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領導浴血抗戰紀實(中日決戰連載之四)

大陸 孫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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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21日訊】 艱難歲月 
 
1  

  蔣介石於1939年末在長江下游兩岸發動的空前規模的冬季攻勢,給日軍以沉重打擊。同時,使日軍看到了蔣介石軍隊的強大和對侵華日軍構成的嚴重威脅。於是,招致了日軍一系列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殘酷報復。這就是1940年以後近兩三年的艱難時期。
  1940年初,日本方面為抵消重慶國民政府,決心推出汪精衛,建立全國性的漢奸政權。「建国」的人选、组织、机构都早已按日本人的旨意准备好了,只等「黄道吉日」,粉墨登场。
  1月16日。
  汪精衛向蔣介石發出通電,威逼他趕快向日本人投降,否則,他的「新中國」一成立,重慶國民政府就將被取代。通電稱:
  兆銘(汪精衛)對救國夙有決心,如先生始終堅決予以拒絕,則兆銘即不能再顧慮此事,勢必先全力謀求局部和平,再選擇到達全面和平之途徑。除此而外,別無他途。先生如能以國命民生為重,此時毅然決定大計,與日本停戰媾和,根據近衛聲明之原則,以求其具體實現,則兆銘及各同志必能與先生同心協力,迅速實現全國和平。
  蔣介石對汪精衛發出的通電,不予理睬。
  3月30日。
  南京城各高大建築物上突然掛起一面面青天白日旗。各主要街道上,一群又一群的遊行隊伍,喊著和平建國的口號穿城而過,大街小巷橫空扯起了大幅標語:
  熱烈慶祝國民政府還都南京!
  和平建國萬歲!
  上午。
  一長溜大小汽車越過鐵路,行駛在南京城中央大道上。汪精衛的新「中央政府」各院部及委員會的頭面人物,佇立車上。好一派春風得意景象。
  車隊駛入「國民政府」院內,在寧遠樓舉行就職典禮。汪精衛身著禮服,站在麥克風前,聲嘶力竭地宣讀了《還都宣言》。
  為了混淆海內外視聽,更好地取代重慶國民政府,汪精衛的「新中央政府」,除名稱上照搬重慶政府外,還把南京政府裡所有機構的名稱,一律照搬重慶政府的模樣兒,甚至還別出心裁地把南京政府主席的「尖尖帽」,硬戴在現任重慶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的頭上。汪精衛自己只屈居「主席」之下的行政院長(兼代理政府主席一職)。
  但是,正當「還都」劇演到高潮之時,鼓樓和市中心新街口等處,卻響起了乒乒乓乓的槍聲。隨著槍響,「國旗」上頓時現出槍眼若干。甚至有的旗桿被「神槍手」擊中,「國旗」頹然倒下。
  正在遊行的人們,開初還以為是哪裏在放鞭炮慶祝,但當那槍子兒嗚嗚怪叫著從頭頂上飛過時,這才瞠目結舌了。只見一群群日本大兵在街道上提著槍,指著「國旗」大罵不休。
  汪精衛得到日本兵槍擊「國旗」的報告,立即派梅思平代表「新中國」政府,前往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交涉。
  派遣軍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回答梅代表,按照事先協定,「國旗」上方必須加一塊三角形杏黃色布片,上書「和平建國」,或「和平反共建國」字樣,以區別於重慶抗日政府國旗。你們沒有按協定辦,因此,引起日軍官兵的憤慨。如果派遣軍聽任把沒有區別的重慶政府國旗飄揚在南京上空,勢必嚴重影響大日本皇軍的士氣,動搖皇軍軍心。因此,你們必須立即取下現在的國旗,換上有區別標誌的「國旗」。
  汪精衛無法「獨立」行事,只得下令換上有區別的「國旗」。轉眼之間,南京城大街小巷又橛起一桿桿附有三角形黃布片的「國旗」來。
  3月30日。
  蔣介石從收音機裡聽到「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和汪精衛宣讀《還都宣言》的聲音,頓時大怒,下令中央電台開大功率,向全世界廣播,重申1939年6月8日,重慶政府發出的對汪精衛等人的通緝令。通緝令說:
  汪兆銘違背國策,罔顧大義,於全國一致抗戰之際,潛離職守,妄主和議,並回應敵方謬論,希冀煽惑人心,阻撓大計。經中央加以懲戒,猶復不自醒悟,倒行逆施,竟於上月秘密赴滬,不惜自附於漢奸之列,與敵往還,圖謀不軌。似此通敵禍國行為,顯屬觸犯懲治漢奸條例第二條之規定。此來海內外民眾同聲憤慨,先後呈請通緝嚴懲者,不下千餘起之多。政府如尚曲予寬容,其何以伸張國法,慰我軍民。應即由全國軍政各機關一體嚴緝務獲,依法懲辦,以肅紀綱。
  接著,蔣介石下令懸賞十萬塊大洋,拿辦汪精衛人頭。
  日軍為了摧毀重慶國民政府的抗戰意志,傾其海陸軍航空力量,對以重慶為中心的西南根據地,進行了連續半年之久的狂轟濫炸。
  5月20日至30日十天中,日機七次轟炸重慶,共出動飛機五百七十一架次。
  6月,重慶被炸二十一次,日軍共出動戰鬥轟炸機一千一百一十八架次。
  7月,敵機十三次轟炸重慶,每次出動飛機五十至一百二十架。
  8月,重慶被炸十八次,每次出動飛機九十至一百九十架。
  9月,重慶被炸五次,每次敵機六十至一百架之間。
  10月,重慶被炸五次,五次敵機均在一百架以上……
  敵機在轟炸重慶的同時,成都、自貢、樂山、宜賓、萬縣、南充等大中城市盡數受到毀滅性轟炸。連巫山、奉節、雲陽、涪陵、墊江這些不設防的小縣城,也受到日機一次次一遍遍地轟炸,房屋被夷為平地,許多小縣城的居民還不知飛機為何物,初見敵機光臨,都拿了紙錢對天焚燒,抓了白米照天上撒,跪在地上對天磕頭作揖,以為那是天上來的神物。
  這些嗡嗡怪叫的天上神物,就照著地上大群大群的燒香拜神者俯衝掃射,向他們頭頂上扔炸彈。
  7月31日,中午。
  上百架敵機順長江而上轟炸重慶,途經涪陵時,也給這座長江邊上的小山城帶來了災難。
  機群臨空掠過,燃燒彈雨點似地傾倒下來。千千萬萬的市民呼號掙扎……住在小東門盧陵會館的上千名受訓新兵,被炸彈炸了個中心開花。會館變成了焦土,到處是殘缺的肢體,一些炸彈落到長江和烏江匯合口,江水裡飄浮著數以億萬計的死魚死蝦,人的生命和大自燃的一切都無一倖免,倍遭戰爭塗炭。
  地處莽莽巫山叢中的巫山縣城,是一座從屈原那個時代起,就有著說不盡道不完的民間優美傳說的小城鎮。神女峰、望天坪、楚陽宮……每一個傳說都飄散著長江文化的清香淳秀,每一個傳說都飽含著巫山人民的智慧和善良。但是,他們卻首先「品嚐」了當時最為毒烈、殺傷力最為殘酷的空爆炸彈的轟擊。敵機走後,長江邊上那座明珠似的小山城被燃燒彈焚為灰燼,男女老幼死傷枕藉。倖免於難的居民,在蘇鵬舉的國民自衛隊和駐軍的幫助下,上山割來羊鬍子草搭成窩棚,因而在《巫山縣誌》上留下了「草城」時期的歷史記載。日本飛機經常從沙市機場起飛,前去轟炸重慶,總忘不了要丟幾個燃燒彈燒燒草城。
  大後方民眾,已經到了無處安身的境地。
  巫山縣中學,被迫在離縣城三十多公里的早陽鄉的一個山洞裡上課,被人們稱為巖洞中學。
  1936年6月11日,夜間。五十四架敵機突然飛臨四川首府成都,投下大量燃燒彈。文化古城被巨大的火海吞食,火光映紅了半邊天際。離成都六十餘里的新繁鎮上的人們,都能看見成都上空那舔食天穹的紅紅的火舌。許多市民全家被炸,燒死及受害者在六千人以上。
  1940年10月27日,白天。大批敵機轟炸成都,數以萬計的市民驚慌奔逃,不少人成了敵機俯衝掃射的活靶子,錦江河畔血流成河。
  1940年8月19日上午。
  敵機一百九十架轟炸重慶。
  蔣介石正在舉行軍事會議,會議室附近連中數枚炸彈,玻璃窗亦被震碎。
  最高統帥部——軍委會軍令部、軍政部被炸得一塌糊塗,火光沖天。
  敵機剛去,蔣介石和宋美齡來到他的統帥部,映入他眼裡的是嗆鼻的濃煙,灼人的烈火,還有電線桿上、樹杈上掛著的被炸爛的軍裝布,血淋淋的斷手斷腳,他也分辨不出那些玩意兒是哪位高參身上的了。冒著硝煙的焦土上,遠處崖壁上濺滿了濃腥味兒的人血和灰白色的腦漿。
  受傷的在血泊中掙扎,沒受傷的在奮力撲火、搶救戰友。統帥部彷彿是一幅德拉克羅瓦筆下的《希奧島的屠殺》,又彷彿是米開蘭基羅的油畫《洪水滅世》。
  虔誠的基督徒宋美齡見了這血雨腥風的慘景,禁不住鼻頭一酸,流下淚來,趕忙摸出手帕抹眼睛。
  蔣介石一動不動地立在壩子中間,臉色鐵青。離他夫婦倆不到十米的地方,軍令部二處年輕的少校參謀裴先章和公務員吳某,正在排除一顆嗖嗖冒煙、即將爆炸的燃燒彈。近在咫尺的危險,蔣介石是清清楚楚地看在眼裡,但他沒有動,一直站在那兒,此刻,復仇的怒火使他忘記了一切。
  他的眼光越過院子。山城,正燃燒著沖天大火,各處不斷傳來定時炸彈的轟隆聲。
  
