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3日訊】我的第一篇政治評論文
大字報《院黨委拋出「死老虎」，是為了轉移鬥爭大方向》，大約可以算是我的第一篇政治評論文。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後，各大學都停課「鬧革命」了。當時是東北工學院三年級學生的我，本來是抱著「工業救國」的理想才投考工科專業的，所以非常喜歡讀書；想到四年級就開始學習專業課了，心情十分激動。可是，當年想把書讀好也不容易，因為有「只專不紅」的危險。我雖然是共青團員、系學生會的幹部，但因為讀書成績比較好一點，加上父親有所謂「歷史問題」，便成了「問題學生」。常受到「政治輔導員」的旁敲側擊：要注意「又紅又專」。他經常炫耀他在反右派鬥爭中「火線入黨」並提前畢業而成為黨的政治工作者的光榮歷史，以及一年一席在畢業生中抓「反動學生」的戰績。我隱約覺得，我就是他心目中的反動學生的「候選人」。後來文革中有人抄了他的辦公室，果然發現他收集了很多我的「反動言論」：例如上政治課時奉命模擬反派的發言；例如《海瑞罷官》是政治問題還是學術問題；對資產階級法權的看法等等。
學校每年都要在畢業生中按比例百分之五至十來抓「反動學生」。為了完成上級交下的任務，也為了表現自己革命立場，政治輔導員往往都要超額完成任務的。因此，從學生一入學，政治輔導員就開始收集他們的黑材料，他或者依靠黨團員中的骨幹分子和爭取入黨、入團的「進步學生」的報告，或者在個別談話、「談心」時引誘你暴露「活思想」，甚至是政治學習討論會上的發言；然後剪頭去尾、羅織、比附、上線上綱，再裝入檔案袋。我班廿多個同學中，竟有五六人與我同入黑名冊。在這裡，我應當記下我的政治輔導員王X昌和馬列主義理論教員金蘊X的姓名，他們兩位曾密切地配合著在我們班上作了十二分精彩的表演。
斯大林說：「共產黨員是用特殊材料製成的。」一點不錯！共產黨員們那麼殘忍、那麼泠血、那麼偽善，而又那麼暗藏殺機。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毀掉一個青年學生的政治生命，可以輕輕鬆鬆地斷送一個人和他一家人的幸福；可以毫無內疚地把他的學生、同學、「同志、階級兄弟」，推下萬劫不復的深淵，可以心安理得地為別人製造悲慘的災難。
這些當年或昧著良心，或喪盡天良地以別人的鮮血染紅頂子的「政治工作者」們，可有一絲一毫的懺悔，好像還沒有，至少我沒見過。我倒知道這些人後來都混到教授、博導什麼的，先是紅、後是專，所有好處他們都撈足了。
共產黨是迫害狂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中共中央東北局開始向東北各高校派工作組，六月七日中共中央東北局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哪裡鼓包鼓的大，哪裡派的就多。」(《打倒三反分子宋任窮》，遼寧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銅牆鐵壁》第二十六號，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東北局、中共遼寧省委、中共瀋陽市委聯合工作組策劃和指使下，同時為轉移鬥爭方向和保護自己，以郝屏奮、王太明為代表的中共東北工學院黨委拋出早在一九六五年就被整下臺的原黨委書記兼院長柳運光和所謂「柳運光反黨集團」，對他們進行了沒完沒了的野蠻批鬥：批鬥者作飽含無產階級義憤狀，聲嘶力竭地讀著經上級批改過的批判稿，控訴柳運光的所謂罪行，並提出一個又一個問題；但不許他申辯，只允許他回答是與不是；只要一申辯，就馬上搶走他的話筒或拔掉電線；再用高昂的「不許柳運光放毒」、「只許柳運光老老實實」、「柳運光要低頭認罪」、「打倒三反分子柳運光」、「誓死保衛院黨委」、「柳運光扁茄子了」等口號來淹蓋他的「放毒」及羞辱他，而且所有這些都是經過嚴格和精心綵排的。
四十年後的二OO六年，我寫了一封信給這位終身堅守理想主義的老革命家：「數以千萬計的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最後不過是摧毀了一座舊監獄；但又建造了一座更大、更堅固、更黑暗、更恐怖、更血淋淋的新監獄，然後再把他們自己和全中國人民都關了進去。」
我說：「對於您，把一生奉獻給人類解放事業的革命老人、一個理想主義者，這也許是您所不能接受的、痛苦的、殘酷的結論。但這卻是事實！」
