴現場支持，釀成持續數星期的大罷工。
2005年，公民維權運動的旗幟繼續在風中飄動。廣州番禺太石村罷免村官事件，和唐山移民萬人書一樣，具有敏感的民主內含，而太石村民依據法律的理性抗爭更牽動了廣大的社會及知識界的參與。為了堅持依法罷免村主任，400多名村民在區政府門前接力絕食。番禺區政府出動了近千名防暴員警，打傷了數十名村民，噴水柱擊倒村中婦女以肉身組成的防線，一如古代的強盜般搶走了太石村財會室的保險櫃和帳冊。
10月，成都天府廣場聚集了近三千個中老年人。這些人把一生的積蓄投入了都江堰市民政局建塔陵的集資。喪葬在國內為政府所壟斷，是一門官商合汙的暴利行業。為了百年之後計，老人們買下塔陵靈位；三年來他們的集資款出現問題，民政局推卸責任，當地法院不接受起訴，媒體不敢報導。這些工作了一輩子的老人手裏高舉“還我血汗錢”的牌子在廣場靜坐。無論是生還是死，對中國老百姓來說都是不容易的。
這些草根運動形成的平行結構與另一個平行世界息息相關：在某一意義上，當代的網路空間正是我們的另一個平行世界。在虛擬的開放空間裏，在不受時空限制的流通下，原本區域性的草根運動突破了封鎖，得到了來自遙遠各地更多人們的關注。這在幅員廣大，消息閉塞的中國無疑是意味深長的。在這個意義上，虛擬空間介入了日常生活，造成了言論鉗制一個巨大的缺口。2003年起，一系列在眾憤難平的壓力下得到糾正的社會事件證實了網路在這個時代的特殊作用。
烽火燎原的草根運動昭示了我們正處於一個公民維權運動的歷史時期，需要與波蘭團結工會類似的力量來整合散佈在各省的工人、農人，使得這些在四處孤獨燃燒的火焰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在這裏，我們遇到了一個難題。這個難題牽涉到人民共和國反良知的極權暴力統治，以及與之共生的，知識份子的集體軟弱。
知識界與民間維權運動的斷裂是一個中國知識份子開始反省的問題。尋找自身反抗施力點的知識界在各種為六四正名、平反法輪功、釋放異議份子等簽名運動之外，由於對草根運動的關注與參與而免於從民間維權運動裏徹底缺席。隨著國家意識形態進一步的收束，知識精英承受著與維權的人民雷同的人身迫害。2003年又被稱為「白色恐怖」年，50個“異議人士”被捕、判刑，其中不少人是因為在網路上發表言論而受刑。2004年底開始，隨著《九評共產黨》冊子的廣為流傳所引發的退黨風潮以及繼之而來的對作家的大搜捕，知識份子對批判及顛覆共產黨開始更主動，流亡海外的民運分子和國內學者、律師之間的互動也更深入。我們可以說，知識份子的“行動”已逐漸從以筆為旗上升到真實的，把共產黨放置在審判庭上的行動。
然而不可否認﹐在知識界與抗爭的工人、農民、冤民之間依舊存在著斷裂，這斷裂來自於知識份子自身歷史悠久的犬儒主義和自欺的生存方式，更來自於他們普遍的無力感。在他們對這些遙遠烽火的關注裏，有一種根植於行動上的無能與潛藏甚深的多向度欲望交互作用的，難以描述的錯位。這也是為什麼草根維權運動至今處於彼此分裂而缺乏整合的困境，使得一個個風起雲湧，感人至深的運動不得不遭遇最終的挫敗和潰散。
在現在這個歷史階段，我們急需為公民政治權利提供各種法律、理論依據，並深入而有系統的在民間傳播，以為公民運動擴展空間及建立深入發展的基礎。換句話說，我們需要透過意識的開啟來打造一個真實意義上的公民社會。從1977到1989年不定期發行文件聲援受迫害者，由一群捷克哲學家、作家、藝術家組成的七七憲章，以及以歷史學者米克尼奇為靈魂人物，有一千萬個會員的波蘭團結工會是我們上好的借鑒。米克尼奇曾經這樣說：“永遠不要忘記，我們只有一個波蘭。”同樣的，我們只有一個中國。我們只有一個除了我們自己，沒有任何人能拯救的中國。赤手空拳的百姓已經站出來了。我們不能像1989年春天那樣躲在青年學子背後，等待他們朝前衝刺。不能像在那個惡夜之後遠逃異國的學生領袖、精英，在百姓、處子的面前從自己的責任逃逸。這是一個永不重返的歷史時刻：只有和這些為了生存而站出來的人民站在一起，才能把我們從精神上的虛無和早已淬煉地爐火純青的犬儒主義拯救。
這是一個充滿了嘲諷的時刻：我們正經歷著一場在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內部進行的，由農民和工人自動發起的，真正具有無產階級精神的公民運動。不會有另一個自贖的機會了。沒有另一個國家能像中國一樣賜給我們這些廣大、馴良，善於吃苦、勇於忍耐的人民。沒有另一個國家能給予我們這樣一個嚴酷地檢驗自己的力量和勇氣的機會。不會有下一個同樣困難、充滿了絕望和希望的生命，等待我們去把它完成，像是完成一個充滿了奇跡的神話。不會再有這樣的機遇了。不會再有那在無比險惡的困境中激勵一個人從生命裏誕生的，無比深刻的希望了。
