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0日訊】六
可以武斷地說，中國現代歷史儘管擁有不遜於蘇俄、西方和任何國家的豐富而獨特的內容，中國歷史科學卻是一片蒼白、滿目衰蕪。中國史學界的缺席和失職固然有一萬種理由，都無法擺脫因為對中國偉大史學傳統可悲的背離而理應受到的譴責。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按其職業所屬不必問津歷史深淺真偽的劉賓雁，卻是歷史精神最忠誠的繼承人。
1986年9月15日，劉賓雁在黑龍江記協新聞會上呼籲：「應該承認一個痛苦的現實，這個痛苦的現實是什麼呢？就是我們常常不願看痛苦的現實，我們寧願生活在快樂的、美麗的幻想裡，而不願意張開眼睛看一看痛苦的現實，痛苦的現實並不是壞事情啊！」接著他譴責了「我們民族的一個弱點」：「就是一件大災難，例如文化大革命，例如反右派運動，發生了多少年後，我們還不知道到底怎麼發生的，我們付出了那麼多鮮血、生命、時間、物質的和精神的財富，浪費了十年……，現在竟沒有一個中國人，包括社會科學各界的學者、哲學家……，能馬上站到這裡來，一二三四說清楚。沒一個人討論，誰能討論清楚？二十『大慶』（指「文化大革命」發動二十週年），沒人討論，這麼大的一個問題，不要說建國以來，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人類歷史上，這樣的事情，不說是獨一無二的，也是很罕見的。我看是獨一無二的。」劉賓雁這段呼籲給了人們一個研究當代史的角度，即通過若干重大歷史事件把當代史統一起來。歷史事實本來是無數人的偶然經驗的集合，然而單個的人，從來就不是一種真實的充分存在；從原則上說，每個個人的人生經驗無論在現象過程中如何具體、真實，作為一種歷史存在，都只有在所有同樣傳統、種族、文化、經歷的同類構成的歷史共同體中才能獲得。
「政治權力史」是一個社會進程中一種特殊的變形和虛假的現象，若干年來卻無恥地僭越為歷史核心。人們可以開列一系列的「政治權力史」為對象的書目清單。這些書本絕大部分是類似「清官秘史」、「野史」、「稗史」、「秘聞」一類，有的則墮落為「艷史」、「風月史」、「情史」等下流作品。劉賓雁對此有明確的見解：「寥寥無幾的所謂紀實作品，也僅僅寫一些上層鬥爭，什麼葉群怎樣跟江青勾結了，什麼二月逆流裡哪些老帥如何如何了，歷史是由這些人決定的嗎？」把歷史降格為「政治權力史」，是人類的一大悲劇、一大荒誕。當歷史更趨向人性自由方向或者更為開明自信時，這種情況有所改觀，如《史記》裡除帝王將相外，尚容忍「刺客」、「遊俠」、「滑稽」、「宦者」、「酷吏」等社會中人進入正史。而宋代國事日急、權爭日劇時的《資治通鑒》則堅持帝王中心論，全部歷史就是政治權力消長史，其反歷史的功用十分明顯。在當代中國，皇帝崇拜、偶像崇拜蛻變為領袖崇拜和權力崇拜，一切歷史都歸結在「共運史」或「黨史」名下。於是，歷史健壯的身軀被閹割，成為政治權力人物的奴僕和倡優。但是，由於中國當代政治權力史沒有多少值得誇耀的地方，政治權力及其演變並不是歷史真實的正確反映，因此，即或是嚴肅的政治權力史，要麼是無從下筆，要麼是流於無聊。
把「反右」、「文革」作為重大政治事件，除了與「政治權力史」具有完全不同的研究內容和目標外，在劉賓雁，還有更重要的原因。他從1979年發表《人妖之間》以來，一刻沒有離開過對中國重大政治事件的思考和研究，但是他從未涉及「上層」，相反，他的所有題材，都是中國最一般、最不起眼、最普通的社會現象和人物。
1983年在上海《文匯月刊》第一期上，他對報告文學的性質作了劉賓雁式的概括：「我不反對寫名演員，名歌手，名畫家，名選手，名音樂家或舞蹈家，我只是有一點保留：在寫名流、時代的成功者和幸運兒的同時，是否也應該寫一寫尚未成功，不是名流，置身於生活底層，肩負著中華民族成敗興亡重任而在第一線苦鬥著的人們呢？就我個人而言，也許是一種偏愛吧，我寧願選擇其生活、其經歷、其思想最能反映時代的重要矛盾的人物，而這種人是大量的，站在矛盾一方的，是真正的當代英雄，雖然也許終其一生，仍然籍籍無名；另一方，則是我們必須清醒認識、認真對待的各種人物──研究並揭開其生存條件、活動規律、行動方式和心理狀態。」
