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31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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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餓死在夾邊溝的「敦煌魂」畢可
２、我第一次知道的畢可
３、我第二次知道的畢可
４、1948～1950年在膠東文化協會的同事高芒如是說畢可
５、1948～1950年在膠東文工團的同事王野如是說畢可
６、1948～1950年在膠東文工團的同事宋萍如是說畢可
７、1948～1950年在膠東文工團的同事藍瑛如是說畢可
８、1948～1950年在膠東文工團的同事韓同文如是說畢可
９、1950年的領導、青島文聯美術組組長石可如是說畢可
10、畢可在瀋陽魯迅美術學院留下的學籍記錄
11、推測畢可去敦煌的原因
12、和鳳鳴記敍夾邊溝的著作《經歷，我的1957年》書中記敍的畢可
13、畢可在夾邊溝的難友甯裏的記憶
14、莫高窟裏的反右風暴
15、革命，誰革誰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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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餓死在夾邊溝的「敦煌魂」畢可
敦煌有個千佛洞，千佛洞裏有著中華民族的千年瑰寶──數量龐大的壁畫與彩塑，尤其是1900年發現了一個貯藏了大量千年古籍的「藏經洞」。但是由於無人管理，大量的稀世珍寶，被英、法、俄、美、日等國家的「考古學家」從一個無知無識的王道士手上「買」走。所以歷史學家陳寅恪說：「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1943年，在抗日戰爭最爲艱難的時刻，國民政府的最高國防委員會通過決議，於1944年建立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對敦煌千佛洞實行研究與管理，經過易幟之變，常書鴻風雨不驚，所長照當，經過「忠誠與老實運動」的考察，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的第二任妻子也是解放前進所的李承先做了黨支部書記。1957年的那場席捲全國的政治颱風，也橫掃到這個驚沙大漠中的千年洞窟。天高皇帝並不遠，敦煌千佛洞裏，上演了一場摧殘知識份子的大悲劇，我們可以套用陳寅恪的話說：「敦煌者，吾國學者之傷心史也。」
敦煌從建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以來，人們推舉出兩個具有象徵性的代表人物，一個是兩朝的所長常書鴻，被稱爲「敦煌守護神」，一個是1956年進所只在敦煌工作可能只有一年稍多的畫家畢可，人稱「敦煌魂」。
這裏，我要記敍的是被稱爲「敦煌魂」的畢可在反右運動中的驚天大悲劇。他在所裏被打成右派，立即被送到甘肅省著名的勞教農場夾邊溝勞改，但是20幾年後人們發現，省委並沒有批准「右派分子畢可的呈批報告」。作爲打他右派的所長常書鴻和黨支部書記李承仙夫婦，隱瞞省委拒批的實情，沒有把畢可調回平反，因此使畢可餓死在夾邊溝。畢可當然不可能知道紅色文件櫥中的這份黑色檔案。對於畢可的遭遇，人們分外同情，也分外憤慨，儘管他在敦煌工作的時間很短，但卻是他的許多同事的遭遇的縮影，所以稱之爲「敦煌魂」。
這樣的悲劇，在55萬右派中不是沒有，但畢竟比較罕見，卻有力地反映了這個政治運動的特點。請大家閱讀的時候思考：爲什麽畢可會打成右派？
本文作者寫作過程中，遇到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採訪到1948～1952年間畢可的領導、戰友、同事高芒和石可等等人，還電話採訪了畢可在夾邊溝的「窩友」並埋葬畢可的寧裏。請讓我大體按照我瞭解畢可的過程，來敍述這個悲劇，揭示這個悲劇，思考這個悲劇，以此來祭奠遙遠沙漠中玉門關附近的那個冤魂畢可！我和畢可的朋友高芒、石可、寧裏等人，我們作爲共命運的右派分子，遙向畢可的冤魂致以深深的哀悼！我們要把他的千古奇冤，報告給世人，使世人看清反右運動和專制制度的醜惡、邪惡、罪惡本質！
安息吧，畢可！
２、我第一次知道的畢可
