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水:中共的反腐與權謀政治

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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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6日訊】政府加大反腐力度,不如訴求憲政民主,讓新聞自由、司法獨立等制度安排成為現實,後者更能從制度上解決中國僵局。

陳良宇折翼上海灘,無論胡錦濤出於穩定權力基礎需要,還是借反腐壓制地方諸侯也罷,明為反腐,實為權爭,這不難判斷。權爭玩弄到這種地步,足見制度約束的虛無縹緲。集體腐敗發生在一座一千多萬人口的國際都市,已經讓世界震撼;近百名官員、商人、掮客糾結在一根利益鏈條上,足以改寫世界執政黨的貪瀆紀錄。中國經濟驚人增長,貪官職位、貪金和生活糜爛程度,呈正比競相攀升。不受監督的中共政府,一方面依仗對國家經濟等資源的全面壟斷,社會呈現威權下的和諧穩定;另一方面,權力庇護下的官員,私欲急劇膨脹,為所欲為,幾近喪失人性。隨著陳良宇的雙規,上海幫的氣焰受到遏制。我們思考的是,按照當局的執政邏輯,這種個別整肅、清洗對中共面臨的執政合法性危機,到底有什麼疏解作用?反腐敗能否必然帶來制度文明?顯然民間不抱樂觀態度。中國的反腐仍在人治的窠臼裏打轉。泰國和臺灣同樣是反腐,矛頭直指國家元首。在和平和法制框架下,民主制度賦予他們反腐敗的合法性、正義性、徹底性和民意支持度,其反腐透明度和力度,加速了制度文明的提升。

代際更替,權爭殘酷

外界評價陳良宇事件,普遍認為是胡核心與江核心的權力爭鬥。只不過陳良宇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方,扮演了一個錯誤角色。中共領導核心代際更替,幫派之間的不流血爭鬥,由來已久。縱觀中共1921年建立以來,權爭就沒有停歇過。唯獨黨天下、社會主義旗號,不曾有絲毫減弱和失色。執政合法性道義資源稀缺,使得中共政權的恐懼感和緊張度,有增無減,不敢還權於民,接受社會監督。新一代領袖一旦大權在握,腳跟站穩,對前任必然要進行人身迫害,甚至不惜消滅肉體,從早期的陳獨秀、王明、張國燾,到建政後的劉少奇、華國鋒、趙紫陽,都難逃厄運。表面上是為了維護意識形態血統的純正性和專政權力的有效傳續,實際上是以“新理論之父”自居,專權搞個人崇拜。專制意識形態的本質是營造領袖崇拜的社會氛圍,將領袖的思想、道德和人格,樹立為整個社會的典範,世俗社會的自由價值觀被徹底消滅,或者被擠壓到心靈深處。人民只有一種思維,全國只有一個聲音,那就是領袖的思想和聲音。1980年代以前,人們不難看到這樣的畫面,或有親身經歷: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毛澤東的畫像,張貼在黨的各種會議場所、車站、醫院、學校、家庭、建築物上,他們的語錄,諸如:“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社會主義必勝,資本主義必亡。”、“偉大、正確的毛澤東思想萬歲!”……隨處可見。只短短的幾十年就已經證明,這些口號、語錄全是彌天大謊。毛澤東仿效史達林,將個人崇拜在文革時期發揮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也將罪惡揮發到極致。毛執政的27年,是罪惡的27年,政治清洗、鎮壓、屠殺,一天都沒有消停過。人民成為領袖的玩偶,國家成為領袖個人欲望撒野的跑馬場。党國一體,人民乃子民。如果說社會主義是中共的制度密碼,那麼黨天下就是中共的統治密碼。

