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8日訊】這個題目是我即將出版的一本書。這裡概括地向大會作一個匯報，把漢字簡化這個涉及民族文化的重大問題作一個歷史性的回顧和清算。
漢字簡化得不償失。這一點已經非常明顯。大家知道，自從電腦輸入漢字成功，漢字書寫已經根本改觀。任何一種輸入法，不論大陸、還是台灣、香港都與筆畫的多少不再相干。中國共產黨執政後不久就開始的簡化運動，耗費大量人力物力，把將近兩千年基本穩定的漢字系統，未經全民族的充分討論協商，在幾個月的時間內突然改換。凡是提出不同意見的人士全部被打成右派份子。實際上是一場強制的非科學的改革。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簡化字有甚麼壞處？
五十年代中學畢業就可以誦讀古蹟中的碑文、對聯，現代中國青少年非經訓練無法閱讀古舊書籍，看不懂港台小說和文件。
簡化字方案歸併了異體字，只是減少了少量漢字，可是對歷史文化總量來說，反而是增加了一大批簡化字。古代文獻不能拋棄，需要一套檢索系統，簡化字不能使用這套系統，另搞一套檢索系統。結果在所有的正式圖書館都必須擁有兩套檢索系統，管理人員和檢索者都必須學會兩種檢索方法。從北京、上海到美國國會圖書館，無一例外。精力和經費的浪費無法統計。
簡化字胡亂尊重所謂的「群眾首創精神」，違背了漢字原有的音韻系列和偏旁規則。例如「進」讀jin ，繁體是誰字一半加走之。簡化成井字加走之。井字不念jin 而是jing. 「這」字裡面是言字，應該簡化成統一的言字旁一點一橫再直向右勾，或者不用簡化，這字也不算難。可是卻簡化成「文」字加走之。不合規範，增加了混亂。這類問題並非個別。
簡化字立民間不規範書寫形式為官方形式，首開惡例，造成各種不規範書寫在社會上的惡性氾濫成災。
電腦漢字系統也裝備兩套漢字系統。繁簡轉換不能完全一一對應，同音替代的詞就會出現錯別字。凡是用中國大陸國標碼輸入，又在海外印成繁體的文章出現了一套特有的簡繁轉換錯字。許多描寫舊時代的影視節目不斷出現簡繁對換的錯字笑話，令海峽對岸的知識份子錯愕不已，甚至在北大百年的紀念冊上則是錯字連篇，竟無覺察。
簡化漢字造成了兩岸人民文化上統一的隔閡。數千年書同文的中國變成了不盡同文。海外的中文學校很難統合在一起。無論歐洲、美國、日本和澳洲，沒有一個地方的中文學校能把兩岸的學生家長和教師統合起來。港台青年不願意主動閱讀大陸報刊和網頁，大陸青少年更難閱讀台灣網頁和文獻。如果說，秦始皇統一六國文字，功勳卓著，那麼共產黨造成一國兩字，分裂文化阻礙統一，該當何罪？
文字的功能是讀寫兩用的。如果簡繁都認識，閱讀一樣快。而且任何人都是閱讀大大超過書寫。簡化以後，增加了辨認的困難，例如設和沒，計和汁，造成笑話：「本店設有充電裝置」，被讀作「本店沒有充電裝置」，「我沒法去辦」和「我設法去辦」，很不容易看清楚。
當代以後，中國（大陸）人普遍不再能直接閱讀歷史上一脈相承的漢字文獻。
毛澤東決定方向，周恩來主持簡化漢字工作，已是歷史的鐵案。中國的歷史文化好像被毛澤東砍了一刀。從此出現了一道斷痕。從此以後，中國的歷史文化將會劃分成「今文」（簡體）和「古文」（繁體）兩大階段。分水嶺就是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時代。毛澤東誅殺功臣，迫害作家、藝術家、學者，焚書毀廟之類的政績可能會被人們逐漸淡忘一些，因為這些言行跟歷史上的統治者仍多類似，屢見不鮮。可是草莽愚魯斫傷中國文化血脈的罪孽卻將隨著文化歷史的延續愈顯昭著。對於民族整體而言，文化的毀傷當然比殺戮的血債更多痛楚，更多遺恨。