一年多以前，我從網上查到畢可的資料，只有寥寥幾句，說他生於1930年，卒於1960年。「魯藝」畢業，1957年被打成「右派」，發配到酒泉夾邊溝農場勞教，死在那裏。範華說：「其實他人不錯，沒有知識份子架子。」僅此而已。範華是事務員，老職工。〔１〕我推測，從畢可1930年出生來看，有可能是解放前進所的人員。
３、我第二次知道的畢可
最近，我從網上查到甘肅作家王家達寫的《血淚鑄敦煌》，對畢可有了更多的瞭解。王家達是這樣記敍的：
「畢可，中央戲劇學院畢業的高材生（準確地說是瀋陽的東北魯迅文藝學院），主動要求來敦煌工作。在那不堪回首的年月裏，這位紅小鬼出身的藝術家被打成了‘階級敵人’，送到夾邊溝農場去改造。一年之後，他和一大批文化人餓死在那裏。屍體找不到了，同伴們從夾邊溝捧回了一包黃土，埋葬在三危山下的沙坡上。風華正茂，壯志未酬，就早早地和他刻骨銘心熱愛的敦煌藝術分手了。爲了安慰他的英靈，他的親人、他的學生，從鳴沙山上撿來一顆顆紅色的石子，鑲嵌在墓磚上面，組成了三個大字：敦煌魂。’」〔２〕
由此可知，畢可有了「敦煌魂」的美譽。這個美譽是由他的親人、學生加封的。
４、1948～1950年在膠東文化協會的同事高芒如是說畢可
5月16日，青島朋友高芒女士和丈夫劉禹軒到北京走親訪友歸來，路過濟南，光臨寒舍，扯東談西。本來他們都要告辭了，不經意間，我說起敦煌，說起常書鴻，說起敦煌的反右運動，說起畢可。高芒說，她認識畢可。這樣的巧事，讓我喜出望外。於是她又坐下來繼續說畢可：她在北京參加一次飯局，巧遇《經歷，我的1957年》的作者和鳳鳴，因爲這本書是寫夾邊溝右派勞教農場故事的，就問和鳳鳴，「有一個叫畢可的人，你可知道？」因爲高芒曾經和畢可共事過，後來只聽說他到了敦煌，打了右派，死在夾邊溝。和鳳鳴說，「我在書裏寫到了，你沒有讀？」高芒說，「我是在朋友那裏借來的書，剛開始看。」於是，和鳳鳴介紹了畢可的情況。
現在，我先寫出高芒的回憶
高芒是青島的作家。她陷在深沈的回憶中，向我介紹了畢可：那是1948年，高芒在膠東文化協會機關編輯刊物，文協還有下屬組織文工團，都住在萊陽城南村，在一個大竈吃飯。畢可是膠東半島尖端的榮成石島人，文工團的美工，一個從農村出來的孩子，可能有點小學文化，會畫幾筆宣傳畫。畢可因爲年齡比較小，不會料理自己的生活，以作風吊兒郎當自由散漫出名。他的衣服上有了蝨子，他不洗不抓，窩一窩，塞到雪堆裏去凍，凍過之後，再撒泡尿用尿鹼殺，畢可還得意地說那樣就把蝨子殺死了。那種極端不修邊幅邋邋遢遢的樣子，就是在當時那些比較自由散漫的文工團員中也是屬於異類。
後來進了青島，畢可先後在文聯美術組和工人文化宮美術組工作，但是和高芒仍然在文化系統，還有見面的機會。後來知道他和一個紡織女工結了婚。不過，進城後，美術人才多得很，畢可的那點本事就差遠了。這恐怕對他刺激太大，去了瀋陽東北魯迅文藝學院上學。按照文化水平，畢可恐怕難以上大學，但是，他在專業上，畢竟糊弄了幾年，比那些高中生絕對佔先，那時考大學，考藝術院校，當然和目下幾十個錄取一個的情況不同，所以，他得到了深造的機會。
這就是高芒勾勒出的畢可形象。這樣的人怎麽會打成右派呢？實在費解。
５、1948～1950年在膠東文工團的同事王野如是說畢可
隨後我到青島旅遊，拜訪高芒，從高芒那裏得到一本《膠東文協文工團建團六十周年紀念歷史影集》，其中就有「畢可即畢遠來」的照片，大概是他20來歲時的照片，橢圓形的長臉，長得稚嫩清秀，濃濃的頭髮從中間分開，沒有仔細梳理，具有那個年代許多青年人都有的那種不修邊幅的特點。
這本影集附錄了通訊錄。我先後通過電話，找到在青島和濟南的十來個人，但只有四個人和畢可同事過，並且留下了一點印象。王野說，他在文工團只有幾個月，關於畢可只留下一點印象，就是作爲美工，畢可還是非常好的，工作積極，待人也很熱情。總之是一個很好的青年人。
６、1948～1950年在膠東文工團的同事宋萍如是說畢可
我打電話尋找住在濟南的原膠東文工團的團長包乾夫。他的夫人宋萍接的電話，說，包乾夫已經年事太高，無法述說這些舊事。當時宋萍也在膠東文工團，但他那時年紀太小，只記得有個畢遠來，不過她記得畢可開始和文工團的大多數人調撥到了空軍政治部文工團，以後又從北京轉回青島。僅此而已。他向我推薦去找藍瑛。
７、1948～1950年在膠東文工團的同事藍瑛如是說畢可
藍瑛如今是山東藝術學院戲劇系的教授，當初是文工團的導演。她還記得畢可是一個中等個的青年，人很活躍，熱情，對他留有很好的印象。她完全不知道畢可後來的去向，因此當他知道我是要打聽畢可的時候，很急迫地希望知道。說起反右運動，藍瑛就激動了起來。她說，她自己差一點打了右派，弟弟打了右派，哥哥加上反革命。到了文革，一開始，她和丈夫，當時都在山東話劇團工作，就被揪了出來，父母死于文革的折磨。從心靈到肉體，他們全家都受到殘酷的摧殘。對於我寫作畢可，她一再表示支援，希望我把歷史記載下來，留給後人知道。她希望知道畢可的妻子和後人情況。當我告訴她我的電話正受到騷擾，每隔一分鐘響鈴一次，此時通話過程中，不斷出現的雜音就可能是在監聽，她說，希望他們能夠監聽，聽到我們的通話。她越說越氣憤地表示，她不害怕。
