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5日訊】藏人說：「天山有太陽月亮，人間有達賴班禪。」 西藏「和平解放」以來，那些曾經受到傳統文化教育或濡染的藏人被「洗腦」了，那些本來就是一張白紙的「空腦殼」被不斷灌輸了「革命思想」，加上相當一部分農奴「翻身」了，因此，中共自延安唱起《東方紅》以來的造神運動在西藏同樣贏得了一大片「新神」的地盤。毛崇拜的革命歌曲取代了藏人的達賴和班禪的頌歌。
無可置疑，許多藏人，像許多漢人一樣，曾經真誠地熱愛、擁戴過共產黨和毛主席。出生西藏普通農民家庭的才丹卓瑪，六十年代在大型音樂舞蹈劇《東方紅》中高歌《祝毛主席萬壽無疆》，一鳴驚人，代表了一部分「翻身農奴」的祝願。這類「翻身農奴 」參加了革命，或當兵打仗之後，成了既得利益者甚至權勢者，他們對黨和毛主席的感情，始終擺不脫「沒有黨和毛主席就沒有我的今天」這樣的思維定勢。有些「翻身農奴 」雖然沒有平步青雲，但他們文化水平不高，生活上比「舊西藏」 的日子好多了，在文革中由於「逍遙」於兩派之外，既沒有受到迫害也沒有參與迫害，他們對黨和毛主席可能仍然是感激的。但是，也有不少 「翻身農奴 」及其子弟與共產黨短暫的蜜月過後就理想幻滅了，甚至參加了「叛亂」，湧入流亡大潮，或者，雖留守雪域，經歷文革殺劫法難之後，終於大夢初醒，痛悔不已，回歸他們的藏族認同。例如，流亡藏人中的著名學者達瓦諾布（Dawa Norbu）（《紅星照耀西藏》的作者 ）就是貧農民出身。一度歌頌過社會主義祖國的詩人端智嘉最後在絕望中自殺。為共產黨寫過不少讚歌的詩人伊丹才讓同樣出身貧苦，最後詩風大變，對權勢者提出質疑。
在西藏 「和平解放」、「民主改革 」和文革的歷史風暴中，西藏上流社會同樣在大分化，大改組。達賴喇嘛青年時代也真誠地歌頌過毛澤東。但是，達賴喇嘛很快就識破了毛澤東的狡黠。
應當看到的是，「翻身」和「解放」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比喻的是那些曾經被壓在下面的人「翻」到上面來了，甚至可以「壓」那些曾經在上面「壓」他們的人了。這就是文革廣泛的群眾基礎。但無論是漢人還是藏人，並沒有因此贏得被「解放」的真正自由，他們仍然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奴隸或農奴。在作為一場保皇運動的文革中，頭上頂著一個帝皇的人，怎麼可以獲得自由呢？文革殺劫法難，終於使得藏人像漢人一樣，發現他們崇拜的 「新神」，實際上是一個假神，是一個比秦始皇還殘暴的暴君。那種被蒙蔽被欺騙被愚弄的傷痛、反思和覺醒，使得許多藏人像漢人一樣把毛澤東趕下了神壇。
五十年代以來的西藏，反毛和崇毛的歌聲，實際上是交織著進行的。據藏族歷史學家次仁夏加 （Tsering Shakya）在《雪域龍 —1947年以來的西藏史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一書中的記述， 六十年代初期，拉薩街頭一首流行著一首西藏民謠，表達了相當一部分藏人對漢族政權的強烈不滿：
我們寧要達賴喇嘛不要毛澤東，
寧要噶夏不要西藏自治區籌委會，
寧要佛教不要共產主義，
寧要藏軍不要解放軍，
寧肯用自家的木碗不用中國杯子。
儘管這樣的民謠只是標語口號而已，缺乏藝術價值，卻反應了當時相當一部分藏人的心態。民謠中藏人討厭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是1956年4月21日正式成立的。1959年漢藏武裝衝突過後，國務院決定，西藏自治區籌委會開始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達賴喇嘛的籌委會主任的職務由副主任委員班禪喇嘛代理。無可否認，懷念達賴喇嘛和噶夏政權的，有不少是西藏貴族或上層社會，但也有許多普通的僧俗民眾。儘管那時的班禪喇嘛，擁護平息「叛亂」，但在許多藏人的心目中，尤其是在佛教信徒的心目中，「 藏軍」，如藏文的字面意義所表現的那樣，是「信仰的扞衛者」。
緊接著1959年的西藏事變而來的，是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帶來的大饑荒。三面紅旗掩蓋不了「餓鬼」的纍纍白骨。約翰•F•艾夫唐在《雪域境外流亡記 》一書中引用了大饑荒中的一首民歌，那是修建水利磨房的西藏民工編寫的，對權勢者提出了尖銳的質疑：
告訴我是為什麼，
短短時間建磨房，
糌粑麥袋總要撣;
告訴我是為什麼，
我們剛剛得解放，
勒緊褲帶度饑荒。
小磨房，我們的血和汗，
達賴來了是寶座，
毛澤東到此作墳場。
這裡的毛澤東，是藏人的大災星。由此可見，深入藏人心靈的達賴喇嘛，不是那麼容易被外來的假神取代的。
在十年文革中，反毛的歌聲理所當然被扼殺了。西藏的毛崇拜，在形式上與中國內地如出一轍，諸如早請示、晚匯報、唱語錄歌、跳忠字舞，成為了一種強迫性的行為。而毛崇拜究竟能否深入藏人心靈，卻是另一回事了。
根據唯色在《殺劫》中的引證，「民主改革」時期改編的著名民歌《在那太陽的東方》，原本是歌頌四方諸佛的，卻被改變成為歌頌黨和毛主席。文革中流行的革命歌曲《北京的金山上》，是借歌頌達賴喇嘛的民歌改過來的。唯色父親的攝影鏡頭捕捉到這樣一幅畫面：一個名叫常留柱的漢人裝扮成藏人，在拉薩慶祝文化大革命的大會上，代表藏族人民引亢高歌。他唱的是：「毛主席呀派人來，雪山點頭笑啦彩雲把路開。我們跨上金鞍寶馬喲，哈達身上帶，到北京獻給毛主席。哎，感謝他給我們帶了幸福來，帶了幸福來……」。唯色這樣寫道：「這裡的我和歌中的我們當然指的是西藏百萬翻身農奴。許多人也都以為這首歌是藏人自己創作的，實際上作詞和作曲者並不是藏人，而是漢人常留柱和莊濤。但他們卻以如此方式，理所當然地宣佈他們就是西藏百萬翻身農奴的代言人，可以完全地、徹底地表達西藏百萬農奴無比感激的心情，這反映了一種什麼樣的心態呢？」 《殺劫》中另一張照片，唯色的說明文字是這樣的：「這些正是被形容為『翻身農奴』的藏人們，也搖動著花朵慶祝自治區的成立。他們的姿勢和表情如同受到操縱的木偶，十分機械。」 這段說明文字所蘊涵的詩意，可以用詩人黃翔的 《倒下的偶像》中的幾行詩來互相詮釋：
他愚弄千萬人民
像愚弄千萬木偶
站在遮住的幕布後面
牽引著他們的每一個動作
中國的造神運動，可以使許多人一時受蒙蔽，但不會使得所有的人永遠受蒙蔽。倒下的偶像將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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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第270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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