劉賓雁「偏愛」的「傾向性」是鮮明的，他為自己提出了一個重要的任務：表現人民──下層人民在重大矛盾中的命運。在文學領域恢復人民的歷史主人的地位，褪下幾十年來外加在人民身上的形形色色的偽裝，並把人民和歷史都「還原」到大大使他們走了樣的若干次重大政治事件中去。
歷史感，就是對人民命運的關懷；離開億萬人民的命運，任何偉大的發明、運動和「革命」都是徒具空殼的歷史殭屍。從人民命運出發──僅僅從人民命運出發，「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等政治事件才有意義，一切前提和結論──包括林彪、江青這類曾經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也只能是在涉及人民命運的意義上才有價值。劉賓雁毫不含糊地把他的歷史觀「還」給中國現實，「還」給人民：「我認為，甚至把一個縣的文化大革命如實地記載下來，都比這些東西意義要大得多。到現在為止，究竟造反派是什麼人，為什麼會起來造反，一哄而上，幾億人，就叫一個人一下子號召起來，難道僅僅是個人迷信嗎？能夠完全歸咎於毛澤東一個人嗎？那不是太簡單了麼！」於是，在劉賓雁的作品中，使人陌生的，似乎怪裡怪氣、不合常情的人物出現了。《人妖之間》中，上上下下的「人物」都製造、掩護或避開王守信這個「人物」時，「小人物辦著大事」了！手工織布工人劉長春、藥材公司工人史懷亮──「兩個小人物，卻敢於蔑視這張魔力無邊的網，向它挑戰」。
在《罪人的背後》中，女民兵王廣香第一次對欺壓她的縣財貿辦主任寧光施加了「恐怖」行動──投放炸藥包……
當代中國人民的承受了重大的災難和不幸，這是一種歷史存在。劉賓雁對當代中國歷史的「剖析」之所以具有先驅的意義，並不在於他是否著力描寫了災難和不幸（在這一點上，許多作家對類似題材作了十分精確和自然主義的描寫），而在於人民在重大的災難和不幸中是如何思想和行動的，災難和不幸──權力異化的各種形式「改造」了人民沒有？最關鍵的是，從人民在歷史活動中的位置和遠景看，他們是否已經心甘情願地承認和接受了嚴酷的現實？劉賓雁正是在這一根本問題上，在人民的悲劇命運上看到了歷史的巨大生命力，看到了人民最終是歷史主體這一中國當代史的本質。在這方面，他和他的朋友，尤其是無數的讀者是有堅定信念的，劉賓雁對自己作品的命運和使命始終是清楚的：寫鬥爭，必然觸及生活中陰暗的一面，但只要作家的態度不是有意詆毀或消極旁觀，藝術中的「陰暗面」就會成為喚起人們去消滅它的精神力量。這種作品的社會效果就會是對於邪惡努力的憤怒，對於鬥士的敬慕，對於縱容和庇護惡勢力者的鄙視和建立在科學認識基礎上的鬥爭能力以及對於勝利的信心。」
從1979年發表《人妖之間》到1986年發表《未完成的埋葬》，他寫了近一百萬字描寫中國當代史巨大變化和複雜情勢的報告文學，收到近七萬封讀者來信，除了十來封反對意見的信外，全都是極其熱烈極其強烈的反應。從災難和不幸中走過來的當代史的承受者和創造者們的不斷溝通，使劉賓雁對自己在反映中國人民當代命運的艱苦探索中直接站在歷史之中：「正是這種反應，堅定了我對於一條真理的信心：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我們的人民更加清醒和更加成熟了。他們為生活中一切光明的東西感到欣喜，但不會陶醉；他們為生活中陰暗的一面憂慮和焦急，但又不絕望。只要我們真實地描寫我們所從事的鬥爭──偉大而艱難的、令人振奮的鬥爭，就會使人們增強信心。」
為了不重蹈覆轍才研究歷史，常常更可能重蹈覆轍。歷史研究的真正意義在於對人類和民族（即人民）世界的真誠同情和尊重，只有懷著這種心情，才會產生真正的歷史智慧，才能逐漸積累良好的感知和判斷力，也才能對現實採取一種正確而清醒的態度。對於蒙受了巨大創傷的整個民族，歷史研究還必須分清歷史上的善惡是非，從而重建一個合符正義、合符理性的價值體系。歷史研究的另一個目的，就是回答我們所處的歷史和外部史（世界史）和我們自身的最重要的現實問題。對這個目的，劉賓雁曾提出過一些重要的思想。