簡化無助於快速認字
為簡化字洗刷的人們多半說，「簡化字簡單，認字能快一些」。這是中國社會愈百年來的重大誤區。隨著電腦的進步和應用，人類的認知（習得）心理逐漸明朗。根據認知心理學的探討，人類大腦的學習有些類似於電腦，當然比之更加靈活和迅速。實際上一個字無論繁簡，它的音、形、義，都要通過視覺、聽覺，發聲器官和大腦的理解反饋多次，才能建立記憶。字形，作為一個整體的視覺圖像被傳輸，繁體字是一個視覺圖像單位，簡化字也是一個視覺圖像單位。視線掃瞄的面積也是相同的字形方塊。簡化字的空白雖然多一些，可是視線掃瞄並不能忽略這些空白，空白和筆劃在傳輸信號意義上是同等信息量的信號。所以簡化字和繁體字建立記憶的過程是一樣的。漢字不容易記憶的問題，簡化字並沒有解決。大腦的記憶不是機械地專注於筆畫的多少，而是概括地掌握一個方塊字和另一個方塊字的區別。心理記憶中不在乎個別的筆畫，卻認同固定的模塊（例如邊旁或固定搭配），所以把言字旁變成「言」，把報字原來的幸字旁改成「手」，在心理習得上絲毫不減省心力和時間。減少了部份筆畫，漢字認讀的心理過程根本沒有簡化或易化。
極端地說，在方塊字中三筆兩筆的字，大概總是比二十筆三十筆的字好認。但是從實踐上說，三到五筆的字不可能太多，多了也易於混淆。一般在十多筆左右才能組成形態各異，又適合習得的漢字。漢字的絕大多數都是這種類型。為了少數難寫的相對冷僻的漢字，去改變大部份的邊旁，進而改變了整個的正字法系統，實在是得不償失。簡化對於認字沒有幫助，最雄辯的例證就是小學的學制依然沒有削減，仍然是六年。這是半個世紀以來，各地學校教育實踐的結果，不由個別領導的意志而轉移。
簡化字並沒有提高書寫效率
簡化字能否提高寫字的效率，也是數十年來中國社會的重大誤區。漢字簡化了，寫字就比以前簡單了，快了。實際上並非如此。
現在電腦輸入已經十分普及，大陸的五筆字型和台灣的倉頡碼輸入速度都超過了同量字符的英文輸入。說提高了寫字效率，是假定每個人都是一筆一劃（全規範型）寫字的。其實，除了小學生，只有寫招牌、畫廣告的工人才一筆一劃地寫字。一般到了高小階段，就開始連筆帶草了。在實行簡化以前，無論在中國大陸還是在港台地區，都已經流行著不太統一，卻大致差不多的簡體字，當時稱為「俗體字」。其中如「實、寶、聽、萬、禮、舊、與、莊、夢、雖、醫、陽、風、聲、義、亂、台、黨、歸、辦、辭、斷、羅、會、憐、懷」等字跟今天的簡化字一樣。1935年國民政府曾經頒令試行簡化字，公佈了324個簡化字。不久因國民黨內西山會議派戴季陶等人的反對被飭令收回。當時的上海文化界還在民間推行過簡化字（手頭字）運動。而且漢字歷來就有草書和行書在民間流行。青年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打工，他的方言口音難懂和草書字跡難認，引起陌生師生不悅，剛好證明了當時民間的書寫情況。但是毛此時此地行為是不對的。書寫圖書館卡片、籤條應當嚴謹、易認為好。行草筆畫給民間書寫提供了較高的效率。比如明白的明，日字旁邊僅僅彎上三道，新鮮的新，一點一橫折再上彎斜出，上繞一圈向下甩出。這類行草簡字有的減少了筆畫，有的僅僅改換了筆順的方向，並一筆連成，加快了速度。例如州、每、四等等，類似的行草簡字還有很多，當今規範簡化字總表並沒有包含。實行簡化之後，不斷強調規範化，這類民間簡字反而被認為不規範，客觀上抑制了它們的繼續流行。所以推行簡化字以後，已經確認的簡化字被納入規範字，沒有確認的民間行草簡字反而受壓抑而萎縮。尤其是課堂筆記或是會議筆記，歷來都是十分個人化、實用化的，可以大量使用民間行草簡字。所以，從民眾書寫的總效率來看，推行簡化字以前人們的書寫速度並不比簡化後慢。請看潘漢年的題詞。一個有趣的實驗就是請海峽兩岸學歷相同的朋友一起聽寫，約定不要求工整、規範（可用俗體），只需要快速、可讀，文章「中性」，不帶有任何一方的冷僻詞語，聽寫的結果往往就是一樣快。