出現在北京國務院信訪辦和天安門廣場上的，是數目越來越龐大，面容憔悴，身穿白色自製的狀衣，頭戴奇形的冤帽，衣帽上拿紅墨水寫著鬥大的“冤”字和密密麻麻的冤情，成千上萬的上訪冤民。他們從全國各省坐長途火車、汽車來到京城，每逢重大會議時人數驟增，然而也被以同樣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從上訪村被捉上警車，送到馬家樓監禁。這些有著奇特意志力的冤民長年逗留北京，失去了最後的家當，花完了最後一分錢，變成了街頭露宿的乞丐。在冬天他們臥宿街頭，直到人們在早晨發現他們臥在雪裏的，凍僵的軀體。2003年那個比往常寒冷的冬天，第一場雪過後的第二天早晨，從他們居住的上訪村抬出了七具屍體。
在過於長久的絕望中，許多冤民放棄了自己的生命。四個冤民在北京服毒自殺：“他們一個人拿著杯子，其餘三個人拿著礦泉水瓶子，喝了以後就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七個東北口音的冤民在北京西單跳樓自殺身亡。一個目擊了現場的老婦人嚇得嘴唇直哆嗦，一名長期上訪的老人歎道：「今天早上死了七個人，死的太慘！」在粗暴的截訪、虐打、關押下，案子久久得不到解決，冤民在天安門廣場上跳金水河、自焚、吞毒的悲劇不斷傳來。
2005年秋，面臨就要到來的冬天，無計可施之下穿上自己最好的一件衣裳，背上全部的家當從上訪村出發，化整為零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越過了公交車服務員和員警的粗暴攔截，終於來到了天安門廣場旗竿台前。然後她們再度結集起來，跪地、前撲，衝到五星紅旗下緊扯住血旗，聞聲而來的公安狼狽不堪地把她們一個個架走、拋到半空，半條沉重的抛物線。
在空曠的天安門廣場，在毛遺體的遙遙注視下，數十名上訪者前撲後繼，在風裏進行一場無望的舞蹈：下跪、前奔、突圍、悲呼。她們喊的什麼？一聲聲呼嘯著此起彼落，震人心弦的“冤枉”- 那難道不是被喚做包青天的包拯坐在轎子裏巡訪時，苦大冤深的百姓跪地把他攔截下來時發出的悲聲？那是什麼時代的事了？這是發生在我們眼前的事嗎？就連曠古奇冤的嶽飛算不清第幾代後裔的母親竟然也如一場歷史的惡夢般來到了天安門，領著她的一群子孫控訴她生活在現代的兒子的冤情。這是我們的時代嗎？我們所生活著的到底是什麼時代？那裏駛過去的難道不是一輛如假包換，摩登的雙層冷氣公車？上面坐著的難道不是我們充分現代化，身穿牛仔褲，腰佩移動電話，吃飽了飯的人民？為什麼這些衣著簡樸，如同來自另一個時代的人從歷史的布幕後沖出來，把時間一竿子打亂？為什麼廣場上另外那群人緊立在一處，遙遙地打這兒好奇地瞧，卻不再走近一步？什麼阻止了他們？
生活在不同真實裏的人的交會註定是困難的，不真實的。除非我們有更寬廣的觀看方式，除非我們獲得了屬於他人的角度。或者，除非我們成為不同的人。在更多的時候，這不可能的真實被放逐到網路的虛擬空間裏，以平面化的方式傳遞給我們。突破了封鎖，一個和我們習於在日常生活裏看見的真實截然不同的世界就展現在我們大驚失色的眼前。然而在意識形態的黑手伸入這個比日常生活更真實的虛擬空間，捋緊了它的脖子，偽造虛假的言論後，意識形態打造的真實和潛藏在日常生活底下的真相就更難接軌。
然而歷史是誠實的。由於地底暗流一日比一日洶湧，它逐漸浸入了日常生活，那些原本只是偶爾流過分界線，被短暫地曝曬在陽光下的黑暗開始大量地浮現在人們的生活空間裏；像是天空撕裂了一條裂罅，伸下來一隻佛巨大的腳趾。原本通過虛擬空間來到眼前的事物開始出現在我們行走的街道上、鄰人的屋宇，直到有一天它襲入我們的客廳，迫使我們進入另外一個世界，成為它的居民。迫使我們橫越阻隔在自己和那些落魄的上訪者之間的深淵，成為他們之中的一個。
在這暗流洶湧的平行世界裏，旗幟最鮮明的一支是被喚作天安門母親，為了在六四那一夜後失蹤、被囚禁、死亡的兒女們而矢志不忘，哪怕是追索到時間的盡頭也必為自己夭折的處子尋求正義的中國母親們。以北大教授丁子霖為首的這群受難者家屬有系統地、堅毅地追查在六四淩晨所有死亡、失蹤的人，為一切作證，也為彼此做道義和情感上的支柱。這些中國母親是急於讓人們忘記一切的當權者的一顆心頭刺。在六四之後，她們英雄式地支撐著中國的良心。
所有敗衣破服，十年、二十年上京申冤，除了自己的冤情外一無所有的，來自民間底層的上訪者；糧地被圈、被造紙廠、電瓶廠污染的農民；自身的權益被各種巧立的名目剝奪的下崗工人—所有這些人連袂，與天安門母親們彙聚成了一個和繁榮發展中的社會表像迥異的，巨大的真實。這來自民間最根源的力量 – 還有什麼比最本原的母愛更具有驚人的韌性和塑造奇跡的可怕的力量？還有什麼比為了活下去而發出的呐喊更有力的控訴？這正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平行世界；在現代、後現代、君主、封建、奴隸社會數足鼎立的中國，這來自母親血緣的政治反抗，和天安門廣場上那逆時間之流而行的非歷史場景一樣，難道不是最必然的？在極為深刻的意味上，中國在表像下隱藏的世界和捷克建築在文學藝術上的平行世界截然不同。(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