1986年11月7日，劉賓雁在上海《改革中社會問題學術討論會》上發表講話說：「我們長期生活在幻想之中，我們為幾個概念付出了巨大犧牲，在世界上大概念是創紀錄的。幾十萬、幾百萬人喪生只是為了維護幾個錯誤、荒謬甚至是反動的概念和口號。一個概念是社會主義是一個盡善盡美的社會制度。它一經建立就『牢不可破』，不容許任何人對它有任何非議，因為它是完美無缺的；第二個，中國共產黨是絕對不犯錯誤的，有的話，也只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第三個，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必須一刀兩斷，連一根血管、經絡都不能保留。中國三十多年就在進行著一場無聲的充滿血淚的大辯論。」這三個問題，正是中國當代史研究無法迴避的問題。劉賓雁對中國當代史的關注總是從中國人、中華民族的根本命運出發的。
他把我們這個民族與德意志民族作了十分有趣的比較：「這個民族很奇怪，這個很優秀的民族，出現了那麼多哲學家、文學家、音樂家。但是這個民族很怪，與我們有幾點相似的地方，一個是自負，它的權威思想很大。見個當官的就哈腰，這點跟中國很相似。中國人不承認傑出，不承認才智上的豪傑，但它承認暴力的豪傑，不承認出類拔萃的天才，不承認有奇特性格的人，但是承認當官的。」為了呼籲中國人正視自身的歷史，他在1985年西德之行回國後，立即發表了一篇紀行文章：《他們不肯遺忘》。介紹德國人對納粹主義持續不斷的研究，德國民族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長期深刻的反省，意在引起人們對自身歷史的關注。他在上海《改革中的社會問題學術討論會》上鄭重提醒大家：「今年是文化大革命二十週年，又這樣無聲無息地過去了，明年是反右運動三十週年……，我們的民族為什麼不善於醒悟？醒悟得這樣慢？」
1986年，正當劉賓雁幾乎單槍匹馬從南到北叩問中國現代歷史之門時，蘇聯也正經歷著1956年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以來又一次向斯大林主義衝擊的特殊歲月。亞•別克的長篇小說《新的使命》，提示了斯大林極權專橫管理體制的實質，格魯吉亞導演阿布拉澤的影片《懺悔》，用超現實主義手法暴露了斯大林主義的荒謬，特科諾夫的長篇小說《消逝》，控訴了三十年代對老布爾什維克的血腥鎮壓，格拉寧和杜金采夫的《野牛》和《穿白外衣的人》，描述了斯大林和李森科對經典遺傳學的摧殘，亞•特瓦爾多夫斯基的長詩《以記憶的名義》，表現了在專制統治下蘇聯農村生活的悲慘，安•阿赫瑪托娃的著名長詩《安魂曲》抗議在列寧格勒進行的鎮壓，激起空前的反響，阿•普裡斯塔夫金髮表了《金色的彩雲歇過了一宿》，描寫1944年車臣人民被迫離開世代所居的故土的悲劇，阿•雷馬科夫的長篇小說《阿爾巴特街的孩子們》，為斯大林的政治面貌提供了精確的肖像描寫，鮑•皮利尼亞克1926年撰寫的著名反十月革命小說《永不熄滅的月亮的故事》被重新發表，《新世界》發表了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十月》登載了格羅斯曼氣勢恢宏的戰爭史詩小說《生活與命運》。（這部小說曾被「查抄」，蘇共意識形態最高官員蘇斯洛夫對作者說，這部小說要寫到兩三百年後才能發表，但蘇聯人民在二十多年後就讀到了。）
這一年，蘇聯數千萬中小學生被告知，歷史課考試取消了。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表聲明，熱烈讚揚這個決定，指出，「那些用謊言毒害人們的思想和心靈，欺騙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難書！」1987年11月7日，戈爾巴喬夫在十月革命70週年紀念會上向全世界公開宣告，斯大林及其幫兇對成千上萬共產黨員和非黨人士、經濟幹部和軍事幹部、科學家和文藝工作者以及普通人民的政治指控和藉以鎮壓的罪名，全是蓄意捏造的；斯大林及其親信為大規模鎮壓和違法行為對祖國和人民所犯的罪行是巨大和不可饒恕的。
中國始終在尾隨，在追趕。劉賓雁一直走在人民當中，——有時走出去，又回到隊伍中來，再走出去……。有了劉賓雁，中國當代社會、當代歷史才不至於那樣寂寞。
七
歐洲啟蒙運動的戰鬥口號是：Sapere ande！（勇敢地成為智者吧！）大膽地運用自己的才智！從斯大林到毛澤東，對武器和暴力的崇拜曾使人民血流成河。蘇俄、中國實行共產極權主義的國家，只能轉向新的唯一的生存之道、思維之道和言說之道。通過出自人性天良和善意的持續努力，使社會逐漸認同下述尋常而益於自己的道理：使用理智和言辭來代替仇恨和暴力，給思想和精神以足夠的自由與尊重，特別要容忍和善待異端，保護並鼓勵批判的權利。
