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5日訊】違背了父母要她立即返城的的意願，一九八0年在內蒙扎賚特旗我愛人與我毅然結了婚。同年新年前夕，我們回北京探親。在泰來車站等車時遇到一位中年婦女，她就坐在我倆的身邊，身上穿著一件帶補丁的舊黃棉襖，一條兩個膝蓋上都帶補丁的條絨棉褲，腳上穿著一雙黑棉膠鞋，身邊還有三個孩子，大的是女孩，大約六、七歲，兩個小的是男孩，一個五、六歲，一個三、四歲，身上穿的全都是帶補丁的衣服。兩個男孩嚷著肚子餓了，那位婦女便打開一個破黃書包拿出兩個黑麵餅給孩子吃。聽她跟孩子講話是天津口音，我愛人便跟她聊起來。
「聽你口音大概是天津人吧，你這是帶著孩子去拿兒」？我愛人問她。
「回天津過新年，看看父母，聽你的口音大概是北京人吧，你們這是回哪兒」？她反問我愛人。
「也是回北京過新年，看父母。你既然是天津人，是怎麼到內蒙來的」？我愛人又問。
「為了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六九年我跟一幫天津青年到內蒙扎旗好來堡插隊落了戶，那一年我剛上高一」。
「噢！我也是下放青年，原在扎蘭屯插隊落戶，七五年鄧小平出山，整頓教育，我有幸被保送到海拉爾師專繼續唸書，現在在扎旗一中教書」。我愛人一邊說著一邊打開我們的包，拿出我們準備在路上吃的六個茶葉蛋，一人兩個給了三個孩子。
「那是你…..」那位婦女指指我問我愛人。
「那是我愛人，也在扎旗一中教書，也是從北京下來的」。我愛人回答她，但並沒有說我原是右派，落實政策到扎旗的。
「你們真幸福！」，那位婦女流露出了羨慕的眼光。
「你今年多大歲數？」我愛人問她。
「三十一」她回答。
「我三十，你僅比我大一歲，怎麼顯得這麼老，而且有了三個孩子，你愛人怎麼不跟你一塊回天津過新年」？
她歎了一口氣說：「整天在地裡幹活，風吹雨打日曬雨淋的，又要照顧三個孩子，人怎麼能不老呢！我愛人是一個農民，又沒有文化，老實的象根木頭，連泰來這樣的小縣城都沒來過，見人又不知怎麼講話，我怎麼帶他去見我的父母呢！再說家裡還餵著一口豬，也要他照顧。」
可能是同病相憐吧，她們倆越聊越近乎，我在旁邊仔細端詳了一下這位婦女，從臉龐上看，當年她應是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而現在看上去好像四、五十歲的人了，鬢角上過早地出現了白髮，眼角上也出現了魚尾紋。
不久開始檢票了，我和我愛人幫她拎著兩個小一點的男孩子，較大的女孩子跟著她。她背著一個很重的包，問她裡面裝的什麼，她說是土豆，這大概是她回娘家唯一能帶的東西了。就這樣，我們一同上了火車。一開始，車上人很多，我們三個大人和三個孩子都站著。大約過了四、五個車站，因為有不少人中途下車，我們才找到了座位，這時她又和我愛人聊起來。
她說：「我父親原來在天津開了一個不大的紡紗廠，五六年早就公私合營了，文革開始前又全都充公了。我的出身可是資產階級家庭，為此文革一開始在學校就被那些出身好的同學歧視。因此當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時，為了證明自己是衷心擁護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我就積極報名參加了（其實，她不報名參加，也非去不可，第一批上山下鄉的知青，多數是出身不好的所謂『可教育好』的青年學生）」。
「你們一下去了多少人？我父親雖然也算是個老幹部，但因出身富農，沒犯什麼錯誤也被打成了走資派，我也是賭氣自動要求上山下鄉的」。我愛人問她並向她談自己的情況。
「我在的那一個隊一次下去了大約有一百人左右，其中我和另外三個被分到好來堡插隊落戶，其餘的人分散到別的屯子裡去了」。
「你是怎麼跟當地人結婚的？現在有大批知青返城，可文件規定，凡是跟當地人結了婚的就不能返城了，你知道不知道」？