2 

  蔣介石決定在1940年夏季,對長江中、下游之敵發動一場比冬季攻勢規模更大的夏季攻勢。第五、第九、第三戰區,根據這一戰略意圖,在冬季攻勢結束後,立即著手整訓部隊,準備大反攻。
  但是,曾受到冬季攻勢沉重打擊的華中日軍,決心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報復作戰,現在又偵悉重慶方面將發動夏季反攻,決心以先發制人手段,打破第五、第九戰區的夾擊重壓,爭取主動。
  日軍中央陸軍部和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批准了這一先發制人的作戰方案,第11軍司令官園部和一郎迅速調集了第3、第13、第39三個師團和第40、第6兩個師團各一部,於1940年5月1日,發動對李宗仁第五戰區的進攻。
  日軍兵分三路進擊。
  第一路:第3師團和石本支隊,由信陽以北向西進攻;
  第二路:第39師團和池田支隊,由隨縣向襄陽進攻;
  第三路:第13師團,由鐘祥向北進攻;到達棗陽地區後,與中路第39師團和池田支隊並排向西進攻。
  日軍企圖以左、中、右三路同時西進,將第五戰區主力迂迴包圍於棗陽地區唐白河畔,予以殲滅。
  5月初旬。
  蔣介石致電李宗仁,指示:日軍之戰術為速進速退,在一週內就能恢復原來態勢,故應夾擊與截擊其退路,以消滅敵人。
  李宗仁認真按照蔣介石意圖,命令戰區主力各部,避開日軍進攻鋒芒,向側面山地退避,只令小股部隊阻擊遲滯日軍。
  5月4日。
  日軍第3師團和石本支隊一路猛殺,攻陷泌陽,準備乘勢向西猛進,突然收到軍司令官園部和一郎的十萬火急電報:
  湯恩伯第31集團軍開始南下,其精銳部隊4日到達泌陽北側,有於當夜攻擊第3師右側背之勢……
  該路日軍一聽說湯恩伯軍到來,立馬慌了神,停頓下來,搶佔有利地形,構築陣地,準備迎戰。
  園部軍司令官還很不放心,當即又調一個旅團配屬第3師團,以加強抵抗力量。
  第3師團等部(約兩個師團兵力),在泌陽提心吊膽地呆了三天並未遇到湯恩伯軍,才壯了膽兒,於5月7日繼續西進。
  5月8日,襄東平原。
  各路日軍會師於棗陽地區,卻撲了個空,中國軍隊主力早已不在此地。
  5月8日,重慶。
  夜間,蔣介石向李宗仁發報:日軍企圖向原駐地退卻,第五戰區應以全力先在戰場附近圍殲敵軍,然後向應城、花園一線挺進。
  5月10日。李宗仁指揮的張自忠、湯恩伯等四個集團軍和其他部隊,已將日軍包圍於唐白河畔、襄東平原,準備將其殲滅。但是,日軍此時並未疲憊,戰力仍強,圍殲日軍變成了一場短兵相接的大血戰。
  園部和一郎得到報告:第五戰區第33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親自率領五個師的部隊渡過漢水,進入東岸。在重圍中殺得兩眼發紅的園部和一郎,頓時感到可以藉此狠咬中國軍一口。立即命令第13、第39兩師團和池田支隊等部,南下包圍第33集團軍。
  此時,第3師團等部頓呈孤軍。湯恩伯集團軍等部,迅速從四面蜂擁而至,將敵包圍,予以痛殲。日軍不支,拚死殺出一條血路突圍。
  張自忠將軍的情況卻日趨嚴重。
  張將軍所部原駐守襄河西岸荊門地區。當日軍長驅直入,直下棗陽,並向第五戰區長官部駐地襄陽進攻時,他接到李宗仁命令,令其渡過襄河截擊日軍。張自忠決定親自率領突擊隊過河作戰。集團軍副司令馮治安將軍竭力勸阻,但無法改變張的堅決態度。馮又提出由自己率隊過河作戰,張仍執意親征,不容更議。
  出發前,張自忠面對沉沉夜色,深知自己此去生死未卜,對祖國破碎河山油然升起無限眷戀之感,提筆給馮治安留下遺囑,決心以身報國:
  仰之我弟:因為戰區全面戰事之關係及本身之責任,均須過河與敵一拼。現已決定於今晚往襄河東岸進發。到河東後,如能與38D、179D(D:師的代號)取得聯絡,即率該兩部與馬師,不顧一切向北進之敵死拼。設若與179D、38D取不上聯絡,即帶馬之三個團,奔著我們最終之目標(死)往北邁進。無論作好作壞,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後公私均得請我弟負責。由現在起,以後或暫別或永離,不得而知。
  張自忠率領直屬特務營和第74師渡過襄河,立即投入激烈戰鬥。5月8日,在新街與敵遭遇惡戰一場;5月9日,揮師北進;5月10日,到達峪山,與峪山之敵展開血戰。
  此時,園部得知張自忠行蹤,將張部一個師誤認為五個師,傾其三路大軍中的兩路圍殲張部。
  張自忠與絕對優勢的日軍血戰數晝夜,予敵重創,但始終未能突出重圍。
  5月16日。
  張自忠左臂中彈受傷,仍鎮定自若地指揮部隊作戰。戰至下午兩時許,張自忠身中數彈,壯烈殉國!
  隨張自忠作戰的全體將士,亦在南瓜店十里長山,全部戰死。
  重慶。
  天低雲暗,苦雨瀟瀟,山城在雨霧中靜靜地淌淚。
  巍峨的朝天門碼頭,站滿了自動前來迎櫬祭悼張自忠上將遺體的各界群眾。
  蔣介石一身戎裝,佇立在滔滔的大江邊,他的身後,肅立著重慶國民政府的「文武百官」。
  江水的浪濤聲,彷彿成了萬民悲悼張將軍的哭聲;
  從天而降的雨絲,似乎是神州人民哀悼張將軍的淚水;
  迷茫的江面,船影點點,長長的汽笛聲,像是在呼喚著將軍的忠魂……
  民族的優秀兒子張自忠回來了!他的遺體和忠魂一起從前線歸來了!朝天門碼頭,大江兩岸,傳來千千萬萬的哭泣聲!
  蔣介石凝視著緩緩而來的江輪,緩慢地抬起右手,向大江,向張將軍忠魂致以莊嚴的軍禮!
  國民政府為張自忠舉行了隆重的國葬。
  全國各地都舉行了追悼和公祭儀式……
  張上將是一方面的統帥,他的殉國,影響之大,決非他人可比……其忠義之志,壯烈之氣,直可以為我國抗戰軍人之魂!
  
3 

  1940年5月下旬。
  第五戰區的戰況更加嚴重了。
  佔領了棗陽地區的日軍,以第39、第3兩個師團,於5月31日下午,在強大炮火長達一個半小時的轟擊後,由襄陽南面強渡襄河,突破了第五戰區的襄河西岸防線。幾天之內,日軍接連攻陷襄陽、宜城、南漳、荊門、遠安等地,從北面向四川門戶宜昌撲來。
  6月初旬。
  日軍第40、第13兩個師團、池田支隊、漢水支隊等部組成南路大軍,在沙洋南北地區強渡漢水,連下沙市、江陵、十里舖等地,馬不停蹄地向宜昌猛進。
  南路日軍的戰略企圖是:切斷宜昌地區中國軍隊主力的退路,配合北路日軍,進攻宜昌。
  宜昌周邊防線,已被日軍撞開、衝亂。宜昌守軍正處於被各個擊破和節節敗退之中。
  宜昌扼川江門戶,是戰時首都重慶和西南大後方的咽喉所在。宜昌的得失影響甚大。日軍向宜昌南北夾擊猛進,對重慶統帥部震動很大。大後方民心浮動,謠言四起,紛紛傳言日軍將進攻四川內地了。
  6月3日。
  蔣介石急令陳誠趕往前線,組建第五戰區右翼兵團,全權指揮宜昌保衛戰。
  陳誠打點行裝準備出發。蔣委員長侍從室主任張治中將軍與陳過從甚密,將其拉在一邊,搖頭歎道:「五戰區敗了,宜昌必失無疑,你卻現在去守宜昌,太老實了,這是任何人都不願去的。」
  陳誠亦感到情況不妙,但他對蔣介石唯命是從,故以苦笑謝過張將軍的好意提醒,強打精神掛帥出征。
  6月4日。
  陳誠風風火火趕到宜昌,在郭懺的江防軍司令部所在地三斗坪設立了右兵團指揮部。此時,他面對的已是一個被打得七零八落的爛攤子,宜昌的兵力亦甚空虛。
  原來,擔任宜昌地區江防任務的主要是郭懺的江防軍(三個軍)。蔣介石曾有令在先,沒有軍委會最高統帥的命令,任何人也無權調動江防軍一兵一卒。但是,當6月1日北路日軍攻陷襄陽時,李宗仁覺得兵力不夠用,便嚴令江防軍主力第94軍北上,向京山、隨縣、棗陽之敵側後迂迴襲擊,以解襄陽之圍。
  出於第94軍被調走,江防兵力頓感空虛,無力阻擊日軍向宜昌的進攻。
  陳誠急令在湖南整休補充的李延年第2軍趕赴宜昌東北面,在龍泉舖、鴉鵲嶺、安福寺一帶組成第二道防線,又令遠在四川萬縣地區整訓的第18軍星夜兼程趕來宜昌「救火」。
  第18軍趕到宜昌,尚未部屬就緒,日軍便兵臨城下了。敵軍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分三路向城郊進攻。激戰一天,陣地被突破,宜昌城內已是火海一片。
  6月14日。
  日軍攻陷宜昌城。
  6月16日。
  李宗仁指揮第五戰區部隊,對當陽、荊門、宜昌之敵發動反攻。
  陳誠嚴令第18軍軍長彭善奪回宜昌。第18軍以屍山血海之代價攻進城去,收復了這一戰略要地。
  6月中旬,東京。
  就在第18軍奪回宜昌之時,日軍大本營陸軍部參謀總長和海軍部軍令部長,並排站立在天皇面前,報告中國戰場情況。軍令部長提出宜昌作為海軍航空隊轟炸重慶的中繼基地,有著極大的戰略價值,要求佔領該地。
  天皇當即追問參謀總長,「你們陸軍難道就沒有辦法重新奪取並確保宜昌嗎?」
  於是,大本營陸軍部參謀總長向中國派遣軍下達重新攻佔宜昌的命令。
  日軍又增加兵力,在飛機瘋狂轟炸下再次攻佔了宜昌城。中國軍隊數度反攻,敵據城死守,反攻無效,且傷亡慘重。陳誠只得下令停止反攻,調整部署,在城西長江三峽口處,憑險防守,與敵咫尺相峙,互聞雞犬之聲。
  宜昌要地失守,是八年抗戰中,蔣介石感到危機最大的一次。重慶朝野上下,輿論一致譴責宜昌保衛戰的指揮官陳誠,使這位蔣介石重臣的赫赫威名一落千丈。他不僅受到國民黨內、軍內和政府內一些要人的圍攻,民眾對他也非常氣憤。在當時的國民參政會上,有人公開散佈「不殺陳誠不足以謝國人」的言論。
  陳誠認為宜昌失守的原因,與李宗仁在關鍵時刻判斷失誤,抽調江防軍主力北上有直接關係。他陳某只是在戰役中途臨危上陣,當時敗局已定,決非他陳某過錯。宜昌失守,他陳某實為代人受過,徒招恥辱。
  但他覺得自己有口難辯,負辱回到重慶,自知丟失國府都門罪責匪淺,哭喪著臉前去見蔣介石,請求處分。
  蔣介石叫他坐下,好言相慰,說:「宜昌守不住,早已在我意料之中。當時五戰區的情況就那樣兒,我是因為沒辦法了才叫你去抵擋一陣子的,對此,你不必過疚。」
  陳誠對蔣介石的明斷感到敬服。對李宗仁不主動承認自己責任,一直悶著不吭聲,聽憑輿論對他陳某攻擊,而心懷不滿。
  
