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自由文化和中國知識傳統的重建
1．極權主義文化和知識份子
2．極權主義文化的特點
3．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界的走向
4．當代自由文化之路和中國知識份子的重建
確立了對於極權主義變化發展的認識，確立時下中國仍然是一個極權主義國家，也就確立了如何來描述三十年來中國社會存在的文化思想現象、知識傳統及知識精英，如何評價思索他們的工作，從而也就能夠清楚我們追求的方向。
如前所述，極權主義及其文化是百年來誕生於基督教西方文化中的一種特殊的文化傾向，因此不僅極權主義不會很快從當代歷史中退去，而且伴隨它的文化現象也不會因為極權主義在政治上的失敗而很快退去。當代極權主義典型地是某種傾向的知識份子的產物，作為這種思想和精神傾向，它的某些方面在當代社會中也會始終威脅著民眾的一般生活。為此，近代自啟蒙以來的啟蒙文化、自由文化不僅作為一種個人的精神和追求，而且在社會生活中，作為一種在大眾文化中抵抗各種威脅傾向的運動，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乃至迫切性。
1．極權主義文化和知識份子
二零零三年，一批波蘭學者、知識份子在德國出版了一本六百頁的《反對極權主義》的文集。在文集中從各個方面總結、回顧了波蘭過去半個多世紀的歷史經驗教訓。克拉斯諾德博斯基（Zdzislaw Krasnodebski）在這個文集的最後一篇總結性的文章中說，自從八九年以後，從另外一種角度來描述分析極權主義的需要越來越突出，「納粹國家社會主義絕對不只是一種非理性力量的爆發。它和共產主義一樣，是由歐洲近代文化發展出來的，並且帶有一種普遍性的因素。有一批卓越的知識份子支持它。」對於這兩種極權主義的文化，我們能夠很容易地看到它們之間的相似性。例如對於「和納粹緊密相連的知識份子馬丁‧海德格、卡爾‧施密特等人，我們輕而易舉地就能舉出可以與之相應的喬治‧盧卡奇、安東尼奧‧葛蘭西。」
對於東歐共產黨集團崩潰十年後的情況，克拉斯諾德博斯基憂心忡忡地說，「令人遺憾的是，這種文化潮流並沒有消失。現在不斷出現的問題，涉及的仍然不僅是種族主義和種族仇恨問題。」（註解39），
波蘭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國家，歷史上，它連續經歷了兩個典型的極權主義的蹂躪，趕走了希特勒納粹，緊接著迎來了共產黨極權。為此，他們對極權主義有著切身的深刻體會，在這本書中，他們異口同聲地認為，共產黨極權要比納粹極權更為可怕，因為它控制了一切。這種經歷使得他們痛感：
第一，即便是進入了新的世紀，西方文化中的這種潮流也沒有消失，賴以產生極權主義的精神和思想並沒有退去。
第二，極權主義過去和現在都和知識份子密切相連。（同上，565-566頁）
克拉斯諾德博斯基的總結，其實在半個多世紀前就被人們注意到。如果人們沿著這一線索進一步具體研究，就會發現，如筆者在本文開始時所說，兩相比較，在納粹主義運動中，只有非常少數的知識精英非常積極地參與各類活動，各種社會文化工程，而共產黨專制運動中卻吸引了大量知識份子參與，很多人而且還是非常「主動」與「積極」地參與的。
如果再作進一步的考察，人們就會發現，歷史上沒有一個專制如同共產黨專制那樣，它是由一些知識份子構想、理論化，又由如此眾多的知識份子參與締造，並且維護的。沒有一個專制制度如此緊密地和知識份子聯繫在一起。因此，說共產黨極權主義是知識份子、知識精英所生育的孩子，毫不為過。