批判應成為「共同生存」最重要、最經常、最易於為全社會所接受的「生活方式」，高壓、順從、蒙蔽、盲動，空諾、憤懣、獨攬、疏遠……一切我們生活中惡性的社會循環被公正、積極、坦率、真誠的批判精神、批判意志、批判方法取代。權力等於真理、權力凌駕於真理之上的顛倒應當結束。權力首先應當成為批判的對象。從康德以來，從馬克思以來，歷史上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指示著一條真理，脫離了批判的權力，無一倖免地會成為全社會最可怕的異己力量。任何政府、政黨、政治理論、社會生活、人際關係，都無權拒絕廣泛的批判。在這個時代，批判不再只是純粹思辨中的揚棄，不再是少數人對世界的思維形式，更不應再是權力和利益侵佔者維護私慾、實行思想鎮壓的工具，而是大多數社會成員參予社會生活、體現自身價值的共同前提，批判將成為時代文明與進步的標誌。
判斷我們是否臨近（按歷史尺度計算）一個批判社會，除了我們時代的整體狀況外，另一個主要依據是一批批判先驅的出現。就批判的深刻、坦率、廣泛而言，劉賓雁是當代中國最值得注目的人物之一。
偉大的康德把自主原則和獨立性作為批判精神的終極基礎，強調從「接受監護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履行個體生命的最高權威：自決。一切文明、道德、理想和外在關係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而且只能由它來檢驗。
獨立性在西方基督教神學中最終體現為「上帝在我心中」；在牛頓、萊布尼茨、愛因斯坦那裡，體現為相信物質世界是一種秩序，在根本上與我們的精神世界可以統一；在哥白尼、伽利略那裡體現為否認認識最高真理是一種能夠壟斷的世俗權利；在雨果、托爾斯泰、索爾仁尼琴那裡，體現為對人道主義和理性力量的肯定。
在劉賓雁那裡，最高的獨立性乃是對當代中國最重大問題的關注、思考和批判上，這些問題是：
一、從1917年俄國革命以來，七十年的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在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像樣的說明，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得到充分展示、而且必將戰勝資本主義的一種國家、一種制度、一種模式」；
二、我們長期生活在一個虛幻的世界中。幾十年來，中國人為了幾個概念付出了重大代價乃至生命的犧牲，中國進行著一聲無聲的充滿血和淚的大辯論：⒈社會主義制度從根本上說是完美無缺的嗎？⒉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一成不變？⒊共產黨絕對永遠不犯錯誤？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必須一刀兩斷？
三、中國極左問題的實質、核心是否定人，它是一種東方的、中國的、掌權的極左；
四、中國人道德、精神素質的歷史性退化；
五、中國文學除了歌功頌德外，出現了「跟中國人民的革命沒有任何瓜葛，同大多數中國人所關心的問題沒有任何關係」、「遺忘中國人」的現象；
六、廣義、宏觀意義上的人民是不會有錯誤的，假如黨性和人民性發生了矛盾，那就是這個黨本身出了問題；
七、1957年反右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反右派運動要寫上五十年，文化大革命要寫一百年；
八、在中國，有多大程度的公開，就有多大程度的民主，民主就是選擇的權利；
九、當今中國有兩個歷史過程正在同時進行，一是自上而下、有目的、有計劃、有步驟、有組織的經濟改革，另一個是從下而上成千上萬的人從農民變為非農民，從人身依附或者人身半依附狀態下解放出來，可以說是土地改革以來第二次成為獨立、自由的人。中國的歷史，歸根結蒂決定後一個歷史過程。這個過程，是自發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民間的、社會的力量，將越來越顯示其作用。