4 

  1940年夏季。
  蔣介石和重慶國民政府面臨的局勢是異常嚴峻的。
  日軍佔領宜昌,如同一把鋒利的鋼刀,將第五、第九戰區對武漢形成的銅牆鐵壁似地防禦體系,給劈為南北兩半。「鋼刀」的鋒刃直對陪都重慶。
  此時,國際局勢亦風起雲湧,急劇變化。就在日軍攻佔宜昌之時,華南日軍又向法屬印度支那國境出動,切斷了經由越南進入中國廣西、雲南的國際援助路線。
  7月中旬。英國政府出於自身利益,與日本簽訂協定,宣佈封閉滇緬公路三個月,規定在此時間內,禁止軍械、彈藥、汽油、載重汽車及鐵路材料等抗戰物資,經緬甸運入中國。
  重慶和整個西南數省各大中城市上空,幾乎每天都有上百架日本飛機編隊臨空,向下傾倒炸彈。在炸彈的轟隆聲中,大地在瑟瑟打抖,在流血和燃燒。
  人心惶恐不安,一日數驚。
  為了安定民心,鎮靜內部,蔣介石在中央電台發表演講,誓言重慶國民政府將堅定不移地抗戰到底,堅持獨立自主地抗戰方針,以不變應萬變。
  來自長江方面的危機最為緊迫。
  反攻宜昌,至少在目前狀況下是無能為力的。北岸,李宗仁的第五戰區部隊被日軍緊緊擠壓在鄂西北偏僻山區,已不便於顧及和指揮宜昌這個缺口了;南岸,薜岳第九戰區主力被遠遠甩到了側後,因而對江南鄂西地區和湘西地區的防務,亦是鞭長莫及。
  以宜昌為中心,北起鐘祥,西迤常德,形成了一個數百里的空間,一個混亂複雜而薄弱的結合部。
  宜昌以上的長江三峽段,成為拱衛重慶的天然屏障。若宜昌之敵繼續西犯,突破三峽天險,則重慶自然不保。若再失去重慶,國民政府就再無立錐之地了。
  蔣介石決定在宜昌方面,新建立一個第六戰區。他在軍委統帥部最高幕僚會議上指出:「倭寇已緊逼陪都大門,我們已沒有了任何退路,新建立之第六戰區,負責拱衛重慶門戶,這是關係到國家生死存亡、關係到民族存亡的大事。因此,第六戰區比其他戰區的責任更為重大,比其他戰區的戰略地位更為重要。我們的任務和口號是,軍事第一,第六戰區第一!」
  誰出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
  蔣介石沒有點將,將領中也沒有自告奮勇者。
  第六戰區責任重大、特殊,若守不住這大門,作為司令長官被殺頭事小,背上個亡國之罪而遺臭萬年卻使人望而卻步。
  會後,陳誠來到蔣介石住所,請求讓他去守這個大門。他說,「宜昌是在我手上失掉的,理應由我去守。」
  陳誠當時身任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和三青團書記長等要職,蔣介石覺得將其放到戰區,有點兒委屈了他。
  但陳誠卻執意堅辭所兼中央高官,決心去第六戰區戴罪把守都門,併發誓擋住日軍。若陪都門戶有失,願將自己頭顱擲地。
  其實,蔣介石也覺得只有陳誠去守這個門戶,才使他最為放心,便允准了。

  兩人在一起商議組建第六戰區的有關問題。蔣介石問陳準備將長官部設在甚麼地方。
  陳誠早已胸有成竹,說出一番見解來,「日軍若從長江方面進攻重慶,江北,有縱橫數百里的巫山和神農架原始林區擋道,因此,敵使用大兵團從江北進攻的可能性極微。從宜昌向西仰攻三峽天險,亦可能性不大。江南的川湘鄂三省相銜接的邊境地區,大多為丘陵、山嶽地帶,湖南的常德、沅陵、辰溪經四川的黔江、彭水、涪陵,有公路與重慶相通;湖北的巴東、恩施、宜恩、咸豐亦有公路通四川的黔江而達重慶;宜昌南岸的安安廟經木橋、野三關到恩施、建始,有一條人行大道入川,直抵重慶。這些公路和大道,便於大部隊運動。因此,據我判斷,日軍若攻重慶,必然從江南而來。第六戰區的防禦重心應放在江南。六戰區長官部也應置於鄂西恩施。」
  蔣介石對陳誠的意見甚表讚許,意味深長地說:「恩施,據說古代的夜郎之國就是那個地方。我現在撥五個集團軍,四十萬兵力給你,望你這個夜郎之國,頂住日本這個世界軍事強國!」
  8月中旬。
  陳誠率領新湊齊的第六戰區長官部人員,由重慶來到恩施上任。並首先將他的五個集團軍的戰區直轄部隊進行了精心佈置。
  長江上游江防軍總司令:吳奇偉。該部轄三個軍,駐防於巴東至宜昌的長江兩岸,在石碑設要塞,構築永久工事。在懸崖峭壁上鑿貓耳洞,配置機槍、炮群,封鎖長江航道,如同一把鐵鎖鎖住江防大門。
  該部鄭洞國第8軍的榮譽第1師駐守天皇寺、雨台山一線,在山上居高臨下俯瞰宜昌機場。一次,敵轟炸機二十一架轟炸重慶之後,在此降落,該部立即以山炮直接瞄準射擊,擊中機場油庫,頓時火光沖天,將二十一架轟炸機全部焚燬。自此之後,敵機再不敢在這個機場降落。
  第29集團軍總司令:王瓚緒。守備江南湘西的津市、澧縣及華容、南縣地區。
  第10集團軍總司令:王敬之。守備江南石首、公安、松滋、宜都一線。
  第26集團軍總司令:周窖。駐守江北霧渡河、分鄉場、遠安地區。該部第32軍415團1營一直堅守在宜昌西郊三游洞山頭陣地,達六年之久,該營官兵與日軍陣地僅隔數十米,說話聊天相互都能聽清。
  第33集團軍總司令:馮治安。擔任江北遠安以北洋坪附近守備。
  戰區直轄第2軍軍長:李延年。部隊配置於江南巴東至野三關之間,以作機動。
  陳誠來到施恩。這是一個地處叢山之中的市鎮,交通不便,居民不滿五千,而且已數次遭日本飛機轟炸,市面破敗不堪。陳誠同時兼任湖北省主席。當時的湖北有七十一縣市,比較富庶的已淪陷殆盡,尚能行使政權的不過三十一縣,均為地瘠民貧的丘陵山地。平時民眾自給亦感困難,陡然增加幾十萬軍隊,以及從武漢、宜昌等地後撤、逃亡到恩施的公教人員及家屬、學生等數萬人,糧食和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供應更成為最突出的難題。
  為了安定民心,鞏固防線,陳誠致力於軍、政兩途協調併進的戰區建設。

  陳誠在戰區地方建設中,首先將鄂西的專員、縣長中的無所作為者都一個個地撤換下來,換上了有魄力、敢負責的人。鄂西不單地僻民窮,而且風氣特別敗壞,吸大煙、賭博、嫖娼盛行,土匪猖獗。陳誠上任後,制定了一連串的行政法令、法規,親自檢查督促,務求貫徹施行。對於違法犯規者,無論平民百姓還是國民黨官員,犯了哪條哪款,就按哪條哪款辦理,毫不留情。當時的宜昌縣長名叫武長青,此人是陳誠在保定陸校的同學,與陳關係甚好。因包庇鴉片走私,違了法規,被陳誠下令逮捕,經審判後判處死刑,槍斃在七橋坎公開示眾;省糧政局恩施辦事處主任陳國良貪污腐化,被判死刑;利川縣有個搞兵役的營長賣放壯丁,吃空缺,被判死刑……經過一番整治,政府官吏基本上不敢怠忽職守,初步穩定了社會局面。
  陳誠在第六戰區推行所謂的民生主義新經濟政策,以解決軍民吃飯問題。其主要手段和措施是:減輕當地農民負擔,努力增加社會生產;設立平價供應處,遏制通貨膨脹;保證軍隊、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家屬和教師、學生的生活必需品供應;鼓勵商品流通,保障工商業者生產。巴東縣有個叫朱立青的在江邊大道旁開了個搾油廠,常有過往的軍隊佔住廠房,生產受影響。他便寫信給陳誠,述說苦楚,陳當即手書一道「工廠重地,不准駐兵,倘敢故違,嚴懲不貸。」的告示,寄給朱某。
  自那以後,雖然仍常有軍隊過往,多有累、餓得走不動路者,卻再也沒人敢進民房工廠了。
  收留逃亡教師和學生,興辦戰區教育事業。陳誠一到恩施就創辦了湖北省立師範學院、省立農學院和省立醫學院。這三個學院的院長,都是從國外留學歸來的專業博士,都是陳誠使盡手段、竭盡恭敬之意將他們從重慶等地請來恩施效勞的。

