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就是一個集團。
一個人就是一場運動。
四
在民主牆被封殺、我們被逮捕之前，我們由貴州高原出發，先後向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北京持續發起過六次衝擊，最後一次形勢已十分危急，仍冒險去了一個人，在天安門廣場貼出最後一幅大型橫幅標語：「民主啟蒙運動萬歲！」此人名梁福慶，原為貴陽至北京的火車上的列車員，我們先後多次從貴陽至北京、從北京返貴陽都由他「專列」來去包送。
我們第三次上北京，在天安門廣場張貼了我以筆名「公民」寫的一封《致卡特總統》的公開信，直接提出紅色鐵幕後的中國人權問題，呼籲整個西方世界和全球給予關注。此信開頭表明：「這是一個普通中國人和一個同樣普通的美國人，就人權問題進行一次平等的對話。」此文和我的《火神交響詩》很快被翻譯成包括英文在內的多種文字，並由此開始了中國與美國兩國的人權外交。此次同時貼出李家華以「路茫」為筆名的《論人權》一文，此文也是中共執政後第一次公開貼出的人權專論。
第四次同樣在天安門廣場，發表了我的以「來一場靜悄悄的情感革命」為序的我的愛情組詩《田園交響詩》（《我的奏鳴曲》），這是那個年代最早的愛情詩。那個時代的「愛情」和「愛情詩」都是禁區，和人的生命與大自然沒有關係，男女戀愛、結婚必須先經單位領導審查、同意，只差由他先行「試婚」。其更大的前提就是，個人情感、婚戀必須符合「毛主席」的「思想」要求，必須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標準，比如「英雄配模範」之類，達不到這種「高標準」要求，也要以這種標準為戀愛結婚者的學習對象。所以，我因了這組「離經叛道」的詩被人視為「反動」、並由省委宣傳部下文批判，因而成了「政治」和「文學」的「雙料壞蛋」和橫跨兩個領域的「兩棲動物」。
第五次我們的陣地由天安門廣場轉移到了西單，我在那兒的牆頭髮表了對毛澤東的長篇評論《論歷史人物對歷史的作用與反作用》。我以為毛澤東所發動的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內的一系列「政治運動」，所起的不是推動歷史前進、而是導致歷史倒退、阻止歷史進程的「反作用」。在由毛澤東個人主宰和駕馭的所有「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絕不存在自顧自說的「人民文革」。這不僅是某些實質上當時極為「迷狂」者對自己在那個嚴酷的時代的不真實的「自我定位」；也是自覺不自覺地對這場空前浩劫和災難的性質的人為扭曲和粉飾。與此同時，我還發表了歌頌首次公開出現在中國大陸的公眾「自由論壇」的詩：《民主牆頌》。
詩是書寫、也是行為，它同時也是運動、以個體生命形式展開的精神運動。所以，對於每個詩人而言，「一個人就是一場運動」。而詩人是「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的特立獨行者，無須拉幫結伙，一個人足以面對整個世界和全部宇宙人生，所以，真正的詩人「一個人就是一個集團」。這樣的詩人可天然容納一切、包括各流各派，卻不從屬於任何「流」、任何「派」。