為此，對於自由文化和中國知識份子問題的反省思索的第一點就是，對於中國現今的情況，當然包括對於文化大革命的思索，絕對不是如李慎之說的那樣，是中國傳統的產物，而相反恰恰是李慎之先生等這些左派知識份子過去，乃至其後半生努力的結果。中國現代社會如何片面向馬克思主義、極權主義西化是二十年代以來的一些知識精英設計的；其後中國社會的道德規範，更是知識精英們建立推廣的。五十年來，知識精英更是積極參與、承擔了它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的幹部、經理、骨幹。正是這些知識精英給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共產黨專制實際中國形式的內容。這當然包括例如曾經負責新華社、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工作的李慎之等人，甚至包括一直在共產黨階梯上的李澤厚等人。可以說，所有的共產黨的文化工程事業，所有的運動都是由這些知識精英積極參與構成的。而由這個文化工程生產出來的其後兩三代知識精英，由於是如此一個極權主義機器的產品，因此除了適應極權主義制度和其相應的文化知識機構外，幾乎無法適應世界上其它的社會和文化。
知識精英和極權主義制度的這種新的關係，反映在中國最近兩三代知識份子身上，比過去東歐國家更為強烈、明顯和純粹。
所以，可以說，八十年代以來，無論是四九年前，從外部產生的知識精英，如李慎之等人，還是從內部製造出來的知識精英，如金觀濤、陳子明等人，這個積極主動，心甘情願地融入共產黨專制機器的傾向仍然嚴重地存在於中國知識份子的群體中。異於這個體制及其思想文化，反叛這個體制和精神的知識份子仍然還是少數。從這個角度說，作為幹部子弟的魏京生能夠以身試法，走出體制；以及現在發生的、法輪功運動導引民眾反叛出共產黨文化實在是一個令人驚異的事情。
2．極權主義文化的特點
既然極權主義是一種西方文化變異，西方文化中產生的毒瘤，那麼極權主義文化究竟有哪些特點呢？筆者願意在此粗疏地描述討論幾個對於我們來說最直接、最值得注意的特點。
A．共產黨極權主義是一種政治宗教，是基督教文化的產物。
和希特勒的極權主義相比，共產黨極權主義的一大特點就是它擁有自己的特殊的文化。因此對於研究極權主義問題來說，共產黨社會更有代表性的意義。
宗教來源於人們對人以外無法感知瞭解世界的好奇、疑惑、敬畏和恐懼。各個民族的智者對於這個未知世界，以及人和這個未知世界的關係的探索有著不同的氣質，不同的答案，從而導致不同的生活態度和選擇，也就是不同的社會和文化。它約束、規範組成社會的人們的生活。孔子等智者為我們中國人探索奠基的中國文化中雖然沒有西方那種宗教，但是同樣充滿好奇、敬畏和恐懼，同樣在人和自然的關係中，不斷努力進行探索和調整。同樣，西方也是如此，自從中世紀以後，經過啟蒙運動的歷史發展，就是一個典型的調解宗教、社會和自然關係的過程。近代自由主義文化潮流中，政教分離—教會和民主制度的關係，思想啟蒙—信仰和科學的相容，都是它的產物。
然而，在啟蒙運動後，一方面宗教從政治領域中退出，而另外一方面，知識精英們卻又從後門在政治和思想領域中引入了宗教的教條性、專斷性。
失去了敬畏和恐懼，失去了好奇和疑惑的塵世思想與政治，尤其突出表現在唯物主義者，或者說物質主義者們身上，（因為唯物主義和物質主義這兩個中文詞在西文本來就是一個）卻再次把基督教中世紀所顯現的一切宗教中所存在的罪惡肆無忌憚地呼喚到世界上來。共產黨的思想模式、組織結構、運作方式可以說是典型的基督教塵世化、世俗化，或者說物質化、政治化的結果。例如在對不同思想的迫害，對不同宗教、信仰者的征伐上，極權主義把所有中世紀基督教曾有過的罪惡都加倍地表現出來。
近代極權主義的這一特點，早在三十年代就被學者注意到。例如弗格林（Eric Voegelin）（見註解11），他認為希特勒和共產黨極權主義是一種政治化的宗教，並且從三十年代開始就沿著這一方向探索當代極權主義各種特點。在這個研究方向上，人們能夠看到，當代共產黨極權主義、納粹極權主義比任何宗教都走得更遠，這種脫胎於猶太教、基督教文化的學說、思想，或者說意識形態，它是 一種政治化的宗教。它用階級、烏托邦、政黨、領袖來代替上帝和神。
非常有意思的是，共產黨對於思想的禁錮和專制，對於異議人士的迫害不僅思想起源於基督教，而且連它的術語都繼承下來。例如異議份子、持不同政見者、異教徒、叛離分子。（Ketzer、Dissidenten、Apostaten、Renegaten），大清洗運動、清理階級隊伍，乃至肅反、反右派，文化革命都不是中國傳統的語言。研究這一問題的德國學者羅爾瓦瑟爾（Michael Rohrwasser），曾經在他的書中第二十六頁到五十七頁，列舉了三十一頁共產黨沿用的基督教的用語和概念（註解40）