  陳誠將逃亡到恩施來的大批教師、學生組織起來,興辦了若干所學校,統叫「湖北省聯合中等以上學校」,當地民眾稱為「聯中」,由陳誠親自兼任聯中校長。陳誠經常以一副文質彬彬、溫文爾雅的面孔,到教師、學生中來,笑容可掬地問寒問暖,徵求意見,贏得了知識界和廣大青年的擁護。他提出計劃教育方針,指派人員編印《計劃教育實施綱要》、《湖北省中等學校升學就業辦法》等教學法規。所謂計劃教育,就是全部實行公費教學制度,所有學校,都是培養各方面專業技術人材的地方。
  陳誠親自抓教育,以嚴師態度,父母心腸,對待教師和學生。因為侵佔學生利益,他親自下令撤換了建始高中和巴東初中的校長;恩施一名糧倉主任,因將發了霉的玉米供應給學生,被關押了起來;利川一名學生被土匪殺害,陳誠頓時怒火萬丈,限令利川縣長於國楨在兩天內破案,抓獲兇手……1943年,日軍大舉進攻第六戰區,恩施岌岌可危之時,陳誠下令,省府以下各級公職人員一律不准擅離恩施。同時,他卻命令省教育廳三科科長王延傑火速去川湘鄂交界的安全地帶,為各校聯繫落實校舍,首先將學生和教師撤離。在戰鬥打得最激烈的幾天,他還打電話到教育廳,詢問各校撤離情況,並規定不准一個學生掉隊,否則,拿教育廳長是問。
  陳誠初到恩施,為了解決軍糧問題,他跟第九戰區薜岳通了關係,薜某給了他一批糧食。湘糧運鄂西,千里迢迢,途經土匪雲集的永綏、保靖、龍山、桑植、酉陽、秀山、黔江等地,陳無力抽調大批部隊去川鄂湘邊區剿匪,特派了一名叫傅仲芳的老將軍前往匪窩子進行安撫召示,宣傳抗戰救國的道理,講明抗戰軍隊的艱難困苦。結果,土匪盜賊皆為之感化,千里山道運糧,暢通無阻。
  陳誠採取了一系列的戰時措施,不僅很快就將第六戰區所在的那塊數省交接、貧窮險惡的三角地帶,建設成為抗戰較為堅實的前進基地,有效地拱衛了陪都重慶,而且還在社會各界為自己贏得了戰區建設典範的美名。
  
5 

  1940年,長江方面的正面戰場,受到日軍極其沉重的打擊,戰鬥力受到很大削弱。日本陸軍大臣東條英機中將向天皇報告:「1940年,與去年同期相比,中國軍隊戰鬥力減少了兩三成。中國軍隊的抗敵意識仍然旺盛,但有窮於補給的跡象。回顧1940年,中國方面由於我政、戰兩略的各種施策,受到了相當的打擊。」
  這年年底,中國政府軍委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向蔣介石報告,「1940年,我軍傷亡嚴重,據各戰區全年曆次戰報統計,傷亡共為三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人。是開戰四年來,傷亡最重的一年。」
  1941年春。
  華北日軍集中了七個師團的兵力,向蔣介石在黃河以北的最後地盤——中條山進攻。
  中條山背臨黃河,橫亙於山西南部,東接莽莽太行山脈,西連巍巍稷山,長三百餘里,寬一百餘里,為屏障豫、陝,保障西北的戰略要地。1938年,冀察戰區總司令衛立煌將軍率領部隊進入山中,將該山分為東西中三段,分別由所部三個集團軍把守。
  東段:絳縣至橫嶺關。由劉茂恩率其集團軍駐守。
  中段:聞喜、夏縣一帶。由曾萬鐘的第5集團軍駐守。
  西段:平陸一帶。由孫蔚如的第4集團軍把守。
  衛立煌督率全軍二十六萬人馬,依著中條山山勢構築堅固陣地,把諾大個中條山變成一座堅固的城堡。在1938年至1941年初的四年中,日軍曾先後八次大舉進攻中條山,企圖打開這道黃河北岸的防線,向黃河以南進犯。日軍的八次進攻都碰了個鼻青臉腫,慘敗而回。衛立煌曾自豪地把中條山稱為中國的「馬奇諾防線」。
  日軍卻認為,中條山衛立煌指揮的約二十六個師的中國軍隊,成為擾亂華北、尤其是山西的主要根源,是華北日軍腹中的「盲腸炎症」。
  5月5日。
  日軍決心要割掉這段「盲腸」,以七個師團的兵力,分九路從東、西、北三面向中條山進攻,來勢異常兇猛。
  在此之前,蔣介石曾親往中條山前線視察,在衛立煌的總司令部召集高級將領訓話。蔣介石訓完話,要將領們當面表態,立誓死守中條山。各軍長官,群情激昂,紛紛立下鏗鏘誓言:盡忠職守,誓與中條山共存亡。
  第4集團軍總司令孫蔚如將軍騎著戰馬檢查部隊陣地情況。他從各方面情況判斷,日軍此次進攻,意在徹底摧毀中條山守軍,自知此一惡戰,生死不保,決心指揮全軍與敵決戰,力挽狂瀾,以救國救民。他一時心潮激盪,詩情洶湧,勒住戰馬,立於滔滔黃河之岸,隨口吟作《滿江紅》詞一首:
  
  立馬中條,長風起,淵淵代鼓。
  怒皆裂,島夷小丑,潢池耀武。
  錦繡江山被踴蹂踐,炎黃冑裔遭荼苦。
  莫逡巡邁步赴沙場,保疆土。
  金甌缺,隻手補,
  新舊恨,從頭數,
  挽狂瀾作個中流砥柱。
  剿絕天驕申正義,
  掃除譖逆清妖蠱。
  躋昇平,大漢運方隆,時當午。
  
  敵機一群群地飛臨中條山上空投彈,日軍地面部隊在大批坦克、戰車和騎兵的支援下,潮水般地朝守軍陣地撲來,很快突破了前沿陣地,將守軍分割包圍。一路日軍迂迴中條山側後黃河岸邊,佔領了平陸等處的黃河渡口,切斷了中條山守軍的退路。
  中條山守軍同敵人展開了空前悲壯的殊死搏鬥。許多山頭陣地被敵機轟炸削平。三百里中條山上,每一寸土地都在燃燒,都在怒吼,都在滴血!血戰一星期,中國軍隊死傷竟達數萬人之多!各集團軍總司令以下各級將官,都持槍在第一線戰壕工事裡與敵血戰。
  包圍圈越收越緊。
  守軍各部都面臨彈盡糧絕境地。有的部隊只有殺馬充飢;有的部隊已將戰馬吃完了,只能拔食山地裡的野菜、野草充飢。各部隊仍誓死堅守在中條山上,沒有一個擅自後撤的。
  5月7日。
  中條山中段血流成河。聞喜、夏縣、四交河、張鎮店等地的守軍已被日軍分割包圍,均呈孤軍奮戰狀態。
  日軍第36、第37師團和獨立第16旅團等部,向張店鎮以東猛攻,突破第3軍與第80軍的銜接處,該兩軍被迫轉移到四交河至望原一線抵抗。
  5月8日。
  日軍蜂湧而至,進襲位於唐回的第3軍司令部,因敵眾我寡,唐回很快為日軍攻佔,第3軍也陷入重圍。
  軍長唐淮源將軍命令部隊以團為單位突圍,爭取跳出鐵圈,轉入外線作戰。唐軍長親率軍部特務營和一個團的兵力突圍,但遭到日軍層層阻截,最後,在夏縣附近又陷入重圍。唐軍長指揮部隊左衝右突,無法衝出包圍圈,軍部與上級失去聯繫,無法求援,將士戰死殆盡。敵人幾次衝到軍部附近,特務營營長童鶴齡、副營長趙樹和士兵們揮舞大刀片,又將日軍砍了出去。
  戰至5月13日,唐淮源軍長身邊只剩下一名衛士,余皆全部戰死。唐軍長望著成堆的將士屍體和血染的陣地,悲憤萬分,舉槍自斃殉國!衛士見軍長壯烈殉難倒下,伏在將軍的屍體上失聲痛哭,然後舉起手槍,在唐軍長屍體旁飲彈身亡!
  5月13日。
  第3軍第12師師長寸性奇將軍所部,在縣山地區陷入日軍重圍。經數日血戰,終未能脫離險境,官兵紛紛戰死。5月12日,寸性奇師長親率部隊衝鋒時,胸部中彈受傷,13日晚,寸性奇在組織部隊突圍時,被散炮彈炸斷右股骨,為了不當日軍俘虜,寸師長毅然拔刀自戕!
  5月9日。
  新編第80軍第27師師長王竣將軍和參謀長陳文杞,率部已在張店鎮與敵血戰了兩天。敵集中炮火向守軍陣地猛轟,數十架敵機輪番投彈轟炸,並施放毒氣。王師長、陳參謀長及以下官兵全部戰死。
  同日,第27師副師長梁希賢率領的部隊,在台紫村與日軍苦戰,官兵陣亡殆盡。日軍蜂擁而來,梁希賢縱身投進洶湧咆哮的黃河,壯烈殉國!
  5月18日。
  第14集團軍已經在敵人的包圍圈中惡戰半月之久了,官兵傷亡近半,部隊極度疲勞。此時,劉茂恩總司令接到衛立煌司令長官的電報,命令該集團軍向黃河南岸撤退。為了縮小目標,乘虛轉移,劉總司令把集團軍司令部的人員分為兩部,分別由他本人和參謀長符紹謙率領突圍。
  5月19日。
  劉茂恩率部行至河南濟源縣龍巖鎮,被緊追上來的日軍包圍,數次突圍皆告失敗,情況萬分險惡。左右僚屬苦勸其更換便衣,設法逃出。劉茂恩卻凜然作色道:「我身為堂堂中國軍人,沙場捐軀,死亦光榮,豈能求一時苟安,喪失民族氣節,為人恥笑!」說罷,拔出手槍要自殺,侍從急忙撲上去死死拉住,官兵皆抱住劉總司令嚎啕痛哭。
  劉茂恩和殘餘官兵彈盡糧絕,對突圍絕望,已做好同敵人最後一拼、以身許國的悲壯準備。
  夜色漸濃,奇蹟出現。天氣突變,雷電交加,風雨狂作,山洪滾滾,黃河之水掀起滔天巨浪。
  劉茂恩抓住這時機,在黑暗和風雨的掩護下,順利突出重圍,冒險搶渡黃河天險,抵達南岸,絕處逢生。
  參謀長符紹謙帶領的部隊,經過一場激烈戰鬥,僥倖突圍,但在混戰中迷失方向,鑽進深山,晝伏夜行。黃河沿岸已被日軍封鎖,到處都有大批日軍活動。符參謀長想,若再撞上敵人,不免全軍覆滅,不敢向河岸靠近,只在敵人圈子裡打轉,行軍途中,符令官兵把帽沿一律向後,隨時準備投降,以保全部隊性命。
  後來,符參謀長帶著部隊終於鑽出深山,渡過黃河,歸回建制。但是,當劉茂恩聽說部隊帽沿向後這件事,不禁勃然大怒,怒斥符某喪失軍人氣節。並立即報請戰區司令長官,將其撤職查辦。該部第65師師長邢良臣,帶重病在第一線指揮作戰,昏倒在戰壕裡,送後方就醫。在醫院聽說中條山失守,憤然大叫,口吐鮮血,倒床氣絕,含恨身亡。
  5月下旬。
  日軍攻佔夏縣、聞喜等地後,又兵分三路向南橫掃,直通黃河岸邊,企圖強渡黃河,攻佔澠池,截斷隴海路,威脅洛陽、潼關。
  蔣介石急令第一戰區發起反攻,阻擊南下。
  第二戰區以第13軍、第40軍為主力,向敵後夏縣、聞喜發起強攻,迫使日軍向後龜縮。
  第一戰區長官部令馮欽哉第18軍為左翼,李興中第96軍為右翼,向敵之兩側出擊;又令李鐵軍第76軍從洛陽渡過黃河,擔任正面阻敵任務。
  第76軍以第196師之587團為前鋒,跨過黃河,向張茅大道急進,在廟凹以東不幸誤入敵人伏擊圈。全團一千多名將士,正行進在一條狹窄的凹地裡,突遭敵強大火力襲擊。團長李南平身上中彈三十多處,壯烈犧牲。全團一千三百餘名官兵,全部戰死疆場,無一生還……
  巍峨的中條山,會千秋萬代向為保衛她而英勇獻身的壯士們致哀!
  洶湧的黃河水,永遠奔騰不息,她在引吭悲歌,呼喚抗日英烈的忠魂!
  於右任先生遙望北國,悲聲大放:「中條山雪壓雲垂,黃河浪捲冰嘶,血染將軍戰史……」
  
