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5日訊】評價中國的這場改革有一個長期被忽視的標準，那就是它實行了什麽樣的社會政策？是一種具有社會正義的社會政策還是一種不具備社會公正價值觀念的社會政策，這點中共攻府一直避諱提。正是在這個關鍵點上中國的改革發生了問題。
在八十年代，中國政府還能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多少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講的所謂社會公正當作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沒有完全放棄社會公正。那時，在工人、農民之間，工人和知識份子之間，知識份子和機關幹部等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當局曾經盡量用財政資源來調節各個群體的利益，所以還未出現十分明顯的社會不公。然而，那時老百姓對社會公正問題已經有很多議論。因此有一種說法，認爲民衆是「拿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駡娘」。這話的意思是，很多老百姓對當時的改革已經有種種不滿，不滿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家認爲存在著不公正，爲什麽讓那個群體的人富了，沒讓我富起來？當時受過教育的人也有怨言：「拿手術刀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教書的不如剃頭的」。這話反映了他們在八十年代對社會公正的關心，儘管這種理解裏有很多誤解，並不一定是對的。但它表明，老百姓認爲，不管改革怎麽做，總得維持社會公正，得讓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得到兼顧，不能哪一個群體獨吞改革的成果。那時政府對這些口號大體上也還是認真對待的，試圖做些解釋，同時也採取一些經濟措施來補償。
但這一切在一九八九年「六四」發生之後徹底改變了。「六四」之後《中國青年報》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這文章是當時中共元老陳雲的兒子陳元和跟隨他的一群人寫的。這篇文章對共産黨六四屠殺後的處境和可能的選擇做了比較露骨的分析。它的意思是，這次六四事件使共産黨看清楚了，它根本就不會因爲推行改革而獲得大多數老百姓的支持；越改革老百姓的要求就越多，經濟改革了會要求政治改革，以後還會要民主，最後共産黨早晚要失去權力；如果共産黨想保持權力，就不能依靠老百姓的支持，而是只能依靠共産黨的各級幹部和他們的子女，這才是共産黨的鐵杆支持者。這篇萬言書建議中共調整政策，讓改革落實在有利於幹部和子弟的基礎上，認爲只有這樣的改革才能够鞏固共産黨的統治。其背後的含意是，改革那怕傷害了十幾億人也沒關係！因爲那十幾億人本來就不會支持共産黨，所以不必去考慮他們的需要和利益。共產黨當然不可能在《人民日報》上原封不動地重覆這番話。但這番話打動了中共的執政者，以後的一連串政策慢慢一步步地體現出這一看法。朱熔基上臺後推行的「國有企業强制下崗政策」，以及後來推行的所謂「住房改革」，把己經分配給老百姓的住房再賣第二遍，還有所謂的「公費醫療改革」，把普通企業員工和事業單位員工的公費醫療取消，但保留幹部的公費醫療，都是這套政策的體現。
九十年代開始，中國執政當局改革的社會政策內涵有了悄悄的改變，它毫不猶豫地觸及大部份老百姓的利益，以犠牲這些人的利益爲前題，來創造幹部和他們的親屬群體致富的新機會。正是這類社會不公的政策，産生了倒T型社會結構和社會二極化的結局。每次談到一項具體改革措施時，當局通常的說法是，這個改革是爲了全社會的利益。真是這樣嗎？是不是中國社會各個階層在這項改革面前都付出代價，都承擔同樣的後果？恐怕不是！比如，住房改革、打破鐵飯碗制度、醫療改革這三項，幾乎影響到中國每一個城市家庭，絶大部份城市普通居民都受到這三項改革的衝擊和壓力，他們不得不把收入盡可能節約下來，應付高額的醫療開支、購房支出和可能的失業，而這三項改革對黨政幹部却毫無影響。對黨政幹部而言，原來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傳統的福利制度對他們依然有效：幹部的級別越高，免費的公費醫療待遇越高，免費住宅越豪華，甚至可以獲得多套住宅，儘管黨政機關冗員嚴重，却不會真正裁員，也不必擔心其「鐵飯碗」會被打破。但普通民眾因病需要住院，那怕缺五塊錢、十塊錢醫院也可能拒收，這樣的事在中國己經發生很多。