在一些人眼中，西方永遠是產生「大師」的地域，東方是精神的不毛之地、貧瘠之地。東方對西方只能作永遠的仰視或步其後塵。這類人的姿態貌似踞傲，其實心性上十分自卑。東方落後於西方的是現存壓制人性發展的專制體制，而非智慧和精神文化層面上的弱勢。東西方思維方式各異，東方的抽像的形而上的思維，相對於西方的具體思維，具有極為浩瀚的包孕性。東方人對宇宙生命萬象的深層探索和把握，自有為西方人所不可取代的獨特的精神視角。在本世紀，東方正以上升的強勢登臨新的精神高度，對我們這個共同生活的世界作新的全方位的俯瞰，而不是永遠踩著別人的腳後跟，被塵土嗆得直咳嗽！中國人要有真自信，首先必須是個自由人，不向任何威權和世俗偶像俯伏。人與人沒有尊卑、人對人沒有恐懼。詩人是甚麼？怎麼寫詩？就像當年「啟蒙社」四條漢子，在天安門廣場曾有過的「壯懷激烈」的舉動，那就是以「那廝掏出那物」的方式，解開褲子朝高掛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聖像」撒尿！這正是：
「在天安門廣場，撒泡尿也是大瀑布，放個屁也是驚雷！」
在專制者面前敢於蔑視，這意味著每個人活得同樣有尊嚴！而作為詩人，在那個「萬眾祈禱」、「皇恩浩蕩」的獨裁專制社會中，以生殖器為筆，敢於以另類形式寫出人間另一種意義的詩！在「六四」運動中，敢於以顏料雞蛋砸向天安門城樓上高掛的「紅太陽」、以表示「畢恭畢敬」者，也是幾個來自湖南的反偶像崇拜者，他們也正是「紅太陽」的老鄉！
民主牆時代，遠非今天的「互聯網」時代，任何一種表達都必須身體力行才能衝出封鎖、衝出絕境；任何一個舉動都要付出極高極慘的生命代價。這裡不僅需要勇氣，也需要敏銳地抓住某一稍縱即逝的歷史瞬間。所以我認為，歷史不僅是循序漸進的，有時候由於某種突發的因素，也可能在一個瞬間內完成一個歷史事件，甚至在一個瞬間內改變整個歷史。
「啟蒙」在民主牆時代是破天荒之舉，它不僅引起舉世關注，在國內也引發了廣泛的反響和回應，「啟蒙社」為此收到來自全國各地民間的三千多封群眾來信。而整個民主牆時期，中國的「民主牆運動」成了全球關注的焦點，各國駐京記者曾為此發出過二十二萬條電訊。由於影響之大，也出於試圖利用的原因，官方曾先後派出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中國青年報》等對「啟蒙社」作過採訪。僅《人民日報》特派記者周修祥、王永安的專題採訪就曾擬在報紙上以四個版面發表，此事後來因為當時堅持「兩個凡是」的華國鋒反對而被迫取消、改為在內參上登載。胡耀邦曾擬邀請「啟蒙社」全體成員赴京，由國家出面在北京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之前曾由貴州省、市委宣傳部轉達，要求我先寫一份面對國內外發言的文章，強調要表態擁護「四項基本原則」，結果我交上去一篇《我站在中國的大門口說話》，不改初衷和具有普世價值的國際人權理念。我想像那些人在讀我的「發言」時候會讀得臉色發青、一把將我的文章撕了。其結果就是沒有「應邀上京」，而是「投入囹圄」。當時全國範圍內主要社團成員都被逮捕入獄，「啟蒙社」骨幹幾乎全體被抓，只一人倖免。整個民主牆運動唯有對北京的《今天》網開一面，沒有一個人被捕。我因此被打下十八層地獄，此前曾擬由《詩刊》、《人民文學》、《人民日報》發表的詩稿紛紛取下，專制者有選擇地推出了專制體制內可容納的「藝術」；而這類藝術的「出現」和「存在」似乎也僅為尋求專制者的接受和認可。中國當代詩歌史、思想史乃至社會史，在專制者與官方學者的互為默契和彼此配合下，或杜?、或虛構、或置換、或改寫。專制中國的文化從來是虛假的文化；這個國家的文人從來是投靠和依附官方的文人。而一代一代的人卻仍然還在官方、准官方和偽民間共同製造的謊言的籠罩之下，至今未走出專制鬼魅的陰影，毫不瞭解歷史的真相和有待揭開的社會的隱秘。「文化大革命」、「民主牆運動」、「『六四』運動」成為絕口不提的歷史禁區。這樣一個社會，一切精神創造圍繞權力意志而轉移，文化已經喪失獨立的尊嚴、文人失去獨立的人格，自願成為權勢者的馬前卒，早己毫無良知和羞恥心可言。這種情況下，還有何可能給當代人和後來者一份歷史的真實？有何可能產生具有普世價值的文學藝術作品？有何可能創造一種具有世界水平的文化、並使其成為世界文化重要組成部份的現實前提、基礎和條件？！