6 

  1940年秋季。
  隨著近衛文磨第二次上台任首相,東條英機任陸相和杉山圓轉任大本營陸軍部參謀總長,日本與德、意軸心同盟更加緊密,日本對中國的戰爭同世界法西斯的侵略戰爭已經更加緊密地結合為一體。
  蔣介石敏感地意識到,中日戰爭與世界大戰終於沾上了邊,掛上了號。此一變化,對孤軍奮戰的中國或許是很有利的。於是做出決定,公開宣稱與美、英採取一致行動,共同反對德、意、日軸心國的侵略。
  9月6日,蔣介石借正式明令重慶為抗戰首都之事,向國內外莊嚴宣言,困難再大也將毫不動搖地抗戰到底,中、日戰爭只有通過戰爭的勝利才能得以解決。因此,即使是最體面的和平條件,中國也斷然拒絕,日本把戰爭強加在中國頭上,中國就只有反侵略直至最後勝利。
  美、英此時對中國的抗戰也開始轉向支持的態度。10月8日,丘吉爾政府宣佈重開援蔣的滇緬公路;12月2日,美國國會通過對華借款一億美圓;12月10日,英國批准對華貸款一千萬英鎊。
  11月13日。
  天皇召開御前會議,又一次策劃對華戰爭措施,認為蔣介石公開倒向美、英,最終對日取得勝利的信心已經更加不可動搖,對東京企圖通過單獨交涉所提出的和平條件,蔣已完全採取不予理睬的態度。
  針對以上新情況,御前會議確定了《中國事變處理綱要》。其方針為三條:一是繼續對中國行使武力打擊;二是封鎖海、陸、空路線,嚴加杜絕美、英援助中國抗戰的行為;三是調整日、蘇邦交,使用一切政、戰手段,削弱重慶政權之抗戰意志,使之迅速屈服。
  12月26日。
  日本政府陸軍大臣東條英機和大本營陸軍部參謀長杉山圓會談,商議如何困死蔣介石政權的問題。兩人取得一致意見,認為:日陸海軍必須加強對中國的全面封鎖。從地面、海面及空中斷絕中國與美、英西方世界的聯繫,切斷法屬印支路線,破壞滇緬公路,兼以海軍封鎖海面,陸軍封鎖海港,加強對華經濟壓迫。
  在此之前的10月3日,日本新組建的印度支那派遣軍司令部和海軍航空部隊進駐法國的殖民地越南河內,切斷了經河內進入中國雲南和廣西的國際路線,並作為日本海軍轟炸中國內地的航空基地。日軍「和平」進駐河內四天之後,海軍航空部隊就起飛轟炸了重慶政府的「後院」昆明市。
  1941年2月至4月。
  華南和華中日軍調集了六十四個大隊的作戰兵力和二十三個大隊的後備兵力,相當於十個師團的人馬,加上海軍艦隊、海軍航空兵團等部隊,連續發動了東起浙江寧波,南至雷州半島一系列的「截斷」沿海口岸的作戰。
  截斷香韶路。
  日軍認為在卡斷了重慶政府於河內方面的海外補給線後,中國軍隊必將以香港為基地,其補給物資在香港東海岸卸貨,再經陸路運往廣東韶關。日軍認為截斷這一通道至關重要。
  1941年2月4日。
  日軍第18師團之川口支隊在香港大亞灣登陸,採用突然襲擊手段攻佔了淡水;第38師團之末籐支隊由深圳方向佯攻策應。2月12日以後,日軍攻佔了這一地區有關碼頭,徹底封鎖了香港方面的大鵬灣和大亞灣,卡斷了這一跤通口岸。
  截斷雷州方面交通路線。
  雷州半島是中國軍隊在南方的物資進出口的重要基地,香港方面的交通線被日軍封鎖後,此處更具戰略意義。日軍三個師團,共六個支隊的兵力,在海軍艦隊的支援下,於3月3日拂曉,在廣州以西經雷州半島至北海長約五百公里的正面要地登陸,對該地區內所有碼頭港口實施掃蕩破壞,以斷絕中國方面在南方的這一重要補給線。
  截斷汕尾方面交通線。
  早在1939年6月以後,日軍獨立混成第19旅團就攻佔了廣東東邊的重要口岸—–汕頭和潮安。為了徹底封死中國,1941年3月23日,日軍又出動近衛師團一部,配合獨立混成第19旅團,對潮陽、汕尾地區進行破壞和掃蕩,以斷絕該地區的海外交通。
  截斷福州方面的海外通路。
  日軍大本營認為福州是中國東南沿海的重要貿易港口,日中戰爭爆發以來,一直是西方國家主要的援蔣運輸路線之一,是中國抗戰物資的集散地,必須以大的兵力予以堅決卡斷。
  1941年4月19日凌晨。
  日軍第48師團和近衛師團、第18師團各一部,在海軍第2遣華艦隊和台灣第一飛行集團強大的海空力量配合下,冒著狂風大浪,在福州附近強行登陸。日軍第48師團迅速包圍了福州,中國守軍與敵血戰三天,終因力量對比懸殊,突圍撤退,福州落入敵手。日軍18師團迂迴到福州以南,截斷了守軍退路,雙方又經過一場惡戰,日軍攻佔了海口。近衛師團則攻佔了福州附近的炮台。
  緊接著日軍又先後向甲子和東江等地進攻,截斷了這些地區的交通線。
  截斷浙東通路。
  日軍攻佔並封鎖了福州至雷州半島所有口岸,遼東半島至上海間的口岸。早在1937年下半年,即被日軍封鎖。現在,中國漫長的海岸線,僅剩下浙東寧波至溫州之間的一段小口子。
  日軍大本營決定發動甲號作戰,封閉中國這最後一道交通口岸,以達到徹底截斷之目的。
  3月15日。
  大本營發出第490號命令,令華中第13軍進行截斷浙東通路的作戰,並令在日本國內九州參加陸海軍聯合登陸演習的第5師團火速調往浙東作戰。
  4月16日。
  上海日軍第13軍為使第5師團在浙東順利登陸,派出第22師團主力及第15師團一部,在第3飛行師團配合下,由杭州附近向諸暨進攻,牽制和吸引第三戰區主力。該路日軍與第三戰區部隊血戰五天,於4月20日佔領諸暨。
  日軍第5師團在駐上海的海軍部隊配合下,於4月19日拂曉在寧波、石浦、臨海、溫州一帶登陸,並順利佔領以上要點。
  為奪回最後一個交通口岸,顧祝同指揮部隊進行了殊死反攻。但日軍卻像釘子似地釘在這些交通要點上,憑其強大的火力和瘋狂的「武士道」精神,頂住了第三戰區部隊的反攻。
  至此,中國漫長的海岸線,自東至南,所有交通口岸,完全被日軍佔領了。
  5月12日。
  日本大本營在陸軍完全攻佔中國沿海口岸之後,立即宣佈由海岸實行水上封鎖。上海、香港、澳門、廣州灣等方面遼闊的水域,都變成了日本海軍的「軍事禁地」,從外部截斷中國整個海上運輸。打擊美、英等國援助中國抗戰的「海上走私」活動。
  當這一系列「截斷」行動完成之後,東條英機向天皇報告:「從此,在我方戰領區與敵方地區中間的陸地上,構成一條封鎖線,杜絕了敵方必須物資,特別是鹽類等流入其後方,並轟炸重慶附近的制鹽設備,以期加強封鎖。」
  中國的東方和南方以及東北被日軍封死後,西北還有一條陸上的生命線,這就是經由西安、蘭州、新疆到蘇聯的交通線。
  1941年4月13日。
  當日軍正在進行封閉東南部各口岸戰役行動之時,這唯一的西北陸上運輸生命線又爆出一個大冷門:日、蘇雙方正式簽訂《日蘇中立條約》,史達林在中國最艱難的時刻,竟然幫助日本侵略者完成了封死中國的「宏圖大業」。
  整個中國,從水上、陸上和空中,僅剩下一條崎嶇險惡的滇緬路。蔣介石政府只能通過這條羊腸小徑與遙遠的美國和英國來往。
  