十、用一句話為概括上述幾方面，就是必須跟蹤一個問題，研究、追尋它，它是怎樣形成的，它今天在各個不同領域內什麼形式繼續干擾、破壞中國的進步，使多災多難的中國人民直到今天每邁出一步還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毫無疑問，劉賓雁批判思想的內容是可以商榷的，其中有重要的遺漏，例如憲法問題、法制問題、知識分子問題、外交、宗教、經濟、性等，又如「人民不會出錯」、經濟改革與社會改革關係是否可以按「上」、「下」這個概念來劃分，等等。
而從批判這一當代中國人最欠缺的精神品質出發，應當高度評價劉賓雁身上體現出來的獨立性。許多人都注意到，劉賓雁很少對中國問題進行理論闡述，很少徵引理論術語，以至於人們常常困惑於這個事實：劉賓雁批判思維的立場是什麼？武器是什麼？方法是什麼？劉賓雁本人究竟屬於哪一種思想體系？
對這些問題，人們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回答。然而有兩點不應當忽視，劉賓雁對若干中國大事進行批判思考，卻反常地缺乏理論分析，這決不是由於他不懂得理論，沒有思想；相反，劉賓雁在相當高的程度上諳熟社會科學，正因為如此，他早已明白一個簡單的事實，古今中外任何理論都不能解釋中國，加在一起也不行。因為外部世界在自由發展理論的幾十年間（人們通常認為，現代社會科學理論在西方建立主要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如羅素、薩特、波普、海森堡、海明威等西方知識分子，他們對自己的時代一直保持著充分的批判態度，對人類的重大問題瞭解得十分透徹，對西方世界及人類社會的危機和發展保持著高度的道義責任感和深刻的憂慮），中國以非常特別的方式發展出非常特殊的現實，這一歷史的不平衡造成了對當代中國進行批判思考的「悖論」：中國當代史的批判反思不能沒有理論，但任何理論都只能歪曲對中國當代史的批判反思。
事實上，中國確實像一個巨大的試驗室，人類歷史上各種理論都在這裡滲透，其中交織著兩種相互排斥又相互糾纏的分裂：傳統文化竭力抗拒西方文化的攻勢，但是經過1919年「五•四」以來的反覆較量，中國人意識到，不大規模引進西方文化（廣義而言，包括科學、技術、國家結構、經濟制度、政黨組織、意識形態、生活方式、社會規則，等等），中國人就可能被開除「球籍」。於是綿延幾千年的歷史共同體分裂為民族生命和民族文化兩部分（這一過程十分漫長，所有的中國人都處於這種分裂之中）。
第二次分裂是在第一次分裂開始而遠未結束後，又在另一個領域、以另一種方式開始的。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定為中國國家生活的基礎。而馬克思列寧主義無論如何與中國傳統文化有巨大的差別而與西方文化有深刻的聯繫。只是由於政治和歷史的原因，中國人才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去反對西方文化，中國人又被迫接受西方文化內部經受著的新的分裂。
總之，中國是如此一目瞭然，簡單至極，中國又是如此複雜神秘，難以理喻。在中國，每一個命題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反題，中國充滿了「悖論」，中國真是一個巨大的「莫比烏斯圈」（Mcoiusstrip）。於是，對中國問題有興趣的智者寧願相信直覺。獨立思考加上多年觀察、思考以及豐富坎坷的人生經驗、社會閱歷，是劉賓雁的主要武器。
對獨立批判來說，除了理論麻煩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主觀因素，一個看來似乎和智慧無涉的道德因素，也即康德所稱的運用才智的勇氣和決斷。智慧不入卑劣靈魂，在中國，這是一句真理。
劉賓雁1957年被定為極右分子，兩條罪狀之一，就是提倡獨立思考。獨立思考本身在中國就是一個在禁忌。一般而論，敢於獨立思考的人，或多或少能洞察到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隱密，敢於獨立批判的人，必然獲得巨大的解釋權。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獨立批判，是通向真理的痛苦而有希望的道路，古今中外皆然。古有蘇格拉底，今有劉賓雁。