學院同時又以反右派、反右傾的老辦法在教師中抓了一大批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例如教我們高等數學的趙惠元教授，是非常受同學愛戴的老教師，卻被當作「與黨爭奪接班人、反對毛主席教育革命的反革命分子」送到各班接受巡迴批鬥。
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的一次會議上佈置要抓千分之五至百分之一的學生「右派」。不久又在瀋陽三所大學工作隊長會上說：「批判比例多大？百分之一、二、三，學生百分之五左右。」(《打倒三反分子宋任窮》)在劉少奇、鄧小平和宋任窮的工作組專政下，院黨委也在學生中大抓反動學生和右派學生，李奇、吳蓓莉等幾位學生是全院批判的重點。那兩三個月，校園裡籠罩著「白色恐怖」，像我這樣的「問題學生」真是惶惶不可終日；據遼寧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的統計，瀋陽六所大學中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學生即達一千一百三十三人，占總人數百分之九。可是文革後鄧小平們卻把親自部署的打倒老幹部、整知識分子和整群眾的罪惡都推到所謂造反派頭上，可謂插贓嫁禍、顛倒黑白，卑鄙無恥到了極點。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晚上新聞聯播節目中播出。我搬了張靠背椅坐在走廊上聚精會神地聽著，《十六條》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酌情。」這幾句話，絕對讓我鬆了一口氣。當時如釋重負的心情，我至今記憶猶新。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中共東北局和中共遼寧省委在瀋陽市組織了有幾十萬人參加的慶祝大會，收聽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的現場轉播。東北工學院的學生們因不滿被安排在偏僻街道，便舉著「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的標語牌衝擊主會場。除了個別警察、老工人和學生有碰撞外，學生隊伍基本暢通無阻。當時我們熱血沸騰地唱著《團結就是力量》、《國際歌》，氣宇軒昂地「走在大路上」，確實有一種被解放的輕鬆：
團結就是力量，
團結就是力量，
這力量是鐵，
這力量是鋼，
比鐵還硬，
比鋼還強。
向著法西斯蒂開火，
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著太陽，
向著自由，
向著新中國發出的萬丈光芒！
從此，瀋陽市的大學生就走上了社會。接著有《西安告急》大字報說，西安交通大學學生李世英因受中共西北局和陝西省委迫害而自殺，要求全國聲援；我就寫了一張「茲有本校學生某，家庭成分貧農，準予外出串聯」的介紹信，先找王X昌簽名，再到院文革辦公室蓋公章，之後和低我一級的本系幾個同學坐上不要錢的火車到西安去了；動身前貼出了題目是《我們要造東北局、省市委的反！》的大字報。在西安碰上的幾個福建籍的清華大學、東北工學院學生，便一起「殺回福建，去造葉飛的反」了，直到1966年底才冒著嚴寒回瀋陽。在這兩地，除了演說、辯論外，自然也寫了許多大揭露、「大批判」的文章。
文革發生的社會基礎
探索文革成因的文章汗牛充棟，但大部份只分析上層的權力鬥爭、毛澤東的陰謀和威望；近年劉國凱等人的「人民文革」說，卻從廣大人民群眾層面進行深入探討，並引起熱烈爭論，深得我心。
比如，上海市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召開的《徹底打倒以曹狄秋、陳丕顯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一百多萬人為什麼能在寒冷的雨雪之中堅持站立數小時之久？說是由於張春橋、姚文元的「煽動」，是徐景賢、王洪文的「策畫」，說得通嗎？
我本人參與和組織的西安市《揭開西北局和陝西省委路線鬥爭蓋子大會》和福州市《批判福建省委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以及許多街頭辯論會，規模少則數百，多則數千、數萬人；在「徒步長征」途中也應邀到河北廊坊附近的農村搞了一個多月的文革運動，幫助當地貧下中農打倒了他們的中共黨支部書記，並成立了大隊革命委員會，大受群眾歡迎。幾個外來大學生就能「所向披靡」、有那麼大的能量嗎？當然不是。這只不過是億萬人民累積在心中的、對中共各級政權怨恨的總爆發罷了。