８、1948～1950年在膠東文工團的同事韓同文如是說畢可
韓同文說，他和畢可在一個分隊，都是美工。本來膠東文工團都調撥到空政文工團，畢可身體不好，有很重的關節炎，所以又回了青島，以後就到了石可手下。小夥子人很好，可能身體不好，不講衛生，衣裳髒了挂到雨裏淋。
９、1950年的領導、青島文聯美術組組長石可如是說畢可
高芒說，對畢可知道得最清楚的要數石可。只是不知道石可現在是在濟南、還是在青島。第二天，她打聽到石可正在濟南住院，因此前去醫院探望了臥床的石可，並且聯繫了我去採訪的事宜。
關於石可，上網查詢，得知如下：石可（1924～），字無可，號未了公，山東諸城人。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肄業。功書法、篆刻、金石、版本、考據之學，師從考古學家王獻唐，先後加入中國木刻研究會、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書法家協會。大型雕刻壁畫《孔子事迹圖》長期陳列於曲阜孔廟詩禮堂。1991年被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版畫家協會授予「中國新興版畫貢獻獎」，已出版個人版畫集《人民的新時代》、《石可版畫集》、《魯硯初探》、《論語言印》等。系山東省美協副主席，山東工藝美術研究所所長。
總之，石可是山東藝術界的名家。
5月19日下午，我騎車前往山東省中醫院病房採訪了石可先生。
石可因爲塵肺住院，長期臥床休養治療。患這種病主要是呼吸困難，要晝夜不間斷地吸氧。
今年78歲的石可，被這麽一種疾病困擾，對身體來說，是非常痛苦的。可是當我提起50幾年前的這位小同事時，使他激動不已。這對於他的疾病來說，是非常忌諱的。醫生和他的女兒，不斷地勸說我，有話以後慢慢說，談話時間不要太長，云云。
下面是石可回憶中的畢可。
青島是1949年6月解放的。畢可從農村進到青島後，分配到文聯美術組。組長是石可──1952年後他是文聯住會副主席。沒有受過任何專業訓練、從農村第一次進到大城市的畢可，遇到象石可這樣專業功底深厚的美術家，佩服得五體投地，於是把原名畢遠來改爲畢可，以示尊敬仰慕之意。他真心實意地拜石可爲師，虛心地向他學習。石可對於他，也不厭其煩地指教，不是老師，勝似老師。
石可認爲，畢可好學好問，腿腳口舌都很勤快，能討人喜歡，但是畢竟文化底子太差，見不多識不廣，因而在藝術上不是富有靈性的人。藝術在於創造，不是依樣畫葫蘆。
畢可雖然藝術才能一般，但卻是來自老解放區，根正苗紅，和那些出身於剝削階級的人，如石可相比，他又有一種隱藏內心的優越感。有一次，石可帶了荊濤、畢可兩人，到滄口的國棉六廠畫畫。那時候國棉六廠出了一個聞名全國的女勞模郝建秀，可了不得，藝術家下廠畫畫，是去爲工人階級服務，是和工人結合，改造思想的，廠裏當然不會把他們當作上賓無微不至地接待。他們一直畫到半夜，需要休息。紡織廠裏到處是灰塵絨絮，工人們邋遢慣了，哪里都可以坐。一向講究乾淨的石可，找了一張報紙，墊在一個條凳上坐。可是等到擡起屁股一看，正好坐著毛澤東的像。畢可認爲這是一個非同小可的政治原則問題，必須立刻向上彙報檢討。石可他們認爲已經處在深夜，回到市里有30華裏，可以等到第二天彙報也不遲。這位年青氣盛的畢可自己一人深夜回到市里彙報。好在那時離開文革還有十幾年，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還沒有發展到後來那樣走火入魔的地步，所以聽了彙報的領導，勸說畢可，對這種無意差錯，不必大驚小怪。這件事總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在石可心裏留下了抹不掉的記憶。
後來，畢可調到文化宮，也是搞美術。文化宮主任吳傑覺得畢可好學，勤快，對他挺喜歡的，正好遇到機會，保送他進了瀋陽東北魯迅藝術學院學習，至於是兩年制的進修班，還是四年制的本科就不知道或者忘記了。
10、畢可在瀋陽魯迅美術學院留下的學籍記錄
既然畢可到瀋陽魯迅美術學院學習過，我打電話到該校檔案室查詢畢可的情況。一位元陳老師在查找到畢可的檔案後，給我回電話，告訴了如下情況：