由內在自主原則外推的自由表達權，是批判精神必需的條件和形式。討論的自由、論辯的自由、批判（反批判）的自由不僅是社會進步所必須的前提，也是人類內在精神發展的前提。
劉賓雁反覆提及的中國當代幾次規模巨大的政治運動，無一不是以取締這些自由為開端、為目的的。其結果就是一個「封建法西斯專政」、一個瀕於崩潰的經濟、一個人性普遍低落、精神衰化的大倒退。
從批判與人的精神發展的關係看，毛澤東的獨斷專行，不容任何不同意見，這種罪責並不限於那些被壓制、被「批判」的言論意見未能採納，而在於根本不理解自由批判權利。無論怎樣坦率、真誠、無私的批判，都不等於真理，也不能保證發現真理。批判作為一種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減少出現錯誤的可能，或者提供新的選擇思路。批判本質上不作判斷，而是在承認對方擁有相等批判權利的前提下，通過討論、讓步和變通，保留雙方觀點的多樣性，從而出現思想多元發展的機會。說到這裡，人們要問：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學會尊重批判的權利呢？在一個自稱以辯證哲學（其精髓被解釋為矛盾的普遍存在）為意識形態基礎的國家，理性批判本來是不言自明的公理。由於利益、觀念、環境和文化的差異，分歧、爭論、批判、抉擇是不斷發生的社會常態。從社會進步的機制看，批判性思維是制定任何政策的前提，它應當具有契約和法律的意義，不受黨派、集團、個人的操縱或者取締。只有從這種理解出發，才可能結束以暴力鎮壓思想的悲劇。
古往今來，批判者總能在精神世界中找到對世俗代價的補償。追求真理、反抗邪惡，而不會遭到苦難，這永遠是幻想。在一個普遍無望，不負責任成為從上而下整個社會的律令時，更是如此。
作為批判者的劉賓雁，他的意義已越過了內在判斷範圍，獲得廣泛的理解和支持。相識，不相識，底層、上流，人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對1987年1月那道決定表示他們的痛惜、困惑、失望和憤怒。全世界都知道，1987年「反自由化鬥爭」時，中國在美留學生一千多人聯名發出抗議書，要求停止這場鬥爭。劉賓雁本人收到的電報、信函、賀年片中，有兩個小學生寄來他們稚嫩美好的童心，使劉賓雁這位重感情的人感慨萬端。《老井》作者鄭義去看他，坐下來就哭得不能自已，對中國作家在劉賓雁身處危難而無所表示深感內疚。人民日報內，素不相識，甚至對他無甚好評的人，都在各種場合向他表示理解、同情和關切；一些人憤而要求辭職，一些人發誓不再撰文，只要「反自由化鬥爭」不停止，……劉賓雁自己比誰都清楚，這就是歷史的進步：如果退回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這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這是中國許多批判先驅的沉重代價所換來的，他們由於歷史的局限進行的不成熟的批判，在劉賓雁的批判成就中達到了新的高度；他們困惑而堅強的批判精神，在劉賓雁身上，發展得更為健全、更為深刻而有力。
然而，社會付出的代價是沉重的。
1957年，不就是因為知識分子的批判呼聲被無恥扼殺，而導致整個民族的歷史大倒退嗎？批了馬寅初、中國無端增加一倍人口；批了孫冶芳，中國瘋狂地破壞生產力；批了胡風、邵荃麟、馮雪峰，中國人連母性都要褻瀆，到了毛澤東的「大批判」，中國人已沒有幾分人味了！
在中國，對批判者的不公正和殘酷，已經超出歐洲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一夥靈魂卑污、智力低下的劊子手對批判者的圍剿中的醜惡表演，不僅暴露出他們的專制本質，而且敗壞人心，敗壞道德，敗壞中國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國家和社會蒙受了永恆的血污和惡名。蕭條的遠不只是官方意識形態，墮落的遠不只是幾個官員，喪失人性的遠不只是行刑者。我們的先人和我們的後代都會指著我們這一代人說：這就是我們的兒孫和父輩嗎？雨果說，歷史沒有垃圾堆。但是，在中國，歷史有垃圾堆，可惜我們至今生活在其中而無力自拔！