十七年裡，中共幹了許多傷天害理的事，暴力土改、統購統銷、合作化、反右派、工商業改造，尤其是三年人禍餓死四千萬人，僅四川一省當時就餓死一千二百五十萬，這是時任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的廖伯康從省委內部文件上看到的，並到北京向楊尚昆、公安部、民政部作了匯報，得到楊尚昆等確認的數字。(林雪：《我向中央講實情——訪四川省原政協主席廖伯康》，《龍門陣》，二零零六年第一期)隨後又有反右傾、四清等運動，鬥爭不斷，老百姓不得安生，且貧困不堪；而各級黨政幹部多吃多佔、貪污腐敗，尤其高級幹部驕奢淫佚、夜夜笙歌。例如，各省市都有高幹娛樂部，狗馬聲色，五毒具全。毛澤東的豪華行宮幾乎遍佈各省市，就是中共腐敗的典型代表。對於廣大工、農、復退軍人來說，革命前是奴隸，革命後是奴隸的奴隸。(魯迅)「時日曷喪，予與汝皆亡」，《尚書》中這句話大概可以解釋當年「一人奮臂，萬方景從」的群眾心理。
就這樣的十七年，如今居然成了一些人口中的「黃金歲月」。因為鄧小平的分贓社會主義比毛澤東的叫化子社會主義給工農帶來了更大的災難。「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誰先富起來呢？是鄧小平和他一夥「無產階級老革命家」的子女先富起來了；靠什麼先富起來呢？靠老子有權好辦事，狗仗人勢，巧取豪奪，把國有財產、國營資產、人民血汗裝進了他們自己的口袋。鄧小平把「改革」叫做「摸石頭過河」，可是摸了二十多年，到如今也沒過到河。他們自己倒摸了不少好處去。工廠改制、工人下崗，城市暴力拆遷，農村野蠻征地，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地產暴利化。把老百姓摸進更加一窮二白的爛泥潭。
馬克思說，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此之謂也。我問我的老院長：「老院長當年滿腔熱血沸騰地參加革命、領導天福山起義，難道就是為了得到今天這樣的『新中國』嗎？」
我一家的苦難
我祖父出生於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只讀過一年私塾，廾五歲才結婚。他是個多面手，除耕田的犁耙插割外，也會燒炭、捕魚、打臘；還靠自學掌握了堪輿、擇吉、合婚、卜卦、簡易中醫等技能，文化程度達到通解《三字經》和代人寫楹聯的水平，在方圓幾十里小有名氣。土地改革時他被任命為鄉農民協會秘書，專責丈量土地和填寫《土地証》。土改後，他辭去農會職務而安心務農，一邊買牛種田，一邊在分得的山地上廣種松、杉、竹、桐等經濟林木，合作化估值入股時，林木己值一千多元，是鄉中林業大戶。可惜他的勞動成果全毀於後來的大煉鋼鐵和盜伐，今天只剩荒山禿嶺矣。
從我懂事起，祖父幾乎過沒有什麼順心的日子。三反運動，父親被誣為「貪污分子」，祖父為「退賠」事四處奔波、心力交瘁。一九五七年父親被視為「地方主義」分子，開除公職回鄉強迫勞動改造，給祖父打擊巨大。大饑荒期間每人每天只有四兩半米(十六兩為一市斤)，他冒病上山找野菜、狗脊、野芭蕉等回家充飢，苦不堪言；家母就是因飢餓致水腫，而於一九六二年逝世，年僅四十一歲。文革中我家遭五次抄查，幾代積聚的萬餘冊新舊書籍被當「封資修」抄走。而他因頂撞當地遊民分子，被掛牌在各自然村中遊街示眾，從此悲憤交加，病臥不起，於一九七四年含恨去世。
父親生於一九二三年，念過幾年私塾和新式小學，做過小店員、山區私墊教師，一九四八年九月參加中共地下游擊隊，一九四九年四月成為中共黨員。中共建政後任中共區委秘書、縣總工會秘書等。一九五七年在「反地方主義」鬥爭中被當作「不純分子、投機分子」而開除黨籍、清洗回鄉，受盡岐視和打擊。文革中更被列為「壞分子」遭管制，批判、鬥爭之外，更服無償苦役達一千六百二十天(次)。一九七七年遭公社武裝部扣押十八天。我弟弟的縫衣機、義弟的木工工具被大隊扣留十個月；以地下黑工廠之罪名罰款一百五十元。受冤遭罪二十多年後，父親於一九八O年獲「平反改正」，恢復黨籍、工資待遇，辦理離休。
但他二十多年的損失卻是不可估量，也無法彌補的。他二十多工資不給補發外，政治等各方面損失尤大。如果他不失去公職，我母親斷不會在三年人禍期間餓死。因為父親被誣陷蒙冤，上累及祖父母；下累及我兄弟妹，我從初中起就背著沉重家庭包袱，只能上東工這樣二三流大學、學冶金這樣傻大黑粗的「非保密性」專業，政治上受岐視，被當作「反動學生候選人」，前途一片暗淡兇險。弟妹則根本沒有上學機會，如今淪為「弱勢群體」。
我的遭遇