畢可是山東榮成溝曲（田）家村人，家庭成分中農，1930年7月29日出生，1953年10月11日入繪畫系學習，1955年離開學校，因爲沒有當年的學習成績，無法說明是否畢業。在家庭關係中，只有母親和五歲的女兒，沒有填妻子。至於入學前的情況和前面的介紹吻合，不贅述。
但是，7月24日我打電話到蘭州敦煌研究院採訪孫儒僴，他說，他記得，畢可是1956年從中央戲劇學院美術系去的。這可能是因爲畢可原來是在文工團做美工，後來又轉到中央戲劇學院美術系學習了一段時間。
11、推測畢可去敦煌的原因
問題是畢可在瀋陽或中戲畢業之後，爲什麽要跑到敦煌去呢？現在，筆者，我，提供一個推測：1944～1945年間，在敦煌藝術研究所的畫家中，有三位東北人。他們是李浴和周紹淼與烏密鳳夫婦。抗戰勝利後他們回到了瀋陽，任教於魯迅美術學院。2001年7月5日，我專程到瀋陽魯迅美術學院拜訪了李浴和烏密風先生（周紹淼去世）。我是爲寫作1944年在敦煌臨畫的美籍華人藝術家邵芳而去採訪他們的。關於常書鴻，他們唯一說到的話題，是浙江女作家葉文玲寫了一部文學傳記《敦煌守護神》，寫的時候沒有訪問過那些參與過敦煌研究的開創者，完全是由常書鴻的第二任妻子、1946年去到敦煌的李承先一手操辦的，因此，雖然李承先給他們寄去了書，他們都覺得沒有讀的必要。
現在聯繫到畢可，我想，最大的可能，是畢可在瀋陽魯迅美院聽了這幾位到過敦煌的老師的介紹，産生了對敦煌藝術的向往。李浴是研究敦煌藝術史的，周紹淼與烏密鳳夫婦是臨摹壁畫的。那時，學院規模遠比現在小，教師也不會太多，他們應該給畢可授過課。他們在敦煌的時間大約一年半到兩年的樣子，因此述說起敦煌來，那還不是如數家珍，滔滔不絕，感動了畢可，使畢可對那個東方藝術的神秘洞窟，産生了向往，決定前去獻身。既然畢可是1955年離開瀋陽魯迅美術學院，1956年再從中央戲劇學院分配去敦煌，因此他分配到敦煌才一年，就遇到反右，一筋斗就栽到了夾邊溝。不過去夾邊溝的時間，可能在1958年。
12、和鳳鳴記敍夾邊溝的著作《經歷，我的1957年》書中記敍的畢可
《經歷，我的1957年》已經上網。關於畢可，我把和鳳鳴在《經歷，我的1957年》中的記敍，原文轉述於下：
「王志在明水分站期間，認識了從敦煌文物研究所來的畫家畢可。此人畢業於東北魯迅文藝研究院，他對繪畫藝術的熱愛，勝過於對自己生命的熱愛，在他們從夾邊溝農場搬遷到明水河前，領導上佈置，要大家精簡行裝，只許可帶上鋪蓋及隨身穿的用的物品，其他一概不許帶走。畢可違反規定，硬是把帶到夾邊溝農場的幾大本世界名畫冊又帶到明水河，硬是在狹窄的地窩子裏爲他心愛的畫冊找到了容身之地。儘管腹內空空，在有暇之時，畢可仍翻出大畫冊，神遊在名畫的藝術殿堂裏，大享精神會餐，直至忘記了一切。
「畢可告訴王志，他當右派，是因爲自己高傲，看不起當時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長ＸＸＸ。ＸＸＸ在1957年以前已經入了黨，畢可對ＸＸＸ常頂撞，出言不遜，說什麽：‘我參加革命時，你還不知道在幹什麽著呢！’到反右派鬥爭時，畢可反對黨員領導ＸＸＸ，以反黨反領導羅織罪名，早早地就送到了酒泉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他內心當然不服，但莫可奈何。在死人大量增加的日子裏，有一天晚上，王志有事到辦公室裏去，看見幾個幹部在火爐上搭鍋煮著什麽吃的，只見幾個人從幾本厚畫冊上不斷撕下畫頁塞入爐膛充當燃料，王志一眼就認出撕扯的正是畢可心愛的畫冊，他立即斷定畢可已不在人世。聽見他們撕扯畫頁發出的清脆的‘嘶嘶’聲，王志的心被震顫了。他覺得那‘嘶嘶’的聲音是那樣尖銳刺耳，以至他看到那幾個幹部冷漠無情地繼續撕扯畫頁的手的動作，竟突然萌發了一種應把那幾隻手砍斷的奇想。畢可是他內心非常敬重的難友。畢可在艱苦的勞教生涯中經歷各種難以想象的磨難，在他生命的最後日子裏，依然執著於他熱愛的繪畫藝術，他偉大的人格力量超凡脫俗，可他的血肉之軀無法超越人類生命的極限，他依然只能飲恨離去。在他視爲比自己生命更爲珍貴的藝術瑰寶，在失去了他生命的衛護後，就成爲了管教人員煮食羹湯時的燃料，灰飛煙滅，變作了灰燼。