「我怎麼不知道！我知道自己是回不了天津了。我們四個青年當中有兩個男青年，他們通過各種關係，不到兩年就回去了。另外一個女青年被逼著嫁給了屯黨支部書記腿有點殘疾的兒子。我愛人聽說是烈士遺孤，無父無母，人倒是忠厚老實，沒念過書，人很木吶，家裡很窮，二十九歲了還沒娶上老婆。屯支部書記和大隊幹部硬壓著讓我跟他結婚。開始我說什麼也不同意，可他們反覆對我講要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想貧下中農所想，急貧下中農所急，我架不住他們天天來動員我，就這樣不得已我跟他結婚了。當時我想，我跟貧下中農烈士遺孤結了婚，你們再不能指責我的家庭出身了吧？就這樣我稀裡糊塗地就結了婚，後來就生下了這三個孩子，落到今天這樣」。說著說著，她的眼圈有點紅了。
稍微停了一會，她接著說：「我那位跟屯支部書記兒子結了婚的女同學，聽說現在知青可以返城，正鬧著離婚，可書記、書記的兒子和屯裡的頭頭們說什麼也不答應。我也想過離婚，可三個孩子怎麼辦？我如果扔下他們走了，三個孩子和我那個老實巴焦的丈夫也太可憐了，良心上過不去，我也就只好認命了」。聽著她這樣講，我心裡泛起一種苦澀的味道。
火車快到天津了。我愛人拿出五十元錢對她說：「看來你的經濟情況不太好，回娘家也沒給父母帶點像樣的東西，你用這點錢下車後買點點心什麼的孝敬老人，也算當兒女的孝心」。我愛人是一個心地非常善良，非常具有同情心的人，但可能是自尊心的緣故吧，她說什麼也不要。臨下車時我愛人對她說：「好來堡離扎旗一中不遠，過完新年回扎旗後，我到好來堡去看你」。
我愛人已當了幾年老師，平時省吃檢用，攢下了五、六百元，落實政策時我又補了二十個月的工資，兩人加起來已有兩千多元，我們結婚時又沒花幾個錢，當時在扎旗我們也算是「有錢人」了。在北京過完新年臨回扎旗時，我愛人特意買了三套小孩穿的衣服和一包糖果，準備回扎旗看她時送給她。
回扎旗後大約又等了半個多月，估計那位天津下放的女知青已經回來了，撿一個禮拜天我們打算去看她，這時忽然想起在火車上談了那麼多，竟然忘記問她的名字！我說：「不要緊，現在好來堡只有兩個天津下放的女青年，一打聽馬上就知道了。」於是我們搭了一輛來回運糧的汽車去了好來堡。
到了好來堡向一個老鄉一打聽，這位老鄉說：「這裡來的天津下放女青年有兩個，一個嫁給了書記的兒子，另一個嫁給了老張頭（她丈夫姓張），你們找哪一個？」我愛人回答說就找那位嫁給老張頭的。那位老鄉回答「噢！她姓于，叫於靜，就住在前面那棟房子」，說著向我們指了指。
到了房子跟前，隔著籬笆牆看到她正在喂幾隻雞，兩個男孩子正在院子裡玩。我們喊了一聲，她看到是我們，迅速跑過來，開開柴門把我們領進屋裡，兩個孩子也跟了進來。我先看了看房子，是兩間土坯房，房頂是用鹼土抹的，因為是鹼土，下雨一般不漏。裡屋一盤大土炕，炕上散亂放著幾床被子。外屋壘著一個鍋台，做飯時也就把炕燒熱了，這樣節省柴草。內蒙、東北的農村，農民住的房子大都這樣。我愛人先把三套孩子穿的小衣服和一包糖果給了她，她感激的不得了，說：「你們能來看我，我就很感激，怎麼花這麼多錢！讓我實在感到過意不去。」兩個孩子眼巴巴盯著這包糖果，我愛人打開包，抓了兩把給孩子，他們連蹦帶跳地出去了。我愛人又問：「你女兒呢？」，她回答說：「上學去了，還沒放學」。這時她開始跟我們聊開了。
她說：「你們進屯子可能已經看出來了，好來堡這個地方很窮，年年吃政府發的救濟糧，我和我愛人一天到晚在地裡拚死拚活地幹，兩人加起來一天掙二十幾個工分，一個工分才一毛錢左右，還要養活這三個孩子，日子實在不好過，幸虧我天津的父母還能經常寄點錢來接濟我們，日子才能勉強過下去」。
我說：「關裡個省大都解散了人民公社，分田到戶搞起了單干，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日子一天天好起來，你們這裡怎樣」？