鄧小平廢黜毛欽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在亡黨亡國的兩難選題下,也基於個人被中共迫害的遭遇,鄧被迫搬出自己的一套理論,作為党國的意識形態。鄧小平戀棧權力,但又不得不吸取、警惕權力獨大給政權自身帶來的危害,所以,鄧小平寧願選擇做影子領袖。表面上仍抱持社會主義大旗不倒,將老毛屍體供奉在天安門廣場的紀念堂,但執政理念上徹底拋棄了毛的階級鬥爭思想。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跟清末推行新政一樣,是被動的、不情願的,跟民主政治沒有絲毫瓜葛。江澤民從上海平步登天,受到中共慣有的幫派勢力的輕慢、不服氣等軟抵制,因此,江澤民依靠反腐打壓“北京幫”政敵陳希同。反腐成為中共最經濟、風險最小的權爭手段,極易樹立權威和明君形象。胡錦濤此番一面高抬江澤民,大張旗鼓出版宣傳《江澤民文選》,一面鐵腕懲治江澤民的政治餘蔭“上海幫”,以期敲山震主。胡錦濤的權爭手法跟江澤民如出一轍。打壓前核心的政治餘孽,意在警告前核心做個安分的退休老人,別在背地裏指手畫腳,掣肘攪局。陳良宇成也江家班,敗也江家班。他的不幸在於是江家班最顯赫的地方諸侯,貪污腐敗倒在其次,比陳良宇位高權重的腐敗者少嗎?竊鉤者賊,竊國者王。

憲政制度,根絕腐敗

制度腐敗,是中國之癌。只要中共一天不放棄專制制度,腐敗就一天不會得到根治。制度腐敗對整個社會肌體構成負面示範和侵蝕。制度性腐敗表現在政治腐敗、司法腐敗、行政腐敗、軍隊腐敗、教育腐敗、醫療腐敗、學術腐敗和企業腐敗,連鎖引致整個社會道德墮落,信用喪失,謊言漫天。“透明國際”10月4日公佈了它四年一度的出口國腐敗名單。在30個世界最大出口國中,企業腐敗程度最高的是印度、中國和俄羅斯。臺灣也很差,排在倒數第五。排在最前面的都是傳統發達國家。因此,督促中國等國家遵守經合組織剛通過的《反腐敗公約》。可見腐敗侵蝕到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在中共的權力天平上,消滅任何一個異己,都不經法律程式調查、逮捕、判決,陳希同、陳良宇又算得了什麼。“雙規”是極具想像力的黨內處置措施,與其說很具社會主義特色,符合專制制度的一切特徵,毋寧說符合中國人治國情。9月25日陳良宇在北京開會被限制自由,新華社公開報導是“雙規”,也就是說中共借助國家和行政強制措施,剝奪了陳良宇的自由,這局部符合“宮廷政變”的情節,所不同的是,陳不是謀反。這已經足夠刺激民間和國外的想像空間。即使陳良宇是大貪官,也應是法律說了算,而不是由中央定罪。司法行政化,或者說司法腐敗本身束縛住中共的手腳,連中共自己都不相信中國的司法機關,何論老百姓。任何未經正當司法程式的逮捕和判刑,都無公正和正義可言。

在專制的溫床上,制度提供了權力、私利和情欲的天然養分,腐敗像毒瘤一樣呈幾何等級繁衍。專制與腐敗與生俱來,像孿生兄弟一樣,互相依存。中共若想從制度層面杜絕腐敗,現成的例子很多,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制度選擇。多黨制衡,司法獨立,新聞自由,啟動這三項的任一項,社會監督就能發揮重要作用,腐敗就能得到根本遏制。其實中共很明白,反腐亡黨,不反腐也亡黨,這是專制制度本性所決定的,中共走不出“黃宗羲定律”怪圈。反腐是防止地方利益集團坐大,對抗中央政令;不反腐是為大小官員提供權力庇護,讓官員成為最大的既得利益群體,在專制的肌體上發揮螺絲釘作用,忠實於中央。因此,反腐與不反腐,都是獨裁統治所需要的,因時因人因地而異。前幾年某學者有個著名觀點:腐敗有理。不是沒有道理。從個人層面上講,陳良宇是個悲劇角色,他跟錯了人,成為中共的權爭祭品。上海32億社保基金投資于滬杭高速公路,以期增值,並無不妥。陳良宇個人是否貪污,需要司法調查,這是上海反腐的重要節點。民間普遍對官員極端不信任,樂意看到“狗咬狗一嘴毛”、以惡制惡的解氣解恨結果。陳良宇淪為權爭犧牲品應無疑問,那麼,民意是否被權力利用?

筆者認為,中國民間呼籲政府加大反腐力度,不如訴求憲政民主,讓新聞自由、司法獨立等制度安排成為現實,後者更能從制度上解決中國僵局。

2006年11月

《人與人權》2006年12月(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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