當代極權主義的這一特點，在「九一一」後再次引起人們的注意。伊斯蘭恐怖份子和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北韓的共產黨一樣，仍然使用的是把宗教和人們的宗教心理工具化、政治化、塵世化。
B．極權主義文化的封閉排他性特點：反傳統，反近代人權自由原則
由於極權主義的這種宗教思想特點，它自命為佔有真理，專斷教條，由於極權主義的權力慾和意識形態化，因此正如著名的極權主義研究專家、自由主義思想家達倫道夫（Ralf Dahrendorf）所說，在文化思想上，它的兩個重要特點是，反對一切其它文化傳統，反對近代人權自由原則。
從認識論的角度看，極權主義反對一切文化傳統是必然的。因為它的整體論和一元化思想肯定如波普所說，導致一種歷史決定論。歷史具有鐵的規律，因此當然其它一切文化傳統在它看來都是落後的、甚至是反動的。而正是這種一元論同時造成它的封閉性、排他性。基於這一點，波普所著當代最著名的反對極權主義的政治哲學著作的書名就是以這兩個特點為題，《歷史決定論的貧困》與《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這種封閉性、排他性所造成的反傳統，在教條的中國第一代極權主義領導人那裏表現得淋漓盡致，文化大革命應該是他們的登峰造極之作，那麼在極權主義進入第二階段，在機會主義、實用主義的極權主義那裏是否有了改變了呢？
事實上八十年代以後，對於傳統的反對沒有任何根本性的改變，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對法輪功的鎮壓。如果沒有法輪功問題，我們要說明這一點還真要費一點唇舌。因為，那些和共產黨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知識精英會說，共產黨不是已經在修復他們拆除了的寺廟了嗎，一些傳統圖書不也重新印刷出版了嗎？然而法輪功的出現使我們看到，這個共產黨政府沒有任何改變，它牢牢地堅持了傳統共產黨的原則，一切順應共產黨統治的都可以容忍存在， 一切超出這個一元論的封閉世界的東西，都一定要剷除。至於何時剷除，他們會選擇在最有利於他們政權的時機。
法輪功不過是力圖重新恢復傳統中國人對於「真善忍」做人原則的信仰，對於人生的非物質主義（唯物主義）觀。在這一點上共產黨之所以比法輪功敏感，在法輪功還沒有反對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的時候就大規模殘酷地鎮壓了法輪功，是因為極權主義的本質所致。
最近二十年中國的現實，對此前半個世紀研究極權主義問題的很多學者提出的論點也提出了挑戰，促使有關這些問題的看法深化。例如，在電子化的世界，當代中國共產黨社會是否還是一個封閉的社會，在自由貿易時代，當代中國是否還如以往那樣反傳統、反自由人權？
對筆者來說，答案是肯定的。除去那些電子網路警察不說，即令媒體，也仍然是在國家的控制壟斷之下。此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國的知識精英，不僅沒有有目的地去突破國家的壟斷，而且這第二代、第三代知識精英自己的思想就是封閉的，共產黨給他們的眼鏡使得他們很多時候根本看不到外面，或者說看到的總是一個自己眼中的而非真實的西方，甚至中國自己以往的傳統。這一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謂最「自由化」的知識精英李慎之及其追隨者們，他們不僅仍然在反傳統，而且他們的知識框架，眼中的西方也仍然是變形的！為此，更不要說那些保守的共產黨知識精英了！
至於現今中國社會，任何人都能看到，共產黨極權統治的變化的連續性、一致性。