1987年1月開始的對劉賓雁的又一次粗暴和侮辱性的批判，整個社會由此付出的代價可以由兩方面來估計。對於執政人物，它可能表現為忘記歷史教訓、維持歷史自大狂；對於人民，由於目睹他們寄於希望的、多年來全身心地與人民最強大的對立面──「極左」勢力進行激烈較量的劉賓雁終於倒下，他們會對與其命運攸關的改革產生動搖和疑問，中國會不會又墮入極少數人的意志和需要當中？
畢竟，劉賓雁更接近人民。歷史已經證明：對這個社會的成就，有劉賓雁辛勞的一分；對這個社會的不義，劉賓雁是心靈坦然，兩手乾淨的。歷史還證明，他的憂慮、請求、沉思、憤怒和批判，並不是杞人憂天。1956年他就告誡自己的同志，要警惕官僚主義、家長作風，不是在更高的水平上應驗了嗎？1979年他又告誡國人：大大小小的王守信還在各個角落存在，還不是慶賀勝利的時候，不也是應驗了嗎？1985年，他告誡同胞：注意中國社會內部的分化和分裂，歷史以「六•四」血案再次應驗了！
歸根結蒂，批判劉賓雁，將延緩歷史進程。它的直接結果是，本來大有希望的1987年，非但沒有成為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倒台十年來中國政治合符邏輯、順應民意的年頭，沒有在清算1957年反右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基礎上向中國專制主義和極左勢力發起進攻，反而再次把中國的民主力量打下去，成為當代中國最令人沮喪和齒冷的一年！二十世紀末期，凡是開始真正步入現代文明歷程的民族，已不可能再把暴力和鎮壓當成統治常態，批判意識、批判能力、批判權利才是維繫社會、促進社會成熟最重要的力量。當批判又一次被拒絕在社會生活的門外時，全部陳腐的東西又會死灰復燃。
1987年1月，劉賓雁告訴友人：這次運動，值得注意，它涉及的人極少，但影響卻可能超出以前所有的運動。一個月前，他在黑龍江對青年學生說：「千萬不要忘記，一九五七年播下的種子、結下的果子，就在我們生活中。說不定有一天，肯定有一天，你們就會看到這些東西，甚至身受其害。從五十年代開始的那個悲劇，就悲劇本身就是閉幕了，但是餘音繞樑啊！」
可以慶幸的是，1987年發生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由於種種原因，沒有發展成一場新的浩劫。中國人，請回顧一下，作個簡單的比較吧。那上百篇社論，那一天同時播放六篇「社論」、「評論員文章」的紀錄，那些已經公開出現的「專政」、「流血」、「一小撮」、「決不手軟」這些中國人太熟悉的字眼。1957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初始階段，也不曾有這等氣派。其勢之狂，其速之迅，其時將持續「二十年」、「四十年」、甚至「七十年」之長，已經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了。以中國現狀，以「文化大革命」積澱下來的無數怨恨，以物慾橫行的世道人心，「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如果按照那開端發軔時的規模、速度推進，人們可能再也找不出什麼詞彙來形容它了。毛澤東魔鬼似的咒語：每過七、八年又來一次文化大革命，就真的應驗了！
有人會反駁說，劉賓雁的文章言論，已超出正常批判的範圍。如果不制止，就會引起動亂。對這種詰難，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同樣的問題，只是方向剛好相反：禁止了劉賓雁的言論，就天下太平嗎？按照這種邏輯，不鎮壓五十幾萬右派分子（他們也就是提出了不同意見），不壓制黨內外有識之士的不同主張，就會產生比1957年反右運動、1966年「文化大革命」更加可怕的災難！在中國，由一個兩袖清風的知識分子寫的一本書，說的幾句話，什麼時候，又如何可能致使「千百萬人頭落地」呢？何況，歷史早就證明，思想之間的分歧只能用公平辯論的方式來處理，任何國家權力在精神自由上沒有壟斷權力，壓制言論，解除對方說話的權利，無一不是懼怕真理的表現。人民的神經的是健全的，強加惡名於對方，然後剝奪對方申辯的權利，除了暴露自身虛弱外，還有什麼呢。──對人民理智的蔑視。
歷史將長久地清算斯大林和毛澤東，原因之一就在於人民合法的批判權利在他們那裡遭到最嚴重的侵犯。