「20多年後，王志以自由之身去敦煌文物研究所參觀，見到了此時的所長段文傑。在此時期，全國經過撥亂反正，全國原劃右派分子99.98%以上都已‘改正’平反。王志不能忘記早已離世的難友畢可，便向段文傑問起他的情況，段文傑的回答使他大爲吃驚。段文傑沈重地說：‘畢可根本不是右派分子，我們爲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原來，當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將畢可定爲右派分子經過批判鬥爭之後，便急不可耐地宣佈了開除公職的處分，作爲極右分子將他送往酒泉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同時，也按規定將其材料報請省上有關領導部門批准。過了些日子，送往省上的材料發還回來，批文認爲畢可只是對ＸＸＸ個人有嚴重的不滿情緒，其言論尚達不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性質，故不能定爲右派分子。批文到達所裏時，所裏對畢可的處分決定早已宣佈，畢可早已在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多日了。爲了維護所長ＸＸＸ的面子，所裏將錯就錯，將批文壓下，對畢可不予召回平反，直到畢可歷經磨難含冤離世，他自己並不知道省上的批文早已給他平反昭雪。ＸＸＸ作爲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創建者和締造者，他早已成爲世界文化名人，功不可沒。可當他登上了權力的寶座後，就容不得一個對他出言不遜、態度不恭的後輩──論年齡、論藝術資歷，畢可都不及他，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使私欲膨脹的他有了充分發泄和報復的機會。作爲所長，他又是黨的領導的化身，按照當時的思維模式，反對黨的領導，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他稍加引導，就將自己視爲眼中釘的畢可打翻在地，使革命資歷比他更早的畢可成爲階級敵人，即使後來未得到上級領導的批准，他仍一不做二不休，將發落在酒泉夾邊溝農場的畢可釘死在那裏，以至在3年後將其置之於死地。如果不是20年後中國又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革，對55萬多含冤受屈的右派分子甄別改正，省上未批准畢可爲右派分子的材料依然沈睡在檔案袋裏，幾經人事變動，一般人已不知有一紙對畢可的批文躺在檔案袋裏。此時的所長已更疊爲段文傑，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迫害，復查1957年的右派冤案特別認真，所以才出現了畢可的沈冤大白。」〔３〕
和鳳鳴行文中的「ＸＸＸ」是誰，只要略略知道一點敦煌的讀者就不難悟到，不過，也許，我估計，作者遵照爲尊者諱的古訓不便點穿，因爲這個人，如今成了世界文化名人，獲得「敦煌守護神」的桂冠，把他揭穿了，對國家，對敦煌，都不是美事。
他就是常書鴻。
至於畢可和常書鴻的矛盾，石可作了一點推測。他說，畢可是在青島結的婚。妻子是紡專畢業的技術員。他後來到了敦煌工作，和妻子分居兩地，相隔幾千里。妻子去了無法安排工作，大概他也回不了青島，這大概是和所長常書鴻發生矛盾的一個關鍵。
筆者向瀋陽魯迅美術學院查詢畢可的檔案，其中他沒有填妻子，卻填了女兒。這是非常奇怪的表現。原因我無法揣測，如果加上石可的分析，那麽。他和常書鴻的矛盾，大概少不了妻子的問題。
2006年7月24日，我在濟南打電話到蘭州敦煌研究院。採訪了當時也打了右派的孫儒僴先生。我把和鳳鳴寫到的畢可情況，原文念給了他聽。他說，畢可後來強行定了壞分子。省裏下文要求把畢可召回。不知爲什麽常書鴻沒有召回他。畢可在反右前離所幾個月，是爲了妻子的問題，具體情況不知道，回來後，就遇到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批判。他冒犯了常書鴻則是確鑿無疑的。詳情因爲年代久遠，當時自己也自身不保，無暇它顧，所以不能說得很詳細了。我想採訪一下段文傑。孫儒僴先生說，段文傑已經年逾組0，年體不好，電話也不知道，最好不要打擾他了。
這裏又出現了一個矛盾。關於畢可，是和鳳鳴說的沒有打右派對，還是孫儒僴說的，畢可也象段文傑一樣，起先打了右派省裏沒有批，後來又定爲壞分子對？這個問題，我難以斷定，反正是被逼迫死在夾邊溝了。不過，我傾向於和鳳鳴的記載，因爲根據我的經驗，孫儒僴本人作爲右派，對於別人已經無暇顧及了。
解放前，人員流動自由，敦煌藝術研究所的第一批人員，抗戰勝利後，要走也就走了，全部走光。可是解放後一切由組織決定，調進一個人不容易，常書鴻當然不會輕易放走畢可，矛盾也就勢所必然。從瀋陽魯迅美術學院的登記表上，畢可沒有填寫妻子卻填寫了女兒，到石可的估計和孫儒僴的介紹，可以看出，妻子問題，可能是引起和常書鴻矛盾的焦點。畢可雖然年齡、資望等等都遠在常書鴻之下，但還有一個相對優越的「老革命」本錢，爲了妻子的問題，出言不遜，矛盾激化，傷害了常書鴻是完全可能的。