共產黨極權主義社會從來就是一個沒有任何傳統倫理規範，沒有正常社會秩序，沒有任何神聖和束縛的社會。這個社會是用權力來控制一切，一切為政治服務。它今天的腐化墮落，今天對環境的破壞，對社會文化倫理的毀滅都是共產黨政治上需要的結果。教條的共產黨政權打碎傳統、倫理規範，但是還沒有感到需要墮落和不顧環境的毀滅，最近二十多年，它則是感到權力受到威脅，而不得不把各種貓都呼喚出來，甚至包括那些長了梅毒、愛滋的貓，只要它能捉住老鼠。共產黨對於傳統和自然的態度，其實任何人在此前半個世紀的任何時刻都能夠看到，不過今天它表現出另外一種形式，或者更加突出而已。（例如五十年代末期黃河三門峽水庫的修建）
所以，對於反傳統性、反自由人權的封閉性的考察更可以使我們看到，最近二十年的中國社會確實代表了第二階段的極權主義。
在這一點上，它使我們看到，極權主義已經不僅有形地封閉並且反傳統、反西方，而且由於幾十年的教育和文化工程，一道無形的、自覺的封閉的精神和思想，知識和文化之牆已經牢牢地存在於中國和世界、現實和傳統之間。波普所用的封閉概念仍然適用。
在這一點上自由文化運動就是要重新回到傳統，重新和世界交融。
C．極權主義文化中知識份子的鴉片：全盤西化、教條化的政治啟蒙和極端的人道主義
著名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家阿隆在分析批判西方傾向共產黨的左派時，曾經在《知識份子的鴉片》一書中提出，左派、革命和無產階級是知識份子臆造的三個欺騙自己的神話概念。這使得很多知識份子不顧事實地陷入左派和共產黨的沼澤，也使得一些人得以渾水摸魚。
在考察極權主義社會及伴隨它的知識份子時，筆者發現，與此平行的是，在極權主義社會體系內的知識精英也有三個鴉片，不僅自欺欺人，麻痺了很多人，使他們不能很快認識到極權主義共產黨文化的本質，而且很多時候是在試圖改進極權主義社會存在的條件和壽命，助紂為虐。這三個鴉片就是，全盤西化、教條化的政治啟蒙和極端的人道主義。
對於全盤西化的荒謬性和片面性，筆者本文前面所述幾乎都是在辨析這一問題。因為，當代中國實際上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以來就已經是全盤進入現代社會了，當代中國的全盤極權主義化就是全盤西化，片面基督教化的結果。為此，筆者在此節約筆墨，著重描述分析教條化的政治啟蒙和極端的人道主義在共產黨極權主義文化中的作用。
西方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者，尤其是前東歐的異議知識份子在研究極權主義的時候，都發現，共產黨極權主義之所以比希特勒極權主義還要嚴重在於它的一般性（普遍性）和現代性的特點。這一點典型地反映在它的人道主義和所謂啟蒙傳統的訴求上。（同註解40，548—557頁）
它的人道主義訴求是從產生於十四世紀歐洲的人本主義發展而來。人道主義到了無論西方左派還是共產黨社會內的知識精英那裏，都成了一種重要的共產黨文化的意識形態，它伴有共產黨社會的一切所謂學術研究的意識形態化特點。從認識論的角度看，由於它的討論繼承的是黑格爾—馬克思傳統的思辨的方法，因此至多不過是一場文字遊戲。在這個文字遊戲中，法國的加洛蒂、梅洛-龐蒂等玩得專業化一點，中國的王若水、劉再復等人則由於政治性目的更強，知識訓練和學養不足，所以意識形態化的教條與宣傳性更強。事實上，八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有關人道問題的討論，絲毫沒有超離馬克思主義教科書式的範圍。
人道主義問題，從內容上說，應該是重點分析具體罪惡產生的原因、消除罪惡，而不是一種對抽像的善的思辨理解問題。人道主義作為一種抽像的善，作為一種我們的理想和對理想的感覺，我們能夠從詩人和理想家的夢中得知，但是我們無法討論他們。
但是，在精神物質對立的二元論思想基礎上的這種以人為中心的西方思想，如果發展到極端肯定會弊端叢生。對於人本主義，當代出現的很多問題使得今天的人們已經感到，對它應該重新思索。人是一切的中心嗎？人應該改天換地嗎？人能夠改天換地嗎？人定勝天嗎？世界普遍存在的環境污染問題實際上涉及的就是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問題。中國的大躍進，以及一系列對自然環境的無視，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的所謂對人的理想，也不是如很多西方研究者那樣認為的，是毛澤東違背馬克思主義存在決定意識的原則——從中國式的思想中導出意識決定存在的觀點，而是這種源於西方、源於馬克思主義的人本主義的擴張。