僅僅在小學生習字的階段，每個簡化字可以少寫若干筆。根據國家語委的統計，簡化字從過去平均十六筆，減少到十點三筆，節省了五點七筆。一般文章並非全部是簡化字，所以按一半計算，大概平均減省了兩三筆。實在可以說微不足道。而且從民族文化的深層角度來說，幼年學童在漢字書寫上稍微多花一點功夫，認識邊旁和組合，注意搭配和間架，是對祖國文化基本功的一種操練，一場入門熱身活動。
漢字是落後、難學的文字嗎？
漢字落後、難學的說法是從哪裏來的？最早來自歐洲那些半路出家學習漢語的語言學家。黑格爾甚至描寫漢字是「聾子的閱讀和啞巴的書寫」。帶著西方人自視優越的傲慢。中國經濟落後，派遣留學生出洋，這些學生就開始追隨西方學者的說法。錢玄同和趙元任是代表，魯迅和瞿秋白甚至說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論斷以及類似的惡言惡語，只是重複他們的想法而已。然後蘇聯開始注意中國革命，以吳玉章等人為代表的文字改革人物跟隨蘇俄共產黨派往遠東華僑社團和派往中國的幹部一起，接觸華工中的文盲半文盲，接觸中共黨員，浩歎漢字難學、落後。在中國紅軍和革命根據地開展成人教育，又遇到掃盲的困難，覺得漢字太難。1949年以後，大批共產黨的文盲半文盲幹部走上各地的領導崗位。面臨嚴重的困難，自然叫苦不迭。一個共同的特點是西方半路出家的語言學者、蘇共幹部、旅俄華工、根據地農民和進城老幹部都是青少年時代錯過了學習漢字的機會，成年之後才來學習漢字，事倍功半。正是這些人最強烈地痛恨漢字，難寫難認。啟蒙教育在任何民族都安排在幼年，是符合人類生理和心理特點的。以德國華僑為例，現在許多中國移民德國立足之後，將十來歲的子女接來團聚。按理說德文是世界上拼寫相當規則的文字，能說，大致能讀出。可是這些孩子一般都能掌握會話，文字能力則懸殊極大。很多孩子就是有語文障礙。英語國家就更不用說了，因為英文的言文不一致，幾乎跟漢語漢字差不多。也就是說，言文一致的拼音文字也跟漢語文一樣很難學。德國全科中學Gymnasium的德文課程一直上到七八年級。拼音的德文就容易學嗎？漢字難學難記，但是一旦記住，就沒有變化，終身受用。西方文字英文人人都知道拼寫太不規則，德文和俄文堪稱最言文一致，但是也有很多聽寫陷阱。詞內屈折、詞尾、音變、性、數、格都有變化，還有種種例外。這些語言變化都要表現在文字中，所以掌握外文也絕不容易。26個英文字母、33個俄文字母學起來不難，可是離開學會英語、 俄語卻差得很遠呢。
將文盲現象怪罪於漢字繁難是不公平的。兩岸三地的實例不言自明。海峽對岸沒有實行漢字簡化，注重教育，不到三十年，約在70年代末基本消除了文盲。香港長期被稱為文化沙漠。旅歐港人文盲比例在七八十年代很高。香港1974年實行義務教育制。現在的中青年港人已絕無文盲。香港學校教學也沒有推行簡化字。中國大陸簡化了漢字，賠上了無可估量的損失，半個世紀過去，仍有文盲八千七百萬（2004）。現在在歐洲的中國難民文盲絕非個別。他們回答為甚麼不識字的原因，都與漢字難學無關，幾乎全是社會性的：要麼是家庭出身不好，不准入學；要麼是（文革動亂）沒有老師沒有學校。再過十年，成年的中國人文盲大概要說：「因為教育產業化，上不起學」了。總之，文盲現象跟漢字的繁簡沒有關係。關鍵還是社會環境的安定，國家對教育的投入，台灣的教育預算高，師資陣容強，政府善待知識份子，鼓勵人民尊師重教。我們的教育落後，恰恰是土改摧毀了農村的文化根基，運動整肅了城鄉知識份子，發展軍備和核武器，壓縮了教育經費，政治嚴重地干擾了教育，幾代人積重難返。