常書鴻雖然1957年前已經入了黨，撐起了紅色保護傘，但是畢竟是國民黨時代過來的人，心理是非常敏感脆弱的。這個時候，常書鴻在敦煌所長的位子上，坐了十幾年，背後有了共產黨作靠山，老婆李承仙是黨支部書記，官僚架子已經養成，絕對不是1944年邵芳信中那個謙虛平和的常書鴻，與之形成對照的是，藝術上未必很強，但在政治上優越感十足的畢可，哪裡會買常書鴻的賬，不知怎麽觸動了常書鴻的哪根神經，點著了常書鴻的死穴，所以常書鴻必欲置之死地不可。反右運動正好逢其時，遂其志。
13、畢可在夾邊溝的難友甯裏的記憶
石可介紹，現在住在蓬萊的藝術家甯裏曾經在夾邊溝和畢可住在一個地窩裏。他就聽寧裏說過不少關於畢可的事，因此最有資格作證。
寧裏，是一位自學成才的藝術家，如今在煙臺地區頗有名氣。當初，他當八路軍排長，去到東北瀋陽，在大街上看到蘇聯紅軍強姦婦女，氣憤難忍，鳴槍示警，因此被開除黨籍軍籍，發配西藏。後來想要翻案，打成右派分子，送到夾邊溝勞教。夾邊溝的勞教農場是由勞改農場改的。夾邊溝勞教農場只是一個總稱，它包括了好多個分場，分佈在一個很大的地域裏。夾邊溝突然湧進了三千名右派勞教人員，連最簡單的住房也難以分配，許多人只好住在地窩裏。所謂地窩就是地下比較大的自然形成的岩石孔穴，可以住兩三個人不等。甯裏和畢可在一個地窩裏住了一年。後來畢可餓斃，是寧裏掩埋的。
寧裏今年81歲了。在電話裏他一再說記性很不好了，往事都模糊了。他寫過一部回憶錄，20年前交給了北京的一位朋友，以後音信杳然，連下落也不知道了。
他唯一記得的一件事是，一個餓死的右派，由三個難友擡去掩埋。他們看看死者身上還有肉，於是三個人商量了一下，一起跪在死者的面前，流著眼淚說：老夥計，對不起了。我們今世不報，來世報你的恩吧！三個人磕了三個頭，然後就動刀動火，忍著心，吃下了這個同伴身上僅剩的肉，但是最後他們三個人也沒有逃脫死神的魔手。
總之，有了寧裏作證，更加可以確認畢可餓斃夾邊溝，加上高芒、和鳳鳴、石可等等人的介紹，我們對於畢可的遭遇可以勾勒出一個相當具體的輪廓。按照1957年打右派的情況來說，只要是「攻擊」、「反對」了具體單位的黨員領導就是「反黨」，就可以打右派的，可是甘肅省委「認爲畢可只是對ＸＸＸ個人有嚴重的不滿情緒，其言論尚達不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性質，故不能定爲右派分子」，總算表現了相當的理智和寬容。這本來爲畢可留下了一條生路，但是這條生路卻斷送在常書鴻手上。
14、莫高窟裏的反右風暴
經歷過解放後每一場政治颱風的我，唯一確信的事實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找不到一個死角、防空洞、避風港。颱風總是以摧枯拉朽、橫掃千軍的威猛，把每一個旮旮旯旯都要蕩滌沖決。莫高窟雖然遠離北京，但天高皇帝不遠，豈能逃避逃脫？問題是反右運動對於莫高窟是一場九級地震，12級颱風，鋪天蓋地的海嘯。
當我從一些書籍刊物的字裏行間瞭解到莫高窟反右運動的情景時，真是驚詫莫名，莫名驚詫。
（1）右派孫儒僩和李其瓊夫婦的遭遇
1947年來到敦煌的孫儒僩和晚他五年到來的李其瓊是一對藝術家夫婦。1957年反右運動來臨，夫婦倆雙雙被打成「右派分子」，控制使用。但即使背負這樣的精神包袱，仍然阻擋不住他們對藝術的激情。白天李其瓊被監督著勞動，晚上她則偷偷地鑽進洞窟研究壁畫，物我兩忘。右派帽子摘掉後，在美術組的李其瓊繼續投入壁畫臨摹，石窟保護組的孫儒僩對1963～1966年大規模的維修加固工程，則始終是積極的參與者。然而就在這時，一場更大的「文革」風暴將他們卷到了四川老家鄉下。〔４〕
（2）右派史葦湘的遭遇
史葦湘和歐陽琳是有著同樣遭遇的一對藝術家夫婦。1948年就來到了莫高窟的史葦湘，熟悉每一幅壁畫，每一尊塑像，石窟和佛經的內容全都在他的大腦裏，因而被大家譽爲「活資料」、「活字典」。然而就是這本「活字典」，反右運動時成了「右派分子」，「文革」到來後，他被趕到鄉下放羊去了。〔５〕
當敦煌研究院建院50周年的時候，史葦湘著文深情地回憶《初到莫高窟》的情景：那是1948年9月25日：
「當時敦煌藝術研究所負責管理窟區，共計20多個工作人員，流沙籟籟在危崖上飄流，象瀑布一樣，窟前沙丘起伏，長著一叢一叢的駱駝剌和紅柳，下層洞窟多半被沙堙埋，危岩殘壁上棧道早毀，上層洞窟大部分要從清末王道士雇人毀壁鑿成的洞穴穿過，奇異的是儘管這些破洞殘壁如此襤褸，其中的壁畫與彩塑卻處處神采奕奕，放射著誘人的藝術魅力，誘惑著我要急切地去認識這個被人類歷史遺忘了的藝術世界。
