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0日訊】【本文英文標題為《The Social Dimension of Liberal Policy》，作者Dr. Hubertus Müller-Groeling是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教授，並曾擔任副所長。本文由秋風校正。】
勞動力市場的例子
在德國，日益惡化的高失業率證明了，如果不允許市場的力量發揮作用，市場被過分地加以管制，會出現什麼情況。非自願性失業（involuntary unempolyment）是一個遠遠超出了工資和稅務問題之外的致命的社會問題，因為它損害了受害人的社會地位和自尊。正是在這裡，自由主義政策的社會維度變得特別迫切，因為，這種政策的目標就是創造一個正常運轉的勞動力市場，並借此降低失業率。這一切是通過市場經濟的手段來實現的，也就是放鬆管制，提高靈活性，還有那些已被其他國家證明可行的措施。一種自由主義的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再加上其它措施，能夠保障個人接受市場狀況所能供應的工作崗位的權利（如果工作條件艱苦，將可以獲得收入補償）。自由主義的勞動力市場政策是社會性的，原因有三：
第一，它能防範工會和經理層在目前國家支持的勞動力市場制度內，以犧牲第三方——也即未就業者和納稅人——利益為代價達成協議
第二，這一政策將使有些懶人更難逃避養活自己和家人的責任而犧牲社會。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則是，調整勞動力市場的立法的靈活性如果得到提高，將會對於減少失業發揮決定性作用。從社會的角度看，失業具有負面的副作用，因而，失業絕對地是我們的社會所產生的最不利於社會的東西，儘管有人聲稱，相關的勞動和勞動力市場立法是「社會性的」。這一點顯然表明，自由主義政策，比起單純地沿用傳統的、部分是保護主義性質的社會立法和社會保障政策，具有更多社會性。
輔助性原則
自由主義政策首先要通過促進和鼓勵個人作出自己承擔責任的獨立自主的決策，來保護和促進公民的自由。自由、獨立自主和個人承擔責任，發展和調整市場中的競爭和自由合作力量，是自由主義有關人的理論中的核心價值。這些價值與社會組織的一個重要原則，即輔助性原則(subidiarity)緊密聯繫在一起，這個原則經常被人提起，但卻很少得到其應有的重視[8]。它是一項根本的自由主義原則，但有時的時候，連一些自由主義者也低估了它的重要性。有趣的是，輔助性原則早在教皇的《四十年通諭》（Quadragesimo Anno，1931）裡就有了嚴格的定義，並將其稱為「至高的社會-哲學原則」。用這份通諭的話說，輔助性原則可以表述如下：「不讓個人做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完成的事而將其交給社會，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同樣，將較小和次一級的機構可以完成的工作，指派給更高一級的大機構去做，也是不正當的，同時也是巨大的災難，是對正當秩序的的擾亂。」[9]
自由市場，經濟的動力和真正的社會團結
自由市場和市場導向的政策，是自由和無人居於支配地位的合作的最重要的保護者。對於個人、對於他的獨立自主、及他的生活的組織安排來說，自由市場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而且，這一點與自由市場的經濟秩序是否具有效率、有利於經濟增長無關。歷史已經表明，自由市場是民主社會的根基，因為，自由市場對於自由選擇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尤其是因為秩序是相互依賴的(瓦爾特·奧伊根)，因而，它們構成了自由主義政策的核心。
自由主義政策對於市場經濟制度的強調以及保護，也對經濟保持動態發展、因而也對社會的福利和富裕作出了貢獻。一個以自由為基礎、具備自由市場制度的經濟秩序，不僅僅有利於人們作出自主的決策。通過它的激勵機制，這套秩序還可以鼓勵各種生產性力量、並使人們不斷地追求卓越。它也通過私人慈善活動為真正的（不是強迫的）社會團結創造出空間，同時，也能為那些確實需要幫助的人提供公共性援助。
市場與平等待遇