7 

  四川。在這塊小小的盆地四周,北有秦嶺、大巴山脈;東有巫山;東南有大婁山、武陵山;南面橫絕烏蒙山;西邊是終年積雪的大雪山和岷山。
  川東重慶。長江方面中國軍的大本營,被緊緊鎖於崇山峻嶺之中。
  以重慶為中心,通往各戰區的軍需、兵員和民用必需品的運輸,都成了緊迫的難題。
  閉塞的西南之地,工業不發達,交通十分落後。當時,占湖北三分之一版圖的鄂西、鄂北地區,僅有零零碎碎幾條短公路,加起來一共才七百三十四公里長。而在這塊地盤上,卻駐紮著李宗仁第五戰區和陳誠第六戰區的百萬大軍。僅第六戰區每月就需從湖南運進稻米一千五百噸。同時,湖南每年需從這個方向從四川運去食鹽六萬噸。日軍佔領南昌,長江水路斷了,以上兩筆運輸,幾乎成為曠日狀態。
  四川多山,交通閉塞,抗戰前還沒有一條與外省相通的公路。
  蔣介石明白,如不改變四川的交通狀況,就勢必被日軍困死。
  重慶政府決定趕緊修造東西南北四大公路。
  南邊,川黔路;四川——貴州;
  東邊,川湘路;四川——湖南;
  西邊,川滇路;四川——雲南;
  北邊,川陝路;四川——陝西。
  所需勞工,由沿途所在省縣就地徵用。僅在川境徵用的勞工,前後總數在二百五十萬人以上。
  數百萬築路民工,開山劈嶺,挖土運石,全憑一雙手。有的使鏨子、鋤頭;有的用木槓、扁擔,施工勞作原始而艱鉅。在修造川陝公路時,為趕在限期內完成,百萬築路大軍以馬燈照明,頂風帽雨,挑燈夜戰,搶時間爭速度。
  在搶修川滇路時,正值嚴冬。工地又多在深山峽谷、懸崖絕壁之中。民工們攀崖開鑿,開山放炮,稍有不慎,便粉身碎骨。在全民抗戰的激流中,數十萬民工拚命大干、苦幹,雄壯的歌聲在深深的山谷迴盪:
  修公路,打日本;
  大家努力,齊向前。
  ……
  到1940年底,川陝、川湘、川黔、川滇公路先後竣工通車。
  在修建公路的同時,國民政府根據中國當時交通工具落後的實際情況,成立了驛運管理局。各省、各戰區亦於1940年中期,先後成立了驛運管理處。
  驛運:原始的非機動車輛的陸上運輸。
  在鄂西北,戰時的湖北省政府,在李宗仁的請求催促下,責成驛運處組織工程師專門研究,決定開發鄂西北驛運通道。在技術人員的嚴格督導下,工程進展迅速。於1940年底,在鄂西北地方、長江兩岸的崇山峻嶺之中,共開鑿了兩千二百四十公里的驛運大路,將近在咫尺、千年隔絕的鄂西北山區各要點和城鎮連成了一片,對抗戰期間長江方面的軍運、民運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公路、大道開出了不少,但汽車卻成了寶貝疙瘩。從1944年3月15日四川省公路總局向重慶政府交通局的報告中,我們不難想像當時交通運輸的艱難狀況。其報告說:
  全川公路總共五萬六千公里。客車共220輛,內中缺零件待修者45輛,報廢者85輛,可用者僅90輛。
  這就是全省的客車情況!
  同日,重慶的《中央日報》以無比喜悅的心情報導了一則大喜訊:「中國汽車製造公司創製桐油發動機行駛汽車成功!」
  1942年12月15日。
  四川省省會成都爆出一個令人們驚喜的冷門:「成都市公共汽車經數月籌備,裝置木炭車四部,今月試行通車,路線為東門車站至西門車站。」
  一個省會的公共汽車公司,僅四部木炭車!
  據蔣介石的蘇軍總顧問亞.伊.切列潘諾夫所著《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一書上說,當時,由於油料斷絕和國際封鎖,國民政府中只有蔣介石一人才配有專門汽車。當時的軍事委員會軍法執行總監部,是一個與軍令部、軍政部平級的單位,卻沒有配一輛汽車,部裡也無錢購買。只有該部總監何成浚上將每月有一百八十圓車費補助,而當時的米價每石一千多圓。
  日軍「截斷」作戰之後的重慶政府情況是:鐵路不通,飛機沒有,水運有敵機轟炸。汽車沒幾輛,沒有來源補充,用壞一輛少一輛。
  此時,中國還不能自己生產石油。
  以汽車製造工程師高國恕為首,組織了中國煤氣機製造廠,研製用汽油汽車改造裝成木炭汽車。所謂木炭汽車,就是把固體燃料放進特製的煤氣爐灶內燒;使之產生煤氣,推動發動機運動。在改裝試制過程中,由於煤氣爆炸,高國恕面部被燒傷,頭髮、眉毛被燒了個精光。
  木炭車,每行一步都淌著中國抗戰的辛酸淚水。
  木炭車試製成功了。它首先在鄂西北前線的山道
  顛簸著行走。接著在陪都重慶,在成都,在川東、湘西,在許多抗日的戰場上都有這種車顛顛簸簸地、緩慢地、艱難地爬行。
  一次,在鄂西前線運送物資,突遭敵機俯衝掃射,木炭車被敵機打了幾個大洞。司機用布條將那些洞紮住,又朝前開。
  湖北省代理主席嚴立三及其省府大員們,坐著木炭車從鄂西經川東、湘西,前往湖南衡山參加軍事會議。蔣介石和陳誠等人圍著木炭車東瞧瞧西看看,好生稀奇。蔣介石摸摸自己精光的腦袋,翹起大姆指連說幾個好。後來,陳誠到恩施就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鄂省主席,也坐著木炭車到四川、湖南、江西、福建、貴州等地公幹。
  與木炭車同輩的還有桐油車、酒精汽車等。它們恰像中國人不屈不撓的性格,載著沉重的抗戰物資、士兵、傷員和將軍,在燃燒的長江兩岸戰場上,在險峻的軍用公路上,頑強地、顛顛簸簸地向前挪行!
  西南的水路運輸也是令人心酸的。
  1938年以後,縱觀全局,橫臥於川東南的長江主幹道,僅萬縣至瀘縣段可通航。以民生公司為首的數十條火輪,如果在白天航運,就必遭日本飛機的轟炸掃射。一次,一條火輪運貨去巫山縣城外,幾架敵機從神女峰腳下順江而來,追著輪船掃射轟炸。最後,竟將一顆炸彈投入那火輪的煙囪裡,將其炸沉。
  川江的航運,只能偷偷摸摸進行。白天靠岸或駛進港叉間「貓」起來,夜間冒險航運。因此,觸礁翻船,人貨盡沉江底的慘痛事件,屢有發生。
  長江在四川段,北有渠江、嘉陵江、涪江和岷江,南有烏江。但是,這些縱橫於蜀國大地的大江大河,當時幾乎都不通航。條條江河,儘是兩岸峽谷陡立,河床多呈「 v 」形。一進峽谷,河道驟窄,河槽幽深恐怖;出峽谷則江面寬闊,河床水淺。江水落差很大,峽谷險灘密佈,白浪滔天,山谷震動。
  為了支撐抗戰時局,必須開發水上交通。重慶政府責成交通部、全國經濟委員會、水利處等單位,會同川、鄂、湘、黔、滇等省水利局和民生公司等,組成聯合勘察隊,對四川各條江河進行勘察,提出開發、建設的報告。在此基礎上,分別組成人力物力,對烏江、嘉陵江、金沙江等進行突擊整治,採用轟炸暗礁,鑿掏險灘,修建壩、閘、絞灘站設施和開拓纖道等辦法,疏通航路。
  