「當段文傑、範文藻、孫儒僩、黃文馥、歐剛琳這些老同志領我第一次進入石窟時，我被這些古老瑰麗的壁畫和彩塑驚嚇得發呆了，假若說人間確曾有過什麽「威懾力量」，在我充滿三災八難的一生中，還沒有一次可以與初見莫高窟時，心靈上受到的震憾與沖激可以比擬。當時，我很快就回憶起1943年在成都爲張大千先生的《撫臨敦煌壁畫》展覽會上服務時，見到的那些大幅壁畫摹本，如何使我動心，大千先生爲我解說敦煌壁畫時說的：「要做一個中國畫家，一定要到敦煌去」的諄諄教導，五年以後的1948年秋天，我終於進入了莫高窟，才發現展覽會上我見到的不過是千分之一、萬分之一而已，而且那些精湛的臨本，是張大千先生以他精深、睿智的藝術慧眼理解、研究過的藝術，今天這些壁畫海洋的原貌就在我的眼前，陸離斑駁、五光十色、處處有人類歷史的腳迹，也有人間的幻夢……
「當時，我剛從藝術專科學校畢業，五年中學到的繪畫基本技法和一些初步的裝飾畫原理，以及一點西洋美術史知識、美學常識，就要來換取進入敦煌藝術殿堂的「門票」，顯然是太自不量力了。
「但，作爲一個風塵千里的朝聖者，我終於踏進這座聖殿的門檻了。」〔６〕
這些癡情敦煌藝術的青年，爲敦煌藝術，也爲常書鴻的事業與理想，奉獻了一切可能奉獻的精靈，但是，他們在常書鴻的夫妻店裏掉進右派深淵。
（3）辛普德
又據孫儒僴說，敦煌文物研究所當時總共20來個研究人員，打了右派分子五人，爲孫儒僴、李其瓊、史葦湘、辛普德。辛普德是我通過電話採訪孫儒僴知道的。
（4）段文傑的遭遇
段文傑這個人，對常書鴻太富有戲劇性了。他是繼常書鴻之後，擔任敦煌藝術研究院的第二任院長。
1946年6月，常書鴻坐著傅斯年找陳誠調撥的十輪達卡車，離開重慶。常書鴻在自傳中寫道：「車子在路上開開停停，一個月後才到達蘭州。這時又來了一個青年人叫段文傑，前些時候我在蘭州開‘父女畫展’時他曾幫助佈置展覽。他希望隨我到敦煌工作。他說他是重慶國立藝專的畢業生，目前在蘭州社會服務處任職業介紹股股長。我接受了他來敦煌工作的要求。在蘭州，我們經過短暫的休整，繼續西行，於1946年的中秋節前夕到達了敦煌。根據我的安排，郭世清負責總務，其妻劉縵雲任會計，段文傑爲美術組組長。」〔７〕
這是常書鴻爲段文傑所作的記載，僅此而已，不過他還沒有不著一字。
我真爲常書鴻臉紅。常先生啊，走筆至此，你怎麽能夠不向段文傑表示一丁點，哪怕只有一丁點的歉意呢？！
請讀《敦煌百年》的記敍：
「自從1944年在重慶看過張大千臨摹的敦煌壁畫展覽後，段文傑便與敦煌藝術結下了終身之緣。他告別家鄉的妻子，一路曆盡艱辛，在1946年來到了敦煌。多年以後，段文傑回憶他第一次到達莫高窟的情景時，依然記憶猶新：‘中秋節前夕，到達了盼望已久的敦煌。當汽車駛入莫高窟時，激動的心情無法抑制，我跳下汽車便鑽進了洞窟，目光貪讒地掃視，象餓牛進了菜園子，飽餐了一頓。’
「十年後，做小學教師的妻子龍時英爲了支援丈夫的事業，帶著兒子從山清水秀的天府之國來到了莫高窟，教那些研究所人員的孩子念書。然而等待她的不僅僅是清貧的生活，隨之而來的反右運動，段文傑更大的厄運還在後頭。
「‘文革’風暴一起，段文傑成爲第一批遭打擊的物件。十年的兩地分居，十年的患難與共，面對又一輪的政治風暴，龍時英再也支撐不住了，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被趕出研究所的段文傑，帶著患病的妻子向農村走去。段文傑將自己省吃儉用購置的書籍中的精華部分捐獻給了研究所資料室，將另一部分書籍拉到廢品收購站，便趕著牛車，離開大路，曲曲折折地駛向了遠在戈壁邊緣的墩灣大隊。此後的兩年裏，這位臨摹、研究敦煌藝術的專家開始了農民的生涯：拉土、墊圈、喂豬、做土肥料，給鄉親們理髮、寫信，去公社裏寫標語、畫宣傳畫……」〔８〕
《血淚鑄敦煌》（王家達）則對段文傑在反右中的「厄運」記敍比較詳細：
「反右運動開始了！他的材料迅速地報了上去，他即將被事業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強者推進‘右派’的深淵。但是上面沒有在他的材料上簽字。他除了關於敦煌藝術的意見之外，幾乎沒有什麽政治性的言論──因爲他的心裏只裝著敦煌。‘右派分子’批不下來，低能兒們就另謀良策。恰好有人揭發了他的一樁令人發噱的‘隱私’：有位廚師的老婆在幫段文傑洗衣服時，從褲兜裏發現了一枚金戒指。那是解放前夕，被當作工資發給他的，一直在褲兜裏裝著。他一心撲在藝術上，竟忘了這枚戒指的存在。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四周張著一雙雙警惕的目光。這一‘反常’現象立即反饋到運動領導小組。太及時了！不容多辯，‘勾引良家婦女’的罪名成立了。一頂現成的‘壞分子’子戴在了段文傑的頭上。取消了副研究員的資格，工資降到40元，內部控制使用，不准以個人名義發表文章。」〔９〕