改革究竟有沒有社會公正，從這些方面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國的社會改革多年後仍然是個等級制的、特權式的制度，改革所取消的只是無權者的福利。在這個社會裏誰處在社會的中下層，可以用改革的這把刀會不會砍到你身上來檢驗。如果改革的刀能砍到你身上，你爲此要付出代價，你就屬於社會的中下層；如果這刀砍不到你身上，再怎麽改，你各方面的狀况都越來越好，那就說明你屬於中國這個特權社會的中上層。正因爲如此，此刻在中國，當幹部仍然是一個人大學畢業最好的出路，既能享受到社會主義福利，又能享到市場經濟的好處。前者是指社會主義制度下爲幹部保留的特權型福利，因爲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這所有的特權和福利他們一項都不落。市場經濟的好處後者是指，官員可以直接插手經濟活動，干預市場交換、干預各種經濟活動。在這個過程裏官員可以藉此受賄，他們個人的錢包就「鼓」起來了，人也就富起來了，這就是中國5%的社會上層財富的主要來源。
如果探究官方鼓吹的「發展是硬道理」，「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這些口號的實質，就會發現，這些話故意掩蓋了一個真實的問題，那就是這場改革最終是爲了誰？實際上這場改革最後是被一個政治精英集團劫持，變成了一場爲他們謀利益的改革，而改革最後傷害到的却是這個社會的大多數人。所以這場改革的社會公正性是可以質疑的。但是這個問題在中國幾乎是一個不容討論、不容許碰的問題，沒有媒體敢談這個問題。因爲這個問題直接觸及到了中國現在這個執政黨，涉及到對這個執政集團的良知、良心，還有他們道德標準的評價。這個黨天天說它代表全中國的利益，代表人民的利益，但這場改革的社會政策的實質表明，其實它代表的只不過是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是利用這場改革獲取精英集團的利益最大化。
這個事實讓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如何認識中國的改革。從社會公正的角度來講，這場改革正在從八十年代前半期那種相對公正的狀態，走向一個越來越沒有社會公正或者背離社會公正的方向，也就是說改革越走越偏了，所以才産生了前面講的社會兩極分化和「倒丁字型」的社會結構。在這種狀態下，出現了一系列問題。
隨著社會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這一格局已經基本定型，很難再改變。精英集團把所有的權力都控制在自己手裏，把所有可以用來撈錢的機會也掌握在自己手裏。
早在四年前，北京大學教授孫立平寫過一篇文章，後來改編成一本書，書裏有個很重要的觀點，他指出中國的精英集團成了一個封閉的圈子。也就是說，你如果已經成爲其中的一員，你就有機會繼續瓜分經濟發展中産生的種種機會和利益；如果你還沒能進去，這個門對你基本上已經關上了。所以他把這一現象稱爲菁英集團的封閉性。很多人以爲，上了大學、受了好的教育，以後就有機會一步一步沿著社會階梯往上升，這是任何正常國家的通例，但這個通例在中國已經不適用了。如果你不是菁英集團的成員以及他們的子女，你再怎麽樣努力，受過再好的教育，也沒有辦法進入這個圈子去。你不進這個圈子，你就無法分享這個圈子裏壟斷的資源和權力，就無法通過他們這種特殊的奪取公共財富和他人財富的方法來快速致富。
今天中國的大學畢業生包括研究生的出路越來越窄，2002年，大學畢業生畢業後六到八個月內能找到工作的大概是70%左右，有30%找不到工作，他們基本上第二年再也沒法找到工作了，因爲第二年有更多新出爐的畢業生。以後每年大學畢業生的失業比例都在上升，2005年已經上升到60%了，於是中宣部下了一條禁令：高校畢業生的即期就業率從此成爲國家機密，不許公布；任何媒體不得報導。在很多地方，本科畢業生即便能找到一個就業機會，工資水平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現在在中部省份已經降到1000塊左右，在西部省份像陜西有的地方已經降到800塊，和東部地區的農民工工資差不多。在中國還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零工資就業」，很多大學畢業生因爲找不到工作非常著急，於是降格以求，向老闆提出來，我不要工資，替你白幹。這個情況在全世界恐怕是獨一無二的。