8 

  蔣介石兼任四川省主席後,為了贏得四川民眾的擁護,把四川稱作自己的第二故鄉,決心要把第二故鄉建成經濟實力雄厚的抗戰復興基地。但是,他遇到的麻煩卻不小於當委員長。
  戰時首都,大量湧進的難民、政府機關、學校、工廠和其他人員,以及留川軍隊和各戰區大部隊人員的供給,加上日軍四方八面封鎖和連年乾旱,吃飯成為第一難題。
  蔣介石就任川省主席第一件事,就是解決數萬名從陝西翻越秦嶺來到川北的難民的吃飯問題。蔣介石指示四川省難民賑濟委員會將少壯者分別送往昭化、廣圓、劍閣、蒼溪、閬中、梓潼、綿陽、巴中、通江、南江等十縣,安置在集體墾農場勞動;對老、弱、病、殘、喪失勞動能力者,由廣圓縣專設一個收容所來收容。
  幾天之後,又一批黃氾區難民一萬五千多人,由秦嶺源源不斷進入川北。蔣介石又叫川省難民賑濟機關,在川陝公路沿線設置黃河災民配運站,每站都架起若干口大鐵鍋,煮出大桶大桶的稀飯,災民隨到隨吃。然後,在配運站住下集中,由配運站將難民們分別送往通江、南江、巴中三縣安排生產。
  蔣介石就任川省主席不到兩個月,來川難民已近十萬,吃喝拉撒,攪得他不得安寧。於是,便在省府內成立墾務委員會,專門負責將來川難民統籌安排到指定地方墾荒屯田,生產自給。墾務委員會在四川劃定兩大墾殖區:第一區:雷波、馬邊、屏山、峨邊、犍為、涼山;第二區:松潘、理番、懋功、清化、汶川。兩區計劃開墾土地二十四萬畝,可收留難民數萬人。
  中賑會還在成都、重慶、合川等地開辦賑濟工廠若干座,將四川各縣收容的難民中有工作能力者選入廠裡工作。
  這些措施雖然暫時安頓了無家可歸者,但卻加劇了整個大後方糧食的緊張。在蔣介石任川省主席第五個月時,康定等地的米價一下子上漲了一倍。
  1940年2月4日。
  四川紳糧代表嚴昌齡、李伯申、邵從恩等十九人,聯名致電國防最高委員會、行政院、財政部,對四川省府當年預算高達一億圓以上提出抗議。電文說:
  僅田賦一項,一年三征九成,川民已感絕大之痛苦;而各縣隨糧附加,比較正供,有多至300%,乃至500%者。請中樞體民疾苦,核實緊縮預算,將一切不急之務明令罷免,俾創痛已深之川人得已稍蘇喘息。
  同月7日,四川各縣旅省同鄉會聯合辦事處又分別緻電蔣介石、國民參政會、行政院及省府各單位,申訴川民不堪再增負擔,呼喚核減省府預算。
  這些電報、抗議,都是針對省府的預算而來,作為省主席的蔣介石當然明白,這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四川民眾在對他不得已的重稅進行抗議。
  3月13日。
  成都地區米價暴漲,高價米也很難買到。民眾難熬春荒之苦,遂發生了搶米事件,軍警前往搶米現場武裝鎮壓,曾打死打傷一些市民。
  蔣介石在重慶得到報告,覺得問題嚴重。天府之國,沃野千里,歷來是有名的米糧倉。蔣介石原來也希望以川西壩子的米糧倉為後盾,建立抗戰復興基地。哪知,現在米糧倉裡頭卻鬧了糧荒。蔣介石思前想後,覺得不可思議,怎麼也不相信成都地區會缺糧吃。最後,他認為這絕不是真鬧糧荒,而是不法商人利己思想嚴重,在故意搗鬼。於是,他馬上給成都行轅主任兼省府秘書長賀國光和川康綏署主任鄧錫侯去電:
  據報成都米價陡漲,確係奸商大賈囤積居奇抬價,應即查明,不許再有囤米、買賣「倉飛」交易。
  5月19日,又令省糧食管理委員會普查全川糧食,以便摸清底數,並規定所有糧商,凡存谷三十市石以上者,除提留二成待必要時由政府平價收購外,其餘的限令在四個月內將糧全部出售給市民。
  這一措施絲毫也未緩解市場糧食緊缺的問題,而且糧價還較以前更加兇猛地上漲。糧荒風潮席捲著巴蜀大地。
  9月3日。
  為了解決糧荒問題,穩定後方,蔣介石改組了省糧食管理局,選派得力人員充任局長、副局長。在糧食管理局內特設糧食供應處。同日,以省府名義下令各縣成立糧食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縣內糧食調查、徵購、平息糧荒風潮。還明令各縣縣長兼任糧管會主任。
  蔣介石的措施雖然強硬,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天不作美,旱災嚴重,糧源枯竭。這年秋天,川糧欠收,產量銳減,糧荒像洪水猛獸似地撲來,谷價飛起咬人。軍糧和政府機關、學校、工廠用糧四處斷源。全國糧食管理局只得再在四川這只「瘦羊」身上剪毛,增加四川的定價派購黃谷四百五十萬石,以解燃眉之急,卻加劇了四川的糧荒風潮。
  9月11日。
  蔣介石被糧荒風潮沖得坐臥不安,遂發表了《為實施糧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書》,嚴令各地迅速杜絕藏糧不售現象,並向全省人民發出呼籲,體諒國家困難,發起踴躍捐獻軍糧的愛國運動。
  呼籲人民獻軍糧,實際上是蔣介石向人民乞討軍糧。
  10月1日。
  成都地區的米價漲至每石二百圓。
  10月31日。
  四川臨時參議會第三次大會發表宣言:
  當前第一嚴重事態為糧食問題。自春涉夏,糧價激增,生活高漲,人民咨歎。然一加平抑,則流通阻塞,黑市暗流,米荒之像,彌以滋甚。其次則為物價問題。一面感於物品之不給;一面迫於通貨之增發,游資氾濫,所在居奇,物價膨脹,亦失常度,民生國用,動感困難。再其次則為財政問題。據財政當局報告,截至現在實施結果,除第二預備金用罄無存,復追籌補充外,尚差1000餘萬圓。至於民國30年度預算,赤字達9000餘萬圓……
  四川省全年稅收僅為六千八百萬圓。
  蔣介石被糧荒風潮沖得頭昏腦脹,而且這風潮將越來越猛。他無法再糾纏在這「搞吃的」的事務中,便於1940年11月15日,宣佈辭去四川省主席職務,而由他的親密夥伴張群繼任。
  12月中旬,大後方食鹽供給基地自貢的鹽業工人,因物價暴漲,影響到正常生活而罷工,要求增加工資。
  1941年初春,成都市各私立中等學校,因物價高漲而宣佈增加學費。
  1941年圓旦日,蔣介石發佈命令:凡囤糧二百石以上拒不拋售者,予以沒收。
  1月4日。四川省政府嚴令登記存糧。各縣檢查報三百石以上的囤米者,由政府收購,再低價出售給市民。
  4月24日,四川省府以異常強硬的態度,發佈糧食管理的五種辦法:(一)糧食買賣,必須集中在指定市場。未經獲准之商人,不得經營糧食業;(二)糧食運輸,由綏署及沿途警察、保安團隊保護;(三)所有糧食(包括農戶餘糧)必須登記;(四)凡由縣派令出售糧食供應市場之糧戶、農戶,必須照量售出;(五)凡隱匿不登記之糧食,一經查出,即予沒收。
  重慶國民政府先後決定,對陪都重慶和川省大中城市的居民、國家公職人員、教師、學生及其家屬的糧食和其他主要的生活必需品煤、油、鹽、布等物資,實行公家計劃定量供應。同時,宣佈糧食由中央直接統管。
  6月16日,重慶國民政府宣佈:自1941年下半年起,各省田賦一律征由實物(黃谷)。政府要做到手中有糧,心中才不慌。
  1942年8月1日,鑒於政府收糧困難,蔣介石電令四川省府,督飭各級行政長官一律在徵糧期間下基層,向地主農民灌輸國民政府的收糧政策,指導鄉長、保長、甲長向農民收糧。規定:凡阻撓徵購及從中舞弊者,不論地位高低,督糧委員會有權將其送交軍法審判機關,就地軍法從事。
  糧荒警報一直在叫。1943年5月時,四川米價已高達每石一千零二十圓。成都光華大學的學生們因此吃不起飯,集體請求校方減低學費,救濟生活;校方又集體向中央教育部請求救濟補助;教育部又找誰救濟呢?
  糧食成了大後方第一金貴之物,城市饑民因有公家保持低水平的供應;但在廣闊的鄉村,那眾多無人「供應」的饑民,就常常鋌而走險,攔路搶糧。通往各戰區和地方徵糧送糧的路上,還經常發生盜匪襲擾事件。
  1943年6月3日,川康綏靖公署專門就此召集各地部隊長官開會,佈置武裝護送公糧的任務。並將重要糧道,劃分為若干區段,分派部隊負責押送。
  1943年11月10日。重慶國民政府糧食部宣佈實行糧食公倉制度。所謂公倉制度,也就是動員農戶把糧食像存錢一樣,存到「公倉」裡去。「公倉」對農戶所存之糧,實行水火兵盜保險。糧食變成了貨幣。
  大後方民眾生活艱苦不言而喻。大後方的軍隊和一般政府人員的生活同樣難過。
  1942年1月19日,中國陸軍大學特六期學員夏鼎新等人,寫信給軍委執法總監何成浚上將,述說在校吃不飽飯之苦,請求補助。
  1942年2月2日,中央內政部參事包惠僧,因其家人口多,陪都米價昂貴,難於餬口,四處求人說情開後門,要求到生活較好點的戰區去工作。
  1942年3月14日,少將參議兼中央考核委員會少將委員黃格,專門來找老熟人何成浚將軍,求他寫封信給陳誠,讓他到六戰區去工作。何問黃為甚麼要去前線,黃說陪都生活太苦,想到前線去拼將一命,吃碗飽飯,其他絕無侈望。何將軍在日記中寫道:「中央各機關人員,日日為柴米油鹽所苦,不能專心致力於其職務者,實在十之八九以上……近以一般人生活艱窘,竊賊特多。」
  軍委會軍政部副部長張伯璇的兩套舊西服和兩雙皮鞋被小偷偷去,派人立案清查,不久破了案。原來,小偷竟是軍委會政治部裡一個中校級部員。問其原因,那位當了小偷的統帥部中校部員說,家裏負擔太重,物價飛漲,工資又低,無法生活,不得已而做出了這種丟人現眼的事。
  