段文傑的問題關鍵在反右。段文傑是常書鴻半路上「收容」的人才，他對敦煌一往情深。他在常書鴻手下已經工作了11年。你常書鴻對他還不瞭解？特別是上報的右派材料已經被拒批的情況下，還要羅織罪名，打成「壞分子」，這就太不仗義了。這個責任該誰承擔？常書鴻？李承先？「事業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強者」、「低能兒們」顯然是暗指常氏夫婦。
當我初次讀到高爾泰的記敍雲：「那天在中寺大院批鬥常書鴻李承仙，我在陪鬥。彎腰低頭，雙手後舉。她（指妻子李茨林）先到家裏，門開著沒人。放下包裹，來看鬥爭會。正碰上美術組組長段文傑揪著李承仙花白的頭髮，一問一個耳光。一大串問題中還提到了她的名字：爲什麽把反革命分子的女兒李茨林拉進所裏？對於段文傑的凶態有點疑惑，現在知道了前因後果，不免感到悲哀！爲段文傑，也爲李承先、爲常書鴻……」〔10〕
這樣的事情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是無論如何難以理解的。這就是段文傑做了第二任所長之後，常書鴻去了北京背景。
不過，我覺得段文傑的心胸還比較豁達。在敦煌研究院建院50周年的時候，他寫了《悼念敦煌文物事業的開創者常書鴻先生》，發表在《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上，而常書鴻在自傳中卻毫無表示。難道這也要「留給後人去寫」嗎？
15、革命，誰革誰的命？
據高爾泰介紹，文革時期，敦煌文物研究所只有49個人，那麽，反右時期人員要少得多，還包括工人。按照政策，工人不打右派。再者，據段文傑記載，原敦煌藝術研究所的人員，堅持到解放的只有14人，其中專業人員只有七人。
那麽，這七個專業人員在反右運動中命運如何？這裏可以指名道姓的右派就有孫儒僩、史葦湘以及段文傑三個，李其瓊和畢可是解放去的，他們都是是主動投奔常書鴻的小青年，研究所的元老、骨幹、中堅，和常書鴻風雨同舟過，是有功之臣。段文傑沒有打成右派，卻堅決打成了壞分子。因此，解放前進所的專業人員七個人，除了常李夫婦大概只有兩個人沒有打右派。這樣的打右派比例，在全中國也少到極點。常書鴻呀，你竟然下得了這個狠心。
這個僻處在塞外沙海荒山中的小小單位，它打右派的人數，其比例，絕對屬於「上游」水平。你常書鴻「參加」革命是從國民黨中宣部部長張道藩手下跑來，他們都是藝術院校的畢業生，到底誰「更」革命「更」清白？真令人叫絕！
搞政治運動幾乎有個鐵律：某些自己有某種問題的領導，爲了表明自己的清白、革命，下手之重簡直是令人膽戰，令人齒冷！相反，有些大老粗，對知識份子反而還要仁慈一些，手輕一些。
關於反右，常書鴻在自傳中無隻言片語。一字不著，盡得風流。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也因爲這個原因，常書鴻在自傳中，對於抗戰勝利前的工作人員，還有所涉筆，不過主要是記敍他們要「打回老家去」，很少記敍他們的工作成績，而對抗戰勝利後的工作人員情況，幾乎沒有記敍。好象從1944年元旦挂牌建所，到1949年解放，整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工作都是常書鴻一個人做的。常書鴻在自傳中很少爲屬下評功擺好，其實絕大部分作品都是他的屬下的心血結晶，常書鴻是學油畫的，國畫他不在行。
一個所長，如此貪功，已經夠黑心了，再把別的人都打成右派，所以王家達的文章稱他是「事業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強者」。
從畢可的冤案我們能夠得出什麽教訓呢？第一，一黨專制的制度加上政治運動，可以把一個熱情、純真、積極、追求進步、追求美好人生的革命青年，葬送于一旦。第二，一黨專制的制度加上政治運動，可以使一個本來不壞的知識份子領導人，爲了維護私利權力而喪失良知，喪失人性，挾私報復，直至致人死地而心安理得，毫無懺悔。
(2004～2006年7月於山東大學附中)
【附注】
１、中國青年報記者徐百柯寫的《黑色墓碑旁的敦煌》
２、９、王家達《血淚鑄敦煌》
３、和鳳鳴《經歷，我的1957年》
４、５、８、《敦煌百年──一個民族心靈的歷程》，劉詩平、孟憲實著，廣東教育出版社
６、敦煌研究，1992年第二期
７、《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常書鴻著，甘肅文化出版社
10、高爾泰《尋找家園──天空地白》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