人道主義在馬克思主義那裏不只是一種類似烏托邦式的問題，甚至可以說根本上就是一種烏托邦問題，是一種自欺欺人的鴉片。而加上階級性、階級鬥爭的人道主義則更是共產黨國家一切罪惡的根源之一。
至於說到教條化的政治啟蒙，從兩個具體現象就足以說明這種啟蒙是非常有問題的。其一是八十年代初期，在極權主義社會的知識領域中如魚得水的李澤厚先生，在沒有反叛、批判極權主義，並檢討自己以往思想的前提下提出中國的問題是啟蒙問題；其二是另外一部份所謂自由主義色彩的精英要給鄧小平等政治局委員，極權主義的統治者們啟蒙。
這兩個啟蒙提法都是沿用了把十八世紀以來的認識論啟蒙、知識啟蒙，教條化為自以為代表真理，用自己思想對別人進行的政治啟蒙。這些知識精英或許在極權主義社會由於意見不同受到過打擊迫害，但是，他們從沒有對自己的馬克思主義信仰產生過懷疑——不僅專斷教條的唯物主義思想方法沒有任何改變，而且就連教師爺的特點也沒有任何改變。作為知識份子，他們不去從自己的知識框架，文化精神傾向中去反省尋找過去自己協助建立了極權主義社會的原因，解剖現行的極權主義社會及其文化，而是仍然自以為自己一貫正確，用自己腦子中的政治理論去給別人啟蒙。
這一傾向持續至今，如李慎之先生到死都認為要給民眾啟蒙，要否定中國傳統，而拒絕直接面對極權主義制度及其文化。當代自由主義文化的代表人波普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明確地說，他認為，羅素把科學、倫理學甚至政治都歸之於認識論，是正確的。（註解41）由於李澤厚也罷，李慎之也罷，其一生的思想方法都是同獨裁主義和極權主義觀念息息相關，如果不對自己的思想方法進行徹底地反省，那麼，他們所宣稱的、所做的任何政治啟蒙，都只是一種自欺欺人，飲鴆止渴。否則如何解釋他們曾經跟隨共產黨幾十年所犯下的錯誤。
對於極端的人道主義導致野蠻，教條化的政治啟蒙，極端化的啟蒙導致狂熱、朦昧和落後，在波蘭知識份子在清算極權主義的研究文集中，克拉斯諾德布斯基作了明確的論述：
「如果越過沒落、朦昧、野蠻、混亂等現象，人們就會容易地確信，真實地替代共產黨制度的可能是一個沒有規範、社會失去控制、沒有公正理念等等的社會。這個結論，在波蘭八九年後人們常常會得到。由此最終發展出來的是一個特殊的帶有缺陷的自由主義和民主制的思想。然而，如果人們還是沒有注意到共產黨的人道主義意識形態，那麼由此產生的問題可能是：低估了它的啟蒙的來源；沒有充分評價它的現代性根源；忽略了這個潮流中，導致並且推動它在歐洲知識份子中發生和流傳那些新形式。
但是還不僅如此，首先這些共產黨的觀點不只是一種面具和假象，其次它也不只是掩飾野蠻現實的一種表面美好的意識形態，或者反之。它的這兩方面緊密相連，人們必須研究思考這種關係。這一切給我的印象是，共產主義的經驗能使我們得到非常明確的結論：激進的人道主義導致野蠻，極端的啟蒙導致抱殘守缺。可惜在波蘭，人們在一九八九年以前，乃至其後都沒有看到這個結論。」（同註解39，557頁）
3．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界的走向
A．文化與政治的相互影響：極權主義文化的標準模式
文化和政治的關係是多方面的。偶然出現的一些傑出的思想家，知識群體可能決定性地影響社會，甚至一個時代。這方面最典型的牛頓、愛因斯坦、笛卡爾、休謨和康德等，以及我們今天極為負面評價的黑格爾、馬克思。然而反過來，很多時候，黑暗或者光明時期的政治和社會也會造就出一批低劣的、或者卓越的知識份子，他們反過來又對社會的變化產生很大的影響。這裡面既有相互聯繫的地方，也有充滿變數的偶然性。社會科學沒有明確的邏輯和因果關係，但是卻有明確的經驗事實。