文革中雖然看到中共政權的專制腐朽，但也只有「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水平。自解放軍奉命介入文革後，由於高級將領與地方首長同屬特權階層的關係，他們天然把原來官辦紅衛兵當作依靠和扶植的對像。在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鍚聯、政治部主任李伯秋如遼寧軍區副司令員凌少農運籌帷幄之下，原本已經出現大聯合局面的遼瀋地區出現了三派鼎立的大分裂。在軍隊支持下，以尉鳳英、李素文等勞動模範和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為招牌的遼寧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於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凌晨出動十萬人圍攻東北工學院，從此由陳李凌挑起的武鬥在遼瀋地區越演越烈。
這時期我寫過《批判瀋陽軍區帶槍的反動路線，解放宋任窮》、《就目前遼沈形勢答〈遼沈戰報〉記者問》等大量評論文章，這些文章多被同一派的工人、大專院校和中學生組織轉抄、翻印，貼滿瀋陽市大街小巷。有一次，鋼冶系主任周自定教授跑到我的宿舍來，找我核對一條毛語錄，原來他雖被打為反動學術權威，卻不甘當逍遙派，也私下在幫紅衛兵傳抄大字報。可惜這位學問淵博、治學嚴謹、正直的留美煉鋼專家竟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工人毛澤東思想聯合宣傳隊」進駐東工後，不堪迫害而跳樓自殺了。當年留學有成的高級知識分子，輕信毛共的宣傳和統戰，為了建設所謂「新中國」，放棄了彼邦優偓的待遇而上了賊船之後，也不知歷經了多少劫難，經過了多少運動的煎熬。最後像周教授這樣可憐地慘死在毛澤東‧林彪‧陳錫聯的軍事獨裁統治之下的，在東北工學院有好幾個；在遼沈、在東北、在中國就更不知有多少了，令人扼腕嘆息。
亂倫分子陳錫聯(羅點點：《回憶錄》)當權後，遼沈造反派受到嚴重報復和嚴厲清算；我揹著裝滿了黑材料的檔案袋，發配西南三線基建工地「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作「內部控制」人員使用。每有重大活動，例如吳法憲親臨視察之類，我便是受監控目標；一位同事就對我說，他是受保衛科指令在監視我的，提醒我凡事小心。胡風說：「咳嗽都有人錄音」，我算有了親身的體驗。
在政治上受岐視外，連交女朋友、談戀愛，都要被人查檔案；加薪晉級也遭百般刁難；出外參觀學習，「保密單位」不讓去；即使解決夫妻兩地分居問題，「臭老九」也要讓工人優先。在事事不遂心，前路暗淡之下，一九七九年冒險「申請赴港探望岳父」，僥倖獲批，從此定居香港。所謂「冒險」，是指一旦申請不獲批准，就會背上「不滿社會主義、嚮往資本主義」的罪名。
我因在少有人申請出境的四川，較容易得到批準；但妻子兒女在福建卻因政風腐敗而受盡拖延，直至一九八七年才獲成行，一家得以團聚。「家庭團聚」這條最基本之人權，在中共來說也是不屑一顧。夫妻分居滿一年，才有七天探親假。許多夫妻分居數十年是常事，不少家庭悲劇和社會問題就因此而產生。
毛澤東和他的黨徒，以前有高崗、陳再道，如今有陳希同、陳良宇、李二江之流，自己過著驕奢淫逸、糜爛透頂的生活，卻殘忍地剝奪老百姓的基本生物性需求。以至於強姦、通姦、亂倫、同性戀、動物戀等有關性犯罪、性變態的故事竟成當年的熱門話題。毛共政權完全是洪秀全太平軍的翻版，甚至有過之無不及，是不折不扣的滅絕人性的流氓法西斯政權。
慶父不死，魯難不止
讓我最後看穿中共本質的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上的坦克和槍聲。劊子手用帶血的手撕下自己的偽裝，露出了他那青面獠牙的猙獰面目。當他的坦克把成千成百的中國人碾成肉餅的時候，他那句「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就顯得那麼虛偽、那麼奸詐、那麼無恥！
慶父不死，魯難不已。不把毛澤東共產黨滔天罪惡徹底揭露，不把共產黨反動派騙人、害人的歪理邪說批臭，中國人就永遠沒有民主憲政，永遠享受不到「言論與表達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中國就永遠無法擺脫專制獨裁的陷阱而走向現代化。我願意和一切有志於此的善良的人們，一起努力。
31AUG2006定稿於流浮山莊
《自由寫作》14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