在民主牆運動之前，我在五十年代末期開始就遭受封殺；一生一次又一次失去自由，在獄中度過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代和黃金歲月。民主牆運動之後，我和「啟蒙」一起在中國大陸就地蒸發，作為一個人，從精神到肉體完全消失、在世界上「失蹤」。那個信息嚴密封鎖的時代，一個人動不動就被人非法關押，任意丟入黑暗的深淵，水面上連水泡也不起一個。你若認為你沒有犯罪、提出你的質問：「為甚麼要把我投入監獄？」“執法者」竟會坦然地對你說：「我們不需要你犯甚麼罪，逮捕你只根據我們的需要！」此人為公安局長，也兼職安全局的頭兒。另一位卻對我說：「你78年一把火，現在到處都在冒煙，你闖下了?天大禍，犯的是顛覆罪！而我們的職責就是維護這個政權，保證它不被顛覆！對於這個社會你永遠有罪！」此君當時是公安局一處的一位年青的副處長。同那些因為詩歌的「藝術性」而得到「黨」和「共和國」的「承認」者不一樣，首先「讀懂」並拒絕我的詩歌的正是這個「黨」和「國家」，包括維護它們的整套司法體系、數不清的「執法」的警察和今天的「網絡警棍」！這不僅是我們那一代人的悲劇，特別是像我這樣一個生活在閉塞、邊遠貴州地區的人的令人難以想像和置信的悲劇中的悲劇！這也是整個時代的悲劇，這種悲劇直到今天還在繼續，幾乎無人敢於公開喝破、挺身而出制止！在今天的中國大陸，只有一批以大智大勇的維權律師為代表的維權者，開始率先打破這一僵局，而因此日以繼夜地承受著難以想像的高壓！在控制「言論自由」問題上，今天這位年齡還小於我的主政者，比他的前任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個意義上，我特別關注的正是那些正重複著我的命運和遭遇的人，他們早已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成批地出現、越來越普遍，他們是轉型時期中國變革的希望，像我這樣一個過來人卻從深心對他們滿懷敬意！
一位英國學者、前英國駐北京外交官、《毛以後的中國》一書的作者羅傑先生，說他當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曾在現場親眼看到過「啟蒙」大字報和那兩條大標語。也目睹過此前出現在北京王府井的《火神交響詩》和大街上擠擁的場面。所以，他在後來出版的《毛以後的中國》一書中，許多地方都曾寫到我，差不多佔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從那以後，二十多年來他一直尋訪我的蹤跡卻無從覓蹤，石沉大海、杳無音訊，估計我早已離開這個世界、死於獄中。只是到了近年，他才從國外的英文網上意外見到我的名字，卻不禁懷疑是不是同一個人？一位美國漢學家、《沈從文傳》一書的作者金介甫教授，在美國見到我居然活著，露出一臉驚訝的表情，說民主牆時代曾「發現」過我，現在是對我的第二次「發現」。因為歷經漫長的年月，在他的感覺和依稀記憶中，我早已被時間的塵土湮滅，今天能在那種社會環境中活下來，無異於再次重生、第二次「回到人間」。我聞言悵然！木然！淒然！頭髮花白、霧眼朦朧卻早已沒有眼淚。今天生活到這般年歲已近一生盡頭，恍然才發覺渾身塵灰走出時間的「遺忘」，在倖存的「目擊者」中復活，不知是喜是悲、是「幸」還是「不幸」？！