中國最近五十年的經驗事實，不僅在筆者前述的政治方面形成了一個典型的、標準的極權主義社會的發展變化模式，而且這個標準的極權主義社會，在文化方面的「充滿創造性」的封閉、愚昧、教條與洗腦工作，又創造出了一個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存在的、所有極權主義國家中最為典型成功的模式。而其經驗事實又表明正是這個文化模式的結果，造成了今天中國中國共產黨的延續存在，成功地把權力轉移到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手中。
在我們過去研究共產黨社會的時候，總是拿第一個共產黨國家蘇聯為模式，而研究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分離運動的發展的時候，也是參照蘇聯和東歐的情況。這個模式一般來說是，第一代教條的領導人死後，第二代共產黨領導人不得不稍微放鬆，而帶來一個解凍，如赫魯曉夫、杜布切克等。在解凍中逐漸發展出持不同政見運動，而後會逐漸帶來具有戈爾巴喬夫色彩的第三代領導人。按照這個模式共產黨最終滅亡。然而中國卻並非如此，他的第二代領導人無論鄧小平，還是胡耀邦都死死地抱住共產黨，並且為此轉向實用主義、機會主義的改革。它的第三代領導人，更是由於完全生於、豢養於這個封閉社會的文化中，根本就喪失了思維能力和想像力。
胡錦濤多次說要學習北朝鮮的經驗，其實是發自內心的。胡溫等共產黨社會的知識精英是一批典型的極權主義社會的產物。這些人生長在一個完全封閉，知識和文化知識片面，訓練不足的社會，因此除了權力的直覺，在精神、思想和知識方面都可以說是病殘者。這種情況當然不只是存在於第二代、第三代極權主義政權領導人身上，而且嚴重的存在於這個社會的一切知識精英身上，當然包括我們這些人。
由於異議人士更充滿活力，所以從某種意義甚至可以說，在異議人士身上極權主義社會的文化和知識缺陷表現的更為突出明顯。
就這方面來說，八十年代以後的中國的知識精英已經幾乎完全是另外一種動物，和蘇聯等東歐社會的情況無法相比。因為即便是在共產黨歷史最長的蘇聯，他們仍然有肖斯塔柯維奇、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等始終能夠和世界接軌知識精英。但是在中國，儘管陳寅恪、梁宗岱乃至洪謙、黃萬里等人活到了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乃至新世紀的到來，但是殘酷的封閉，以及共產黨文化，及其主動或被動依附於他們的知識精英們成功地阻隔，使我們從出生就失去嗅覺能力的幾代人根本就無法找到飄在空氣中的傳統的紐帶，西方自由主義的紐帶。
所以，成功地把中國塑造成典型的極權主義文化模式的，造成兩代人萎縮退化的，或者說今天中國知識墮落的，不僅和毛澤東、鄧小平等領導人有關，而且和直接參與的蔣南翔、於光遠、李慎之，乃至筆者的導師們等一大批緊跟共產黨，並且非常有「能力」的知識精英的工作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綜上所述，中國的現實提供了一個「文化」延續政治存在壽命的典型案例。第一代極權主義領導人成功地改變了社會文化，鍛造出一個「極權主義文化」——黨文化，而這個改變又成功地延續了極權主義的政治壽命。
（未完待續）
註解：
39．《Anti-Totalitarismus． Eine Polnische Debatte》Hrsg． Pawel Spiewak， Frankfurt/a．m， 2003， S．565．
40．Michael Rohrwasser，Der Stalinismus und die Renegaten． Die Literatur der Exkommunisten，Stuttgart 1991
41．卡爾‧波普，《推測與反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第5頁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