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從原則上，市場保證平等地對待所有公民，因而，也保證了市場中沒有歧視。平等對待是自由主義政策的社會維度中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不用說，在市場中，最重要的問題不是（自己）對家人的利他，市場行為也不應該是一個要講究團結、情誼或搞小集團、小群體、社團或黨派（簡而言之是裙帶資本主義或工聯主義）的問題。自由市場意味著機會的平等，這是各種自由主義政策的核心價值，而不意味著結果的平等（不同的問題確實將受到不同的待遇）。它們意味著也不能歧視外國人，而且也意味著競爭[10]。這種對於國人、外人的平等對待，這種無所歧視（non-discrimination），往往讓市場和市場中的主角們被指責為「對社會冷酷無情」。然而，這種無所歧視是各項社會政策和一個「良好社會」的根本因素。市場明顯使利他主義——一種非常珍貴的善行——更加有效率，從而使它可以在適當的時機在適當的地方發揮作用（哈耶克）。
利己主義，利他主義和社會公正
人們常常拿市場的選擇與政治選擇進行對比，用以說明，市場中的選擇是受利己主義引導的，而政治選擇則是基於利他主義的關懷而作出的。然而，我們必須考慮到，市場選擇通常是要由個人自己來買單的，反之，在政治選擇中，個人則可以正當地作出種種安排，使他本人成為受益者。即使公民們投票支持一些有益於他人的社會措施，他至少也希望對於這些項目自己少出錢或乾脆不出自己應支付的那一部分。基於很充分的理由，選舉常常被比作拍賣（Roland Vaubel），因為它們是對社會的利益進行分配。從這個角度看，市場決策當然與此不同，且更具有社會性，而政治選擇與市場選擇相比更強烈地受利他主義影響的流行看法，其實是大成問題的。由此也更容易理解，為什麼自由主義的各項政策更多地依賴市場制度和市場選擇。
在另一個領域中，自由主義政策也同樣依賴於市場競爭的過程：即在爭論不止的「社會公正」問題上。由於各人利益不同，對於一個分配結果如何才算公正，幾乎不可能達成一致。因此，弗裡德裡希·馮·哈耶克不承認「社會公正」這個詞有什麼意義，他提出，我們應該追求「過程的公正」而不應追求「結果的公正」[11]。根據這一命題，自由主義政策選擇——與體育活動中的競爭一樣——在法律和經濟秩序所設定的框架內進行之市場的競爭。自由主義政策也致力於改進這些規則，當然，也會致力於矯正由於某些人部分地或完全不能參與這一競爭所導致之結果。
通過提高社會的富足水平，通過限制國家的作用，通過慷慨的財政規則，自由主義希望為私人供應和私人慈善活動及政府向真正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等等這些活動創造條件。自由主義的政策希望鼓勵形成一種私人博愛的精神氛圍，在具有更為有利的法律條件的別的國家，已經存在著這樣的氛圍[12]。有些人之所以僅僅將涉及到個人對集體之要求的那方面視為「社會性的」，是由於他們養成了一種應得權利心態（entitlement mentality），而之所以形成這種心態，則是因為國家提供了完整的保障。然而，這些好處，由於是系統的，由於是剝削性的，因此，要麼是不充分的，要麼無錢應付。
經濟發展
自由市場政策認為經濟的發展的內在推動力是在個人的創造性與適當的激勵機制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商品、服務的自由貿易、資本的自由流動促進了世界範圍內的勞動分工，增加了「國民的財富」。經濟的增長和財富的增加——一國或全球——對於自由主義政策的社會維度來說，具有核心的重要性。由於經濟增長有加快的趨勢，並且越來越多地依賴知識和研究而不是依賴原材料與工業生產，這一點甚至更為重要。其結果是提高了經濟活動的可持續性。但自由主義政策的一個主要關注點的社會維度——即增進知識、增加教育，也變得越來越重要。對於個人來說，知識和教育為發揮自己的才幹提供了機會 。
經濟增長的加速並非不會帶來問題。經濟增長往往帶來結構性變化，不僅會增加機會，也會帶來風險。它要求靈活性和適應的意願，它會損害社會的凝聚力。知識和資本的老化會加速，社會的差距也可能加大。這些對於自由主義理論來說未必不是威脅。它們使對國家、對平等（不是機會的平等而是結果的平等）的呼聲進一步高漲，導致人們抵制有利於經濟增長的那些條件。這種抵制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反感變革，來於缺乏教育和靈活性。但這種抵制態度也可能源於對經濟和財富增長的條件及國家作用的錯誤理解；而錯誤的看法總是難以消除的。【未完】
－－原載：《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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