一個人的一輩子被專制打擊和摧毀幾近灰飛煙滅，終生形同於早已被強權作出「不流血的處決」！人是生而自由的，我的「自由」何在？！作為一個人生存在這個世界上，我的「人權」何在？！為堵塞和矇混國內外視聽，數十年來，專制者先是一再嚴厲封殺、最後封殺不了了，就找出各種理由搪塞，散佈各種謊言繼續矇混世人。當年鄧小平與卡特會晤時，稱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有優越的社會制度，不存在人權問題。好像從未有誰剝奪和禁止過我的「言論自由」，責任在於我，不應該把在中國不存在的「人權」問題提到國際社會上，這樣做有失「國格」、有損「國家尊嚴」，也有「叛國」之嫌。因為對於共產黨來說，「黨」就等同於「國」。也從未有誰非法限制我的作品出版，主要是我寫的這些東西不是「純文學」；「文學」應同「政治」拉開距離，詩人和作家不應該介入政治。因為「政治」是共產黨的「獨家經營」，沒有你的「股份」。「政治」和「良心」、「良知」也無關；所以，「純文學」就是「非政治化」。它本身是「藝術」，也與「良知」和「良心」無涉。好的藝術家，都不去沾邊政治、良知和良心。至於一生高達六次把我投入監獄、實行「強制改造」，是出於對我的「挽救」，給我一個「改惡從善」、「脫胎換骨」的機會，希望我「重新回到黨和人民的懷抱」。其實，「只要有悔罪表現，黨和政府還是歡迎的」。也就是說，能不能得到「黨和政府」的「收編」和「承認」，決定於一個人是否「自知有罪」、是否能同「黨」和「社會」高度「保持一致」？！這就是「美學」、這就是「藝術」、這也是「詩歌」！正因為如此，中國總有一幫無恥文人，始終懂得如何「藝術」地與官方互為唱和，如何得到「權威」的認同和庸眾的附和！
「政治」不是共產黨一家獨享的專利，「文學」也無須經由官方作出定義和裁判！人類一切的創造以「自由」為前提，一個極權主義國家何談政治民主和真正的藝術創造的自由？！
有多少人知道，他們曾秘密從中央下達一個文件：「不准發表黃翔作品，擴大他的影響。」下文的獨裁者先是老了、久而久之也就把事情忘了；後來死了、壽終正寢了，因為他生前下達的禁令只能由他去撤消，也許後來也沒有人想到要去撤消？對專制社會而言，這道禁令似乎是出於保持這個社會的「長治久安」；而對一個自由生命而言，無異於實施永無解禁之日的「終生囚禁」！它等同於變相的「第二十二條軍規」，怎麼樣對我施暴、施壓，都有充足理由、都有「合法」根據！
詩歌和藝術是人類共同的語言，「共同」卻不意味著「大一統」。無論是專制國家的文化「大一統」，還是世界範圍內一統天下的「文化帝國」，都是我所為之否定的、也絕不認同的。
在一個國家內，應允許作家和詩人有不同的精神追求、包括不同的政治傾向、宗教信仰和文化理念。各自相異的思想特色、多元紛呈的精神創造和獨特的藝術風格，構成一個民族文化的全部複雜性、豐富性和多樣性。詩人和作家的創作相比較而存在，一個公正而寬容的社會應為每一個公民提供平等競爭的平台。如果一個時代只僅僅允許一種「為我所用」、乃至非常淺薄的「精神」傾向和「藝術」風格存在，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這個社會精神本身的虛假、單一和貧乏，其所容納或認可的「精神」和「藝術」生命的真實程度就令人十分可疑？！
在世界範圍內，也沒有一種文化處於「一覽眾山小」的絕對居高和籠罩一切的地位，並以其強勢對別的民族的文化實施精神「入侵」乃至全面顛覆。世界文化由各自相異並具有不同民族特徵的文化共同組成，不同民族的文化也以異彩紛呈的姿態，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呈現和證明自身所具有的普世價值。