9 

  1942年隆冬。
  凜冽的雪風順著峽江刮來,空氣也像被凍凝固了。
  一位體魄偉岸的老軍人,身著洗得泛白的棉布軍裝,從朝天門碼頭高高的石階大步走到江邊,蹬上一艘淺水火輪。小火輪一聲汽笛拉響,溯江而上。小火輪載著他先後到江津、白沙、內江、隆昌、自貢、樂山、瀘州,以及新津、成都等二十餘縣市。每到一處,那位高大的老軍人,都要召集當地各界民眾大會,即席發表演講,或唱或說,激情滿懷。他還親手揮毫作畫寫字,在街頭上擺攤義賣這些字畫,並當場將義賣的錢捐獻為抗戰之用。
  他,就是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將軍。
  馮將軍自從1937年下半年以後,基本上處於「二線」,在重慶深居簡出,很少過問實際事務。到了1943年,經濟的枯竭壓得蔣介石喘不過氣來,幾百萬軍隊和漫長的長江戰線的軍費,實在挪用不開了。馮將軍再也看不下去了,發起組織國民節約獻金救國運動總會,自任總會長。
  大後方的民眾,也像這連年乾旱的土地一樣,「油水」早被戰爭給搾乾了。僅以四川的公債為例,從1937年9月第一次認購救國公債一千九百多萬圓開始,已先後認購、發行過「建設」、「軍需」、「興業」、「同盟勝利」等各種戰時公債數十種,每次多在一億圓以上,有時一月發一種。如1940年5月才發放了建設公債一個億,8月又發行興業公債一個億。
  再以獻機捐款為例:
  1938年4月,重慶兒童發起捐購「中國兒童號」飛機運動。
  1941年2月,航空建設協會四川分會發起捐款獻機一百架運動。
  1942年2月,重慶市北碚民眾捐款購買滑翔機一架;中國電影製片廠捐購「中國電影號」滑翔機十架。
  1942年3月,重慶和川東數縣、市青年捐購戰鬥機一架,滑翔機二十架;成都青年捐購滑翔機一架。
  1942年10月,四川民眾捐購「忠義號」戰鬥機二十架。
  1943年初,航空建設協會發起一圓獻機運動,計劃購機三十架。
  1943年3月,重慶婦女界發起捐購「婦女號」飛機運動。
  1943年4月,國民兵團第二次獻機運動,捐購驅逐機十架。
  其他還有「記者號」、「報人號」等等獻機運動……
  在合江縣城召開的獻金大會上,馮玉祥對著萬頭攢動的民眾慷慨激昂地講著:「同胞們,倭寇說三個星期即可滅亡中國,三個星期之後,又說三個月可以完事,三個月又過去了,他們又說至多半年,一定滅亡中國。現在,中日戰爭已經六年多了,我們還在自己的土地上生存著!這是我們前方幾百萬將士同敵人拚死戰鬥的結果!
  「可是,我們前方的將士,還穿著草鞋,有的還赤著雙腳,扛著單發步槍,同兇惡的日本鬼子拚殺。我們的將士凍死餓死的不計其數!我們的將士受傷後得不到醫治而死亡者無計其數!在長江兩岸戰場上,我們的將士在淫雨季節裡沒有雨衣,只能穿著濕衣服堅守在戰壕裡!」
  馮玉祥說到此處,已聲音哽咽,老淚橫流。
  會場上,聞者無不為之淚下。
  馮老將軍接著說:「同胞們,我發起節約獻金運動,完全是出於本人的良心,是受前方將士的精神鼓舞。同胞們,讓我們都拿出自己的良心吧!今天,無論老少男女,都要立個新的志向,下個新的決心,那就是:不把倭寇打出中國決不甘休!同胞們起來!獻出你們的良心和赤誠,用我們所有的力量,支援前線,支援抗戰!」
  前方抗日將士的事跡感動了人民,千萬民眾爭先恐後捐款捐糧。合江白鹿鄉施晉先一次獻金六十萬圓;合江縣工商地主兼私立祖毅中學校長陳秋農,捐款六十二萬圓;鄉紳丁慎輝、木材商人雷紹清等人也捐獻了三十萬。
  合江國立女子中學校長龔慕蘭女士,將自己一枚金戒指脫下交給了馮老將軍。在她的帶動下,該校教師、學生共捐出金戒指二十多隻。該校許多女學生在大街上給人擦皮鞋,用勞動掙的錢捐獻。姑娘們的口號是:愛國不分畛域,愛國沒有顧慮,愛國超居人前。
  馮玉祥出色的演講,深深打動了姑娘們善良的心。合江女中師生真正地表現出了「愛國沒有顧慮」的性格,趕排了話劇《嫁給男士們》,用通俗、樸實的語言抒發對抗日將士深深的愛,推動節約獻金運動的深入發展。
  合江第十四陸軍醫院住著一批從前線轉來的榮譽軍人,他們最知前方之苦,節約口糧四百五十斤,捐獻國家。
  合江救濟院的孤寡老人們也掏腰包,湊了一千圓,捐獻出來。
  合江三青團、民眾教育館等團體,舉行了三天時間的籃球義賽,賣票三萬圓,全部捐獻。
  節約獻金如火如荼地開展,合江地區卻下起了綿綿細雨。縣城大街小巷,每天都有一群孩子在雨簾裡奔跑叫賣《節約獻金專刊》。孩子們滑倒了,渾身泥水,不哭不喊,把賣報得來的每一文錢都獻給了國家。
  國家的危機也使那些吝嗇鬼、守財奴受到心靈上的震撼。合江《黨政公報》報導:
  馮玉祥將軍在這國家生死關頭,帶著興奮的心情來到合江,使醉生夢死的人們,有錢不出的紳商及出錢未夠、發國難財之流夢醒了,覺悟了,抬起頭來,挺起胸膛,節約所有的靡貲,獻出自己所有的金錢,以洗罪贖愆,從此作一個堂堂正正的愛國好男女,黃帝的好子孫……
  在國家處於生死關頭的時候,馮玉祥將軍是「帶著興奮的心情」還是沉痛的心情,暫且不去計較,總之,他的行動使許多人覺悟了,夢醒了。
  當時的合江只是個二等縣,人口四十來萬,連遭三年天災,同時多次遭受敵機轟炸,滿目創傷。但他們在短短的幾天之內,獻金達一千二百五十多萬圓。
  馮玉祥也被人民的愛國熱情感動了,爬上城外赤水河與長江會合處的馬街渡口懸崖,運足底氣,揮毫寫下四個斗大的字:「還我河山!」並在這四個字後頭附跋一段:「民國三十二年春,余以節約獻金救國來合江,此間同胞,愛國超居前人,突破各地成績,為書武穆遺訓以作紀念。」
  在內江,金台旅館經理李煥章向馮玉祥表示,從今後每年向國家捐獻黃谷六百擔,直到抗戰勝利為止。
  在自貢,鹽商余述懷一馬當先,捐了一千萬塊;自流井大老闆王德謙不甘落後,捐了一千五百萬圓。
  在獻金高潮中,有人獻了六百萬圓而不留姓名,感動得馮玉祥一口氣寫下好長一首打油詩「……祥受大感動,感動淚沾衣;何以報大德,打過鴨綠去!「
  川省主席張群捐了一萬塊,在他的帶動下,成都獻金頓呈高潮;
  一群穿得破破爛爛的丐幫隊伍走上獻金主席台,將各人多年討來的共計二千二百五十圓錢,雙手擎著交給馮副委員長。馮玉祥含著眼淚代表政府將錢接過來,又代表政府莊嚴宣佈,將這筆錢回贈給乞丐們。但他們說啥也不再接受政府的回贈。
  青年是國家的未來和希望,他們的心永遠和國家、民族的命運同搏動。內遷到樂山的武漢大學學生,家鄉淪陷,生活非常艱苦。時已嚴冬,許多學生尚無寒衣。學生鄭德信、熊匯瑩等人發起每人捐十圓運動,很快就有百多人簽名認捐。
  在江津,許多來自淪陷區的大中學生,成群結隊到輪船碼頭扛大包、下苦力,到大街上替人擦皮鞋,掙錢捐獻。
  在江津召開的獻金大會上,出現了某大學先修班、新本女中、女師學院附中、聚奎中學等校學生愛國獻金的競爭場面。各校學生竭盡全力,一再追加捐款數。淪陷區遷來的國立第十七中學的學生,在再也追加不出錢的情況下,宣佈全體節食一天,追加一萬圓。
  在前方,張自忠將軍在就義以前曾對部屬說:國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為其死,別無其他辦法!
  在後方,青年學生們說:國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獻出良心,別無其他辦法!
  重慶《大公報》赫然通欄標題:
  我們都跪下了!
  報導的是白沙一次獻金大會的情況。
  馮玉祥將軍親自主持大會,當商會代表宣佈獻金六十萬圓時,全場各界民眾議論紛紛,都認為商會獻得太少了。但商會對此卻裝聾作啞,不予理睬。
  參加大會的各校學生代表自動聚在一塊開會,商議促動商會獻金。一個學生代表提議,每校選五名代表,到台前向商會跪求,得到大家贊同。於是,各校學生代表在台前跪下!
  商會代表不得不宣佈增捐十萬圓。學生和各界民眾仍感覺商會太摳,他們齊聲呼喊「兩百萬」的口號。
  商會心痛錢財,不肯再增加。
  學生的呼聲越喊越響亮,並紛紛參加到跪求的行列。最後,全場一萬多名男女學生都一齊跪下了!
  全場一片慘痛的哭聲……
  馮玉祥將軍再也忍不住了,淌著淚哽哽續續地對全場青年學生們喊道:「你們的這種愛國熱情,就是鐵石心腸也會感動的!」又對商會的人喊:「我們對這關係國家民族命運的大事,要本著自己的良心啊!」
  商會代表終於被感動了,答應捐款二百萬圓。
  隨同馮玉祥參觀獻金運動的美國友人羅斯先生,見此情景,也被感動得淚水直淌,他對馮將軍說:「我真是深深地受到了感動!」
  夜裡,馮老將軍躺在床上,心情怎麼也平靜不了,眼前老是浮現出那一大片黑壓壓跪下的青年學生;耳畔老響著那成千上萬個青年學生為苦難祖國哭泣的聲音……深夜了,那哭聲越來越大,他再也躺不住了,從床上坐起來,用他那當兵人樸實的語言,用他那顆被感動的心靈,一連寫下了五首五言詩,以頌揚那些為苦難的國土跪下的青年學生:青年跪地哭,請君快救助;獻金救國家,不作亡國奴。青年跪商人,請快救沉淪;財富千千萬,敵來化浮雲。青年捐衣服,為復我國土;不畏饑與寒,雪恥最為主。青年血淚哭,赤誠復國土;流血作警鐘,同胞齊禦侮。白沙獻金多,熱烈如荼火;各地皆如是,一定能救國。
  國民政府中央宣傳部公佈,四川各地獻金總額為:五億多圓。
  那不是錢,是大後方人民一滴一滴地擠出來的血!是萬千青年學生同苦難深重的祖國一起跳動的心!
  馮玉祥將軍宣佈:節約獻金運動所得捐款由總會
  直接呈交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用於慰勞前線將士、傷殘軍人和苦難民眾,以及用於購買飛機、大炮和坦克等軍需裝備。
 
10 

  在抗戰最艱難的日子裡,從精神和經濟上支撐重慶政府這座大廈的,除了國內的民眾,還有一根頂樑柱——八百多萬華僑。
  海外華僑以地區形成三大集團:
  第一大集團,南洋華僑。居住南洋諸國,人數為六百七十多萬,以陳嘉庚為首成立有南僑總會。
  第二大集團,美洲華僑。主要為美國華人十萬餘眾,以司徒美堂為首,稱為全美洲洪門華僑。
  第三大集團,歐洲華僑。主要是居住在英、法兩國的華人,成立有全歐華僑抗日救國聯合會。
  這些僑居海外,接受了所謂海洋文化,受過西方文明熏陶的中國人,對國內的黨派之爭,多採取不偏不倚的中立態度,以「嫁女」的心情,傾力關懷和支援「娘家」的抗戰。
  抗戰初期,國民政府成立戰時公債勸募委員會,蔣介石任主任委員。第一期發行救國公債五億圓,海外華僑認購了大半。以後,凡國民政府發行救國公債,華僑都大力認購。1937年至1942年,國民政府先後發行了六次救國公債共三十億圓。華僑購買了十一億圓,占總數三分之一強。
  由於蔣介石以孫中山忠實信徒自居,在烽火連天的抗戰之中仍在艱難地推進著憲政準備,海外華僑基本上都買他的帳。
  國民政府之下,專門設立僑務委員會。蔣介石經常通過這個委員會向華僑求援要錢。華僑突擊性的捐款已解決了政府不少難題,但蔣介石苦於常年常月的戰費開支,便直接打電報給各地華僑組織,請求他們搞常月捐。
  常月捐,就是每月都有個固定的捐款數,就像老闆給工人發工資一樣,每月都有。
  蔣介石的電報說:「海外月捐,增加長期抗戰力量,所關至巨,各地僑團務必努力促進,藉收實效。」
  政府僑委會根據蔣介石指示,通電海外僑胞,請其推行常月捐。通電說:
  我國長期作戰基本條件,在於財力有源源不斷之補充,而目前國內生產較厚之地,都被敵騎蹂躪,敵機肆虐,損失重大,經濟建設,不免困難……然每念前方將士,前仆後繼,戰區民眾,顛沛流離,自當本匹夫有責之心,再接彌勵,以爭取最後勝利之光榮。
  海外僑胞遂按月繳納抗日捐款,如同按月給國民政府發工資。
  南洋諸國華僑每月平均實際捐款為:七百三十四萬圓。
  美國華僑每月平均實際捐款為:五十八萬三千圓。
  八年抗戰中,華僑捐款共計為:十三億二千二百五十三萬餘圓。
  各地華僑匯兌的僑匯就更多了。
  僑匯:即華僑以贍養費名義寄回國內的款項。它成為抗戰期間重慶政府財政經濟的重要支柱。整個抗戰期間的僑匯為九十五億圓以上。
  美國華僑為了支援抗戰,竟將總收入的四分之一匯回國內。
  1940年,軍政部長何應欽在國民參政會上報告:1939年政府全年的戰費開支為十八億圓。這一年,華僑的捐款和僑匯共為十三億三千萬圓。華僑承擔了絕大部份戰費開支。
  華僑除捐款、認購公債和僑匯外,還捐助了大批軍需物資。
  重慶政府宣佈:抗戰頭三年中,華僑捐款飛機二百一十七駕;救護車汽車一千餘輛;坦克二十三輛;其他如棉衣、麻袋、醫藥用品等無法計算。
  重慶國民政府統計宣佈:從1937年到1941年底,國民政府的總收入為:二百二十六億圓。其中,華僑匯款為五十三億圓,相當於國府總收入的四分之一,將近國府軍費開支的二分之一。
  國民政府對此評價:華僑龐大之外匯,對於祖國之抗戰,實予以巨大之助力。
  戰爭在中國南方、北方和東方前線夜以繼日地進行著。 (待續)◇

(本文首發於《黃花崗》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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