她說：「我們這裡很落後，現在還是在生產隊幹活掙工分。聽說公社和大隊的頭頭們害怕解散了人民公社分田到戶搞單干，他們就沒有什麼權利了。前寫日子電線桿子上還出現了反對鄧小平的反標：打倒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走資派鄧小平，好幾天也沒有人查，後來撕掉算了」。
我說：「解散人民公社，分田到戶是黨的政策，你們這裡早晚也要實行的」。
她說：「我們這個窮地方，即使分田到戶搞單干，恐怕也好不到那裡去」。正說著，突然那位嫁給書記兒子的女青年跑來了，不過後面卻跟著一個人。她一進問門就大聲問我們：「你們是不是要把小於帶回天津去」？我說：「不！我們哪有那個本事！我們只不過是來看看小於」。
小於趕緊向我們介紹：「這就是我們屯子的黨支部書記」，我說：「我們是扎旗一中的老師，來看看小於」。書記冷冷地點了一下頭，用懷疑和敵視的眼光看著我們，也沒說話。因為書記的在場，我們的談話就冷了下來，幸好她女兒放學回來了。我愛人把她叫過來說：「快過來穿穿阿姨給你買的新衣服，看合適不合適」。不一會小於的愛人也收工回來了。她趕緊向我們介紹：「這就是我們那口子老張，人老實，不愛說話，別見怪」。老張嘿嘿笑了兩聲，也沒說話。老張四十歲不到的人，看上去象五十出頭了，我心裡泛起一陣淡淡的悲涼。小於命令似地對她愛人說：「你趕緊去殺一隻雞，招待客人」。我馬上制止了他：「千萬別的！你們一共才養了五、六隻雞，靠雞下幾個蛋換幾個零錢貼補家用，雞千萬不能殺！」雞沒有殺，好在家裡還有點大油（豬油），於是煮了一鍋大碴子飯，噸了一鍋酸菜粉條，招待我們吃中午飯。小於叫書記也留下一快吃，書記沒留下，帶他兒媳一塊回去了。
吃完了飯我們要回學校，小於兩口子和三個孩子送我們出屯子走了好長一段路，碰到一輛運糧的汽車，我們搭便車回到了學校。
三年後，我們離開了扎旗，回到了我的老家。不過我們卻經常談到那位下放的天津知青，一談到她，我愛人就歎氣。
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不知現在的扎旗是個什麼樣子。但從電視報道中我們知道，現在扎賚特旗仍然是全國幾十個貧困縣（旗）之一。現在我和我愛人都已退休，那位下放的天津知青也快六十歲了，不知她現在的情況怎麼樣。也許是人上了年紀的關係，總愛回憶過去，我愛人常跟我談當年知青上山下鄉的一些事情。我對她說：「五七年的反右運動毀了一代人，主要是知識分子和像我一樣的大學生，文革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毀了像你一樣的一代中學生，你我的後半生總算還是幸運的。當然，在你們那一代人當中也有不少通過特殊的社會關係和自己的拚搏努力，成了現在的所謂大款、大腕、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科技文化精英的，但與數以千萬計的當年上山下鄉的知青來比，畢竟是極少數。你們那一批人，文化水平都不高，也沒有什麼特殊技能，回城後大多干的工資低的體力勞動個工作。目前社會上失業下崗工人群體當中，有相當一部分就是你們那一代人。他們上有老，下有小，一旦失業下崗，生活是很艱難的。他們大多數已淪為社會的底層，命運是很悲慘的」。
基督教說，上帝對他的每個子民都是公平的，其實這話並不盡然。你看當今社會不公平的事多著呢！
人們也常常說，愛情婚姻是甜蜜幸福的，這話也不全都正確。大文豪托爾斯太的世界名著「安娜.卡列尼娜」開卷的第一句話就說「幸福的家庭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不幸」。像天津下放的女知青小於苦澀的婚姻就絕不只是一例、兩例。
二00六年五月十六日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