作為一個詩人和作家，我的生命與自己所熱愛的語言和文化相聯繫，與我所血脈交融的那片土地、歷史和人群相聯繫。我離開中國出於逼迫、也出於無奈。如果我不離開，在我被長期監禁以後，他們又要對我進行無端的指控，並再次重判、讓我此生最後老死獄中。僅管如此，中國對於我絕不等同一個執政黨，從我離開中國的那一瞬間開始，我就開始懷念中國並無時不想重返故國家園。
我並不喜歡為自己貼上任何意義上的人為的標籤；但也同樣厭惡那些自視清高卻怨天尤人的心理不平衡者。他們不理解一個流亡者在精神上對「流亡」的「逃避」；也不理解對一個渴求自由的生命而言，無論他是置身國內還是國外、也無論從其生命內部還是外部，都有多重意義和不同方式的「出逃」的可能性。
存在絕不可簡單地一言以蔽之。它絕不僅僅等同於社會層面的「政治」；而是一種複雜的精神現象。
正因為如此，我早就自視自己為一個「逃避逃亡」的逃亡者；並且注定「逃於無處可逃」。
今天的這個世界很小、小得像個村子，並且時空的距離越來越近。一個人無論出於何種原因，選擇這個村子的某一地段，營造自己身體和精神的居所，既無可非議，也屬正常現象。但我仍然要說，我的離開故土和親人卻是出於人為的迫害和驅逐。也就是說不是「自行選擇」、也非「自我放逐」，而是持續的暴力高壓下的政治迫害和政治流亡。
縱使如此，「流亡」對我來說，絕不局限於世俗政治的涵義；我更願意把它理解為宇宙生命的「漂泊」。由此而超越某種心理層面上的人為的「自我圈禁」，也超越專制社會的畸形「政治」對自由生命浩瀚精神的先驗制約。
五
以下摘引自我相關詩人、寫作和詩歌本身的片斷論述，以此作為本文的結束：
1
骨是我的筆，血是我的墨，生命自由書寫比暴力和謊言更強大，它令扼殺人類精神自由和製造精神恐怖者懼怕，它內在地足以摧毀一個體制，宣告一個時代的結束！
2
一個詩人，不僅是黑暗的反叛者，他更應該是黑暗的超越者。他不僅是具有反叛黑暗的勇氣；他同時有超越黑暗的胸懷和智慧。
他的形象不應僅僅是由黑暗塑造並將自己駐足於與黑暗同一的層面上，而應該從黑暗中昇華並超越黑暗，為人類創造一個遠比黑暗更高、更豐富和廣闊的宇宙人生……
3 論詩
詩歌與諸種學科和文體的綜合，就是對諸種學科和文體包括文學分類意義上的「詩歌」
本身的解構！
詩歌與其他諸多藝術表現形式和手段的綜合，就是對「詩歌」本身及原有諸多藝術表現形式和手段的解構！
面對所謂後現代主義，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破壞就是建設」，不如說「綜合就是解構」。因為前者並不意味著「破壞」就是「建設」的同步完成；後者的「綜合」就是前現代、現代、後現代相互消解中詩性「創造」的一步到位！
所以，很難以單一的而不是多變的形式去衡量一種詩歌，如果這種詩歌是一種生命意義上的「大詩」！
所以，也難以某一歷史階段或某種「主義」、「流派」去評估一個詩人，如果這個詩人是個廣納百川的具有巨大精神容量的包孕性的詩人！
一切都是過程，時間的流程中最終能經得起大浪沖刷而留存於世的生命的痕跡、詩人的姓名和詩歌總是極少的、個別的、罕見的，在某些時代甚至是唯一的。
「過程」也就意味著，人類精神發展史，本質上是一種無始無終的歷史。這是一種宇宙生命現象。這一現象對於某一個別詩人來說，其精神創造的結束和開始都發生並共存於同一宇宙生命稍縱即逝的神秘瞬間……
4
雀鳥和鴿子棲居北方皇城的陰影中，詩歌的鷹隼來自荒野遼闊天空自由的鷹巢。是的，是自由和野性的鷹巢。不是受制於皇城的圍牆或「話語權力中心」的黑色威懾，在精神暴虐縫隙中自我迷幻和安靜咕噥的「鴿巢」和「雀巢」……
2006年7月31日—8月4日下午於美國匹茲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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