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增長這麼快，居然就吸納不了受過良好教育的大學畢業生？名牌工科院校畢業的，受過良好工程教育，本來應該是中國這個發展國家最需要的搞技術研發的工程師，這樣的人才在中國現在也找不到工作。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的經濟本身處於扭曲畸型的狀態。所謂的畸形，就是說，爲了維持高增長的需要、爲了維護高增長的形象，政府創造了一系列支撑高增長的機會，但經濟增長並未改善多數民衆的生活狀况，也未增加很多就業機會，同時還嚴重污染環境。所以對這樣的經濟增長應該怎麽看，是個值得深思的大問題。
在過去十幾年中，普通消費者的購買力因爲一系列改革措施而萎縮了，很多家庭不敢買更多的消費品，不敢改善生活。這導致國內的消費品市場長期處於相對萎縮的狀態，很多面對消費品市場的企業沒有辦法在國內銷售更多的産品。儘管經濟快速增長，但用國內的話講，消費品市場一直處於「蕭條」狀態。在美國，如果消費品市場蕭條，經濟一定會蕭條，因爲美國經濟的70-80﹪靠國內消費需求帶動。但在中國則不同，中國政府可以動用公共財力，哪怕消費品市場再蕭條，政府照樣可以營造出一個高增長的經濟。這主要靠三個方法：第一是大量吸引外資，不計條件的吸引外資，減稅、允許外資在中國排放污染、允許外資雇用的工人每天超時工作，把工資降到最低，把勞動保護條件降到最差；同時藉外資的手占領全世界的市場，消費品在中國銷不動，就把它銷到國外去，占領全世界的市場，用這種辦法來維持中國的增長。第二是大量興辦公共工程，包括橋梁、高速公路、市政府大樓、城市廣場，還有體育設施場館等等，凡能改善市容市貌和基礎設施的，都大量興建動工，用的全是公款，這在短期內既帶來經濟增長，還造成對水泥鋼筋建築材料的需求，也帶來對民工的需要，當然也增加了基礎設施，體現了當地官員的政績。但由於整個經濟對消費品的需求不足，這些公共設施建起來以後無法充分發揮效用，慢慢的就變成了浪費。第三是大量推動房地産開發，通過房地産開發來拉動對建築材料的需求，同時銷售大量高價商品房。這三個做法有一個好處，對旅遊者和外商産生積極正面的效應。這些外商和旅遊者到中國去一看，感覺中國變化真大！任何國家的市政府如果每年都花巨額投資改善市容，都會達到同樣的效果。但在民主社會，選民和納稅人不會允許政府糟蹋浪費，在中國，這樣糟蹋浪費却被視爲政績、成功、發展。當然外商不懂其中的差別，會以爲中國真的有錢了，覺得中國有希望，於是有更多外資到中國去。
但是，這三種方法對中國長期的增長未必都是正面的效應。現在中國面臨的問題就是這三個支柱都遇到麻煩了。首先，外商的投資高峰已經結束。其次，公共工程建設也已過了高峰期，該蓋的都蓋完了，沒有哪個市政府有理由年年蓋大型新辦公大樓，高速公路該修的也修完了，所以用公共工程推動經濟增長這個手段用得差不多了。第三，房地産業現在已成爲一個新的泡沫，大量豪華住宅閑置，賣不出去。這些閑置住宅本身成了一個威脅中國經濟穩定的定時炸彈。因爲開發這些房子的房地産公司基本上都是空手起家的，像上海的周正毅，全靠從國有銀行借錢，圈了地以後蓋了房子再高價賣出去；如果這些房子賣不掉，從銀行貸的款可能就成為壞帳。中國政府最近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試圖全力以赴地控制房地産市場的盲目擴張，原因就是害怕這個房地産泡沫要爆炸，這些房地産商的貸款一旦變成壞帳，整個銀行的壞帳急遽上升，中央銀行就隨時可能面臨新的潛在金融危機。
所以，在中國表面高速增長的背後，不僅存在一個不公正的社會政策，而且存在一系列經濟層面很嚴重的問題，這些問題使得中國今後想繼續保持以前那樣的高增長越來越困難。所以從前年開始，溫家寶很聰明的換了一個口號。很多人沒有注意中國這個口號話語裏的內在含義。他的說法是「要注重科學的發展觀」，也就是說，過去的發展觀不够科學，朱榕基時代那些推動高增長的手段，如大量興建公共工程、營造房地産泡沫、還有盲目吸引外資等，用溫家寶的話講都是不够科學的，是不太好的發展觀。實際上也就是說，中國共産黨自己在否定朱榕基時代的政策。當然，這種用官場套話包裝起來的話語，西方的所謂中國問題專家和記者很難準確的解讀。所謂科學的發展觀還有一層意思，那就是今後我們可能不會再那麽高增長了，或者說我這届政府不打算費那個勁兒去維持那未必是好事的高增長。從這個話裏可以看出，中國政府自己也在重新認識所謂的高增長對政府本身以及對中國是好事還是不太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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