作一個比較，可以知道，中國人仍然處於多麼神經脆弱、多麼危機深沉的階段。蘇聯二十大後，即使在死氣沉沉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也基本上停止了對某個人進行大規模批判（當然又有了送瘋人院等新玩意）；戈爾巴喬夫上台，則請教了薩哈羅夫，而後者是一個公開否定共產主義的科學家。這就不得不使人們懷疑，毛澤東不容異己的性格為什麼如此具有傳染性，由具有這種性格的人來領導現代化，由他們選定的接班人來領導現代化，不是太令人費解了嗎？
這場後果不堪設想的政治運動終於流產，人們感到慶幸。但是殷鑒不遠，中國人沒有半點理由高枕無憂。流產的原因，雖然不能全部為人知曉，但是，正如劉賓雁所說：中國畢竟不同了！而這裡面包含著批判者們慘重的代價。我們終於懂得了一個最簡單的道理：對他人的苦難和厄運，對追求真理、嚮往自由的人的命運和處境漠然置之，是最大的愚蠢。幾十年歷史反覆昭示的真理表明，奉行這種明哲保身主義的人，沒有一個真正能逃脫可悲的結局，更不要說良心上的損失。我們早該懂得，分而治之、各個擊破為什麼成為專制制度最嗜好的屢試不爽的伎倆，就在於我們的狹隘和自私心理。政治鬥爭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全身遠禍、各自逃命正是它把鬥爭進行到底的最理想的狀態。於是，普遍災難就來臨了。僥倖心只會招致恥辱和災禍，中國人應當記住這個教訓。
今天，這一頁終於快要翻過去了，我們終於迎來了一個了不起的轉機：極左分子們無論如何花樣翻新，都已很難像在1957年、1966年、1983年、1987年年初那樣為所欲為了。劉賓雁指出：中國兩類人的較量將是激烈的，但形勢畢竟朝著有利於人民一邊的方向發展。1987年6月2日，劉賓雁給友人寫信說：「運動開始時，有人估計要搞十年，我則認為三年足矣。一年之內便會有變化。」
劉賓雁的一位年輕朋友寫信給他，直言相告：「若我們還感覺委屈，冤枉，這就未免可笑了。鐘會使文帝誅嵇康，潛曰：『康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結果嵇康就戮。但他毫無悔意，更不覺冤枉，只是將刑前命人取琴一張，撫廣陵散一曲，歎曰：『廣陵散不復傳矣』。他明知無辜受害，卻只歎美的價值無存，將自身榮辱置之度外。這是大胸懷。老劉，你要挺得住!國家民族劫數未盡，我們這些愛國家愛民族的人只好含淚看它受難。一個病毒性感冒患者非發高燒七天才能好轉。在此期間中藥西藥全沒用。××兄送你《尼采》一部，頗可於黑暗中慰你心靈。查拉圖斯特拉的精神正在你身上顯現。我愛你至深，此刻更覺心痛。但硬漢子死了算，活著就只為掮著大痛苦，大悲哀，這是你老劉的命運，天命。你受難了，但別忘了，全民族也和你一起受難。基督死前只大喊了一聲：『人們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苦難的民族從來不知道自己在作什麼。你代表全民族的精英受難。你替全民族受難。」
劉賓雁因此有了他特有的感慨：「八年前也是這一天，一月二十四日，我結束了為期將近二十二年的政治殭屍生活，重新回到中國共產黨內。兩次開除，一個原因：我公開批評了共產黨內部的弊端。這一生中，我因受難而得到過別人的同情，因成功而受到過人們的祝賀。我蒙受過最大的屈辱，也享受過極高的榮譽。今天，我卻同時經受著這兩種東西，這是從未有過的體驗。這是幸福嗎?是的。我應感到幸運，因為只有極少的人有緣得到這種享受。當天在報社大院裡遇到一位工人，他說：『祝賀您，他們使您成了完人。』」
具有諷刺意味，但也合符歷史慣例的是，在中國，為數不多的批判者將主要集中在執政黨內。有如俄國十九世紀十二革命黨人的貴族血統發生了變異一樣。
以上關於劉賓雁獨立批判精神的文字出自筆者近二十年前為他訪美送行的文章《劉賓雁與當代中國》。我沒有多少補充，只想在劉賓雁的名字前面和後面，加上幾位值得中國人記住的曾經加入過共產黨的中國人的名字：陳獨秀、瞿秋白、張聞天、彭德懷、顧准、林昭、張志新、王若望、王若水、胡耀邦、趙紫陽、李慎之、林牧、何家棟……。
今天，劉賓雁已經離開世界，中國依然故我，甚至與他預期和希望的方向漸行漸遠，劉賓雁對於我們的意義沒有因此喪失，而是更加重要了。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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