漢字簡化與共產黨的關係
每當提出簡化字有害無益的時候，總有人指責說是港台人不懂簡化字，不懂簡化運動的歷史。實際上大陸人早就有人提過意見，可是凡是反對簡化的人都被打成了右派。簡化的最初想法的確不是共產黨人提出的，但後來也跟魯迅、瞿秋白、吳玉章等共產黨人有了關係。真正實行漢字簡化的完全是共產黨。這個歷史責任是要有共產黨，特別是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來承擔的。文字並不是不能改革。俄文經過了改革，德文改革現在仍在爭議中。倫敦也有一個長期堅持的拼寫改革協會，鼓吹英文改革。問題是要不要採用政治運動的手段， 要不要實行民主決策，聽取人民，特別是專家學者的建議和反映，能不能說改就改，不經過試點和研究討論。一個黨和幾名幹部能不能決定全民族文化的主要承載工具的命運。
漢字簡化是1955年1月提出草案，10月文改會通過，1956年2月1日起全國推行。以後又公佈第二、第三方案。到了1957年發生了整風鳴放。共產黨為了引蛇出洞，組織高級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人士鳴放。共產黨員邵力子說「我是參加了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的，（章）伯鈞先生說文字改革只是幾個人關起門來搞的，這樣說是太冤枉了」。羅隆基發言說：「文字改革問題，是討論過的。當時討論的是拼音文字方案，而不是討論中國文字是不是要拼音。說到漢字簡化，也沒有討論漢字簡化的方向問題。拿出來討論的是簡化字。而且拿出來討論時，說是黨已經決定了。這樣如果開展討論，就會說是反對黨的政策。當時很多人是不敢講話的」。章伯鈞說：「將漢字改為拼音我是懷疑的。但是贊成通過，我也不反對。羅隆基說，毛主席是贊成拼音化的，這樣讓大家討論就很難發表意見了。」鳴放不久，慘烈的反右鬥爭，至少五十五萬知識份子被打成右派，受到各種嚴酷的處分。1958年2月3日文改會主任吳玉章在人大一屆五次會議上作文字改革的報告時，特別指出：「一些右派份子利用共產黨整風的機會，對文字改革進行了惡毒的攻擊」、「簡化漢字是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好事，反人民的右派份子自然要反對……」談到漢字拼音化問題時，吳玉章直接點名說「右派份子章伯鈞」的鳴放講話「自然是別有用心的污蔑」。這些刊登在人民日報上的白紙黑字說明共產黨分明是把文字改革作為政治鬥爭來展開的。因為文字是全國人民都使用的。所以除了文字改革，任何其他專業都沒有如此的殊榮，在人大點名批判。章羅兩位是中國最大的右派份子，至今沒有獲得「改正」。他們被打成右派當然遠不止是因為漢字簡化和拼音。但是反對漢字簡化也是諸罪並罰中的一項小罪。另一位名人就是新月派詩人考古研究所文字學研究員陳夢家。他的右派罪名是提出「文字改革要慎重」。文革中他作為右派不堪折磨自殺身死，夫人翻譯家趙蘿蕤精神失常。另外國務院文改會幹部李濤也因對文字改革發表不同意見，被劃成右派。其餘各地基層的中小學教師、大學講師、教授、機關幹部因此被打成右派今天已無法統計。五十年代共產黨人急切推行文字改革絕非偶然。實質的背景是當時幹部隊伍教育程度的先天不足。部份中低等教育程度的幹部「調干」深造，但是大批文盲半文盲仍然需要安排工作。大批以大老粗自居，不肯下苦功脫盲的老革命進入各級黨政軍領導崗位，從行伍到行政，水平與權力比重失衡。普遍產生矛盾導致心理的焦慮和躁狂反應，折射到文化政策上，就是倉卒推行文字改革。甚至逼使高層接受拼音替代漢字的想法，把簡化當作權宜之計。
共產黨有權進行這樣的民族文化決策嗎？
漢語漢字是全民族的文化載體。共產黨奪取了大陸政權以後，至今沒有統一全國。當時還有大批學者專家避居台灣、歐美、日本。在大陸搞一些在「黨已經決定了」的前提下的討論，完全是過場做秀，沒有代表性。平心而論，如果沒有國共兩黨的戰爭，全國和平統一，讓全國人民和專家學者自由討論和協商，漢字簡化恐怕未必不能獲得通過。因為當時胡適、趙元任、周作人等人都還健在，他們都會支持改革。同時錢穆、胡秋原等人也都健在，他們會提出許多反面意見，胡適、趙元任、陳夢家這些贊同人士也會提出批評建議，這樣的對立可以形成制衡，使文字改革不會這樣倉促，不會從文改會通過僅三個月（1955年10月到1956年2月1日）就開始全國推行。德國的文字規範化改革從政府主導列出方案幾乎實行了八年，還沒有定論。其間經過憲法法院的裁定，獲得合法性；並邀請奧地利、瑞士德語區的專家，共同組成委員會，不斷收集中小學校教學反映。至今仍然受到著名作家和部份報刊的抵制，學者更提出大量改革方案的漏洞和缺陷。中國的文字改革到了整風時期，大概十五個月，正是接受反饋，改進調整的時機。可是一場慘烈的反右鬥爭將任何討論的氣氛都驅散了，除了服從沒有選擇。如果1956年的簡化被批評討論延宕下來，只要拖過十年，遇上文革動亂，就徹底被擱置了。動亂之後，人們敢於講話，如同簡化字第二表那樣，遭到抵制，電腦普及和中文輸入接踵而至，這一場民族文化的劫難就避過了。但是歷史沒有假設。漢字簡化運動實質上是一個文化淺陋的武裝集團在奪取政權之後，對民族文化實行的一場強制性媚俗整容。簡化運動對掃盲無甚幫助。1964年中國文盲兩億三千多萬，佔人口33.58%，文革後改革開放，1982年文盲兩億兩千九百多萬，佔人口22.81%；2005年文盲率才降到了8.33%。
文革浩劫誅殺功臣、迫害文人，但是與歷代的情形頗多相似，大部份中國人不再能閱讀古代文獻，今天，中國的文字局面已經出現類似焚書坑儒之後的「古文」和「今文」的時代。而跨越世代的語言文化傷害將比僅及一兩代人的身心傷害更加痛楚，更多遺憾！而且時間愈久，傷痛愈深。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
要不要恢復繁體？
既然簡化得不償失，要不要恢復繁體？這個問題不那麼簡單。關鍵還在於我們的國力。英國這樣的小國，改行公制度量衡，耗費的財力非常巨大，牽扯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的民族歷經劫難，專制政體尚未結束，能否經得起再次的波動？對於這樣重大的民族文化決策，再也不能憑一兩個人腦袋一熱，就全國推行。非經人民討論和專家協商，基層試點和徵求意見，不可輕舉妄動。
如果可能，只要兩岸政通人和，攜手合作，由於電腦逐步普及，要恢復正體漢字系統，重續文化源頭，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天發自內心的呼籲仍然是希望我們祖國的民族文化不論遇到甚麼新的問題，重大決策都應採取民主的方式，讓人民和專家學者充分討論和醞釀，再作裁定。
2006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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